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朝廷大宴丨《唐浩明点评曾国藩日记》连载

2016-08-11 10:21:57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责编:吴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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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曾国藩研究第一人的唐浩明,从曾国藩传世的大量日记中挑选出三百来篇,逐一加以评点,篇幅短小、笔调轻松,由表及里地探索曾氏的内心世界,发表作者的读史领悟。将文、史、哲冶于一炉,通过解读曾国藩日记,窥斑见豹地探索他的文韬武略、待人处世与生活态度,面对困厄与成功时的心态、遇到得宠与失意时的处理方式。

既益智敦品明事晓理,又赏心说日休闲养性。《唐浩明点评曾国藩日记》近期在“新湖南”客户端连载推出,敬请关注!」

 



■参与朝廷大宴

□原文

早饭后清理文件。辰正二刻起行趋朝。是日廷臣宴。午正入乾清门内,由甬道至月台,用布幔帐台之南,即作戏台之出入门。先在阶下东西排立,倭艮峰相国在殿上演礼一回。

午正二刻皇上出,奏乐,升宝座。太监引大臣入左、右门。东边四席,西向。倭相首座,二座文祥,三座宝鋆,四座全庆,五座载龄,六座存诚,七座崇纶,皆满尚书也。西边四席,东向。余列首座,朱相次之,三座单懋谦,四座罗惇衍,五座万青藜,六座董恂,七座谭廷襄,皆汉尚书也。桌高尺许,升垫叩首,旋即盘坐。每桌前有四高装碗,如五供之状,后八碗亦鸡、鸭、鱼、肉、燕菜、海参、方饽、山查糕之类。每人饭一碗,杂烩一碗,内有荷包蛋及粉条等。唱戏三出,皇上及大臣各吃饭菜。旋将前席撤去,皇上前之菜及高装碗,太监八人轮流撤出。大臣前之菜,两人抬出。一桌抬毕,另进一桌。皇上前之碟不计其数。大臣前,每桌果碟五、菜碟十。

重奏乐,倭相起,众皆起立。倭相脱外褂,拿酒送爵于皇上前,退至殿中叩首,众皆叩首。倭相又登御座之右,跪领赐爵,退至殿中跪。太监易爵,另进杯酒,倭相小饮,叩首,众大臣皆叩首。旋各赐酒一杯。又唱戏三出。各赐奶茶一碗,各赐汤元一碗,各赐山茶饮一碗。每赐,皆就垫上叩首,旋将赏物抬于殿外,各起出,至殿外谢宴、谢赏,一跪三叩,依旧排立。东、西阶下。皇上退,奏乐。蒙赏如意一柄、瓷瓶一个、蟒袍一件、鼻烟一瓶、江绸袍褂料二付。各尚书之赏同一例也。

归寓已申刻矣。中饭后,见客二次。写对联十付。剃头一次。坐见之客二次。朱修伯来久坐。二更三点睡。(同治八年正月十六日)

□评点

感谢曾氏的详细记录,让我们得以知道一百四十多年前,清朝廷年节宴请大臣的大致情形。

宴请的人为大学士与各部尚书。因为礼仪繁多,宴会开始之前,由倭仁带领各位大员先演习一番。中午十二点半钟,皇帝在音乐声中登座,然后太监将大臣们从左右两前门中引进。参加宴会的大员们分为满汉两列。满人坐东面西,由文华殿大学士倭仁领头。汉人坐西面东,由武英殿大学士曾国藩领头。每人面前摆着一个尺许高的小桌子,人盘坐在垫子上。桌子上摆的东西分前后两排。前排为四个高脚碗,后排为八只碗,内装鸡、鸭、鱼、肉、燕窝、海参、饽饽、山楂糕等物。这些东西,在今人看来属于普通,在当时可能亦非珍稀,只是因为出于皇家而显得珍贵。除开这些外,每人前面有一碗饭,一碗杂烩,杂烩里有荷包蛋及粉条,在边看戏的过程中边吃饭。

笔者读到这里,心里有一个想法,以为当时这些大臣们吃东西时,很可能吃的就是这碗饭及这碗杂烩,其他的菜并未动筷子。为什么?因为一则他们不饿,二则前面的八大碗他们见多了,三则他们都很讲礼仪,很拘谨,若吃八大碗里的菜便显得动作过大,不太文雅。制筵者也知道,故而安排一碗饭一碗杂烩,这两碗才是真正让他们吃的。正如笔者在前面宴请外藩一则中所说的,吃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

接下来将先摆出的这些菜全部撤走,每人前面再抬进一个小桌子,上面有五个盛水果的碟子,有十个盛菜的碟子。重新再奏乐,这时倭仁起身,众人也跟着都站起。倭仁脱去外褂,拿着酒爵来到皇帝面前,然后退回至殿中磕头,众人跟着磕头。这个仪式表示的是各位大臣向皇帝敬酒。曾氏的日记中并没有写皇帝是否饮酒,估计可能没有饮,因为皇帝此时才十三岁多,未成年。大家都磕完头后,倭仁再次来到皇帝面前,从太监手中接过酒杯。倭仁小小地喝了一口,又磕头。这时,各位大臣都领到一杯酒,一碗奶茶,一碗汤圆,一碗山茶饮。这个仪式表示的应是皇帝的答谢。宴会进行到这一步,算是结束了。

最后一个节目是领赏。曾氏领到的赏物是如意一柄、瓷瓶一个、蟒袍一件、鼻烟壶一瓶、江苏产的绸料两幅。当着皇帝的面所赏赐的这些东西,无疑是真正的贡品:材质精美,做工精良,哪一件传到今天,都是价值不菲的珍品。曾氏自然会将这些东西上心保管的。可惜,时隔一百多年,再加之世事变化的剧烈,如今的所谓曾氏故居,竟然连这些珍品的影子都见不到,实在令人叹息。

 

■第四次陛见

□原文

早饭后,辰初二刻趋朝。是日请训,递封奏一件也。在朝房久坐。午初召见。

皇太后问:“尔定于何日起身出京?”

对:“定廿日起身出京。”

问:“尔到直隶办何事为急?”

对:“臣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

问:“你打算练二万兵?”

对:“臣拟练二万人。”

问:“还是兵多些?勇多些?”

对:“现尚未定。大约勇多于兵。”

问:“刘铭传之勇,现扎何处?”

对:“扎在山东境内张秋地方。他那一军有一万一千余人,此外尚须练一万人,或就直隶之六军增练,或另募北勇练之。俟臣到任后察看,再行奏明办理。”

问:“直隶地方也不干净,闻尚有些伏莽。”

对:“直隶、山东交界,本有枭匪,又加降捻游匪,处处皆有伏莽,总须练兵乃弹压得住。”

问:“洋人的事也是要防。”

对:“天津、海口是要设防的,此外上海、广东各口都甚要紧,不可不防。”

问:“近来外省督抚也说及防海的事否?”

对:“近来因长毛、捻子闹了多年,就把洋人的事都看松些。”

问:“这是一件大事,总搁下未办。”

对:“这是第一件大事,不定那一天他就翻了。兵是必要练的,那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他。”

问:“他多少国连成一气,是一个紧的。”

对:“我若与他开衅,他便数十国联成一气。兵虽练得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讲和是要件件与他磨。二事不可偏废,都要细心的办。”

问:“也就靠你们替我办一办。”

对:“臣尽心尽力去办,凡有所知,随时奏明请示。”

问:“直隶吏治也疲玩久了,你自然也都晓得。”

对:“一路打听到京,又问人,也就晓得些。属员全无畏惮,臣到任后,不能不多参几人。”

问:“百姓也苦得很。”

对:“百姓也甚苦,年岁也不好。”

问:“你要的几个人是跟你久了的?”

对:“也跟随臣多年。”

太后顾带见之惠郡王云:“叫他就跪安。”

余起身走数步,复跪奏云:“臣曾某跪请圣安。”

是日太后所问及余所奏,皆初七公折及本日折中事也。

退朝,拜客数家,沈经笙、黄恕皆处谈颇久,归寓已申初矣。饭后,见客数次。写对联二付。夜与仙屏核别敬单。二更后,张竹汀等来一谈。三点睡。(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

□评点

曾氏此番进京,连同这一次,一共陛见四次,数这一次谈话的内容最多,也最具实质性。慈禧与曾氏对话的要点为:一是练兵。练二万人,其中勇居多,以刘铭传的淮勇为主力。二是安定直隶地方秩序,肃清反朝廷的残余势力。三是对付洋人。把兵练好,但不能先挑动战争。四是整顿直隶吏治。曾氏向慈禧汇报,准备严参一批玩忽职守的官员。值得注意的是,慈禧也提到“百姓也苦得很”的话题。看来,最高统治者也并非对民情一无所知。当然,知道是一回事,下决心去改善民生又是一回事。

日记中说:“是日太后所问及余所奏,皆初七日公折及本日折中事也。”曾氏本日所上的奏折,在上午十一点钟开始的召见之前,慈禧便已看过,且一一记住,并样样照准。这一细节,可以向我们传递诸多信息:一、当时朝廷办事效率高;二、慈禧处理政务能力强;三、对曾氏高度重视。慈禧问曾氏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要的几个人是跟你久了的”。这“几个人”见之于当日奏折的附单中,分别为:布政使衔分发补用道钱鼎铭,二品衔简用道陈鼐,安徽无为州知州、署和州知州游智开,安徽候补知府李兴锐,浙江补用直隶州赵烈文,五品衔江苏补用知县方宗诚,知府衔江苏前署漂阳县知县金如澜,刑部员外郎陈兰彬。对这八个人,朝廷当天便同意曾氏的请求,并专门下达上谕,按他们现在的品级,分别予以道员、知州、知府等要职。对人员任命这样的大事,办得如此干脆快捷,为历朝历代所不可多见。

拟州县官厅楹联〖〗□原文早饭后,清理文件。辰正见客。补见提镇各武职一起,补见同通州县二起,见实缺教官一起,见佐杂十四起。每起十人,末起八人。前四起坐见,佐杂立见,直至午正方毕,殊以为苦。中饭后,至莲花池射圃各处游览。在藻泳楼与挚甫、廉甫谈甚久,申正方归。阅《檆湖十子诗》。

 

拟州县官厅楹联

□原文

旋以昨夜所撰之联不惬于心,改作一联,云:“念三辅新离水旱兵戈,赖良吏力谋休息;愿群寮共学龚黄召杜,即长官借免愆尤。”沉吟良久,至夜方定。又与挚甫等久谈。向来作联作诗,每每苦吟不辍,盖由才思迟钝之故,亦过于爱好也。睡后仍反复思之,缠绕不休,以致不得酣眠。次早初起,又作一联,云:“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旋又另改矣。(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评点

曾氏同治八年正月二十日离京南下赴保定,就任直隶总督之职。沿途视察永定河工,二十七日抵达保定省城。第二天即接见全省州县以上主管官员,分为十一班,一班十人,共一百一十人。从上午八点钟开始,一直到十一点半钟才结束。接下来,前任直督、东南战场上的老同盟者官文又来叙谈。一个上午弄得疲倦至极。下午,又有人来谈话,还剃头一次,又读别人送来的诗集。夜里,又有人来久谈,直到二更才离去。客人走后,又忙着写这一天的流水账日记,清理各种杂件,直到半夜才上床。一天忙到这等地步,曾氏还躺在床上为直隶的州县官大堂想楹联。联云:“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楹联拟好后,又反复吟诵,很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也就是写这篇日记的这一天,曾氏又会见州县官、实缺教官、幕僚勤杂人员十七起,一百多人。就在如此辛苦之际,曾氏仍念念不忘昨夜拟的为州县官厅所作的楹联,觉得不甚满意,遂加以修改。又过一天,即正月三十日一大早,曾氏再次修改楹联。一副官厅楹联,翰林出身的曾氏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之耗费心血,且修改并非只改动个别字,而是重新拟定。其所撰三副都很好,都可单独存在。

曾氏用心如此良苦,可以让我们从中获取两点信息:一是他对悬挂在州县官厅的楹联十分看重,他拟借此传达他对基层官员要关心民谟、与民休息、尽忠尽谏、勤于政事的期盼。这是他面对直隶吏治的腐败,所做出的第一个部署。二是他对制联一事的看重。曾氏一生喜制联,战争年代,即便身处军书傍午、性命攸关之境仍制联不止。来到直隶上任伊始,直可谓千头万绪,且已进入晚年,孱弱多病,还要如此耗费心血来做这种完全可以交给幕僚们去做的事,没有别的原因,乃“亦过于爱好也”。正是因为这份相伴终生的爱好,曾氏一生创作不少佳联。南怀瑾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清代的联语成就可与唐诗、宋词、元曲比美,其代表人物为曾国藩、左宗棠。南氏这番话若为世所公认的话,曾氏凭这一点亦可成为文学史上的不朽人物。

 

赴津前为二子写遗嘱

□原文

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一次。出门拜客,藩臬晤谈颇久,方存之来一谈。午刻,黄静轩来,久谈。改信稿一件。中饭后阅本日文件。

将赴天津,恐有不测,拟写数条以示二子。未、申间,写二三百字。剃头一次。小睡颇久。酉刻与叶亭一谈。夜又写四五百字,有似于遗令者。二更四点睡。(同治九年六月初三日)

□评点

同治九年二月,曾氏右目失明,四月又得眩晕之病,晨起昏晕欲绝,于是在四月二十一日向朝廷请假一个月,以便养病。五月二十二日,因病未有起色,又续请病假一个月。就在曾氏养病保定之时,天津发生了一场老百姓与洋人之间的大冲突。这便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天津教案。

因久旱无雨、庄稼不收,天津一带久已民心浮动,加之法国教堂所办的育婴堂病死小孩很多,盛传法人教堂以迷魂药勾引小孩入教堂,然后将小孩剖腹取心,以作药丸。津郡人心恐慌,对法国人仇恨至极。五月二十三日,民众聚集教堂,强烈抗议。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丰大业公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并击伤刘之随员。民众情绪更为激动,遂将丰大业殴毙,又乘势焚毁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馆及数所英、美教堂,打死洋人二十名。此事震惊中外,英、美、法等七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集结军舰以示威。朝廷下诏曾氏,命他前赴天津,处理此事。

近代史上的教案,是最令各级政府头痛的大事,尤其是地方官员,简直视教案为畏途,因为无论怎样处置,结果都是不好。若得罪洋人,洋人凭借坚船利炮会向朝廷施压,朝廷则将这种压力转向地方官员,官员前途堪忧。若得罪百姓,则民心不服,怨恨四起,地方不得安宁,官员的仕途也将坎坷。教案发生在哪一个地方,则是该地主管官员的大不幸。圆滑官员的选择是尽可能回避,不沾边。曾氏虽为直督,但他已在朝廷业已批准的病假之中,他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选择回避,但曾氏却选择了担当。赴天津前夜,考虑到以沉疴之躯肩负如此重担,很可能是有去无回。曾氏给两个儿子预先交代的后事,主要有这么几条。

一为死后,灵柩经运河由江南搬回湖南安葬。东西尽可少带,沿途一概不收礼,只求兵勇护送。

二为所遗留的文字,只给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可以存世者太少。

三为修身之要,在于不忮不求。附所作不忮不求诗两首。

四为谨守勤俭孝友家风。

五为善待诸叔及诸位堂兄弟。

这封嘱托近两千字,曾氏用了两天的时间把它写完。将赴天津,有许多军国大事要处理要交割,况且身体状况不好,曾氏却在这样的时候,花费如此心血来给儿子写嘱托,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这种对家庭的责任感,对儿子成才成器的期盼心,贯注着曾氏生命的始终。它所彰显的,固然是一个父亲的爱心,更重要的是一个儒学信奉者对人类社会理念与信仰的坚守。

 

力辨外国无挖眼剖心事

□原文

早饭后清理文件。凡会客十次,内有山东丁中丞荐来之眼医刘会和,诊脉一次。围棋两局。中饭后阅包封文件。英国领事李蔚海等来见。申刻以后久睡,几及两时之久。盖衰颓疲困,又目疾不能治事,遂尔怠慢若此,自愧亦自伤也。夜间仍睡,不治一事。二更四点睡。

本日办一咨文,力辨外国无挖眼剖心等事。语太偏徇,同人多不谓然,将来必为清议所讥。(同治九年六月十六日)

□评点

曾氏因为眼病厉害,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下午三点多钟就睡觉了。大白天里,居然一睡两个时辰,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但笔者揣摸,“怠慢若此”,除开身体原因之外,情绪上的原因亦不可忽视。曾氏在天津所办的这件事,应是他极不情愿办的事,只是出于职责和对朝廷的忠诚,他不得不勉力为之而已。没有情绪上的支持,身体上的痛苦便可以上升为主导,从而掌管着对行为的控制。曾氏日记中说,他今天办了一个咨文,力辨外国人不会做挖眼剖心等事。现今存世的曾氏全集中已找不到这个咨文,但收有六月二十三日给朝廷的奏折。折中对挖眼剖心一事,有如下的调查文字:“至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臣国藩初入津郡,百姓拦舆递禀数百余人,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曾氏亲自询问数百个拦轿控告者,没有一个人握有挖眼剖心实据。又询问天津城内城外遗失小孩的人家,也没有这样的控告。应该说,曾氏的调查是广泛而深入的。为此,曾氏作出判断:“此次详查挖眼剖心一条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并分析:“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香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

挖眼剖心之说,应是天津教案爆发的直接事因,就单个案件的处理来说,也是此案是非判断的最主要依据。正是基于对挖眼剖心之否定,曾氏定下处理津案的基调。但曾氏已预料到清议必不会容忍,后来果然如他所料。清议究竟是如何议论此案的。当时有一个名叫宋晋的朝廷中级官员所上的奏折,可以视为代表。宋晋说:“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传教之法国所在皆传有损折幼童、挖眼挖心等事。此次天津百姓激于义愤,杀毙该国领事,随在天主堂地窖内放出小孩,并于仁慈堂搜出幼孩及坛装幼孩眼睛,大率以此为词,欲惩擅杀之罪,必究起衅之根。请饬该督速行查明曲直,秉公办理,以释民疑等语。”

洋教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欢迎,洋人又凭借自己的实力任意欺凌中国人,这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上教案不断的根本原因。津案只是这些教案中的一个。民心与义愤,这就是清议所持的立场。对此,曾氏心里也应该是明白的。究竟应该如何办?这便是曾氏心中的纠结。晚年的曾氏被置于如此刀尖上,这只能怪他的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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