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举太滥而忧虑丨《唐浩明点评曾国藩日记》连载

2016-08-11 10:20:31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责编:吴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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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曾国藩研究第一人的唐浩明,从曾国藩传世的大量日记中挑选出三百来篇,逐一加以评点,篇幅短小、笔调轻松,由表及里地探索曾氏的内心世界,发表作者的读史领悟。将文、史、哲冶于一炉,通过解读曾国藩日记,窥斑见豹地探索他的文韬武略、待人处世与生活态度,面对困厄与成功时的心态、遇到得宠与失意时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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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权势只可用五分

□原文

早饭后清理文件,旋写左季高信。见客,坐见者二次,立见者三次。围棋一局。午刻至黎寿民处吊丧。昨夜撰一挽联,旋又作一联,以其太鲜丽,未书也。联云:“湘妃白眼随愁长,有德配远道相从,一曲鸾飞,不得见夫婿鞭丝帽影;谢朓青山带病看,叹使君到官遽逝,千年鹤返,可还记宣州城郭人民。”

中饭后至幕府鬯谈,阅本日文件,核改李藩司批一件,未毕,更初改毕。又核批札稿颇多。二更三点入内室,核张凯章保单毕。是日闻朱云岩于十五日打一败仗,旌德危急,为之忧系无已。夜接廷寄一件。

睡后,思“劳、谦”二字之道,精力虽止八分,却要用到十分,权势虽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庶几近之。(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评点

日记中说精力虽止八分,却要用到十分。关于这一点,他在给九弟的信中曾说过:“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他还说“勤劳而后憩息”是人生的一大快乐。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精力八分用十分的注脚。至于权势,他认为十分只能用五分。关于这一点,他也曾多次说过“有势不可使尽,有福不可享尽”的话。

精力是自己的,人人都有,不会遭嫉妒,多用可以多办事。权势是别人给的,人人都想,但却不是人人都能拥有,易遭人嫉妒;且使用权力办事,不见得都是做的好事,有时会用权势谋私,更易遭人忌恨。所以,精力少可用多,权势大则只能用小。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原文

早饭后清理文件,写澄侯信一件。巳初行开印礼。旋出门拜客五家,均会晤。

在轿中,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学无常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

念吾忝窃高位,剧寇方张,大难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见多教数人,因取人之所长还攻吾短,或者鼓荡斯世之善机,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机乎!适访晤石埭杨德亨仲谦,因其誉我太过,遂与谈及一二。

午正归。中饭后至幕府鬯谈。旋阅本日文件,写沅弟信一件,核批札各稿。傍夕又至幕府一谈。夜定江西厘务月报单毕。因眼红作疼,不敢多治事,二更三点睡。(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评点

曾氏在咸丰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说:“日内作一联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忧以终身,乐以终身。’上二句见《孟子》,下二句见余所作《圣哲画像记》。”

写这篇日记时,曾氏已任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职,比咸丰九年时的“客寄虚悬”要高得多,是名符其实的身居高位者。居高位者,有的想为自己捞取更多的财富,有的想为自己图谋更大的权力,也有的想为自己获取更大的名声,然而曾氏想到的是自己肩负的更大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传承“与人为善”的古圣之道,激励世间的善心,挽回天地的生机。为使自己的“善”更多,则必须随时随地向别人学习,这就是“取人为善”。

曾氏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善心荡尽、作恶遍地的时代,多数人只有叹息与失望。曾氏却还抱着如此悲天悯人之心,这正是他的超凡入圣之处。

 

为保举太滥而忧虑

□原文

早饭后清理文件,旋写澄弟信一件。围棋二局,见客四次,杜文澜小舫坐甚久,万篪轩坐亦久。午刻写扁一幅,写横幅一首,约二百字。中饭后至幕府鬯谈,阅本日文件。申正阅批札各稿。傍夕写彭杏南信。在竹床小睡。灯后与小岑一叙。旋温《诗》《无羊》、《节南山》篇。

偶思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督抚将帅,犹东家以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子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余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惭愧。

天气渐热,余最畏热,不能多治事矣。

附记

○左信○沅保单

○○○三谢折三旬报单黄彬案供折等(同治二年四月十四日)

□评点

这篇日记后面的附记中提到“沅保单”,很显然,日记中所发的“保举太滥”的感叹,源于曾国荃的泛滥保举。

湘军各带兵统领的“滥保”,是当时饱受讥评的一大弊病,尤其到后期,这种现象越是严重。因为仗快要打完了,许多该照顾的,以及前来求情的,若还不保举,则以后再无机会了。据野史记载,当时的保举已滥到有从未离开过家门的人也得到把总、千总、赏戴蓝翎等奖赏,有的甚至连尚未出生的婴儿,也预先给他取一个名字、列在一大串名单中去领赏。曾氏对此深知,但他也对此毫无办法。他不能去一一核实,他只能相信各营统领;更重要的是,他也知道推荐者们都有其私心在内,他不能去驳他们。他也要依靠他们去打仗卖命。

抄一段话,请读者诸君读一读:“杨家滩周俊大兄号少濂,与余同读同考,多年相好,频年先祖、先考妣之丧均来致情。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一功名,求荐至吉营。余以功牌可得,途费可赠,保举则不可必。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若无机会亦不勉强,以全余多年旧好。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君之托,盖亦情之不得已者。孙、韩、王三人或保文职亦可。渠辈眼高,久已厌薄千、把也。”

大家想到吗,这段话就是曾氏本人所说。咸丰八年五月,曾氏因守父丧在家,有人来托他保举。他自己已离开了军营,便委托正在带兵的九弟国荃帮忙。这段话说得很清楚,他过去在保举、银钱方面卡得太紧,所以“人心不附”。他现在要“揣摩风气,一变前志”,即跟上潮流,改变自己过去的作法,一而再地帮人获保。曾氏自己都这样做,他又如何能对众领统上报的保单较真?

那么,有读者会说,曾氏日记中所发的这番感叹是虚伪。笔者以为也不能这样说。曾氏的立论是正大的,他也有这样做的真诚愿望,但现实的人心欲望是功利的,能达到他这种境界的人,可谓少之又少。他要驱使千万平凡人去做一件大事,他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平凡人的功利欲望,如此才可以做政治家。一个政治家,有没有这种认识,也是他们之间高与低的重要区别之一。

 

■家败身败的原因

□原文

早饭后,因唇疼,谢绝各客不见。清理文件。围棋一局。吴竹庄自芜湖来,晤谈良久。刘开生等来,言绘图事。午刻核科房批稿。黄南坡来,又与围棋一局。曹禹门来一坐。中饭后见客,坐见者一次,立见者二次。阅《通考·土贡一》毕、《国用一》毕,阅本日文件。天气虽晴,奇寒如故,殆近岁所未有也。至内室围炉一坐。夜核批札稿。二更后,阅《戴东原文集》。

偶思士大夫之家不旋踵而败,往往不如乡里耕读人家之耐久。所以致败之由,大约不出数端。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之道有四,曰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未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故倾覆者也。(同治三年正月十五日)

□评点

曾氏认为士大夫之家的维持,不如耕读之家来得久,家败的缘由有四点:礼仪全废、兄弟欺诈、妇女淫乱、子弟傲慢。至于士大夫本人的失败,曾氏也归纳了四点:欺盈凌物、昏惰任下、贪刻兼至、反复无信。

曾氏的确是一个好思索、好琢磨的人,也同时是一个好总结、好归纳的人。多亏他的思考与概括,给后人留下许多言简意赅的话语。比如说“欺盈凌物”这四个字,便涵盖了许多内容,有权有势有财富的人家多半容易与这个四字沾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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