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曾国藩研究第一人的唐浩明，从曾国藩传世的大量日记中挑选出三百来篇，逐一加以评点，篇幅短小、笔调轻松，由表及里地探索曾氏的内心世界，发表作者的读史领悟。将文、史、哲冶于一炉，通过解读曾国藩日记，窥斑见豹地探索他的文韬武略、待人处世与生活态度，面对困厄与成功时的心态、遇到得宠与失意时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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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有为己为人之分
□原文
早起。饭后到馆，王翰城邀吃早饭，至申初乃散。仍至湖广馆，批点杜诗半卷。
凡读书有为己为人之分。为人者，纵有心得，亦已的然日亡。予于杜诗，不无一隙之见，而批点之时，自省良有为人之念，虽欲蕴蓄而有味，得乎?
夜，至蕙西处久谈。(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
□评点
曾氏昨天去了一趟湖广会馆，喜欢那里的特别清静，遂决定早出晚归地在会馆读书。今天一早，他在家里吃过早饭后即到会馆。湖南老乡黔阳人王翰城请吃早饭。这餐饭吃到下午三点才散。早饭变成了中饭。吃完饭后仍然来到湖广会馆，继续读杜甫的诗，并作了批点。
曾氏全集中的《读书录》收有他对杜甫八十七首诗的评点，可见他对杜诗是下过大功夫的。试举一例。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是杜诗中的名篇。诗曰：“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正云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曾氏为这首诗作了如下评点：“昔贤谓以王母比杨妃，瑶池日晏比淫乐忘返，在杜公之意或有之。至谓虞舜苍梧以二妃不从比杨妃之从游，又谓黄鹄比贤人远引、阳雁比小人怀禄，则失之凿矣。黄鹄盖公以自喻，谓己有大志而卒无所遇，不知禄禄者多得温饱矣。”
曾氏读杜甫这首诗，有赞成前人观点之处，也有不赞成前人观点之处，也有属于自己领会之处。且不管这些批点正确与否，然读经典必须如此，才是真正地读进去了。但即便这样，曾氏还是为此检讨自己，说自己的读杜心得，其中“有为人之念”。
曾氏说“读书有为己为人之分”。这话显然出自《论语》中的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者，为了自身的道德学问;“为人”者，为了装点门面，为了在人前炫耀等等。曾氏认为自己有点装门面、炫耀之意。
曾氏对自己于前人诗与古文上的研究颇为自负。他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写给诸弟的信中说：“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也。”这种自负，在他的读书札记中时时流露，我们从他对《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的批点中亦可看出。其实，在今天许多人看来，孔夫子的“为己”“为人”之分显得有些迂腐。只要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心得，在人前说一说有什么不好呢?学问也罢、艺术也罢，是需要切磋、需要品鉴、需要分享的，学界艺坛在这种评议中得到启示，得到提高。如果完全只是为己而不为人，古往今来的许多优秀之作都不必刊行问世了。
■读杜诗有矜气
□原文
晏起。饭后，到湖广馆看杜诗一卷，纯是矜气。杜诗韩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养气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见道语，谈及时事，亦甚识当世要务。惟其养气，故无纤薄之响。而我乃以矜气读之，是客气用事矣，何能与古人投入哉!
岱云来馆，久谈。夜，在家看小说。(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评点
今天，曾氏又到湖广会馆继续读杜诗。他批评自己读杜诗时心中有“矜气”，有“客气”。矜气者，骄矜之气也;客气者，偏激之气也。我们看《读书录》中，曾氏对杜诗的评点，其中可见这样的句子：“杜公以书生谈兵，未必有当于事理。”“公诗拙处往往如此，不可学也。”
杜甫号称诗圣，曾氏于杜甫，也是极为尊崇的，但评点中常有抑制不住的指指点点。曾氏认为这是自己的“矜气”、“客气”的缘故。此时的曾氏年方三十三岁，正是血气方刚之际，扬才露己当是不可免之事。曾氏为此常作检讨。当然是一边检讨，一边又重犯。不过，这也是少年得志者的常态，曾氏未能免俗。但接下来，他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杜诗韩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养气工夫。”
知言与养气，这是曾氏对前人诗文的深刻领悟。他认为正是因为杜韩知言，所以他们的诗文中总会有一两句说到事物的点子上，若谈论时事，也能够说到关键处。也正是他们善于培植自己的浩然之气，故而他们笔下的诗文总是气势宏大，绝不纤薄。曾氏认为，在这样的大家面前，自己不虚心学习，反而以一副高明者的姿态妄加雌黄，是不自量力的。这种不自量，就是矜气、客气。
这天夜里，曾氏在家里读小说。读什么小说，他没有写明，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从曾氏其他日记中，知道曾氏读过《红楼梦》、《绿野仙踪》、《阅微草堂笔记》等小说。可见曾氏看书比较驳杂，眼睛并非只盯在传统正书上而不斜视。
■义理、词章、经济、考据
□原文
温《汉书》冯唐汲郑传、贾山传。在坐。少睡片时。早至贡院，搜捡翻译，童生五百余人入场。拜客，陈颂南、刘宽夫，凡三家。会客三次。傍夕至亥正，写家信一件，第八号。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
予于四者略涉津涯，天质鲁钝，万不能造其奥窔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从事，庶以渐磨之久而渐有所开。义理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四子书”，曰《近思录》。词章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曾氏读古文钞”，曰“曾氏读诗钞”二书，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考据之学，吾之从事者四书焉，曰《易经》，曰《诗经》，曰《史记》，曰《汉书》。此十种者，要须烂熟于心中。凡读他书，皆附于此十书，如室有基而丹雘附之，如木有根而枝叶附之，如鸡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见异而思迁，其斯为有本之学乎!(咸丰元年七月初八日)
□评点
古文大家姚鼐认为学问有三大门类：义理之学、词章之学、考据之学。曾氏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个门类：经济之学。并将这四门学问与孔门四科挂上钩：义理之学即孔门的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即孔门的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即孔门的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孔门的文学之科。如此一联系，曾氏为自己的这一说法引来权威依据。曾氏认为这四门学问都闳阔深厚，自己不可能都能有所造诣，于是选择最为要紧的几种书深入研习，希望借此渐入堂奥。
在义理之学上，他选择“四子书”与《近思录》。“四子书”即周敦颐、二程、朱熹、张载四个人的著作。《近思录》为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一部书。这部书摘录周敦颐、二程、张载六百多条言论。在词章之学上，他以自己素日所抄写的文集与诗集为读本。这两部书即闻名于近世的《经史百家杂钞》与《十八家诗钞》。在经济之学上，他专攻以汇集制度法令为主的《会典》和魏源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两部书。在考据之学上，他则用心于《易经》、《诗经》、《史记》、《汉书》四部书。曾氏要求自己对这十部书烂熟于胸，以之为学问根本，在这个根本之上再读其他的书籍。
曾氏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以经世致用作为读书求学的目的，故而特别注重安邦治民的经济之学。黎庶昌编的曾氏年谱一书，在“道光二十八年”一章中说：“公尝谓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壹衷于礼而已。秦文恭公《五礼通考》综括天下之事，而于食货之政稍缺，乃取盐课、海运、钱法、河堤等事，抄辑近时奏议之切时务者，别为六卷，以补秦氏所未备。”正是因为重视经济之学，在承平之世时预作储备，才有后来脚踏实地的巨大事功。
■思循吏与将帅之道
□原文
早，清理文件。饭后会客四次，传见哨官二人。至府学看王右军墨池，即曾子固作记者也。至城外拜王霞轩，登舟小叙。中饭后核谢纪寿引见恩折稿，习字二纸，温《南越传》、《循吏传》。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因思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
是日辰刻，发家信，附寄易芝生挂屏四张，宣纸二大张，赵书“楚国夫人碑”八张。(咸丰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评点
这些天曾氏在温习司马迁的《史记》，今天重温《南越传》与《循吏传》。
《循吏列传》的开篇，司马迁作过这样一番议论：“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司马迁的意思是说，管理社会，靠的是法令与刑罚，所谓循吏，就是“奉职循理”，说白了，就是按法规办事。
曾氏也是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太史公心目中的“循吏”的：制定法令，严格执行，识大体、顾大局。而后世专以慈祥恩惠、温和仁爱这些方面来作为官员的标准，则失循吏的本意。曾氏由循吏而联想到将帅。做将帅的也是应当以遵循法令、以军纪军风严肃整齐为重要，至于温和仁慈则不是第一位的。
曾氏这里所谈到的，实际上是关于职责上的道理。作为治理一方的官员，考核他的主要依据，就是治下是否秩序安定，百姓能否安居乐业。一个良莠并存、鱼龙混杂的社会，要做到有序而安居乐业，依靠的是法令与刑罚，能制定严明的法令刑罚，自己又能以身作则，这就是好的官员。其他则是次要的。作为一个带兵的将帅，考核他的主要依据，便是他能否打胜仗。靠什么去赢得胜利?军令与军风是关键，其他则是次要的。
曾氏是一个经世致用者。结合眼下的实际来读书，毫无疑问是他求取学问的主要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