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八项规定”
文丨刘绪义
“十八大”以来，“八大规定”收到了明显的实效，几乎成为了各行各业作风建设的代名词，风气为之一新。但是也有极个别人感觉“八大规定”过于严格，弄得人束手束脚，生怕动则得咎。
“八项规定”真的过于严厉吗?事实并非如此，从历史来看，“八项规定”并非有意为难干部，而是对干部的保护。早在晚清时期，曾国藩就有过类似的“八项规定”。
咸丰十一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攻克安徽省会安庆，奉旨节制苏皖赣浙四省军务。这年九月，曾国藩鉴于“圣贤之格言甚多，难以备述;朝廷之律例甚密，亦难周知”，特作《劝诫浅语十六条》，用浅近的语言，分别给州县官员、湘军营官、衙门委员、地方绅士立下“八项规定”。
其中，“劝诫州县四条”，分别是：治署内以端本，明刑法以清讼，重农事以厚生，崇俭朴以养廉。
所谓“署内”就是州县官员的身边人，包括上房、官亲、幕友、家丁、书办和差役这六类人。可见，管好身边人，是曾国藩首重之本。他还明确指出，要管好身边人，“须先自治其身”。领导是身边人最好的榜样，所谓身正令行。具体到如何管好自身，曾国藩说得更清楚，一是在金钱上一分一毫的出入都要可以公开，那么，身边人就不敢乱来;二是文书案牌牍，领导要躬亲检点，那么，承办者就不敢舞弊。
其次，身为州县长官，曾国藩要求尽心于民事，剖辨是非。要做到惩罚恶人，以伸好人之气，如果是非不分，名为宽和，实则糊涂，纵奸害良。
再次，曾国藩指出，州县作为基层地方官，第一要务是重农，薄敛减役，损害商农之钱不可妄取，要使农民有生聚之乐，就不至于逃亡流浪。
再次，曾国藩认识到州县地方官员收入低、养廉之俸没有着落，开支却很多，日用窘迫，怎么办?曾国藩认为只有做到节用，才能公私两全。如何节用呢?关键在于裁员，减少身边的官亲、幕友家丁，“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其次，要求州县官员在衣服饮食方面事事俭约，禁绝声色，不献上司，不肥家产。
这四条规定，曾国藩要求上自道府、下至普通杂役，都要遵守。
“劝诫营官四条”，分别是：禁骚扰以安民，戒烟赌以儆惰，勤训练以御寇，尚廉俭以服众。
针对湘军各营营官，曾国藩首重“安民”。他指出，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民房二事;前者让民夫辛苦，民夫家人愁思;后者让民众流离失所。因此，“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官兵骚扰百姓，与贼匪还有什么差别呢?官兵的目的就在于法庭救民安民。
“戒烟赌以儆惰”，曾国藩非常重视军队的气，“军事最喜朝气，最忌暮气”，惰就是暮气的具体表现。而吸烟、赌博，既浪费钱，又耗精神，一旦烟瘾发作，遍身瘫软，一旦熬夜赌博，容易痴迷，都是暮气的表现。要保持军队一股常新之气，必须从戒烟戒赌开始。
“勤训练以御寇”，曾国藩将训练二字分开来理解，训是训营规，训家规，练是练技艺，练阵法。训是讲规矩、守纪律，练是讲战法讲技艺。训是思想教育，练是技能培训。只有经过训练之兵，才能进则同进，止则同止，登山不乱，越水不要，以一人可敌数十人。
“尚廉俭以服众”，对于军队将领而言，曾国藩尤重廉俭。他指出：“欲服军心，必先尚廉介”。他帮将领们分析，兵勇不关心你如何决策如何用人，但却在意各营官是不是爱钱，如果营官们在金钱上不苟且，那么兵士们“畏而且服”，如果营官用营中之公钱，谋一身之私事，兵士会心中不服。而要做到廉介，曾国藩认为只有做到俭朴，“不妄花一钱，则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则一营廉”。他深知廉洁对于战斗力的重要性，坚信只有立定不要钱、不怕死之志，才能打造出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
这四条，不只统兵大员要遵守，就是哨牟也不能例外。
针对衙门委员，曾国藩提出“劝诫委员四条”，分别是：习勤劳以尽职，崇俭约以养廉，勤学问以广才，戒傲惰以正俗。
“委员”就是各部门具体办事人员。针对这些人，曾国藩首重一个“勤”字，他认为，勤可以防疾，劳可以养身，“勤则难朽，逸则易坏”，因此，他提出“五勤”，即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身勤就是要勤验险路，亲尝艰苦;眼勤就是在遇人接物时要详细察看、反复审阅;手勤就是要勤收拾、勤记事;口勤就是要勤劝同僚，勤训属下;心勤就是要遇事勤用心。
“崇俭约以养廉”，看似与前面对州县和营官的要求相同，但其实是有区别的。和州县长官、军队将领不同，委员们最根本的问题是总嫌收入少、不知足，因此，他指出，“欲学廉介，必先知足”，不贪保举，为好虚荣，“事事知足，人人守约”。
“勤学问以广才”，对于委员们来说，诸事纷杂，不过军事、吏事、饷事和文事，无论何事，“不外学问二字”。勤学勤问，自然才识渐广。因此，曾国藩要求他们学于古，就要多看书籍;学于今，就要多寻榜样;问当局者，可以知其艰苦;问旁观者，可以知其效果。
“戒傲惰以正俗”，曾国藩认为傲气和惰气是两大败身之道，而且，傲惰之气往往起于细微不察之处，但时间一长就会成为风俗。他要求委员们，“多做实事，少说大话，有劳不避，有功不矜”。有此存心，功业自出，风俗自正，人材自成。
针对地方绅士，曾国藩提出“劝诫绅士四条”，分别是：保愚懦以庇乡，崇廉让以奉公，禁大言以务实，扩才识以待用。
随着战事筹饷、办理团练以及发展洋务的需要，晚清末季不仅督抚权力扩张，地方士绅的政治地位也不断提升，他们也积极广泛地参与社会事务，对于他们，曾国藩首重“庇乡”。为了防范有的绅士借办事之机，假公济私，或者处事不公，或者凌辱百姓，提出了以能否保民庇乡作为考核和处分的标准。
“崇廉让以奉公”，这一条似乎也与前面对委员的规定相似，但侧重于一个“让”字。地方士绅迫切希望获得具体办事之权和保举之机，因而，互相之间“或争利权而相怨，或争保举而相轧”，他认为这就是不廉的表现;擅作威福，藐视官长，就是不谦让的表现。因而他提出绅士“以敬畏官长为第一义”，绅士之间要互相谦让，不争权势，洁己奉公，获民尊重。
“禁大言以务实”，这一条直指当时风气，军兴以来，书生谈兵，满口大言，好攻人短，好诋先贤，苛责时人，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曾国藩非常痛恨，提出禁大言，要从“不轻论兵始”，“不道人短始”。
“扩才识以待用”，也是针对士绅迫切希望能为社会所用，但却乏用世之才这一现象而发。曾国藩指出，只要才识足以济世，就不怕世人不知其才，就能有用武之地。他要求士绅“考信于载籍”，不信口胡说;“问途于已经”，多向有经验者取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苦思躬行，求其实效，这样才识就能广进，必有被用之机。
四个四条，各有针对性，也各有各的具体实行要求，可谓苦口婆心、用心良苦，既有殷勤教导之意，也有立规立矩之义，也就难怪“湘军风气自此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