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的鱼骨
文丨李颖
一
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狼狈地卡在了晚餐聚会的一根鱼刺里，我进退失据，霎时仿佛整个世界卡在了我面前。这算不得什么大事，众人继续吃喝，我避开人群，咳嗽、催吐，母亲跟在我身后，帮我想各种办法消融它、抽离它，但于事无补。母亲拖我到附近的诊所，医生检查了下说：“已经没有鱼刺了，只是你的喉咙被鱼刺划伤了，你感到有异物不舒服而已。”母亲说：“对，小时候有一次你妹妹就是这样的。”
就像是遥遥地奔赴一场约会，我终于知道，无论我怎样徒劳地掩饰，也抹不去我有一个妹妹这个事实。我终归要与她不期而遇。她像一根鱼骨，四十年来窘迫地卡在我的生命里，她显然掌握了我所有的秘密，她知道我吐不出来的忧伤源自何处。无论我假装自己如何优雅，无论我如何装扮成一个有教养的人，无论我如何在她面前表现出优越感，我都不能忽略她的存在，不能抹去她和我一母同胞这个事实。她就宛如我喉咙深处那道伤，我既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我被困顿地卡在一九七六年。我三岁，妹妹刚出生。在三岁以前，我完全没有什么记忆，母亲说，我当时的任务就是给妹妹摇摇篮。一九七六年是一个多么不寻常的年份，像是一个哀伤的困局，环球同此凉热。我在酷热的夏末漫不经心地摇晃着那个摇篮，妹妹总是在号哭不止，而我心烦意乱，总是把自己摇得困倦地趴在摇篮边上睡着了。当时我以为摇着的是一个妹妹，但现在想来，我摇着的，其实何尝不是另一个我自己。
那年九月十八日，我那贫下中农出身的父亲，在毛泽东追悼会上因为悲痛过度而晕倒，他从礼堂里被悲恸的人们抬回来的时候，阳光猛烈，那一瞬间，我像是被一道神谕的光芒击中，突然开始记事。
我的童年记忆从这个片段开始了：襁褓里的妹妹显然是被那群激动号哭着的人们吓坏了，她停止了号哭，开始认真谛听着人们的哭天抢地。接着，她显然是被吓着了，她不能容忍比她更激烈的哭号，她开始无止境地吐奶。从那天起，她开始吃多少吐多少，吃什么吐什么。在她持续不断地呕吐中，大家就把她当成一个病人了。母亲也弄不明白，妹妹这种呕吐是生理性的，还是神经性的，一旦她感到不舒服，她就控制不住地开始呕吐。母亲抱着她一次一次上医院，医生也束手无策。
妹妹出生的时候有八斤重，吐到三岁时，却只剩下五斤了。母亲说：“她像是一包刺”，被裹在襁褓中，奄奄一息，棱角分明。妹妹时常在摇篮里发出小猫仔似的哭叫声，但她虚弱的声音甚至不足以穿透那个帐幔。到后来，我的母亲总是害怕去揭开摇篮上的帐幔，她害怕看到的不是一个活着的孩子。她更不敢解开妹妹的襁褓，她怂恿胆大的父亲去解包、打包，她惊吓地在一旁轻喊：轻点轻点，别把她骨头弄断了。
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劝我的母亲：不要养了，这孩子已经坏掉了，养不活的，趁早丢到河里喂鱼吧。
我后来想，也许每个地方的母亲，吓唬自己淘气的孩子时，会因为环境差异而有不同的语境，如果是住在山里，那么就是丢到山上喂狼吧。
妹妹没有被喂鱼。是鱼喂养了她。屋后就是洞庭湖，父亲每天撒网，打上鱼来熬鱼汤，一口一口喂她。
母亲不忍心扔了她，四岁的时候，妹妹吃了邻居老太太给的偏方(主要成分是薏米)后，她不再呕吐了，她的身体迅速地长好了，但是她同时也似乎被那些救了她性命的薏米把心眼堵死了，她的身体和心智没有成正比地生长。她长成了一个没心没肺的美丽姑娘。
她从此对世界保持强烈的呕吐感，却再也吐不出来。
二
妹妹应该是一个美好温暖的词汇。我对妹妹最明亮清晰的记忆是在她八岁的时候，有一个黄昏，她站在城陵矶的那棵桂花树下，朝嘴里塞着她刚玩过泥巴的肮脏的手，正好落下的几颗细碎花瓣砸在妹妹的头顶，她毫无觉察，朝我笑着说她那时候日复一日重复着的话:“我要去北京。我要搬到北京去。”
其实我也想去北京，对一个孩子来说，那时候北京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各种好吃好玩的，意味着花花绿绿，意味着焕然一新。
长大后我常常诧异，现在的黄昏没有过渡，从白天直接杀到黑夜，日子长长短短仿佛再也不需要铺垫。而那时候的黄昏，世界真的笼罩着一片静默的黄，清亮的黄，诗意的黄，重门庭院，清角吹寒，要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天才会一点一点黯淡下去。在这样的黄昏里，我总是满怀矫情的惆怅，妹妹在那棵树下，灿烂地笑着，我们都浑然不觉，那是她一生中最好的时刻。
她大言不惭要搬去北京，我当时觉得她很幼稚，她瘦小的身子站在那棵树下，接近透明的笑容显得那么无知。那时候我正迷恋我的物理老师，于是也煞有介事地迷上了他给我们提及的量子力学，我常常假装略知一二，于是那一天我机敏地看到妹妹的神经元，就像那几颗散落的花瓣一样过于零落稀疏，她已经八岁多了还在玩泥巴，还在吃手指，由此我鄙夷地认为她的人生已经穷途末路。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她一直很幼稚，她从那时候几十年过去了，她的智商情商等各种商一直停留在八岁的那个阶段，且随着年龄的增大，愈发显得痴傻，并无改善的迹象。
我们从小在父母单位的子弟学校念书。子弟学校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同学的爸爸妈妈都是同事，意味着老师和家长也都是同事。这真是一个难以保全秘密的学校。妹妹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每当她拿着仅仅靠蒙得了几分的考卷回家，母亲就叹息着跟邻居说，没办法，小时候拖坏了身体，把脑筋拖坏了。在邻居们貌似理解同情的目光里，母亲似乎找到了借口：这样一个从小缺营养长势不良的孩子，无论学习成绩多差，都是可以被谅解的。
但她的老师并不这么宽容，由于妹妹长得过于好看，她的老师给她取了个外号叫“红漆马桶”。老师总是提醒她，长得漂亮有什么用，肚子里全是草包，一考试就拖班级的后腿。这个外号越传越广，等传到我的母亲耳朵后，就表示整个单位的人都知道了。母亲感到很没面子，母亲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母亲兄妹八个，就她一个是女儿，她在哥哥弟弟们的宠爱中任性地长大，何时受过这等闲气这等侮辱，于是她真的把家里的马桶叫父亲油上红油漆，趁夜放在那个老师的家门口。
这个外号给了妹妹致命的摧毁，她像一个被打坏了的沙包，畏畏缩缩地顶着“红漆马桶”这个帽子，我们一起去上学，而我老是觉得身边移动着一个浑身红彤彤的马桶，出了家门我就刻意和她保持距离。我假装她不是我的妹妹，我背着书包一路狂奔。
妹妹开始战战兢兢，她对人说话的时候不敢与人平视，总是一脸畏惧结结巴巴，她像是一个错误的存在，她似乎觉得她呼吸也是错的。母亲对这种表情总是气不打一处来：抬起头好好说话不行吗!
就是这样一个姑娘，北京是无论如何不会向她敞开大门的。事实上，等她长成大姑娘，她已经不再提起北京了。
三
这个时候发生的一件看似不起眼的事，改变了妹妹的人生轨迹。隔壁的女生在一次成语比赛中得奖了，她的爸爸妈妈很高兴，许诺暑假带她去北京。这个消息被我从小就有北京情结的妹妹知道了，从此，她似乎死磕上了成语，她搬出成语字典念念有词，她总是快速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她用的成语越来越多，几乎每句话都会涉及，比如看见一条瀑布，她会说：这水真是滔滔不绝啊!比如她想说夏天很热，她就说：这天气真是如火如茶啊。对，她念的是“茶”。比如去动物园看老虎，她会说：这真是为虎作胀啊!对，她说的是“胀”，不是“怅”，只有家人能懂她特殊的语言，我们揣测她的意思是，作为一只老虎，它吃得实在是太多了，撑得肚子都胀大了。
她的语言越来越丰富，她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活泼，也越来越世俗。仿佛要靠抖机灵这种方式来增强她的存在感，仿佛不这样就不足以证明她是一个健全的人，她对家里来的客人过分地热情，她总是假装要拿东西，不断在客人面前蹭来蹭去，不断插言大人之间的对话，对别人评头论足：“你这件衣服还蛮漂亮的啊!蛮有钱啊!真是家财万贯!是在哪个豪华店子买的，哪天送我一件便宜的就行!”“你发工资了吧，多劳多得啊!要请客啊!”她的每一句话都会有一个落脚点，那就是占一点别人的小便宜。
这种对物质金钱的突然迷恋仿佛没有铺垫，突然就降临在她身上。而我对世俗深恶痛绝。我装作清高的样子，不断奚落她不得体的语言，不得体的走路姿势，不得体的接人待物方式。作为一个姐姐，我看不惯她如此放荡的言行，我对她仅有的一点怜悯都变成了厌恶，因此我对她吼得最多的一句就是“要你多嘴多舌干什么?”这时她已经从自卑走向另一个极端，她很快甩过来一句“关你屁事。”她强势地迎着我的目光，她越来越凶悍，越来越挑衅，越来越不服管教。
初中没有念完，她成了一个叛逆女孩，她抽烟，打牌，撒谎，早恋，夜不归宿。她被我的父亲打得皮开肉绽，第二天变本加厉地出去混。
很多年后，我慢慢明白，没有什么事情是没有铺垫的，尤其是对于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说，只是我们没有发觉而已。包括世俗，包括叛逆。她在刚出生的时候，被一群悲恸的群众围剿得呕吐不止。而在渐渐长大的过程中，又被她身边的每一个人围剿了她的幼稚与清纯。
世俗与叛逆这两种差异很大的因子，同时在她身上此起彼伏。她的自卑深藏在骨子里，除了自卑，她如此贫乏，她必须在物质上抓住点什么，才能填满生活赐予她的无边的空洞。也许是同学们的一个白眼，也许的老师的一个眼神，也许是家人的一句讥讽，都可能让她朝叛逆的路上一骑绝尘。
在无数次失败的挽救之后，我的母亲心力交瘁，她彻底放弃了这个孩子，她常常掉着眼泪说：“早知今日，那时候真该把她扔河里喂鱼的。”
这终究算不上美好的记忆，那些个黄昏太过明亮，我的少女时代太过沉默，而我的妹妹，她似乎没有经历她的少女时代，就像没有过度的黄昏那样，她从一个懵懂稚子，直接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失去方向的女人。
就这样混到了我们的父亲病逝，出殡的前夜，我们带客人去吃晚餐，因为妹妹过于孤寂地长大，她没有任何朋友来吊丧，不用招呼客人，所以只留了她守着灵堂。上礼簿的人也走了，走时交代她，万一有人来上礼簿，记清账目就行。于是我的一位领导赶来吊丧，进灵堂跪拜后，领导回头问坐在门口的她：其他人呢?
她回答：都出去吃饭了。
领导问：你是李颖的……?
终于有人来让她坐在这儿不显得多余了。她内心激动，表面尽量保持镇定地回答：“我是在这里收钱的。生财有道啊。你把钱交给我就行了。”
我的领导自觉地把礼金交给了她。晚上我妹妹跟我复述了如上事实后，我一口猛血堵在嗓子眼，半饷默然离开。从那以后，我在领导面前赧然，我能想象他当时面对我妹妹时内心的讶异与一闪而过的讥讽。我觉得我不能跟领导提起此事，他也心照不宣从不提起，但我随时随地感受到他意味深长的笑意，似乎我身上的隐疾被他洞穿。
对于拥有这样一个妹妹，我一直觉得无话可说。我没有什么想对她说的，关于她，我也没有什么好对别人说的。
后来我一直回想，妹妹在这样长大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呢?
不到六十平米的家，住着我们一家五口，我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些沉默如谜题的夜晚，我们的房间总是死一般的寂静，大部分时间我独自在书桌旁看着书，我们每天睡在同一张床上，她是此生与我睡得最长久的人了。
我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不会看妹妹起床没，而是望着窗外那棵法国梧桐，我对那棵树的记忆如此真切，它的树叶粗粝宽阔，它的毛球有时飘到我的窗台上，我像是望着一位亲人一样对它满怀暖意。我看见我的整个童年以及少女时代，洞庭湖的鱼都跃在水面上，我看见阳光照在我家的窗棂上，斜斜地穿进来，我看着浮尘在光柱间穿行，数着一寸一寸的光阴，读着线装古书里的一寸两寸之鱼，我在恍惚间忘了自己的来处。
而我的妹妹，我与她在一个床上挤了二十多年，但我们中间似乎横亘着一个星球那么遥远。我完全不记得那些夜晚她都在干什么，我想不起来她的体温，我想不起来她的呼吸，我想不起来我们有过什么对话，我想不起来她的任何习性，她磨牙吗?她起夜吗?她说梦话吗?此刻，我竟一无所获。我常常怀疑，我是真的和她在一起过了二十多年吗，我们的血管里流着同样一腔血吗，那时的她都在想什么呢?我不知道。我是独自一人长大的。她也是独自一人长大的。
这几乎是一种隔世之感。
我们长久不通音问。
四
我们的重新对话，从她有了第二个女儿开始。
她在适婚年龄，听从父母安排结婚，在我们居住的那个城市，和一个憨厚粗壮的技工结婚，生下一个女儿。五年后，他们离婚了。她成家后继续着叛逆，她一定认为自己足够勇敢，敢爱敢恨，她一定用这个成语鼓励着自己的人生，她把女儿扔给了前夫，她似乎掌握了很多证据，证明她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
接着，她瞒着所有人，和一名在城里打零工的精瘦矮小驼背辨不出年纪的男人好上了，然后迅速把自己嫁到一个老牌贫困县的山沟里，没有通知任何家人。她从一个城里姑娘，彻底变为一名农妇。
对我母亲来说，这种感觉就是自己辛辛苦苦呵护了二十年的一块玉，虽然品质不怎么样，但总算是结婚生子，安全着陆，然而现在是硬生生被山里来的强盗连夜劫走了。这是怎么也想不通的。我生的这个小女儿一定疯了。母亲想。
从街坊爱嚼舌根的大婶们那里，我们总是得知她的一些消息，大婶们故意说给我沉默的母亲听，而我的母亲一言不发，装作没听见。回来在饭桌上，她会有意无意地突然跟我说一两句：“她又结婚了，在童市。”我也装作没听见。
她的户口迁到乡下，一个叫童市的地方。童市假装是城市，就好比一个乡下丫头非要取名叫“玛莎”或者“梦露”一样。童市是彻头彻尾的山里，毫无疑问。我在茫茫百度上查阅，“童市镇辖1个居委会，27个行政村，364个村(居)民小组，总户数8003户，人口3万余人。”距当地县城还有四十多里路。她在山里又生下女儿，叫李子。这时，她在远方那座山上想起了，她还有一个娘家，她托人带信来了。我们一家用一分钟时间迅速地商量了一下，娃也生了，还是去看她吧?
母亲赌气般说：去吧，要去看她到底嫁了个什么人家。她过得不好是她自找的。她再苦我也不会同情她。
妹妹来电话，约好了某月某日在某座山下等我们。她给了我们一个地址。乡土的名字。弟弟开车，载着母亲、我和儿子上路了。沿路问了十多个人，天已大黑。仿佛上山了，又仿佛走到世界的尽头。好不容易见到一户人家。弟弟下去问路，狗吠。
越走越荒凉。越走越冷寂。路过很少的人家和无数坟冢。山，越来越深。我们惶惑的情绪影响了儿子，他抱着我大哭：“我们倒车。我们倒车。我们回家。”我紧紧抱着他：“不怕不怕，妈妈在，妈妈保护你。”
在我们问到第十个人的时候，妹妹迎着车灯走到我们的车前。她在路边寒冷的山风里站了两个小时。我不能够揣测她是以怎样的心情来迎接娘家人的第一次到来。
她说，她一个人从山上走下来花了一个小时。现在她要从山下把我们带回她山上的家。
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已经从一个叛逆的美丽少女，变成了一个乡下的粗壮大婶。她似乎倏然老去，满脸皱纹，手臂肥大，身材臃肿不堪，她的头发染成黄色，枯槁，像一把乱草。她的嗓音变得粗糙，她说着一口很难懂的当地方言，我们要靠不断地重复加上手势才能理解她说的什么。我久久地凝视着这个手足同胞，想了许久，那些被时光收藏的我们姐妹的秘密。
她嫁这里我们不知道，她生娃我们不知道。
妹妹指着车窗外给我们介绍，这条泥巴路明年会修了。是个美国大老板出钱。
我隐约知道，这个国家的贫困乡村总是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言，比如中央哪位大人物下个月就要来啦!比如国家要补一大笔钱给农户啦!我不相信哪个美国大老板要跑到这个山沟里来修一截通往山上且只通往妹妹一家的路。但这时我不想打击妹妹对于修路的憧憬，我只说，这么窄，怎么修?修了也通不了车。稍微大一点的车子进不了。
妹说，怎么进不了?连救护车都进得来。我生崽就是救护车把我接出去的。
我说，为什么要叫救护车?很危险么?
妹妹说，半夜三更发作的。他又不在家。不叫救护车怎么办?
我说，为什么不早点去医院?为什么等发作了才去?
妹妹说，早点去医院不要花钱吗?
沉默。沉默。这些年发生了太多事情。隔着太陌生的时光。
又开了十多分钟，到了一个山坳，妹妹说，只能停这了。剩下的路要走上山。
我们一行人开着手机光亮爬山。很陡。黑暗中妹妹突然一声大吼。平时一家人轻言细语惯了的我们被吓坏了。吓出一声冷汗的我骂了她一句：发神经啊。接着山上也传来一声女人的大吼。妹妹说，这是我们互相打招呼啊，告诉嫂子我们回来了。我想起网上一个帖子：“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
气喘吁吁上了半山腰。一个沉默的大约六十多岁的男人迎接我们。妹妹说，这是我哥哥。我指着身边的我的弟弟，没好气地小声说：这才是你哥哥。
妹妹的婆婆出来了，看上去非常苍老。放鞭炮。响彻寂静的山谷。只有犬声附和。
我曾无数次想像过妹妹的家，却还是贫瘠得超出了我的想象。一栋土屋，清冷地藏在山崖上。
各种拘谨的客气，沉默的表达。月亮就在屋角。母亲站在碎砖砌起的庭院，仿佛突然消了心中多年的积怨，她说：这月亮好像就属于他们一家人的，拿根竹篙就能戳下来。
山间清寂，星星很近。也许，只有星星才更接近真理。夜幕上许多飞机。飞过来。飞过去。在同一片天幕上，同时看见四架飞机。我问妹妹，这里每天都这么多飞机吗?妹指着屋后我不知道的方向说：“是啊。这是一条航线，往那边是去北京的。”
我突然想起，她童年站在桂花树下说要去北京的样子。妹妹从未去过北京。不知道她此生还有机会去北京没有。我也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当年的念想。
妹妹从小和我一个床睡觉，直到我出嫁。
小时候她曾经很好看。很美。现在她和那片山融为一体，和那里生长的植物与女人一样粗壮。这里的厕所就是一个搭着两块木板的坑，并且和猪栏在一起;这里没有热水器，需要用柴火烧漆黑的吊壶才有热水。这里没有自来水，妹妹很认命地用力摇着一个铁疙瘩才有地下水抽上来。我凝视她过早苍老的面容，许久。我想，她也许上辈子是属于这里的吧。她没有念过什么书，她半生颠沛，一定不知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话。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怀念城里的日子，不知道她想不想念娘家。在世俗的眼里，她脑袋进水，离经叛道，不忠不孝。
妹夫很拘谨，他说，她什么都好，就是爱打牌。
我母亲说：她不打牌能干什么呢?她又不会干农活。
妹夫说：我不要她干任何活，我也不怕她输钱，而是心疼她不会算账，老被人欺负。别人一边打牌一边合伙坑她钱背后还骂她是傻子。我不许别人欺负她。
我似乎突然明白，妹妹为什么死心塌地跟着这个乡民来了山里。也许，只有在这里，她才活得真的像个人。
在那个山上夜宿的夜晚，我终于流泪了。山气凛冽。似妹妹凛冽的生平。
在妹妹面前，我是有罪的。我从未试着去了解她，从未认真倾听过她的爱与愁，从没抚慰过她受伤的灵魂。我们拥有一种长久的秘密的关系，那就是我是指手画脚的那个人，她永远是犯错的那个人。即便此刻，她仍然畏惧我这个强装正义的姐姐。但这种关系，其实只是一个反串而已。
我明白，虽然我循规蹈矩地长大了，但我没有任何立场批评她，从小没有，现在更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我亏欠她的最多，我似乎并不打算偿还，因为，此生我是还不清的了。我一味逃避，是因为我不能再陪伴她长大一次，我不能像别人家的姐妹一样与她相亲相爱，不能还给她一个充满温暖的成长经历。
她是我的亲妹妹。我从不跟别人提起她。我知道这并非因为羞耻，因为我不再以有这样一个妹妹为耻。我知道这也确实是因为羞耻，因为我知道，我犯过的罪，将像那根鱼骨一般，它并不存在，却长久地卡在我的身体里，不再给我忏悔的机会。
也许，世界只是一个倒影。又或许，在妹妹眼里，我们才是疯的。我到底有什么底气觉得我走的路才是正确的呢?我何尝不是更世俗的那一个呢?我长久地陷入了这个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