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像葵花（长篇小说）
作者丨何顿
第三章
第一节
冯建军和彭嫦娥抱着女儿回到长沙的那几天，来看的街坊邻舍和厂里的同事一群群的，茶水都烧不赢，门槛都挤烂了。以至彭嫦娥的母亲也抵挡不住外孙女的诱惑，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十二月的晚上，用伞遮着脸来了，陪她来的还有她的另外一个女儿——彭嫦娥的姐姐。两人进门时，面对着坐在一张烂藤椅上抽烟的冯建军，不知所措且不知该怎样称呼。冯建军客气地一笑，“哎呀，从不来的。”冯建军说，“坐坐，姐、妈。”
彭嫦娥的妈妈没理睬冯建军的招呼，径直走到床边女儿身前，瞧着女儿和女儿怀里的外孙女。“细妹子长得很有味啊，”姐姐在一旁说，“给我抱抱看，来。”
冯建军为她俩泡了茶，“喝茶。”他说，“妈、姐，茶放在桌上了。”
彭嫦娥的姐姐应了声“谢谢”，母亲却没吭声，脸拉得仍然很长。彭嫦娥指出说：“妈，冯建军为你泡了茶呢。”接着她瞥了冯建军一眼。
母亲却没理睬女儿的话，而是继续看着自己的外孙女。冯建军觉得没趣，拉开门走了出去。天上阴雨绵绵，路灯在街口上昏暗地闪烁着，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在长沙的大街小巷上恣意横行，使他的脸冷得疼。让她们母女、姐妹说说话，免得我夹在中间不是人。他心里说。现在还要靠她妈妈支援呢，不然锅都揭不开了。
前天，长虹皮鞋厂的烂大门口，贴着一张黄纸黑字的布告，上面写着开除冯建军和彭嫦娥的决定，理由是他俩还尚未到法定年龄就非法同居，并不听教育等等。生存问题一下子变成了一座高山，残酷地挡在他们面前。两人积蓄的钱，在生孩子的这几个月中彻底花光了。现在的问题是到哪里去搞钱过元旦和过年。现在不是一个人吃饭的问题，而是三个人吃饭的问题。到哪里去搞钱呢?整个晚上，他在街上走着，漫无目的地走，却非常具体地想着这个问题。到哪里去搞钱，到哪里去搞钱呢?他被这个问题纠缠得伤心又绝望。
第二节
翌日上午，他穿得干干净净地走进了办事处张主任的办公室，两年前就是张主任怕他在街上打流变坏，安排他进长虹皮鞋厂工作的。他把全家活下去的惟一希望寄托在张主任的那张马脸上了。张主任正在办公室里训斥一个年轻干部，马脸拉得很长，而且布满阴云。
“张主任,,冯建军恭恭敬敬地唤了声，很拘束的样子瞥着这位幸福街的最高领导。
张主任望他一眼，没理他，继续绷着马脸批评那个年轻干部。“你这样下去不行啊，小杨。”张主任批评杨干部说，“回去好好想想吧，认真写份检查。”
张主任批评这位杨干部时，冯建军自始至终就那么拘谨的模样站着，他倒不是不能坐，旁边有好几张椅子，但是张主任没叫他坐，而他自己也想用这副模样讨取张主任的一点同情，只要能赢得张主任的一点原谅，他就还会有饭吃。“张主任，”当杨干部红着脸从他身旁走过后，他又这么谦卑地叫了声“张主任”，并举着一双尊敬领导的眼睛望着。
张主任很火地瞪着他，“你还来找我做什么?”张主任大声道，很用劲地咳了声，“你是自己瞎胡闹乱搞啊，不要找我了。我已经帮不了你了，你走吧。”
“张主任，”冯建军一脸绝望的形容看着这位望着他长大的他同学张小英的父亲，“我当时确实没有想到事情会有这么严重，现在我是真的后悔没听领导的话……”
“已经跟你说明白了的。”张主任打断他的话说。
“我就是去挑土也行。”冯建军巴结地瞅着他，一脸艰难的笑容，“我饿倒没什么，但她们母女要吃饭，我想挑土。”
“现在挑土也要找关系，开后门。”张主任说，“你以为是那么简单的事?”
“所以我就是想靠您……”
“靠我有什么用?”张主任仍不原谅他地扬起马脸，“我又不是‘土夫子’队队长。看你是个孤儿，我给了你一份工作，你自己不去珍惜，现在晓得后悔了?我管不了你了，你不要在这里妨碍我的工作，我还尽是事。你出去吧。”
冯建军心里一凉，缩了缩流到人中上的清鼻涕，走出了张主任的办公室。
第三节
元旦前几天，李跃进掮着一袋五十斤的米走进了冯建军的家，左手上还提着一袋五斤的干黄花。他用肩上的白米袋顶开了冯建军的房门，冯建军当时正抱着女儿，坐在床上看一张报纸。“哎呀，我的天。”冯建军极为高兴，赶忙把女儿放下，起身接过李跃进肩上的米袋，“这么重。”他说了句，把米袋放在桌上了。
外面正落雪，水缸里的水还结了冰。那时候全球的温室效应还没有现在这么明显，长沙的冬天还特别冷。可是李跃进的鼻子上却有汗珠，头顶冒着热气。他是从汽车东站步行四里多路，直接走到冯建军家的。他不能把米扛回去，一扛回去，这五十斤米就出不来了。他的父母不会让他把米扛给别人吃，这是很明显的。他解开手中的那只蓝布口袋，“这是五斤黄花，”他告诉冯建军说，“乡里宝说，黄花和鲫鱼打汤吃最发奶，要嫂子多吃点黄花。”
冯建军扯过一条毛巾给李跃进揩汗，非常感动地说：“好好好，我要彭嫦娥多吃黄花鲫鱼汤。谢谢谢谢。”
“老子背都汗湿了，”李跃进说，“谢什么。”
“洗个热水脸不?”
“好啰，顺便抹一下背上的汗。”
冯建军先为他泡了杯茶，接着把余下的开水倒进脸盆，又端着脸盆到外面的水龙头下接了点冷水，再端进来放到椅子上。“洗脸洗脸。”他说，“非常感动，非常感动。”
李跃进脱下衣服，很高兴地洗了把脸，又把毛巾拧干，去揩胸脯和背上的汗。“也要点劲背咧。”他骄傲的模样望着冯建军，“我是一步一步从汽车东站走过来的。”
“那有蛮累，辛苦了辛苦了。”冯建军一脸感动的形容说，“搭帮你在农村里锻炼了一年，有这个劲，我是没有这个力气。感动感动。”
“嫂子呢?”自从他和冯建军、刘建国结拜成兄弟的那个明月当空的晚上起，他就改口称彭嫦娥为嫂子了。
“嫦娥不在，可能是回自己家里去了。”
“外面落雪，嫂子还出去?”
“跟你说老实话，她是回去找她姐姐借点钱吃饭。”冯建军沮丧地摇摇头，“我
口袋里连一个钱都没有了。你的米送得正是时候。”两人说了一气这方面的话，彭嫦娥穿着一双套鞋，推门进来了。“哎呀，”她看见李跃进坐在房里，又瞥见桌上的一袋米，很是愉悦。“跃进，你好。米是你送来的?”
“我在队上借的米，”李跃进快活地说。
“谢谢谢谢。”彭嫦娥高兴地瞧着他，“你真的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我们明天饭都没吃了。”
“他还从知青点提来了五斤干黄花。”冯建军觑着彭嫦娥，“黄花可以发奶。”
“真的怎么谢你呢?”彭嫦娥感动地一笑，“你对我们这样好，真要有所感谢……”
“嫂子这样说就是见外了，”李跃进打断她的话道，“大哥现在是困难时期，我们不尽点力，还算什么结拜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言是有月亮作证的。”
李跃进直坐到吃晚饭时才走，他不想吃他们的饭。“你在你姐姐那里借了钱没?”李跃进一走，冯建军赶紧问道，瞅着彭嫦娥。
“姐姐给了我二十块钱，我妈妈给了我五十块钱。”她骄傲地掏出钱给他看，“钱我来掌管，一分钱都不能乱用。我妈妈说，要你自己去动脑筋赚钱，这本来是你的事，你是男人。”
吃过饭，他把她深情地搂在怀里，用火热的舌头舔着她的脸蛋。美丽又恢复在她脸上了，那些孕妇的红斑随着女儿的降生而烟消云散了，那些担惊受怕而滋生出来的同灰尘一样沾在脸上的晦气被女儿脸上的喜气冲刷得干干净净了。她的两只画眉眼睛又跟当初一样墨亮墨亮的，还多了层女人的柔媚。“你又好漂亮的了。”冯建军看着她的脸说，一只手在她腰身上摸着，“你比你生孩子前还显得漂亮些。”
“你要多想想赚钱的心呢，”她说，“还色迷迷地看着我，只晓得干这种事。”
“我绝不会让你和女儿流落街头的，”冯建军说，“我就是去偷也要养活你们。放心。过年时，我们一起去拜访张主任，求他安排我去土夫子队挑土。”
“要是张主任不同意呢?”她担心张主任不会同意。
冯建军没有再跟她说这些话，而是用嘴唇封住了她丰满的红唇。她的舌头不肯出来，因为她还有话要跟他说。但是他不愿听她说话了。“把舌头给我，”他命令她说，“我要吮你的舌头，快点。”
彭嫦娥放松了自己，把舌头吐给了他，于是两人的舌头交融到了一起，开始忘我地亲吻，一切烦恼被爱情击起的浪花抛置于脑后了。他吮吸着她的舌头，他觉得这个世界不过是他的舌头和她的舌头交合，不过是男人和女人拥抱的世界!爱情太伟大了，爱情太伟大了，爱情可以让人进入一种抛弃一切的境界!当他进入她的身子时，她觉得很久没体会过的那种全身心都步入了仙境的感觉又来了，他也一样……
第四节
1978年4月底的一天，养父冯清明提前几个月释放回来过“五一”国际劳动节。冯清明在劳改农场里表现很好，一心在赎自己的罪。他觉得自己实在对恩人毛主席不住，不是毛主席，他可能早就不在人间了。他出生于一个被压迫和被剥削的贫农家庭，吃的是猪潲，冬天里常常衣不遮体。可是他却把领导他们得解放的毛主席像的眼睛捅瞎了。当年不是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的妹妹不就卖给别人做小老婆抵债了?虽然他的妹妹饿死于1961年的自然灾害中，但怎么说也多活了几年。“多活一天也是好的，”冯清明这么教育冯建军说，“你爸爸在旧社会是个完全彻底的穷人。”
这自然是在冯建军十岁以前的事，就是说身为养父的冯清明就是这样教育冯建军的。
冯清明在劳改农场干得很卖力，一心要洗心革面，一心要用自己的行动洗刷掉反革命的罪名。他很能吃苦，什么活都卖力去干，终于在有一次修堤抬石头的活中，在从坡下往坡上抬的路上，用旧了的麻绳断了，石头从他腿上恶狠狠地滚下去，压断了他的腿，使他从此成了走路一踮一拐的瘸子。这天下午，养父冯清明一踮一拐地走进了他阔别了十年的长沙H机械厂，并向老厂长打听到了冯建军的下落，接着他又一踮一拐地走出H机械厂，艰难困苦地走到了冯建军的家门前。冯建军当时在土夫子队挑土，彭嫦娥却抱着女儿回娘家吃饭去了。她的父亲——那个把她赶出家门的彭股长，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很可爱的外孙女。冯建军下午从土方队下班走回来时，打老远就看见一个老头坐在小洋房大门前的石阶上抽烟，身旁摆着一个黑布包和一卷铺盖，正低着头，弓着腰。“爸爸，”冯建军凭小时候的记忆，一眼就认出了养父。
冯清明一愣，他不知道眼前这个身材高大的青年是谁!他脑海里的定格是十年前一个爱流清鼻涕的矮矮小小的冯建军，眼前这个穿着一件蓝卡其布衣服，上唇留着八字胡，身高一米七以上(至少比他高两片豆腐)的青年，未必就是他在劳改农场里时刻惦记的养子?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爸爸，”冯建军又叫了一声，一笑，“我是冯建军。”
“军伢子?”养父霍的站起来，一把抓住冯建军的两只手，一脸激动，嘴唇不住地颤抖，“你不说你是冯建军，我说什么也不敢认你。军伢子，你长成个大人了。”
“你抓去时我才十岁，现在我二十岁了，当然长大了。”冯建军说，“不过我一眼就认出了您，您只是比离开我时显得黑一些，还老了一点。”
两人走进了房里，冯建军为养父泡茶时，注意到养父伸过来的手很粗糙，跟槐树皮似的。“爸爸，您的脚是怎么搞的?”他问养父说。
“修堤时石头砸的。”养父说，“这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养父打量着房里的一切，他自然就发现了床上有女人和小孩的衣裤，还有尿片。“你结了婚，有孩子了?”
“是的。一个女孩，快半岁了。”
“妻子在哪里工作?’’
“没有工作，原先有工作，后来和我一起被开除了。”
“为什么事情开除的?”养父疑惑地看着他，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
“就是生孩子的事开除的。我们厂里不准我们生，说我们还没到法定的结婚年龄，我偏要生。这主要是因为我怄不得这口气!”
养父正想继续问什么，彭嫦娥推开门进来了，怀里抱着女儿，彭嫦娥进门就一愣，冯建军忙向她介绍说;“嫦娥，这是我爸爸。”又折过头对同样愣着打量彭嫦娥的养父说：
“爸爸，这是我妻子彭嫦娥。”
冯清明发愣是感到这个女人年纪看上去确实太年轻了，虽然怀里揣着个孩子，但一眼望去就知道这个女人的年龄最多十七八岁，那鼻子、眼睛、眉毛都还长得很嫩稚呢，可是她却是孩子的母亲了。彭嫦娥发愣却是脸红，甚至是紧张。她脑海里掠过了十年前那个举着竹竿不小心捅瞎了毛主席像左眼睛的人，那个当时满脸恐惧且惊慌失措的人无疑就是眼前这个“爸爸”了。她心里的紧张来源于眼下这个表情呆板的老男人!当年不是她通风报信说“外面下雨了”，这个老男子汉又何至于把毛主席像的左眼睛捅瞎，又何至于去坐牢!现在这个老男人就像审判官一样瞪着她，使她深感不安。
“嫦娥，给我爸爸打盆热水洗脸看看。”冯建军吩咐说，瞥一眼妻子。
妻子忙把手中的孩子放到床上，孩子一离开母亲就尖叫着哭了，“别哭别哭，”她安慰女儿说，“妈妈就抱你。”
她刚刚离开床铺去拿脸盆，女儿就哭得更响了，一脸急躁。“算了，”冯建军说，“我来，你带女儿吧，哭起来讨嫌。”他接过妻子手中的脸盆，走到厨房里打热水去了。
彭嫦娥忙抱起女儿，女儿因遭到母亲的“抛弃”仍气愤地哭着。她只好解开衣服，拔出乳房将乳头塞进女儿的小嘴里。“别别别哭，”她有些紧张不安地说，一脸的不自然，“我的小乖乖，别哭，别哭，妈妈喜欢你。”
冯建军端着脸盆走进来时，冯清明说;“军伢子，你这么早就有孩子了，爸没想到啊。”说完便做出高兴的样子笑笑，笑容含着泥巴的艾苦味。
冯建军笑笑，“我也是赌气赌出来的，不然也不会这么早就有了孩子。”他说。
养父洗完脸，很正经地坐在椅子上，举着一双好奇的眼睛瞧着彭嫦娥，“小彭，你今年多大了?”他就像一切父亲询问儿子的女朋友或妻子一样。
彭嫦娥脸一红，看一眼养父，“今年十八岁。”她小声说，低下了她那张不安的脸。
“你父亲在什么地方工作，小彭?”
“就在前面的H机械厂上班。”
H机械厂他太熟悉了，十年的监狱生活里，他心里一直装着H机械厂!他那辈人中姓彭的只有八九个。“干什么工作，你爸爸?”他凭直觉感到他认识她父亲。
“做保卫工作。”她在紧张中如实回答了他。
他的脸上立即起了一层阴云，没再问什么地扭开了他那张黑红的脸。
冯建军给妻子丢了个眼色，妻子抱着女儿又走了出去。冯建军点上支烟，觑着养父，又把目光抛到窗外的天空上，这么心慌意乱地看了几分钟。“爸爸，您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早就要孩子的原因了吗?”他重新瞅着自己的养父，深深地同情他受了这么多年苦地瞅着，“您现在应该知道我的用心和想法!”
养父举着一双哀怨的眼睛望着他。
冯建军很用劲地吸口烟，又用食指用劲弹了下烟灰。“我认识她的时候并不晓得她是彭股长的女儿，更不晓得她就是那个看见您捅瞎毛主席像的眼睛的小姑娘。她进皮鞋厂的时候已经是个大姑娘了。”他望着养父，又深深吸口烟，“当我知道她是彭股长的女儿后，我很矛盾……我要她生下我和她的女儿，就是要她气死她那个爸爸，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您虽然只是我的养父，但我心里一直是把您视作我的亲爸爸。”
养父仍没吭声，不过脸上的表情却缓和了些，那片积压在他脸上的阴云不知移到什么地方去了，目光也没有刚才那样阴郁了。
“我为了让这个孩子生下来，工作都没了。”冯建军又说，重新点上支烟，“她的父亲晓得我是您的养子后，人都气病了，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把她赶了出来……”
“不要说了，”养父用很艰难的语气说，很深地叹口气，就仿佛是在井底叹气一样，“你们既然是夫妻，又有了一个女儿，就好点过日子。再不要把这些事放在心上，我在监狱里什么事情都想明白了。这是命，爸不怪你，说实话，爸还觉得对你不住。”
“爸爸，您那时候对我很好。”冯建军表白说，“我一直记在心里的。我还记得妈妈教育我的样子，妈妈批评我时，总是先看一眼您，再瞪着我。”
“我这次来找你，有可能的话，就是想把你妈妈的骨灰带回乡下去。”养父说。养父是益阳乡下人，1949年，解放军打到长沙的时候投军的。看来养父对“伪军官太太”江笑月仍一往情深。那双混浊的眼睛里射出来的目光，不是随便问问的目光，而是一种期待他能很好地回答他的目光，就好像一个饿坏了的孩子对一个大人投出的乞求的目光。
面对这种目光，冯建军很羞愧!一分钟前，这个问题压根儿就没到他脑子里来过，仿佛我们压根儿就没想过我们会当总理。那个时候他很小，他不懂，现在他懂得这种目光了，却只能丢下一片失望给在监狱里思念了十年亡妻的养父。“我那时候还小，还一点都不懂。”冯建军满脸惭愧的形容，脸也红了。“火葬场来的汽车把妈妈的尸体运走时，我因为骂彭股长，被关到了保卫股办公室。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火葬场在哪里，也不知道还有骨灰领。那时候这些事情还到不了我脑海里来转。”
养父眼睛里的希望之光再一次泯灭了。“那现在怕是找不到了。”养父难过地说。
冯建军颇感内疚，“爸爸，我那时候太小，不知道这些事情。”他又这么说了句。
养父深深地叹口气，好半天都没说话，脸色显得格外凄凉。
第五节
养父冯清明在冯建军家住了半个月，这半个月他们父子俩睡在一张床上，抽着烟，说着话，不像父子，倒像一对久别重逢的朋友。养父生性就是个宽容的人，在监狱里受管制了这么些年，已习惯了不喜形于色。他不是来投靠养子的，假如冯建军是只身一人，他可能会留下来与冯建军相依为命，也好尽些做父亲的责任，帮帮冯建军。但冯建军已经结了婚，他就觉得没必要长久地呆下去了。他在劳改农场做过好几年木工，不是做家具的那种精细木工，而是做门窗的大木工。他瘸着一条腿，走进日杂店买了锤子、钳子和钉子，把冯建军房里的门窗和桌椅都修整了一番。接下来的一天，当父子俩面对面坐在桌前吃饭时，养父望着他，吞吞吐吐了半天后，才带探索性质地问他：“军伢子，我以前存在银行里的那笔存款，你取出来用了吗?”
冯建军记都不记得了，这也是因为那本存折早就不见了，只怕是在他读小学的时候就丢了。“我曾经去取过，”冯建军想起来了后说，“但当时我还小，银行里不准我取。后来这本存折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丢是肯定丢了。”
养父哦了声，喝口茶，没再问这事。但是第二天，他却说要去银行里问问，看看这笔存款是不是被别人取走了。“我陪你去，”冯建军说。
两人就出了门，往街口上的那个银行储蓄所走去。这是五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空气很好，到处都有花香扑鼻。两人缓缓走到储蓄所处，养父走进去，掏出他一直珍藏在身边的工作证，放到水泥柜台上，便向一个银行职员询问此事。那个年轻的职员听他说完这事后，就走进储蓄所后面的房间去查(当年银行里还没有电脑)，隔了会儿他走出来说，那笔存款还在，不过要冯清明去原单位打个证明，证明存折遗失，也证明他就是冯清明，因为这种工作证已经作废了。
“你开了证明就可以取。”年轻职员说。
冯建军忙陪着养父向H机械厂走去。父子两人走到H机械厂的办公大楼前时，冯建军免不了多了一句嘴，“爸爸，妈妈就是从三楼的那个窗口跳下来的。”他告诉养父说，“就摔死在这个地方，一只脚搁在阴沟上，脑浆都摔出来了。”
冯清明顿时脸色极难看，愣愣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两滴混浊的热泪从眼眶里滚了出来，顺着他那土黄色的坎坷不平的脸颊悄悄滑落。
冯建军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悔不该多嘴地看着养父。“爸爸，我们走吧?”他小心地说，盯着满脸悲伤的养父。
养父仍凝望着那块挨着阴沟的，有些杂草和碎瓦片的地，没有动。
冯建军望一眼天，天空蓝蓝的，有几块灰白色的云在缓慢地移动：“爸爸，走吧?”他又一次说，瞧着脸上有浊泪滚动的养父。“走吧?”
养父仍然没动。这时有几个人走过来，盯着他们父子俩，眼光似乎是惊诧的眼光。冯建军真想把养父拉走，他觉得站在这里很丢人现眼。“爸爸，走吧?”他又说了声。
养父仍跟没听见一样，呆呆地站着。
“有人来了，爸爸。”冯建军提高了嗓门提醒养父，“别人在看着我们。”
养父抬起头，瞅一眼三层楼的那个破旧的窗口，这才低下头，一声不吭地跟着冯建军一并走进办公楼。他当然就碰见了从前认识的几个同事，他们都用一种惊诧的目光瞥着他，但没同他说话，因为他此时的身份仍是“现行反革命”，人们
还不敢同这种身份的人打招呼。那个年代，“好人”都害怕同“坏人”交往，甚至连话都不敢说，因为搞不好，自己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被牵涉进去了。“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教训太多了，人人都知道这种事情的可怕性。他们只是看一眼冯清明，就赶紧闪开了，好像鬼看见了火一样。
“请问，”冯建军问一个年轻点的人说，“革委会办公室在哪里?”
1978年时，虽然毛主席死了两年了，但任何厂矿、企业和机关单位仍叫革委会。年轻人瞥一眼冯建军，“在二楼。”年轻人说，手往天花板上一指。
父子俩便上了二楼，走进了门楣上挂着办公室牌子的房间。办公室主任是该厂的老同志，当然一眼就认出了冯清明。他比冯清明还不安地看着冯清明。他是当年把冯清明压到保卫股的人中的一个。他的眼睛瞪得箩筐那样大地瞧着冯清明，张着一张牙齿上粘满烟垢的嘴。“同志，”养父没有叫他的姓名说，阴沉着脸，“我是来麻烦你开张证明……
这个老同志红着脸，大笔一挥地写了张证明，并盖了革委会的章子，交给冯清明后，冯清明低着头走了出来。那天，冯清明再没说过一句话，很沉默地苦皱着脸……
第六节
养父临走前的几天，领着冯建军跑到河边上，买了些木方和木板，叫辆板车拉了来。那几天，在李跃进(回家过“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协助下，三个人把靠小街的墙打了两个洞。一个洞做门，从此从街上出进;另一个洞做了个窗口，还做了个非常结实的摆在门外摇都摇不动，令李跃进很钦佩的货柜。“我爷爷也是做木匠的，”李跃进赞美冯清明说，“但没您做得这么结实。”
“你爷爷做得比我好，”养父很自然地谦虚说，“我做的东西样子不好看。”
“我爷爷没有你会做，我最清楚。”李跃进损他爷爷道，“我爷爷只晓得做提桶和木盆，而且还漏水。我奶奶经常骂他，笑死人。”
养父高兴地笑笑，“你爷爷会做提捅木盆，那是好手艺，我不会做。”养父瞧着李跃进，“你是个聪明伢子，应该学点东西在手上就好。”
“我不聪明，”李跃进逗养父开心道，“军伢子比我聪明。”
冯建军一笑，继续做着手中的事情。“我军伢子人是聪明，但人懒。”养父说，“没有好好读点书。”
“我也没好好读点书。”李跃进大气的形容一笑，“现在恢复了高考，我们却只能望洋兴叹，我们学的数理化都如实还给老师了。我们读书的时候太乱弹琴。”
第七节
冯建军和养父、李跃进在家里大兴土木，是冯建军打算让闲在家里的彭嫦娥卖点糖果烟酒，以此增进一点收入。他觉得彭嫦娥未免太舒服了，什么都靠他，应该做点事。“你应该做点事，”冯建军说，瞪着她，“光靠我一个人生活不可能过好。”
这个思想来源于这笔存款。这笔存款是一千一百多元，一千一百多元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当时生活水准仍保持在人均十五元的基础上。一千一百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就像现在十万块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一样。养父完全可以拿着这笔钱再娶一个女人，然后在乡下老家花个两三百元置三间茅草屋，安度晚年。但是养父不愿意改变自己，一心要改变冯建军。“这笔钱是你的。”养父把这一大沓钱往他手上递时说，“我已经生活到头了，你拿着它吧。”
“我不要。”冯建军推开养父的手，“您自己留着，我不要您的钱，我不要。”
“这存款不是我的。”养父冯清明伤感的模样低下头，“这笔存款是你养母用光洋到银行里兑成人民币存下的。你养母留给你的。你养母要我去存钱时，交代说，等你长大了，再用这笔钱给你成亲。你现在已结了婚，你就拿着做别的用吧。”
“我已经结了婚，钱对我没什么意义了。”冯建军说，“爸爸，它对您倒是用处很大的，真的。我不要。”
“钱对我还有什么用?”养父伤感地摇摇头。
“爸爸，听我说一句真心话。”他看着一脸伤感的养父，“您还不到五十岁，还可以在乡下再娶一个女人做老婆，也好安度晚年。”
“这么大年龄了，还想这些事做什么?”
冯建军说：“您还不到五十岁的年纪。”
“这笔钱是你妈妈留给你的!”
“妈妈已经死了十年了，骨头都变成灰了，您还记着她的话有什么意思?”_冯建军又一次很坚决地推开他那只攥着一大沓钱的手，“我真的不要，爸爸。”
但养父还是执意要他收下了。那天晚上，他就产生了将自己的这间房子打个窗口，让彭嫦娥边在家里带孩子，边做点小生意的想法。这个想法来得很陡，就跟火山爆发一样，一下子就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一千一百元啦，他反复这么告诫自己，我得让它产生新的价值，让它变得对我有用，这样的话彭嫦娥就不会游手好闲了。第二天，他把自己的想法对养父说了，养父赞成他的想法。
“一个人有事做，就不会闲得慌。”养父这么说。养父不怎么喜欢彭嫦娥，虽然他没有对她说过一个“不”字，但从他对媳妇的冷淡表情上，冯建军很清楚这点。
彭嫦娥住在娘家，但时不时抱着女儿来看看，反正就几脚路，说说话就走。她对丈夫的这个养父是十二分忌讳的。她非常清楚，当年不是她的天真，这个在她面前沉默不语的男人就不会坐牢。她现在在这两个男人面前是一只赎罪的羔羊，但同时又做好了拼搏的准备。现在最痛苦的不是他们父子，而是她!她的心此刻是紧锁着的，通向内心世界的那扇门上挂着一把重甸甸的将军锁，而钥匙又不知丢在哪里了。现在一切都听其自然，她对自己说。当冯建军批评她懒，而提出让她边在家里带孩子，边做点事情时，她没有反对。
“我爸爸想要我到H机械厂做临时工。”她一脸淡漠地斜视着他说。
冯建军不想让她和她的家人在一起，在冯建军看来，那是一只染缸，会把她妻子的爱情染成黑色。冯建军对她的感情有些复杂，又爱她，看见她心里又滋生出一些凄凉，仇限便从凄凉中产生，就跟冰从水中产生一样。但是他又需要她，甚至爱她，这种爱也许出自于情欲的驱动，一种动物本能的冲动。过去，有人总是把爱情摆在内容空洞的位置上，似乎爱情与肉体无关，把爱情拔高到形而上的位置上了，一谈到肉体就脸红，就觉得那是肮脏的事情，那是爱情中一个很无关紧要的环节。其实正好相反，如果没有肉体的爱又哪里来的精神的爱呢?精神的爱只是一种尊敬，例如我们爱教师。肉体的爱才是爱情。我们都知道，冯建军对彭嫦娥是先有肉体的爱——这种本能的爱是可以升华出爱情的，后知道她是彭股长的女儿后又派生出了一种扭曲的爱，这种爱里面有恨的内容。每当他把她拥在怀里，与她交欢时，他觉得她给了他一切而深深地爱着她，并十分真切地感到这是一种美。然而他平躺下来时，他又觉得要是她当年没出现在那件倒霉的事情中，他会更加好好地爱她，而不会对她生出一种恶毒的意愿。
第八节
养父冯清明离开他回益阳农村去的那天晚上，他生平第一次把这种恶意的思想付诸到行动中了。理由很简单，却很充分，那就是她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说，
比如说她没有说“爸爸，你好走啊”或者说“爸爸，我就不送了”。她当时正在房里捡场，把一些刨木花和木屑扫到墙角去留着以后生火用。那天下午因为有李跃进和刘建国在他家，替他粉刷墙壁，他没有发作。但是到了晚上，当李跃进和刘建国吃完彭嫦娥做的晚饭，又坐了会儿起身走后，他想起他送养父踏上一辆破旧的红客车时，他无意中瞥见养父那双话梅样混浊的眼睛里——准确地说乃眼角旁，挂着两滴晶莹的泪珠，而养父又抬起那只粗糙的右手，用大拇指去揩那两滴在阳光下闪亮的泪珠时，他开始计较了。“你怎么不送我爸爸?”他瞪着坐在床上的她，脸色自然是一片铁青。
她瞥他一眼，“你送了不就行了?”她无所谓地说。
“你真的做得出啊，”他计较她道，“我爸爸走，你连一声好走的话都不说!”
“那是你爸爸自己不理我。”她声辩说，“我几次想跟他说话，他总是掉过头去。我知道你们父子都对我有意见。”
“不是有意见，是恨毒了你。”冯建军怒火中烧地大喝一声，“不是你，当年我的养母就不会跳楼自杀，我爸爸也不会坐十年牢，变成瘸子。”
“你自己说那时候大家都小，大家都不懂事。你原谅我。”她很有火地看着他“现在你又这样说我!我晓得你不会原谅我的，我晓得你会记一辈子。我太蠢了。”
“你现在晓得了就好。”冯建军恶毒地望着她，“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生下这个孩子不?我就是要你生下一个反革命的孙子，气死你的那个鳖爸爸。”
她的画眉眼睛瞪得大大地瞅着他，“你天生就是个坏人咧，做好事!”她气愤地说，“我们离婚啰，明天我们就离婚，各走各的路。”
“你永远也别想和我离婚，跟你讲明的。你这一世只能是我的，”他理直气壮地指着她，“除非我死了。”
彭嫦娥站了起来，很生气地说了句“做好事”，就想冲出门。他抓住了她的胳膊，吼道：“你到哪里去，啊?”
“老子回去，”她侧过头来，很严厉地回答他说，“放开手。”
但是他把她推到了床上，对着她的脸就是一个嘴巴扇了过去。“你以为我会轻易地放你走?想得好。”他凶恶地说，又踢了她腿一脚。“你这小婊子。骚货。我要你这一世都记住今天的事。”他又一巴掌打了过去，打在她胳膊上。
她哭了，企图反抗他的暴行。但是她被他疯狂地摁在床上，拳头就跟落雨样打在她身上，使她无法还击。她感到骑在她身上的不是她熟悉的丈夫，而是一头野兽。这头野兽在恣意作践她!把她的衣服撕开了，恶狠狠地拧着她的肉。她只觉得疼，只觉得这个世界在天崩地裂。她看到的不是和她做爱时的丈夫，而是一头生活在人群中的狼。她不再反抗了，更加伤心绝望地哭了。
那种来自于养父身上的仇恨，随着拳头的倾泻同泉水样从指缝中流走了。她的眼泪水覆盖了他眼里的恶意，就仿佛草皮覆盖了沙漠。悔意从她的眼泪水中产生了，犹如河流产生了船一样。他呆呆地看着她，“别哭了，别哭了”。他说，企图伸出手去抚慰她。
“别碰我。”她哭道，“呜呜呜，你这样打老子，把老子不做人打……呜呜呜。”
“我自己鬼迷心窍，我不是东西。”冯建军说，“我是太计较那件事情了。本来我想克制……我这个人不是人，又爱得你要死，又恨你……请请你别别别这样哭。”
“我不要你假惺惺!”她哭着说，“你是这样打老子，你好毒呢，呜呜呜。”
“原谅我原谅我，嫦娥我求你原谅我原谅我，我保证从今以后，今生今世再不碰你一根毫毛了。”他乞求道，跪在她一旁，“就算我犯了一次错。从今天起，我们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我刚才太不是人了，我刚才太不是人了。原谅我吧嫦娥原谅我这一次吧，嫦娥嫦娥，我保证保证保证不打你了。我再打你就是畜牲畜牲畜牲他就这么乞求她说，为了不让她逃离出去，他用力抱住她，不准她起来，并拼命舔她受伤的脸，像狗一样……
第九节
这场打和被打的游戏把两人近期中的隔膜化解了，就跟水把冰化解了似的。养父在这里时，两人压根儿就没机会说话。睡觉都没在一张床上。他和养父住在这间房子里，而她就像当年做闺女一样，又住回去了，带着这个女儿睡在她曾经和她妹妹睡的床上，只是把她妹妹赶去和她姐姐去睡了。养父一走，两人才又恢复夫妻关系似的，睡到一张床上。那天晚上的故事是以性交结束的，因为只有性的结合才能使矛盾消融。身体的进入是和解的标志。“我保证不会再打你了，”当他带点强迫性质地进入她的身子时，他求她原谅说，“这个世界上，想来想去我最爱的就是你，嫦娥。”
她也觉得自己整个身心都在他身上，心是他的心，人是他的人，这个世界不就是他和她的世界吗?她的孩子不就是他的孩子?她的家不就是他的家?她闭上眼睛，开始认可他的抚摸并很快被他的情爱之火焚化了。她开始哼起来，这是她在交欢中第一次发出呻吟声，一种肆无忌惮的吟唤。他开始以为她是哪里疼，很快他就判断出这不是疼，而是一种本能的召唤，一种人性的回归!他更爱她了。“我更爱你了，”他激动地说，“更爱你，更爱你，更爱你了。你原谅我吗?”
她点了点头，“原谅你。”她说，痴迷地一笑，把自己完全置身在爱情的土地上了。
第十节
冯建军在自己家的墙上对外打个洞，又挑来石灰、砂子粉墙，养父又钉钉磕磕费心费力地做货柜，干得如此热火朝天，自然在小洋房内外就有点影响，一是吵了人家的瞌睡，二是一些人感到纳闷。“你房里对着街上打个方洞做什么?”一天傍晚，办事处张主任端着杯茶走过来问道。张主任早就有意见了，他家的窗户正对着这间小屋，这几天没完没了的钉钉磕磕的声音，吵得他没法进入午睡。恰好这几天他又患了热感冒，脑壳总是昏昏沉沉的，一直就想出来批评两句，今天精神好一点，就出来询问制造噪音的内容了。
冯建军走上去，很巴结地掏出一包大庆烟，扯出一支递给张主任。“张主任，请抽支烟。”他脸上灿烂地笑着说。
张主任接过他递来的烟，点上，进一步瞅着他问：“你打个洞做什么，军伢子?”
张主任的那张马脸上有了些皱褶，皮肉也松弛了些，从前黑油油的头发上，自然添了许许多多灰白，那双眼睛却更有老鹰味道了。冯建军一开始就怕这双眼睛，这双眼睛是幸福街权力的象征!这双眼睛看你一眼你也会感到它的分量。冯建军怕这双眼睛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一直喜欢着被这双严厉的眼睛庇护着的女同学张小英，至今还旧情难忘什么的。“我我我想想做点南南南食买买卖。”冯建军禁不住这双眼睛的盯视，脸一红，说话自然就结巴起来，仿佛是偷了东西被人发现了似的。
张主任同老鹰盯小鸡似地盯着他，“做买卖?”他说，“做什么买卖?”
“做南南南食烟烟酒酒之类……”
“你这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啊。军伢子。”张主任拉长马脸说，“早两年，在街上卖钓鱼钩子的人都被视为投机倒把分子，抓了关起来咧。这种事情是做不得的，军伢子。”
冯建军极恭敬的模样望着他：“所以我还要靠张伯伯抬我上路……”
“那你就莫找我抬，你这是要我犯错误。”张主任不客气地拒绝说，“军伢子，搞不得啊，我劝你莫搞这种投机倒把的事，慢点坐起牢来还不知道是怎么坐的!”
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很多人的思想还在“左”边那块萝卜白菜地里没拔出来。大家还抱着宁左勿右的观念行事，左是革命，右则是反革命。左，错了，不会缚去坐牢，革命允许犯错误!你左，只能证明你更革命，当然就更可爱。右则不行，右一步就是，“右派”，右两步就被视为现行反革命了，就是人民的敌人。所以大家都愿意左，站在左的立场上总不会错，这是那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获的人生经验。
第十一节
冯建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是个调皮学生，首先是小学生，然后是中学生，对宁左勿右的受益没什么切身体验，虽然他和我们那代人一并是左的思潮的受害者，例如没读什么书。但正因为没读什么书，思想就没受什么羁绊，也是因为年轻就更没什么禁忌了。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吗?不是，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手握实权的人都是中老年人。这些人手中端着茶，或者捧张报纸，坐在办公桌前或沙发上发号施令，作这样那样的指示。这是全中国的人都有目共睹的。但年轻人却对这个社会的前进起着推动性作用，他们是历史车轮的润滑油，他们总是使老如世故的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的中、老年人目瞪口呆，就因为他们年轻!古人云：初生牛犊不畏虎。我就拿这句话来形容像冯建军这样的个体户吧。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的商海潮中，从事小个体经济的人，十之八九是年轻人，而且均是坐在办公室里的人看不起的调皮下家(长沙土话，二流子的意思)!这些人没职业，没工作，而且很大一部分都是劳改释放犯，他们是迫于生存而走上了个体户的道路。那时候全中国的工人、干部和教师还没有经商意识，更谈不上经商热情。十余年后的今天，当然就不同了，不但工人、干部和教师纷纷舍弃职业下海浮游，连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硕士或博士毕业生，也顾不得一切，从十米或更高的跳台上一个燕式跳进了海里，当然有的就跌得鼻青脸肿或者肚皮翻白什么的。这几年报纸上说，全中国人都在经商，都充满了经商意识，在商海中拼搏，眼睛盯着别人腰中的荷包，这话可是很正确的。
第十二节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又移到冯建军身上。冯建军是一只初生牛犊，尽管张主任
在他脑壳上敲了警钟，但他却用他那两只尖尖的牛角顶住了张主任那番话的压力。我要吃饭，这个个体户的先驱者这么坚决地想到，我总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把自己活活饿死。再说人要吃饭，你们不给我工作，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这个思想虽然简单，但却很有力地盘踞在他脑海里，就如一支军队占据了某处制高点，顽强地控制了他。那天晚上，冯建军坐在门口抽着烟，脑海里有两股势力斗争着，一股势力代表着他的本性，那就是不理睬张主任，不去送礼;另一股势力来自于世俗观念，很强大地驱使着他的两条腿往张主任家走，去厚着脸皮送礼。一种势力说：怕什么怕，最多就是抓去关几天，教育一通然后又放出来。另一股势力说：还是去拜访拜访张主任有好处，因为认这个山头和不认这个山头是不同的，毕竟他是办事处主任，手上有权!一种势力说：你送礼过去，他保证不会接，因为他会认为这是犯错误，所以不必要去碰这颗钉子。另一股势力说：送去他不要是一回事，不送又是另一回事，因为你不买他的账他就会不舒服。送礼是一种客气，意思要到位。我只说我是没有办法才走这条路，又不是别的。他就这么比较来比较去地想着，最后他问彭嫦娥说：“你看到底送礼给张主任不?你凭直觉说看?”
彭嫦娥当然主张送礼，“当然要送，这还要问。”她说。
“我又怕他不接，”他烦恼地摇摇头，“要是他不接，我就进退都不是人了。”
“你在张主任面前本来就不是人。”她客观地说，“就算他要你把礼提回来，也只有几脚路。但是尊敬他的意思还是到了，他是办事处主任。”
那天晚上九点多钟，冯建军提着一对德山大曲和两条大庆烟(三元钱一条)，走进了张主任的家门。他没有敲门就走了进去，那是夏天，门开着。当时还没有电风扇，跟夏天作斗争的惟一方式就是门窗大敞，或用蒲扇驱赶燠热。张主任正举把蒲扇坐在竹铺上看报，打着一个赤膊，戴副老花眼镜。“张主任。”冯建军毕恭毕敬的模样说，手上提的礼品怕羞似的放在腿后。
张主任当然注意到了他手上有东西。“坐吧。”张主任表情淡漠地放下了手中的报纸指着一张竹靠椅说。
冯建军不得不把手中的礼物摆在张主任家的饭桌上，“张主任，做晚辈的一点小意思。”这在当时并非如他说的小意思，因为这花了十元钱啦!张主任那时也就是四十五元一月，却要养一家人。十元钱在那时候相当于现在的好几百块钱呢。当时学徒工一个月还只十八元工资;大米只有一毛四分钱一斤，白菜二分钱一斤，鸡蛋五分钱一个，猪肉九毛钱一斤。十元钱可不是小数目!
张主任知道他的用心，他那间房子己经打了那么大一个洞，那个洞可不是为了通风用的。张主任严肃着自己的马脸睨着他，“你买这么多东西来干什么?”张主任批评他道，“提回去提回去，我是不搞这一套的人，军伢子你要晓得。”
“张主任，您是看着我军伢子长大的。”冯建军嬉皮笑脸地说，“我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您还教育我少了?您那时候时常批评我的话，我都记在心里的。您就当是晚辈孝敬长辈，这总没关系吧?”张主任的耳朵很受用，那鹰一样盯他的目光自然就慈祥多了。这毕竟是喜人的礼物，烟和酒都是他日常生活中需要的。这位二十多年前在朝鲜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志愿军战士，在生活中只对两样东西感兴趣，那就是烟和酒。由于他的经济基础只这样，平常他只抽大红花(一毛八分钱一包)或者抽更差的红橘(一毛三分一包)。大庆烟，是长沙卷烟厂生产的名牌，是当时的高档烟。张主任只在几次开会中抽过几次，入口很流畅，味道也很纯正。那个曾经企图将张小英摁在床上干那种事的冯建军在任何场合下都不会使他愉快，但大庆烟却让他有舒服感，甚至说有了些美好的追求和向往，那就是他觉得他马上就有好烟抽了。
“军伢子，我知道你是为开店子的事来找我，”张主任扬起马脸瞥着他，“但这种事是干不得的，搞不好就要犯错误。我先喊醒你。”
“是的是的。我知道，张主任。”冯建军说，“但我现在是一家人都没有饭吃，不做点小买卖，我的细伢子就会饿死去。实在是没别的办法。”
“但这可是犯错误的事，现在我还没听说哪里有私人开店子的事。”张主任说，“我不敢为你挑这个担子，国家也不允许的。”
冯建军看着他，脸上升起了一片悲哀的雾霭。
“这笔钱喂狗了。”他回到家里时，小声对彭嫦娥说。“他不同意。他怕犯错误。”
她瞅着他，一边把衬衣解开，一边把婴儿的嘴凑上去。“张主任还说了什么?”
“他要我把礼物提回来，”冯建军皱着眉头，“但是我既然提到他家里了……我就是心疼这笔钱，可以让我们吃两个星期饭呢。他妈的，白送了。”
第十三节
冯建军的这份厚礼没白送，当冯建军打算去坐牢地麻起胆子开起店子来后，张主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住在这幢房子里也装做不知道。当有的街道办事处干部觉得这不是个好苗头，询问张主任此事时，张主任仰起马脸回答说：“这事只能看上面怎么处理。两口子的工作都被开除了，这也是一个具体问题，人家要吃饭呀。”
这个“具体问题”就是默认他就开他的店子吧，只要上面不闻不问他就不管。
冯建军成了幸福街第一个做生意的。那时候全长沙市的热情都投放到大学里了，一双双眼睛都扫描着各所大学的门槛，大报小报除了报道国家大事外，就是报道谁谁谁家的子女考上了重点大学，谁谁谁家的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什么的。那时候人们的思想都很传统，都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或“读书做官论”的思想。虽然这种思想是受到批判的，但它确实是真理，古代时候的中国读书人，一考上状元，就可以做大官，甚至做一人人之下万人之上丞相，这种故事在民间流传太广了。这是一种文化，一种儒家思想的文化。这种文化世世代代传下来，在老百姓的脑海里生了根，拿把铲子去铲也铲不掉。没有人注视冯建军他们这种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这个社会大家庭抛弃的一小撮，是许许多多家庭不屑于拿正眼去看的垃圾。的确，那几年正经人是不做生意的，十之八九是劳改释放犯，或像冯建军那样被单位开除及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少许好点的也是没工作而在社会上待业的人。这些人没有工作，没有社会地位——在这个社会大家庭里感觉不到温暖，甚至有的还没有老婆孩子，对于他们来说翻了船也只是脚背深的水，翻船不翻船都一样，所以不存在思前顾后和顾此失彼。这一小撮“垃圾”却成了中国大地上改革开放的先驱者，率先响应中央号召并积极投入的就是这些人。事实上，在历次改朝换代或历史转换时期，例如推翻清朝政府建立国民政府及推翻国民政府建立新中国，他们都扮演了勇士和冲锋陷阵的生力军。他们看上去如散兵游勇，但集结起来却是一支所向无敌的大军。这个世界不能轻视他们的力量。
第十四节
冯建军开店子并没引起当时把眼睛盯着大学门坎的街坊邻舍的妒忌，先只是让他们吃一惊，接着他们马上就感觉到了它的方便。从前买烟买酒或买点零食什么的，都要跑到街上的什么南食店去。有时候来了客，自己要陪客，打发细伢子去买烟买酒，又不是很放心，担心汽车什么的。现在来了客，或自己发懒筋，打发细伢子来冯建军的商店买东西，心里就比较踏实，因为这不要过车辆穿梭的马路。“军伢子，你下次去进点酱油和味精来。”有的人说，“省得我们往酱园里跑。”
“好好好。”
“军伢子，进点草纸什么的。”有的中年妇女提出要求说，“还进点盐。”“好好好。”
“屋门口有个店子还是很方便咧。”有的邻居说。
这无异于是鼓励他把这个小副食店发扬光大，受到街坊邻舍的肯定，他那颗不怎么安稳的心就渐渐安稳了。“总而言之，我主要是为人民服务。”他油嘴滑舌地对一些来他店里买东西的人说，“方便他人就是方便自己。我是没办法而为生存。”
冯建军自己都没想到，他开这个店子，迅速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原以为买卖会做不下去，然而做得很好。有时候晚上十一点钟了，还有人敲板子买烟或零食。“买烟咧买烟咧，”那些熟人大声大气地喊道，“军鳖，快点。”
国营商店是不会在晚上八点钟以后继续营业的，但冯建军开的这个店子却可以在深夜也营业，就是睡下了，两口子也爬起床，方便来者。一天晚上，粗声敲板子的却是刘建国，他来买烟，那已经是十二点还有多了。冯建军打开门让他走了进来。这是十月里的一天，刘建国从知青点回家过国庆节，过完国庆节后又逗留在城里玩。“建军兄，”刘建国看着他，“你这一个月能赚得好多钱?”
“只吃得饭。”躺在床上的彭嫦娥抢着回答说，“一个鸡蛋饼才赚一分钱，一包飞虹烟才赚两分钱，一盒火柴才有几厘钱的收入。”她淡化一切道，“只吃得饭。”
刘建国同情地瞥着他们，“只能赚这么一点?”_他说。
冯建军正想趁机卖弄说“那不止”，彭嫦娥又开口道：“没办法，要活下去。”
刘建国抽完一支烟走后，彭嫦娥说：“要学会财不露白。财露白就遭人眼红，晓得不?你不要把真实收入告诉刘建国和李跃进他们，免得他们到处说。”
彭嫦娥尽管是个普通女人，但对这些事情却有本能的敏感。她相信这个世界是“枪打出头鸟”的世界，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个道理老人们说得很清楚的。“他们也许不会嫉妒你，”她又说，“但是他们一说出去，别人就会搞你了。我们一个月有几百块钱收入，办事处张主任一个月的工资还只四五十元呢。你去想啰。”
“他们是我的结拜兄弟，应该为我高兴。”冯建军这么想道。
“正因为你们是朋友，你就越劲不要说。”妻子一针见血道，“刘建国和李跃进跟你一样都是男子汉，你自己将心比心地想想，假如刘建国一个月赚几百块钱，你自己会过得不?你会过不得的。你想想啰。”冯建军不吭声了，瞟着比他还有头脑的妻子。事情倒过来的话，他确实会心里不舒服，至少会恨自己没用。“是吗?”他自语说。
第十五节
过年边上，张主任走进他家买烟，“军伢子，”他说，“你写份报告来，等过完年，你要去南区工商局办个营业执照。不然就会有点麻烦了。晓得啵?”
“是吗?”冯建军瞧着这张长长的马脸，这张脸可是幸福街的“上层建筑”什么的。“这要办营业执照?”
“当然要办营业执照，现在像你这种开店子的人也不是一个，总要归口到一个单位进行管理。”张主任吐口烟，“总不能就这样泛滥下去。你写份报告来，我盖个章，你自己去工商局办个手续。上面对你们这种人，已经有了放宽的政策，我告诉你。”
“谢谢谢谢。”冯建军马上感谢道，忙拿烟敬他。
张主任接过烟，点上，就掏出钱要交买烟钱。冯建军忙将他拿钱的手推开，“张主任，送一条烟给您抽也只这么大的事。”冯建军说，“不是您，我冯建军哪里有今天!”
“这样不好吧?”张主任有点进退两难的模样，“还是不要搞这一套吧。”
当然还是搞了“这一套”，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冯建军知道张主任虽官不大，但在幸福街还是有威信的，在办事处说一句话，很响的。自从他从朝鲜战场上转业回来后，就一直在幸福街当主任，之所以没上去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还有可能是命里没有官运，有的人学历低，但也做了大官。冯建军敬畏他，是从小时候就开始的，好像孩子敬怕父母，他看见他这张严肃的马脸，自然就矮了八寸。“我总有点怕张主任，”冯建军对妻子说，“小时候就怕他，怕惯了。”
彭嫦娥一笑，“有什么好怕的?不就是个街道主任!”她说。
“我怕，我小时候就怕他。”冯建军又这么说。
那天晚上八点多钟下起了大雨，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在长沙街头横行来横行去，把街上的人扫荡得干干净净的。大雨把人都留在家里了。九点来钟，两口子把板子关了，坐在床上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我们好久没干这种事了，”他说，“有半个多月了吧?”他把她的脸捧在手里。
“上个星期我们还做了这种事，”她瞥着他的脸，“还没半个月。”
“我不记得了。”他说，开始抚摸她的鹅蛋脸，她让他抚摸，把头偎在他怀里。他的手便开始向她胸脯上探去，揉捏着她那两只蓄着奶水的乳房，结果手指一碰上小乳头，奶水便涌了点出来。“让我试点奶子味道?”他瞅着她，“我还从没试过味。”
她一笑：“奶子是留给你女儿吃的。”
“我只试一点。”
他开始剥她的衣服，接着就把头埋到了她柔软的胸脯上，用嘴唇含住了她的小乳头，不觉就吸了口。他觉得奶子并不像他想象的甜，相反是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还有点腥气。“不好吃。”他说，抬起头，看着闭着眼睛的她。
她睁开眼睛，一下就搂住他的脸，在他脸上亲了下。“我要你。”她猜测说，“今天晚上不会有人来吵我们了，落这么大的雨。”
冯建军便很振奋的形容，毫不犹豫地向她的身子里挺进……
第十六节
冯建军写了一份报告，写明自己是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开了这个南食店，并就此给自己开的这个南食店取了个名字叫“鸿运商店”。张主任大笔一挥，又要他拿到办公室盖了个红印，隔了两日冯建军便怀里揣着这份报告，去区工商局办理营业执照的手续。那是年后一个阳光很好却很寒冷的上午，冯建军骑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单车，穿着一套华达呢的中山装，很精神地走进了区工商局办公楼。这一天，本来可以像他生活中的许多天一样不去描述，但他在这天上午认识了一个后来使他身陷囹圄的朋友。这个朋友姓王，小名王连举。王连举也是1958年出生的，长相颇像《红灯记》里那个叛徒王连举，恰好他又在中学里演过被一枪打死了的王连举，于是大家便叫他“王连举鳖”。冯建军那天上午走进工商局的一间办理这种手续的办公室时，办公室的一个干部说：“你等一下。”说着就走了出去。冯建军就坐在人造革沙发上等着，掏出一包大庆烟，点上一支吸着。如果当时那位工商局的干部给他办了，他就不会认识这位长相像王连举的王向阳。那么他的故事可能就会很平淡，但是王连举让他的故事变得坎坷而复杂了。
那天上午，冯建军坐在工商局那间办公室的沙发上抽第二支烟时，王向阳一脸谨慎的模样走了进来，拘束的形容笑了笑，递上一支烟给冯建军说：“同志，请抽烟。”他以为冯建军是工商局的干部。
冯建军接过了这个年轻人的烟，立即说：“我不是这里的，我等人办执照。”
他马上宽松地一笑，表情活跃起来。“老兄贵姓?”他问。
“姓冯。”
“我姓王，名向阳。小名王连举。”他说，“你觉得我像不像王连举?”
冯建军瞥他一眼，立即觉得他像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那个叛徒王连举。“我叫冯建军。”冯建军自我介绍说，笑笑，“你老兄说话很有味啊。”
“我是个直人，一根肠子通屁眼的直来直去的人。”王向阳说，很海的样子抽口烟，“说话不晓得转弯抹角。”
“我也是个直人。”冯建军一笑，表白说，“在朋友中直来直去的。”
他们认识了。
办完营业执照的登记手续后，两人走出来，恰好都是骑永久牌同种型号的单车：“你老兄住在哪里?”冯建军先问他。
“住在南门口。”王向阳一笑，“兄弟住在哪里?”
“幸福街。”冯建军说。
“哪天得空到你家去玩看，”王向阳折过头来瞥着他，“欢迎不?”
“只管来，朋友不怕多。”他回答说，“一句老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第十七节
几天后，这位小名王连举的朋友真的来玩了。那是个晴朗的下午，当时李跃进也在他家里，手中抱着冯建军的女儿逗笑着。王向阳穿得很不含糊，黑呢子大衣，内里一件高领淡黄色毛衣，脚上一双靴子，戴着白手套，就跟电影里的纳粹走进来一样。
“你好你好。”冯建军花了几秒钟工夫才认出眼前这个人，“进来坐进来坐。”
“就站在门外也行，你屋里点点大。”王向阳偏着头说，
“点点大，坐的地方还是有。”冯建军笑笑，“进来坐，站在外面，哪对得住你的。进来进来。”他对看着他的李跃进说，“这位朋友名叫王向阳。”
“你就介绍叫王连举就是。”王向阳似乎以他像《红灯记》里的那个叛徒王连举为荣，说完嘿嘿一笑，“朋友贵姓?”他问李跃进说。“我叫李跃进，”李跃进说也嘿嘿一笑，“大跃进那年生的，属狗。呃呃呃，”他又逗着冯建军的女儿，瞪着说，“骑马嘟嘟嘟……好玩吧，明明宝?”
明明还只有一岁，不会回答这位叔叔，但却很快活地笑了笑。王向阳瞧着他逗女孩，接过冯建军递来的烟，点上。这时，上公共厕所解手的彭嫦娥走了进来，一张红灿灿的脸当然是让人人喜欢的。“来，妈妈抱。”她对李跃进手中的明明说，伸出了两只手。
“我堂客。”冯建军向王向阳介绍说。
“哎呀，你蛮走桃花运啊，不但有个漂亮堂客，还有女儿了。”他大大咧咧地说，
看着冯建军，“你还只二十岁吧?”
“嗯啰。”冯建军一笑，对折过头来瞥一眼王向阳的妻子说，“王连举，我在工商局登记营业执照时，结识的新朋友。王连举，你住南门口什么地方?”
“碧湘街口子上。”
“碧湘街在旧社会是一条妓女街，”李跃进说，“我听一个老人说的，他说现在玩都没地方玩了，那个老鳖说，年轻的时候一点钱都丢在碧湘街的妓女身上了。”
王向阳觑一眼李跃进，那种目光是不屑做朋友的目光。王向阳的母亲就是碧湘街的妓女，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强迫从良的。这事冯建军后来才知道。“现在那里再没妓女了。”王向阳说，“政府不允许这个社会有嫖客和妓女。”
“允许的话，我还会在这里!”李跃进毫不含糊地一挥手，“那我不去玩去了!”
“你们不要说这些废话好不?”彭嫦娥说，不悦地望一眼很兴奋的李跃进，“要说你们到外面去说，莫当着我的面说这些话，听起耳朵不舒服。”
三个人就一笑，便开始说一些打架方面的事了。“早一向，八一广场上面打群架，”李跃进显得很懂这一本正经地说，“小西门马脑壳队的与解放四村的一群小青年哥哥，约在八一广场打，马脑壳队的一色的马刀，解放四村的提着扁铁和铁棍，好威武咧。”
“小西门马脑壳队的那班人，我都认识，”王向阳说，“小西门就在我们那里。你说的这一架又没打成，解放四村的那群人把打架的地点出卖给了治安指挥部，两边的人还只是刚刚拿出家伙，治安指挥部的就赶到了，架没打成就散了。”
“不过解放四村的那班人里，有两人我熟。”李跃进说，“他们说他们用铁棍打晕了马脑壳队的两个人，还一铁棍把马脑壳队为头的脑壳打开了。治安指挥部的是打架打到节骨眼上的时候，一汽车赶来的，来了四五十个，一个手中一根很长的棒子。”
“绝对没打成，我晓得。”王向阳不屑他讲的故事道，“马脑壳队的人还会服解放四村的行吧?根本就没打成大家就跑了。这件事情我很清楚。你是讲故事啰。”
“讲一筒卵咧。”李跃进生他的气说，“你又不清白这件事。我还不晓得!”
“你清白，我不想争。”王向阳冷笑一声，一脸鄙夷的神气扭开头，看一眼冯建军，“这叫做霸卵蛮。”他的意思是李跃进在这里讲鳖话!
李跃进还在小学时代就是个好斗的人，一张嘴虽然不会说话，但总想把所谓问题争赢。现在大了，又练了给自己壮胆的铁砂掌，就更好斗而且喜欢翻脸了。因为素不相识的王向阳说他什么“霸卵蛮”——这是一句带象征意味的骂人话，脸就红了起来，目光就横来直去地盯着王向阳，“你霸卵蛮咧。”他生硬地说，“你以
为你们小西门的马脑壳队蛮狠是吧?毕竟只是背着锈刀扁铁的马脑壳队，又不是铁脑壳队!你还说不想跟我争，我想跟你争?说起这号有味的宝话，你不清白咧。”
“我不清白，我不清白，”王向阳说，眼睛往上一翻，“兄弟清白，这总行吧。”
冯建军以大哥的身份自居道：“李跃进，我一开口就要说你几句。你随便什么事都喜欢争个高低，你这号毛病越来越严重了。”他又瞥一眼王向阳，“他是我的新朋友，你又是一副要搞赢的样子。少好点强看，你这鳖?”
李跃进对冯建军打个拱手：“好好好，再不争了。
第十八节
三人到街上的异南春饮食店吃饭，冯建军请客，点了几个莱，又要了三两酒。这是因为三个人都不会喝酒。“你们都是我的朋友。”吃饭的时候，冯建军讲明关系说，“王向阳看上去也是个讲义气够朋友的人。这以后，大家有什么事情就相互帮忙。”
“人活在世上就是玩朋友的。”王向阳大气的模样昂起头，“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我这个人，朋友是摆在第一位的。我欣赏宋江，为朋友慷慨解囊，所以在梁山泊上，被众英雄好汉推崇为第一位。宋江又没什么武艺，纯粹是凭仁义吃饭。”
“我最喜欢韩信这人。”冯建军说，喝口酒，“真正做到了大丈夫能屈能伸。”
“我喜欢李元霸，天下第一条好汉。”李跃进向往的样子喝口酒，“真英雄一个。”
“这些好汉我都喜欢。”王向阳笑笑，“当代英雄里，我最喜欢广州军区司令许世友，他是少林寺出家还俗的和尚，曾是毛主席的警卫，能飞檐走壁。”
“我也佩服许世友，”李跃进只佩服身怀武艺的人，“我还佩服柳松年，要是我早生二十年，我就可以拜他为师，学点真本事。我师傅只佩服一个人，就是柳松年。”
三个人谈古论今地说了很一气，临了，一桌饭吃完，三人走出来，大大咧咧地向文化电影院走去。王向阳要请他们看场电影。“你请我吃饭，我请你们看电影。”王向阳说，表示他是个不愿意欠人情的男子汉。
1979年初时，电视机还没有大规模地走入家庭，看电影仍然是主要娱乐之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长沙市悄悄兴起了跳交谊舞，很多年轻人都自发地组织跳交谊舞，或者寻找跳交谊舞的地方。长沙市当年有个五一广场，广场上有个很宽的大理石台，台中央立着一个很高的毛主席花岗岩像，那是艺术家用锤子和凿子凿出来，屹立在长沙市五一广场坪中的。那是很光滑的大理石台，适合跳舞。于是一到晚上，不少年轻人就满怀兴致地提着录音机，一群一群地走到毛主席像下跳“文化大革命”中禁止跳的交谊舞，快三快四地在上面转着，嘻嘻哈哈的，很热闹和风趣。当然就招引了很多年轻人向那里拥，把个五一广场围堵得水泄不通，汽车无法通行。这既是一种娱乐，又是一种情感宣泄，一种示威，因为被禁止的活动终于可以冲破了。这一度让长沙市政府非常头疼，因为这帮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年轻人太没有道德观念了，在那里瞎胡闹乱跳，把个交通要道堵得汽车没法经过。后来是这帮跳舞的年轻人在毛主席雕像下，胡作非为，甚至大胆调戏身旁的姑娘，弄得争风吃醋，打了几次很大的群架，市公安局才作出禁止在此处跳舞的决定。
那天晚上，冯建军、李跃进和王向阳便在毛主席像下，参加了一场很紧张的打斗。三个人走到文化电影院门前，一看电影告示牌，发现电影是他们三人都看过的一部罗马尼亚电影。“看过，”冯建军说，“没什么味。”
“不好看。”李跃进失望地摆了下头，“我喜欢阿尔巴尼亚的电影。”
“那就去五一广场看跳舞去不?”王向阳望着他们，“你们去玩过没?好多人，都是青年哥哥和青年妹子，好热闹的。”
冯建军看了眼街上，一些店子已经关门了。天蓝幽幽的，一弯钩月悬在远远的屋顶上。前面一家锅饺店里，飘过来阵阵锅饺的香气。“我随便，你呢?”他问李跃进。
“去看看，反正没事。”李跃进摆摆头说，也望一眼业已冷清的大街。
第十九节
三个人在一家南食店买了三包葵花子，一路嗑着，很随意和高兴地沿着黄兴路向五一广场走去。黄兴路在长沙市一直是条繁华热闹的街，是一条被视为“黄金地带”的街。这会儿，也许别的街上已经没什么人走动了，但在黄兴路上，人影憧憧，照样是一派喧哗。三人不一会就来到了五一广场，还没到，就觑见那儿有一大群人，黑压压一片，很有点壮观。“好热闹啊!”李跃进一看见这种场面，就不由得兴奋起来了。
录音机里飘出来的舞曲声和人群的喧闹声同海浪一样打在他们脸上。一个没有见过大海的人，看见汪洋大海心情是很激动的。他们就是三个没有看见过“大海”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有很多热闹场面，例如组织群众去参加对坏人的宣判大会，又例如组织群众国庆节游行，还例如组织群众去广场上接毛主席派人送来的蜡芒果等等。但是那都是有组织的活动，有纪律约束，甚至还到处有胳膊上戴红袖章的人维持秩序，不是一种自由和自发的活动。现在出现在他们三人面前的却是一种可以充分宣泄自己情感的活动，一种大家聚在一起，蹦蹦跳跳表现着自己的娱乐活动。毛主席的雕像下聚集着近千人，大嚷大叫，玩得很开心。这充分感染了他们。“进去跳不?”王向阳问他俩。
“我不晓得跳舞。”冯建军不好意思地一笑。
“我也不晓得跳交谊舞，”王向阳说，“这要什么紧，进去一通乱跳就是。”
“先上去看看，”李跃进兴奋地一昂头，“走啰，不要怕，跟着音乐一顿跳就是。”
三人就挤上了毛主席雕像下的那处光滑的大理石坪台，这是一处比马路高二尺的大理石坪台，东南西北有四处石阶，上面是大理石的栏杆。很多年轻人便在雕像下跳着舞，跟着一喇叭或二喇叭的收录机狂蹦乱跳，有的人教，大部分人学，舞步都是很笨很拙劣的。但是有两个老一点的青年哥哥跳《天鹅湖》，却跳得很好。嘭嚓嚓、嘭嚓嚓，跳得很好，很多人都围着这两个人看。这两个人的脚下有一台二喇叭收录机，《天鹅湖》的音乐就是从他们脚下的收录机里飘出来的。他们跳得很痴迷，脸上飘扬着自我陶醉的笑容。他们都是高高的个子，腿很长，舞步在那个环境里当然是上乘又上乘的。冯建军、王向阳和李跃进就围在旁边看，一些年轻人则在一旁模仿他俩的脚步跳着，当然是跳得不堪入目的。这两个年轻人在那天晚上惹了麻烦，引起了一场胡挤乱打的斗殴。他们的舞步吸引了几个姑娘，几个姑娘站在一旁非常热心地看着这两个人跳舞。冯建军只听见一个青年走上来粗声粗气地喊一个姑娘说：
“走啰，尽看什么!”
那姑娘肯定是没有走的，若走了后面就不会发生械斗。那已是晚上十点多钟的样子了，但是五一广场毛主席的雕像下仍聚集着相当多的年轻人，当然是疯狂地跳舞和嚷嚷叫叫什么的。但是忽然两个跳《天鹅湖》的年轻人脚下的那台收录机被谁一脚踢倒了，并且还被人踩了一脚。优美的《天鹅湖》乐曲声就戛然而止了。拥有收录机的那个调《天鹅湖》的年轻人，很自然地从终止的音乐声中清醒了过来，脸上的表情就很不好看了，对着站在收录机旁的几个年轻哥哥。“是哪个踢我的收录机?”他问，声音很气愤。
没有人愿意回答这种凶凶质问。
“哪个踢老子的收录机?”跳《天鹅湖》的年轻人继续逼视着那几个人说。
坏事就坏在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个子比他还高一点，以为自己力大无比。“是你不?”大个子质问站在收录机旁的一个矮个子年轻人。
矮个子年轻人倒不惧怕他的高大，“你有点宝!我踢你的收录机巴卵。”这是一句含骂人性质的话，至少是一种对对方不礼貌的话。
大个子在众目睽睽下脸挂不住了。“你这小杂种，没打得吧?”他以为自己不但舞跳得好，还是大力士。他伸出手拍了下矮个子的肩膀。那是小看对方的意思，因为拍肩膀是表示，他这副样子和他打架还不够格。
但是矮个子觉得自己够格，人矮心不矮。“你莫拍啊拍的。”矮个子不客气道，“你莫以为你个子高就耀武扬威，招呼把你做神经打就是的。”
大个子叫一声“咦呀”，又拍了下矮个子的肩膀。矮个子对着他的肚子就是一拳，大个子挨了这一拳，右手就一拳砸下去，打在矮个子的脸上。于是矮个子那边的人参战了，一个站在矮个子一旁的年轻人给了大个子胸脯上一拳。架就这样打开了。跳《天鹅湖》的大个子是最开始在五一广场上跳舞的年轻人中的一个，自然就认识一帮朋友，他们的朋友迅速就投入了打斗，矮个子那帮人却是在街上瞎混的调皮角色，也有一大帮朋友介入了进来，开始打架还有目标，到后来就是乱打了，因为人多，大家散不开，难免不一脚踢过去，本意是踢对手，由于对方闪开了却踢在他人身上。冯建军是这样挨了一脚，只是骂了一句，并没还手。但当他一不留意又挨了后面挥过来的一拳(打在他的后脑壳上)，他的火气就爆发了。他反转身，不管是谁的打了对方一拳，那个人却怒骂道：“老子又没打你。”紧接着就还击了他一拳。
冯建军忙照着他的脸一拳砸下去，对方大叫一声“咦呀”，也打了冯建军脸一拳。李跃进走上来帮忙，对方也走上来一人帮对方的忙。王向阳也冲上来帮忙，五个人打成了一团，成了这场大斗殴中的一支分流。整个五一广场，毛主席的雕像下，人群打得不可开交。不是几十人打，而是一两百人参入了这场要死要活的群架，有的人也不知道是跟谁打，反正是晚上，见人就打。只听见这样的声音从这里那里飞出“你打老子啊”，当然就全力以赴地还击，于是“哎哟”之声又从这里那里飘出来，再就是打架发出的喘粗气和拳头打在肉上的嘭嘭响的声音……
第二十节
好几个月后，当他们几个人游完泳，坐在湘江边的木排上，边领略着河风的轻抚边回忆这次打架时，李跃进深情地吹起了口哨，为自己那天晚上被抓了起来而满脸凄凉。他的脸比先前瘦了许多，露出了杵杵的颧骨和宽大的下颌骨，目光很灰暗，一下子蠢了很多一样。他吹了气口哨，望着暮霭沉沉的天空，带着玩笑的口气对何斌笑笑说：
“治安指挥部的人对我说，搞得我脾气来了，判你三年徒刑，你不老实啰。”
“你白白关了三个月，真不抵。”何斌瞟着他，目光很同情。
李跃进那天晚上没有跑脱，被治安指挥部的人抓获了。那天晚上，五一广场打大架的消息，迅速就被治安指挥部的人获悉了(有人打电话报告的)。当然就开来了三汽车治安指挥部的人，见这群年轻人打得不可开交，便冲到毛主席的雕像下，对着天空鸣了几枪，接着就驱赶和抓捕。大家听见枪响，忙作鸟散状逃跑。李跃进运气不好，是那些没跑掉的人中的一个。当然就被关了三个月。本来要定罪判刑的，因为他们竟敢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雕像下大打出手，这影响极坏，又可以视为是严重破坏社会治安。但是找不到“罪魁祸首”，那两个在毛主席雕像下肆无忌惮地大跳《天鹅湖》的高个子青年谁也不认识，都只是面熟，而他们却是这次械斗的真正肇事者。肇事者没有落入法网，当然就没法定案。当治安指挥部的人审问这些倒霉蛋，是谁竟敢在大庭广众下，无法无天地领头打架时，差不多人人都交代说是“两个跳《天鹅湖》”的。而跳《天鹅湖》的两个高个子却不在这批被抓获的人中间，这个案子当然就没办法定下来，关了几个月，教育了一顿，最终又把他们放了。
“你实在是个灵活人，”何斌不相信的样子看着李跃进，“你怎么那样倒霉?”
“我其实已经跑下来了，”李跃进回忆那天晚上的情景说，一脸凄苦，“但是冲上来两个治安指挥部的人，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我想反抗，另一个治安指挥部的人，一棒子打在我脑壳上，打得我眼睛冒金花，身上没一点劲。”
“我是看见他们一冲上来，就晓得不对头。”冯建军说，瞥一眼李跃进，“我要你赶快跑，你没听见。王向阳都听见我喊你的声音。”
王向阳说：“我听见了。一个穿公安制服的走上来，我看见他从枪套里拔出枪，对着天空就是几枪，一颗子弹还打在毛主席石像上，打得火星一飘。我就是那时候跑的。”
“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公安人员会被枪毙去。”冯建军深有体会地道，“我养父只是拿竹竿捅瞎了毛主席像的左眼睛，就判了十年徒刑，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这是搭帮毛主席死了，不然的话这个公安人员会背臭时。”何斌很有把握的样子说，“人都会被搞蠢去。”
“真的是搭帮毛主席死了。”冯建军相信何斌的分析道，瞥了眼暮霭沉沉的天空。“现在我看见好多人的撮箕里都有撕烂的毛主席像，要是早几年，那下得地哎?”
“时代不同了。”王向阳说，“要是那个时代，在毛主席像下打群架，那还了得!起码都得判个四五年徒刑。这是对毛主席极端不忠，下得地!”
“‘文化大革命’中，哪个敢在毛主席像下打架?”冯建军可以肯定地说，“也没有人有这样的胆子，除非他是想死了，去毛主席像上找死。”
四个人坐在湘江边的木排上，就这么敞开胸怀地说着话，这是仲夏的一天傍晚。直到天完全黑了，对面的灯光跟天上的星星似的闪闪烁烁，大家又跳到河里游了刻把钟泳，都感到肚子饿了，才起身回家。
第二十一节
幸福街离湘江边上不很远，十分钟的样子他们便走近了家门口。冯建军走进自己家时，岳母正端着一只小塑料杯子，喂明明牛奶喝。岳母穿一件鱼肚白衬衣，一条蓝绸子裤，一看见他，脸上就一脸正经和不屑。岳母曾经对他直言直语说：“我不是冲嫦娥和明明，我到你家来巴屁。”意思很明白，就是请她来她都不会来。
“妈妈。”冯建军叫了声。
岳母看他一眼，又继续喂明明喝牛奶。冯建军不明白岳母为何对他成见这么深，就算他以前在她鼻子底下骗了她女儿，现在也应该消气了。事实已经摆在她眼前了：她女儿是他妻子。但生性骄傲且一度也是小美人的岳母却好像在无视这个事实一样。冯建军心里既感到好笑又有点气。但无论怎么说，他还是以胜利者的宽大胸怀接受了岳母的这个态度，他不止一百次地这么想：你绷起一副脸只这么大的事，反正你女儿是我老婆。
“你们吃饭吗?”他折过头问彭嫦娥。
“没有，”彭嫦娥说，“不过菜都准备好了，只等你回来就炒菜。”
“我游完泳，肚子饿醉了。”他这么嘀咕了句。
“那你先吃碗绿豆稀饭，”彭嫦娥说，“锅子里还有点绿豆稀饭。”
这时一个孩子走上来，彭嫦娥迎上去，“你买什么?”她问。
“买一斤盐和一包味精。”小孩说，“剩下的就买几颗棒棒糖。”
一个男人走上来，“拿一包岳麓山烟，还拿一盒火柴。”他大声说，“冯鳖，”他同冯建军打招呼说，”一下午没看见人啰?”
“游泳去了。”冯建军回答道，忙起身为他拿烟和火柴。“你找我?”
“找你打麻将。”男人说。
这个男人就是五年前向他要烟抽，然后传授爱情知识给他的章志国。当年章志国被派出所的民警抓去后，有一段时间冯建军惴惴不安，生怕他出来后报复。
两年前章志国刑满释放出来了，并没找他报复。冯建军估计民警在审训章志国时，可能没有把他“登”出来，不然的话，这个“文化大革命”时就爱在街上讲霸道的流氓不找他的麻烦才怪。
“我不晓得打麻将。”冯建军说。
“五分钟还不要就学得会。”章志国说，“晚上玩不?”
“打麻将在旧社会是地痞流氓干的事。”岳母生硬地说，“不要学。”
章志国瞥一眼冯建军的岳母，一笑，拿着烟和火柴走开了，一路吹着口哨。
“麻将就千万学不得，”岳母不看他，而是对她女儿说(实际上是说给他听)。“这在旧社会国民党政府也是禁止打的。这跟吃鸦片一样，搞不好连老婆也赔上了。”
“我晓得，”冯建军很正经的样子迎合他岳母道，“这是学坏，我不会去学。”
冯建军和彭嫦娥吃饭的时候，刘建国走了进来。“何斌考上了大学。”刘建国劈面告诉他说，脸上表情有点激动，当然也有点失落。“我才听我妈说的。”
何斌是他们小学和初中同学，是H机械厂老厂长的儿子。1976年高中毕业后，与刘建国下放在一个知青点，但从1977年恢复高考起，他就没在知青点呆过了，而是缩在家里复习功课，后又到高考复读班读了一年。何斌考了两届没有考取，今年是考第三次，却很荣幸地考上了。“何斌考上了什么大学?”冯建军也有点激动，忙问。
“武汉大学，”刘建国说，“还是重点大学，我妈说。他终于考上了啊。”
“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同学中总算出了个大学生。”冯建军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为他高兴，为他高兴。到底是老厂长的儿子，就是与我们不同。”
“我们太没读得书了，”刘建国感叹地摇摇头，“后悔也来不赢了，日他妈的!”
“我们那时候只晓得跟老师唱对台戏，”冯建军回忆读书时代说，“哪里想过要读书?那时候班上作古正经还只有何斌做作业，其他，你又看见过哪个做过作业?”
“这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彭嫦娥为刘建国泡茶时说，“那时候都以为读书没用，怪不得谁。那时候大家都只想学门特长，好招工的时候有特长，结果特长也没学。”
来了一个人买东西，冯建军忙走上去，口里却愤愤地骂道：“是他妈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都革了!革得卵把子只做得日女人了。那还是自学成才，他妈妈的×!买什么啰?”他没好气地冲买东西的人问。
“称一斤小花片。”买东西的人说，“还称半斤兰花豆。”
冯建军很有脾气的样子，拿起秤就到塑料袋里铲小花片，一边骂东骂西。
第二十二节
刘建国玩到快十一点钟，为自己那时没有好好读书，唉声叹气地走后，两口子关了板子。冯建军坐到床上，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口，眼睛看着正在洗脚的彭嫦娥。现在何斌考上了大学，他心里同刘建国一样有点失落。“何斌考上了大学。”他望着妻子说，吐了一个烟圈。“我要是当年认真读书，今天就到大学里去了。就是你。”
彭嫦娥瞅着他，“又怨我。”她说，“你一有什么事就怨我，我真的怕了你。”
“还不是你!”他心慌意乱地看着她，“不是你，我绝对会认真读书，养母对我要求最严了。她希望我长大了当个科学家。”
“我晓得你一有什么不称心，就会怪我。”她说，“你真的让我好累的。不晓得要怎么做了。当年你就莫找我啰，又要找我。”
妻子洗完了脚，盯着他脸上的表情走到床边。他把她一家伙搂在了怀里，一只手就伸到了她胯下，在那里带点恶意地拧了一把。“哎哟。”她叫了声，把他的手打开了。
但他又在她大腿上抓了一把，把她又抓得很疼。她火了，打了他手一下，“你莫害人要得不?”她认真地瞪着他的脸道，“我跟你讲明的，你真的要是这样搞，我们就分手。我自己一个人过日子，我带着明明过。”
“你爱我不?”
“不晓得。”
“你自己说句老实话，你到底爱我不?”
“我只是跟你生活在一起算了，既然已经开了头。”
“就是说，你并不是爱我?”
“我只是后悔，当年我好蠢的。”
“现在后悔了?”他心田上燃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妒火，“你妈妈经常跟你叽叽咕咕说些什么?老子一回来，你们就不做声不做气了。说实话看!”
“我妈妈从来就没在我面前说过你一句。”她冷笑声，“她才不会说你呢。”
冯建军更有火了，这证明她妈妈压根儿就没把他当既成事实的女婿看。他又
在她大腿内侧拧了把，比前面两次用的劲更大。“哎哟，”她叫了声，同时骂道，“你跟个疯子样的啰?!”
他一折身，把她揎倒在床上，就用嘴巴去亲她的脸。她感到他是故意作践她。她用手抵着他凑上来的脸。“你怎么一天到晚就知道干这种事?”她鄙薄地企图把他推开道，“我看你不起呢，站开!”
他狠劲将她的手摁在了床上，“看不起也要你看。”他说，“谁叫你是我老婆!”
这是夏天，都只穿着薄薄的衣服，三下两下，两人就赤条条的了。冯建军就
像一只公狗一样干着她。她有被强奸的感觉。她还只十九岁，她这一世还很长呢，她未必就一辈子睡在他的身下任他作践?他越来越不把她当人了，好像她只是一
只母猪，他想干了，就粗鲁地把她摁在床上，直奔主题，事先不做任何铺垫(培
养她的情绪)。他把她降到了最低一层。仿佛她不过是一个供他发泄性欲的简单
工具，一台方便他随时使用的活机器。她为自己感到伤心又恶心。
“你怎么跟死人一样躺着?”他发现她的冷淡后，责问她。
“我不想，”她厌恶地说，“我没情绪。”
“什么情绪?老夫老妻了还要情绪?”冯建军刻薄道，“裤子一脱就行了，汽车司机说马达一响，集中思想。就是这个意思，你明白不?”
她冷冷一笑：“你做好事。”
“我当然是做好事，你总不想看见我做坏事吧?”冯建军用劲瞥着她说。
她又轻蔑地一笑。冯建军就更加粗鲁地干着她。她没再说话，任他疯干，生
平第一次不愿跟他计较了。当冯建军进入睡乡后，她却流下了眼泪，她觉得他的
身上有一种洗不掉的腥气，那是他身上的毛细孔分泌出来的汗液什么的。他那么
粗暴，那么气势汹汹——这是一种不把她当人的侮辱!她深感自己面对的不是一
个珍重和一心爱她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