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戴希小小说的当代性品格
文丨郭 虹
文学的当代性,除了可以按“当下”这个时间界定外,其本质意义的界定，还应该包括以下两层含义:第一,指文学作品是否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是否具有质疑现实、警醒世人的先锋性。第二,任何时代都有它自身的现代性或曰当代性，尼采曾说:“所有的历史最终都来到了现代性.”(在当下的语境中，“当代性”这一宽泛的词，其实就是这一意涵上的“现代性”)，因为当代性是每一个新颖性的开端都在每一个当下环节中再生的问题。而作为当代人,文学家的任务就在于穿透现实世界的表象揭示其深层的本质，从繁华中看到凋敝，在热闹中看到孤寂，从流行的事物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
所以，作家应该立足于瞬息万变，泥沙俱下的此时此地，从中把握、萃取出堪为经典的质素来。为了使任何当代性都值得变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典性，必须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使之成为永恒的诗意美。
从这一点上来说,任何一门艺术的生命力皆在于其“当代性”，小小说亦然.这个判断首先是从小说的历史中得来的。
小说自产生之初就带有这个特质。小说本是源自于民间的文学样式。桓谭在《世说新语》中称之为“残丛小语”，《汉书。艺文志》认为它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到唐代，仍称“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直至明代，仍把杂录、志怪、传奇、丛谈等归入小说一类。而清代则将杂事、异闻、琐语三类称之谓小说。总之，传统中的小说属于“街谈巷语”，这表明：一是小说产生于民间，其作者都是下里巴人，所反映的都是民风、民情、民心，在民间广泛传播。其二，这一文学样式不仅不被封建统治者所重视，甚至是极力贬低和排斥。虽然后来也为文人接受并有文人专门加工创作，但其文学之末流的地位直至清代也没有改变。小说演变至今，“街谈巷语”之风已逐渐微弱，但小小说却承袭了该文体产生之初的这种特质——草根性。
小小说的这种特质决定了它的当代性。
“草根”直译自英文的grass roots。有人认为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一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辞典》把grass- roots单列为一个词条，释义是①群众的，基层的;②乡村地区的;③基础的;根本的。本人认为，它应该具有两个特点：一，顽强。应该是代表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命力，新时期小小说的繁荣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二，广泛。遍布每一个角落，小小说因其篇幅短小，不需要有大量连续的阅读时间，所以读者甚众，刊载也不需要太多的版面，便于传播。因此，“草根性”就是平民性、广泛性、贴近性。由于贴近生活,小说作者更容易感触时代的脉搏,更容易体验到生活中富有诗意的质素,也就更方便记录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并用将这些片断组成广阔的历史画卷，在时代的不断变迁中获得永恒的意义。
小小说的创作队伍也体现这一特点，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从事各行各业的业余作者;他们的文学素养和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他们甚至没有专业作家那样娴熟而高超的技巧。戴希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这位农民的儿子，毕业于湖南卫校，长期任职于基层政法系统。但是，生活的土壤，催生创作的激情，他的作品保留了这个时代生命的活力，呈现出一种健康向上的格调。
因为扎根生活的沃土，可谓源头活水。戴希的创作始于1992年，迄今已发表微型小说300来篇，其题材可谓广采博取，时空跨越古今中外，亲情、友情、爱情;家庭、社会;官场、市井。人物上至皇帝、市长、局长、厂长、科长，下至小姐、乞丐。戴希说，他的小说题材皆缘自于生活、工作中的所见、所闻、所历。作品中所叙无一不是身边之事，所写无一不是身边之人。比如《谁狠》中利用职权争强斗狠D科长和G科长，《老子是劳改犯》中举着砍刀抗税的雷公，《炫耀》中那个虚荣而可悲的七七，昧着良心贪图不义之财反而被骗钱财的裴奶奶，屡教不改总吃剩饭的《母亲》，都是我们熟悉的“当代”人，在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印痕。 即使是一只鹦鹉、 一条京巴狗也无不折射出“当代”人生世相。一篇村小学校舍请求上级拨款维修的汇报材料的旅行的《危房》，不惜牺牲环境引进外资、被卖了还在数钱的《都是我的错》，让人啼笑皆非的《死去活来》，机关潜规则的《民主评选》，对私人企业不予保护、反而纷纷剥皮的《羊吃什么》等等，都是我们熟知的“当代”事。这无数的小浪花构成当代生活的广阔图景，因此，阅读他的小小说不仅能看到生活的本相，体会生活的原味，更能感受到时代的生活气息。
小小说的”当代性”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那就是它在表现“当代”人物质生活的同时，更能表达、传递着“当代”人精神生活中最新的震荡和最新的感悟，延续、记忆着人类精神生活中绵长久远的追问、困顿、挣扎、搏斗。戴希的小小说也不例外，它撷取的是一个场面、一段对话、一个镜头,但却能表现当代人精神生活中最新的感荡、矛盾、迷茫和追问。它就像一粒种子，饱含着春苗的希望、夏花的灿烂、秋实的喜悦，我称之为“小制作，大担当”。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戴希小小说集子《每个人都幸福》，共收录其作品153篇，这些作品如同闪闪发光的明珠，每一颗都有一个闪光之点，按不同的光点，作者将其分为几大类：有的反映东西文化的碰撞、有的针砭时弊、有的是以动物世界折射当代众生相、还有揭露现实世界的荒谬——可谓主题多样。
还有叙写情感一类，也不乏精品。比如《装修》，取材于当代人生活中的一件平常事，但随着房子装修的进程，一间充满阳光的小屋也随之搭建而成，其间洋溢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美好，感人至深。没有一颗美好的心灵，是不可能营造如此诗意的氛围、传达出如此美好的情感的。这种美和诗意，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需要，而不仅是当代——这就是我所谓“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是“从过渡中抽出的永恒”。
《别林斯基论文学》中说：“我们时代的艺术应该是在当代意识的优美的形象中，表现或体现当代对于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对于人类前途、对于生存底永恒真理的见解。”戴希小小说集开卷之作《我们都幸福》，叙述的是苏老师与一群有生理缺陷的学生围绕着“我不幸福”、“怎样才幸福”这两个问题的对话，通过苏老师睿智的启发，最后得出不幸只有一点点，幸福却有那么多，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幸福”的结论。这一人生哲理不仅为这群特殊的孩子打开了通往幸福的大门，也向世人开启了一扇可以欣赏清风明月的窗。生活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人们无可选择地永远告别了田园牧歌式的单纯，常常庸人自扰式地为芝麻小事而纠结，甚至事事追求完美，殊不知残缺才是完美的，正像无与伦比的断臂维纳斯。因此,忽视已经拥有的美好,那才是最大的不幸.作者通过一个很浅显的故事,揭示生活中晦暗不明的现象和生命的超越性意义，严肃地破解生命之谜、人生之谜。作者的意图不外乎通过那些追问，那些感悟，发人深省，并借以表达善良而美好的愿望：每个人都幸福。我想这也应该是这篇小小说被多次转载，并收入《2009年中国小小说精选》的主要原因。
“ 当代性”还应该是作家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益发强烈的本土意识和因社会贫富分化而激发的现实关怀。这个集子中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的应该是《良心》。作品以刚分配在派出所工作的公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的视角，叙述了一家私营饲料厂猪饲料被盗后，“我”奉所长之命前去破案的故事。上天助人，“我”顺着蛛丝马迹找到了“盗贼”，但正当“我”兴高采烈人赃俱获之时，眼前之景却让我惊呆了：一家三口正坐在桌边用餐，丈夫、妻子、女儿每人端一碗清汤寡水、又涩又黄的稀粥狼吞虎咽。主人告诉我“是猪饲料汤”，那一刻，我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可又什么都没明白。眼前这对下岗夫妻： “病恹恹的”男人希望进拘留所，因为那里有米饭吃，女人一副也是“憔悴的模样”——这一切强烈的震撼了“我”，“我”不仅没抓他们，反而给了200元的慰问金，并如实报告给了所长，盗窃案就这样不了了之。这是一个特殊时期下岗职工生活的缩影，有着鲜明的时代的烙印 。虽然情与法的矛盾伴随国家的产生就已存在，但《良知》却有着“当代性”意义___错位的现实带给人们精神的困惑。事物的本质往往让人触目惊心，一个有良知的人该如何面对，当法律所不能及之时，还得借助道德的力量，可谓言近而旨远。
戴希善于在时代进程中发现问题。这本集子的压卷之作《死亡之约》，取材于历史，却警醒着世人。所谓“死亡之约”说的是唐太宗和朝廷关押的死刑犯的约定：李世民在贞观七年腊月初八，准许在押的390名死刑犯不受任何约束的回家看望他们的妻儿老母，并约好来年即贞观八年九月初四主动返回朝廷大狱伏法.而罪犯们居然没有一个爽约，被罪犯们的诚信感动，李世民当即宣布：赦免所有囚犯。故事到这里，“以诚心换取诚心”的主题已经很鲜明了。但作者为了更深一层，在史料的基础上作了大胆的想象和加工。贞观十四年，在国家危难之际，390名被赦囚犯主动请求上战场，英勇杀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换来了国家的安定。这个结尾在前一主题的基础上升化到了“以诚心换忠心”的高度。虽然是历史性的题材,其意义却有着鲜明的当代性。
在物欲横流、传统道德秩序已被打破又尚未重组的今天，到处充斥着虚情假意，戴希从历史中提炼出美好，用一个小故事来承载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来承载一个作者的社会责任，来呼唤当代人道德的回归、诚信的回归——不仅老百姓，还包括管理者。
戴希小小说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加速现代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矛盾的变化，还反映了人们精神世界的纷繁复杂，以及人们审美趋向多元化的现实。所以，他的作品的“当代性”品格，还表现在不断地求新求变。戴希不仅写小小说，还写散文和诗歌。仅就他的小小说，也是随物赋形，格局不一.有的呈现着散文的感性，有的甚至如散文诗章，有的干脆就是诗体，有时也用寓言。就篇幅而言，有袖珍式的，也有稍长一些的,可以说题材广泛,主题多样,风格多变。我们知道，短小的作品，容易予人一览无余的乏味之感，所以，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断篇宜纡折，不然则味薄。”戴希深谙此道，他的小小说，匠心独运，尺水之中，波澜起伏。比如《良心》不仅情节结构极尽曲折之美，人物心理亦极富变化之妙。接到破案任务,“我”“暗下决心”一定“又快又准”地破获此案。由于案件毫无头绪，“我”又“不禁犯愁”。然而天不绝人，“我”终于发现蛛丝马迹，感觉成竹在胸，不禁一阵“窃喜”。但正当“人赃俱获”时，“我”却“大吃一惊”。真相大白之后“我”“心生怜悯”，只能选择“忐忑不安”地离开。目睹杂草丛生一片破败的服装厂大院，“我”的心田也一片“荒凉”。直至结案，“我”仍在“遭受良心的折磨”。正如荷迦兹《美的分析》中所说：“变化产生美”。《良心》带给读者的正是一种动态之美。但是荷迦兹又说：“我的意思是指一种有组织的变化”,“因为没有组织的变化、没有设计的变化，就是混乱，就是丑陋”。这就要求作者首先要在合乎生活逻辑的基础求变化，情节组织合乎情理，这才不会“乱”。其次要在单纯中求变化，这才会产生美。《良心》将单纯的情节线索和复杂的人物心理变化线索交织在一起，单纯中一有一种繁富的美感。客观现实与情感世界互为表里，极大地拓展了小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空间，极大地满足了当代读者多元的审美诉求。
戴希总是不断努力使自己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凸显特定时期的时代特征、价值观念、文化取向和审美追求，呈现出鲜明的“当代性”品格。
(原载《青年作家》2010年8期下半月刊，作者系湖南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