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边上·2011年卷
作者丨吴昕孺
7月23日 晴 星期三
罗鹿鸣主编的《桃花源诗季》有一个好栏目“昌耀家园”，是纪念2000年因病跳楼去世的常德籍诗人昌耀的。昌耀姓王，是湖南桃源县人，曾参加抗美援朝;1957年，因诗罹祸，从此流放青海长达20多年。一生穷困蹇迫，长期孤单寂寞让他很少说话，几乎失去语言功能，却练就一支健笔。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昌耀的诗》，评论家誉之为“中国新诗史上的一座高峰”。
我个人认为，昌耀无愧于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称号，在新诗史上应当留下他的位置。但无论昌耀，还是彭燕郊，他们这一两代诗人，更多的是被耽误——被时代耽误，被苦难耽误，被糟糕的中文环境耽误。与他们身上所承受的巨大苦难相比，与他们的尊严所遭到的践踏相比，他们所取得的诗歌成就仍然不成比例。但他们已经尽力了，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中已经做到了最好。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最大的苦难，不是被划为右派，被流放，被禁闭，不是穷困潦倒，不是孤独无依，而是他置身于可怕的、几乎不可救药的语言环境中。可以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恶劣的汉语，让中国很多天才诗人抱憾终身。对于昌耀来说，他坚守了诗歌，却没能改变和挽救汉语。被标语、语录、口号、公文戕害得体无完肤的汉语，欲重新灵肉饱满，芳华散发，需要经过几代诗人的努力。
昌耀的人本价值不容低估，因为他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代表人物，但随着时间流逝，其文本价值或许将渐渐淡化。若仅就文本价值而论，我个人更看好比昌耀年长16岁的“七月派”老诗人彭燕郊。然而，彭燕郊真正的诗歌成就绝不是作为其标签的“七月派”，他的晚年创作称得上中国新诗的一个奇迹。
8月23日 雨 星期二
山东文友袁滨说，刚揭晓的茅盾文学奖值得“关注和阅读”。惭愧的是，我对茅奖的关注基本满足于看新闻，换句话说，也就是看热闹。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方式类似湖南卫视的“快乐女生”，一轮、二轮、三轮往前走，只是没有终极“PK”，没有大众评委，我建议下届把这两样东西加进去。
我把茅奖评选与“快女”扯在一起，绝不是贬低它;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才是走对了路子。虽然网上传闻“快女”的一些内幕，但无论如何，“快女”那种专业评委加大众评委的方式是目前中国所有选拔制度中最为科学和公正的，在这一点上，就连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以及下面画圈圈、上面说了算的官员考核，都远远不及。
今年“快女”的大众评委增加到一千人，不管你如何看轻大众的欣赏能力，但你无法忽视一千人集结的力量。据说，本届茅奖评委也较往届大幅增加，共有62人，其中京外评委占了60%，这是一个好现象。但这样的举措绝对不足以杜绝“小圈子”，62个人，又能是个多大的圈子呢?何况在文学界，作家、编辑、教授、评论家常常集于一人之身，哪个著名作家身边不围着些编辑、教授、评论家?哪个编辑周围，没有些作家、教授?哪个评论家身边，没有几个作家、编辑?说穿了，还是小圈子。
所以，茅奖应该继续向“快女”学习，引进大众评委这一项。比如，评奖结果产生一年前，就可在网络上进行大众投票。如果不相信大众的水平，大众投票可以只占总分的一半甚至更少嘛;如果怕有些作家拼命拉票，拉票是好事啊，作家为什么就不能竞争一下拉票呢?关在房里，百无一用是书生，得了茅奖书还是卖不出去，有什么用?
好啦，不扯远了，来简单说说第八届“茅奖”作品。说简单，是因为五部获奖作品我只看了一部——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如果我是大众评委，我绝对顶它!《一句顶一万句》能获奖，很大程度上让我相信本届评委的公正性。
张炜的《你在高原》，天啦，450万字，是已知的中外文学作品中最长的一部。张炜同学真的给本届评委出了一道大难题!这么长的作品，基本上不可能读完，没读完当然不能说好，但也不能说不好，万一它是真好呢!铁凝说这部小说“是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具有重量的新收获”，这基本上是主席对部下说的鼓励之辞，或者说，她是指450万字相当于6部《红楼梦》的“重量”。但问题是，无论你如何看待它，这部最长的作品不获奖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理解并尊重评委的态度——对于《你在高原》，宁可评错了，也不要遗漏。
其余三部，刘醒龙的《天行者》、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我都没看过，近期也没有此类阅读计划。但从新闻上得知，三部作品分别写的民办教师、妇产科医师和盲人推拿按摩师的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著名作家关注社会底层的这种写作倾向，我个人非常欣赏。
9月5日 多云 星期一
上周出差北京。周六，王庭坚邀请我去北京植物园内的黄叶村——传说中的曹雪芹故居。西山下北京植物园内万木葱茏，我们着实享受到了李东阳所说“村肴野饭匆匆发，碧水青山面面迎”的胜境。只是在雪芹故居边上一顿“村肴野饭”花了庭坚近三百元，如果再点茶，至少还要168元，我们就知趣地喝了白开水。近的不说，我们说点远的。大约是1742年，曹雪芹作为抄家罪犯子弟回到北京，好友敦诚爱才惜才，对他说：“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到了1971年，在黄叶村正白旗39号老屋西壁发现了敦诚的这首诗，后来就把这座老屋当作曹雪芹故居，建立了博物馆。我对庭坚说，对于故居一说，我们宁信其有，这样至少能保护这片老民居，否则早被开发商拆了。
接着，去梁启超墓、张绍曾墓、孙传芳墓和卧佛寺。梁启超墓是由他的儿子梁思成设计的，肃穆、低调，中西风格结合，像个墓地的样子。不像纯中式名人墓，往往弄成庙堂或牌坊，显得滑稽。卧佛寺可了不得。始建于唐代，内有元英宗时用五十万斤铜冶制而成的释迦牟尼卧像，现在已是稀世之宝。卧佛殿门上方有慈禧太后写的匾“性月恒明”，一派雍容端庄。慈禧身上虽有巨大的历史局限性，却不能不说她是一位人杰。
周六晚，于晓明接我出去吃饭，见识了北京餐饮业的一道奇观。人教社旁边那条小街九成以上饭店都要排队才能吃到饭，我们坚决不吃排队的饭，一直往前走，走到街口有家店子因为开在二楼生意稍差，才坐上了位子。饭后，晓明盛情邀请我参观他的书房“静庐”，见到他极为可爱的一岁多的女儿，吃到他家里栽种的葡萄，真甜。
9月14日 晴 星期三
这几天校对《初中生·作文》第11期，扉页“真情美文”栏目是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观舞》，内有一句：“我的友人正用指尖悄悄地从眼边拭泪。而我自己，则氍毹之上一片溟濛……”意思是，友人被孩子们的舞蹈感动得流泪了，而我也热泪盈眶，所以才“氍毹之上一片溟濛”。
行外人可能不太清楚，校对是出版过程中极为辛苦的一环。这种辛苦来自两个因素：一个是校对本身十分复杂，一校、二校、三校，校样文章又都是责任编辑在编辑修改时看过好多遍的，没有新鲜感，很容易让错误从眼皮底下溜走;另一种因素则是语言学家们罔顾汉语的美好和历史的持续性，倚仗自己的“学术权力”，随意对词典进行篡改，给写作者、阅读者以及编辑校对工作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样的例子，我相信每一位编辑都可以掏出一大堆，我仅拈出刚刚遭遇到的“溟濛”一词，来一番剖析。
中国出版界有一个现象，哪家出版社都可以出词典。因为词典是学生、老师和编辑的必备工具，市场大得惊人，因此“词典经济”应运而生。我前年还在博客上曝光过“一个人的词典”——一个人花几个月时间就糊弄出一本词典，然后买书号自费出版，再然后呢，利用自己的权力资源和别人的权力资源，批量地发到学校去。问题是，那书号就让他给买到了!那词典就让他出版了!这样的出版“自由”我相信连西方都享受不到。
我手头有两本十分正规的词典：一本是《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6月出版，2008年3月第381次印刷，印数200000册，定价78元。另一本是《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封面上印着：首席顾问——吕叔湘，李荣，许嘉璐;主编——李行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语文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同年8月第6次印刷，定价69.90元，没有标注印数。
这两本词典，封底上都有广告语，《现代汉语词典》的广告语是：“一部久享盛誉的规范型词典，一个专业权威的编写机构，一家百年历史的出版名社。”《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广告语是：“规范、科学、实用、新颖。”——都将“规范”作为自己的首选之项。那么这两本“规范”词典是如何处理“溟濛”一词的呢?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既有“溟濛”，也有“冥蒙”。其中“溟濛”的注释是：“形容烟雾弥漫，景色模糊。也作冥蒙。”而在前一页“冥蒙”的注释中，只写道“同‘溟濛’”。可见，它不仅认可“溟濛”一词，而且将其作为首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濛”的解释是：“形容细雨：细雨其濛。”下设“濛濛”一词，注释为“同‘蒙蒙’”。
可是，到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溟濛”这个词消失了!只剩下了“冥蒙”，注释为两个意思，一是“昏暗而模糊不清”，一是形容“草木茂密”，后面特意注明“不宜写作‘溟濛’‘溟蒙’”。这句话无疑判处了“溟濛”的死刑!在这本辞典中，“溟”的解释只是“海”，没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的“溟茫”“溟濛”一说;更有趣的是，“濛”字也索性被它开除了!
这两本差不多同时出版的，同样号称“规范”的词典，到底哪一本更规范呢?作为一名编辑，如果手头只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没按《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行事，让“溟濛”一词在报刊亮相，而倘若相关审读部门又要求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准，那“溟濛”就成了一个错别字，不仅要扣编辑的钱，而且还可能影响这本杂志的评奖、评级，其事可谓大矣!
从我个人看来，让“溟濛”和“濛”在词典中消失是对母语的一种戕害。“溟濛”与“冥蒙”读音相同，但无论外观形状，还是意义表达，“溟濛”都要比“冥蒙”精准、生动得多。何况，“冥蒙”能否说明“草木茂密”是很值得商榷的。因此，我觉得，《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在保护母语的博大、美丽与精准上，比《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做得更好!
中国那么多垄断行业，唯独应该统一、“垄断”起来的词典，却是五花八门，让人莫衷一是，真是咄咄怪事!
9月15日 晴 星期四
《读书》第9期有一个差劲的策划和若干好文章。头条策划了“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专辑，三篇文章全是讲鲁迅与日本的关系，这个点也不错，但它们全着力于“介绍”，介绍鲁迅在日本的影响以及日本作家对他的评价。这个专辑没有给读者带来任何思想冲击和知识愉悦。
但这一期有几篇难得一见的好文章，尤其是毕会成的《2010：从墨西哥湾到黄浦江边》和张柠的《囚笼中的文学》，体现了中国思想精英开始致力于鞭策时政、批判现实、塑造未来，也让人看到一本杂志独立的个性与良知。
张柠说：“没有比诗(文学)在一个时代受到误解和嘲弄，更为无奈和危险的事件。这一事件足以让我们丧失一个完整的世界，仅靠拥抱残缺不全的半个世界苟活。”然而，碰巧，我们遇到的正是一个误解和嘲弄诗歌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差点就丢掉了诗歌，只剩下诗歌的变种——要不变成颐指气使的公文，要不变成搔首弄姿的广告语，要不变成试图代表“民族精神”的空话套话。文学在权与利的要挟和诱惑之下，把祖宗积累了四五千年的本钱蚀得精光。“真文学的语言被驱逐，伪文学的语言大行其道。在这个语言碎片的废墟中，伴随着谎言，一颗颗混乱的大脑在幽灵般晃动”。
主流文学媒介中的诗歌，目前主要由两种类型构成，一种是对权力的献媚，一种是对陈旧审美惯性的迎合。语言变成僵尸一般，连同事物本身的明晰性一起，全部被葬送，中国读者如今已没有能力面对真正的词语和事物本身，更何谈欣赏诗歌!“文学被囚禁，并不仅仅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被囚禁，更是思辨力和判断力的被囚禁……我们不但需要想象的大脑，更需要判断的大脑。而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洗脑，加上电子技术的日益发达，正加快人们脑残的速度，这是极其可怕的。与其说我们在为囚笼中的文学招魂，不如说在为碎裂的语言招魂，在为濒临瘫痪的大脑招魂”。
毕会成以2010年的墨西哥漏油事件与上海世博会为“麻雀”，解剖了当今世界的诸多悖论。比如工业文明与生态灾难，比如恐怖事件与危机外嫁，还比如让人啼笑皆非的“劳动节悖论”——“在这个劳动者的节日里，真正的劳动者却只能以劳动的方式度过自己的节日，并且因为不得休息而不得确认自己的劳动者身份”。享受节日的基本上是党政机关、事业团体和垄断国企等利益群体，“劳动节期间照常开工的建筑工地使节日的乌托邦叙事遍体鳞伤”。
中国是官本位社会，向来以权力为原点进行权利分配，于是使得歧视成为中国市民的一种生存方式，连劳动节都只是官方体制的重申，而不是向建造城市的无数农民工致敬。农村的凋敝与城市的浮华就是这样以断裂的方式建立联系：农村是成本，城市是收益;农村是义务，城市是权利;农村是手段，城市是目的。正好比，文学是成本，商业是收益;文学是义务，政治是权利;文学是手段，整治是目的。
官本位预示着永远不可能“去政治化”，预示着政治的僵化、权力的膨胀与文学的没落。我们当然要纪念130岁的鲁迅，因为百多年来，中国现当代史上有着“严密的思想整体”和“完整的精神世界”的，仅此一人。
相比鲁迅，我们都是人格的矮子、精神的侏儒，只不过有些人在“人格的矮子”“精神的侏儒”前面可以加上“正厅级”“副处级”或者“享受正处级待遇”这样的前缀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