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平看淡而胸怀日阔丨《唐浩明点评曾国藩日记》连载

2016-08-11 10:19:07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责编:吴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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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曾国藩研究第一人的唐浩明,从曾国藩传世的大量日记中挑选出三百来篇,逐一加以评点,篇幅短小、笔调轻松,由表及里地探索曾氏的内心世界,发表作者的读史领悟。将文、史、哲冶于一炉,通过解读曾国藩日记,窥斑见豹地探索他的文韬武略、待人处世与生活态度,面对困厄与成功时的心态、遇到得宠与失意时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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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

□原文

早,清理文件,会客一次。饭后会客六次。南丰潘令造炮车一具,殊不合用。核定各信稿。中饭后阅各文件。胡润帅说帖一纸,言水师以四千人改为陆兵,上下飘忽,使贼备多而力分。写左季高信,添陈季牧信。

日来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咸丰九年二月初十日)

□评点

人人都想胸怀宽大,都不想做胸襟狭小的人,但苦于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这正好比是隔得远远地看到一个目标在那里,却找不到通向目标的道路。曾氏的可贵之处,是他能找到道路,而他同时还把这条通道记下来,留给后人。要想胸怀宽广,他寻得的道路是平淡二字。

平,人我之际要平,即是将自己与别人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佛学说众生平等,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可见,“平等”与“不平等”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人类渴望平等,追求平等,但事实上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天赋有高低,能力有大小,怎么可能平?儒家的礼治,其核心便在于以不平来治理社会。故而,人类所企盼的平等,实质上是人格的平等,人的生存和人的尊严的平等。一个人,不管你的能力多强,地位多高,一定要有在人格上与别人是平等的意识。反之,一个人不管多么贫穷卑贱,心里一定也要保存着与别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意识。若做到这点,无论强者还是弱者,都可以使自己胸襟宽阔。

淡,功名之际要淡。“功名”实际上是一个代表,它代表着人世间的权力、地位、财富、荣耀、美色、名声等繁华浓艳,要把这一切看得淡薄。人活在世上,其本质上是一个个体生命存活在世界上,与生命紧密相连的才是最重要的,而其他都是次要的。所以自古以来,人类就有“钱财乃身外之物”的认识,但一般人往往不能透彻地认识到这个真理,一辈子就为身外之物而苦苦劳累。这实际上进入了误区。看淡这些,人可以从误区中走出,胸襟不为繁华浓艳所堵塞所牵累,它自然也就清朗开阔了。

 

■孔子在平凡中显伟大

□原文

早,清理文件。饭后写雪琴信一件,看信稿数件。见先锋官三人。抄白绫记事。见客二次。中饭后习字二纸,温《史记》《田窦传》、《韩安国传》。夜眼蒙,不敢看书。

闻子序谈“养气章”末四节。言孔子之所以异于伯夷、伊尹者,不在高处,而在平处;不在隆处,而在污处。污者,下也;平者,庸也。夷、尹之圣,以其隆高而异于众人也。孔子之圣,以其平庸污下而无以异于众人也。宰我之论,尧、舜以勋业而隆,孔子以并无勋业而污。子贡之论,百王以礼乐而隆,孔子以并无礼乐而污。有若之论,他圣人以出类拔萃而隆,孔子以即在类萃之中,不出不拔而自处于污,以污下而同于众人。此其所以异于夷、尹也,此其所以为生民所未有也。(咸丰九年三月十六日)

□评点

这一篇日记是曾氏重温《孟子》的读书笔记。

孟子在《公孙丑》一章中,回答公孙丑问“孔子与伯夷、伊尹之间的差别在哪里”时,引用宰我、子贡、有若三个人对孔子的评价。细读《孟子》原文,似未见曾氏日记中所说的这层意思。应该说孔子胜过伯夷、伊尹者“不在高处而在平处”,是曾氏自己的见解。不过,曾氏的这个见解很有道理。

孔子出身底层,一生以教书为职业,也没有做过多么轰轰烈烈的事。孔子实际上是在平凡岁月中度过一生的。但他在一言一行、小事细节中,传播并践行着他的崇高的思想、博大的仁爱,于己学而不厌,于人诲人不倦。孔子是在平凡中成就伟大、在类萃中超然拔出的圣贤。

曾氏的这个见解值得重视。

 

■知命而心定

□原文

早,清理文件。饭后见客三次,传见哨官三人。接家信,澄侯一件、沅甫一件,系初八送纪寿信之回音。翻阅《四书》一遍。用白绫写《论语》、《孟子》中最足警吾身者,约二十余章。中饭后,习字二纸,温《滑稽传》。夜温《大宛传》,未毕。

思人心所以扰扰不定者,只为不知命。陶渊明、白香山、苏子瞻所以受用者,只为知命。吾涉世数十年,而有时犹起计较之心,若信命不及者,深可愧也。(咸丰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评点

曾氏在这篇日记中谈到他的一个体悟:一个人如果他的心纷纷扰扰不能安定,那么这个人是不知命。他从知命的角度来看待陶潜、白居易、苏轼,并检讨自己时时存计较之心,是因为对“知命”这一点相信得还不够。曾氏为此感到惭愧。

命与运、性、理等等,都是高深难测的话题,要把它说清楚真是难于上青天。既然难以说清,也就难以做到“知”与“信”。

笔者愚陋,实在不能说清命,但相信命是存在的。命是什么?笔者认为,命就是指自己不能预知、不能掌控而又确确实实影响自己的那些因素及其它们的综合。人生活在天地宇宙间,天地宇宙有无数的变故不为我们所知,更不能受我们掌控,如地震如台风如水灾,假使正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当身不由己。人也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社会群体有无数的变化不为我们所知,亦不能由我们掌控,如战争如骚乱如瘟疾,假使正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同样身不由己。这些便都是命!当一个人这样真正地认识了“命”之后,他就不会因自我不能预知的变动而懊恼,也不会因自我不能掌控的灾难而痛苦,于是心就能够安定。宗教信仰者往往能处大变动中保持着恒定的情绪,是因为他们心里有一个“命”的认识。曾氏不是宗教信徒,但任何真正的大学问在最高点上一定是相通的。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老子曰“道法自然”,儒道之学与宗教之学一样,最后都指向同一方位。

但是,“命”这个课题决不是如此简单的。人毕竟是万物之灵,他可以预知与掌控着人生的某些部分,这些部分便属于人力。而“人力”所掌管的部分与“天命”所掌管的部分常常是界限难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给辨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人类也便在此课题上常常出现疑惑、迷茫。曾氏亦如此。他在《言命》的读书笔记中说:“孟子言治乱兴衰之际,皆由人事主之,初不关乎天命……董子亦曰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与孟子之言相合。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亦似深信在己者之有权,然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有‘吾已矣夫’之叹,又似以天命归诸不可知之数。”最后只能概之曰:“天命为难测,圣贤之言微旨不同,在学者默会之焉耳。”

不过,曾氏还是得到了此中的真谛。他常说的“天命居半,人力居半”,应是对“天命”与“人力”孰轻孰重的很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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