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边上丨2010年卷(三)

2016-09-13 11:27:04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责编:吴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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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边上·2010年卷

作者丨吴昕孺

 

3月30日 星期二 晴

《潇湘晨报》113期的主题是低碳。说低碳之前,我要先说一篇文章,《新京报》记者孔璞在专栏“传媒一线”写的《杀戮之前,什么样的困境和懦弱导致他精神崩溃?》,主角自然是南平杀害8名小学生的凶手郑民生。孔璞到了南平,她详细了解了郑民生的情况。郑民生的邻居说:“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反正也帮不了他。我只告诉你他是好人。”这个在网上被称作“恶魔”“刽子手”的外科大夫其实还很喜欢孩子,他经常骑电动车带着孩子们出去玩。但生活和感情的困境压垮了他——一个老实得有些懦弱的人。当他的意志完全崩溃时,他选择了实验小学的学生——当地人说,那里的孩子出身非富即贵。

我也和孔璞一样,无意于为郑民生开脱,但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一个悲剧的真相和原因,类似的悲剧也许会再次发生。我想,如果让一个“好人”走上犯罪道路,社会应该反省和检讨属于它的那部分责任。我们都是社会的一分子,我们都在内。就像时下流行的低碳,我们人人有份。但我们同样要知道,就在很大一部分人追求低碳生活的时候,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努力摆脱自己身上的重负和高压。如果这部分人的努力得不到回报,对低碳的追求就会受到高压的威胁,就像南平实验小学被伤害的那十多个孩子。

从汶川剧烈的地震到云南疯狂的干旱,大自然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它开始行动了。哥本哈根见证了人类的内讧,而越来越大的城市与越来越大的荒漠互相竞奔,答案是不可更改的:城市的胳膊无论如何拗不过沙漠的大腿。沙尘暴早已不是北方的专利。如果一切来得及,低碳生活固然重要,最重要的恐怕是人类共同选择的发展方向——目前看来,人类选择的正好是毁灭的方向。黄色、白色、黑色、棕色的我们,何时才能回头?

我担心的是,即便地球上所有人的生活都符合低碳的标准,地球在权力、资源和思想、文化的争夺中,仍将会处于郑民生式的崩溃之中。个人悲剧也许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人类的悲剧却不可避免!

 

4月7日 雨 星期三

《诗选刊》上半月版第3期是对2009年的一个总结。选了我发在《绿风》诗刊去年第6期的《怀人十五行》三首。该刊2009年年度最佳诗歌奖为李琦和雷平阳获得,先锋诗歌奖授予零落香和朱雀二人。

 

4月12日 雨 星期一

《读书》第4期有王彬彬的《漫议顾彬》。顾彬是德国汉学家,大约三年前他“炮轰”中国当代文学引起国内巨大争议。我当时也写了文章表示赞同顾彬的意见。顾彬批评的大意是,中国当代诗歌“世界一流”,小说则是垃圾,原因在于中国当代小说的“中文不好”,语言很差。

我不觉得中国当代诗歌已到了世界一流,读聂鲁达,读埃利蒂斯,读里尔克,读米沃什,读阿米亥,总感到汉语新诗缺少一些东西,不硬扎,不厚实。但因为诗歌在当代中国不入市,始终处于商业社会的边缘地带,所以,诗歌基本保持了一种很好的东西:纯净。中国当代小说就很难做到。中国小说有好题材,没有好的语言;有好故事,没有好的结构;有好背景,没有好的想象。而诗歌呢,好诗不少,却没有大诗人,没有一位旷日持久地保持高水平和探索精神的诗人。但假以时日,中国也许仍然是一个诗歌的国度。

我个人认为,中国最垃圾的是散文,“不想事”的散文太多了,也就是王彬彬所说的“水龙头文字”太多了,我称之为口水文字、白开水文字。偏偏中国散文数量特别大,散文操作手特别多,真像一个文字垃圾站。当然话又说回来,垃圾里面也埋着金子。中国一些拾荒者可以靠垃圾站维生,甚至靠垃圾站发财呢。所以,多几个垃圾站不是坏事,至少垃圾集中,外面就要干净清洁些。

4月13日 雨 星期二

直到昨晚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微博”的含义,也没有不耻下问过。读新一期《晨报周刊》的策划《微势力》,略窥其门道,微博大约就是能上手机的博客,所以传播更广。

看了这个策划之后,我想,我是永远不会注册微博的。不是我瞧不起它,而是我用不着它。我不仅不想把“自己”传播得那么广,反而我觉得这是一种近乎可怕的事情——微博绝对可以把一个人撕成碎片,把一个人的时光撕成碎片。我不想穿着那件时光的碎衣服,露出自己的鸡胸和腿毛。一个人,或者一个人的生活,应该是“广博”而不是“微博”。

 

4月21日 雨 星期三

陈蒲清老师来访。这么大的雨,75岁的老人从河西跑过来看我们,真不简单。陈老师刚主编完8卷本近四百万字的《陶澍全集》,我们就说起陶澍这个人。

陶澍曾任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就是他的幕僚。陈老师说,陶澍看中魏源的才华,养着他,不要他起草公文,不要他写会议报告,不要写汇报材料,让他全心全意做学问。

由陶澍一手提拔上来的人,可以组成清末最强大的干部阵容:林则徐、胡林翼、左宗棠、李星沅,曾国藩虽不是陶澍直接提拔的,但受陶澍影响很深。历史学家萧一山曾说:“不有陶澎之提拔,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倘若当时湖南人才不能蔚起,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就很难说了。

陶澍的不凡还在于,他锐意改革盐政,是第一个突破清代政治经济体系,率先引入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家。所以,他是中国近代史发端的里程碑式人物。

我劝陈老师顺势写一本《陶澍传》。陈老师说,他正在准备,但担心出版社会亏本。我说,不见得会亏,何况,亏本也应该出啊。中国历史上能有几个这样的人物呢。

 

4月27日 晴 星期二

5月1日,上海世博会将开幕。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上海又将成为世界的焦点。我不太懂得“世博会”的含义和重要性,好像是在一个方圆五公里的地方各个国家建馆宣传自己的经济与文化,据说中国国家馆远看像一个码好了的“自动麻将机”。若果真如此,设计者应获大奖,因为他深谙中国文化的精髓。

世博会将世界的眼光投向中国,将中国的眼光引向世界。当然,这些眼光都是“含金量”很高的眼光。这些放眼世界的眼光还会回来吗?也许,世博会能给予中国足够的虚荣和实利,但愿它还能带来真正的世界文化和全球视野。毕竟,世博会不是世界。

新一期《晨报周刊》有篇好文章《开黑车的好人》。我一年难得打几次的士,一般情况下坐公交车或者步行。有时遇上紧急情况,却满大街找不到的士,这时黑车就来救场。我看过好几次电视新闻,主持人都说不要坐黑车,这样会助长黑车蔓延。我想,该主持人大概自己有私车,没有经历过打不到的士的难处。我坐过好几次黑车,觉得黑车有三大优点:一是挺身而出,救人于急难之中;二是身份问题让黑车既低调又热情;三是黑车一般不漫天要价,大多数时候还能比的士稍便宜。有了这三点,我觉得“黑车”不黑,下雨或上下班时打不到的士,那才叫一抹黑。

4月14日,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学术交流中心门口,一位林先生组织“倡导心灵富豪,拒绝心灵垃圾”的活动,一群学者教授撕碎并烧毁他们认为会污染人心灵的垃圾书。林先生烧的第一本书是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理由是抄袭太多,是一本伪书。

焚书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历史上最大的焚书事件是秦始皇和德国纳粹干出来的。林先生大概把自己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焚书,不外乎烧把火炒作自己。他们的心灵早已被名利污染成重灾区。一个“知识分子”愚昧到了焚书的程度,如果再来一次“文革”,能设想他们会成为什么人吗?中国出版界连学者教授们那些“天下文章一统抄”的论文专著都能容忍,难道不能容忍几本不痛不痒的畅销书?我看,郭敬明的书抄得再厉害,也比专家教授们那些开中药铺、喝白开水的书要好得多。一个国家,像林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多了,即使每年主办奥运会和世博会,都无可救药。

 

5月5日 雨 星期三

今年的《美文》杂志连载了阎纲的《我是文坛三零后》。这是我唯一有兴趣读完的长篇散文,它本身是一种纪实。如果散文缺乏内在的深度,那就不如纪实来得真诚。

阎纲写著名画家吴冠中。他们同住北京方庄古园。我一看这地名很亲切,想起来,原来成幼殊老师也住在这里,我们通信时,我寄的就是这个地址。有一次,阎纲散步时碰上吴冠中,谈到文联。吴冠中说:“文联早该撤销,文联各协会也该撤,包括作协!”接下来,他由鄙夷变为严肃,说:“我不知道他们都干些什么,一个群众团体封那么多官干什么!”

阎纲写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工作室,他说:“我不但喜欢‘焦点访谈’,更喜欢‘焦点访谈’现象。”并破例提笔,写下“群众喉舌,舆论监督,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十六字赠言。事后,陪同者将赠言中的“群众喉舌”改为“党的喉舌”。这是政客对政治家的篡改。在“焦点访谈”工作室,白岩松等主持人问朱总理:“正面报道多少合适?98%还是99%?”总理绝非玩笑地说:“有51%的控股就可以了!”

 

5月7日 阴 星期五

曾痛斥高房价的临湘市副市长姜宗福,经岳阳市委研究决定,平级调任岳阳民族职业学院院长助理(副处级)。姜宗福换工作,与他“乱”说话不可能毫无关系。但据此对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过于悲观,也没有必要。

理由有二:第一,姜宗福没有降职,甚至被削职。在中国国情下,平级调动至少说明上头不认为姜宗福犯了错误,只是这个人“刺”太多,四处扎人,得放到一个让他扎不到人的地方去,正好姜宗福有过自己“不适合做官,喜欢做学问”的自白,上头顺水推舟,便让他到高校做学问去了。第二,姜宗福在临湘的顶头上司、临湘市委书记对姜宗福在临湘五年的工作和做人持毫不含糊的肯定态度。说明姜宗福即使“刺”得让某些人如坐针毡,但官方的公开评价仍然保持着客观而理性,不管是否出于诚意。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是,大家先看姜宗福如何来当这个“院长助理”。他是继续保持自己的锋芒呢,还是从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如果继续锋芒毕露,那组织部门又将如何处理,继续平级调动?继续说他“是个好同志”?还是其他。如果姜助理从此“心态平和”,像芸芸众生般熟视无睹,那这次平级调动真可以说得上手法高明,功效卓著。

说到民主,最近发生的一起惨案与其有关。河南孟津县某初二女生,因与同学打架,班主任在班上发动“公投”,结果38人中有26人选择“让其回家反省一周”,致使该女生自杀身亡。暴行假民主之名而公然行之,这是一个典型案例。即使该女生不自杀,但发动全班同学对她的侮辱,其心理阴影也将笼罩她一生,这同样是一种冷暴力。老师和学校为推卸教育责任,把球踢给未成年学生,无意中完成自己的“借刀杀人”之举。倘若这样的中国式“民主”大行其道,那就不要说“文革”的阴魂已永远消失。包裹着民主外衣的专制,比堂而皇之的专制要可怕无数倍。

 

5月11日 晴 星期二

前不久,超女歌手李宇春获得四川青年五四奖章,引起网上激烈争论,大部分网民持反对态度。无独有偶,在刚刚公示的“沈阳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名单”中,沈鹤先生悄然在列。说沈鹤,天下没几个人知道他是谁;要是说“小沈阳”,则地球人都知道他是谁。

据某报调查结果,20%的被调查者认为小沈阳当选劳模“实至名归”,6%中立,高达74%的人“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劳模具有正面教育和示范作用,应是人民的榜样。小沈阳的榜样作用在哪里?”

我听不懂李宇春的歌,她的边跳边唱常常被我理解为“边走边读”。我也喜欢边走边读,但我的边走边读就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李宇春的边走边读引得万人空巷,尖叫喧天。这样的人不当劳模,谁当呢?

我不喜欢小沈阳。但我不得不承认,那家伙多才多艺,唱得跳得说得哄得煽得拍得装得,聪明过人又傻不拉叽,热情奔放且花样百出……他每一次表演都很卖力,把自己弄得疯疯癫癫,给无数“粉丝”带来欢乐。这样的人不当劳模,谁当呢?

我觉得他们是有“正面教育”意义和“示范作用”的。他们现在有钱了,钱可能还不少,但不是偷扒抢劫而来,不是贪污受贿而来,靠自己的技艺和实力赚钱,这样的人不当劳模,谁当呢?

难道所有劳模都必须是穷光蛋?难道所有劳模必得出自工厂、车间或者马路上?拥有亿万粉丝的文艺明星都不能算“人民的榜样”,不是变相批判那亿万粉丝都是人渣吗?

白手起家,刻苦训练,不怕困难,抓住机遇,脱颖而出,知恩图报,这难道不是小沈阳和李宇春的榜样作用?

我相信,中国八成以上家长,如果自己的孩子有幸成为李宇春和小沈阳,他们会喜不自胜,会高兴得几晚上睡不着觉,会对着木菩萨“谢天谢地”“谢谢CCTV”。但眼看人家大红大紫了,要当劳模了,便嗤之以鼻。这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虚伪,不止于酸葡萄心理,还大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之势。

孔子在《论语》中提及一类人:“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乡愿的可怕之处在哪里呢?他继续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连孔夫子这样的敦厚长者出语都如此疾厉,乡愿之“贼”可见一斑。儒家倡导中庸,狂狷次之。偏偏中国中庸者少,狂狷者更少,孔夫子认为最可怕的“乡愿”却多如牛毛。李宇春和小沈阳无疑是这个时代备受争议的人物,你可以不喜欢他们的风格,但看不惯、瞧不起他们劳动的那些人,非乡愿其何如!

至于李宇春的中性味、小沈阳的女性化,那是娱乐表演取悦于人的需要,是他们各自在舞台上的“核心竞争力”。我个人认为,如果李宇春和小沈阳成为劳模,不是花钱买的名额,那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因为其一,即便是领导意志,说明领导在追求劳模的多元化构成,这也是一缕民主政治的曙光;其二,倘若是民众投票,说明评选劳模的主办机构(政府)对民意的尊重。于国于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遗憾的是,中国人那么喜欢“正面”、看重“正面”,却不懂得欣赏背面和侧面的美。所以,从古至今,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平面人——单调、寡趣、刻薄,一点也不可爱。

 

5月25日 晴 星期二

昨晚,鞠晨曦请我去跟湖南涉外学院的学子们讲讲诗歌。我讲的题目是:《诗歌是生活的睡美人》。我希望同学们首先热爱生活,一个不热爱生活的人去伺弄劳什子诗歌只会适得其反。诗人是自杀率相当高的一个群体,但在古代,鲜有诗人自杀的个案。李白、杜甫、苏东坡、薛涛、李清照,这些大诗人人生际遇并不好,杜甫写李白:“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大诗人落魄如斯,仍心红志坚,有机会就上,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上。如今呢?没钱跳楼,恋爱谈不成跳楼,听到一句羞辱的话也跳楼……

人有病,天知否?我问过好多次了,无须再问,答案是没有的。窗外阳光高照,水灾、旱灾、地震、列车脱轨、手足病高发……天与人一起患病,无论自然还是社会,都是一间间大病房、大诊所,谁能健康而安全地活着?健康也许自己可以负责,但安全无论如何必须协力同心,那么现在,我们就先不谈幸福那近乎虚拟的玩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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