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风易俗：曾国藩的另一场战争
——我为什么写《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
文丨刘绪义
政治生态是当今一个热门词汇，许多人以为只是把它与官场生态划等号，却不知，政治生态既包括了官场风气，也包括了社会风气。二者互相影响，共同构建起一个时代的政治生态。
笔者在曾国藩研究的过程当中深刻感受到曾国藩及其同时代人为了改变当时的政治生态所付出的良苦用心和努力，可以说，曾国藩在十年征衣中开辟了另一个战场，进行了一场移风易俗的战争。因而，我在《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九州出版社2015)书中，就想着力揭示曾国藩与晚清政治生态的关系。
嘉道年间的政治生态
晚清嘉道年间知识界已经出现了一股经世思潮，他们深刻揭示政治生态的危机，以唤醒人们扶危救困，形成了一种共识。
对于当时整个官场道德整体堕落的认识，洪亮吉、姚莹、曾国藩等人都有过深入的剖析。在洪亮吉看来，昏庸无知、奴才充斥官场，唯利是图已成风气。做官先问肥缺：“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问一岁之陋规若何，属员之馈遗若何，钱粮之赢余若何。”(《卷施阁文甲集·守令篇》)书吏膨胀，差役横行。上下相瞒，“州县以蒙道府，道府以蒙督抚，督抚以蒙皇上。”(《征邪教疏》)王先谦则直指“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东华续录·嘉庆·十七》)姚莹认为整个社会“道德废，功业簿，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师说》)
这种风气到道光年间变本加厉，曾国藩指出：“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方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应诏陈言疏》)
官场风气如此，民间风气更甚。以湖南为例，“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匪入楚，凡入添弟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孽未尽。”名目繁多，成群结党，啸聚山谷，官员不作为，加剧了这种风气，以至于“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 “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此起彼伏的暴动，加剧了酷刑。
兵士平日毫无训练，技艺生疏，心虚胆怯;将官一切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
“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清廉之官不但不受人尊敬，反被人愚弄。连嘉庆都告诫臣下，一味厚道不得，当今之世小人多于君子。
对于“官兵之退却迁延，望风先溃，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种种恶习，曾国藩毫不留情地予以了公开抨击，“闻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备陈民间疾苦疏》)许多人以为太平军多是两广人，其实不然。太平军入湖南本是遭到清兵的围剿，走投无路之所选，人数不过万余，而后攻打长沙时，竟然聚众十万，这新增的人众多是湖南人。
曾国藩于1853年奉命在长沙帮办团练，捕办土匪，对当地风气了然于胸。正是因为他在长沙开审案局，严刑峻法，破坏了湖南官场的潜规则，因而得到了一个“曾剃头”的外号。为了避免卷入纷争，曾国藩只好选择离开长沙，南下衡阳练兵，远离是非之地。
但是到了1860年，短短的几年时间，湖南风气为之一变。曾国藩在给家人的信中高兴地写道，“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立定根基 力战流俗
曾国藩晚年，他身边的核心幕僚赵烈文这样总结道：“老师历年辛苦，与贼斗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斗者不啻十之五六。”(《能静居日记》)
他认为，曾国藩辛辛苦苦大半辈子，真正花在与太平军作斗争的精力不过三四成，绝大部分精力花在与世俗文法斗，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斗。这话概括得很确切。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普遍向钱看的风气，基于对时局和社会风气的忧心，初出办团练，便宣布“不要钱，不怕死”，借此来号召乡土豪杰人才。
在曾国藩看来，官员的身与心事关风气的好坏。作为一个躬身入局的人，首先要自己做
得正，才能引导一种好的社会风气。曾国藩提出“风俗移人”，“凡人才皆随风气而转移，虽贤者不能自拔于风尚之外”。再能干的人才也逃不过风气的左右，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个社会或一个单位的风气的影响。官员品行高下、能力强弱，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社会的运行。所以，诸葛亮也曾说：“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下边的流弊应该在上边杜绝。
因此，湘军每战一地，曾国藩都要设忠义局、建昭忠祠，以“慰忠魂而维风化，劝臣节
而正人心，维风教而励人心”。他是把这一场战争当作一场“卫道战争”来打的，以应对洪秀全的“民族战争”。所以他响亮地提出了“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的理念，以此培育一种好的社会风气。
现代学者钱基博先生曾对曾国藩作过精辟的概括:游心如老庄之虚境，治身如禹墨之勤生， 齐民如管商之严整，而持之以不自是之心。虚心实做，庶几乎道矣。就是说，曾国藩的修心一如老庄，虚心虑人;治身一如大禹墨子，勤勤恳恳;治民如管仲商鞅，严肃整齐;关键是他持有“不自是”的心，踏实做事。
在曾国藩的带动下，胡林翼、罗泽南、左宗棠等人均以“移风易俗”为己任。如郭嵩焘认为，“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致李傅相》)
学风，是人心风俗的重要体现。湖南从陶澍、魏源开始，到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刘蓉、郭嵩焘等，无不着力于培养经世学风，去除学习功利性，区分读书与科考，造就了实事求是的湖湘学风。
左宗棠认为，“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考特进身之阶耳。”在做幕僚之前的青年时代，是左宗棠读书的黄金时期，他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理学、农学、荒政、盐政、漕政的研求上。
罗泽南亦与曾国藩、左宗棠看法出奇一致，他“不居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曾国华，李续宾、李续宜兄弟、蒋益澧、刘腾鸿等等，都从学于罗泽南，受其影响颇深。
刘蓉则将学风与风俗紧密联系起来，他说，“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因此，他提出，治学应当匡世济民，经世济用。
后来，在分析曾国藩的历史观点和实践时，毛泽东提出了“大本大源”的命题。他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毛泽东认为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会抓人心、抓学术。如曾国藩所言，“使得大本大源，则必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青年毛泽东主张本源治世，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 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 天下之心皆动，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上述措施，在培养湖南士子清廉风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在教育、还是风俗等方面下大力气，其结果必然是人心正。人心一正，实用型人才的成长就有目共睹。
军人办学 引领风气
曾国藩不仅要求各级湘军将帅亲自给士后讲课，他本人每逢三八操演也都要登台讲学，所讲的内容就是四书五经、程朱理学，目的是要形成“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的局面。
除了以湘军中开展教育之外，曾国藩还首创了“军人办学”的格局。
军人办学，这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从咸丰末年起，他们大批恢复重建在战争中毁坏的书院，兴办义学。1865年上表中央，将兴办学校上升为国策。湘军将帅纷纷捐资助学，同情声援。如胡林翼，在家乡益阳建箴言书院。彭玉麟建船山书院，曾国荃得知后，捐出其兄刊刻家藏的《船山遗书》，并资助了不少银子，嘉惠来学。左宗棠则建有尊经书院等30余所、义学320余所。罗泽南修复衡阳石鼓书院，建义学。为湖南培养了大批人才，并形成了湖南社会人人向上的风气。
其他湘军将帅在教育问题上也丝毫不含糊。如郭嵩焘对教育的重视也可见一斑，他从出使英法的所见所闻中悟出：“英国富强之一出于学问”;“西洋专以教养人才为急务，安得不日盛一日?”“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中国召收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番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1878年11月，对于“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更有心急如焚的呼吁:“体察天下大势，与西洋交涉已成终右不易之局。彼方一切取成于学，逼处环伺，以相洁难，而我贸贸焉无以应之，实亦吾辈之大耻。……办理洋务四十年，知者绝少，无他，不学故也。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郭嵩焘《致沈幼丹制军》)
有学问于胸，了解国际形势，心中就有底气，不至于盲目地畏惧，就能洞察洋人的心思。他指出，“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樱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郭嵩焘日记》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因此，在1859年，他第一个向朝廷写奏折，建议学习外语。
刘长佑出掌两广期间，恢复发展教育，建书院，延名师。后来康有为到桂林讲学，就是以桂山书院为讲坛，宣扬维新思想。杨昌濬在闽浙为官时注意发展地方教育，修复杨龟山祠，参讲学院，集训学子，力倡敦本崇实的学风，痛祛浮躁骄惰的恶习，推重文治。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很重视在精神方面强化文教。他了解到山西“商业日盛”而“文教日衰”，奏请设立书局刊刻官书，续修《山西通志》，“以读书为训俗之本，习儒为抑末之方”，(《设立书局疏》)饬令属吏大兴学校、广培书院、勤于化导。同时，还饬令官长苦口劝导、士绅戒奢崇简，以厚民风。提出：欲变士风，先须仕宦兹土者以身作则而后可;欲变民风，则非官场苦口劝导，士绅戒奢崇俭，则其风不能及民也。明知言之易而行之难，然吾辈既一日在官，不可不深明斯义耳。
在两江总督任上，曾国荃“兼用黄老术，务清静化民”。仿照德国规制，设立武备总学堂，分建两所：一为讲实学，教授格致勾股、测地绘图、建筑营垒炮台、施放水雷枪炮、行军、传音、电学、光学、气球各项根底之学;一为讲操练，选员到堂学习泰西行军布阵、分合攻守、枪炮水雷各新法，并拟将金陵同文馆与水雷学堂合并，“于翻译、水雷无所不学。”
可以说，湖南近世人才辈出，与曾国藩开辟的政治生态战争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
（本文原载《博览群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