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鸟入室

文丨李颖

也许鸟通晓一种语言，但它过于缄默，而人类又过于聒噪，它的一个秘密还未说出口，就被浮躁的人们抹去了它与人们对谈的欲望。每当我回想那只鸟的时候，我的意识就似乎不可救药地坠入了一个密道，这个密道四通八达，曲折迂回，却每一处都不见光亮，它指向每一个未知的深深的黑暗。我的记忆在这些密道中狼奔豕突，如此虚妄，又如此真切。我必须依靠一些证词，证明一只在暗夜里扑腾过的玄色野鸟曾经在我的童年出现过，证明一只野鸟与一些有着凉薄命运的人类紧密相联。

第一份证词：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来自此刻的我)

对于鸟类的恐惧源于我八岁时的一个夜晚。确切地说，是一个掉落在时空隧道再也打捞不上来的夜晚以及随之而来的清晨。

那个家园早已荒废，那似乎是世界最小的部分，但在八岁以前的那些年，那就是我全部的世界：荒郊的月亮像是被遗弃在岳州府最北的陆地上空。最北的意思就是已经退到水边了，对岸就是湖北，退无可退了。记忆中全是夏天，我不明白，为什么多少年后回望我的童年，似乎只有漫长的夏天，滚烫的石头和葱茏得令人生疑的草木看似漫不经意又野心蓬勃，鸟类包藏着陌生的警觉随意走动飞栖，近乎端庄地注视着湖岸的六七户萧条人家。倾圮的房屋也像是被遗弃在水边的寓所，那个时候还没有房改这个词，我们都住在父母单位上分配的平房里，每户只有一间，吃喝拉撒全在一起，没有客厅，没有卧室，没有厨房，没有厕所。但整个房间都是客厅，都是卧室，都是厨房，都是厕所。各种可疑的气味交织着，成了我童年特有的复杂味道。

气味一定是能从时光里找到相同归途的有力证据，它能直接抵达共同的生活背景。除了气味，长大后，我还一直在等着童年的知了能认出我来。午后的知了长长短短地嘶鸣，当时我并不知道它们不靠嘴巴发声，我总是担心它们因为燥热接不上下一口气而坠落下来，死于夏天。事实上我也经常看见它们坠落的躯壳，隔壁的梅姐姐告诉我，她看了一本关于昆虫的书，蝉的寿命是很长的，我童年仅有的昆虫知识，都来源于梅姐姐口中的那本书。她说，在蝉几年甚至长达十几年的生命中，在它们还是幼虫的那些年里，都是在黑暗的地底下度过的，只有破蛹羽化后才得以在阳光下生活一两个月。它们一定是要把这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孤冷寂寞都狂唱出来吧，唱给这眼前的清亮与晴朗。

在那些夏天里，我的父亲，佝偻着背，坐在屋角默默织着渔网，我的母亲，踩着蝴蝶牌的缝纫机嗒嗒嗒嗒地缝制我们一家老小的衣裳，我们姐弟三个，怀揣各自小小的心事，浑浑噩噩地呆在童年，一个这样的家，仿佛永无出路，又仿佛泊在时光之外，不需要任何出路。我想开门出去，我就推开门，看见邻居，看见他们趿拉着拖鞋嘈杂地来去，端着长满茶垢的杯子互相串门，和我们一样木然而空洞地度日。就是这样一群人，生命或许比蝉更长，但是，他们永远不会羽化。

在这种平房文化中，邻居只是一个概念，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有一个叫方银保的邻居，体格健硕，满身筋骨似乎爆裂得要从自己的体内夺路而出。他每天傍晚站在地坪里，不顾他母亲的责骂，在周遭的女孩面前，穿着窄小的短裤，一边啊啊地大叫一边拿桶子往自己身上浇水。每当这时，我的母亲便会拖我和妹妹进屋，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回避的必要，我一直疑心他之所以给自己奋力浇水是认为自己会开出花来。我们都跟着大人一样叫他银保哈性。哈性就是傻子的意思。有一天，银保哈性买了一条内裤，立马昭告天下，仿佛自己买的不是内裤，而是一样电器，或者一辆单车，总之是一件在那个年代值得大书特书的贵重物品。大家起哄要他请客，他果然就掏出五毛钱买了一堆冰棍。

我回头看的此刻，童年的屋檐苏醒过来，定格在记忆中的旧雨像是突然醒过来一样继续滴落，我亦时常觉得时光错乱，童年恍若一个巨大的沼泽，它静静地泊在夏天。这些破败的房屋里，每户人家都有几个孩子，大多的时候孩子们诸侯割据，合纵连横，阴谋遍地。我是那个怯弱沉默、不敢参与任何结盟的孩子，我深陷沼泽，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远交近攻，现在想来，我不能确定当时的自己，到底想不想要别人看见那个在沼泽里无望挣扎的我，那个一直把内心深埋自顾自寂寞生长的我，那个满脸仓皇站在童年的门前不知所措的我。

只有隔壁的方家从来不参与我们的派系斗争。在我的印象中，方娭毑是方家的主要人物，就像在我家里我的母亲是主要人物一样。我估摸着方娭毑家里的户口本上，户主是填着她的名字。方娭毑精致小巧，她的丈夫，方爹，沉默寡言，每天端了高点的凳子摆在地坪上，坐在小马扎上喝酒，笑眯眯看我们玩耍。方家兄妹两个，银保哈性就是哥哥，小的是妹妹，16岁，我们叫她梅姐姐。

拥有这样一个强壮哥哥的梅姐姐个子很高，精瘦，挺拔，在我记忆中，唯一饱满的是她的胸脯，如果忽略她的胸，那她就单薄得近乎虚幻，像个剪影。她的脑袋和脸过于小，而手骨架又不相称地大，一个巴掌完全可以遮蔽她的整个脸庞。她的小脸小脑袋完全暴露了她发育不完整的特性，至少是脑筋停留在和我一样的八岁左右，再也没有伸展开来。以至于到了她十六岁的时候，回家仍旧会对她的哥哥说：拉链。

作为同屋住了这么多年的兄妹，银保哈性当然知道，她要换衣服了。她的那双大手仍然够不着背后的拉链，她要他帮她拉开裙子背后的拉链。银保哈性一般懒得跟她废话，只是猛力抓起她的后颈把拉链往下狠狠一拉，她顿时像砧板上的大白鱼一样被当众剖开了。被剖开的梅姐姐从不避讳，总是像一条真正的鱼那样光着身子，毫不遮掩地在哥哥和我们这些孩子面前换衣服。这样的次数多了，方娭毑就咬牙骂梅姐姐不要脸，但梅姐姐依然故我。八岁的我不知道她怎么不要脸了，我只知道，只有梅姐姐愿意带我玩，而她的哥哥对我不屑一顾。

但是梅姐姐已经十六岁了，狭窄的家里明显装不下两个粗壮挺拔的孩子了。正好方爹到了退休的年龄，梅姐姐早早地顶职参加了工作。她很快被安排在离家五百米的单身宿舍住着。

在一个看似寻常的夜晚，我的母亲洗完碗，照例拿着给我或者弟弟妹妹织的毛衣去了隔壁方娭毑家里。在那些夜不闭户的夏天晚上，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渐渐老去的妇女间，靠着边打毛衣边闲聊建立起来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她们这样的功课一直持续了我整个的童年时代。她们聊的无非是自家男人、孩子、每天的饭菜、锅碗瓢盆叮当作响的声音。

但是那个黄昏，一只黑色的鸟，突然插进了她们的闲聊。这只鸟突然闯进了方娭毑家里，作为女主人，方娭毑蹲下去盯着它，想知道它的来意。这只鸟并不怕人，偏着脑袋，眼珠乌溜溜地盯着方娭毑。它试探着朝前迈了几步，满怀心事地逼视着这个女人，逼视着这个女人渐已老去的灵魂。方娭毑伸出一只手，它竟然没有躲闪，突然温顺地钻进了方娭毑的掌心。

方娭毑一手擒了它，一手迅速将一个毛线团塞进嘴里上咬下一截毛线，用毛线绑了鸟的腿，顺手栓在椅子腿上了。

方娭毑说：这只鸟留着明天早上给欣欣玩吧。

欣欣是我的弟弟。也是我家唯一的男孩。小时候我一直认为，母亲最疼的是弟弟，从方娭毑这句话也能判断出来。女孩就不能玩鸟么。

两个女户主，确切地说是两个在家占据绝对领导地位的中老年妇女要睡觉的时候，方娭毑把绑了野鸟的椅子移到了床的帘子后面，和马桶呆了一夜。那只野鸟，在椅子和马桶之间，扑腾了一夜。它与黑夜秘密而热烈地交谈着，窃窃私语，内容我们无从得知。

第二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事，按照惯例，梅姐姐每天早上七点半必定会来方娭毑这里吃她煮的面条。但这天她迟迟未来。虽然只有五百米，但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五百米是一段漫长的距离，中间还包括一大片草原。那片草原就是梅姐姐每天的必经之道。

那个早晨我正在家里睡觉，和弟弟妹妹们安静地在一张床上睡觉。妈妈突然从外面走进来对正在织渔网的父亲说：梅梅昨夜上吊死了。

我将醒未醒，懵懂地回了一句，昨夜是银保哈性和她一起住的啊。

当时的我似乎没有追问母亲，为什么梅姐姐上吊死了，在我现在的追忆中，梅姐姐就是一个轻度弱智、了无心事的十六岁少女。如果现在她还活着，隔着三十多年的风霜，她肯定不会认得她的时间之外存在着这样一个少年时代的友人：身材从精瘦到发福，眼神从清亮到昏花。我确信，此生，我们是彼此不能相认了。

在梅死后，我一个人孤独地长大。那时候，我的弟妹都在干什么呢?邻居的小伙伴在干什么呢?他们经历的童年，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吗?数十年后回想，他们参与我的童年似乎只是寥寥无几的几个片段。我只记得梅姐姐的那一个部分。我不知道这种选择性失忆，是一种对过往刻意的背叛，还是源于我从小对自身卑微的回避。

在那片貌似平静的沼泽地里，藏着无数未知的险境，因此我曾用力泅渡，并在一个过于冷寂的清晨把童年关在门后。沉默如谜般的童年指向的是长大后我与人群深深的疏离感。我想记住的，我能记住的，无非就是这样一些不起眼的事情：比如在我的童年毫无征兆猛追过我的一条野狗，比如一树繁花曾砸在我懵懂的夏窗上，比如满眼泪水的母亲抱着三岁了只剩五斤不堪一握的妹妹，比如草地和野鸟在大地上各自怀揣着巨大的秘密，比如三十年前从梅姐姐的宿舍回来时那晚狂乱而澄澈的星空，比如一个平常的早上母亲用平静的语气告诉我们一个生命最终的归宿。

很多年后，我读了贾谊的《鵩鸟赋》，“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我隐约明白，我的童年，曾经经历了一场隐喻，那只野鸟，与梅姐姐的死，有着某种宿命般隐秘的联系。那个夜晚，我在睡梦中懵然不觉，但我在成年后的另一些清晨醒来，常常被鸟声一击而中。

第二份证词：一个人的舌头到底能有多长(来自童年的我)

八岁的我害怕黑夜，因为那里住满了死去的灵魂。如果鸟也有灵魂，那黑夜一定被古往今来的人和鸟的灵魂占据得无限膨胀。

我也不喜欢白天，妈妈永远明显偏心地给好吃的给弟弟，比如有一次煮了一整只鸡，要他一个人吃下去，吃不完也得吃，我和妹妹都不准动筷子。她的理由是，方娭毑说的，男孩子，得吃叫鸡，叫鸡有糙性，多糙几下，男孩才长个子。她的儿子就是靠每年伏天吃一只叫鸡才长得这么粗壮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想变成母亲最注意的那个孩子，但我挫败地感觉自己朝着自卑的方向疾驰而去。一个自卑的灵魂，无论在白天还是在夜晚都是虚弱的。所以，我最依赖的人，其实不是父母弟妹，而是邻居家的梅姐姐。梅姐姐是方娭毑的小女儿，她还有一个哥哥，她的哥哥明显不太愿意搭理我们。所以，每天陪我们玩的就是梅姐姐了。

每天我们醒过来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已经起来了。既然起来了，门就是整天开着的。所以，我们每天醒来时都像躺在室外。

梅姐姐每天都是笑眯眯的，脸很圆。很圆的脸就是很好看的脸。她每天早上过来吃饭的时候，都会先来我家叫我们起床。她用狗尾巴草拨弄我的耳朵或者脚心，她拿勺子敲打碗沿勾引我噌地坐起，她喂我吃饭，也抱我下床，她哄哭泣的我，她帮我驱赶追逐我的野狗，也嬉闹追打只在她面前淘气的我。在她吃完早饭上班去的时候，留下我百无聊赖地对着草坪上的生物发呆，我看见和我一样大的小伙伴们在草地上欢腾，每天都像过节一样。我熟悉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口头禅、打架的样子，而我只是一个卑微的旁观者，每天望着梅姐姐走过的那条穿过草地的小路，等着她下班了或许会来接我去她的单身宿舍玩耍。

那片草地那么阔大，阔大得淹没了我整个的白天。整个白天我看着伙伴们在不远处呼啸来去，但我脑子里想像的是梅姐姐上班的样子，她一定不知道我对她有近乎病态的迷恋。她一定不知道她是我整个童年的等待与信仰。

说是草原，现在回想起来，不过是一块工厂废弃的空地而已，野草蓬勃，间或有一片片裸露的泥地。我的童年便在那片“草原”上挥霍着内心的狂热，我熟悉男孩们夏天所有的秘密，他们烤了蚱蜢的腿吃，分析一只螳螂的生理结构，或者用滚烫的开水浇灌蚂蚁窝。

春天总是盛大而深远，它蓬勃的力量助长了孩子们宣泄着无处安放的野性四溅的生命。有一回，两个胆子大的男孩子抓了两只老鼠，引来小伙伴们激动地围观。大家啸叫着，雀跃着，嘶喊着要烧死它们!两个男孩瞬间被点燃了某根邪恶的神经，他们迅速找来了一根绳子，两头分别绑了两只老鼠的尾巴。

很多年后我才发现，那时候的人们，大人或者孩子，都对用绳索捆绑另一个生灵有着无比的嗜好，椅子上的鸟，草坪里的老鼠，或者讲台上的人，仿佛用绳子暴力地绑住，他(她、它)便臣服于你，征服的快感，强者的姿态，全在一根绳索的传递过来的压迫与窒息感里了。

热血少年们将两只老鼠扔在泥地上，任它们向着不同的方向各自逃窜，却又殊途同归。从那时候我便知道，一根绳上的老鼠，比起一根绳上的蚱蜢，更有惨烈的视觉效果。两只抱头鼠窜又找不到出路的老鼠终于累了，我们也看腻了，两个大孩子偷来了汽油，浇了绳子和老鼠，火柴朝中间一点，看着两只老鼠在一根长长的焰火中焦掉，空气中充满烤肉的焦糊味，孩子们冲上去，用脚把它们仇恨地踏成齑粉，才悻悻地散掉了。

在湘北一个极其普通的废墟之上，一群无所畏惧的少年，用这种恶毒的方式，完成了对生命蔑视的仪式。多少年后，老鼠惨厉的尖叫声一再向我扑来，以致我再也没有勇气面对生灵任何一种形式的死亡。

但在当时，既然亲眼见证过汽油烧老鼠，那么欺负一些更弱小的动物，对于我来说，也并非难事。我曾一夜一夜被母亲逼着在家看书做作业，人坐在书桌前，眼睛却盯着窗户外面的黑夜。有一天，一只壁虎爬上我的窗户窥探我的数学作业，眼神满是不屑。我想，我完全不懂的数学作业，难道你看得懂么?加上我刚好从拥有一本破烂昆虫书的梅姐姐那里获得一个知识，壁虎在危急情况下为了逃命会自断其尾，伺机逃跑。我于是站起身打开五屉柜，拿了一根最粗的缝衣针，走到那只聚精会神的壁虎面前，恶狠狠地向它扎去。我刺中了它的背，它一个激灵转身迅速爬走了，并没有断尾。过了半个月，我居然又看见它一次，那根针还在它的背上，只是已经生锈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片“草原”其实给了我一个无比凶残暴戾的童年。现在的我曾经试图抹去那样的童年，我只想回到那个早上，那个梅姐姐没有像往常一样穿过“草原”回来的早上。

今天早上很奇怪，梅姐姐还没有来我家叫我起床，我和弟弟妹妹还挤在一张床上安静地睡觉，我睁着眼睛等着梅姐姐来叫我。但是梅姐姐一直没来，倒是妈妈进来了。妈妈对着躺在一张床上的我们姐弟说：“梅姐姐昨夜上吊死了。”

我似乎没听明白，我没头没脑接了一句：昨夜是银保哈性和她一起睡的。

你怎么知道?

昨晚梅姐姐送我回来，在宿舍门口我碰见银保哈性了。

妈妈不说话。

我躺在床上一动也没动。银保哈性知道梅姐姐会死吗?他为什么不救她呢?死了是什么意思呢?是再也见不到了么?不能和我跳皮筋了么?不能喂我吃面条了?不能帮我赶走野狗，也不能吻干我的眼泪了么?我怔怔地躺着，闭紧了眼睛，我要做好准备，我想要一直这样闭着眼躺着，或许梅姐姐就会进来了，就会像往常一样来弄醒我了。一种向下坠的力量沉沉地牵扯着我，我想就这样睡过去，也是好的。

这个惊愕如心中滚过无声巨雷的清晨里，我苏醒得过于缓慢，以致于我起来的时候门外已是一片嘈杂，四面八方的人们赶来了，我从自己八岁的眼瞳中敏锐地洞悉到，他们脸上透着的同情里隐藏着更深的难以抑制的兴奋，他们假装内心的同情多于震惊，他们低声却像狂风一样迅速传播着死者的舌头和姿势，一部分人言之凿凿亲眼所见那舌头吐出来有一尺多长，他们啧啧地议论说，梅虽然不要脸但是很可怜，他们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偷偷地观察着方娭毑一家的面部表情。

我不能够想像人的舌头到底能有多长。我其实是不愿意想像梅姐姐的舌头，她曾用它口对口喂我吃饭，她曾用它舔去我的泪水，并告诉我眼泪是咸的。我不愿意想像现在她将它完全吐出来了的样子。她为什么要轻易吐出来呢?像吐出来一个沉默的秘密。

一会儿篷子搭起来了。

我问妈妈：“方娭毑哭了吗?”

妈妈说：“方娭毑说恨她，一滴眼泪也不会为她掉。”

晚上，地坪里唱着夜歌，我的弟弟欣欣像往常一样打开十二英寸的红梅牌黑白电视机，那是我们家第一台电视机。电视机像往常一样蒙着一层雪花。我呆呆地望着雪花，弟弟学着爸爸平时那样，拍打一下电视机的塑料外壳，没用;拨动一下天线，手碰着天线就好了，一松手又是雪花;弟弟便使出爸爸平时的绝招：用一根绳子绑了指甲壳大的一小坨肉，从天线上一直垂到地面上，雪花没了。

雪花没了的时候妈妈走进来了，默默拧掉了电视机开关。妈妈说：要懂事，人家在办丧事，我们不能看电视。

我心里空落落的，继续望着深灰色的电视机屏幕。一片巨大的虚无湮没了十二英寸的屏幕，我还没来得及告别，我的童年就以这种静默的方式戛然而止。时间是一个封闭的场，它趁着一只鸟意外的闯入，将我狠狠地摔在了岁月之外，让我停留在原地，贴上封条。那个面对电视机悲伤难以自抑的我，再也未曾长大。

第三份证词：他卧底在我咆哮而寂静的内心(来自我现在的家人)

甲申年春，我的子宫被一把锋利的刀割裂，产下了儿子阿凡提，他成了唯一能证明我存在的人证。在此之前，我常想，我们只是活在上帝的一个梦里，他随时梦醒，我们便万劫不复。而我的阿凡提，他是属于时间之外的，他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打断了我漫无目的的生活，他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颠覆了我的对世俗的恐惧。我终于迈过了我那无比漫长的少女时代。

坐月子的时候，一个有皎洁月光的四月的夜晚，我借窗外天光凝视着阿凡提熟睡的脸庞，他的脸像窗外的月光一样明亮，我怔怔地看了半个时辰。他是一件礼物，或是一个神迹?在那半个时辰我一直在想，阿凡提，他是上帝派来卧底的吧。他卧底在我的内心里，试图揭穿我心底最深处无拘无束的一切。

某日，八岁的儿子看着一本花花绿绿的图画书，突然抬头问我：妈妈，你知道不丹的国鸟是什么吗?

嗯?不知道呀。是什么?

渡鸦。

我怔怔地，猛然被这两个充满悬念的字眼一下扯回了30年前。那时我也八岁，我见过一只黑色的鸟，我不确定它是什么鸟，但现在我想叫它渡鸦。只有这个名字才能与记忆完全吻合。

鸦，是鸟类的一属，乌鸦、寒鸦，昏鸦，与之相关的词语都是灰暗的、含混的，甚至是不祥的。

渡，在我眼里它不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连接词，连接河岸，连接白天与黑夜，连接生灵与死者，连接阳世与阴间。

那么，渡鸦是一种野外的动物，拣尽寒枝，飘忽不定，它对过去与将来了然于胸，秘而不宣，偶尔会悄无声息进入我们的屋子，它是一个使者，引领我们去往另一个世界。

每天早上，我那固执老派的丈夫晓松都会去阳台上开窗透气，他总是连纱窗一起打开，对着窗外吐纳扩胸几分钟，然后忘关纱窗转身回屋。我跟在他身后一边关纱窗一边念叨：“为什么总是不记得关纱窗，那我们安纱窗有什么用呢?”晓松嘟噜着应答，但是第二天他依然故我。

我从轻言细语到苦口婆心到河东狮吼：“关纱窗!说了一万遍了，关纱窗!”晓松充耳不闻。

我也曾用洁白的大纸，挥毫写下三个字：“关纱窗!!”贴在纱窗上。那字遒劲有力，后面跟着两个恶狠狠的感叹号表示愤怒。不到一周那张纸就掉了，我想晓松是故意撕掉的吧。故意就故意吧，总之他应该记住了吧。

但是晓松的记性和我的数学一样差。我数学不好，甚至一直数不清自己的年龄。以至于每到生日时，我就用手指扳着算，用草稿纸把中间那些年月全部列出来，一个个数着算，再列竖式一遍遍演算。这样推出一个准确无误的年龄后，我往往讳莫如深，仿佛终于得知了一个最深的秘密，但是过不了几天我总是疑团又起。后来我发现了一个规律，随着年龄的增大，我对年龄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于是我也懒得算了。母亲说：“你只记着，晓松比你大整整3岁，你算不清年龄就问他多大，减去三岁就行了。”

既然我永远闹不清年龄，晓松也有理由永远忘记关纱窗。其实我们都没有老到这个程度，我们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逐渐忘记了这些事情。

阿凡提仿佛一转眼就到了八岁，他在某一天突然学会了用我的腔调提高嗓门说晓松：“爸爸你又没关纱窗!小鸟飞进来怎么办!”

对的，连阿凡提都知道，我们家安纱窗，绝不是因为防蚊子，而是因为怕鸟闯进来。

鸟飞进来怎么办。鸟飞进来怎么办。晓松一直不回答这个问题。他总是嘟噜着仿佛在承认错误，但又总是一错再错。这时我才发现，虽然我们早已将对方当成至亲的亲人，但我从来不曾真正了解他，也许世界上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另一个人，甚至包括自己。我的无力感蔓延到整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但此刻我不想深究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一定要了解他呢?我甚至都不能完全地认识我自己。我只知道，我童年的一个经历告诉我，要是一只鸟飞进家来，我的整个世界都会崩塌。

一个春天，我跟随晓松去了他的乡下老家。这些年来，他不断地在回去，在泥泞路上来回本奔波。我疑心他不仅仅是去看父母，他需要不断地回去，才不至于窒息在纱窗紧闭的城市。只有在那里，他才不需要每天开窗特意吐纳，才可以毫无顾忌地自由呼吸。那天，他骨瘦如柴的母亲靠在门边上，指着堂屋顶上一个角落叫我看：“看，那是燕子窝，好多年了，每年都回来。”

我抬头，看见几只燕子绕梁而过，穿梭往来，晓松从小长大的堂屋春和景明，父慈母爱。我仰望着，恍惚间，忽然忘记了自己在那个野草疯长的废弃工地上残暴无比伤害动物的童年，而以为自己一直和晓松在这里，和燕子一起长大。

童年是一声声鸟儿的唿哨，晓松经历的是乡间燕子的呢喃，所以他不怕鸟。而我经历的是燥热的工业以及城市边缘一只不知名的野鸟，现在我叫它渡鸦，是它带走了我童年的挚爱与信仰。

我的儿子，正在经历他父亲母亲都未曾经历过的世界，在酷热的暑假，他每天晃荡着体内两千多毫升血液、拎着两只激情澎湃的拳头出门，抓蚂蚁捉蜻蜓翻围墙，顽劣且无比聒噪，全无少年的我那么沉默拘谨，似乎永不准备对这个世界妥协。我常想，将来有一天，他是否和我一样，关于童年只记得夏天?我知道，在他面前，我是有原罪的。我裹挟着自己阴暗的童年印记，假装对一切了如指掌，每天对他发号施令。可是，既然他比我先知道渡鸦，那么，关于鸟类，我似乎并不会比他懂得更多。

第四份证词：忽略一只知道真相的鸟(来自我年迈的母亲)

母亲老了。她说，她的前额头发像开了一朵白色的花。其实她的后面头发也是白的，只是她看不到。

她曾经去染黑，过不了几天，白花又慢慢地长出来了。我说：不要染，染发剂有毒。自然点好。

她说：白得太吓人了吧。

晓松说：不吓人啊。我还想去染白呢。现在流行白头发。

母亲突然说：方爹死了。

我问：哪个方爹?

“就是小时候住在我们家隔壁的。”

母亲说起一些旧事，我也慢慢想起来了，我家的另一个隔壁，我们和方家的另一个共同的女邻居，这个经常会挨她男人打的女人，每天傍晚都会在屋前屋后转悠着，一直不断拖着尖锐的嗓子喊她男人的名字：“庆生吔，回来吃饭哟!”她一直要把这句话重复喊将近一个小时，要喊到太阳完全落山，顺便到每户邻居家闲扯几句，言语间抑制不住她怯弱却笃定的幸福：“我在寻我屋里男人回去吃饭呢!”而她的男人从来不会回答他，因为她的男人根本就不在房前屋后，也不在谁家躲着下棋。庆生是个采购员，在那个贫瘠年代里，那是最红火的职业，在那个时间点庆生根本还没有回家。她心知肚明，却每日像要完成一个仪式一样恨不能从喉咙里伸出一只手来拽回她的男人，每个人也心知肚明，她急于向邻居证明，她有一个能办事能挣钱的男人，她每天都在邻居面前怒刷存在感。人们一边瞧不起她又一边嫉妒着她，敷衍着她，假意配合着她，共同浇灌那个贫瘠年代里长出的怪异花朵。直到有一天，她的男人在出差途中出车祸死了，她才发出了此生最凄厉的叫喊。

而住在我们隔壁那个像符号一样的方爹，他每天傍晚都会搬个高凳子，上面放一碟花生米和一小杯谷酒，坐在一个小马扎上，一个人微笑着看着周遭的世界，看着天慢慢黑下来，从太阳下去看到月亮升起。方娭毑从不唤他回去，他喝完酒自己会收拾板凳回去。在这点上，方娭毑内心沉着而强大：她的儿女没有给她长脸，一个是健壮而充满傻气的，另一个是挺拔而懵懵懂懂的，但她沉默的微笑的丈夫则完全在她的掌控之中。她实在是不屑于那个天天假装喊男人回家吃饭实则四处炫耀的内心自卑的妇人。

多少年后，我常想，一个强悍持家的妇女和一个依附男人的妇女，她们的命运到底会在何处分道扬镳，又会在何时殊途同归呢。

“那方娭毑呢?”我问母亲。

“方娭毑死了二三十年了。”

梅姐姐死后第二年我们就搬家了。搬到离河岸两公里远的另一间平房里。我的邻居完全改变了，所以我竟不知道方娭毑死了那么多年了。我的母亲说，梅梅死的第二年，方娭毑就病逝了，她是太想她了。我也不知道方爹竟一个人独活了几十年，被妻子驱逐出去的儿子从来没有再现过面，有人说他当了小偷，有人说他早已死去。方爹了无心事，孤独终老。我不能揣度，他的两个孩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消失不见，在他漫长的孤老岁月里，他是刻意不去想起，还是真的早已忘记。

我试探着问母亲记得梅姐姐死的前一晚的事情吗?

母亲：“不记得，什么事情啊?”

“就是有只鸟飞进了方娭毑的家里啊，你也在场啊，你们把它绑起来了，还说要给欣欣玩的啊。”

“有这回事情吗，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啊。”

“你怎么会不记得呢。”

我很沮丧地发现，母亲已经不记得那只鸟了。在梅死后很长一段时间，母亲一直跟我们说起过这只鸟的存在，说起那晚她和方娭毑抓鸟的细节。她是那只鸟现在在世的唯一见证人。但是此刻，她已经完全忘记了。

是的，一只鸟在我的童年也许是一件大事，但对于一个曾经有三个孩子从她身体里被硬拽出来、每天要操心柴米油盐的妇女来说，一只野鸟的出现实在算不上什么。我想尽办法想要她回忆起来：“梅姐姐死了不久时，我还听见方娭毑一边打毛衣一边跟你说：她是蠢死的。她是蠢死的。是我害了她。那只鸟是来把信的。我不该绑了它的。它是来把信给我梅梅要走咧。我要是听了鸟的话，晚上去看她一下就好了。”

母亲依旧淡淡的，似乎想起什么来了：“是啊，我记得，其实那时候我们心里都清楚，是银保哈性那晚糟蹋了她。梅梅懵懂，是被吓得上吊的。方娭毑心痛，把那个崽赶出家门了，一辈子没再认他。但是我们都不敢问方娭毑。”

原来母亲记得是这个。她记住了一个事实的真相，却忽略了最早知道真相的那只鸟。

我突然想起那个在哥哥面前脱光衣服的像鱼一样的梅姐姐了。30年前，逼仄的空间里，梅姐姐单纯地挺着洁白而无处可藏的蓬勃的乳房，而藏在幽暗处的渡鸦早已洞悉了悲剧正在发生。

母亲又说：“你是从哪里记得这么多啊。那么久的事情我早忘记了。阿凡提八岁了，可以吃叫鸡了，男孩子要吃叫鸡，糙了才长得高。明天我回家捉一只叫鸡来，要他整个全部吃掉。”

母亲苍老的这一句，仿佛从童年传来，那么准确地传递到三十年后我的耳膜，让我在瞬间照见了小时候的自己，那么自卑地馋着弟弟的叫鸡。那么，我和母亲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鸟之间，或者人与万物之间，是不是遍布着无数条秘密的通道呢。仅仅是语言阻隔了我们与世界吗?我不能确定。即使是相同的物种之间，尚不能真正理解，我们听不懂彼此的语言，那么，我们只能孤独地依靠彼此诚实的体温，互相温暖或者争斗，慰籍或者羁绊，就像那只拴在椅子上的鸟，对人类来说，它的语言细若游丝，却又如此珍贵。

辩护：我们是另一个世界的倒影(来自未来的我)

记录下以上这些证词的时候，我的记忆似乎并没有更明晰，梅的鲜活或消失，在我和我家人的过去和现在的记忆中，都是模糊的，隐匿的。那天早上，到底我的母亲是说的“梅梅上吊死了”，还是“梅姐姐上吊死了”?她这句话到底是对我们姐弟说的，还是对我父亲说的呢?我到底是回答的“银保哈性和她睡的”，还是“银保哈性和她住的”呢?梅姐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童年的我只看见了她圆圆的笑脸，而长大后我只记住了她蓬勃的胸脯呢?那只野鸟，黑色，扑腾着的样子，我未曾真正见过，只在方娭毑和母亲口中听见过，为什么它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乃至影响了我一生的生活习惯呢?

无数未被发现的语言，在大地之上喧嚣着，无数未被证实的语言，在我们和死去的亲人间互相传递着。侧耳倾听，或许是我们最好的途径。而记忆是多么不靠谱的东西。但，唯有记忆，才能同时指向细节或者虚无之境。

所有的细节都试图掩盖真相，所有的细节都试图说出真相。那些我童年模糊的问题，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了。我的弟弟欣欣，那个吃了无数只叫鸡的男孩，从上完初中就再没有长个子。而我，我母亲瘦弱而饥饿的女儿，上完初中已是班上最高的姑娘了。

有了阿凡提以后，我再也没有怀疑过母亲的爱。

长大以后，我一再认真读了贾谊的《鵩鸟赋》，“四月孟夏，庚子月斜兮，鵩鸟集予舍”，“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贾谊是在长沙写就这篇著名的赋章，那天鵩鸟入贾谊居室。这个忧伤的黄昏，也许只是贾谊诸多蛰居日子中的一个平常的片段，几年后，贾谊抑郁而死，终年三十三岁。

某年某月，我迁居长沙，贾谊故居离我家一箭之遥。我喜欢在有风的时候，穿过市声嘈杂的太平老街，坐在贾谊故居的围栏上，听着风声，想着它能给我带来一些遥远的事情，也想着，它终将吹走我一生所有的记忆。

也许，我们本来就是幻象，我们只是另一个世界的倒影。

(本文原载《湖南文学》2016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