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的纳税人丨鸭语

2016-09-05 09:39:22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责编:吴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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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的纳税人(小说集)

作者丨吴昕孺

 

鸭  语

 

我正坐在方凳上写作业的时候,天忽然俯下身子,好像在检查我的作业。我全身一紧,在巨大的阴影笼罩下,小小的心脏像车轮一样滚动起来。但无论如何,它滚不出天俯下身来的影子,不仅是我,包括我的爸妈、我家像一只鸟受伤的翅膀的屋檐、宽阔的地坪以及远方的田野、河流、桥梁、群山,乃至万物。我惊讶地抬起头,没有任何恐惧,也许是不懂得恐惧,如果晚上一个人不敢上茅厕那不叫恐惧。我像个小大人,惊讶中透露出某种早熟,仿佛在思考世界的样子;而我嘴里咬着的铅笔正在做着小学四年级的作业。

我和妈妈在同一所小学,我是四年级的学习委员,她是学校的代理校长。据说,校长是个老右派,刚摘掉帽子让他来当校长,前不久又送他到五七干校学习去了。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右派是比校长更大的干部,要不,怎么校长会成为右派呢。我听妈妈悄悄跟父亲说起过“老右派”的事,上面划定了学校的右派名额,学校实在选不出,校长只好写上自己的名字。如果不是很有本事的人,怎么会毛遂自荐去当右派呢?

从他们后来的谈话中得知,当右派似乎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哦,正因为可怕,所以才要摘帽。看来,右派是一顶威力极大的帽子,一戴着它就好些年不得翻身。“老右派”就是这样。妈妈本有机会扶正,父亲坚决反对,他说,你一扶正,离当右派就不远了。妈说,右派都摘帽了,还有什么右派?父亲以一种熟悉而又异样的目光盯着妈妈。我熟悉,父亲总是那样看我。妈异样,父亲从没那样看过妈妈。但父亲很快收回了自己的目光,而不是像盯着我那样,直到我头皮发麻。他只说了一句,“代理”是一个很好的掩护。

我喜欢“掩护”这个词,电影里面经常出现。通常,指挥员都会手持驳壳枪或者冲锋枪,对旁边开机关枪的士兵高声喊道:“你掩护,同志们跟我冲啊!”于是我发觉,负责“掩护”的士兵机关枪必须开个不停,他既不要像指挥员那样到敌人炮火中去送死,又把机关枪开得过瘾得死,真让人无比羡慕。我跟班长匹超曾经有过一次著名的争论,他说在战争片中当指挥员最过瘾,我偏说,做掩护的士兵最过瘾。回到家里,我跟妈提及这一争论,妈笑着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当班长,而你只是学习委员的缘故。不知怎地,我觉得妈妈这句话里含有很多奚落的成分,从那时起,我开始对她所有的笑抱着怀疑的态度。

天把身子俯得更低。透过窗户,我看见一大堆乌云从天边像无数只鸭子,朝着我奔涌过来。它们翻过山岭,趟过河流,冲过桥梁,穿过田野,直向我奔涌过来,最近一只鸭子的长喙都要触着我的鼻子尖了。我连忙扔下作业本,踢开屁股下面那张龇牙咧嘴的方凳,向爸妈跑去。

爸妈已从屋里到了外面阶基上。他们面对面站着,相距不到十公分,脸却扭过去望着同一个方向。奇怪的是,他们脸上挂着轻松快乐的笑意。如果只是妈妈这样,我会毫不犹豫地表现出怀疑和不屑。自从妈妈代理校长之后,她的笑里便多了些表演的成分。我仿佛看见那些表演成分在“代理”的掩护下,高喊着“同志们跟我冲啊”,妈妈的笑脸常常成为这种表演的战场,只是我不知道到底能得到什么样的战利品。然而,从来不苟言笑的父亲也笑得那么欣然和轻快,这一战况便决计不像表演那么简单。

妈说:“估计过了峡山口。”

父亲点点头,意见却略有不同:“应该快到罗岭桥了。”

峡山口离我家四里地,罗岭桥离我家不到三里地。我问他们,是什么啊?

他们同时瞧我一眼,没有回答,眼睛仍然看着罗岭桥的方向。我再问,到底是什么啊?

妈说:“你听,听得出是什么声音吗?”

我撮起耳朵。猛然,像一阵飓风刮过来,我的耳朵里顿时充满“踢踏踢踏”的声音。我耳朵周围的肌肉略一松弛,那声音便像有人指挥一样,渐渐小了下去;我耳朵周围的肌肉稍一收紧,那声音又渐渐抬高,不是一声一声地抬高,而是整个一片,像天气好的时候,妈妈晒棉絮,“啪”一下将棉絮甩过晾绳。我耳朵周围的肌肉愈收愈紧,那声音愈来愈高,仿佛一群马在我的耳朵里面奔跑,践踏得我的耳膜隐隐作痛。我不自觉地用双手捂住耳朵。我知道我们这里没有马,我只在电影里看见过马,我问妈,是不是发大水了?

妈夸张地笑了。她这一笑的意外效果是让天伸直了身子,它大约检查过我的作业,没有发现错别字,它直起身子,万物便明亮了很多,好像夜里点燃了灯盏。但现在是白天,没有任何点燃的灯盏,是天点燃了万物,让万物亮堂起来,照耀着自身。

真的发大水了!大水从罗岭桥下的河里窜入田野,褐色的水脊宛如乌云翻滚,顷刻到了我们脚下。

妈回答:“秋天哪里来的大水?到底没有知识。”

父亲终于发言了:“还别说,他这架势,是有点洪流滚滚的味道。”

 

“叫肖叔叔。”

父亲指着他对我说。我没有叫,我望着他的脚下,那就是我刚才听到的“大水”,其实真是一群鸭子,估莫有数百只,排着整齐的方阵。鸭子之间不留任何间隙,并排的翅膀挨着翅膀,前后的头尾相接,移动的时候步调一致,这样它们快速翻山越岭的时候,极像随风飘舞的一匹褐色丝绸,或者春潮涌动的滔滔汛水。

其中有两只奇异的鸭子,脖子特别长,颜色更深,而且越往上越大。我很好奇它的脑袋是什么样子,往上看,却没有发现它的脑袋,取而代之的是两只卷起的黄色裤脚。

原来那是一个人的两条腿,而不是鸭脖子。作为人腿,它们真是瘦如枯柴,跟鸭脖子有得一比,却没有鸭脖子的匀称、清丽。腿上的毛又深又黑,好比灶上挂着的熏肉。军裤很旧,穿在这两条腿上显得太大,即便卷起,也掩饰不住里面的空荡。如果不看两条腿,你会以为那裤子是挂在一根晾绳上。再往上,是一件白色圆领汗衫,但说黄色会更加准确,它和军裤几乎浑然一色。两根像长丝瓜一样的手臂从袖筒里伸出来,右手握着一根丈把长的竹竿,竹竿正中扎着一根红布条。汗衫的圆领上是细细的颈根,这个地方倒颇像鸭脖子,只是没有毛茸茸的感觉,两根青筋从颈根上探下来,顺着凹陷的胛骨,闪电般探入领口内,消失不见了。让人心安的是,细颈根上的脑袋也不大,像一只倒立的紫茄子。五官俱小,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小耳朵,再加上小额头、小脸块、小下巴、小平头,这一切,把它鼻梁上的那副黑框眼镜衬托得很是威风,仿佛那里面藏着有关这个人的所有秘密,甚至藏着比这个人更多的其他秘密。

“叫肖叔叔。”父亲重复了一句。

“肖叔叔。”我轻轻叫道。

他笑着走上来,摸摸我的头,说:“长得好知识。”我则瞅见那鸭群里少了两只鸭子。他本来站在鸭群中央,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跨过前面的鸭子来到我面前的。我与鸭子显然有一段距离。可我一眨眼,他就到了我面前,我猜想,他与鸭群之间一定有种惊人的默契。

“肖叔叔是高材生,你做作业遇到难题可以向他请教。”

父亲难得和气一次,这让我对肖叔叔抱有莫大的好感,何况他还带来一群好玩的鸭子。

肖叔叔连连摆手。他笑得很浅,浅得好像他不会笑似的。我这时松了一口气,我怕他马上要看我的作业,像刚才俯下身子的天那样,把我和万物笼罩在一片阴影中。还好,他没有天那么大的身子,我能够轻易摆脱他的阴影。

“我现在只会放鸭了。”肖叔叔说。他的声音低沉、沙哑,与鸭叫相似。

我笑嘻嘻地对他说:“你不是肖叔叔,你是鸭子叔叔。”

父亲立即将右手食指弯成栗凿,直向我头顶袭来。我身子一溜,像泥鳅样滑掉了。“没礼貌!”那个栗凿恶狠狠地在空中瞄准我。

“不要,不要。”肖叔叔捉住父亲的手,“他没说错,我现在跟一只鸭子有什么区别呢?”

 

父亲让肖叔叔把鸭子圈到我家后院。后院不大,数百只鸭子窝在里面,显得有些拥挤,但它们非常听话,走路时步调一致到只发出一种声音,叫时一起叫,吃时一起吃,大部分时候它们都很安静,比我们以前喂三四只鸭子还要安静。从屋前地坪、阶基到后院,人要穿过堂屋和厨房,鸭子走的却是猪栏房后面的一条阴沟,阴沟右边是父亲用土垒起来的一条绿化带,上面密密麻麻种着杉树,从这边望不到那边。只有几公分宽的一条阴沟,肖叔叔一声口哨,鸭子迅速整齐地排好队形,一只一只鱼贯穿过阴沟到了后院,前后不超过十分钟。

肖叔叔在我家住了好几天,隔壁和对门都不知道我家后院藏着几百只鸭子。我到匹超家里,骄傲地告诉他这一消息时,他一口咬定我是吹牛。我心里暗喜,因为,平时我和他打赌从未赢过。我问他赌什么。他自信满满地说,随便你。我说,如果我赢了,你得叫我班长,我叫你学习委员。他二话没说答应了。我把他带到家里,后院里一只鸭子也没有。匹超笑得岔不开气,脸急剧变形,红红的像一团烧得发软、遭到锤打的铁。我气愤地问妈妈,那些鸭子哪里去了?妈纳闷地看着我,答道,肖叔叔放到外面去了。我使劲对匹超说,听见没,现在是放鸭时间,放到外面去了!匹超鬼笑着说,那我不管,我没看到,就等于没有,班长还是我的。他扬长而去。我真想像抓一只鸭子那样把他抓回来。我这一想,数百只鸭子跑回来了。它们像河水一样,哗哗流淌到我的脚边。我赶紧再去喊匹超,他却已成为酸枣树上的一根树枝了。

那是村里最高的一棵酸枣树,连对面的罗岭山都没它高。没人敢爬到这棵枣树上去摘枣子,即便枣子熟得掉到地上,也没人敢捡了吃。村里人说,这棵酸枣树上结的不是枣子,而是天上的星星。其他树上只有夏秋季节长枣子,这棵树上一年四季都有;其他树上的枣子都生青熟黄,这棵树上的枣子一长出来就是发亮的。匹超胆子忒大,竟敢爬到这棵酸枣树上去,他真把那臭狗屎班长当天神了哦!

我对着高高的酸枣树上,那株叫匹超的树枝喊,你他妈的下来,我家后院的鸭子回来了!匹超直接掉到了地上,像一根被刀砍断的树枝,从树干上疾如流星地坠落。匹超把地面砸得陡然倾斜,我还没回过神来,就被掀翻在地,酸枣树连根拔起,直插云霄,枣子有如雨下,打得我全身酸痛。良久,天地无声,待我好不容易站起来,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棵酸枣树,长着僵硬的枝条、粗糙的绿叶以及酸得发痛的圆圆的枣子。

匹超成了一个瘸子。比罗岭山还高的那棵酸枣树死了。这都是肖叔叔来之后,我们村子里发生的大事。

 

匹超瘸了腿,他妈哭了,他爸唉声叹气,村里人除我之外无不替他惋惜。但三天之后,连匹超自己都适应了那条瘸腿。学校里曾传出是否让我接替匹超担任班长的议论。我的耳朵被这条传言弄得老大,像只猪耳朵耷拉下来。我不敢问我妈。但我妈的眼神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匹超成绩比我好,他瘸条腿也是当班长的料。我死了这条心是一个星期后,公社开运动会,每班派三名同学去,我们班去的是体育委员、劳动委员,还有匹超;学习委员没份。我想,匹超瘸成那样他能参加运动会吗?没想到,他竟然拿到一个名次,神气得像捡到一根骨头的狗。原来,他腿短一截,跳高的时候正好没打着横竿,得到第七名。这个项目报得好,我平时练跳高,每次总是腿把横竿打下来,有些事情你不得不服。

肖叔叔看出了我的失落。他等我们全家都睡好后,就铺上席子睡在我家堂屋里。妈妈本来安排肖叔叔和我睡一床,肖叔叔死活不肯,他硬要睡在堂屋的地上,他说那里又宽敞又凉快。妈妈才赐给他一床芦苇席子。这一年秋天很热,跟夏天共穿一条裤子,共一个鼻孔出气。匹超从公社运动会载誉而归那天晚上,月亮照得我睡不着觉。天上的星、窗外的树以及田野里的蟋蟀全在开运动会似的,你争我夺,你追我赶,吵个没停。我躺在床上,发现星星们的运动会难度并不大,跑得慢,跳不高,蹦不远。我按捺不住,从猪栏房搬了一张梯子,搭在屋前的泡桐树上,嗖嗖嗖爬上去,我一口气报了所有项目,短跑、中长跑、长跑、跳高、跳远、立定跳远,等等。星星们不是胖子就是矮子,而且它们很不讲游戏规则,一顿乱跑乱跳。论不讲游戏规则,它们岂是人类的对手!我除开长跑没赢牛郎、跳远输给孙猴子外,其余所有项目都夺得了第一名。这跟匹超仅有一个第七名岂可同日而语!我一一领奖之后,志得意满地准备回来,却发现泡桐树下的梯子不见了。梯子不见了,我如何回家?虽然我刚刚勇夺跳远冠军,可从天上跳到地上还是太远了吧。

我隐隐看到自己的家,黑色屋脊像一只乌龟的背,淹没在时光的深水里。忽然,它慢慢地向前爬动。天啦,那不是我的家,而是一只真的乌龟。它朝时光的深水里爬去,马上要脱离我的视线了。我吓得大声哭叫,并一头栽下来,正好落进肖叔叔的黑边镜框里。如果不是肖叔叔的黑边镜框,我就会像上次匹超从酸枣树上掉下来一样,成为一个瘸子。

我的失落无可遁形。在现实中,天上的一百个第一名也抵不过地上的一个第七名,一个健全的学习委员敌不过一个瘸腿班长。肖叔叔黑边镜框里深陷的瞳仁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第二天,学校放秋收假了。妈妈要我跟匹超他们一起下田割禾。我不喜欢割禾。大片大片的金黄被镰刀收割,无数金黄的脑袋和金黄的身躯惨遭毒手,仿佛突然消失在天际的鸟群。每次我割禾的时候,锋利的镰刀伸出去,左手抓住一把稻子,就像扭住一只鸟或者一只鸡鸭的脖子。我感受到稻子的鲜血喷涌而出,溅得我满手满身都是。每天回去,我泡在屋前池塘里,恨不得用一袋洗衣粉来搓洗全身。我在秋天广阔无边的丰收景象里闻到血的气味、死亡的气息。

我提出和肖叔叔一起去放鸭子,妈妈把决定权交给父亲。父亲的脑袋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严肃,一面滑稽。严肃的那面是脸,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宛如一块牛毛毡;滑稽的那面是后脑勺,他的后脑勺有一个耸起的岬角,乍看好像永远戴着一顶尖尖的黑帽子。父亲点了点他严肃的那面,同时也扬了扬他滑稽的那面。

我和肖叔叔把鸭子赶到河边。我从肖叔叔手里抢过那根丈把长的竹竿,走在鸭子队伍中间。鸭子们似乎不喜欢我,它们前所未有地鼓噪起来。我的身体太小,控制那么长一根竹竿的确有问题,这不,竿尖不小心敲到了一只鸭子的头。鸭群中迅速发起骚乱,有的向我扇动翅膀,有的用脚狠狠踩我,还有一块石子向我扔来,还有一只装作匹超瘸腿的样子来吓我……正当我手足无措,肖叔叔一枚尖厉的口哨让全场鸦雀无声。接着,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他声色俱厉地对鸭子讲了一通话,我一句都没听懂,只看到鸭子们一个个服服帖帖,它们缩着脖子,眼里露出惭愧、慌乱,甚至是惊惧的神色。

鸭子们排着队下河游泳去了。我问肖叔叔,你刚才跟它们说了些什么。肖叔叔羞涩地笑了,仿佛做了一件不值得张扬的事。原来,他说的是鸭语。他告诉鸭子们,你们是来做客的,一定要遵守革命纪律。我惊问,鸭子也有革命纪律?肖叔叔笑得更羞涩了,但羞涩中掺杂了难以言喻的坚定,好像把一袋水泥倒入水中,经过笑容的搅拌,愈加凝固。我只好用问话再注些水进去:

“你给它们定了哪些纪律呢?”

“纪律多着呢。第一,热爱集体,助人为乐,有主人翁精神;第二,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有,不得调戏当地母鸭。违反的统统划为右派,召开批斗会。”

“哈哈,鸭子也开批斗会!鸭子是怎么开批斗会的?我很想看看。”

这句话不期然触到肖叔叔的痛处。他一直控制在脸上的笑哗一下流进河里,成群的鱼跑过来,聚集在我们脚下,以为找到了上好的食物,但围着我们脚下打转转,嘴巴朝天撮起,仍然只能饮到寡淡的河水,倏忽又无影无踪,少数没来得及脱身的,被队伍后头的几只鸭子吞进腹中。队伍前头的鸭子发现了后头的动静,立马掉转鸭头,轰涌过来,河面上溅起很高的浪花,仿佛投进去一颗炸弹。

我抬头看着肖叔叔。他的眉头拧成两座山头,相距不远,却互相不买账;眼球像要冲出黑边镜框,成为两只滚动的车轮;鼻尖上不知怎地挂着一粒水珠,这增添了他整个五官的亮度,使它具有一种神秘感和神圣感。我们用小圆镜反射太阳光,照在屋内墙壁正中毛主席像的鼻尖上,就是这种效果。每当这个时候,我们不是顽皮,而是更加崇拜伟大领袖,因为没有任何人的鼻尖能够经受我们如此长时间的照射。自身没有足够光芒的人,是受不了这种强光的。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如果我用同样方法去照父亲的鼻尖,一定会遭到一阵痛打。我们热爱毛主席。这不是没有道理。他老人家挂在墙上,天天让我们照,却总是布满一脸仁慈的笑。

除了毛主席,我现在第二崇拜的无疑是肖叔叔了。他鼻尖上的水珠开始放光,光线越来越强,照在河中,变成满河金光。那些飞溅的浪花一遇到金光,立马散落开来,不复有升腾的力量。鸭子的喧闹戛然而止,好像这条河里从来没有过一只鸭子。肖叔叔鼻尖上的水珠终于掉下去了,强烈的金光恢复成平常的日色,河里的鸭子又排成了整齐的队列。

肖叔叔的眉头舒展成一片辽阔的草原。在他窄窄的脸庞上,那片草原经过太阳穴,向下延伸到鬓角,向上蔓延至发梢,向前钻入黑边镜框内,向后连接后脑勺的大部分地区。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肖叔叔的小嘴,像一只袖珍喇叭,发出嘹亮之音:

“你们这样子乱来能改造好思想吗?你们心中时刻泛起那些肮脏的念头,时刻以为纪律是对你们的压制,时刻以为自由就是忘乎所以,就是每天在吃饱睡饱的同时,纵容自己的贪欲。你们成天泡在水里,却不曾洗过一个干净的澡,我三个月不洗澡都比你们干净。畜生啊,我把你们当人看待,世界上只有我把你们当人看,给你们制订标准,划分左派和右派,让你们执行正确的路线。难道你们……”

说到这里,肖叔叔蓦然停下来,他望着对面的罗岭山,有一条弯弯曲曲、细如鹅肠的小道挤在半山间,它从山脚一直爬上来,累得直不起腰,一头扎进密密的丛林里,仿佛被人随手撂在那里的一截鸡肠。从我的视角看过去,肖叔叔扬起的手正好抓住了那截鸡肠,似乎要将它当做演讲的最后一个铿锵有力的句子。但这一句我始终没听清。

演讲结束了。我和肖叔叔再没说话,我的全部身心、我身体的每个毛孔,都灌注着对肖叔叔的无限崇拜。那时,我愿意做他竹竿下的一只鸭子,哪怕是一只病鸭、跛鸭、老鸭、幼鸭。我对那截鸡肠充满渴望,也许正因为我没有听清,我总是寻思着它的奥义。一如它在山上,能延伸至某些隐秘的角落,甚至能翻越大山,它在肖叔叔铿锵有力的演讲里,同样能揭示某些我无法理解的东西。

 

又发现了异样!不是父亲眼光的异样,而是家里的气氛生出了异样。像一锅烧得喷香的饭,多了一灶火,便散发糊味来。妈妈对肖叔叔住着不走生了意见,她时常跟父亲在私底下嘀咕。我非常关注事态发展,他们不可能瞒住无所不在的我。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磋商的结果,内心又希望他们不停地磋商下去,永远也没有结果。

我听出了一些苗头。肖叔叔竟是右派!去新疆坐过十五年牢,前年才刑满释放。他回到家里,娘疯了,弟弟死了,妹妹嫁人了,就当起了“鸭司令”。我没听爸妈谈起肖叔叔的父亲,难道他没有父亲?也许是我听的过程中漏掉了。有一次我特意问肖叔叔,你有父亲吗?肖叔叔摸着我的头说,每个人都有父亲的。我抬起头问,那你父亲到哪里去了,你为什么不跟他住在一起呢?肖叔叔突然笑了,他用力摇着我,用一种略带夸张的奇怪语调对我说:

“我有海外关系,知道吗?我父亲在海外!”

我不明白“海外”两个字的含义,如果他说山外那我是知道的,但我不想再问了,他的样子吓着了我。

妈妈怕肖叔叔的右派身份对家里不利,住一两晚反正是做客,住久了别人还以为你们同情右派。父亲说,人家刑满释放就应该摘帽了,况且我们不说,谁知道他当过右派!他没个家,也不容易,让他住些日子吧,读大学时我们玩得最好,我经常去他家吃他妈妈做的糍粑,味道比肉还好。妈叹了口气,没做声。

不料,三天后,事情发生了重大转机。大队革委会号召批斗地主汪三婆,全村热闹得像个大戏场。很早,妇女们就聚集在大队部,用两块巨大的黄草纸拼起来,裁剪成一件旗袍。

这样的黄草纸我们一般买来切成方条,搁在茅厕的一个破盒里,揩屁股用。我喜欢闻它里面那种草的气息,每次蹲在茅厕板上,我就不想下来,陶醉于黄草纸那种干草与纸浆混合时所汇集的金黄的歌声。我将一张张黄草纸凑到鼻前嗅,放到耳边听,用眼睛细细地看,然后,我双手捧住它们,蒙住我的脸。我闭上眼睛也能看到那种黄,它粗糙的表面后藏着一个个威武的猛士。每当拿起其中一张去揩屁股时,我就想象会有这样一个猛士从屁股眼里钻进我的体内。有时,我扭头去看,真的看到一个身影一闪,消失在粪缸边沿与苍蝇翅膀的缝隙间,融入外面徐缓而浩荡的秋风中。

上午十点,地主分子汪三婆被四五个精干的民兵押上了学校礼堂的舞台。她已经穿上了妇女们为她缝制的那件旗袍。头上顶着一个同样是黄草纸做的又长又尖的圆筒帽,戴上这顶帽子,让她几乎长高了一倍,成为整个舞台上最高的人。但无论如何不会让她最高的,这不,一块大木牌挂到了她的颈根上,她不得不低下头来。木牌上的字不看我们也背得出,那个红色夺目的“×”无数次被我们移植到同学甚至老师身上,倾泻着我们的怨恨之气。

汪三婆一个人住在村尾一间破落不堪的瓦屋里,从我看到她的时候起,她就是一个人,一个头发花白却仪容整洁的老妇人。我以为她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生下来就是一个人,一个头发花白却仪容整洁的老妇人;生下来就是地主,就要戴高帽子、挂木牌子挨批斗的。我觉得她运气太不好了,生成这个样子,好像生来就是一只老鼠或者一只苍蝇,人人喊打,藏着躲着都要被人打掉。

大队革委会主任主持批斗会。我妈站在舞台右侧的前方,负责领喊口号。民兵营长带领一伙民兵手拿扫帚、木棍、扁担,分站在“地主分子汪三婆”两侧。匹超的父亲第一个跳上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口水地愤怒控诉汪三婆的滔天罪行。接着,杨二狗的爷爷、刘小凤的奶奶、周长庚的大伯、陈立生的姑妈、张跃进的婶婶……纷纷把自己的鼻涕、眼泪和口水贡献出来,向汪三婆发起猛烈的革命进攻。

每个人讲完,我妈领喊口号:“坚决打倒恶霸地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血债要用血来还!”她每喊一句,台下人跟着喊,只有站在汪三婆两边的民兵例外,他们要用手里的扫帚、木棍、扁担侍候她,让她跪在地上,享受击打带来的暴风雨般的疼痛。

平时,我也会和匹超他们一起,自豪地跟着我妈喊口号,一边叠着纸飞机往天下扔。这天我没有,我被汪三婆身上的黄草纸旗袍吸引住了。这是那帮妇女们做得最好的一次。她们在这件集体创造的作品中,融汇进了源于日常生活的熟练、聪慧与好奇,多么心灵手巧的作品啊。旗袍的确是为汪三婆量身定做的,窄肩,宽袖,袍长,衬短,腰部微微收束。在聚集了数百人的吆喝与扩音器扩大数十倍的仇恨里,旗袍粗糙的表面被磨砺得闪闪发光。

仿佛听到一声号令,礼堂外面顷刻暗淡下来。天俯着身子,好像要挤进这喧腾的礼堂里。在巨大的阴影笼罩下,我看见那旗袍浓缩成炫目的亮团。汪三婆跪在地上,棍棒、扫帚划出的精妙弧线将她团团围住。她的五官渐渐退出面庞,先是耳朵变成一缕微弱的声音飞走,然后是鼻子化成了浓浓的气味,接着是眼睛连同眉毛被阴影压迫着,跌落进旗袍的领口里,最后是嘴巴,在失去血色之后,隐入从喉管迸发出的最痛的一个语词。当这一切消失,舞台上只剩下了那件旗袍,一件跪着的黄草纸旗袍,以它独具一格的生命特征,支撑起一种无与伦比的壮美。

我热血沸腾,又感到不可言喻的恐惧,像一只即将受伤的小鸟,惶然面对射向自己的弹弓。这时,外面突然响起整齐划一的“踢踏踢踏”声,像是大水从罗岭桥下的河里蹿入田野,褐色的水脊一浪高过一浪。很多人站起来,向外面使劲张望,我太熟悉这种声音了。我刚张开嘴巴,想发布独家消息。肖叔叔的鸭群就鱼贯而入,大摇大摆地在礼堂后面排成棋盘式的方阵。

 

革委会主任呆若木鸡,在扩音器前顿时失声。我妈捏着一张口号纸,也不知所措,她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口型,似乎在教台下数百人跟着她“啊,啊,啊”。民兵营长的木棍举在半空,直插入阴影深处,仿佛天的巨手死死揪住了那头,令他不能动弹。

全场阒寂。

我情不自禁地喊道:“肖叔叔!”其实,我压根儿没看到他。我和匹超他们挤在前面,加上鸭群进来时,大人纷纷站起来,所以,我们这些小孩被陷在大人身体所组成的深井里。但我知道是肖叔叔来了,他放鸭放到批斗会现场来了。我看到肖叔叔时已是一分钟之后,他幽灵般地闪到了台上。村里很多人见过他,也知道他是我家的客人,对他和鸭群的闯入除了有些唐突之感,并无恶意,反而因为这一戏剧性变化,使得批斗会增添了更多娱乐元素,他们倍感欢欣鼓舞。

革委会主任一时讲不出话来,只好将喉咙对着扩音器干咳,以显示他的存在,效果却不佳。他的脸色开始与天色达成一致,用大面积灰霾布控,可舞台最前面那金黄色的亮团如一条火舌,吞灭了他的阴沉。我妈看在眼里,她面露不悦地问:“老肖,你到这里来干吗?”

肖叔叔没回应。他手里长长的竹竿一挥,嘴里吹出一声遏云裂帛的口哨,立马雄赳赳、气昂昂地上来一队鸭子。它们一齐伸长蛇一样的脖子,扑腾着两面形似旗帜的翅膀,瘦而有力的脚蹼快速划动,使整个身体像一条轻浮的小船。它们的眼珠鼓凸出来,脸上似笑非笑,扁扁的长喙有如一个额外加置的淡黄色道具,与鸭子本身无关。

这队鸭子在肖叔叔持续而不断变换的口哨指挥下,站到了汪三婆身后。民兵营长不由得退后几步,瞪大眼睛,狠狠看着这些取他而代之的畜生,恨不得踹上几脚。

民兵营长出脚尚在意念之中,肖叔叔赶紧将自己的嘴撮成喇叭形,脖子伸长,眼珠鼓凸,脸上似笑非笑,两只手像蹼在水里一样上下划动。划着划着,猛地双手一拍。随着这一声响,鸭子们如离弦之箭,迅即冲向那跪着的黄草纸旗袍。它们有的爬上身,从宽宽的领口溜进去;有的从袖管向里面突进;有的矮着身子,匍匐在地,在裤脚处找到一条秘道……这些在草丛、田野、河边、山地里扫荡惯了,拥有强大团队精神与个人战斗力的鸭子,很快占领了它们的阵地。它们在一个年迈的女人身上,照样找到了自己习惯生活的草丛、田野与河边山地,并为所欲为地发出放荡的叫声。

经受过无数次批斗的女地主,在每一次酷刑痛打面前,都能保持自己近乎神明般的镇定,保持自己对生命底线的维系。可这一回,她的尊严彻底丧尽,她穿着那件美丽合体的旗袍在地上旋风般翻滚,声嘶力竭里已听不到痛苦和愤怒,而是一种无涯无际的空洞,恍如没有一丝亮光的巨大的黑暗。我们所有人都被紧紧裹在那黑暗里面,喘不过气来。

不知过了多久,礼堂里爆发出一阵大笑。革委会主任笑了,民兵营长笑了,我妈笑了。所有人都在重复着相同的狂放表情,仿佛被传染上一种疾病。我也笑了,虽然心里感到恐惧,但我以为,只要我跟着笑,就不会恐惧了。

第二天,人们发现,汪三婆在自己破败不堪的小屋里畏罪自杀。

 

肖叔叔一举成为村里的名人,包括他的那些鸭子,都受到村民们的热爱与拥戴。我们家里每天要接待很多客人,他们来看肖叔叔,看他的鸭子们,有的提来土鸡蛋,有的送来干鱼,有的推着鸡公车,上面堆着献给鸭子的各种饲料。年纪大的,握着肖叔叔的手,迟迟不肯松开。年纪小的,攀在肖叔叔瘦如树杆的膝头上,好几个为抢占有利位置,打得哭叫起来。

屋里墙上贴着一幅画,一位伟人回他的老家,坐在屋子里,旁边围满了老小。现在肖叔叔坐在我家堂屋的情景,酷似那幅画,只要换个主角就可以了。我兴奋地想把这一伟大发现告诉肖叔叔,却无法近其身。他的膝头上挤着四个剑拔弩张的小鬼,他的两只手被叨叨不休的老爷子们反复摩挲着。屋子里烟雾缭绕,烘托出一派神圣的气氛。肖叔叔的黑边镜框在烟雾中若隐若现。镜框后面,什么也没有。我没看见肖叔叔凹陷的眼圈,细如黄豆的瞳仁,缩成一团的眉毛,窄窄的、散发出霉味的额角,稀疏的头发……肖叔叔的整个头部我都看不见了,只看见那副黑边镜框,像一匹神气十足的骏马,腾云驾雾。

我感到头晕,在一种漂浮状态中睡过去了,好像一片荷叶躺在水面上。一觉醒来,我下了床,想再次把那个伟大发现告诉肖叔叔,可我瞅见肖叔叔正在外面地坪里的泡桐树前,对着白花花的月亮撒尿。他的尿也白花花的,怎么也撒不完。我等了很久,一直等到重新睡过去了。之后,我便暂时忘记了这个发现,仿佛那个伟人完全是我虚构的。有时我觉得,肖叔叔也是我脑子里虚构的一个对象,因为,当我认真看他的时候,看着看着就只剩下了那副黑边镜框。妈妈可怜地说,你的眼睛可能出了毛病。

但肖叔叔不会由于我眼睛的毛病而消失。相反,他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秋收结束后,我们班上的图画兼体育老师休产假了。妈妈将图画课分配给音乐老师;在革委会主任的倡议下,请肖叔叔去上我们的体育课。

我率先把这一喜讯告诉匹超。同学们奔走相告,高兴得跳起来。这一跳,再落到地上时,竟把匹超的瘸腿给治好了。

肖叔叔依然拿着那根长竹竿来给我们上课,但一只鸭子也没来。肖叔叔给我们上的体育课很特别,老是“向左转”。每次上课,立正、稍息、立正,接下来便是一刻也不停歇的“向左转”。有时,从正面经过两个“向左转”到了后面,我们都希望他来一个“向后转”再回到正面去,他不,他继续叫“向左转”、“向左转”,硬是要一左到底,转个圆圈才回到原点。我们习惯他的套路后,索性关闭大脑的所有功能,连听力都取消了,只留下一个身子,像一只反方向慢速旋转的陀螺。

有趣的是,经过若干个“向左转”之后,全班同学根本不是朝着同一个方向了,或面对面,或者这个的正面对着那个的侧面、那个的背面对着这个的背面……我们陷入了传说中的八卦阵中,既记不住自己的位置,更弄不清自己的方向。肖叔叔的长竹竿随时会落到他认为做错了的同学头上。男同学又吵又闹,女同学则边笑边哭,大家的情绪全被调动起来,接下来的两三节课都无法平复。

有一回,肖叔叔破天荒没有叫我们“向左转”,而是手里拿着一个篮球。我们拍着手掌,以为这是一节篮球课。肖叔叔却不是教我们打篮球,他并不会打篮球,球往地上一拍就跑开了,肖叔叔得追过去捉住它。他追篮球的样子和赶鸭子完全是两码事——赶鸭子像英雄,追篮球却像逃兵。肖叔叔托着好不容易追回来的篮球问我们,这是什么球你们知道吗?我们异口同声,是篮球。肖叔叔面露愠色,错了,这是排球!你们连排球、篮球都分不清吗?我们犯嘀咕了,明明是篮球啊,我们学校只有篮球,没有排球,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排球”这个词呢。难道篮球又叫排球吗?

我们心里没底,都不做声,生怕他的长竹竿落到头上来。果然,他执长竹竿的右手一抖,正准备行动,左手托着的篮球趁机滚下来,迅速滚过操场,直向操场边上的斜坡滚过去。肖叔叔大手一挥:“追!”我们呼啦跟在他后面,去追那个我们都叫篮球而肖叔叔一定要我们叫它排球的东西。

学校建在半山腰上。那东西一往下滚,便势不可挡。我们两条腿撒得像风车,都追不上它。那面斜坡是筑操场时垒起来的,整得平板如壁,只长着一些不高的杂草。球在上面像长了翅膀。它越跑得快,我们越喜欢,大声喊叫着向前冲。很快,我们就不是跟着肖叔叔,而是跟着那个球了。它循着强大的惯性,滚过长长的田塍。我们跑掉了鞋子,跑得裤子垮下来,女同学忙着蒙住眼睛,不跑了,我们不顾一切,光着脚和腿,把身体发动得像一架飞机。

突然,前面有个同学说:“球不见了!”我们还不相信,跑了一段,真的没看见球了。这时,肖叔叔和女同学们跑上来,我们把田里的泥巴翻了个遍,再没见过那个球。

 

以肖叔叔在我心目中奠定的地位,即使不当体育老师,他也是能呼风会唤雨的。他让我觉得,“右派”是很有本事的人物。很有本事的人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进牢里去呢?我又想,这些本事也许就是他在牢里学会的。这不,他和父亲是同学,父亲咋没肖叔叔那么大本事?肯定是因为肖叔叔坐过牢!看来,坐牢并没那么恐怖。我长大了,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到牢里去看看。

然而,肖叔叔当上体育老师后,变得有点让我看不懂了。他开始虐待他的那些鸭子。肖叔叔课不算多,按理完全有时间照看他那些鸭子,但他不再像以前,很有规律、遵循作息时间带领鸭子出去、回来,他让它们一天到晚拥挤在我家后院,没什么东西吃,还不准发出很大的声音。偶尔心血来潮,他指挥它们围着我家屋前的地坪跑圈,哪只鸭子跑慢了,便上去踢它一脚,用自己的脚力将掉队的鸭子踹到前面去。

那天,到地坪放风的鸭子们突然不听话了,它们没有围圈跑步,而是一窝蜂蹿到地坪前面的菜园里,趁肖叔叔去堂屋喝口茶,干咳着清理自己的嗓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我妈辛勤伺弄的白菜、排菜、红菜地弄得枝残叶败,满园狼藉。

自肖叔叔和他的鸭子团队到我家来,从没出现过这样的状况。肖叔叔气不打一处出,揪出为头的那只大鸭子,一通训斥。我听不懂具体内容,但看肖叔叔的脸色,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纠结难分,仿佛在那里聚众斗殴、大打出手,又仿佛在那里讨价还价、坐地分赃,一会儿赤多一点,紫有意见;一会儿紫多一点,蓝有意见;一会儿橙和黄联合起来表示抗议;最终还是赤和青占了上风。肖叔叔的脸上,红黑红黑,像铁铺里一块锻得通红的铁,立马浸到水桶里,抽出来又变得乌七抹黑。

肖叔叔从猪栏房里找出一块厚厚的小木板,那是前年做家具时遗留下来的,父亲在自己身高不够时用来垫垫脚。肖叔叔从房里拿出我妈批改作业的红墨水笔,在木板上浓墨重彩地写着“现行反革命”几个字,挂到大鸭子的长脖子上。挂第一下,鸭子一低头,木板掉了,肖叔叔扇了它一记响亮的耳光,旋即扯出自己脚上解放鞋的带子,将木板与鸭脖绑在一起,还打了一个死结。他又说了一句什么话,大鸭子只好左偏右摆,像喝醉了酒一样,身形趔趄、步履蹒跚地绕着地坪跑圈。说是跑,其实比走还艰难,大鸭子每挪动一步,必须将整个身体抬起来;放下这步,再挪动下一步,必须朝另外一个方向抬起整个身体。到底支撑不住,跑了十来米远,鸭脖子上的木板斜向一边,鸭子一抬脚,全身翻倒在地。肖叔叔对着其他鸭子吹出一声口哨,鸭子们面面相觑,有的上前去踢正在地上挣扎的大鸭子,有的走到半路又退回来,有的踯躅不前,用恳求哀怜的眼神看着肖叔叔。

我一直在看热闹,觉得鸭子也能像人一样开批斗会,煞是好玩。大鸭子翻倒在地时,它身上麻黄相间的浓密羽毛突然使我想到汪三婆挨批斗时穿的那件黄草纸旗袍。汪三婆被民兵营长打得跪下去的时候,民兵们手里的扫帚、棍棒扑向她身上的时候,那件漂亮的黄草纸旗袍发出肿胀和破裂的声音。当时场面混乱嘈杂,这些声音对我没有形成冲击力;现在回想起来,它们就像一群黄蜂,在我身边嗡嗡直叫地飞舞着。眼看肖叔叔手里的长竹竿,敲向大鸭子的头部,那群黄蜂几乎同时黏附在我身上,将我全身变成了一个大蜂窝。我痛得大叫一声,吓得肖叔叔手里的长竹竿掉落在地。我跑上去,解开大鸭子脖子上那根肮脏的鞋带,奋力将那块写了红字的木板扔到灌木丛生的山上。

妈妈从学校回来也很生气,我没有告诉她有关肖叔叔和鸭子的一个字,她到菜园走了一遭,回来铁青着脸,一言不发。肖叔叔当上体育老师后,妈妈曾想在学校给他安排一间住房。父亲说,他刚去就赶他走,显得不礼貌,况且人家没主动提出来。我那时很不愿意肖叔叔走,我觉得他住在我们家,是我们家的一种荣耀。既然如此,妈妈认为老让肖叔叔睡在堂屋的地上也不好,便在临近后院的厢房,用两条长凳、几块木板搭了一个简易床铺,肖叔叔心满意足地睡在他的新床上。我在隔壁,天天听得到他气冲云天的鼾声。

 

那天晚上。我分明睡着了。猛地,像一阵飓风刮过来,我的耳朵里顿时充满“踢踏踢踏”的声音。我以为自己在做梦,睁开一会眼睛,复又闭上。我耳朵周围的肌肉略一松弛,那声音便像有人指挥一样,渐渐小了下去;我耳朵周围的肌肉稍一收紧,那声音则渐渐抬高,不是一声一声地抬高,而是整个一片。我耳朵周围的肌肉愈收愈紧,那声音愈来愈高,仿佛一群马在我的耳朵里面奔跑,践踏得我的耳膜隐隐作痛。我不自觉地用双手捂住耳朵,那声音根本无法拒绝,结成一股巨大的声浪,直往耳朵里澎湃奔涌,连肖叔叔的鼾声都淹灭无闻。

我睡意全无,霍然而起,感觉到这股声浪的源头就在我的脚下、耳边,否则不会具有这样大的威力。我点起油灯,循声打开厢房的门,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肖叔叔的床上像叠罗汉一样,全是鸭子,他的衣服、裤子、头发、臂肘、腋窝、裆弯、腿根里,全是鸭子。最恐怖的是,他的鼻孔、耳朵、眼眶,包括嘴巴里,全是奋不顾身、做出各种姿态的鸭子。难怪他喊不出声,更无法动弹。

我赶紧去卧房喊醒爸妈。当他们半信半疑地来到事发地点时,一只鸭子都不见了。

肖叔叔躺在床上,全身抖得像只筛子,双手交叉,下意识地护着裆部,耳朵里流着乳白色的脓水,鼻子塌了半边,一只眼睛瞎了,嘴巴歪得像没放好的搪瓷缸盖,发出“嗬嗬嗬”的微弱、隐秘如下水沟的声音。

请来方圆数十里地最好的郎中,吃了几付药,半身不遂的肖叔叔保住了一条命。妈妈与革委会主任商量,将他搬到汪三婆死后留下的那间破屋里住。五天后的清晨,人们在那间破屋前面的池塘里发现了肖叔叔。他俯卧在浑浊的水面上,尸体躲进池塘边上的一丛糖罐刺下面。

我时常想起肖叔叔的那副黑框眼镜,但实在记不起来它的下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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