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边上·2012年卷
作者丨吴昕孺
1月13日 阴 星期五
拿到《读书》杂志2012年第1期。新年开张，指望能读到让人耳目一新的好文章，不料有些失望。
头条看标题让我一振——《中国教育：情感缺失》，应该有东西啊!细读之下，最失望的就是这个。这是一个朱永新与朱小蔓的对谈，但一看就知道它经过很多精心“制作”，并不是真正率性的谈话。读下来，感觉就是为所谓“新教育”做的一个软文广告，花了全刊整整15个版面，双方出手都很大方啊!
因为是一个“制作”出来的对话，因此我读不到即时碰撞的思想火花，读不到激情迸发的妙语，读不到对话题别开生面的独到解读，读到的是空泛的理论、概念化的言辞、故作低调的恭维、自以为出新却又毫无新意的阐述。
“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教育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新教育提倡做幸福教师”，有谁说过教育不是培养人的事业吗?有哪一种教育主张不做幸福教师吗?我们想看到的，“新教育”独特的教育理念、教育实验与教育事迹，在这个对谈里一样都看不到。
按理，这样一个对谈，应该让我们感受到两位对谈者的教育思想，然而，我们从他们的对谈里，学习到的是皮特朗的思想、小泉英明的思想、沛西·能的思想、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索洛维约夫的思想、怀特海的思想，等等。难怪中国出不了教育家，我们的教育理论仍处于拾西方牙慧的阶段，而我们的教育实践又被高考死死牵着鼻子走。理论懒惰，实践偏执，这样的教育能结出什么果子呢?
本期还有殷实的文章《语言和谐与价值和谐》，他对中国新诗的全盘否定让人吃惊。但通读全文，我觉得殷实先生对新诗是无知的，要不他对中国优秀的现代诗读得很少，要不他可能不知道何为现代诗。
更可怕的是，殷实不仅否定新诗，把中国古代诗歌也一棍子打死了：“古代中国的诗歌，粗朴纯真，感时伤事，但少有对人的意识的深层观照，少有对精神世界的持续探求。”不知道殷先生读过《离骚》《天问》没有，读过陶诗杜诗没有，读过苏词辛词没有，即便是最早的《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难道不是对意识的深层观照?“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难道不是对精神世界的持续探寻?
殷实说：“新诗对体制有解放而无建设。”这话说得有点莫明其妙，体制是指诗歌本身的体制，还是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如果是指诗歌本身的体制，新诗对于古诗，难道不算是一种建设?如果是指政治体制，那谁都明白，诗歌没有去建设政治体制的义务。
类似没有依据、没有逻辑的呓语，文中比比皆是。他以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为例，表明略萨和中国诗歌一样，都是“西方文化的受害者”，则感觉是病急乱抓药。相信殷实先生有不错的文学欣赏水平，那就只可能是——他根本没有读过略萨的小说。
在全球化的今天，声色俱厉，吆喝不要让西方之外的文化受到“西方文化”伤害的殷实先生，莫非在缅怀闭关锁国的天朝梦想?
1月19日 多云 星期四
从谢宗玉同学的博客上得知《文学界·湖南文学》正式创刊。昨日收到《作家天地》杂志2011年第6期，曾祥彪主编在《卷首语》中说，随着《文学界》下半旬刊《湖南文学》“粉墨登场”，《作家天地》将“寿终正寝”，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
多年前，湖南省作协主办的《湖南文学》杂志莫明其妙消失，让湖南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失去了一片沃土，这时，《作家天地》挺身而出，以一本内刊承担着延续湖湘文脉的重任。我个人认为，它还是做得很不错的。作为它的作者之一，我要向《作家天地》表示谢意和敬意，也期待新创刊的《湖南文学》能有更大作为。
去年，在戴海老师家里读到《炎黄春秋》，觉得很好，今年就订了。其实，我跟《炎黄春秋》的总编辑吴思先生有过一次交道。朋友送给我一本他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我十分喜欢，就想再读他前面出版的《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但当时网上和书店都找不到，我便冒昧写了一封信给吴思本人。很荣幸的是，不久就收到了吴思先生签名寄赠的大著。后来，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远方的萤光》，我也寄了一本给他，作为价值很不对等的一个小小回报。
读到《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觉得这本刊真是订对了，有相见恨晚之感。我甚至在想，在中国，如果有几十本像《炎黄春秋》这样的杂志;或者说，如果《炎黄春秋》的订户和读者能有一千万，也许我们都不会那么愚盲。当然，我们要有耐心。应该说，《炎黄春秋》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时代和国家的进步。
1月22日 晴 星期日
我颇自闭，很少读报刊，上网也只浏览新闻，所以对新近涌现出来的人、事、物均反应迟钝。从《万通·生活家》杂志上读到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熊培云的一段话，开始关注这个人。没料到，待我关注时，他早已是名人，先后出版过《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等著作，而跻身“华人百位公共知识分子”之列。
我在网上购买了他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首先，喜欢这个书名，中国其实就是一个村庄，也只有村庄能说明和代表中国。中国的工业再发达，城市再威猛，就是有了一百个上海和香港，中国的根还在乡村，中国魂也在乡村。可以说，没有乡村，就没有中国。乡村亡即中国亡。
而在工业化、城市化甚嚣尘上的今天，正视乡村的变化，探讨乡村的源脉，从而拯溺国家之弊患，诊治现代之病疾，已刻不容缓。工业文明无疑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它一旦凌驾于农业文明之上，对农村敲骨吸髓，工业文明就将毁坏我们的家园，工业文明不能变成工业化。同样，城市建设也不能演变成城市化，城市本从乡村脱胎换骨，倘若城市对乡村一味吞噬残害，乡村将渐渐失去自己丰厚的孕育力与包容力，那城市再威武，中国也将成为一片废墟。
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市民与农民，多元则星月齐辉，对立则水火不容。当代中国，因为国家政策性倾斜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对立与矛盾已日渐彰显。熊培云，这位1973年出生的江西农村小伙子，他考上名校走出了偏僻、闭塞的乡村，他甚至走出了国门。但中国乡村赋予了他一颗温儒敦敏的心灵，他越是见多识广，越是目光向下;越是浸染于城市，越是牵念乡村。于是，我们便见到他不断回到故乡的身影，他通过自己上十年的调研、采访，为中国乡村写志立传。
我最欣赏培云的是，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实地探访与理性研究，剥下了掩盖甚至为城乡对立张目的种种美其名曰“中国特色”的幌子，扯落了那些高高在上大谈伪劣国民性的社会贤达的虚伪面貌。熊培云掷地有声地说，农村没有问题，农民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政策身上，出在国家身上。中国的农村问题在农村之外。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文字明丽，见识丰沛。当然，我个人认为，培云在写作时有些过于求全，因而后面三分之一部分的写作内容，比如第五章和第六章，较为单薄。
1月30日 晴 星期一
昨天晚上，乘坐东方航空5750航班，于深夜1点抵达昆明机场，晚点了一个多小时，这也是我第一次坐这么晚的飞机。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张伟在机场接我，下榻于云南财经大学专家楼。前年我第一次来昆明时，就住在这里，一个十分舒适、安静的地方。那次还遭遇了地震，但愿2012天下太平。
今天上午九点半起来，到财大校园里转了一圈，云南的阳光明亮得晃眼，天气比长沙暖和多了。
体会和学习云南教育，尤其是拜崇敏厅长为师，是我人生中的荣幸，但又让我觉得十分惭愧。我学得不够好，不够细致和扎实，一直没出成果。好在还可以继续努力。
早晨收到庭坚的短信：“写给2012——从今天起，做一个更简单的人，不沉溺，不自扰。开朗，坚韧，对人真诚。坦然，宽容，微笑过往。多看书，看好书。少吃点，吃好点。仰望远方，放飞梦想。”
这段话写得好。见贤思齐，我也要把这段话，当作2012年的座右铭。
2月19日 阴雨 星期日
上周五，收到郭枫老师从台北寄来的厚厚的包裹，里面是《新地》文学杂志2011年全年四册。其中秋季号刊发了我的小说《去武汉》，冬季号刊发了我的另一篇小说《梦中人》。
冬季号扉页是有关 “第一届两岸民族文学交流暨学术讨论会”的报道。与会的台湾作家中，2004年春天我赴台湾参加两岸诗学讨论会，见过席慕蓉女士一面;大陆与会作家中，瑶族的黄爱平先生是我的朋友，现在湖南省文联工作。
头条是郭枫老师写的社论《请给我们一部真实的台湾文学史》。该文立意很高，说的是文学，谈的是思想，是文人如何真实面对文学的问题。当下文坛之所以晦暗，文学史的残缺与迷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月25日 多云 星期六
去年7月，移居加拿大的作家薛忆沩回长沙，我们在河西谷山村他舅舅家会面，我为此写了一篇博文：《谷山村会晤薛忆沩》。没想到，这篇日记引起了远在英国伦敦一位女士的注意，她特意为此在天涯社区注册，经常光临“昕孺阁”。我当时并不知情。今年1月，收到她在网站的留言，让我大吃一惊。原来，她也姓吴，名莉莉。
这还不算，莉莉还是我在长沙县九中的学姐，她上的45班，我读的是60班，除了有过共同的老师，如吴亮华、朱复云等，我们在九中没有过交集。
这还不算，莉莉1989年到1990年曾在湖南师范大学教务处工作。而这个时间段，我正好在《湖南师大报》当编辑。编辑部与教务处是正对门。也就是说，这两年我们曾面对面地在一起工作过，却不相识。莉莉说，吴亮华老师当时说起过我在师大报工作，她也曾来找过我，但我不在。后来，她就忙于出国了。
莉莉和薛忆沩的姐姐忆莎是好朋友，忆沩去伦敦看望姐姐，忆莎介绍忆沩给爱好文学、业余写作的莉莉。所以，我写在谷山村会晤薛忆沩的博文才引起了她的注意。前天，莉莉发给我她写的《初见忆沩的印象》，文章语言生动、行文从容、细节描写精到，既写出了忆沩的性格特征，也写出了作者自己的文字气质。
3月10日 雨 星期六
前天中午，接过一个陌生电话，原来是野狐打过来的。我以为他在衡阳，原来他只是衡阳人，一直在长沙工作，工作地点离教育报刊社相隔咫尺，走路十分钟能到，他和我的同事黄耀红君是好朋友，从他那里得到我的号码。他说：《刺客》要是署名“吴新宇”，我早就知道是你，你署个“吴昕孺”，我还以为突然冒出来一个作家。原来，1992年我们租了总工会招待所办《湖南教育报》时，他去玩过，但我什么印象也没有了。
昨天中午，耀红说要请野狐吃饭，邀我作陪，我又喊了熊棕、二喜、文培。野狐本名胡李平，职业医生，据说研究慢性病的防与治。他为我的小说《刺客》写的大评，把这篇小说搞得很火。长沙吃喝玩乐网转载时，称之为“红透了的长沙本地小说”。野狐说，想把它拍成电影。我说，全权交给你。祝愿他能成功。
他送了一本他的《狼虎之年》给我，河南出版社出版，在新浪网上点击过千万。阎真在序言中称他为一个“虔敬的作者”，我从他谈小说也能感觉到他对文学的用心。有趣的是，第二章名为《梦中人》，我正好也有一篇同名的短篇小说。
3月11日 晴 星期日
一笑带我和他的陈姐去他爸爸那座闻名中国读书界的书楼——近楼。一笑的爸爸，我们叫国梁兄，国内读书界、文学界同仁经常喊他“胡子”或者“大胡子”。国梁那把蓄谋已久的大胡子确乎早已成为长沙文化的名片。
国梁40岁以前，以新乡土诗著称，他和江堤、陈惠芳创立的“新乡土诗派”享誉全国。国梁兄在日记中说，有一篇谈“中国百年新诗流派”的文章，将中国百年的新诗分成23个流派，“新乡土诗派”排在第20位。感谢国梁与江堤兄的抬爱，我毕业之后由校园诗人迅速转型成“新乡土诗派”的一员。
国梁40岁以后，以读书、编书、藏书著称，一跃成为湖南乃至全国少有的优质读书种子。高达四层的近楼位于湘江、浏阳河、捞刀河三河交界处，因近水而名之。国梁兄不像一般读书人那样，建了房或买了房，把其中一间装饰一下，做个书房，昕孺阁就是此类通用书房。国梁则是将他的四层楼房全部修成书房，所以别人的是书房，他的只能叫书楼。
外观很不起眼，夹杂在其他居民楼中，看不出异禀。门一打开，胡子后面高及屋顶的连排书柜真让人震撼。二楼、三楼、四楼，环堵皆书，兼之以各处悬挂的名人书画，无愧于现代都市里的桃源仙境。何谓坐拥书城，今日一见，才知世上真有号令“千卷万码”的统帅，真有享受“千钟良粟”的书虫!
在三楼喝茶、聊天、赏画。国梁的钢笔画颇似波斯的细密画，精致谐趣，充满着毕加索式的现代气息。树根可以是一个人头，砖头可以当作眼镜，说别开生面，毫不为过。
一笑拿出铁观音、龙井等，但总觉得茶香不如书香。茶烟袅袅之际，架上团结紧张的册页间，仿佛会有生动活泼的仙子飘然而下。数小时弹指一挥，时间的触角已悄然伸至夜的最深处。
3月14日 阴 星期三
一个月前，萧金鉴老师打电话给我，说他又病了，这次病得比较厉害。我没想那么多，说您要好好静养，多多保重。他惦记着去年在温州开读书年会时借我的三百元钱，说不能亲自送过来，只能寄了。我说，那不要紧，下次见面您再给我。但，他还是把那三百元钱寄过来了。
早几天去近楼拜访国梁，谈及萧老师，国梁的儿子一笑插话说，他跟爸爸去看了萧老师，癌症晚期，只有几个月时间了，他还在想着要出一本自己写的书。我听了大吃一惊。萧老师的身体一直不大好，但他摇摇晃晃地总能挺过来，怎么一下就……
昨日，广东东莞《悦读时代》主编徐玉福先生也在邮件中问及萧老师的情况：“听说萧金鉴老师在长沙病重，将不久于人世，不知确否?”我读之如遭电击，赶紧打萧老师的手机，估计是师母接了。她说，萧老师住进了医院，除了水，已吃不进任何东西。
我知道，无论多忙，都不能拖了。今天中午，我坐公交车到南大路，找到建设医院。见到了萧老师。他躺在病床上，正在输液，头脑清醒，但没有精神说话。脸部消瘦，眼睑浮肿，握着我的手，又无力垂下。每呼吸一下，喉咙里发出很大的声音，显得很费劲。旁边床上，摆着他正在终校的书稿。
写了一辈子，出唯一的一本书，还在校对。
我坐了会，和他的大儿子聊聊天，不敢和他多说话，只说玉福、礼阳等读书人问他好。他点点头，回了句“谢谢”。
呜呼，再也不会接到那个老头的电话：“新宇同志，我的杂志要稿子，快发点你的大作给我。”
呜呼，那个老头再也不会跑到报刊社，敲开我办公室的门：“喂，我晓得你这里又会有你看过的报刊，不要丢了，统统给我。”
呜呼，下次民间读书年会，我们将看不到那个老头的身影了。我和他一起到内蒙草原，一起到温州，一起和邹农耕策划《文笔》杂志。
我向他道别，他伸出手。他的手白如一纸，我轻轻地捏了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