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曾国藩研究第一人的唐浩明，从曾国藩传世的大量日记中挑选出三百来篇，逐一加以评点，篇幅短小、笔调轻松，由表及里地探索曾氏的内心世界，发表作者的读史领悟。将文、史、哲冶于一炉，通过解读曾国藩日记，窥斑见豹地探索他的文韬武略、待人处世与生活态度，面对困厄与成功时的心态、遇到得宠与失意时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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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约者难在军中济事
□原文
早出，巡视营墙。饭后清理文件，改信稿三件，申夫来久谈。中饭后温《左传》“僖公”毕。夜温文公十叶。
日来，心绪总觉不自在，殆孔子所谓“不仁者不可与久处约”者。军中乃争权絜势之场，又实非处约者所能济事。求其贞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驱使群力者，颇难其道尔!(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七日)
□评点
这篇日记记下了曾氏身为军营统帅的为难事。
何事让他为难?原来，曾氏想在军中处约，但难以做到。什么是处约?约者简约、约束，处约即身处于简朴与自律之中。为什么难?因为投身军营者，除极个别的如罗泽南、彭玉麟等信仰坚定者之外，其余的或为名、或为利、或为权、或为位，故而“军中乃争权絜势之场”。你要处约，别人不赞同，不效法;你想要别人也跟着处约，那基本上就是痴心妄想。
就拿保举一项来说吧!曾氏在守父丧时曾反省过自己的所作所为，认识到保举过严是导致人心不附的一个大原因。复出之后，他在这点上便改变了许多。他原想坚持原则，但别人不拥护，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事情就办不好。而现在事情是好办了，但原则没有了。这一点，在曾氏心中是一桩为难甚至是很苦恼的事情。这是因为他心里有原则，即有约。当然，在别人如他的亲弟老九那里，这根本就不成为一桩事，哪里来的烦恼!
曾氏尽管不得不到乡随俗，但总的来说，他大体上还是做到了处约，尤其在自身上要求严格。一个在最是只重目的不讲手段的地方，能基本上做到处约，做到立功与立德相结合，这便是曾氏最令人佩服之处。
■下学上达
□原文
早出，巡视营墙。饭后清理文件，写胡中丞信，改信稿数件。见客三次，张伴山自水次来久谈。中饭后伴山又来谈。习字一叶。夜不甚寐。
思孔子所谓“下学上达”，达字中必自有一种洞彻无疑意味，即苏子瞻晚年意思深远，随处自得，亦必有脱离尘垢、卓然自立之趣。吾困知勉行，久无所得，年已五十，胸襟意识，犹未免为庸俗之人，可愧也已。
是日探卒揭得潜山贼首告示，印曰“太平天国御林真忠报国受天安叶芸来”。(咸丰九年十二月初八日)
□评点
曾氏既想做圣贤，又身处名利场，他脑子里多有纠结，心情于是便很郁闷。依笔者想，这大概是曾氏一生最大的烦恼。因为有这种烦恼，所以曾氏平生最羡慕的便是那些心境恬适、行为洒脱的人。他在给儿子的家信中说：“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胸襟，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由此我们也便知道，曾氏所缺的，正是这种“高淡胸襟”。于是乎，他读《论语》的“下学上达”，悟到“达”中必有一种洞彻透明的味道;他读苏轼，悟到东坡的随遇而安，正是因为东坡于世情已经了然超脱的缘故。
从曾氏的纠结中，笔者想到，倘若于“圣贤”与“名利”两者中跳出一项，或许都要好得多;倘若从两者中完全跳出，即既不想当圣贤，又不处名利场，可能就真正的“达”了。
■经史百家简编
□原文
早出，巡视营墙。饭后清理文件，复胡中丞信。旋阅《段颍传》、《陈蕃传》。中饭后阅《王允传》、《党锢传序》。旋与少荃畅谈，见客三次。
因思余所编《经史百家杂钞》，编成后，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太多，不足备简练揣摩之用。宜另钞小册，选文五十首钞之，朝夕讽诵，庶为守约之道。夜，将目录开出，每类选“经”一篇，“史”及百家文三篇，凡十二类，共四十八篇。
是夜通夕不寐。(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一日)
□评点
道光二十年，三十岁的曾氏由湖南到京师翰林院，做了一名从七品衔的翰林院检讨。翰林又被称之为词臣，即以文章诗词为业的官员;还被叫做文学侍从，即以文学之长技随侍在皇帝的身边。故而研习前代诗文，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便成为曾氏的主业。也就在那个时候，为了方便自己的学习，曾氏有了亲自抄写编辑前代优秀诗文的念头。但动手却是在咸丰元年初，他那时已在礼部做侍郎。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当咸丰二年六月曾氏离京时，此事并未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完全另外的一番天地，曾氏既无精力也无时间来做这桩事了。然则曾氏毕竟书生出身，即便戎马倥偬，亦不废书卷，古文抄编之事不久后便在军营中赓续下来。咸丰十年闰三月，在安徽宿松军营，湘军统帅完成了这部名曰《经史百家杂钞》的皇皇巨著。
在此之前，有一部很有名的古文选本，即桐城大家姚鼐所编的《古文辞类纂》。对于姚鼐，曾氏是很尊敬的。他说姚鼐“持论闳通”，他“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他的心目中，有三十二位古今圣哲，姚鼐乃其中之一。关于学问文章，姚鼐对曾氏的启示最重要的有两点。一为姚鼐认为学问之途有义理、词章、考据三个方面，但三个方面又不可偏废。二为姚鼐认为文章有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不同，曾氏对此深为赞同。
他在姚的基础上，参照邵雍的四象之说，又将阳刚分为太阳、少阳，阴柔分为太阴、少阴四类。太阳代表气势，少阳代表趣味，太阴代表识度，少阴代表情韵。后来，他又将四类分成八类，即气势类分为喷薄之势与跌宕之势，趣味分为诙诡之趣与闲适之趣，识度分为闳括之度与含蓄之度，情韵分为沉雄之韵与凄恻之韵。“曾门四子”之一吴汝纶称曾氏此种分类，是对古文的“前古未有”之发现。曾氏自己也多次说过，他对古文下过苦功夫探索，有独到的心得体会。对于古文的这种分类，或许是他古文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既然已有姚鼐所编的《古文辞类纂》这部书在先，曾氏为何还要来编《经史百家杂钞》呢?曾氏在《经史百家杂钞题语》中提到，他之所以重做这件事，系出于两点考虑。
一是姚氏的选本中没有选六经文，近世文坛也认为古文不宜包括经文，而这样做是为了以示对经文的尊敬。曾氏却认为，这种做法“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孝而忘祖宗，忠而忘国，这是站不住脚的。故而曾氏的选本所分十一类，“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
二是姚氏的选本中不选史传，曾氏选本中广采史书。曾氏之所以如此，一则出于他对史书的偏爱，二则他看重经济，视经济为与义理、词章、考据并重的学问之途，而经济之学全在史书中。他的老师唐鉴曾这样开导他：“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
因为此，曾氏很用心思地编了这部《经史百家杂钞》。但这部书收录八百篇文章，为数太大。它只适宜于专门家，而不适宜于业余者，而业余者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此人即老九。
老九是曾氏诸弟中书读得最好的一个。他在二十四岁那年考中秀才。三十二岁那年考取优贡。优贡为五贡(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之一，属于正途出身。如果不是战争，老九也可能会一辈子在文字簿书中讨出路。这一点决定了老九对文章的喜爱。老九这几年时运很好。他统率的吉字营连克数城，他也因战功而得到道员衔尽先选用知府的赏赐。军中事多，老九没有时间读尽八百篇文章，他只能读选本中的简本。于是，为老九计，也为更多的喜爱文章但又俗务繁忙的人计，曾氏又从八百篇中选取四十八篇，并对每篇予以校释评点，曾氏将它命名为《经史百家简编》。
■诸子多剽袭
□原文
早饭后清理文件，围棋一局，写澄侯弟信。午后写陈馀庵信、沅弟信。树堂来此久谈。黄副将日内经理起屋事件，留之便饭。申刻再围棋一局。
旋阅《淮南子·泛论训》。夜，倦甚，看书不能入。阅诸子中，惟老、庄、荀子、孙子自成一家之言，余皆不免于剽袭。(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评点
《淮南子》本是一部集各家之长的杂烩。曾氏于是在读《淮南子》时发出老、庄、荀、孙是自成一家之言，其余皆不免互相剽袭的感叹。的确，从古至今，能自成一家之言的书极少，绝大多数的书都逃不了“剽袭”的嫌疑。能够把前人已发现的“道”，结合自己的人生说得清楚明白的便算是好书;倘若能在洋洋数十万言的著述中有几处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那更是优秀之作。故而著作界里早就有“自古文人一大抄”的定评。不幸的是，此风在今天愈演愈烈。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出版与发表空前容易的时代，也便是书籍与文章最为掉价的时代。中国号称是世界上论文数量第一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论文被人引用得最少的国家。这真是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