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隆冬了，成天寒雨纷飞。每日凌晨，城里人多半还在睡梦里，就会听见街上的鞭炮声、哭号声和唢呐声。今年很奇怪，人老得很多，天天都有出丧的。陶陶见不得死人的事，心里害怕。只要听见街上有哭声，陶陶就钻进关隐达的怀里，浑身发抖。关隐达哄着她，说她还是个孩子。

县委办突然接到通知，说是老地委书记陈永栋去世了，要求各县市敬献花圈，并派领导同志参加追悼会。关隐达同陈永栋熟识，就同县委书记商量说：“我跑趟西州吧。”

陶陶正好想回去看看父母，就一同去了。两人回到西州城，在街上买好花圈，直接奔灵堂去。理事的都是地委办老同事，见了关隐达，免不了客气。可毕竟在办着丧事，不便热乎，就握握手，脸上露出说不清的表情。陈永栋两儿一女，都四五十岁的人了，不怎么懂礼数，倒是躲在一边。等地委办的人叫他们，才过来同关隐达握手。关隐达见了他们那漠然的样子，说不出节哀顺变之类的话，只说陈老书记是个好人。围观的人很多，都在叽叽喳喳说着什么。

追悼会得下午举行，关隐达同陶陶就先回爸爸家看看。关隐达打发司机去宾馆休息，自己同陶陶步行上山。桃岭的风更猛，吹得人不能张嘴呼吸。陶陶背着风，说：“有人说陈老留下了很多钱。”

“你怎么知道?”关隐达迎着风，大声问。

陶陶退着走，说：“你在同人打招呼，我听别人议论。”

只有妈妈在家，爸爸还没回来。妈妈见两人冻得脸都红了，忙开了空调。

“真是个怪老头!”妈妈说起了陈永栋。

陶陶问：“别人都说，陈老存下了很多钱。”

妈妈说：“你爸爸同我说过，是真的，有四十多万。陈老留下遗嘱，这些钱全部交党费。”

陶陶说：“老人家境界倒蛮高啊。”

妈妈摇摇头，说起事情原委。陈永栋好可怜的，死了几天，才有人知道。他平时独来独往，儿女又不在身边。有位老同志突然想起，好久没见陈老清早舞剑了。他觉得不对劲，就报告了地委办。地委办派人撬开门，发现老人家安详地睡着了。幸好是冬天，不然尸体都不行了。陶凡听说了，马上带着吴明贤赶了去。地委办的同志正在清理陈老的遗物。有人从床头搜出张纸条，皱巴巴的。打开一看，竟是陈老的遗嘱。字歪斜而粗大。

我的遗嘱

一、我终身积累的钱共四十五万元交党费。

二、我的辫子要剪掉，理光头，干干净净去见马克思。

三、我的儿女肯定要争我的钱，不能听他们的。

陈永栋

×年×月×日

陶凡接过遗嘱看了看，嘱咐在场的人说：“这份遗嘱，请同志们务必保密。”

陶凡马上约见了张兆林等几位在家的领导。陶凡说：“陈永栋同志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敬佩。但是，我个人意见，这个遗嘱我们不能完全执行。”

大家都吃了一惊，不知陶凡有何用意，却都不说话，等着陶凡说下去。陶凡有些激动，沉默片刻，才说：“陈老一生严格要求自己，连自己的子女进城都不准。老人家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农村，生活条件很不好。我个人意见，把五万元零头交党费，也算顺老人家的心意，其余四十万还是给他自己儿女。党不缺这几十万块钱。”

张兆林带头表了态：“我同意陶书记意见。”

有人提出疑问：存在法律问题吗?

陶凡说：“好在遗嘱方面立法暂时还是个盲区。我觉得这样处理，老人家九泉之下有知，会理解我们的。”

说完遗嘱的事，陶凡又让张兆林留一下，说：“兆林，关于陈老去世的情形，你同吴明贤打个招呼，要他告诉同志们，不要议论。陈老是建国后西州首任地委书记，晚景如此凄凉，传出去影响不好。维护党的威信，比什么都重要。为了安慰陈老家人，我考虑把丧事尽量办得像样些。可以简朴，但规格要高。最近上面有新规定，地市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去世，遗体可以覆盖党旗。我建议，追悼会上，陈老遗体要覆盖党旗。平时这边都是火化以后再开追悼会，陈老就破个例，开完追悼会再火化吧。各部门和县市都要送花圈，各单位得派领导参加追悼会。”

张兆林点头道：“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让吴明贤把灵堂布置得像样些。”

“对对。遗体周围要放些鲜花。兆林，你让吴明贤赶快拟个治丧委员会名单吧。我任主任，其他你们考虑。”

半个小时以后，吴明贤把治丧委员会名单送到了陶凡案头。陶凡过目后，说：“老吴，你秘书长都当几年了，怎么连起码常识都不懂?治丧委员会名单，不等于地委、行署领导名单。退下去的老领导，都得进治丧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按职务排列，其他委员就得按姓氏笔画排列。”

吴明贤说：“有些老领导，长年不住在西州。”

陶凡来火了：“你糊涂!他们就是长年住美国，政治待遇你不能动人家的!”

几经反复，治丧委员会名单才定了下来。陶凡批示道：着速印发各县市党委、政府，地直部门各单位，并送地委、行署、人大联工委、政协联工委领导，以及副地级以上离退休老同志。

吴明贤尽管挨了骂，但是看着陶凡的批示，心里还是佩服。他见陶凡用的词是“着速”，而不是“立即”、“马上”之类，似乎比别的领导墨水就是多些。

一会儿就到中午了。陶陶听得汽车声，说：“爸爸回来了。”

陶陶忙出门去看。关隐达也跟了出去。陶凡下了车，见关隐达夫妇来了，微微笑了一下。进屋后，陶凡坐下，忍不住叹了声。陶陶问：“爸爸怎么了?”

陶凡摇头说：“有人嘴巴不紧，把陈老的遗嘱泄露出去了。一位记者多事，竟让这消息见了报。”

关隐达问：“那么只好全部交党费?我看没有必要。”

陶凡没说怎么办，只道：“造这种新闻，没意义!”

见陶凡不想再说这事，大家都不提了。吃过中饭，一家人聊聊天，就到下午上班时间。陶凡还得去给陈老致悼词。轿车来了，陶凡夹着包出门。关隐达也要去参加追悼会，却并不随陶凡的车去。陶凡也没有请他同去的意思。两人再不是领导和秘书的关系，倒不能像原来那样亲近了。老向人家提醒他们的翁婿关系，对关隐达并不太好。

陶凡走后两分钟，关隐达下山去。灵堂庄严肃穆，花圈里三层外三层地摆着。陈永栋老人躺在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艳的党旗。陈老干瘪的脸颊化了妆，就像涂了蜡的核桃壳。稍等几分钟，追悼会正式开始。场面安静下来，陶凡低沉着声音，回顾陈永栋同志光辉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听得有人悄悄议论，说陈老运气真好，碰上地厅级干部可以覆盖党旗了。

晚上，陶凡独自待在书房里没有出来。关隐达和陶陶没有马上回县里去，原想陪陪爸爸。妈妈说：“让你爸爸自己静静吧。从陈老去世那天起，他心情就不太好。”

电视一直开着，谁也没去看一眼。到了晚间新闻时间，竟然播了条有关陈老的消息，说一位老共产党员临终时，将终生积蓄的巨额财产全部交给了党组织。记者采访了陈老的儿女们，三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木然地望着地上出神，说不出一句话。电视里便是沉重的新闻腔：是啊，他们说不出一句话，有的只是对老人无尽的哀思。

睡觉前，陶陶说：“爸爸心情好像很不好。”

关隐达说：“爸爸的心思我琢磨不透。如果是我处在爸爸位置上，我会想陈老这辈子值不值得?我自己这辈子该怎么评价?”

“都说陈老是个怪老头。”陶陶说。

关隐达叹道：“任何事情，只要超越情理了，违背人性了，就有问题。陈老越到晚年越有些像走火入魔。爸爸也许看破了这点，才不理会他的遗嘱。不知爸爸到底怎么看?我觉得陈老的结局有些荒谬。”

夜已很深了，陶凡书房的门缝里还透着光亮。

 

十

陶凡早晨六时起床，在屋前的小庭院里打太极，然后小跑，远眺。夫人林姨准七点钟的时候将文房四宝摆在廊檐下的大桌上。陶凡便神态信然，龙飞凤舞起来。整个庭院立即弥漫了一种书卷味儿。这的确是一个雅致的天地，并不见大的平房，一如村野农舍，坐落在舒缓的山丘间。满山尽桃树。时值晚秋，落了叶的桃树，情态古拙。屋前小院横竖三十来步，不成规矩，形状随意。庭院外沿山石嶙峋，自成一道低低的墙。这些石头是修房子时剩下的。陶凡搬进来住时，屋前的石头没来得及清理。张兆林当时任地委秘书长，他立即叫来行政科龙科长，骂得龙科长一脸惶恐。陶凡摆摆手，说：“我喜欢这些石头，不要搬走算了。”于是叫来几个民工，按照陶凡的意思，将这些石头往四周随意堆了一下。堆砌完毕，龙科长请示陶凡：“要不要灌些水泥浆加固?”一副立功赎罪的样子。陶凡说：“不用了，只要砌稳妥，不倒下来就行了。”龙科长很感激陶凡的仁厚，他觉得陶凡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地委书记，暗自发誓，一定要好好地为这位领导服务。他便极认真地检查刚砌好的石墙，这里推一下，那里摇一下。一块石头被他一摇，滚了下来。这让龙科长脸上很不好过，直嚷民工不负责。这时民工已走了，龙科长一个人搬不动那个石头，不知怎么才好。

陶凡背着手环视四周之后说：“小龙，这石头就这样，不要再堆上去了。”这时，小车来了。陶凡说声辛苦你了小龙，就上了车。陶凡在普通干部面前，总是随和些。

龙科长望着下山而去的小车，一脑子糊涂。他理解不了陶凡的雅意。如果是怕麻烦工作人员，这的确是位了不起的领导。但是不是怪自己不会办事，生气了呢?他见过许多领导生气的样子并不像生气，有的领导生气了反而是对你笑。

林姨在家收拾东西，见龙科长望着那个滚下来的石头出神，就说：“老陶讲不要堆上去就依他的，他可能喜欢自然一些。”那块石头就这样待在那里了，成了绝妙的石凳。

如今，石墙爬满了荆藤，墙脚那块石头被人坐得光溜溜的。陶凡很喜欢那个石凳，但他太忙了，很少有时间去坐一下。倒是陶陶前些年经常坐在那里，黄卷云鬓，像个黛玉。陶陶那会儿刚上大学，常被顾城、北岛他们的诗弄得怔怔地像中了邪。陶凡在家里完全是个慈父，倒觉得女儿的痴迷样儿很惹人怜的。夫人有时怪女儿神经似的，陶凡总是护着，说：“凡有些才情的女孩子，总有几年是这个样子的，长大一些自然好了。总比到外面成天地疯要好些。”他有次还调侃道：“我们这种府第的小姐，多少应有些风雅的气韵是不是?”女儿听了，越发娇生生地发嗲。但陶凡自己，纵有千般闲情，也只是早晨在他喜爱的天地里文几手武几手。全套功课完毕，到了七点四十，之后五分钟冲澡，五分钟早餐。陶凡的饮食并不讲究，早晨两个馒头，一碗豆奶，不放糖。偶尔调一碗参汤，陶凡会对阿姨王嫂讲：“别听林姨的，喝什么参汤?我还没那么贵气!”王嫂总是拘谨地搓着手说：“陶书记就是太艰苦朴素了。”陶凡把参汤喝得滋溜溜地响，说：“我到底是农民底子嘛。”

大家都知道陶凡的书法好，其实他最有功夫的还是画。极少有人能求得他的画作。林静一当年爱上陶凡时，陶凡还不发达，只是省一化工厂的一位工程师。林静一年轻时很漂亮，是厂子弟学校的音乐老师。她这辈子看重的就是陶凡的才华和气质。陶凡的风雅常让林静一忘记他是学工科的。但陶凡总是用五分钟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餐，并把豆奶或参汤喝得咝咝作响，林静一有时也会取笑他：到底是个粗人，看你出国怎么办?

吃完早餐，小车来了。司机刘平下车叫陶书记早，陶凡应了声，夹着公文包上了车。小车到山下的办公楼只用两分钟。按照陶凡这个作息规律，陶凡总是提前几分钟到办公室，所以地委办工作人员没有谁敢在八点以后到。

书记们和几位秘书长的办公室在二楼，一楼是地委办各科室。陶凡上楼后，见有些同志已早到了。张兆林同秘书长吴明贤正在办公室讲什么，见陶凡来了，两人马上迎出来打招呼。

陶凡扬一扬手，径直往自己办公室走。陶凡在领导层里是很严肃的，年轻一点的副手和部门领导还多少有些怕他。吴秘书长刚才一边同陶凡打招呼，一边就跟了过来。陶凡开了门，吴秘书长跟了进去，问：“陶书记有什么事吗?”

陶凡放下公文包，坐在办公椅上，望着吴秘书长。吴秘书长一脸恭敬。

有什么事?是的，有什么事?这时，陶凡才猛然想到，自己今天来办公室干什么?自己是退休的人了。现在是张兆林主持地委工作了。昨天上午刚开了交接工作的会。

吴秘书长又问：“陶书记，有事请尽管指示。”

陶凡静一下神，说：“没事，没事。”

吴秘书长说：“张书记定的今天开地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陶书记有什么指示吗?”

陶凡笑了笑，很随和地说：“没有没有。我来拿本书。你忙你的去吧!”

陶凡本想开几句玩笑，说退休了，就是老百姓了，还有什么指示可做?但忍住了不说。怕别人听歪了，讲自己有情绪。再者那样也煞自己的志气。

吴秘书长仍觉得不好意思马上离开，很为难的。陶凡又说让他去忙。他这才试探似的说，那我去了?一边往外走，还一边回头做笑脸。

吴秘书长一走，陶凡就起身将门虚掩了。他坐回到椅子上，觉得精力有些不支。他刚才差点儿失态了。竟然忘记自己已经退休了，真的老了吗?才六十一岁的年纪，怎么成了木偶似的?调到地委十多年来，一直是这个作息规律，却没有注意到，从今天起，他要过另一种生活了。他今天上办公室，完全是惯性作用。

半个月以前，省委领导找他谈话，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退休不退休的，到死还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何况老陶你仍然还是省委委员，省委交给你的任务就是带一带兆林同志。可不能推担子哪!

陶凡明白这是组织上谈话惯常使用的方式。他当然也用惯常的语言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说人退休党性不退休，公仆意识不退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退休。只要组织需要，一切听从党召唤。但是工作交接之后，我还是不要插手了。兆林同志与我共事多年，我很了解他，是位很有潜力的同志，政治上成熟，又懂经济工作，挑这副担子不成问题的。

最后，那位领导说句“还是要带一带嘛”，便结束了谈话。谁都知道，这只是客气话。

陶凡清楚自己的政治生涯就此已经结束。头上省委委员的帽子也只能戴到明年五月份了。本届省委明年五月份任期将满。那时替代自己省委委员身份的将是张兆林。自己快要退下来的风已吹了半年，组织部正式谈话也有半个月了，心理冲击早已过去。他仍按长期形成的作息习惯工作着，像这个世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却不料今天几乎弄得十分难堪。

陶凡想，自己来办公室看看，取些书籍什么的，也算是正常的事，同志们也许不会想那么多。问题是自己全然忘记自己的身份已经变了。他内心那份窘迫，像猛然间发现自己竟穿着安徒生说的那种皇帝新装。

他打了值班室的电话，叫司机小刘十分钟之后在楼下等，他要回家里。十分钟之后，也就是八点二十五，他起身往外走。刚准备开门，又想起自己才说过取书的话，便回到书架前搜寻。他个人兴趣方面的书都在家里，这里大多是工作方面的书籍，都没有再看的必要了。找了半晌，才发现了一本何绍基的拓本，便取了出来。这是关隐达到外地开会带回来的，他很喜欢，可一直无暇细细琢磨。关隐达胸中倒也有些丘壑，同陶凡很相投。从外面带回并不值几个钱的拓本，倒也能让岳父大人欢心，这也只有关隐达做得到。现在陶凡见了拓本，自然想到了关隐达，心中也有了几许欣慰。拓本太大，放不进公文包，这正合他的意，可以拿在手里，让人知道他真的是取书来的。

刘平见时间到了，陶书记还没有下去，上楼接来了。小刘伸手要接陶凡的包，他摆手道：“不用不用。”

走出办公室的门，陶凡马上意识到自己出来得不是时候。按惯例，上午开会都是八点半开始。地委的头儿们和地直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正三三两两地往会议室走。陶凡进退不是，只恨自己没有隐身术。有人看见了陶凡，忙热情地过来握手致好。这一来，所有的人都走过来。陶书记好，陶书记好，也有个别叫老书记好的，楼梯口挤得很热闹。陶凡本是一手夹包，一手拿拓本。要握手，忙将拓本塞到腋下，同包一起夹着。刚握了两个人的手，拓本掉到地上。小刘马上捡了起来。别人多是双手同他握，陶凡想似乎也应用双手。可左手夹着包，不方便。

好不容易应酬完，陶凡同小刘下楼来。刚到楼下，陶凡摸一下左腋，站住了。“拓本呢?”

小刘说：“我拿着。”

陶凡连说：“糊涂糊涂，刚把拓本交给你，马上就忘了。”

小刘狡黠道：“当领导的大事不糊涂，小事难得糊涂。”

陶凡半路上交代小刘，从明天起，不要每天早晨来接了，有事他自己打电话给值班室。小刘说还是照常每天来看看。陶凡说：“不是别的，没有必要。”小车很快到了家，陶凡坚持不让小刘下车，小车便掉头下山了。

陶凡按了门铃，不见王嫂出来。他想糟了，夫人上班去了，王嫂可能上街买菜去了。他已有好几年没有带家里的钥匙了。他的钥匙常丢，干脆就不带了，反正下班回来家里都有人在家。

怎么办呢?惟一的办法是打电话要夫人送钥匙回来。可打电话必须下山，显然不合适，而且他根本不知道夫人办公桌上的电话号码。这种事以往通常都是秘书小周代劳的。小周是接替关隐达的第二任秘书，跟他车前马后几年，十多天前被派到下面任副县长去了。小周下去以后，吴秘书长说再配一位秘书给他，要他在地委办自己点将。吴秘书长的态度很真诚，但陶凡明白自己点将，同时也意味着自己可以不点将。就像在别人家做客，主人要你自己动手削梨子。这他很理解，退下来的地委书记没有再带秘书的待遇。

没有秘书在身边，还真的不方便。十多天来，他的这种感觉极明显。就像早些年戴惯了手表，突然手表坏了，又来不及去修理，成天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时间的混沌空间，很不是味道。后来位置高了，任何时间都有人提醒，干脆不戴手表了，也就习惯了。陶凡如今没了秘书，虽然感觉上不太熨帖，但相信还是会慢慢习惯的。他想不带秘书和不戴手表最初的感觉应该差不多吧。

眼下的问题是进不了屋。他左思右想，苦无良策，只有等王嫂回来了。他便在小庭院里踱起步来。走了几圈就累了，正好在那石凳上坐下来。

无事可做，只一心等着王嫂回来。不免想起自己刚才在办公室楼梯口的一幕。双手不空，慌慌张张地将拓本交给小刘，再跟同志们握手，那样子一定很可笑的。事先真应让小刘接过公文包去。想到这一点，很不舒服，就像前年在法国吃西餐闹了笑话一样的不舒服。

当时自己怎么竟冒出了用双手跟同志们握手的念头了呢?长期以来，下级都是用双手同他握手的，而且握得紧。而他不管手空与不空，都只伸出一只手来。有时同这位同志握着手，却掉头招呼别的同志去了。那是很正常的事，也没听人说他有架子。今天怎么啦?见别人伸出双手，怎么竟有点那个感觉了呢?那种感觉应怎么名状，他一时想不起来，叫做受宠若惊嘛，又还没到那种程度。当时只觉得自己不伸出双手有些过意不去。哼!虎死还英雄在哩，自己一下子就这样了?这会儿，他坐在冰凉的石头上，为自己当时不应有的谦恭感觉深感羞愧。难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那只不过是自己内心的一闪念，别人不可能看破的，方感安定一些。

可想起那些同志的热情劲儿，心里又不受用了。他知道自己在干部中很有威信，大家尊重他、敬畏他。但他们今天表现得太热情了，那已不是以前感受到的那种下级对上级的热情，而是老朋友见面似的那种热情。热情的程度深了，档次却低了。不同级别、不同身份的人之间，热情有不同的分寸;由不同的热情分寸，又区分出不同的热情档次。这一点，他很清楚，也很敏感。这么说，那些人在心里已开始用一种水平视角看他了。自己的位置这么快就降了一格，那么以后呢?有人干脆称我老书记了，那是有意区别于新书记吧。这些人，何必还那么热情呢?哦，对了对了，我今天倒帮了他们的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充好人的机会，让他们好好表演一下自己的大忠大义。你看，我可不是那种势利小人，人家陶书记退了，我照样尊重别人。陶凡愤然想道：我可不要你们这种廉价的热情!

刚才办公室楼梯口不到两分钟的应酬，这会儿令陶凡满脑子翻江倒海。不觉背上麻酥酥地发冷，打了一个寒战。座下的石头凉生生地像有刺儿，连忙站了起来。因刚才坐姿不对，双脚发木，又起身太快，顿时头晕眼黑，差点倒下。赶紧扶着石墙，好一会儿，才镇住了自己。这才发现左手被荆棘扎得鲜血淋漓。

秋日的天空，深得虚无。满山桃叶凋零，很是肃杀。陶凡顿生悲秋情怀。马上又自责起来。唉唉，时序更替，草木枯荣，自然而已，与人何干?都是自己酸溜溜的文人气质在作怪!

王嫂买菜回来，见陶凡孤身一人站在院中，吓得什么似的。忙将菜篮丢在地上，先跑去开了门，连问：“陶书记等好久了吗?”又责怪自己回来迟了。陶凡说：“没事没事，刚到家。”进了屋，王嫂才看见陶凡的手包了手绢，问：“怎么了?”陶凡只说：“没事没事。”头也不回，进了卧室。王嫂是很懂规矩的，主人在家时，她从不进卧室去，只有陶凡夫妇上班去了，她才进去收拾。这会儿她见陶凡有点想休息的意思，就不再多问了。

陶凡在床上躺下了。偏头看了一下壁上的石英钟，已是十点半了，这才知道自己独自在门外待了两个多小时。

夫人下班回来，见陶凡躺下了，觉得奇怪：“怎么不舒服吗?老陶?”

陶凡说：“没事没事，有点儿困。”

他不想告诉夫人自己在屋外冰凉的石头上坐了两个多小时。说了，夫人也只会怪他死脑筋，怎么不知道给她打个电话?他那微妙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没有人能理解，夫人也不可能理解。想到这里，一股不可名状的孤独感浸满全身。

陶凡渐渐地觉得头很重，很困，却又睡不着。到了中饭时分，夫人叫他吃饭，他不想起来。夫人说还是吃点东西再睡吧，便来扶他。

夫人碰到了他的额头，吓了一跳：“怎么这么烫?你不是发烧吧。”又赶紧摸摸他的手，摸摸他的背。“老陶你一定是病了。”

陶凡这才感到鼻子出气有热感，背上微微渗汗，心想可能是病了。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秋凉天气，在石头上坐两个多小时，哪有不病的?

夫人和王嫂都慌了手脚。

陶凡说：“不要紧的，家里有速效感冒胶囊，吃几颗，再蒙着被子睡一觉就好了。”

夫人取药，王嫂倒水。陶凡吃了药，依旧躺下睡。药有点催眠，不一会儿，陶凡竟睡着了。

夫人准备关门出来，又见了满是血迹的手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蹑手蹑脚出来问王嫂，王嫂也不知道，夫人越发着急。又不能吵醒陶凡，只有眼巴巴地等。

大概个把小时，夫人听见卧室有响动，知道陶凡醒了。夫人轻轻推门进去，问：“感觉好些了没有?”陶凡眼睛睁开马上又闭上了。他觉得眼皮很涩很重，见满屋子东西都在晃晃悠悠地飘荡。“静一，只怕是加重了。”陶凡的声音轻而粗糙。

夫人早忘了血手绢的事，忙问：“怎么办?是叫医生来，还是上医院去?”

陶凡只摆摆手，不做声。夫人不敢自作主张，站在床边直绞手。

陶凡想，现在万万不可住院，而且不可以让外界知道他病了。别人生病是正常的事，可他陶凡偏不可以随便生病，尤其是不能在这个时候生病。如今官当到一定份儿上，就有权耍小孩子脾气，有权放赖。一不遂心，告病住院。到头来，假作真时真亦假。他想：我陶凡如今一住院，别人也不会相信我真的病了。即使相信我病了，也会说我丧失权力，郁郁成疾!

陶凡满腹苦涩，却不便同夫人讲。见夫人着急的样子，就说：“没事的，不要住院，也不要让人知道我病了。同志们都很忙，要是知道我病了，都赶来看我，耽误他们的时间，我好人也会看成病人的，受不了。真的没事的，只是感冒。”

夫人说：“总得有个办法老陶。百病凉上起，你也不是年轻时候了。”夫人想起去年老干部曾老，也只是感冒，不注意，并发了其他病，不得信就去了。她不敢把这份担心讲出来，只急得想哭。

“先挨一晚再说吧。”陶凡说话的样子很吃力。

夫人只得告假护理。

陶凡总是闭着眼睛，却不曾睡去。太安静了，静得让他可以清楚地听见自己脑子里的轰鸣声。伴随轰鸣声的是阵阵涨痛。

夫人从陶凡的脸色中看得出病情在加重。“怎么办老陶?”

陶凡说：“好像是越来越难受了。我刚才反复考虑了一下，只有到陶陶那里去，让隐达安排个医生在家里治疗一下。不要地委派车，要隐达来接。也不要司机来，让隐达自己开车来。”

夫人马上挂隐达县里的电话。县委办的说关书记正在一个会上讲话。挂了县工商银行，找到了陶陶。一听说爸爸病了，陶陶听着电话就起哭腔。林姨马上交代女儿：“爸爸讲的，要保密，不准哭。”便按陶凡的意思嘱咐了一遍。

那边安排妥当，陶凡让夫人扶着，勉强坐起，喝口茶，清了清嗓子，亲自打了吴秘书长的电话：“老吴吗?我老陶。林姨记挂女儿跟外孙了，想去看看，要我也陪去。我向地委报告一声，明天一早动身。不要你派车了，隐达同志有个便车在这里。没事没事，真的不要派车，派了也是浪费。老吴，就这么定了。请转告兆林同志。”

陶凡说是明天一早动身，其实他想好了，隐达一到，马上就走。隐达从他们县里赶到这里最多只要一个半小时。

天刚摸黑，隐达夫妇到了。陶陶快三十岁的人了，在大人面前仍有些娇气。见爸爸病病恹恹的样子，她跪在床边就抹眼泪。陶凡拍着女儿笑了下，就抬眼招呼隐达去了。

关隐达俯身同陶凡握了一下手。他俩见面总是握手，而且握得有些特别，既有官场的敷衍味儿，又有自家人的关切味儿。他俩在家里相互间几乎没有称呼。交谈时，一方只要开腔，另一方就知道是在同自己讲话，从不需喊应了对方再开言。而公共场合，从不论翁婿关系，一个叫陶书记，一个叫隐达同志。久而久之，他俩之间从称谓到感情都有些说不准的味道，公也不像，私也不像。

关隐达说：“病就怕拖，是不是马上动身?”

陶凡点了点头。

王嫂已早将衣物、用具清理妥当。夫人望着陶凡，意思是就动身吗?陶凡看了下壁上的钟，说：“隐达他们刚进屋，稍稍休息一下吧。”

关隐达望望窗外，立即明白了陶凡的心思。他知道陶凡想等天彻底黑下来再动身。

这个世界上，最了解陶凡的人其实是关隐达。但他的聪明在于把一切看破了的事都不说破。王嫂听说还要坐一会儿，就沏了两杯茶来。关隐达喝着茶，又一次欣赏起壁上的《孤帆图》来。他一直敬佩陶凡的才气。在他跟陶凡当秘书的时候，有位老画家来过地区，同陶凡一见如故，竟成至交。据说事后这位老画家谈起陶凡，讲了两个“可惜”。凭陶凡的品格和才干，完全可以更当大任，可惜了;凭他的才情和画风，本可以在画坛独树一帜，可惜了。但是，真正能破译陶凡画作的，惟关隐达一人。就说这《孤帆图》，见过的行家都说好，却并不知其奥秘所在。那些下属则多是空洞的奉承。有几个文化人便用“直挂云帆济沧海”来做政治上的诠释，就像当年人们按照政治气候牵强附会地解读毛泽东的诗词。陶凡却总笑而不置可否。关隐达知道，这其实是陶凡最苦涩的作品，是他内心最隐秘之处的宣泄，却不希望任何人读懂它。这差不多像男人们的手淫，既要宣泄，又要躲藏。关隐达有次偶然想到这么一个很不尊重的比方，暗自连叫罪过罪过。

原省委书记同陶凡是老同事，尽人皆知。书记出山后，带出几位旧部做干将，陶凡又是最受赏识的。那几年时有传言，说陶凡马上要进省委班子。后来，省委书记因健康原因退下来了，只在北京安排了个闲职，却仍住在省城。外面却传说那位省委书记的身体很好，最爱游泳。而他常去的那个游泳馆突然因设备故障要检修，三个多月都没有完工。陶凡便明白自己可能要挪地方了。果然有了风声。偏偏在这时，中央有精神说稳定压倒一切。他便这么稳定了几年，一转眼就到退休年龄了。这几年，他的权威未曾动摇过，但他知道，许多人都在眼巴巴地望着他退休。正是在这种不能与人言说的孤独中，他做了《孤帆图》，并题曰：孤帆一片日边来。帆者，陶凡也。关隐达深谙其中三昧，所以从来不对这个作品有一字实质上的评论。

天完全黑了下来，陶凡说：“走吧。”

临行，陶凡又专门交代王嫂，说：“明天早晨，地委办还是会派车来的，你就说我们已走了半个小时了。”

县委办王主任同医务人员早在关隐达家里等着了。一介绍，方知医院来的是高院长、普内科李主任和护士小陈。因为发烧，陶凡眼睛迷迷糊糊地看不清人，却注意到了三位医务人员都没有穿白大褂。这让他满意。为了不让人注意，关隐达专门关照过。陶凡本已支持不住了，仍强撑着同人握了手，说：“辛苦同志们了。”

诊断和治疗处理都很简单。关隐达夫妇的卧室做了陶凡的病房。李医生说他同小陈值通宵班，其他人都可以去休息了。高院长坚持要留下来。陶凡说：“晚上没有别的治疗了，大家都回去。只需换两瓶水，林姨自己会换的。”关隐达说：“还是听医生的。”于是按李医生的意见，只留他和小陈在床边观察。

关隐达留高院长和王主任在客厅稍坐一会儿。先问高院长：“问题大不大?”高院长说：“没问题的，只是年纪大了，感觉会痛苦些。但陶书记很硬朗，这个年纪了，真了不起。”王主任也说：“确实了不起。”

关隐达特别叮嘱：“我还是那个意见，请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他老人家德高望重，外界要是知道了，他不得安宁的。高院长你要把这作为一条纪律交代这两位同志。”

高院长说：“这两位同志可靠，关书记放心。”

关隐达又同王主任讲：“你们县委办就不要让其他同志知道了。也不用报告其他领导同志。”

王主任说：“按关书记意见办。但培龙同志要告诉吗?”

这话让关隐达心中不快。这个老王，他这话根本就不应该问!到底见识不多。刘培龙同志是地委委员、县委一把手，什么事都不应瞒着他。岳父这次来虽是私人身份，但在中国官场，个人之间公理私情，很难分清。美国总统私人旅行，地方官员不予接待。而中国国情不同。所以要是有意瞒着刘培龙同志，就显得有些微妙了。副书记同书记之间微妙起来，那就耐人寻味了。关隐达也早想到了刘培龙这一层，他原打算相机行事，但没有必要马上告诉他。可这不该问的尴尬话偏让老王问了。关隐达毕竟机敏过人，只沉吟片刻，马上说：“培龙同志那里，我自己会去讲的，你就不必同他提起了。”

安排周全后，已是零时。陶陶让妈妈同儿子通通睡，她两口子自己睡客房。临睡，关隐达说：“明天告诉通通，不要出去讲外公来了。”陶陶忍不住笑了，说：“你比老爸还神经些，他们幼儿园小朋友难道还知道陶书记瓷书记不成?”

陶凡这个晚上很难受，一直发着高烧，头痛难支。直到凌晨五时多，高烧才降下来。这时，输液瓶里的药水渐渐让他遍体透凉，竟又发起寒来。护士小陈只得叫醒关隐达夫妇，问他们要了两个热水袋，一个放在陶凡药液注入的手臂边，一个放在脚边。少顷，身子暖和起来，但寒冷的感觉却在脑子里久萦不散。又想起白天，自己在秋风薄寒中抖索了两个多小时。陶凡也清楚，今天的事情，既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只是小事一桩，但内心仍觉苍凉。

天明以后，病情缓解了，陶凡沉沉睡去。所有的人都退到客厅，不声不响地用了早餐。

李医生说：“现在没事了，但起码要连用三天药，巩固效果。醒来后，尽量要他吃点东西。还要扶他起来坐一坐。躺久了最伤身子的。”

李医生让小陈上午回去休息，下午再来接他的班。

上午十点多了，陶凡醒来。头脑清醒了许多，但浑身乏力。夫人和李医生都在床边，见陶凡醒了，都问他感觉好些吗?想吃些什么?

陶凡摇摇头。

李医生劝道：“不吃东西不行的，霸蛮也要吃一点。”

陶陶这时也进来了，她今天请了假。林姨交代女儿：“熬些稀饭，有好的腌菜炒一点儿，你爸爸喜欢的。”

“想起来坐一会儿吗?”李医生问。

“好吧。”陶凡感觉有点奇怪，自己轻轻说了两个字，那声音竟震得脑袋嗡嗡作响。这是他以往生病从来没有过的感受。是老了?是心力交瘁了?也许这次虽然病得不重，却病得很深吧。这个道理西医是说不通的，只有用中医来解释。

依着李医生的意见，先在床头放一床棉被，让陶凡斜靠着坐一会儿，感觉头脑轻松些了，再下床到沙发上去坐。陶凡双手在胸前放了一会儿，便无力地滑落在两边。整个身子像在慢慢瓦解。心想：老了，老了。

陶陶做好了稀饭和腌菜。陶凡下床坐到沙发上。身子轻飘飘的，像要飞起来。

下午，陶凡畅快了许多。躺了一会儿就要求下床坐着。睡不着，躺着反而难受些。

这次跑到县里来，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刘培龙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到来。他必须马上想个办法同刘培龙见面。时间越拖，尴尬越深。刘培龙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是县委书记中惟一的地委委员。让关隐达跟刘培龙当副手，陶凡自有他的考虑。可如今，情况变了，刘培龙会怎样?

护士小陈被陶凡热情地打发走了。夫人林姨一再表示感谢。小陈说：“应该的，不用谢，每天三次肌注我会按时来的。”

夫人和女儿陪陶凡说话。陶陶尽说些县里的趣事儿，有几回逗得妈妈笑出了眼泪儿，陶凡也打起哈哈来。陶凡听着她们母女说笑话，心里却在想什么时候同刘培龙见面，只怕最迟在明天上午。

关隐达准时下班回来，全家人开始用餐。陶凡的晚餐依旧是稀饭腌菜，还喝了几口素菜汤。陶凡说：“明天告诉刘培龙，只说我来了。”陶凡只这么简单地交代一句，没有多讲一句话。关隐达也正在考虑这事，只一时不知怎么同陶凡讲。他担心陶凡不准备见刘培龙，那将使他很被动，不料陶凡倒自己提出来了。他真佩服老头子处事的老到。

 

十一

第二天上班，关隐达向刘培龙告知了陶凡的到来。刘培龙马上说：“刚才兆林同志打电话来，说陶书记来我们县了，要我搞好接待工作。我刚准备上你家去。”

其实，刘培龙是昨天上午接到张兆林的电话的，可他见关隐达并不同他提起，知道其中必有原因，也不便问了。既然今天关隐达告诉了他，他觉得还是有必要提一下张兆林的电话，一则替张兆林卖个人情，二则也让人知道张兆林同他是经常电话联系的。只是时间上要做点艺术处理了。

刘培龙马上随关隐达到家里去。陶凡正在教小外孙作画。陶陶专门替通通请了假，在家陪外公。陶凡见刘培龙一进门，忙放下笔，摊开双手。你看你看，双手尽是墨，都是小鬼弄的。把刘培龙伸出来的手僵在半路上。

夫人招呼刘培龙坐下，带通通进了屋。陶凡进卫生间洗了手出来，再同刘培龙握了手，一边笑道：“培龙同志，你们县里不欢迎我呀!”

刘培龙两耳发热，不知陶凡指的什么，便说：“刚才一上班就接到张书记电话，说您来视察了，要我做好接待工作。电话刚放下，隐达同志就来叫我了。”

陶凡一听，便知张兆林的电话只可能是昨天打的。可见刘培龙的确是个聪明人。便哈哈笑道：“不是来视察，是来探亲。可这个地方不客气，我一来就感冒了，烧得晕晕乎乎。隐达说去叫你，我不让他去。烧得两眼发黑，同你说瞎话，不合适呀!”

说得大家笑了起来。刘培龙再三讲了张兆林的电话，再三赔不是。

陶凡心想，也许刘培龙也知道他看破了关于电话的假话，但还是照说不误。他忽然像是醒悟了什么哲理似的。是啊，多年来，我们同事之间不都是这样吗?相互看破了许多事，却都心照不宣，假戏真做，有滋有味。这种领悟他原来不是没有，但那时觉得这是必要的领导艺术。今天想来，却无端地悲哀起来。他笑道：“兆林同志也管得太宽了。我出来随便走走，要他操什么心?他管他的大事去!”

关隐达刚才没有插嘴。这两个人的应对在他看来都意味深长。因年龄关系，陶凡和刘培龙在官场上比他出道早，经验都比他丰富。但他们的一招一式，在常人眼里也许不露形迹，他却都能心领神会。刚才这几回合，他最服的还是陶凡。几句似嗔非嗔的玩笑，不仅洗尽了自己的难堪，反倒让别人过意不去。微笑着晾你一会儿，再来同你握手，让你心理上总是受制于他。而对张兆林似有还无的愠怒，让你不敢忽略他的威望。

陶凡是一只虎。刘培龙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往常，刘培龙有意无意间研究过陶凡，觉得他并不显得八面威风，却有一股让人不敢造次的煞气。真是个谜。他从不定眼看人，无论是在会上讲话，还是单独同你谈话，他的目光看上去似乎一片茫然，却又让你感觉到你的一言一行包括你的内心世界都在他的目光控制下。前两天，在地委班子工作交接会上，陶凡不紧不慢地讲话，微笑着把目光投向每一个人，这是一个例外。不论是谁，当接触到他的目光时，都会不自然地赔笑。

刘培龙注意到，张兆林笑得最深长，还不停地点着头，似乎要让陶凡对他的笑脸提出表扬才放心。刘培龙早就听到传闻，省委明确张兆林接任地委书记时，他建议将陶凡安排到省里去。说陶书记年纪是大了一点，但把他放到一个好一点的省直部门，挂个党组书记再退休也可以嘛，省城条件还是好些嘛。最后陶凡还是就地退休了。刘培龙本也相信这一传闻，认为张兆林不希望有这么一位老书记在他背后指指戳戳，也是人之常情。那天见了张兆林的笑脸，更加印证了自己的判断。

刘培龙估计，张兆林同陶凡的关系会越来越微妙的。这将使他不好做人。按说，张兆林同他都是陶凡栽培的，依旧时说法，同是陶凡门生。现在，张兆林因为身份的变化，同陶凡很可能慢慢沦为一种近似政敌的关系，而自己同陶凡仍是宗师与门生的关系。显然，自己同张兆林的关系就值得考虑了。那天散会后，他马上赶回了县里。刚过一天，张兆林来了电话，告诉他陶凡来了，要他热情接待老书记。他相信张兆林的嘱咐是真心实意的，都这个级别的干部了，怎么会小家子气?但犯得着为此亲自打电话来吗?他摸不透张兆林是否还有别的暗示。更让他担心的是陶凡的到来。工作刚移交，急匆匆地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来了，又不马上露面，真让人觉得有什么阴谋似的。直到刚才，方知陶凡原来偶感风寒，昨天不便见面。了解到这一点，又放心些。但眼前的陶凡谈笑风生，并不显病态。昨天他是不是真的病了?也不知他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依陶凡素来的个性，不会专程来探亲的。

“弄不好，陶凡此行将使我与张兆林的关系马上复杂起来啊!”刘培龙无可奈何地思忖着。

这时，陶凡又是那种放眼全世界的目光了，笑着说：“把你们两位父母官都拖在这里陪我这老头子闲扯，不像话的。培龙同志，我来了，就见个面，不要有别的客套了。你们上班时间陪我，算是旷工。这不是玩笑话。我也不会打扰县里其他各位领导了。你林姨记挂外孙，硬要把我拉着来，反正我也没事。大家对我出来随便走走，要慢慢习惯才好，不然，老把我当做什么身份的人，一来大家就兴师动众，我就不敢出门了。那不一年到头把我关在桃岭?我可不想过张学良的日子哪!好，你们忙你们的去吧。”

刘培龙又客套一番，同关隐达一道出去了。

二人一走，夫人从里屋出来。陶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身子软了下来。夫人见他倦了，服侍他吃药躺下。他想晚上回去算了，夫人不依，说起码要等三天治疗搞完，也得恢复一下精力和体力。陶凡只得听了。

当天晚上，刘培龙觉得应同张兆林通个电话才是，他知道张兆林一定想知道陶凡在这里的活动，但陶凡在这里确实没有什么活动。那么打电话讲什么呢?绝对不能讲陶凡纯粹是来探亲，在这里什么也没干，这样讲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怎么办呢?最好绝口不提活动不活动的话。考虑好怎么讲之后，他拨通了张兆林的电话。

“张书记吗?我是培龙。陶书记我们见过了。他来的路上着了凉，有点感冒，昨天不肯见人。今天我们匆匆见了一面。他不让我搞任何方式的接待，也不准通知其他同志。所以你交代要热情接待，这个任务我只怕完不成了。再说这几天我也实在太忙了。”

张兆林说：“你就那么忙吗?陶书记来了你都脱不了身，我张兆林来了不是连面都不见了吗?”

刘培龙忙说：“情况不同。陶书记个性你也知道的，他说现在是私人身份，说我上班时间去陪他是旷工。是的是的，张书记你别笑，他可是一本正经说的，我还真的怕骂，不敢旷工。”刘培龙隐去了“你张书记来就不同了”的意思，他觉得这么讲明就庸俗了。

张兆林说：“你刘培龙旷工也要陪陪他。陶书记你我都清楚，这样的老同志不多!你没有时间陪他不会怪你的，可别人背后要讲你的，知道吗?”

刘培龙说：“那好吧，明天再去试试。”

打过电话，刘培龙轻松了许多。他还说不清刚才的电话有什么收获，只是隐约觉得自己同张兆林玩哑谜似的沟通了一次。

三天后，陶凡返回地区。小刘开车接他来了。临走时，陶凡嘱咐关隐达，要配合好刘培龙同志。这话让关隐达心里微微一惊。是不是陶凡预见到了什么?他知道，陶凡有些话的真实意义并不在字面上，需要破译。有时候，陶凡的风格像太极拳，看上去慢慢吞吞，不着边际，却柔中有刚，绵里藏针。似乎这个级别的干部都有点这个味道。他早就发现，张兆林任地委秘书长时，还发一点脾气，后来是地委副书记、地委书记，性子就一天天平和起来，说话便云遮雾罩了。

不久，地区召开老干部工作会议。这次老干部工作会议，可以说是西州历史上最有规格的一次。张兆林同志始终在场，并做了重要讲话。他说：“老同志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丰富的经验永远值得我们吸取。我们一定要尊重他们，关心他们，更重要的是学习他们。我们民族自古有尊老美德，《礼记》上说，年九十，天子欲问其事，则至其室。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把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陶凡始终被尊在主席台上。他知道因为自己的缘故，老干部工作被空前重视起来。他觉得滑稽，却又是很正常的事。依这么说，他陶凡若是女同胞，妇女工作就会受到高度重视了;他陶凡若是残疾人，残疾人也会搭着享福了。而他影响力的时效一过，一切又将是原来的样子。

陶凡神情专注，心思却全在会外。这类会议，他根本不用听主题报告，也不愁编不出几句应景的话。陶凡过去同老干部打交道，很有一套办法。他刚到这个地区时，知道这里干部很排外，要想站稳脚跟，光有上头支持还不行，还得争取本地每一部分力量。而老干部，尤其是这个大院内的老干部，是万万忽视不得的。但是，凡事都有惯例，轻易突破不得的。一旦突破了，人们就神经兮兮起来，生出许多很有想象力的猜度。人们很习惯琢磨领导人的言行，所以官场行为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有人说，中国的政治最像政治，中国的官员最像官员，也许原因就在这里。陶凡深悟此道，同老干部相处，做得很艺术。当初人人都说陈永栋不好办，弄不好就会坏大事。可他出任地委书记后，亲自拜访了陈老，发现这位老人并不那么可怕。他挨家挨户上老干部家聊天，既得了人心，又不违惯例。

陶凡感觉张兆林做得太露了，分明是在向他暗送秋波，明白人一眼就能看破玄机，会背后笑话他的。不过陶凡也理解张兆林。老干部们一天到晚舞着剑，打着门球，下着象棋，哼着京戏，似乎也成不了什么事。但他们要败一桩事，倒一个人，也不是做不到的。陶凡当初就特别注意这点。他看上去威严得叫人难以接近，却有个原则，就是不忽视任何人。按他的理论，越是小人物，自尊心越易满足，也越易伤害。当一个卑微的生命受到侵害时，他可以竭尽潜能实施报复，直至毁灭别人。老干部们因为往日的身份，或许有过大家风度，但退下来之后，他们心理的脆弱超过任何普通的小人物。

陶凡想到这些，觉得张兆林小觑了自己。他相信自己将是超然的一类，只会优游自在地打发时光，不会对任何人施加影响。有人讲他有虎威，可他觉得那是天生虎气所致，自己从来没有逞过威。他想，张兆林或许还忌着我的虎威?你们说我有虎威，那是你们的感觉，关我什么事?难道要我成天对你们扮笑脸?可你张兆林的确没有必要有意同我扮笑脸。陶凡觉得虎威之说，对自己不利，也让张兆林难堪。

张兆林请陶凡同志做重要讲话。陶凡并不起身到前面的发言席上去，只摇摇手，仍坐原位。张兆林便将话筒递到他面前。陶凡慢条斯理开了腔。讲话的大意是，老同志退下来了，最大的任务，就是休息，颐养天年。这同张兆林讲的请老同志发挥余热，支持工作的思想暗相抵牾，又不露声色。陶凡只讲了短短几分钟。这几分钟内，会场上的目光和注意力都越过前面的张兆林，集中在陶凡身上。这场面给张兆林留下了铭心刻骨的印象。

 

十二

桃岭上，像陶凡家这般式样的房子共二十来栋，布局分散，让桃树遮隔着。住户都是地委、行署的头儿。他在这里当了两年地委副书记，十年一把手，影响力超过任何一位前任。一些很细小的事情，似乎都有他的影子闪烁其间。这座小山上的桃树是他让栽的，桃岭这个山名是他起的，桃岭西头的桃园宾馆是他命名的，桃园宾馆四个字当然也是他题的。渐渐地，桃岭成了这个地区最高权力的象征。下面干部议论某些神秘事情，往往会说这是来自桃岭的消息。

陶凡从自己家步行到桃园宾馆只需六七分钟。地区的主要会议都在那里召开。现在地区召开全区性重要会议，陶凡都被请了去，坐在主席台上。每次都是张兆林事先打电话请示，临开会了，步行到陶凡家里，再同陶凡一道从桃岭上小道往宾馆去。陶凡一进入会场，张兆林就在身后鼓掌，全场立即掌声如雷。陶凡当然看得出张兆林的意思。张兆林一则明白自己资格嫩，要借他压阵，二则亦可表明对他的尊重，争取他的支持。

陶凡内心也不太情愿到会，又不便推辞。他在会上从不发表同张兆林相左的意见，他的讲话都是对张兆林讲话的肯定和更深意义上的阐述。他那次在老干部会上讲话暗藏机锋，只是个例外。他既想表白自己不再过问政事的超然态度，又的确对张兆林出乎寻常地重视老干部工作有些不满。

一天，夫人同陶凡讲：“以后尽量不要去参加会议了，退休了就要退好休。”

陶凡说：“我哪愿意去?张兆林总要自己来请。”

陶凡感觉到了夫人的某种弦外之音，但他没有表露出来。夫人从不平白无故地干涉他的事，她一定是听到什么议论了。但他不愿闻其详情，只要明白这个意思就行了。这也是他一贯的风格，需要弄清楚的事情，他不厌其烦;而有些事情，他不问，你提都不要提及。

夫人的确听到了一些话。外人也不敢当她的面讲什么，是陶陶昨天回家时，趁爸爸不在，讲了几句。也不讲什么细枝末节，只讲爸爸退休了，你别让他替人家去操心，还正儿八经坐在主席台上做指示，到头来费力不讨好的。她不敢同爸爸讲，只好让妈妈转达意见。

陶陶的话还能让人感觉一种情绪，林姨听了也吓了一跳，知道外面肯定有不好的议论了。她也像丈夫，不追问详情。但话从她嘴里出来，却很平和了，只是一种很平常的规劝，像任何一位老伴劝导自己的丈夫。

真正亲耳听到议论的是关隐达。认识他的人也没有谁讲什么，他也是偶然听见的。上个星期他去省里开会，卧铺车厢里有几个人吹牛，吹到了陶凡。这节车厢基本上是本地区的旅客。他们说陶凡现在是地区的“慈禧太公”，垂帘听政。张兆林拿他没办法，凡事都要请示他，开个大会也要请他到场才开得了。张兆林本也不是等闲之辈，只是暂时威望不够，也需借重陶凡。以后张兆林硬起来了，吃亏的还是关隐达。关隐达你不知道?陶凡的女婿，在下面当县委副书记，同我是最好的朋友，我们见面就开玩笑，我说你不叫关隐达，应叫“官瘾大”。

自称是他朋友的那位仁兄，关隐达并不认识，不知是哪路神仙。不管怎样，关隐达知道这议论并不是没有来历的。他也早就觉得奇怪，精明如陶凡，怎么也会这般处事?有回，一位副县长到地区开乡镇企业会议，回来同关隐达讲：“你老头子讲话的水平真叫人佩服，短短十几分钟，讲的东西听起来也都是张书记讲过的，就是让人觉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关隐达清楚，这位副县长的话，自然有奉迎的意思，但确实又不是假话。凭这位老兄的水平，都能感觉出陶凡的讲话高出一筹，其他人当然也感觉得出，张兆林就不用说了。这就不是好事情了。

关隐达当然不便直接同陶凡申明自己的看法。他同陶陶之间讲话，比陶凡夫妇要直露些。他告诉了陶陶外面的大致议论。陶陶说：“爸爸也真是的。”但她也只能委婉地同妈妈讲。

这样，关隐达听到的是尖刻的议论，经过层层缓冲，到了陶凡耳中，莫说详情，就连一丝情绪色彩都没有了。而陶凡却像位老到的钓者，从浮标轻微的抖动中，就能准确判断水下是平安无事，还是有多大的鱼上钩，或者翻着暗浪。

陶凡有点身不由己。他知道张兆林现在是需要他，当不需要他的时候，又会觉得不怎么好摆脱他的。他自己就得有个说得过去的借口摆脱目前的尴尬局面。议论迟早会有的，这他也清楚。现在夫人终于提醒他了。

有回，又是一个全区性会议，张兆林照例来请陶凡。陶凡打了个哈哈，说：“兆林，我是个退休的人了，不能再替你打工了。我这个年纪的人，坐在主席台上，要做到不打瞌睡，很难啊!幸好你的报告精彩，不然，我会出洋相的。”张兆林客气几句，再不说多话了。

陶凡总算推掉了一切俗务，安心在家休闲。日子并不是很寂寞，本是一介书生，读读书，写写画画，倒也优游自在。同外界沟通的惟一方式是看报。天下大事时刻掌握，身边事情却不闻不问。夫人很默契，从不在家谈及外面的事情。夫人一上班，家里只有他和王嫂。王嫂做事轻手轻脚，陶凡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一时兴起，竟书写了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俨然一位隐者了。身居闹市，心若闲云，才是真隐者。

但隐者心境很快又被一桩俗事打破了。老干部局多年来都打算修建老干部活动中心，陶凡在任时，一直不批。他争取老干部的主要策略是为他们个人解决一些具体困难，说白了，就是为人办些私事。而修老干部活动中心之类，虽然事关老干部切身利益，却是公事，他不批准，并不得罪哪位具体的老干部，他在老干部中的形象丝毫无损。摆到桌面上，大家也理解。财政不富裕，修学校都没有钱，还花五六百万修老干部活动中心，群众会有意见的哪!如今他卸任了，老干部局又向地委、行署打了报告。因物价上涨，现在预算要七八百万了。张兆林接到这个报告很不好处理。不批吧，老干部局反映多年了，其他各地市都修了。批了吧，又有违陶凡一贯的意见。他的本意是想批了算了，原因却与重视老干部的意思无关。原来，新提的几位地委、行署领导现在都还住着县处级干部的房子。想修地厅级干部楼，却又碍着老干部活动中心没有修，不便动作。张兆林左右为难，便同老干部局向局长讲：“我们地区财政穷，不能同别的地市比。艰苦一点，相信老同志也会理解的。依我个人意见，可以缓一缓。你请示一下陶凡同志，要是他同意修，我会服从的。老向，陶凡同志那里，你要注意方法哪!”

向局长领会张兆林的意图，跑去给陶凡请示汇报。陶凡一听便知道是张兆林推过来的事，心中不快，打断了向局长的话头：“不用向我汇报，我现在是老百姓了，还汇什么报?我原来不同意，现在自己退了，也是老干部了，又说可以修，我成了什么人了?老干部的娱乐活动设施要建设，这上面有政策，是对的。可也要从实际出发呀!我们老同志也要体谅国家的难处，不要当了干部就贵族气了。我们还可以打打门球哩，还有那么多老农民、老工人，他们打什么去?”

陶凡很久没有这么发火了，心里竟有些过意不去，便很客气地将向局长送到小院外的路口，握手再三，安抚了一阵。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陶凡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匿名电话，叫他放聪明一点。声音凶恶而沙哑，一听便知是伪装了的。陶凡气得涨红了脸，倒并不害怕。

此后一连几天都这样，陶凡怎么也想不出这电话的来头。那完全是一副黑社会的架势，可他从来没有直接招惹过什么恶人。他的电话号码也是保密的，一般人并不知道。夫人吓得要死，问是不是让公安处胡处长来一下。陶凡说不妥，那样不知会引出多少种稀奇古怪的说法来，等于自己脱光了屁股让别人看。他想来想去，只有打电话给邮电局，换了一个电话号码。

可是清净了几天，匿名电话又来了，更加凶狠恶毒。这回真让陶凡吃了一惊。这电话号码，他只告诉了地委、行署的主要头头和女儿他们，怎么这么快就泄露出去了?这个小小范围同匿名电话怎么也牵扯不上呀。

关隐达同陶陶回家来了。关隐达断定那电话同修老干部活动中心的事有关。“怎么可能?”陶凡一听蒙了。关隐达分析道：“明摆着的，要修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消息一传出，建筑包工头们就会加紧活动。有人以为这一次肯定会批准的，就收了包工头的好处。您现在一句话不让修，包工头白送了礼是小事，要紧的是损失了一笔大生意，怎么不恨您?”

陶凡听着关隐达的推断，气得在客厅走来走去，嚷道：“难道这些人就这么混蛋了?”

关隐达明白陶凡讲的这些人指谁，便说：“也不能确定是谁收了包工头的好处，查也是查不出来的。但可以肯定，打匿名电话的并不是受了谁的指使。那些包工头都是些流氓，没有人教他们也会这么做的。”

陶陶吓得全身发抖，跑去拉紧了窗帘，好像生怕外边黑咕隆咚地飞进一条彪形大汉。她劝爸爸：“就让他们修吧，难道怕用掉了您的钱不成?”夫人也说：“是呀，本来就不关你的事了，顶着干吗呢?”

陶凡自打从政以来，从来还没有人这么大胆地忤逆过他，他觉得蒙受了莫大的羞辱，愤愤地说：“本来我就不想管，他们要这样，我坚决不让修，看把我怎么样?”

关隐达很少像今天这样直来直去同陶凡讨论问题的。一般事情，凭陶凡的悟性，一点即通，多讲了既显得累赘，又有些自作聪明。但陶凡这几年是高处不胜寒，外面世界的真实情况他是越来越不清楚了。关隐达便觉得有必要讲得直接一些。

陶凡在客厅来回走了一阵，心情稍有平息，坐回原位。关隐达劝道：“爸爸，其实您只一句话，让张兆林自己处理就得了。他无非是不便拧着您的意思办，您说了这话，他就好办了。”

陶凡听着，一言不发。窗外寒风正紧，已是严冬季节了。

次日，陶凡拨通了张兆林的电话，说：“这几天同一些老同志扯了扯，他们都要求把活动中心修了算了，老同志也体谅财政的困难，说预算可以压一压。我看这个意见可以考虑。这是我欠的账，现在由你定了。”

张兆林说：“我原来也是您那个意思，缓一缓，等财政状况好些再搞。可这一段我老是接到老干部的信，火气还很大哩。都是些老首长，我只有硬着头皮受了。好吧，地委再研究一下，争取定下来算了。”

打完这个电话，陶凡有种失魂落魄的感觉。他想身经百战的将军第一次举起白旗，也许就是这种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