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边上·2010年卷
作者丨吴昕孺
6月1日 阴雨 星期二
晨曦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我，他今天上了一堂课，专门讲我的诗歌，讲得兴起，还拖了堂。我说，我很想去旁听的。他就讲了一些他对我诗歌的理解，以及他是如何在课堂上讲解《瘦》这首诗的。他罗列“瘦”可以呈现的几种情状，并问我当初写这首诗的起因。
大概是2006年底，我们大学同学聚会，几位多年未见的女同学说我比以前更瘦了。平时说我瘦的人很多，也没什么触动，女同学的话效果的确不一般，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就是诗一样的句子，回到家里几乎一气呵成。《瘦》这首诗是用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具象，如眼镜、脸、书架、黑色衣服等，来反映我性情中某种抽象的东西，比如骨气、清高以及对自我价值的期许。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首励志诗。
晨曦说，他感觉到我诗歌作品的三个特点，一是生活的幽默，一是语言的刀锋，一是现实的关注。拿他的话说，就是冷不丁对现实生活踢上一脚。应该说，这是我十分认同的好诗标准，是我追求的创作目标。只是目前离这些标准还有不小的差距。我欣赏并采取的写作态度是：慢。
慢慢写吧。坚持，就是快乐。感谢晨曦兄。感谢涉外学院的同学们。
6月18日 晴 星期五
昨天，欧阳白开着三菱吉谱，我们一起开赴汨罗八景乡，拜会韩少功老师。上次去韩老师家还是2006年7月底，一晃四年了。同行者也是欧阳兄，回来后的7月30日晚，我写了一首诗《和欧阳兄赴汨罗梓园》，收入诗集《穿着雨衣的拐角》中。这次去，我特意带上诗集，按《和欧阳兄赴汨罗梓园》一行行走完，就到了韩老师家。一进门，我将那首诗拿给韩老师看，他哈哈大笑，觉得很有味。
但毕竟四年未去，出乎意料的是，上到兰家洞水库大堤，竟迷了路。本来路走对了，我觉得没那么远，要欧阳白掉头，换一条路，结果上到山顶，得以俯瞰水库全景，真个是美不胜收。只是苦了欧阳白，在狭窄的山道上再次掉头，大秀了一把车技。
梓园更加林木葳蕤，浓阴匝地。韩老师半月前刚来，师母回长沙娘家了。我们杂七杂八聊着天，一片清凉。正好八景学校在筹备明天的中考，中餐便去学校吃，很是热闹。看见了老熟人兰老师，结识了新朋友郑叶新乡长——气质好、素质高的美女乡长，对全乡如数家珍。她在席间和我谈到对八景环境的保护，而不是急于开发，让我甚为激赏。乡镇和村一级干部素质提高了，中国农村或许会重现生机。
6月22日 阴 星期二
上周四，和欧阳白去汨罗韩少功老师家，白兄送了一本《诗屋2009年度诗选》给他，我那天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昨天，收到韩老师发来的邮件：
“读了你的诗，很喜欢。给儿子的最后那句，爸爸一冒出水面你就要把爸爸钓起来，又有趣又动人。欧阳白也是功不可没，诗集编得好。中宣部应该给他发奖杯才对。老韩。”
韩老师说的是白兄在书中选的一组拙作《给儿子的十五行诗》。诗屋年选越编水准越高，这次入选的安琪、解、李少君、雷平阳、李发模、洛夫、马永波、娜仁琪琪格、潘洗尘、欧阳白、秦巴子、郑玲、周瑟瑟等的诗歌都十分精彩。
欧阳白的序写得好，标题是《好诗主义与旗袍》。他说：“‘好诗主义’真的会流行起来吗?我可以不经思索，就直接给出答案，‘好诗主义’在任何一截时间段都不会流行，正于多年前一个流行的话题：‘旗袍会流行吗?’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连续提出多年的问题，旗袍根本就不会流行，它注定只是少数人喜爱和重大庄重场合的盛装，其余人在其余时间还是喜欢穿休闲装。”
同样，收到《作品》第六期，扉页有熊育群的文章《离场者的背影》。他说：“关于自然的描写，也如水一样从文字的石缝间漏落。充满灵性与神性的自然，那是人类精神升华出诗意境界的地方，但我们正转过身来只面对人类自身甚至只是身体，我们正从这个世界的广大走向狭小。”
诗屋提倡“好诗主义”正是想让诗歌创作从狭小走向广阔，让诗歌呈现表达与审美的多种可能性。但现在看来，真正的好诗、好的文学作品也许永远是小众的，就像旗袍一样。
6月24日 雨 星期四
昨天上午，《晨报周刊》两位记者张云和李林冬来我办公室，他们要做一个有关“书信”的专题策划，问我一些有关书信的故事。我大约是十岁那年写的第一封书信，写给住在老家对面村庄的表姐，劝她不要和一个“小阿飞”谈恋爱。这个故事我写进了长篇散文或者短篇小说《疯子》中。表姐当然没有听我的，她和那个“小阿飞”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目前生活得很不错。
我的书信对象大约有三种人：一是文坛师友，一是读者，一是我资助上学的女孩。很多信我保存至今，通信最多的师友有涂静怡、戴海、左郁文、韩少功、薛忆沩、彭钢、于沙等。前晚翻检这些信件，竟然还发现我担任《大学时代》执行主编时，作家梁晓声给我的来信，推荐他学生的稿件，信写得十分恳切，可以想见其为人的厚道。
我留存的信件，除与台湾文友的手写通信持续至今外，其余一概到2003年打止。也就是说，从2003年开始，就主要使用电子邮件了。手写书信的时代很可能一去不复返。
以前没有报刊，更没有广电网络，传播基本上只有两种媒体：公告和私信。公告是大众传媒，贴在墙上及其他敞亮处;私信是小众传媒，大多在两人间往返。过去人们很看重信件，“家书抵万金”，手写书信负载着通信双方的海量信息，永为电子邮件所不及。
7月6日 阴雨 星期二
北京书友李黎明向我隆重推荐野夫的《尘世·挽歌》，新星出版社出版。我买来，一读辄陶醉其中。我说“陶醉”这个字对野夫和他的书可能有点残忍。野夫的千钧文字乃血汗铸就、性情陶冶而成，几乎是用命换来的，是用他家族中无数条人命换来的。这样的珠玑说是价值连城都不为过。2010年，我哪怕是仅仅只读过一本《尘世·挽歌》，都不算是没读书了。
据我的了解，这本书前些年一直无法在大陆出版，因为书中题材过于敏感，很多名社望之生畏。后来易名为《江上的母亲》在台湾付梓，并获得台北国际书展大奖，野夫是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位大陆作家。随即，该书又换了一个书名在香港出版;并很快得以在大陆问世。书亦如人，命途坎坷，但最终能脱颖而出，终归要感谢这个时代的进步，感谢这个时代政治的开明。
7月11日 晴 星期日
80后作家兼赛车手兼公共知识分子韩寒主编杂志，当然算得上一桩新闻。以韩寒的影响力，《独唱团》足可变成集结号，比南非世界杯的祖拉还吹得呜呜直响。这不，《独唱团》创刊号限量发行，据说湖南地区只能拿到一千本。而杂志封底条纹码上标注着：“湖南地区发行，定价16元。”在纯文学杂志中，这个价钱高居人上，似乎包含了韩寒飙涨的人气。
《独唱团》创刊号差强人意。一头一尾最好。头条，周云蓬的《绿皮火车》显示出与他唱歌作词相匹配的才华。尾声，韩寒自己的大作《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表明，这小子已经有资格和这个世界好生谈谈。不是谁都可以和这个世界谈的，那得有范儿。这范儿，韩寒有了。三十而立，他就立了这个。有的日进斗金，有的平步青云，有的东邪西毒，都未见得有这范儿。这范儿的标准是：一，长身玉立;二，特立独行;三，洞明世事;四，一呼百应。这四样，韩寒俱足。独唱成团，便不是怪事。
《独唱团》出来，我生怕看到的不是韩寒，是郭敬明。还好，看到一点郭敬明的影子，但擦亮眼睛，仔细一看，终究是韩寒。这里面很少有传统的知名作家，大多是年轻俊彦的集结，有两三位老者或准老者，如林少华、欧阳应霁、石康等，文章都不够好。年轻高手如咪蒙《好疼的金圣叹》、火蜥《幸福村》、罗永浩《秋菊男的故事》，让人惊艳。最年幼的王子乔，看照片不过一懵懂小鬼，他的大作不是惊艳，而是惊世骇俗，全文如下：“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我和你了。但是纸币在飘的时候，我们知道风在算钱。”
《独唱团》创刊号问世前，韩寒表态“郭敬明算年轻人的楷模”，向梨花派诗人致歉。为韩寒日渐成熟而欣慰的同时，不禁亦捏把汗：在中国社会，成熟往往不是好词。《独唱团》是不是个好词呢?我以为，暂时是个中性词。中性词未见得不好，它保持了多种可能性。
7月13日 阴 星期二
韩寒创办的《独唱团》杂志出了创刊号，复生托同事带了一本给我。《独唱团》由山西出版集团书海出版社出版，严格意义上说，是一本以书号代刊号的杂志，略显违规。但刊物处理也很巧妙，不叫“第一期”，而称“第一辑”，算是打了一个擦边球，得分。
《晨报周刊》第128期，复生做了一个有关《独唱团》的策划，《<独唱团>试用报告》，选发了拙作《<独唱团>是个中性词》，另有何立伟、谢宗玉、邹容、守备三师等的高见。
江冬送来他编辑的《发现阅读·欢乐课堂》初中生卷。邓湘子主编，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封面是苏霍姆林斯基的一句名言：“一个人只有在他懂得爱的时候，才会成为真正的人。”该书选登了我的一篇文章《最好的奖励》，文后出了四道题，认真看了下，我也不一定能答好，还是让聪明的孩子们去答吧。
7月20日 晴 星期二
毛泽东文学院“谭谈工作室”纪红建先生来函，作家谭谈牵头组织作家、画家、摄影家对湖南现当代著名艺术家的故居进行考察，通过著文、摄影、绘画，反映这些文化名人故居的现状。这的确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活动。谭谈先生邀请20位湖南诗人为20位湖南籍现当代文化名人每人创作一首诗歌，再请20位书法家将这些诗歌变成书法作品，会同考察成果，于今年12月，在毛泽东文学院举办一次展览。交给我的任务是，为《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写一首诗。我想，就为杨沫女士写一首十五行诗吧。
在网上翻阅杨沫的资料，看到张中行先生年轻时写给杨沫的一首爱情诗：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
多感人的诗篇!诗中的“杨花”即指杨沫，但后来两位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可见，爱情与爱情诗也是不太搭界的。有好的爱情诗未见得有好的爱情，但我以为，即便没有好的爱情，有好的爱情诗也是好的;正好比，即便没有好的爱情诗，有好的爱情也是好的。杨沫啊，杨沫，我可再写不出如张中行那般的“杨花诗”来了。
7月26日 晴 星期一
晚上6点，罗鹿鸣有请，到锦绣红楼817参加“诗人聚会”。参加聚会的诗人有：唐朝晖、聂茂、龚道国、刘起伦、李杰波、谢午恒、龚湘海以及昕孺。
鹿鸣兄到常德当行长后，把常德的诗歌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他对于常德诗歌的意义，堪比欧阳白对于郴州诗歌的意义，都是在一个比较沉寂的地方，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
道国，我还没读过他的诗，但他的散文越写越有心得，最近他升迁了，我们举杯祝贺，他腼腆得一脸彤红。我看好这种人的出息。
我第一次见到聂茂夫人，苗条静淑，很知性。倒是聂茂的肚子大了。茂兄写诗、作文、治学、办报，格局越来越大，肚子大也许只是格局大的反映之一。
杰波一见到我，就说他现在专攻理论了。我说好啊，现在正缺理论家。他略显郁闷地说，他攻的是新闻理论。然后，轻轻摇了几下里面长着一个瘤子、外面披着一头长发的脑袋。
起伦在国防科大，贵为“大校”，他最怕我们喊他“将军”。但诗人都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将军长将军短的，弄得他云里雾里。几杯酒下肚，拍着桌子喊服务员，要她把老板叫来，赶快拿照相机拍下这“红楼十余贤”的靓丽身影，挂在大堂中央，为酒楼增色。吓得服务员落荒而逃，好久不敢进来倒酒。鹿鸣是摄影专家，他说，老板不拍，我们自拍。举起形似迫击炮的一个大玩意，对着我们一顿猛按。起伦煞有介事地接过去，左瞧右瞧，认真质问摄影师：里面有胶卷没?
席间，得到聂茂主编的《三湘人物周刊》，办得挺大气，里面关于彭崇谷、冯明德、郭辉、吴茂盛、王又元的报道，我都喜欢，特别是王又元的画，大雅大俗，十分耐看。如果要挑点毛病，官员作家稍嫌多了些。有趣的是，某先生的简历中有“现任XX市环保局副局长兼党组副书记(正处级)”字样。他自称为“朴实而可笑的幻想主义者”，我看，朴实虽未见，可笑则有之。这位幻想主义者，会不会还对“副厅”抱有幻想呢?
我想冒昧对官员作家们提一个建议。从政与作文、治学毫不矛盾，官员文学家也是中国官坛与文坛的传统，虽说未见得优良，但也不一定低劣。当代中国，有不少官员的文学作品毫不亚于某些职业作家。但我建议，官员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中，简历最好不要提到自己的行政官阶(有关文艺的民间团体任职除外)。我看到，有很多优秀的官员作家就是这样做的，恕不一一表扬。
8月3日 晴 星期二
余三定老师，文学评论家，学者.我的第一本诗集《月下看你》，就是余老师作的序，那时我们还没见过面，是好友许奔流牵的线。我创办《大学时代》杂志，余老师和诗友刘创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至今让我铭感五内.我曾写过一篇《儒师余三定》的小文章，刊发于《大学时代》2006年第6期，推重老师的治学与为人。
7月30日，余老师在《人民日报》发表《岂能“只认衣裳不认人”——“CSSCI风波”引发的思考》一文，直指中国学术评价体系的弊端，“一 些论文评价机构和评价者也不看论文质量如何，甚至完全不阅读论文，只在评基地、评项目、评职称时核对一下该论文是否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上。这就造成了学术评价和学术活动中‘只认衣裳不认人’的弊端，即原本作为一种手段的学术评价机制反而成为学术研究的目的。从长远来看，过度抬高这种学术评价机制，有悖于学术研究的原初目的和终极追求，会消解学术研究的崇高性和严肃性。”
读过该文后，我给余老师发了一条短信：“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问题太多，已缺乏公信力，应该有专家站出来说话。老师发言体现学者良知，弟子敬佩不已。”
8月9日 晴 星期一
童银舫先生寄来他主编的《上林》杂志第3期，这是办在浙江慈溪市的一本读书民刊。说“民”，也只是没正式刊号而已，看其主办单位乃市委宣传部等，“民”的后面仍然有官撑台。慈溪市是余秋雨的老家，这期杂志“余味”较浓，有关于余秋雨的新闻，有对他的访谈，还有评论余秋雨作品的文字。既要官方支持，又重名人效应，这对于一本读书类民刊的生存与发展，还是必要的。《上林》的很多作者都是老朋友，如陈学勇、眉睫、黄岳年、林伟光、袁滨等，读刊即如老友聚会，其乐何如!扉页自牧的书法“静水流深”，抵得上一篇美文。
难得的是，从本刊中看到一个久违的老朋友——乔延凤老师，前《诗歌报》月刊的主编。我办《湖南教育报》时，先生鼎力支持，多次赐稿，至今感念。他写的这篇《书香最怡人》，便提到曾发表在《湖南教育报》副刊的《我的启蒙教育从识字始》，正是我的责任编辑。先生在文中说，发表在《湖南教育》，应有误。在此，向乔延凤老师遥相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