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曾国藩研究第一人的唐浩明，从曾国藩传世的大量日记中挑选出三百来篇，逐一加以评点，篇幅短小、笔调轻松，由表及里地探索曾氏的内心世界，发表作者的读史领悟。将文、史、哲冶于一炉，通过解读曾国藩日记，窥斑见豹地探索他的文韬武略、待人处世与生活态度，面对困厄与成功时的心态、遇到得宠与失意时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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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之道：知人善任、陶熔造就
□原文
早，清理文件。写家信一件，寄参茸丸二瓶，每瓶重八两，一寄叔父大人，一寄内子，特派戈什哈送去。旋以萧营饬知尚未办齐，改次日送去。请客，雪琴及王孝凤兄弟、张廉卿小宴，恰刘国斌自常德归，与座。午正小睡。中饭后写对联、挂屏八件，内次青之母夫人寿联一付。
夜与李申夫论营务处之道，一在树人，一在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法为耻。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申夫似能领悟，盖高明而有志于办事者。(咸丰九年九月初六日)
□评点
四川剑州人李榕(字申夫)与曾氏关系密切。曾氏颇为欣赏李，他的文字中常常会提到申夫。譬如有次给家里写信，告诉家人要善待邻里，便引用李榕母亲说的两句话：“好酒好饭待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当然，这两句话是听李说的。由此可见，曾氏与李的关系不一般。李榕是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后任礼部主事，应属曾氏在京时的属下。咸丰九年正月，曾氏向朝廷请求调郭嵩焘、李榕来军营：“道衔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学识兼优，曾在臣营三年，备尝艰苦。礼部主事李榕，通达时务，志趣远大。合无仰恳皇上天恩，饬下部院衙门，令该二员驰赴臣军，俾臣得收指臂之效，似于营务大有裨益。”结果朝廷只答应李榕一人离京赴任。曾氏很看重李，让李这个文职官员统领一支军队，并亲授营务管理之道。
在曾氏看来，一仗一地的胜负得失，对于带兵统领来说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一在树人，二在立法，也就是说一在培植人才，二在建立法规制度。人与法，这才是根本与长远。有了人才，有了法规，还愁不打胜仗吗?对于怎样培植人才，曾氏也提出了两点：一为知人善任，即正确地识别人的长处，并将此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二为陶熔造就，即对待人才要多关怀多教育多栽培。“宏奖”是曾氏陶熔造就人才的一条重要措施。他说：“余所见将才，杰出者极少，但有志气，即可予以美名而奖成之。”(同治五年九月初九日谕纪泽纪鸿)给予美名而奖成之，即谓宏奖。他说宏奖人才，诱人日进，这是他的乐趣。
■天道恶好露
□原文
早，各员弁贺朔望，至辰正毕。饭后写家信二件。午刻加袁漱六信三叶、郭世兄信一叶，专二夫送家信。申刻接九弟信，系八月廿八所发。见客二次。清理文件。是日身体欠爽，不食油荤。夜温《韩宏碑》，甚觉清畅。
三更睡。竟夕不能成寐，在床上展转。思念天道三恶之外，又觉好露而不能浑，亦天之所恶也。思《书经·吕刑》，于句法若有所会。(咸丰九年九月十五日)
□评点
中国文化是一个内敛的文化：含蓄蕴藉，不事张扬。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中国文化也是一个圆融的文化：大度包容，不走极端。《易·系辞》云“极高明而道中庸”，即是此意。在此基础上，曾氏提倡“浑”，将它列为君子八德之一。
什么是浑?曾氏曾经认为儿子纪泽过于玲珑剔透，这不好。曾氏对李榕说过：“是非了然于心而一毫不露。”他在日记中还写过“谦卑含容是贵相”等等。我们从这些话语中，可以感悟到“浑”的含意：不要过于乖巧、机灵、精明，聪明才华不宜外露，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等等。
“浑”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已走进智慧领域，所以很难以言语来精确说明白，更难立什么规矩法则以便具体操作，全在于运用者的把握：若把握得适度，可以成为美德;若把握不好，则易流向圆滑。曾氏生前死后，都有人斥其虚伪，这与他提倡“浑”并常常以“浑”待人不无关系。
■凉德三端：幸灾乐祸、不安命、好议论
□原文
早，清理文件。辰后习字二纸，邢星槎、孙树人、夏古彝来久谈。旋下河与晏彤甫谈。至未刻，又拜张伴山、李小山，申正归。是日将帐房下脚筑墙三尺余高，帐房升高约三四尺，众役兴作。吾至少泉处，与邢、孙、夏三人鬯谈，至二更二点，倦甚。日内精神困倦，腹泄、目蒙，老境日增。夜，早睡，不得与诸客剧谈也。
枕上，思凡人凉薄之德，约有三端，最易触犯：闻人有恶德败行，听之娓娓不倦，妒功而忌名，幸灾而乐祸，此凉德之一端也;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子受命于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谋置其身于高明之地，譬诸金跃冶而以镆铘、干将自命，此凉德之二端也;胸苞清浊，口不臧否者，圣哲之用心也，强分黑白、遇事激扬者，文士轻薄之习、优伶风切之态也，而吾辈不察而效之，动辄区别善恶，品第高下，使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此凉德之三端也。余今老矣，此三者尚切戒之。(咸丰九年九月二十日)
□评点
白天会客说话太多，又腹泻身体不适，曾氏夜里早睡，但又不能入睡，于是在枕上想到人性普遍存在的三个弱点。
一为幸灾乐祸。得知别人遇到不幸不顺时，自己心里暗暗欢喜。曾氏认为，这种源于忌妒而产生的凉德最是不好。忌妒真的是人性的一大丑陋，有的人不仅是心里欢喜别人的不幸，甚至以行为来造成别人的不幸。人世间许多的罪恶，溯其根源，就是出于忌妒。
曾氏曾经写《不忮不求诗二首》，其《不忮(即忌妒)诗》如下：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骛。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闻灾或欣幸，阅祸或悦豫。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尔室神来格，高明鬼所顾。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幽明重诟忌，乖气相回互。重者灾汝躬，轻亦减汝祚。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寤。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曾氏为儿孙辈写这首诗，希望他们不要存忌妒之心。
二为不安命。关于“命”，前面已说过。人要知命，知命之后则要安于命运。不过，“命”是一个较玄虚的概念。一个人的“命”到底如何，谁也不能预先说死;既然如此，安于什么状态，才叫做安命呢?况且，曾氏也多次说过，人生做事，半由人力，半由天命。人力可以占一半，为什么不充分利用这一半呢?以笔者揣测，曾氏在这里是批评社会普遍存在的浮躁竞进之心态：不切实际地去幻想，不择手段地去攫取。
三为好议论。其实，议论并非不好。辨别是非，激浊扬清，从来都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存心的正与不正，以及尺度的掌控当与不当。存心不正者，借议论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掌控不当，则所议偏离轨道，效果适得其反。曾氏所处时代，不少文人喜欢议论，有的居心不正，有的评议失范，他对此种现象颇为厌恶。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近来书生侈口谈兵，动辄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又好攻人之短，轻诋古贤，苛责时彦，此大言也。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之短者，其自修必疏。”看来，曾氏说的“好议论”这一凉德，很可能是基于此种风气的弥漫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