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鲤鱼(长篇小说)
作者丨姜贻斌
立 夏
一个火盆四个角，大家拢来唱山歌。
今年莫唱明年歌，晓得明年是如何。
——山歌
一
喜伢子家里装了电话，电话摆在布满灰尘的桌子上。三国住在拐角的那间屋里，如果有人打三国的电话，是十分方便的。我想，水仙起码也应该打个电话，问问三国的情况吧，这是她唯一的亲人，是她双目失明的哥哥。
我盯着电话，问喜伢子，水仙是否给三国打过电话?
喜伢子说，水仙自从那次回到县城，后来就再没有回来，也没有打过电话。
喜伢子拍着胸部，说，水仙如果来电话，我肯定要叫三国的，三国很可怜嘞。我也不晓得她家的电话，如果晓得，我也会叫三国给水仙通话的，让他听听妹妹的声音。
这真是不可思议。
也许，水仙不晓得喜伢子家里已装上电话。那么，难道她那次回县城跟三国见面时，也没有问问渔鼓庙的情况吗?问问邻居们的情况吗?我想，只要她问了，这种联系不就有了吗?那么，喜伢子家的电话肯定会把新疆跟渔鼓庙连在一起的。很有可能，水仙连这些都没有问过，也许，根本就不想跟渔鼓庙有什么联系——包括她的哥哥。
在水仙身上，还有一个不可理喻的事情，那就是她娘死的时候她也没有回来。当然，她也不晓得这个噩耗。再者，谁也不晓得她的地址，无法传达消息。她寄过几回钱，汇款单上的地址显然是假的，三国曾经照着那个地址回过信，信不是被退回来，就是泥牛入海。
我想，她为什么不让人晓得她的地址呢?或许是害怕当地把她从新疆抓回来吗?以前，她有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她还担心什么呢?为什么不让人晓得她的地址?难道连她哥哥也不让晓得吗?
我很想顺着这些问题分析和推测，然后，得出一个合乎情理的结论，再向大家宣布我的研究成果。我却发现自己根本不行，毫无能力，像突然间走进一个黑暗的隧道，左突右窜，四处碰壁，怎么也找不到出口，看不到希望的光亮。我已经没有勇气，明白即使继续向前走，也不可能有意外的收获。我似乎发现，走了大半天，竟然还在原地未动，所以，我只好失望而归。
喜伢子困惑地对我们说，真不明白她是怎么想的，你又不是去外国。哎，即使去外国，人家也要千方百计地赶回来，或是留个地址。唉，这个女人，真是一点亲情乡情也不讲。就说三尚那个地方吧，有个老人家八十九了，还是十五岁出去的，几十年了，还不是要从美国回来看看?人家还在老家那个破烂的小屋住了两晚，听说他硬不愿意离开，泪水像放坝。如果不是他的子孙拖他上车，看来他是不会离开的。这个老人家真不错，对家乡人很有感情，回到村子见人一个红包，都是美金，我的天。哦，还办了几十桌酒席，酒是五粮液，烟是芙蓉王，村里人都敞开肚子喝。你看，人家还是从美国回来的。后来，他还接老家的人到他那里看世界，在什么拉什么加的城市。
我纠正说，是拉斯维加斯。
对对对，是这个城市。你看，水仙她们相比起来就差远了，还只是去新疆，怎么连渔鼓庙也不肯回来呢?居然还住在县城，你回来看看也好么，我们又不想沾你什么光，也不会叫你请客，都是乡里乡亲的，说说闲话，每家每户地看看，人家都会感动得要死。再说，你哥哥还在，又是瞎子，你还要他去县城看你，太不合情理了吧?我想，如果她也去了美国，不是连县城也不会回来吗?这人呀……
喜伢子对水仙很不理解，张着迷惑的眼睛看着我们，似乎想从我们这里得到准确的答案。
而我们也无法解答。
看得出来，喜伢子有一种无奈的失望。他叹息说，唉，真不明白水仙她们是怎么想的，连家乡都不想回来看看，只有像我这样的蠢卵子一世呆在渔鼓庙。说罢，他摸了摸硕大的脑壳，咧开嘴巴，自嘲地笑起来。
又说，不管怎么说吧，金窝银窝当不得自己的狗窝。
喜伢子的崽在看电视，拿着遥控器，一路按过来，又一路按过去。这时，我不经意地看一眼，忽然看到电视里出现了新疆的画面，大声地对他的崽说，不要动了。
喜伢子的崽惊讶地看我一眼，不知我为何大叫，把频道锁定，然后，又迷惑地看着我。
电视画面里，一下是一望无垠的绿色草原，一下是车水马龙的城市，一下又是无边无际的茫茫戈壁滩和大沙漠，还有一排排笔直的白杨树。说实话，画面非常美妙，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那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十分悦耳，令人回味无穷。这让我想起银须白发的王洛宾，想起《大坂城的姑娘》，想起《掀起你的盖头来》，想起《吐鲁番的葡萄》，想起《在那遥远的地方》，想起《阿拉木罕》……
这时，我突发奇想，多么希望水仙或银仙出现在画面中，如果真的出现，那该是多么的巧合。我想，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个女记者在随机采访行人，男女老少都有，说不定就会遇见水仙或银仙。
当然，我又觉得这种想法十分可笑，为什么呢?即使采访到水仙或银仙，我们也不认识，包括喜伢子。水仙她们出走时，喜伢子才多大?他一定没有印象。再说水仙上次回来，也只在县城呆着，喜伢子又未曾见过，哪里认得出来呢?
那么，能否能从她们的话语中听出一丝乡音呢?从而来判断她们是否就是水仙或银仙呢?如果她们的话音里还带着乡音，那么，我能够认出来，我对此地的乡音太熟悉，谁也休想从我耳边溜走。是的，我的确有这个本事，我对此地的乡音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我曾经跑过不少地方，无论在火车上还是汽车上，甚或在轮船上，只要对方是邵东范围内的人，不论他们怎样说普通话，我只要听两句，就能毫不犹豫地指出来，你是邵东人。这常常令他们惊讶不已，我却流露出骄傲的笑容。
当然，对于水仙她们，我却不敢肯定还能否听得出来。她们出走几十年，再没有回过家乡，她们已没有说乡音的环境，所以，肯定不会说家乡话了，应当说的是普通话。
我曾经见过几个朋友，他们原来是纯粹的湖南人，十几年前随父母去东北，再见面时，我却不能从他们嘴里听到湖南口音。他们一口一个的儿化音，像嘴里安装了一台微型的绞拌机，把乡音绞得像一条条麻花，这让我倍感伤心，也倍感陌生，陡然产生一种失望。我们没有了那种亲切感，我们的对话因语音的不同而变得磕磕碰碰，不再像山溪水那样流畅，不再像春天的暖风那样温暖。我即使强迫他们改用湖南话，他们也无法说得流畅，即使说了，也有一种生硬，一种尴尬，一种半生不熟。我无奈，干脆叫他们恢复东北话。
喜伢子的崽不喜欢看这个频道，等一阵子就要换台，我却霸蛮地喝住他，你让我们看一下，好吗?
他又迷茫地扫我一眼，放下遥控器，干脆走出去。
我独自专注地看着电视，虽然效果不好，时有讨厌的雪花点闪烁其间，我还是祈望能有一种意外的惊喜出现。
我屏住心跳。
我突然对喜伢子说，如果水仙或银仙出现在电视上，你认识吗?
喜伢子显然对我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感到奇怪，眨眨眼睛，摇晃着脑壳，我哪里认得出来?
我却满有把握地说，我可能认得出来。
喜伢子惊诧地看着我，说，你怎么能认得出来?不可能，不可能。
我说，我是凭感觉。
喜伢子不跟我争辩，说，哦，如果三国的眼睛不瞎，还有可能认出来。哦，那年陪三国到县城看水仙的是刀把，他能够认得出来。
我很想叫刀把来，此时，刀把却在他的新屋里，离这里有几十米距离，即使叫他来，这个节目也许已播完了。我觉得，这很有可能失去一个绝好的机会。当然，我还是盯着电视，没多久，大概也是三分钟吧，节目就播完了。我关掉电视，心里头有一种淡淡的惆怅。
我看了看手表，已是上午十一点过五分钟。我想，水仙此时在做什么呢?她是否有心灵感应呢?是否觉得在她家乡渔鼓庙的大院里，此刻有个男人企盼在电视上看到她呢?她此时是在洗衣服呢?还是在阳光下浇花?还是在跟丈夫吵架?还是在笑笑地逗着孙子玩耍?还是在忧郁地想着一生的悲苦?还是在跟银仙满面泪水地诉说?还是在心花怒放地哼着新疆民歌?还是在心如止水地看着遥远的故乡?
二
那天，我和兄弟们离开渔鼓庙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
五月的阳光依然很大，渔鼓庙一片寂静，院子里还是阴湿阴湿的。如果不是刀把的新楼房耸立其中，我觉得跟几十年前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是那些旧房子显得更破烂，人也更苍老，如此而已。尽管有了电话和电视机，我的心境也是很郁闷的。
喜伢子他们都来送我们兄弟，我们本来还想在渔鼓庙多坐一下，却还要赶到矿本部看看那些邻居，然后，再赶往离矿本部十多里的县城，我们夜晚将在县城住宿。
喜伢子说，这里的路太烂，的士一般不愿意来，中巴倒是有的，你们可以坐中巴。
又说，哦，也可以坐马车。
我们对中巴不感兴趣，听有马车坐，顿时高兴地说，那当然坐马车。
喜伢子叫来一辆马车，赶马车的是个中年男人，一脸的红坨坨，听说我们以前是住在大院子里的，也很高兴，说，好啊好啊，来看看就好，我今天免费送你们。
我问车费多少，他说，一人一块钱。
我当然要给他钱的，只是觉得太便宜。
临走时，我坐在马车上对喜伢子说，如果水仙下次回来，你要打电话告诉我。
喜伢子迷惑地看着我，说，做什么?是不是你要来看她?有这个必要吗?你在长沙好远的。
我说，不远。
我简直是命令似的说，你一定要告诉我。说罢，我把电话号码给他。
然后，马车载着我们一颠一颠地离开渔鼓庙，像小时候睡在晃动的摇篮里，望着渐渐离我而去的人们和村子，那还很单瘦的禾苗，那颠簸的小路，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不清楚我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
当然，我说话一定要算数，如果有那么一天水仙回来了，到时我会从长沙赶往县城——如果她仍然住在县城的话——我没有其他什么目的，只是以一个曾经在渔鼓庙居住过的人的身份，跟水仙见见面，说说话而已。我很想了解她和银仙在新疆的生活，更想了解她为什么不肯回渔鼓庙看看，哪怕只看它一眼。然后，我当然也要把我所想象的关于她的生活说出来，看是否有相似之处。我不会在意她是否承认我的想象有多少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我只会真心地说出来。
如果见面，我想，我还是叫她水仙姐姐的好。我没有别的要求，只请她和我能够随意地说说话。我想透过她回忆的话语，让我更加清楚地看到当年她跟银仙出逃的情景，包括路上的辛苦和颠簸，去新疆之后的酸甜苦辣，以及几十年人生道路上风风雨雨的经历。
我想，她肯定不会拒绝我这个要求的，她会百感交集。一个也许她已经记不起的男人，一个只在渔鼓庙居住过一段时间的男人，居然在几十年之后仍然记得她的名字，而且，对她和银仙的出走以及几十年的生活，仍然充满着好奇和关注。我想，她肯定会兴奋和激动的。也许，她还会对我的这种好奇和关注感到不可思议，世上有那么多的人事你不去关注，为什么单单记着我这样一个渺小的女人呢?而且，几十年来都没有忘记呢?当然，最终她又会理解我的，因为她深深地留在我记忆里——虽然她只是一个名字。所以，她会更加地信任我，然后，毫无保留地把满肚子的话说出来。
我能够想象到我跟水仙见面时的激动。我希望她不要说普通话，希望她还能够说一口地道的家乡话，我们要用渔鼓庙特有的方言，进行一次精神大会餐。
所幸的是，我虽然在渔鼓庙住过不多的日子，后来搬了家，离它也只有七八里路，所以，我说的还是相当标准的当地话。尽管我已离开多年，尽管我生活在一个跟渔鼓庙的语言环境完全不同的城市，我的口音却一点也没有改变，这令许多人十分惊讶。
所以，我们的交谈一定会进行得非常流畅，根本不存在任何阻碍，也不必在言辞上斟字酌句，我们可以痛快淋漓地说出很多非常有味道的语言。我们会觉得这些看似粗俗的语言，说出来却是那么的贴切和准确，尽管有一些字词根本没有办法写出来。
我们可以把他娘的脚说成他娘的多，我们可以把去你屋里玩一玩说成去你屋里嘿一下，我们可以把一尺长说成一它长，我们可以把一条蛇说成一条傻，我们可以把姐姐说成假假，我们可以把汽车说成汽它，我们可以把鱼说成鱼鳗鳗，我们可以把一只老虎说成一搭老虎，我们可以把傻瓜说成哈宝，我们可以把父亲说成爷，我们可以把坐一坐说成驮一驮，我们可以把睡觉说成歇眼闭，我们可以把桌子说成多子，我们也可以把锅子说成多子，我们可以把夹菜说成隔菜，我们可以把走路说成横路，我们可以把走亲戚说成横人旮，我们可以把忙碌说成搞不赢，我们可以把做爱说成斗榫子，我们可以把办丧事说成呷豆腐，我们还可以把瞎子说成哈子，我们可以把哑巴说成那巴，我们可以把生毛毛说成生伢伢，我们可以把他胖了说成他胖搞里，我们可以把看电影说成看戏，我们可以把吃了说成吃搞里，我们可以把窗子说成湍子，我们可以把小孩子说成细把戏……
好了，如果这辈子能够跟水仙或银仙见一面，我就终于了却一桩心事，再不必挂牵这两个在心里存放几十年的富有诗意的名字，也不必老是用自己拙劣的想象虚构她们丰富而复杂的生活。她们过去的生活，不管是幸福还是痛苦，都会真实地储存在我记忆里。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跟水仙或银仙见面，我还要问起雪妹子。你们是否见过她呢?当然，我也要痛心地告诉她们，她已于多年前自杀。关于自杀的原因，我们一概不知。当然，我也要把关于她的想象说出来。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跟水仙或银仙见面，她们也有可能对我说，她们根本就不在乌鲁木齐，而是在石河子，那是一个有大农场的地方，是一个有各种不同地域的语言大交汇的地方。为此，我是否会对自己的想象感到失望呢?
如果有可能，我会说服水仙回到渔鼓庙，说我陪同你去吧。你看，我叫你5月初回来是有道理的吧，天气多好，不冷不热。我们兄弟那年也是5月初来渔鼓庙的。你去看看生你长你的土地吧，去看看你住过的那个院子吧，去看看你哥哥三国和邻居们吧，去看看那没有的沙洲和羊屎粒粒树吧，去看看那个没有茂密松树像个土包的雷公山吧……到时候，你会感到深深的失望吗?你会责怪我不该叫你回来吗?然后，你会用普通话骂我是个温柔的骗子吗?我能够想象到你的愤懑和遗憾，你甚至刚走下车，环视四周，脸色骤然一变，竟然连院子也不去，也不跟我打个招呼，立即钻进车里，忿忿地叫司机开车。
那天，我们在矿本部看望过邻居，就匆匆地坐汽车向县城进发。来到县城时，下午的阳光已没有了火气，像一个年老体弱没有强烈欲望的女人，无奈地贴在西天上，像静静涂抹的油彩。
在通往县城的路上，到处是嘈杂声，人车横流，灰尘弥漫，好像有一段路在进行改造。我们以前经常来县城玩耍，走的是那条小路，不怕辛苦地来看球赛或看电影，那条弯曲的小路上，曾经撒下我们多少的渴望和欢笑，沮丧和失落。我们熟悉小路上的每一处，比如说，哪里有个坡，哪里有个村子，哪里有块立在路口的石碑。当然，这一晃，好些年月过去了，我们稚气的脸上充盈着许多世故，以及老谋深算的笑容。小路上的那些花草，仍然像以前那样生机盎然，或浑身枯萎，却是一点也不做作。
县城的变化已经认不出来，显得非常陌生，我们不时地发出惊讶声。仅仅是那条进县城的马路，早已不是先前那条高高低低狭窄的马路了，新马路修得十分宽敞，路面画上笔直的白线，一眼看去，仿佛进入一个大城市。一幢幢楼房像无数的孪生兄弟，高高矮矮地耸立在街道两边，广告牌则像风骚的女人搔首弄姿。以前简单的十字街道，如今好像生出许多街巷，我们已无法认出它原来的样子。
车子开得很慢，可以让我们从容地向两边街道扫视，我们的议论声充满车厢。这时，忽然闪过我眼前的，是一家叫火鲤鱼的充满喜气的宾馆。看样子开张不久，大门边摆着许多花篮，花篮上挂着红色的绸缎，绸缎上可以看出隐约的黄色字迹。宾馆大门上的火鲤鱼，三个黑体字很大，浑身通红。这熟悉的名字，陡然叫我倍感亲切。
我惊喜地叫喊，火鲤鱼——
那晚，我们并没有住在这个宾馆，二哥的朋友早已给我们安排了。我却固执地认为，如果水仙下次回来，我和她一定会在这个叫火鲤鱼的宾馆相见的。她也会挑这个宾馆住下，也许这三个字对她来说，会让她产生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心情。
我回到长沙之后，一直有个预感，隐隐地觉得水仙又回来了，现在就住在火鲤鱼宾馆，在耐心地等待我的前往。所以，只要这个感觉涌上来，我就要充满希望地给喜伢子打电话，大声地问水仙是否回来了，他说，没有嘞。电话的线路很不好，他的声音沙沙的，很小，像蚊子的声音。
他说，她如果回来，我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
难道说我的预感不对吗?那么，为什么这种感觉相隔十天半月就要涌上来呢?
我觉得非常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