文坛边上·2012年卷
作者丨吴昕孺
3月16日 雨 星期五
昨天中午，耀红在兴汉食府请伟国、柳理、敏华、玲娟吃饭，邀我作陪。伟国号称“老狼”。这匹老狼可不是独狼，而是组织了一个狼群。据说，那个狼群里尽是才子佳人，其中包括我们“为先在线”的诸多美女博主。
柳理乃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坛”制片人，湖湘文化的传承者。让人自豪的是，如此人才，也产自我们长沙县。我第一次见柳理，应该是在白沙井旁一个茶馆，复生安排的活动。当时我觉得他酷似耀红，但不知怎地，他们俩坐在一起，就没那么像了。
锦心绣口的唐玲娟是耀红一手培养出来的才女，文章端的了得。她的童诗教学更是引人注目，她所在的树木岭学校，是长沙市唯一一个专门开办了童诗课的学校，好多学校想效仿，都因为缺少一个像唐玲娟这样的老师而望树木岭兴叹。
玲娟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长沙市规定全市中小学生都要写“学雷锋日记”，他们学校自然也要作出安排，要求每个学生回家写一篇学雷锋日记。第二天检查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交上来一页白纸——她的日记是空的。
老师问：你的日记怎么是空的呀?
学生答：老师，我昨天在马路上站了两个小时，那些老人都不需要我搀扶他们过马路，我一件好事也没做成。所以……
玲娟他们几个老师觉得这很不错呵，学雷锋首先就要学他的真诚，说真话，做真人。这样的空白日记难道不值得宣传吗?于是，他们请来某电视台记者。记者听说有学雷锋典型，兴冲冲地跑过来，拍了回去后打来电话，说，这个不能播。
于是，引出时下怎么学雷锋的话题。雷锋是个好人，要学，也值得学。但作为21世纪的公民，究竟应该怎样学雷锋呢?我完全同意玲娟他们几个老师的意见：首先要学雷锋的真诚——
不说假话，不做假事，除了学生不写假日记，扩而广之，老师不搞假活动，校长不写假总结，财务不做假报表，审计不造假数据，记者不写假新闻，下级不弄假汇报，领导不做假报告，政府不出假政策……
一个假人，绝不可能会是一个好人，顶多是一伪君子。
一个造假的社会，绝不可能是一个好的社会，顶多粉饰太平。
学生的空白日记不值得报道，是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假得不可救药了。如果学雷锋，都来造假，我想，雷锋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
3月22日 阴雨 星期四
周春富何许人也?他本是中国辽南农村(大连瓦房店)一个“勤俭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然而，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不幸死于激进的批斗。
可能让周春富自己都万万没想到的是，被批斗无辜致死终结了他的人生，却并没有结束他悲惨的命运。他不期然被写进一本名叫《高玉宝》的长篇小说中，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半夜鸡叫”故事中的主人公——周扒皮。
《高玉宝》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该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书名就是主人公之名，主人公之名就是作者名。而且，书中人物全部是现实中的真名真姓。周春富就是这样成了高玉宝笔下的“冤大头”。
高玉宝何许人也?他自称在周家放过猪，但周家人从没见过他。他1948年参军时是个典型的文盲。1949年8月开始写自传时，还要以画代字，如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就画个鬼脸来代替;“杀”字不会写，就先画一个人头，再在头上画把刀。高玉宝的入党申请书就像一幅时下幼儿园贴在墙上的幼儿作品。但奇迹在两年后发生了，1951年，长达20万字的长篇小说《高玉宝》完成草稿，1955年4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后一版再版，总发行量超过500万册，国内用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行，并被译成近20外语。高玉宝本人因此一跃龙门，20多次受到毛、刘、周、朱、邓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高玉宝》中的节选《半夜鸡叫》不久进入教材，绘成连环画，被一代又一代孩子读得滚瓜烂熟。我查找资料，直到1989年，五年制语文第八册第18课还是《半夜鸡叫》。惨的是周春富，他被高玉宝换上“周扒皮”的马甲后，成为上世纪从50年代中至80年代末中国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和刘文彩、南霸天、黄世仁齐名。
周春富倒是去世了，可怜其后代长期生活在他这个“恶霸地主”的阴影中，在那样的年代，无人敢置一词。到了21世纪，终于有人站出来了。周春富的曾外孙孟令骞，乃大连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他经过多方调查，得知署名“高玉宝”的长篇小说《高玉宝》有13章全部为四川资阳籍部队作家郭永江(笔名荒草)所写。荒草每写完一章，高玉宝照着抄写一章，再由组织上拿到《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以后每版书均附有荒草的文章《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稿酬平分。但在反右之后，荒草从“帮助修改”退居“提供辅导”，最后彻底消失。郭永江在临终前，写信给资阳文献学会，郑重声明《高玉宝》是他的著作。
孟令骞查证，“周扒皮”和“半夜鸡叫”都是根据需要制造出来的。周春富在土改中被批斗致死后不久，高玉宝“结束在大连的流浪生活回乡当上民兵，这是他日后参军在部队搞的诉苦教育中可以就近找到的‘控诉’对象”。
“半夜鸡叫”的故事不仅本身是虚构的，而且近年来有不少文章指出，无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农村普遍租佃关系的史实来看，细节都与事实相悖。于是，孟令骞于2009年1月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半夜鸡不叫》，为自己的曾外祖父洗冤、正名。
高玉宝至今健在，他在公开场合一直坚持“半夜鸡叫”是真的。他说，他们村里四个地主都半夜学鸡叫，写书时就集中到“周扒皮”身上了。为了逼真地形容“周扒皮”，高玉宝倒是下了一番功夫，练就一门公鸡啼鸣的口技，“在2005年大连电视台鸡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年近八旬的高玉宝应邀现场表演了一段生动的‘鸡鸣’”。政治的需要转变为娱乐的需要，高玉宝由文盲成为著名作家，由作家又跻身娱乐明星的位置，造化弄人，真是不太讲道理啊。
在《炎黄春秋》第3期上读到孟令骞先生的《我所了解的“半夜鸡叫”的真相》，颇有感触，故写下这篇日志，上述所引资料大多出自孟先生该文。联想到，我小时候最喜欢看《半夜鸡叫》的连环画，一律将周姓同学骂成“周扒皮”，还和伙伴们玩“半夜鸡叫”的游戏……不觉间，中毒已深。我在散文《父亲的清明节》一文中，还写到：“父亲像周扒皮一样，他不学鸡叫，他做狮吼，把我们从床上赶起来。”因为该文已经公开发表，修改不及。在此，谨向周春富及其家人致以歉意。
3月24日 阴 星期六
昨天，久雨的长沙终于露出笑脸，出太阳了。随即，由湖南教育报刊社为先在线网、《湖南教育》杂志社主办的“面朝书海，春暖花开——首届湖湘教师读书论坛”在湖南师大国际学术报告厅隆重开幕，来自全省各地350名中小学老师参加了这一盛会。
今天的重头戏是我的老校长张楚廷教授作“读书与批判性”的学术报告。春节期间，我在云南学习、采访，罗崇敏先生告诉我，他在履职云南省教育厅长前夕，认真研读过张楚廷的《教育哲学》，十分服膺。在上世纪80年代，张楚廷与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是国内屈指可数的认识教育本质并具有教育前瞻性的大学校长之一。
张校长开讲了，依然是他的节奏，缓缓开场，慢慢入境，乍听仿佛他没什么可讲似的;不料听着听着，渐感峰回路转、花明柳暗;再听，则宛如奇峰扑面，应接不暇。试尝其鼎之一脔：
张校长说，对于教育来说，与时俱进是远远不够的。与时俱进只适合政界和商界，不适合教育。教育一方面要超越时代，引领时代，另一方面它又是保守的，要守住自己的文化血脉，守住自己的学术传统。
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敢于批判政府，真正先进的政府应该欢迎知识分子的批判。
邓小平有关教育的论断：“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没有错，但也远远不够，这三个面向全是面向外部，独独无视人的内部，无视人自身，教育首先应该面向人的发展。
当有人问他，怎样才能当好一名校长时。他的回答智慧而幽默：“当得不像校长了就是好校长。”
3月30日 雨 星期五
蒋建伟寄来他主编的《2011我最喜爱的散文》，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拙作《城市笔记》被收入“囊”中。
目前，中国文学在整体上处于低位横盘阶段。新文学经过百年历练，依然在不断地探索，并试图取得突破。但由于强大的公务语言与套话作文的干预，文学语言远未成熟，大部分以“作家”“诗人”自居者却写不出像模像样的文学语言来。在当下文学诸体裁中，最火的是散文，这可以从网络论坛上窥见一斑;但散文也是语言滞涩、思维僵化的重灾区。建伟兄每年编选读者最喜爱的散文，矢志于倡导散文写作的创新精神，难能可贵。
4月17日 雨 星期二
犹记2009年盛夏，我的齐鲁之行，特别是在淄博与袁滨、广袖等把酒谈诗，游历聊斋;在新泰与阿滢、石灵等品茶赏书，登临莲花、徂徕;在济南与自牧、明祥等举觞叙旧，遍访名泉。
很多地方，不去就不知道那里的风物人情，比如淄博，既是当年齐国都城临淄的所在地，又是闻名天下的“旱码头”。恕我无知，我是到了淄博后才知道“旱码头”这个名称的。此前，有个同名的电视连续剧，但我没看过，也没听说过。在后来写作的《山东十城记·淄博》中，我说：
“第二天我才知道，好友袁滨把我安排在国画宾馆有着良苦用心，宾馆对面即是闻名天下的“旱码头”——周村古商城。明末清初时，周村作为商业名镇，与中国南方的佛山、景德镇、朱仙镇一起，成为无水路相通的全国四大旱码头之一。最让人惊喜的是，周村古商城保护得相当好，这里曾经是《活着》《闯关东》《大染坊》《旱码头》等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地。我深夜与喝下十来瓶啤酒的袁滨在那里散步，清晨又独自泡了进去，我对那里有一种迷恋的感觉。”
于是，我也有机会读到袁滨兄担任副主编的《旱码头》杂志，并成为它的作者。前日，收到《旱码头》2012年第1期，我的短篇小说《阳春》忝列头条，倍感荣幸。
《旱码头》兼具地域特色与精品意识，本期既有体现周村聊斋文化与商埠文化的《且居室主》、《周村丝绸赋》、《周村大街之旅》、《记忆周村》、《映像蒲松龄》等力作，还有知名作家曹文轩、韩石山的美文，还有国内知名读书种子徐雁、安武林、葛筱强、阿滢、冯传友等的大作，仿佛一桌各式品色、味道精美的盛宴。
4月18日 阴 星期三
常德女诗人陈小玲的诗歌曾让我眼睛一亮，几天前收到她的诗集《孤单的草垛》，系统读了她一些作品，于是，一个潜伏在民间草根浅吟低唱的小女子形象便跃入我的脑海。我曾批评过小女子散文，因其局促，浮泛，浅薄;小玲的小女子诗歌却让我喜欢，因其大方、朴素、清新。
我没见过小玲，没通过话，不知道现实生活中她的状态如何，但她在诗歌中，是一个自由的精灵。唯其孤单，所以自由，在自由的诗行中呈现自己任性、执著而又淡定、空灵的一面。比如在《如果生命还有轮回》中，她说：
“我认真想过了/如果生命还有轮回/来世，我不写诗，不做女人/我不做蒲公英，风一吹，就漫天招摇/我不做玫瑰，以爱情的名义存活一生/成全我吧，让我做一株满身是刺的苍耳/一生只开一次自己看得见的花朵/让所有见到我的人，都指责我/偿还我今生欠下的，与祸害过的人”。
在《我的皮箱丢了》一诗中，她说：“我的皮箱丢了/我的背带裤、牛仔服也丢了/那几本诗集，深红色的日记也全都丢了/我不知道，我把它们丢在生命的哪一个路口/如果疼我，就帮帮我，把它们找回来”。
我在网上给小玲提过一次建议，希望她不要陷入模式化写作，尤其写短章，一定要宕开些，尽量避免写成唐人小令那样的东西。这可能是小玲在日后的诗歌创作中，需要去突破的地方。
4月28日 晴 星期六
昨天下午四点，南方日报文化副刊新闻工作室主任、80后代表作家之一李傻傻同学从广州来到长沙，与潇湘晨报和湖南教育报刊社《小学生导刊》商谈“小学生诗歌节”事宜。晚上六点半，复生在白沙路简牍博物馆一楼“城外驿”餐馆一号包厢，邀约《小学生导刊》的两位掌门邓湘子和皮朝晖、湘教公司编务总监魏斌、三湘都市报副刊中心编辑李婷婷、长沙晚报资深记者任波一起聚餐，为傻傻接风洗尘。我有幸作陪。
席间，我们对南方日报搞一个“小学生诗歌节”的由来颇感兴趣。傻傻说，三年前，广州曾经有过一次小学生诗歌比赛，他作为记者前去采访，发现获奖的小学生诗歌大多是主题先行的作品，调子高得吓人。他觉得很奇怪，显然，老师和家长对孩子的作品进行了干预，甚至修改。这些作品应该不是孩子们想真心表达的东西，那么，原生态的小学生诗歌会是个什么样子?读中学时就喜欢写诗的李傻傻向报社提议，我们自己来组织一个“小学生诗歌节”，选出我们心目中最好的孩子们的作品，以此来影响成人世界对孩子的认识，对诗歌的认识。
广州的气度就是不一样，他们说干就干。2010年，南方日报在全国首创小学生诗歌节。这样一个面向小学生的活动，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竟两次作出批示，所以一年后，诗歌节就被列为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十项工程细化项目和广东省14项重大文化品牌节庆活动之一，升格为广东省委宣传部和省教育厅主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和广东省作协承办，南方日报派出专人负责的诗歌节活动。
2011年诗歌节收到参赛作品两万多首，涵括了广东省21个地市和全国除西藏、港澳台之外的绝大部分省份，并引起著名诗人北岛、舒婷，著名作家贾平凹、毕淑敏，著名导演贾樟柯，著名钢琴家郎朗的关注，名人的微博纷纷转发这些孩子们的作品，惊叹孩子们绝妙的想象和非凡的天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