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公里处的命运追问
——对话奉荣梅
文丨刘绪义
一切都从零公里处开始
刘绪义(以下简称刘)：首先想问你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一个“零公里处”?
奉荣梅(以下简称奉)：关于“零公里处”这个问题，是我到了不惑之年时才开始思考的。我想，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女性在内，生命里应该都有一个“零公里处”。人生中有很多个“零公里处”，作为女人，“零公里处”似乎更隐秘、更具潜伏性，就像一个原点、地图上的那个小圆点，是我们的起点，也是我们精神的归宿。这个原点也包括原生家庭在内的儿时故乡、街道或村庄、老屋，是我们精神的家园，无论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历练和沧桑，那个“零公里处”，永远是人生中最牵念、最温暖的原点。
刘：这几年是你创作上的丰收年，继《浪漫的鱼》之后，你的《寒花淡影》于年初出版了，反响不错，同时你的另外两部书――一部是历史文化随笔《流寓湖湘》，作为湖南省2014年度重点扶持作品，看样子也写得差不多了;一部是关于道州历史文化的“道州旧影”专题散文。这些作品给读者一个鲜明的印象，那就是几乎篇篇不离你的零公里处，不管是虚虚实实、明里暗里，都像是在向人们叙说零公里处的命运追问。如果是一个男性作家，我能理解，但作为一个女作家，这颇有些令人不安。并不是我眼中男女有别，更谈不上对女性作家的“歧视”。在这个遍地雾霾的时代，优雅的女人开始打起了高尔夫，浪漫的女人依旧做着公主梦，温柔的女人着力打造家庭花园，简单的女人迷恋着珠光宝气，高傲挑剔的女人在消费男人，时尚的女人每天都离不了淘宝，彪悍的女人在团队中汲取力量······不知你是属于哪一类?我无法把你归入哪一类，故而心有不安。都说女人更需要情感上的支持、被关注、被信任······而你却一直在关注别人，而且关注那些离我们遥不可及的那群人。是什么原因使你站到零公里处的?
奉：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女人一思考，男人就不安?不好意思，作为一个女性，却使得你这样的学者型男性感到了不安，我感到抱歉。要我给自己归类吧，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平常的有些简单的居家女性，没有高傲、时尚、剽悍的资本，就常读点喜欢的书籍，写点喜欢写的文字。说我“关注湖湘地域历史上那些离我们遥不可及的那群人”，我觉得这与我的性别角色没多大的关系，应该与我二十年来所从事的文学编辑职业有关，也与自己近十几年来的阅读兴趣有关。
我觉得一个作者的写作题材，与他每个时段的阅读兴趣、人生历练与心境意趣有很大关系。“道州旧影”系列散文，初始写作于1998年，写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读书悟道的道州古迹月岩的《一洞三月明千载》(刊《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接着写了寇准被贬道州司马遗迹寇公楼的《寂寞寇公楼》。当时我正沉溺于唐宋散文大家的情境中，于是文笔就讲求古雅，句式偏短，但自己觉得写得有些拘谨和刻意。开始创作“道州旧影”系列专题散文的整体计划是在2001年。当时是在省旅游局的支持下，我策划组织了由作家、学者、文物专家及媒体记者组成的“湖湘文化溯源”考察团，先后赴永州、怀化、湘西、衡阳、长沙等地进行文物文化遗址考察。其实作为一个重感性的女人来说，对于历史故纸堆有种天然的排斥，但是要读懂地域文化密码，必须得有知识的足够贮备。在文化考察之前，我阅读了一些湖湘文化方面的著作。2002年初，我主编的《橘洲·湖湘文苑》版推出了“湖湘文化溯源——永州之野”两个专页，其中也假公济公配发了我的《楼田故里濂溪荷》。在写这篇有关周敦颐人生经历与学术传承交融的散文时，我觉得自己要读的书太多，比如《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书院史》、《宋史》等等。而徜徉在这些历史书籍中，我突然觉得有点被历史教科书误导了，以为历史就是年代数字、名字解释和历史意义等等试卷上枯燥、生僻的难题，其实，真实的历史是生动可触摸的，于是我捕捉到了历史人物的一些心跳或脉动，也开始将其融入笔下文字之中。
刘：零公里处，是很多旅游爱好者喜欢用的一个词，你把它用到故乡这个比喻上，是不是意味着你也一直在路上?
奉：零公里处，在我的故乡有这样一个石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正阳门前，我也看到一块金色地标“中国零公里点”，是中国公路起点的象征。故乡，是一个人的零公里处，是一个作家的精神原点;道州，永远是道州游子的零公里处。故乡的先贤，如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清朝大书法家何绍基等，故乡的古城墙、浮桥、山水，都是我的文学启蒙。
离开故乡二十多年，在步入不惑之年之后，才开始回望故乡小城，觉得道州的旧影像发白的老照片一样常常浮现在脑海里，有了写作的冲动，当时拟就了二十几篇文章的标题，着手写作。这些年，我一直在远离故乡的路上，为稻梁谋，为曾经的一些理想在行走，当有了一定的时空距离后，才有回首打探的欲望，而一切都成了永不回来的风景了。
刘：作为一个对湖湘文化略有研究的人，我很喜欢你的这类题材的作品，但问题是对那些不大熟悉甚至理解湖湘文化的人，你是怎么让他们也走进你的作品，让他们也感同身受呢?
奉：写山水人文，最怕写成跑马观花又面面俱到的“流水账”、“导游词”，写作的视角很重要，切入口更不能忽视，尽量选取一个小的切入口，描述自己眼中独到的风景。我觉得散文创作中最难写的是历史人物散文，要让读者从纯粹的史料中见出有生命、有血肉、有情趣的人物。在一篇篇幅有限的散文里，要将一个历史人物漫长的、复杂的人生经历、人性品格，面面俱到地完整表述和揭示出来，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独自的人生风景，都有自己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文字首先得打动自己，才能触及阅读者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我写的这两个专题散文随笔，都算是当年“湖湘文化溯源”考察后的一个副产品。那些曾经或调任或贬谪或寻胜探幽寓居湖湘湖湘的历代文化名人，留下的诗文、交游佳话、良好政声，那些文庙书院、寺庙古塔文明遗址，我都曾亲历现场去探访过，收集阅读那个时代留下的历史碎片。因此在写作这些篇章时，都想体现自己的在场视野和体悟，使得自己回到唐朝、回到宋朝，与所写的人物有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
尤其是《流寓湖湘——历代外地文人湖湘遗踪》，我花费了数年时间来考察和写作。参阅大量人物传记和历史资料，并实地考察所写人物在湖湘的行踪，有的还到所写人物的家乡去考察收集资料。这些篇章追踪那些曾经寓居湖南的外省历史文化名人在湖湘的行踪，梳理他们在湖湘大地留下的政绩、诗文、轶事等，解读他们的人生际遇与湖湘文化的交集与碰撞。力图以历史文化散文的形式，兼顾历史、文化、哲思，力图有历史的现场感，有对人物命运、与湖湘相关诗文的解读，以女性细腻绵密的视角来探察剖析所写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思想。 “将历史与现实交错，让读者从纯粹的史料中见出生命、有血肉、有灵魂、有情趣的人物;同时，将叙事、抒情、概叹、哲理相交融，让读者跟着作者的笔触了解史实的同时，获得情感的慰藉、史识的启发和哲理的升华。”这是评论家、教授余三定对本人关于蔡元定的《道州，零公里处》的评介，也是我写作时努力追求的一种状态吧。
刘：你的家乡在永州，具体一点说就是在道州，毫无疑问，这里既是你生命的零公里处，也是你人生旅途的零公里处，你是从这里开始对人生人性的追问，而在你的作品中，我隐约还感觉到，这个地方也是湖湘文化(至少当前是这样)的零公里处，不知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奉：永州、道州，也是湖湘文化的零公里处，这样的理解也是对的。司马迁曾亲历潇湘流域，考证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史记•五帝本纪》)，“零陵”就是中华民族始祖五帝之一舜帝的陵寝，舜帝是中国道德文化始祖、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舜帝陵就位于古道州范围，道州州治也曾建有舜庙;道州玉蟾岩考古发现了一万二千年前的古稻种，成为世界稻作文明源头;周敦颐被谥为元公，元即为首，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也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层面来看，永州、道州的文化可以说是湖湘文化的源头，是湖湘文化的零公里处。
宋代以长沙为中心的湖湘学派，是湖南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学者群体，它的尊奉周敦颐开创的理学、重经世务实、包容众家之长等特定学术风尚，衍化成湖湘文化基因，氤氲于三湘四水之间，历千百年而不竭。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到杨昌济、毛泽东;自嘉道湖南经世致用派、咸同湘军集团、戊戌维新群体、辛亥革命志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身上，都或明或隐，或多或少地闪现出这些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
相逢在零公里处
刘：你离开故乡后，一直在从事副刊编辑，是当之无愧的资深副刊编辑了，你也作过不少有关湖湘文化方面的文字、活动策划，然后你回过头来开始写作，似乎又回到了零公里处，那么第一个和你相逢零公里处的是谁?
奉：现在比较流行“清零”这个词。我最开始发表作品是在1987年，一个对文字始终怀揣梦想的人，天天与文学打交道，当然总有写作的欲望，写作一直在断断续续坚持，只是如此集中地写作历史文化散文，是近十几年的事情，也算是在零公里处重新起步吧。要具体地说最早写的历史人物散文，本土人物是理学家周敦颐，外籍名人是贬谪道州司马的寇准。但写了这两个人物后，蓦然回首，在零公里处列阵了一群在文学、文化史上都有浓重印记的人物，本土的尚有：探花何凌汉、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唐德宗太学国子监司籍何坚、马殷楚国“天策府十八学士”核心人物何仲举，宋理宗年间特科状元吴必达，等等;外地名人还有：唐代山水游记开创者元结、理学大儒蔡元定、唐宋八大家柳宗元、杨万里，等等。
刘：你在《道州，零公里处》的长文中写到故乡道州，花很大笔墨写了蔡元定，这个人在道州呆的时间不长，只有二年，而且这个人在文化史上也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有意义的印迹，更别说一般读者不知道了。你为什么选择在他身上大做文章?是因为他与朱熹的关系吗?
奉：《道州，零公里处》是我2010年前后写的一篇13000字左右的长篇散文。那一年，洛湛铁路全线贯通，我的故乡道州终于通了火车。此前的一个大雪天，我坐大巴翻越双牌单江大岭的盘山公路时，眼前总是浮现历代乡贤与乡人在这座阻隔南北的大山上艰难攀越的身形：周敦颐、何绍基等道州学子从此走向京城;元结、寇准、蔡元定、吕温等千里贬谪迁徙道州。世世代代前辈的足迹和身影在山路上重重叠加，我就有一种写作的冲动，解读“年轻时对故乡的逃离和年长时企图精神的回归”这种矛盾纠结的心理。
蔡元定其实在中国理学史和中国书院史上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在这篇散文中，我花了一半的篇幅来详细钩沉蔡元定在道州的历史细节，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他是朱熹最亲密的朋友兼门生，因朱熹构筑理学体系、集理学之大成，著述等身，蔡元定是主要助手及参与者，被誉为“羽翼崇阳、领袖朱门”。蔡元定与老师一道议定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要义，他起稿的《易学启蒙》成了统一周敦颐的太极学与邵雍的先天学的标志。
另一方面，还因为，蔡元定和朱熹是周敦颐的再传弟子，道州是对濂溪先生膜拜的朱熹、蔡元定两位南宋大儒，以及程颢、程颐、苏轼、黄庭坚等“濂溪学派”理学家精神上的零公里处。朱熹一生中数度订正、注解、研究周敦颐的《通书》，心底最大的渴望就是到“濂溪学派”精神上的零公里处周子故里拜谒，却一直无缘，所以他数次叮嘱拜托蔡元定到道州代为师添香祭拜。因此，蔡元定在道州也是一个追寻理学鼻祖的精神零公里处的过程，在濂溪故里授徒讲学，拜濂溪书院，谒豸山周敦颐濂溪故居，祭濂溪祠。旧《道州志》有载，南宋淳佑年间，州人建“蔡西山祠”于老街十字街追怀，永州古城朝阳岩明清修缮的寓贤祠也祀蔡元定。我花这么多的笔墨来发掘蔡元定，也是以此让读者关注这个著述全面而丰硕、思想深邃而卓越的硕儒，同时衬托出道州、周敦颐，在历代文化人中的重要位置，一种文化的精神的零公里处的标志。
刘：另外，你也浓墨重彩写到柳宗元，柳宗元固然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但毕竟他只是一个过客，是外乡人，他与永州关系密切，未必与你笔下的道州关系密切，你是如何看他的?
奉：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求学于永州之野西山脚下三载。课余，常邀三五同好，去现实中寻觅柳子笔下《永州八记》中的山水胜景。柳宗元这个名字是古典文学课本中我们记忆最深刻的作家，我一直有深入解读、写作柳宗元的想法。
柳宗元一生47年的岁月中，唐顺忠永贞元年(805)起，中青年最好的10年时光33岁到43岁，与永州血肉相连。他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散文名篇《捕蛇者说》以及千古绝唱《江雪》等，他最具代表性的诗文均在被贬永州十年所作;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柳宗元，他的“好佛究法”的宗教思想，也是在永州之野日臻完备的。
从历史地理上来说，道州和永州是骨肉相连的。道州唐代以前隶属永州，唐武德四年(621)置州，与永州并立755年后，至明洪武年间隶属永州府，民国改为县，行政上大多时期属于永州，因此道州和永州是密不可分的，柳宗元的行踪、交游和文章都涉及道州，对于包括古道州在内的学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尚书刑部郎中薛伯高为道州刺史，元和十年祭祀文宣王庙，柳宗元作《道州文宣王庙碑》，拆毁有鼻亭(象祠)时柳宗元也作《道州毁鼻亭神记》，道州学宫迁新址时他也作过记，元和三年对道州刺史吕温作《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等。古道州作为一个地域名称已经不在，改称道县，是如今永州市的辖县。但我的笔下，写的是“道州”，因为写得都是“道州旧影”，一种记忆，一种老照片泛黄的感觉。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这首藏头诗 “千万孤独”的孤绝感，从诗行里浸透人的骨髓。永州的绮丽山水成就了柳宗元，柳宗元的山水佳文成全了永州山水的美名。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间，纵情山水、读书著述，浓缩成一个古代士人傲岸独钓的标志性画面。
刘：我也很认同你把道州(故乡)比作零公里处，但这里的故乡显然不只是你个人层面的，其实我也觉得道州应当是近代中国的文化零公里处，因为它诞生了周敦颐，岳麓书院那副对联说得很透彻：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你在《寒花淡影》、《流寓湖湘》等书中，都有写到他。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他对你有影响吗?具体有些什么影响?二是，你最想表达出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来?
奉：十几年前我就写过一篇关于周敦颐的散文《楼田故里濂溪荷》，收录于我的散文集《浪漫的鱼》。前两年《湖南教育》“湖湘语文”专栏约我写一篇关于周敦颐与《爱莲说》的随笔，我补充修改为《濂溪一脉湘水去》，就是从岳麓书院那副著名的对联写起的。在新散文集《寒花淡影》中的《道州，零公里处》其实就是间接写周敦颐的，以朱熹、蔡元定对道州濂溪祠、濂溪书院的心向往之，来表达周敦颐是湖湘文化、是中国理学文化的零公里处的标志性。
周敦颐对于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对周敦颐这位同乡先哲的熟识，与大多数人一样，我是从初中语文课本里那篇脍炙人口的《爱莲说》开始。周敦颐的家乡楼田村，传说他少时读书悟道的月岩，我在道州上学时就去过好几次。县城的濂溪河边的濂溪书院和濂溪祠遗址，后改为濂溪小学，是我父亲上小学的地方，我小时也进去玩耍过。特别是从县志以及乡土读本上读到濂溪先生博学、讲学和为官各地遍留清廉秉公的佳话，更是为这位乡贤钦佩。
但是，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脉络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周敦颐之出名，主要不在于他写了《爱莲说》，而在于他的理学思想。我组织的 “湖湘文化溯源”的文化遗址考察，第一站就是永州之野。我参加过多次“濂溪文化研究会”开展的周敦颐的文化研讨会，并且在自己系列历史文化随笔中写到的多个寓湘人物，比如朱熹、蔡元定、黄庭坚等，都挖掘了他们对濂溪学、对周敦颐的遵从、追随与继承，从一个侧面来记录周敦颐对后学的影响深远。
濂溪先生传世的两篇总共不满三千字的主要学术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融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无极而太极”。南宋年间书院兴起，周敦颐被尊为“孔孟后第一人”，宋理宗“道洲濂溪书院”、清康熙“学达性天”两次御书，为家乡宗亲曾经带来了多大的荣耀。以品德高尚、勤学深思为人敬仰的周敦颐，他的诗句也透露出了道州人的坚硬、自持的脾性。我很想沿着周敦颐求学为官的人生轨迹去走一遍，去体悟、解读周敦颐那个时代的为官、讲学、著述的情怀，动笔重写一篇关于他的长文。
“零公里处”的生命密码
刘：作为一个对本土文化特别是你笔下的道州文化有一种情结(用这个词不知妥否)的女作家，你在《寒花淡影》一书中似乎更多地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性人生，关注生命密码，请问，这与你的道州零公里情结有什么内在关联?
奉：可以说我对本土文化、对湖湘文化、对道州文化都有一种特别的情结。故乡道州文化在唐宋时代在湖湘文化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我自然对古道州文化有很深的情结。道州始称于是唐贞观八年(634)，辖五县，包括现在的道县、宁远、江华、江永，还有大历县如今已拆，在今宁远北部、新田及祁阳金洞、双牌阳明山一带。道州在唐代夺得了“开湘状元”，使得道州在元代以前就与永州一齐成为湖南人才的一个重要中心，从初唐至光绪九年(1883)的1200多年科举考试中，永州、道州的进士名列湖南前茅。我一直有写一本关于道州历史文化风物的书的计划，也是对我道州文化、湖湘文化情结的一个交代。
因为我近20年都在报纸主编一个人文散文版“湖湘文苑”，特别关注湖湘地域文化，曾经组织“湖湘文化溯源”文化遗址考察，主编“诗说湖湘”的专栏，在业界影响很大。我的散文创作也比较多地触及湖湘地域文化，其中关于故乡道州的文章不少，收入在《寒花淡影》这个集子中，像《道州，零公里处》、《春天“吃青”》、《一枕黄粱》、《月亮光光》、《童谣官话土话》、《酿苦瓜》。其中以故乡、家族为背景的文字，有一些是关注人性人生与生命密码的，如《穿越》、《小姓奉》、《躲生日》、《短路的家族血脉》、《七月半烧包》、《偶然的二十五年》等。这些文章不仅是局限于道州的名人胜景，而是将笔触延伸至道州的现实生活，诸如家族、民俗、方言、美食等等。民俗民情与风物，是地域文化的有机部分，当然也是属于道州文化的范畴。
刘：人类的生命有个密码，叫“DNA”，每一个亲族都不一样，又都能找到根脉，那么你的零公里处的生命密码是什么?
奉：从地域文化上来说，道州是被南岭之一的都庞岭和紫金山、九嶷山环抱的盆地，是属于山地文化，山地文化滋养下的人，有封闭的一面，也有渴求见识，突破封闭的一种冲劲。于是，我从故乡零公里处遗传的生命密码，有周敦颐、何绍基先贤们的遗泽，也就包含了探求新知、独立思考、走向外面世界的欲望。这些崇尚文化、追求人格独立的家风，就算是我这个家族的生命密码吧。于是，我们就追随前贤的足迹，用知识作跳板，穿越大山，冲破封闭。“故乡，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千方百计极力要逃离的地方;故乡，也是鬓发苍苍时，即使穿越千山万水，我们也要回归的灵魂深处的零公里处!地图上的那个小圆点，是我们的起点，梦想是半径，梦想有多大，半径就有多长，离家的路就有多么遥远。”是一种逃离与回归的冲突和纠结。这段文字就是这种生命密码的一种注释。
刘：你的作品对家族血脉的认同很让人感动，那一股浓浓的情思至情至性，至真至切，这种感觉对于读者理解你写与你相逢在零公里处的那些文化故人颇有帮助，我常常将二者联系起来看，你觉得这些文化故人和你家族血脉里的亲友之间，有没有一种相同的基因密码?
奉：因为是人到中年，陆续地参加亲人的葬礼，在清明、七月半追怀故去的祖宗亲人时，那些繁琐而庄严的仪式祭奠逝者，往往最能追怀亲情，唤醒个体对家族的归属感，巩固一脉相承的联系，使得游子们心念的是落叶归根，铭记的是祖祖辈辈们都生长或长眠于此的土地和记忆。那些文化故人和家族血脉里的亲友之间，或多或少应该有一种相同的基因密码。
比如，我外公何氏家族是何凌汉、何绍基文化世家的分支，世代恪守耕读传家，至我的母亲一辈，无论男女都以读书、习书为荣，有不少仿写“何体”字的高手，像我的文学启蒙，就来自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母亲喜欢阅读的古典名著，母亲七十有四，乃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这就是与何绍基家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的结果。还比如，以品德高尚、勤学深思为人敬仰的乡贤周敦颐，在《任所寄乡关故旧》一诗中有“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的诗句，也透露出了道州人的坚硬、自持的脾性，而“官清赢得梦魂安”则与《爱莲说》中清廉高洁的意旨一脉相承。濂溪先生这种品行，对我和我的家族以及道州的许多家族，都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家族归属感”，有评论者说：“是超越了性别角色的真心回归，是主动参与并大写历史的自觉，在这种回归里很有一份感人的力量。”在大多数女性对自己的家族血脉无意识地集体遗忘的文化里，我的这种执着追问，大概又让以男性为家族传承的今人有些不安了吧?其实，我的这种追问的价值，本身仍然离不开对生命源头和意义的好奇与探寻。
刘：读你最近的作品，如在《文学界》上发的一组关于道州、关于流寓湖湘的古代名人的历史文化专辑文章，让我感觉到你有一种命运的意识，你是不是有点认命?或者说，你在对命运的追问中想要表达什么?
奉：记得在青春懵懂期，有次在县剧团看本地祁剧表演，看到一个个的角色上台下台，突然就心生一种惶惑：人为什么都要这样在人生的舞台上走马灯似地走一遭呢?有什么意义呢?后来我读到南宋被贬谪道州的蔡元定为自己量身定做棺木的细节，勾起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过的不少乡邻在生前就很看重预先置备“老屋”棺材，像我大舅的棺木，就是他自己一斧一刨做成的。道州人直面生死的豁达，与道州流传的蔡元定的故事，是有一脉传承的关系。
因为在县城长大，而我的祖父母、外公外婆我也没见到过，家中自小就没有老人说古，我受到的神秘鬼怪的民俗故事影响算较少的。如果说，从我的文章中读出了命运意识，应该是从我《偶然的二十五年》中看到的。我的妹妹二十五岁青春岁月遭遇车祸早逝，是我的家人和我最大的隐痛。那一年，三十而立的我刚为人母不久。只有同时经历了生死离别，才对人生命运有了开悟，面对无法重生的生命，只有以命运之说，来安慰父母、安慰自己，以求面对此后的不圆满人生。如果说，我的文章中有一种对命运的追问，大概就是力图放弃个体命运的怨尤，在有限的时光里，用阅读、思考、文字，来延长自己的生理寿命，实现平凡人生的一点有限价值吧。
刘：“灵魂踏歌而行”，这句话很美也很有哲理寓意，能具体阐述一下它的涵义吗?
奉：“灵魂踏歌而行”，这句话来自在殡仪馆为逝者送别的最后挽歌，是我的长篇散文《生与死的气场》的结语。长沙的民俗唱夜歌子，也是一种对人生结束升入天堂的祝福，一边号哭一边唱歌，唱逝者的身世，或唱历史典故、爱情故事等，有慰藉亡灵、安抚生者、超度灵魂之作用。这种“视死如归”的习俗，还要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庄子，他在妻子死时鼓盆而歌，从而将鼓盆歌走向丧礼。这种渊深悠远的意境恰似一种生命情调与主体意愿的完美结合。因此，我在直面生死的这篇文章的结尾感叹：人世间，不论贫富贵贱，终有一死，灵魂踏歌而行，不失一种最后的体面的归宿。
刘：你似乎很在乎一种“体面的归宿”，那么，你的这个归宿希望是一个什么样子，又在哪里?
奉：人过不惑之年后，“生老病死”的后三个阶段就常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医院、殡仪馆也去得勤了。因为要面对自己或周遭突然消失的亲人和熟悉的面孔，常不自觉地有一种对生命的追问，探寻生命的密码，触摸生命的肌理、弹性和温度。
“体面的归宿”，是一种直面生命的感悟。那是我第一次在殡仪馆全程参与操持老人的后事，自小胆小的我竟然能两天一晚承受整个过程，实在是一场身心的彻底洗礼，对生与死的气场的纠缠，有种纠结的心痛。“体面的归宿”，是指逝者生前活得有尊严，逝去时也有尊严，寿终正寝，子女成人成才，回首人生，无大的遗憾，也无所牵挂，人生圆满。
刘：如果请你用一句话来概括你个人的生命密码，那么，准确的表述是什么?
奉：只有人到中年，才突然心生强烈的家族归属感，可猛然回首，故乡零公里处已是物是人非，只有在家族婚丧大事的召回中，才能聚首，衔接起多年来漂泊在外疏离了血脉之情，有一种家族集体对号生命密码的感觉。关于自身的生命密码，我还从没刻意去寻找，尚没找到，所以在日常的生命中还在惶惑地思索着，没有一个什么准确的表述，觉得是一个可遇不可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念和标示：遗传了家族某种共有的性格、某种处事原则、某种归宿，等等。
(此文2014年12月刊发于《文学界》杂志推出的奉荣梅专辑。作者系教授、博士后、中国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