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的纳税人（小说集）
作者丨吴昕孺
父亲的钱夹子掉了
父亲丢掉钱夹子的那天下午，天气很诡异。刚吃过午饭，那天中午母亲做的辣椒酸菜特别咸，我扔下饭碗筷子就要喝水，偏偏妹妹也要喝，我们一直共着一个搪瓷缸。
那个搪瓷缸是舅舅去修湘黔铁路带回来的唯一纪念品，上面有个火车头，在两根铁轨上呜呜地开着，头顶上冒的烟像一串挂在屋檐的干辣椒。舅舅从工地上回来，把这只搪瓷缸送给我们。他没有明确说送给我们中的哪一个，最先接过搪瓷缸的是他的姐姐、我们的母亲。但母亲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件纪念品的珍贵价值，她一边和舅舅说话，一边随手将它放在饭桌上。
我早就盯着那只搪瓷缸了，它比剥了皮的冬瓜还白。我还看中了搪瓷缸上那个火车头。我从没见过火车，没想到火车头有点类似于水牛，比水牛还少两只角;但它吐得出像干辣椒一样的烟，水牛吐不出。所以，我猜，如果火车头和水牛打架，可能打个平手。如果遇上宋三毛家里那头经常发疯的水牛，那火车头就不是对手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那只上面有个火车头的搪瓷缸。但紧随母亲之后，第二个拿到这只搪瓷缸的却不是我，而是公认为家里最笨的妹妹。妹妹一顿饭要吃上半天，常挨母亲的打。可这回，当我还在比较火车头与水牛的优劣时，她的手猛然从母亲背后伸出来，逮起那只搪瓷缸，兴奋地绕着舅舅和母亲转圈，嘴里模仿火车发出呜呜的声音。我没有像往常那样，急于去抢妹妹手上的东西。相反，我面露微笑，以欣赏的眼光，看妹妹转圈，仿佛那是一个真的火车头。
我莫明其妙地想着另一个问题，我们从没见过火车，也很少听说过，怎么知道火车的叫声一定是“呜呜”，而不是像水牛那样“嗷嗷”，不是像汽车那样“嘀嘀”，或者像父亲的自行车那样“哐哐”呢?
于是，我深感羞愧，为刚才自己想到的火车叫声竟然与妹妹模仿的相同。我毅然决定改变火车的叫声。我把妹妹叫住，对他说，火车不是你那样叫的?妹妹停下来，拿着搪瓷缸的手收回到胸前，警惕地望着我。
“不是我这样叫的，那是哪样叫的?”她问。
不由分说，在她犹疑的一瞬间，我从她胸前抢过缸子。她没反应过来，两只手仍然在胸前做着拿了一只缸子的样子。我看了好笑，但忍住没笑，因为我怕妹妹哭，她一哭就会坏我大事。
我连忙把她招到一边，诲人不倦地说，火车的叫声像父亲的自行车，应该是“哐哐”叫的。妹妹问，你没见过火车，怎么知道?我恶声恶调地回道，你更没见过火车呢，你连火车的影子都没见过，连火车的屁都没闻过，你怎么知道是“呜呜”叫?
我沉不住气了，对妹妹吼着，我说是哐哐叫就是哐哐叫，由不得你!妹妹既不来哐哐叫，也不来呜呜叫，她用自己独特的尖利哭叫覆盖、勾销了所有声音。母亲听不见舅舅说什么，转过身来呵斥，哭你咯尸!妹妹指着我奋力告状，他抢我的缸子!他抢我的缸子!
这个时候，我总有些心虚，又不甘示弱。我向母亲解释，顺便抵赖：“根本没抢，我在告诉她火车是怎么叫的?”
这句话逗乐了母亲。她说：“火车怎么叫，你们哪里晓得，这个得问舅舅。舅舅刚从铁路上回来，他见过的火车比你们见过的汽车还多。”她露出尘烟之下难得好看的笑，好像舅舅知道火车的叫声是她的骄傲。
舅舅索性把椅子转个身，对着我们，先问妹妹：“你说说看，火车是怎么叫的?”
妹妹嘟起嘴，不做声，一点也不自信的样子。我乐呵呵地等待舅舅叫我回答。谁知舅舅在继续开导妹妹：“其实，刚才我听到你学火车的叫声，很像呢。”我听了心里一跌，一颗石头掉下来砸在自己脚上，痛得钻心。我把一只脚的脚趾竖起来，原地绕匝，像打地洞的小老鼠。妹妹则抬起头来，愤怒控诉：“他讲不像!还抢我的缸子!”
哪里抢了?分明是我先拿的!这句撒赖的话还没出口，舅舅就开始问我了：“那你说说看，火车是怎么叫的?”
这下轮到我不做声了。舅舅又问一遍，妹妹大声代我回答：“他说，火车是‘哐啊哐’那样叫的。”说完，还要指我一下。我狠狠毒了她一眼，她才颇不情愿地把手收回去。
舅舅的总结让我大为意外：“你们两个说的都没错，火车既是呜呜叫，也是哐哐叫的。火车启动的时候，发出呜呜的叫声，意思是，大家注意，我要出发了，可别挡着我的路。火车在行进过程中，发出哐啊哐的叫声，那是它们走路的声音。”
我问：“那么说来，呜呜的叫声是从火车嘴里发出来的，而哐啊哐的叫声是它们的脚步声吗?”
舅舅竖起大拇指：“真聪明，以后你可以去当铁路工程师。火车没有脚，它是靠车轮转动的。”
这下我高兴死了，也不管“铁路工程师”是个啥玩意，举着缸子“哐啊哐”地跑起来。我像个火车头，后面只有妹妹一节车厢，她发出的可不是“哐啊哐”这么优美动听的声音，而是嚎叫。
母亲命令火车停下来。她铁面无私地说：“刚才你们学火车的叫声都对了，这个搪瓷缸也归你们两个共用，不准霸占。谁要是霸占，就剥夺他的使用权。”在母亲奇怪的政策下，我和妹妹就共着一个搪瓷缸喝水了。
有趣的是，自从有了这个搪瓷缸之后，我和妹妹都不记得以前是拿什么东西喝水的了，仿佛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用这个搪瓷缸喝水。
那天中午，我和妹妹同时争着要喝水。妹妹抓住搪瓷缸的手把，我抓住了搪瓷缸的沿口。不要以为我动作比妹妹慢，没有及时抓住手把，而是我根本没抓过手把喝水，我认为那是典型的小孩子的动作，生怕缸子会掉下来似的。我学父亲，从手把的另一个方向，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缸沿，好像不把缸子当回事，仰头将水倒进口中。问题是，我也没比妹妹快，我们几乎同时抓住搪瓷缸的手把和沿口，同时用力将搪瓷缸往自己嘴边上凑。
搪瓷缸被僵持在半空，像飘得极慢的一朵白云。我感觉到缸子里的水在不停地涌荡，仿佛下面有炉很旺的火在将它煮沸。我捏着缸沿的大拇指和食指越来越烫，我想松开，却做不到。妹妹似乎同样如此，她的脸急剧变形、变色，先是像一块慢慢烧红的正方形烙铁，突然好像谁把烙铁浸到水里，密密的头发成了烙铁冒出的一束浓浓的青烟。我只看到她的头发，看不到她的脸了。
接下来，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搪瓷缸里的水像一条龙冲出来，它的头触到了我的鼻尖，尾巴扫着了妹妹的头发，从窗子里一闪而过，不见了踪影。我们还没回过神来，外面天已黑得像砣铁，沉沉地压在山顶、树梢和屋脊上。这时，妹妹恢复了她的五官。我估计，外面那砣铁就是飞出去的龙从她脸上带走的。一带出去就变大了，变成天空那么大，正好搭在山顶、树梢和屋脊上，没砸着我们的头。
父亲和母亲竞相夺门而出，仿佛刚有一个强盗从我家里逃走了。我和妹妹跟着跑出去。的确有东西被抢了，不是我家的，是天上的太阳，刚才它还照得亮晃晃的，一晃再一晃，就没了。我估计，抢走太阳的还是那条龙，它怕我们去追，便可恶地丢下了这砣黑铁。
要下暴雨了。父亲故作淡定地说。
没刮风，没打雷，没闪电，白日如夜，不是好兆头。母亲忧心忡忡。
我和妹妹站在阶基上，望着天。
没有天了，只有无数的乌鸦在飞，它们组成了临时的天空。妹妹鼓起了掌。这个喜欢乌鸦的蠢孩子。父亲回头看她一眼，但没有不悦，他眼睛里似乎装着别的东西，他刚才回头是想把那些东西倒掉，正好倒在妹妹鼓掌的地方。妹妹吓得躲到我身后。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我和妹妹是一对小冤家，一天到晚吵个不停;只要父亲回到家里，我就成了她的保护伞，虽然我根本保护不了她。
好在半个小时后，乌鸦一只都不见了，天重新亮起来。那条龙丢下的黑铁渐渐被阳光融化成水，流进村口的河里。
没戏可看，我们回到屋内。父亲眼神空洞，竟成了对子眼。母亲低下头，露出一副失落的神情。妹妹还在一惊一乍之中，扯着我衣服的后摆，像一只小小的缩头乌龟。我呢，在想那些乌鸦究竟飞到哪里去了，满天的乌鸦啊，难道还有另一块天可以装下它们吗?又在想，阳光是如何把那砣黑铁那么快融化成水的，它怎么没想人都融化成水呢?世界太神奇了。这是我最后得出的结论，但我没对任何人说，我怕他们不懂。
再过了约摸十分钟，父亲突然对母亲说，钱夹子找不到了!
我从母亲的脸色知道这一事情的严重性。父亲话音未落，母亲的脸就变成了一张白纸，比剥了皮的冬瓜还白。那种白，我只在舅舅送的搪瓷缸上见识过，当然，现在那只搪瓷缸已经和我一样黑不溜秋了。
那张白纸倏忽飘到我面前，从纸上抖落一句低沉而严厉的问话：“老实跟妈说，你是不是拿了你爸的钱夹子?”
平日我总爱在家里偷东摸西的。比如，母亲藏在衣柜里的月饼、过年熬的油渣、浸在坛子里的酸萝卜，等等。去年母亲买了几斤麻花，悄悄放在碗柜最顶上一格，以为我不知道。母亲的确处心积虑，一来碗柜里除了碗，就是剩饭剩菜，我不感冒;二来碗柜放在厨房，母亲一天有十几个小时在那里忙乎，那里完全是她的地盘。但母亲低估了我对美食的敏感度，我在厨房一转悠，嗅出一种不一般的香味，与厨房混杂着猪潴、油烟和柴火气的日常味道格格不入。
快要过年了，衣柜里没什么东西，我心里便略知一二。待母亲出门去菜地或送一碗猪脚汤去隔壁，我就打开碗柜，再解开顶格上用纸绳捆紧的一个大纸包，哇!里面香喷喷的，是一座诱人的麻花山!我毫不费力地抽出一根麻花放进口袋，立即逃离现场。由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我能做到把纸包扎得和打开前一模一样;而且，我用极富技术含量的手法，小心翼翼抽出最底层的麻花，一点也不惊动上面。这样，底下日益空虚，上面的架子仍然搭着，看上去原封没动，实则早已被釜底抽薪。
纸包不住火。过年了，母亲拿出碗柜里的那个大纸包，一上手就发现重量不对，两手轻轻一按，里面竟然出现大面积塌方。我本来完全有时间跑出去，好奇心按住了我，我想看看母亲的反应，结果她问都没问，扯着我一顿猛打。这是不需要问的，作案特征供出了案犯。在我家里，谁还能如此高智商作案呢?
但更多的时候是，母亲会先进行声色俱厉的盘问，通过我的抵赖或狡辩，前后支离，漏洞百出，形成“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状况，再加以惩罚。这回，难得地出现一次，家里的失物与我完全没有关系，我马上理直气壮地答道：“我没拿，钱夹子长什么样我都不晓得!”
母亲没有再问，而是和父亲翻箱倒柜去了。家里从没出现过如此严峻的局面。我也紧张起来，赶紧带着妹妹，和父亲、母亲一起寻找。母亲走过来对我说，父亲的钱夹子是长方形、黑皮子的，课本那么大，里面有两千块钱。
“知道两千块钱是什么概念吗?你爸一个月工资才三十五块六。他工作五年都不得这两千块回来。”
我读书成绩不好，但算术不错，当即纠正：“不对，爸爸五年的工资应该超过两千块。”
母亲大手一抡，作劈下来的姿势：“你不吃饭不穿衣不交学费呵?鬼崽子!”
我抽出所有抽屉，放在地上，一个一个清理。嘴里一边念着，课本那么大，课本那么大……我灵机一动，打开书包，一股脑倒出所有课本，一本书一本书翻，希望能从某本书里掉下一个装着两千块钱的黑色皮夹子。母亲见了没好气地说：“你找个屁啊，我说钱夹子有课本那么大，不是说从课本里能找到钱夹子!”
但母亲的做法和我并没两样。她把衣柜里的衣物全部搬到床上，一件件抖开，看了正面再看反面。忽然掉下来一件东西，母亲大叫一声，捡起一看，却是一本《毛主席语录》的封面，红得发黑，上面的主席像阴着脸，好像他也丢了一个钱夹子。父亲听到母亲的叫声，一阵风似地卷过来，看见不是自己的钱夹子，又风一般刮到最里面的卧房，把那间房里的五屉柜掀得嘭嘭直响。本来个子不高的父亲身形更加瘦小，窄窄的额头上挤满了汗珠，好像一群刚出笼的毛绒绒的鸡仔。他的鼻尖上也吊着一颗巨大的汗珠，仿佛是长出来的另一个鼻子。我纳闷，那么大一颗汗珠，怎么不往下掉呢?
父亲的板寸头上沾着蜘蛛网，手上尽是灰。我好奇地到他那间房里去看，那是他和母亲晚上睡觉的地方。一进去我才发现，那间房里十分安静，不仅没人，一点声音都没有，只能听到其他房间发出的声音。一股阴森的气息攫住了我，让我害怕。父亲到哪里去了呢?他和母亲的卧房是我家的尽头，除了我刚才进房的那张门，没有门通向其他地方，窗户上每隔五公分竖着一根六毛丝，父亲再瘦小，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啊。
我怯怯地喊了声：“爸。”
没人应。须臾，响起窸窸窣窣的响动，像土狗子掘土。我倾耳谛听，声音来自床底。正当我俯下身子，要看个究竟时，“扑通”，一个体形硕大的土狗子从床底蹦了出来，落在我的脚边。它抬起黄褐色脑袋，怔怔地看着我，触角上下抖动，像在说着什么。我没管它，依然俯着身子，朝里扫视，床下除了父母用的一个便盆，空无一物。
我跑到母亲身边，哭丧着说：“爸不见了。”
母亲没有我想象的惊慌，她在打开一床旧棉絮。旧棉絮里飞出无数灰尘，灰尘像蛾虫一样聚集在屋内悬空的一注阳光里，看上去仿佛一根长长的金箍棒从窗外伸了进来。我张手去抓。我知道那金箍棒是假的，只能摆看，我想抓一掌那些蛾虫，却一个都没抓到。母亲翻了个底朝天，找出了他们遗失多年的结婚证、父亲五年前获得的“优秀党员”奖状和十斤1962年的全国通用粮票。
我问母亲：“父亲的钱夹子里为什么要装两千块钱?”
“那是学校的公款，取出来修食堂的。”
“钱丢了怎么办?”
“丢了怎么办?找啊!”
“找不到怎么办?”
“找不到会死!”
母亲的脸在阳光下一晃，我看到上面爬满了金色的蛾虫;再一晃，回到阴影中，又全部不见了，只剩下一张不算干净的白纸。
“你爸呢?”母亲问。
“我刚告诉过你，他不见了。”
“他去哪里了?”
“不知道。我看见他进了卧房，卧房里却没人啦。”我没有说，只有一只土狗子。
“莫非大白天见鬼哒，钱夹子丢了，人也丢了。”母亲的焦躁揉皱了脸上那张白纸，我担心它会燃起来。
从一家四口找钱夹子变成了一家三口找父亲。找父亲要简单得多，不需要翻箱倒柜。尽管父亲的钱夹子有课本那么大，可父亲比钱夹子大得多，父亲差不多有老师那么大。我们从没遗失过老师，怎么就把父亲遗失了呢?其实，我们平时见老师的次数要远远多于父亲，一个星期上六天课，我们天天见到老师;可父亲不到周末不会回来，他在七十里开外的一所中学当校长。
不在屋子里。不在屋前屋后。不在菜地。不在后背山上。不在隔壁。天由白亮转为昏黄，由昏黄转为青灰，由青灰转为墨黑，父亲一直不见人影。母亲闷闷地自言自语：“难道回学校去了，应该打声招呼啊!”我不认为父亲回学校去了，因为父亲的自行车还在堂屋里。我总觉得父亲就在家里，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触摸不到它。
那天晚饭，我们吃得稀里糊涂。母亲捧着饭碗，一粒饭也没往嘴里去。筷子把饭拨进去，又滚了出来，仿佛嘴里塞满了东西。我坐在母亲对面，亲眼看到母亲的嘴里是空的。母亲吃饭的情形传染给了我，我试着把饭往嘴里拨的时候，也出现了障碍。明明张开了口，明明舌头主动伸出来接饭，那饭还是一粒粒骨碌碌地往外跑，有的巴结在我的下颏，有的顺着脖子落进我的圆口衣领里，有的直接往地上掉，砸在那些芝麻般大小的蚂蚁头上。
看到蚂蚁，我猛地想起一样东西，心里起了异样的激动。我端着碗，疾步跑到父母的卧房，两只灯笼眼照在地上。房间里没有异样，下午大规模的翻找早已被抹去痕迹，地面也被扫过了。我眼前一黑，下午看见土狗子的地方躺着父亲的一只旧布鞋，很可能是母亲清扫时，扫把从床底下带出来的。我捡起那只布鞋，左边的鞋帮破了，鞋头穿了一个孔，正好大脚趾那么大，里面的鞋垫像一团发臭的酸菜。我把它扔回床底，怯怯地喊了声：“爸。”
马上听到窸窸窣窣的响声。我循声寻去，在门后墙角找到了那只土狗子。我把饭碗放在地上，捧起它来。它没有跑，反而昂起黄褐色的脑袋看着我。它不大却饱满的头、凸突的双目、前面健壮的双腿，令我肃然起敬，就像平时见到父亲一样。但这时，它落在我的掌心，是那么温驯。它柔软的肚子手感极好，长长的触须挠得我痒痒的。我觉得，它是故意那样，挠我痒是在跟我说话，我们一见面它就说个没停，它说了很多东西。可惜，我一点都不懂。
这时，母亲喊我啦。在使劲喊。她平时就是这样，如果她喊第一声我没有应，下面再喊就会拼尽全力，并把尾音拖得又重又长。我连忙将土狗子匆匆塞进上衣口袋，三扒两撬把饭消灭掉，走到灶房，饭碗筷子往灶上一扔，寻思着怎么处理这只土狗子。想来想去，我决定征用舅舅送的搪瓷缸。那只搪瓷缸有足够的深度和宽度来养这只土狗子，且大小适中，便于搬移和藏匿，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器具了。唯一要做到的是，不能让母亲和妹妹发现，要让她们以为，搪瓷缸莫名其妙不见了。连父亲都不见了，一只搪瓷缸不见，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趁母亲忙着洗碗，妹妹在看一本被撕掉一半的连环画，我迅速拿了搪瓷缸躲进厢房，将口袋里的土狗子掏出来——还好，它活得好好的——放进缸子里。土狗子似乎对这个住处很满意，兴奋地爬来爬去，长长的触角扫在被茶叶染黄的缸壁，发出极细微的沙沙声，仿佛搪瓷缸也在笑着喊痒痒呢。我又丢进去几枚从衣领里抠出来的饭粒，它立即用前脚抱住，一副饥肠辘辘的样子。
我把缸子藏在厢房的西头角落，那儿是家里光线最为阴暗的地方，堆放着几只舍不得丢、却又有些损坏的坛坛罐罐，很少有人去惊动它们。搪瓷缸正好可以放进那只最大的坛子里，以前母亲用它腌酸菜，不幸被我追打一只老鼠时，敲落一片无辜的坛耳，因伤残而不得不退出人民的腌制事业。
为了不露馅，我先下手为强，追着妹妹问，你把搪瓷缸弄到哪儿去了?我要喝水。妹妹满脸委屈地说，我没拿。我愈加大声喝道，最后是你喝的水，快去把缸子找出来!妹妹常常会把强权当做真理，她到处找缸子，找不到，急得哭了起来。我得理不饶人，骂她：“喝水丢缸子，你不会吃过饭连嘴巴都丢掉吧?”
妹妹哭得更厉害，母亲扑过来扇她一巴掌。扇了之后，脸色更难看的是母亲，仿佛那一巴掌扇在她自己脸上。妹妹脸上则像绣了一朵大红花，花刚栽好，她眼里那两只水壶不停地浇水，浇得太多太猛，直到把那朵花浇谢了。
搪瓷缸的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没有了搪瓷缸，我和妹妹不知从哪里找出了以前的喝水工具，一只比搪瓷缸稍小的黄色塑料杯。它对重新得到启用倍感振奋，决心更殷勤、更主动地为这对小兄妹服务，以回报他们的知遇之恩。妹妹在搪瓷缸“丢掉”后第一次用它喝水，它就迫不及待倾杯而出，将妹妹胸前衣服弄湿了一大块，还殃及裤子和鞋子，又讨了母亲一顿好打。
每次吃饭，我故意撒些饭到圆口衣领里，吃完后瞅个空子跑进厢房，反扣上门，把粘在胸口和肚皮上的饭粒捉进搪瓷缸里，让土狗子也能享受一日三餐。我敢肯定，土狗子听得出我的脚步声。我一捧起缸子，它就在里面舞动着触角，表示欢迎;两条粗壮的前腿趴在缸子内壁上，时刻准备抱住掉下来的饭粒;黄褐色的头点来点去，如果我懂它说的话，或许我听到的是一大篇表扬辞。
三天后，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县教育局的，一个是父亲学校的。他们说，父亲有携款潜逃的嫌疑。问母亲，你老公到哪里去了?母亲回答，我不知道，他丢了钱夹子，那里面有两千块钱，他说是学校修食堂用的。我们全家人都在找，找得云里雾里，钱夹子没找着，连他也不见了。他们说，这话说给谁听呢，丢了钱夹子别人信，丢了人谁信?
母亲终于哭了，我第一次看见母亲哭。我没料到，她哭起来像极了妹妹。妹妹这时却像母亲，冷冷的，不屑一顾，好像事情与她无关。
母亲哭哭啼啼地说，是丢人呢，钱没了，人也没了。我到哪里找钱去，我又到哪里找人去?
那两个人交换一下眼色，这一瞬间天阴郁下来，外面的乌鸦开始集结，树弯下了腰，河流竖立起来……蓦地，其中一个哈哈大笑，原来妹妹躲在后面，挠他的痒痒。他笑的时候，仿佛四面敲起了锣鼓，太阳再次穿破云层，乌鸦见状扑楞楞飞走了。世界恢复了安宁。母亲仍在哭，喧天锣鼓中一抹不和谐的笛音。
那个人还在笑。我不理解那个人为什么会笑那么久，妹妹早已没挠他的痒痒了，她被他怪兽般的笑声吓着，同时也被感染了。几点尴尬得僵硬的笑意在她脸上布控，好像车轮碾过泥水溅到行人的裤脚上。
母亲仍在哭。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哭这么久。我留神看那个人的口腔，一颗门牙是金的，舌苔肥厚，上鹗有溃疡，咽喉红中发黑，黑中还有一些白色斑点。他注意到我在看他，即刻关上嘴巴，笑声戛然而止，我不觉全身一震。母亲没哭了，仿佛她从未哭过一样。那人对母亲说：“你老公回了，让他赶紧去教育局，不能有丝毫耽搁。”我站在一边想，长大了，我要杀死这个人。母亲点点头，她柔弱得像妹妹，老挨母亲打的妹妹。
母亲整日以泪洗面。那些泪水富含碱性，将母亲丰腴的面庞冲刷成贫瘠之地，一条条沟壑纵横，像刻成的一张棋盘，却已无子可走。母亲从此再也不打妹妹了，她手上没有几两力气，一桶水都提不起。我被迫长大了，做很多大人才会做的事情。我在想，以前父亲一周回来一次，我们见他很少;现在不过是一周一次也不回来了，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
有一次，我捧着那个搪瓷缸出神。土狗子依旧在里面舞动着触角，两条粗壮的前腿趴在缸子内壁上，黄褐色的头点来点去……可我没有往日的兴致，我突然很悲伤。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悲伤的感觉。不好受，心里像有一砣黑铁往下沉，身体内部仿佛生长着一个巨大的夜晚，没有月亮和星星，只有无数黑色的鬼脸在变着花样;看不到路，却又在永无止歇地走着，高一脚，低一脚。土狗子似乎意识到了我的悲伤，它不再舞动触角，粗壮的前腿耷拉下来，黄褐色的头僵在那里，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我模拟老师的口吻，轻声然而严厉地对它说：
“你为什么要从床底下跑出来呢?你为什么要被我捉住呢?你为什么要被我养在搪瓷缸里呢?你为什么要成为我的一个秘密呢?”
正当我训斥得起劲，妹妹推门进来。我神思恍惚，忘记反扣门了。我慌忙将搪瓷缸藏到坛子里。来不及了，一切被妹妹看在眼里。自从父亲失踪后，母亲的变化是不再打妹妹了;妹妹的变化是一点也不傻了，反而精灵古怪的;我的变化是，生活中多了这么一点忧伤。妹妹扑过来，大声嚷嚷：
“还说我丢了搪瓷缸，原来是你藏起来了!”
“嘘!”我把左手食指竖在嘴边，右手用力地招呼妹妹，好像她不是自己扑过来，而是我请她过来的。
妹妹看到了土狗子，高兴得跳起来。她把手伸进搪瓷缸里，要去捉它。我先捉住了她的手腕。她生气地说，你不让我玩，我就告诉妈妈!我说，这不能玩的，我们要喂着它。妹妹问，喂着它干什么?我说，喂着它，就是喂着它。妹妹说，你傻呗，喂着它是用来玩的。我说，哥下次捉一只给你玩，这个只能喂着，不能玩。妹妹仰起头，那为什么啊?
没有办法了。妹妹的纠缠让我很不耐烦，却又发不起脾气。我以极快的速度吐出四个字：它是爸爸。
土狗子趴在缸子内壁两条粗壮的前腿仿佛遭到重击，忽然松软下来。黄褐色的头耷拉着，埋在两腿之间。舞动的触角一时僵化在空中，再缓缓落下，像一面巨大的旗帜，遮蔽了外面的阳光。屋子里暗如黑夜，我听到乌鸦的叫声。
妹妹睁大眼睛望着我，她只是吃惊，却未怀疑，这让我增添了底气。我对妹妹说，爸爸丢了钱夹子，怕别人来抓他，他就变成一只土狗子，所以我们要好好喂它，不能让它饿肚子。妹妹说，那赶紧告诉妈妈呀，让妈妈做饭给它吃。我拽着她的手，郑重地说，千万不能告诉妈妈，土狗子不会说话，万一妈妈不信，会把它扔出去，那爸爸就完蛋了。妹妹凑过身子，在我耳边轻轻说，我们一起喂它。
妹妹喂养土狗子比我还精心。她不仅搬来饭粒，还弄些细碎的菜叶，有时甚至能搞到肉末。土狗子特别喜欢吃菜叶，这很像父亲的习惯。它吃得多了，排泄物也多，妹妹每隔两三天要跟它搞一次卫生。她像带孩子一样地带着它。我们很开心，觉得一家四口仍然在这个屋子里，以前父亲每周才回来一次，这样多好，它天天和我们在一起。母亲总是骂我们狼心狗肺，父亲失踪了，还整天笑得像两只红屁股猴子。土狗子让我和妹妹结成了同盟，我们不再为别的事情吵架，我有时忍不住想欺负她，可只要脸一变色或者手一发痒，土狗子长长的触角就挠到我的脸上或手上，让我变得温柔起来。
过了好多好多天，不是十天就是半个月，可能更长的时间。家里又来了两个人，一胖一瘦，却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他们拿出证件，说是公安局的。他们问了母亲很多问题，很多关于父亲的问题。
姓名，年龄，民族，出身，什么时候入团，什么时候入党，什么时候参加工作，在哪里担任什么职务，获过哪些奖励，受过哪些处分，谈过几次恋爱，生过几个孩子，多长时间回家一次，最近有多长时间没回家了，家里有多少人，身体是否健康，有没有家庭遗传病史，有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比如海外关系……
胖子问，瘦子记。胖子和气，瘦子严肃。胖子张开腿，瘦子并拢腿。胖子眼睛大，瘦子眼睛小。胖子抬着头，瘦子低着头。但胖子和瘦子同时站起来，说要到屋里看看。到屋里看之前，胖子先看到了我和妹妹。他走到妹妹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粒糖，弯下腰问她：
“小姑娘，你爸爸去哪里了?告诉我们，这粒糖就归你了。”
妹妹两只眼睛紧盯着胖子手里的糖，嘴角流出一条清亮的口水。我的心跳到了喉咙口，两只眼睛紧盯着妹妹。她摇摇头，没有去接那糖。
胖子把糖放回口袋，走到我面前，我以为他会问同样的问题。他却径直向厢房和卧房走去，瘦子跟了进去。我和妹妹也跟了进去。
他们察看了所有角落，打开了衣柜，连床底下都俯身看了，只要感觉能够藏住人的地方，他们都进行了搜查。胖子走到厢房里那个堆放坛坛罐罐的地方，仔细瞅了几眼，好在那里明显藏不住人，他们出门又去了杂屋间和猪栏房。家里仅有的一头猪在睡懒觉，对来客爱理不理。胖子看了它几眼，可能觉得不便盘问，没有打扰它。
临走前，胖子回过身来，掏出口袋里那粒糖递给妹妹。
这回，妹妹接了。
我没跟妹妹去争那粒糖，只是问她好不好吃。
妹妹说，真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