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城墙东门，图片转自作者博客）
永不回来的风景
文丨奉荣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这座南宋湘南古城，为县人自豪了数百年的古州府，沧桑了数百年的青砖古城墙，五里城域，早承载不了子民繁衍的膨胀，民居沿潇水河往南迁延。县志记载，洪涝发生的频率，仅“解放后十年九遇(四十一年出现三十六次)”(指到一九八九年止)。县境四面环山，中部低平，潇水河和濂溪河像根树叉一样，斜穿竖挑盆地中的县城。一遇暴雨则山洪暴发，沿河民房淹没殆尽，西关桥水淹尺许，西门街上可划船，桥背街水深五尺。老辈人刻骨铭心的是一九六一年春天的那场春水，在城墙上坐可洗脚，百年未遇，街道上靠船通行。当年下游建的双牌水库，开始蓄水，县城沿河低洼房屋全部受淹，只一点五平方公里的城区，百分之六十五的成了水泽。
父亲的祖居木楼，就随那场大水从江华街三拱桥旁，像积木一样在洪水的浸泡中轰然坍塌了。儿时从那路过，母亲指着潇水河边突兀的一棵香橼树(与柚子树同类)，说，那就是你父亲家木楼的遗址。母亲嫁过来时，是木楼倒塌了的第二个冬天，其实她也没见过木楼，新婚的母亲和父亲借居在邻居家里。我每次都要多看几眼那株代表我的祖屋的树。香橼树从黄土河堤上努力向上抻着腰身，抗拒着河风对它的欺侮，试图羁绊、淹没它的根基，我总也没看清楚它到底有多高。父亲的木楼存在的时候，也应该是个吊脚楼，在半悬河面的黄土堤岸，在咆哮的洪水袭来时，它肯定是毫无抵抗之力的。据说，木楼紧贴地面的只有三米左右，悬空在河堤斜坡上的有一间房屋和厨房。
那场洪水也卷去了父亲童年、少年里二十年的风景。在单薄可见脚下木板缝隙间流水的吊脚楼里，父亲的风景，应该是有丰富的声响的，放排汉子们的苍劲号子，下长沙、汉口的船家的吆喝喧天，鱼鹰、水鸟的悠长鸣叫，歇脚渔人的肆意酒话，还有孩童戏水的无忌嬉闹……风景里的色彩曾经应该也是丰富多变的，河心沙洲上修林翠竹的红肥绿瘦，对岸郊野桃李柑橘青橙黄红，还有探着身子，想侦察一下这个木楼里独子的秘密的枣数，在炫耀着它青的、红的果实。或许透过木板还有姹紫嫣红的桑椹、刺莓在招摇，柚子、桃树带着香甜的味儿在诱惑。
待我走过这条路而有记忆时，应该是在父亲的木楼被洪水席卷而去十余年后。父亲的继父——“店子公公”，就在这木楼沿河走三四百米左边的豆子街里的国营饭店里，做大厨师。七十年代初期，我四五岁左右——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初有记忆的事情，我家已移民到了城南，离木楼五六里路的高岗上。记得还没上学的我，爱跟着上小学一年级的哥哥，步行到“店子公公”的饭店里，享用饭店厨房里金黄喷香的卤肉、猪脚，然后去隔壁县城惟一的一家电影院看电影。可是大快哚颐的记忆似乎很模糊，只有一个镜头刻在脑子里。我已记不清，尚无汽车之类交通工具的那时，那天我是怎么带着只有两岁多的弟弟，走到“店子公公”的饭店的，而乘我上公共厕所的间隙，我那懵懂的小弟弟，竟然一个人走失了。“店子公公”一生无嗣，把两个孙子视同己出，平日慈爱的老人，当时重重地责骂了我，心急火燎地沿来路追了过去。我一边流着泪，担心父母更严厉的责骂，提着嗓子在后面跑着。追到接近父亲的木楼旁，却见小弟在大马路上，正悠闲地从左边走到右边。幸好那时没有现在这样车辆如蚁，人心古朴，小弟也就无恙了。见了我，他还指着父亲木楼旁的那棵香橼树说，我要去摘果子。不知道他这小人儿，怎么也记住了那棵香橼树呢?
母亲曾经也在那棵香橼树的视野里工作过。那是一家集体办的饮食店，就与香橼树隔路可望，不过百余米。小妹出世一个多月后，“店子公公”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大约是之后的一两年吧，居民委员会照顾母亲到这里就业。中专肄业下放回城的母亲，在当时算个文化人，成了饮食店的出纳。打烊下班的时候，就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冷清的沿河路，没有路灯，靠河边有一两里路无一房屋，另一边也是邮电局、粮食仓库几家单位的围墙，还有几大片农田。母亲说，她不怕强盗，最怕颠子(疯子)，十来岁的我，就成了母亲的“保镖”。
放学后，安顿了弟妹，吃了晚饭，踏着暮色，路上还热闹着去看电影或看戏的人群，我就步行到母亲的饭店里去，五六里路，沿现在的道州路一路逡巡而下。路是河卵石铺嵌而成，本地人叫花阶路，形同玉米，又有“包谷路”之名，还镶嵌了大块的青石板。远远地望见那几株百年古樟树的硕大华盖时，便可嗅到一种像蓝墨水的气味，是街口一家染坊，染工在搅捞蓝锭家织布料，把湿漉漉的布支撑在木架上，空气里便弥漫了各种颜料的气息。干瘦的老染工的一双手，经年在比我还高的大染缸里搅拌、打捞，再拧干、摊晒，我一看见就会想起本土产的一种叫脚板薯的块茎，酱紫色，嶙峋的骨架。我身上穿的裤子，也有出自这家染坊的。接着就有薰人的烤烟香，是一家手工卷烟铺里飘洒出来的，有时我也到那铺子，称几两半斤的烟丝回家，和哥哥一起，用自制的木卷烟盒，给父亲卷几盒手工烟。
街边的房子，一色的木板青瓦构架，邻街一面，大多有吊楼阳台，晾晒着生的萝卜、豆角、辣椒，蒸熟的茄子、苦瓜、红薯……混合着太阳的气味。许多人家门口，摆了石头凿的水泥砌的池子，或是大蓊缸。有的池子水缸里盛满了水，水浮莲在里面探着身子，开着紫的白的花，有几分寂寞和散淡的意味。有的却装的是细细的河沙，防火备用的。这样比肩挤密的木板楼，真是像木壁上张贴的消防标语所说的“一家失火，四邻遭殃”。而街尽头新华书店和老东风电影院的两场大火，是很吓人的，我见过它们灰烬中的遗骸，黑枯残败的支架，像死神张开着啮噬大嘴。还听说，曾有小孩子，一头栽进家门口的水池里，被淹死了，对那长了青苔的水池，我也就心存几分恐惧。有的门口，还用木桶插了截段的甘蔗，三五分钱一根，竹筒量满一筒煮花生、炒花生、瓜子或者爆米花，几分钱一筒。我一路细细地看过去，当听见轰隆隆的抽水泵声音，就到了三拱桥的抽水机房，这样就可以望见那棵寄托着我们家族复杂情愫的香橼树了。
其实，父亲毕业的濂溪小学，十二岁岁就去学徒的饮食店，及他后来工作直到退休的建筑公司，都笼罩在香橼树守望的木楼不过几百米的视野里。濂溪小学，很有来历，是著名的“濂溪书院”遗址，也就是濂溪祠所在。学校门前是濂溪街，街临濂溪河。这个亭庑错落、重脊飞檐的古旧建筑，宋绍兴九年(一一三九)年修建时，是为祭祀出生在濂溪河源头的周敦颐而建。八百余年来，这里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单从宋理宗“道洲濂溪书院”、清康熙“学达性天”两次御书，就可以想见，这位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濂溪先生，为其家乡宗亲曾经带来了多大的荣耀。父亲在那里读高小时，当然不知濂溪先生的事迹，只是，在他的眼里，校园里那些他们两个同学都环抱不过来的石鼓是他最喜好攀爬的地方;那些滑溜冰凉的阶梯石头，是他课后的滑梯;那些像太师椅的花岗石柱础，是他玩石子游戏的好道具……至于那些乌黑放亮的石雕木刻、残碑断碣，上面有他太多不认识的文字和不明白的图案，偶尔成了他眼里的风景，凑近去瞅几眼把玩一下，是没留下什么记忆的。还有隔壁的文庙，残存的仿古宫殿式的院墙、棂星门、楼阁亭台、白玉石雕五龙图，等等，还能依稀可见曾经的油饰粉彩、雕梁画栋，这一切更吸引着他和同学放学后去攀爬游玩。
但这些算是童年风景里最绚烂的日子，到父亲十二岁那年小学毕业时，就遽然结束了。在儿女的面前，父亲闭口不提从前的艰辛。他几乎是跳过少年，直接进入青年、成人的时代，尽管他的年龄只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十二岁，但是他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小饭店学徒生活。天还没亮就要起早生火，担水，洒扫，洗碗、择菜，练刀工，不时还要挨上大师傅们的责骂……一切场景，我只能按照曾经在电影里看到过的小学徒的可怜遭遇，去想象和复原。我后来在阁楼上看见过一份父亲的工作自传，字迹是母亲的，知道他后来的多个工作经历：曾经在潇水河放过木排;到当时的行署所在地有过正式的工作，参加修过湘黔铁路;七十年代初辞职回到县城，做过很多零工，从头学砌墙，成了一个技术很不错的砌匠，被招纳到了县里的建筑公司，最后成了这个百十号人的单位的头……父亲这些职业给我家里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逢年过节、来人来客时，他就拿出“大师傅”的架势，炸鱼、走油、剁肉丸子，刀工讲究，色香味俱全的一两桌酒席、十大碗荤素，他一个人搞定;而在父亲做建筑行业期间，从八十年代初期到现在，家里先后建起了三栋楼房，都是自己设计、自己指挥施工。
而从那份自传里，我也知道了“社会关系不好”这句话。母亲说，因为这句话，她那个时代在小城虽然算是有文化的人，受到牵连，一直没被安置一个好的单位;父亲也一辈子被“社会关系不好”没有好的去处。我才知道了这“社会关系”指的是父亲的第一个继父，属于伪政府的官员，在解放初被镇压了。原来，奶奶一共嫁过三家。父亲的生身父亲，贩菜、抬轿、挑盐，一个城市平民，中年就双目失明了。“店子公公”是父亲的第二个继父。我也终于明白了父亲一辈子的寡言。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的独子，长期寄人篱下，过早缺失父爱，而奶奶，在父亲十六岁时，也过世了，给他留下的遗产就是这团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不好”的乱麻。
据说，祖居木楼前，曾经也摆过奶奶的水果摊。奶奶我是从未谋面，连我的母亲都没见过。我无法具体地想象着奶奶水果摊上卖的是什么水果，肯定那时没有现在到处一年四季可见的外地甚至进口的香蕉、苹果、提子等，无非也是本地的上关桃子、富塘李子、水南柑橘、午田柿子、五洲甘蔗、清塘洗子瓜、营江西瓜，还有杨梅、荸荠、凉薯……在那个女人除了做专职太太外没有别的职业可谋生、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年代，摆的这个小水果摊，是难以维持母子生计的。当为了生存，只有再嫁人时，在当时，是多么的被人瞧不起，也给自己的儿子一生的生活留下了阴霾。我想，奶奶当时的选择也是有许多的无奈的吧。
而对于祖居木楼和公公奶奶的生活细节，父亲在我们兄弟姐妹面前却是只字不提。都是母亲从邻居婆婆家了解的一些零星话语。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路过时，虽然常常要多看几眼那标志着我家老屋的香橼树，而记忆中却从来没过多驻足或者攀摘过香橼呢?
去年国庆节前，我出差经过老家，在家停留一晚。母亲的手臂长了些疱疹，次日上午要到一个时常关照两位老人的老邻居的诊所去换药。我已经一年没回老家了，我执意要陪她去。父亲也说同去。习惯了独立行事、坚韧了一辈子的母亲，此时就像一个孩童一样，顺从了我们的陪同。换了药，我说想沿潇水河边那条路走走。两位老人欣然带路，从潇水河大桥，插下滨河新修的路。
父亲，在这条河边，生活了六十多年。哪里是他儿时游泳、跳水的大岩石，哪块岸边有岩洞躲的鱼蟹多，哪里有个码头是什么时候建的……他的导游解说，最有权威。两岸只剩下一双突兀的直刺蓝天桥的桥杆——在一架废弃的索拉桥的桥礅边，周边的房屋正在拆毁。我们问工地上的工人，这桥礅不会拆吧?他说不知道。这索拉桥，是五十年代建的，早已废弃，但它也可以算这个小城历史的见证，保留下来，也让多少飘落异乡的人，回来时，还能捡拾一些记忆。
曾经环抱不过来、被寄生的荆棘妆成披挂铠甲的武士一般的十数株老樟树也没了，只剩下零星两三棵小的，空留下一个“樟木树”的地名符号。新修了一个广场，大理石地砖，十几根石雕，临河一面，刻着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等诗文的长廊，广场就叫“爱莲广场”。
广场延伸线，就到了三拱桥，父亲的木楼曾经的所在地。这桥，县志上说是“参架桥”，在县农行南侧，始建于什么时候，也不详。从前是条石浆砌而成的拱桥，长不过五米，宽是四米。五十年代拓宽路时，在原来的桥基上加宽到二十六米。父亲用脚步丈量着，指点说，过桥十几米，就是木楼的所在。我问，还记得那棵香橼树么?是不是木楼旁边还有很多别的果树呢?父亲说，木楼都是紧挨着的，就只有那棵树吧。吊脚楼下是厕所和猪圈，年年涨洪水，常被水冲跑，根本没办法种菜啊、果树的。我想象的父亲儿时木楼的风景，就这样被洪水冲没了?有些空落。
但我走到这木楼旧地，才发觉，木楼和河心的西洲公园的距离比我印象中的要近得多。父亲说，我小时候，每天都要过河到洲子上去抓鱼，鱼好多咧，只要围洲子打一个圈，好几斤鱼就装满了篓子;团鱼也多，在沙滩上，常常一挖就是一窝，几十个。我们上了西洲。沙洲在潇水与濂溪河的交汇处呈东北西南延伸，长不过四百米，宽不过一百米。四周绿水环绕，洲上樟树、皂荚、桂花、杨梅树，有些年轮了，翠竹、芭茅草密匝匝的。一座三拱石桥与西岸相连。这桥是父亲的公司70年代承建的，桥的对面，就是公司所在。洲上曾经有个转龙庵，父亲引我到那地界上，空空的坪地里，片瓦无存了，就连父亲所说的他见过的很大的柱础和老地基也看不到一丝痕迹，但坪地四周的几棵大树，自然地形成一个四方形，像一个庵堂留下的立体气场。
在密林里穿行，我试图寻觅一点父亲儿时的风景。洲东，曾是白鹭栖息的地方，留下一个白鹭滩的雅号。洲西，是每到涨端午水时，龙舟的号鼓擂得山响的地方，那里是龙舟赛拔旗夺魁的终点，留下一个“狗肉滩”的俗名。洲头，濂溪从西而来，清澈、温婉、娇俏，如一娇羞的少女，温柔地扑入北往的雄浑而大气的潇水河宽广的怀抱。仰望，就是自秦代置县以来的古城，千百年的生活场景在此重叠交替着，民房、码头、县衙、古石城墙、文昌阁、庙宇……在父亲的指点解说中，我的祖辈身形，也在这一片参差的青砖黑瓦中隐约漂移，那一副副先民们曾经生息的场景，与我脑海里无数次构想的父亲儿时的风景，交融，如同黑白照片的底片一样……
(写于2007年3月,刊于《文学界》2008年第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