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小村去文学殿堂
文丨邓宏顺
谈创作得从人生谈起，因为人生是创作之根!
一、埋在童年里的文学种籽
在大湘西的沅陵县与辰溪县交界处是九龙山山区，我敢说那是少为人知的大山区!
我已逝的亲人就葬在那里。葬着我亲人的地方当然就是我一辈子都会记着的故乡!
我七岁时，村里还没有学校，让我们读书无门。我满脑子的欲望和想象就如割过的韭菜蔸上，嫩绿的叶片儿顶着露珠密密挤挤地冒出来。强烈的求知欲望，使我最爱在屋壁上画些奇趣的壁画。最初作画的材料只能是火塘里燃烧过后的木炭;但木炭常难惬意，不是硬得在屋壁上难以着色，就是过于松软，一接触屋壁就磨成细粉飞散。为了弄到理想的作画材料，我们想到了那个关闭的学校，想象那里面一定会有老师写字的粉笔。于是，我们一帮孩子聚在窗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部署。办公室是一间老民房，窗子开得又高又小。我们先是搬些凳子重叠起来，然后站在摇摇晃晃的凳子上，用柴刀砍断窗口的拦杆，一个一个跳进去。我们拉开办公桌抽屉，果然就看见一盒盒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彩色粉笔。那真让我们惊喜不已!
全村马上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创作十分繁荣，思想毫无顾忌，题材多种多样，一切生命都是我们创作的主题。我们互相比赛，看谁画得最多，画得最快，画得最大，画得最怪。有画天上的，有画人间的，有画水下的;男人长角、女人长胡子、老人长獠牙、小孩长翅膀、动物长人头，植物长眼睛……我们所有想象都被充分表达出来。
我们被村里干部拉到一起捆在晒谷坪边的柚树上挨打屁股时，才明白大人们认为我们的“壮举”是错的。
但我父亲不这样认为，他找到村干部大发雷霆，说这么多孩子都该上学了，却没地方读书，你们当什么干部?从那时起，父亲自己教我读书。
父亲解放前读过“四书五经”，解放后又读过“新书”，小楷写得一笔好颜体。记不清具体日子，但记得是个大晴天，明晃晃的阳光就照在我家的堂门前。那天，他在中堂的神龛下摆好八仙桌，不知从哪儿找到一块红粉岩放在碗底上磨出一些红墨来，就在一张纸上写下“孔夫子化三千一十士……”让我恭恭敬敬地坐在四脚板凳上，面朝神龛进行描红。然后教我读“人之初，性本善……”我背完《三字经》后，他又教我读“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背完《百家姓》之后，他又教我读“子曰：学而习之不亦说乎……”读完《论语》后，他还教我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父亲是想把他肚子里的书都教给我。
父亲白天要去队里做工争工分，我白天也要去看牛争工分，父亲没有时间教我，我也没有时间读书，只有到了晚上，父亲才能一边打草鞋一边当我的老师，我当父亲的学生。我们的灯光是挂在腊炕上那个铁丝笼里的松稿火，一夜下来，要烧掉一大堆劈细了的松木柴块，第二天早上用手抹抹鼻孔，手指头就像涂了墨一样，那些带着浓烟的空气，恐怕连呼吸道都被熏黑了!
父亲说，要识字不能光读口熟，还得要过手写。但是，没有黑板，没有练字的纸笔。父亲就让我用火塘里烧过的柴炭在地板上写字，一晚写几十个字，把地板写得满满的，就像现在街头上那些用写字行乞的人一样。
村里和我一起牧牛的有一个队伍，十来个人，有五、六十岁的，有二十几岁的，也有十几岁的，我算最小，六岁多。牛放在山上之后，我们就在卡子上烧一堆大火，围着火坐成一个圈子。一位叫绍宽的堂伯就开始给我们讲古，他最爱讲《三国演义》，一讲到诸葛亮、庞统、关羽和张飞他就口水四溅。很多大人都不相信他说的话，说他是在城里给国民党当过邮差的人，但我相信他是很有些见识的人。
白天听堂伯讲古，晚上跟父亲读书，这就是我最早的文学教育。
村里有学校的时候，我已经有三年牧牛的“农龄”，也背完了父亲要我背诵的那几本书，到村里开办了学堂，请来了谢老师正式上学时我已九岁!
上学后，到了晚上，父亲不再教我新书，他让我自己读学校的课本，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但下雪天不出工，他就讲《封神榜》的故事给我和弟妹们听，雷震子，土系孙，哪吒这些神怪人物就一天到晚活在我的脑子里……
在学校读了一年书，老师就要我跳级读四年级。父亲站在猪栏门口的瓜棚下回绝老师说：“那不行，路还是要一脚一脚地走!”
我们学校只有一个老师，一间教室，但有三个年级。我们谢老师不懂音乐，他教出来的歌和别人唱的都不一样;但语文教得不错，尤其字写得好看。谢老师曾经教过我父亲，我是他的第二代弟子，所以，他对我要求很严。我的字在同学中算是写得好的，但有一天，老师把所有同学都放学，独把我关了学，要我一遍一遍地重复写那几个字，直到我写得没有火气，才让我回去。后来我才知道，他见我字里流露出了骄傲的情绪，也才知道他很重语文，所以他要我跳级。
我受的教育是杂乱的，我脑子里的故事也是杂乱的，但是，语文或者叫文学，始终占居我精神生活的主线。我想，很可能这就是那时候的教育为我的文学梦埋下了顽强的种籽，也因为种籽的杂交特征明显，所以，我后来的创作题材也总难免宽泛的特点，从省、市、县、乡、村的官场到最底层的平民百姓，什么人物都有。
二、苦水泡不烂的文学梦
非常不幸的是，父亲在我十二岁时因胃病不治去世。这是我们家里最需要父亲的时候，因此，母亲因悲伤过度而疯癫，五岁的二妹命丧母亲刀下，半岁多的小弟被送给大姨和小姑轮流喂养。好好的一个家庭真像一个瓷瓶砸在地上，一下子就完全破碎了。
破碎的家庭也让很多人间冷暖更加猛烈地向我这个长子袭来，不管有没有能力承受，什么话都得听，什么事都得担当，甚至生产队召开人头口粮私报公议会，我也得作为家长去参加和表态。
父亲去世那年我正要去外地读高小，母亲为了生计，坚决不让我读书。我夜里偷了点米，准备第二天跟着同学去上学，也被她追到村口的木桥上抢了回去。但我放不下自己的学业，跪在母亲面前哭求，后来伯父和大舅出面劝说了母亲，我才又能续学。
母亲没有错，如果连饭都吃不上，这书又怎么读?我可以只想读书，可母亲得想一家人的生计。
继父来到家里后，家里有了主劳，母亲的精神状况也慢慢恢复正常。但粮、钱困难仍是难以缓解。每周上学六天，最多只能给五斤米，每天吃两餐，一餐四两米;有时候还只能给四斤米和几个生红薯。五斤米交给学校食堂，要一角钱伙钱，每周上自习还要五分钱买煤油。这一毛多钱总是没有来处。于是，母亲领着我上山去摘野猕猴桃，摘粽子叶，然后，我们母子俩担着这些东西到几十里外的乡场上去卖。回家途中已饿得虚汗直流，但母亲只同意我在大枫树下的水井边买一碗凉粉喝下去充饥。凉粉本就是水，一阵汗出来就更加饿得受不了，走到家门口，真是提脚不起!
母亲还要在队里争工分，队里也不让个人随便找副业，凡是“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掉，而且野猕猴桃和粽子叶也是有时节的，但每周上学的一毛五分钱是决不能中断，所以，最终还得我自己想办法解决。于是，我开始学习编织工地上担土的筲箕，学做工地上挖土所需要的锄头棍卖钱;后来，又在上学路上砍杉树枝担到镇上卖钱，还给供销社担盐赚几毛脚钱。读高小和初中时，学校离家十几里，读高中时，学校离家四十多里山路，星期六回家常常是家里人都要睡觉了，星期天上学去常常是学校要下自习了。晚饭没有吃的，得饿到第二天早上，上完早自习才能吃到一顿饭。有一次早上全校集合开会时，我竟然晕倒了。我读高中时，正逢邓小平上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我们学校教学抓得很紧，和现在没有区别，考试都要排名。我不知道我读高中时怎么还能写出五万多字的长篇小说稿。
我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时十七岁。回村后，队里开始把我当着主劳使用。犁田，打耙，抛粮下种，抬机子，放筒子……我都劳累其中。但是，因为饿饭，身体一直矮瘦，面对需要力气的重活，我总感到力不从心，总在心里忍受着无奈的委曲。
正因为这样，对于农村的苦难，我才比别人看得更清，体会更深，当我看着家乡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死在放排的洪水里，死在砍树的森林里，死在弄不清病因的痛苦中，才不像别人那样麻木!我也无法改变这种现实，但我能在心里牢牢地记住，并交给我的文学去述说。
后来我被抽去当村小的民办老师。当老师时又被抽到公社电影队放电影，一九七八年我转干到一个公社当秘书，这时我才真正吃上饱饭，也有了钱购买文学书籍和杂志。我想，老子的文学梦现在可以正式开始了!
正好我们党委一把手唐书记是县文化局派来的，他很喜欢看书，也喜欢肯读书的年轻人。我常要他回家时到县图书馆给我借书看，《复活》、《忏悔录》、《文心雕龙》、《中国历代文选》、《西方文论选》等，都是那时候请他借来看的。
我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和写作，过年时别人都回家了，我不回家;为了不让别人打搅，我把房门锁上，然后从窗子里跳进去躲在里面写。我满脑子都是乡亲们的生活和命运。
不过我很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总是把本职工作做得较出色。正因为如此，县委组织部不跟我打招呼就把我调进了部里。这又让我有了意外收获，在部里考察了很多干部，又为我熟悉更多的基层领导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我已经发表的五十多部中篇小说里，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写县、乡、村的基层生活。如《饭事》、《食堂》、《有儿为官》、《纸篾蓬莱》、《退税》、《棉花团》、《乡风》等，总感到写起来非常得心应手。写长篇小说《红魂灵》、《贫富天平》、《天堂内外》、《铁血湘西》时，也基本上写的是底层生活、底层人物的命运，写起来也都通畅无阻，写作时，就如把自己的生活仓库照亮一下就行。
三、 去文学殿堂的路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只是发些散文，我第一个一万六千字的小说是由91年第三期《萌芽》发表的。从那时开始，我开始用更多精力写小说，一边写中、短篇小说，一边写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写了就寄出去，长篇小说却一直锁在自己的抽屉里，有时间又拿出来改一遍，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在我当镇党委书记时，区长对我在外面发表小说有看法，在我当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时，县委书记也拍拍我的肩膀，要我少写点小说，多写点新闻。我明白，书记对我很客气(因为我们部里的新闻上稿已超历史)，但我也明白，他还希望我们部里上更多的新闻稿，而我怎么能放得下我的文学呢?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我的错，这是我的志向和岗位不对接!于是，我顶住各种好心的劝阻，请求调往市文联工作。我想，我适应那里，到了那里我越是用劲搞创作就应该算是越敬业。
一九九六年怀化市文联正要人办刊物，我一要求就进了市文联。在文联工作，我除了编好刊物外，有了更多的精力读书和创作。于是，我开始尽量多读书，多创作，也就不停地发小说，最多的一年发过八个中篇。同时《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作家文摘报》、《作品与争鸣》、《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和各种选本等，相继选载了我的中篇小说，并获得过“萌芽文学奖”、“北京文学·首届中篇小说月报奖”、“毛泽东文学奖”、“大红鹰文学奖”等。记得当时还没有电脑，写中篇小说《有儿为官》时，我是用的手写稿。只用几天时间一口气写完，看了两遍，改了几个错别字，也不重新誊写，就将原稿寄给《中国作家》的杨志广老师，不久就发了出来，还获了个“大红鹰文学奖”。那真是如鱼得水的好状态!至今我常常想，人啊，不要羡慕“好单位”，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单位!
中篇小说写到一定数量时，我开始把主要精力集中到长篇小说创作上。2003年至2004年，我趁去毛泽东文学院和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的机会，将前几年写完的《红魂灵》、《贫富天平》、《天堂内外》的初稿进行了系统的修改，并相继被湖南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十月出版社推出。《红魂灵》获湖南省第九届精神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贫富天平》和《天堂内外》出版后均受到文学界好评。近几年，我主要写湘西题材的长篇小说《铁血湘西》，201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深受社会喜爱，获得由《当代》杂志举办的全国长篇小说网络投票第一名，2016年湖南省评论家协会为此作举办了研讨会，深受来自全国高校的评论家好评。
有时候想想自己九岁才入学，如今也发表了四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真是感慨万千!其中有苦，但更多的是乐!我常想，如果我不选择文学，不写小说，我的这些情感积累用什么方法才能表达?除了和人聊天能说说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而聊天能听到的人实在太少，还是文学创作好!
爱上文学事业，苦难才恰恰是照亮我梦想的不枯的灯油!
临文起敬!这是我的创作姿态。我努力不把自己变成一个文字匠人。每有新作构思，我都要想想，这东西于世人何用?文学作品亦如世之万物，于世有补，多多益善，于世无补，只字多余!
一切艺术都是为了解决情感问题，文学更不例外。情感是我的创作动力，情感也是我有了自己的创作基调，调动别人的情感是我的创作落脚点。
我也想写点轻松的东西，但我的作品就像宗教世界里那样，总想为别人解脱苦难，普渡众生，在自己的创作中往往更多地表达着对底层苦难的切肤之痛!这一是因为人类社会免不了苦痛，二是我自己经历过苦难。我知道文学和上帝一样不可能成为万能，但我不能没有这种对美好的最衷情的期盼!
一个作家就像孙悟空，而故乡就像如来佛的手掌，你想不写故乡那是提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但作家的思想和情感必须超出故乡，成为人类的共需。我的笔下全是湘西，全是我的故乡山水和人物，不过已不是吊脚楼为符号的湘西，而是世珠事异的湘西人心灵为元素的大湘西!从这一点上说，我在努力走通故乡小村和远处文学殿堂的大道。长篇小说《铁血湘西》的触角伸到了辛亥革命，重点是写在大湘西由近代战乱动荡到新中国建立长达近百年中，湘西群雄的恩仇争斗和成败得失的人生和社会思考;《红魂灵》主要是写改革开放初期两代人在文化观念的差异而引起的生活矛盾和激烈冲突;《贫富天平》主要写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的官场腐败、贫富悬殊的社会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善恶较量;而《天堂内外》则着笔于社会的无序状态给弱势群体带来的灾难和底层不屈的抗争。四部长篇全部出来后，就构成了近百年大湘西的人生画卷。不管这幅画卷受到怎样的评说，我都可以告慰故乡：我对故乡是忠诚的!
我的文学创作开始较早，但出道较晚，精力最旺盛的年月，又被基层行政工作占去不少。这也不能说不好，“速成疾亡，晚就善终”亦是好事，所以，我要特别记住沈从文先生的名言：“要有耐心!”我要牢记童年的文学梦，从故乡的小村出发，朝着远处的文学殿堂一步一步前行，像夸父一样，永远在追日的路上，不管遇到什么苦难，我都将坚持到底!（2014年4月于怀化新街家中）
(本文原载《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