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像葵花（长篇小说）
作者丨何顿
第一章
第一节
我现在要抛弃布告，扔掉讨论，丢下1994年，带着亲爱的读者走进60年
代里去，故事还是从60年代开始好。
万事开头难。故事就从冯建军的养母身上开始说起吧。
冯建军的养母是长沙市人，很爱俏，有个小名叫“上海小姐”，这当然是很漂亮的意思。养母姓江，长沙H机械厂的上辈人回忆起这个女人时都说，她算得上是个美女，四十岁的人了仍跟二十几岁的女人一样相当漂亮，那真是少见呢!我长大后，回忆冯建军的养母时，我确实觉得那个女人的那双眼睛留在我记忆里的印象很深很深。我总感到那是双深幽幽的大眼睛，像我后来在知青点见到的一片深绿色的塘，那片塘的水很清，是山浸水，它的绿色是四围茂密的树木倒映进去的结果。那片塘里，时常有阳光跳跃，而冯建军养母的那双眼睛里却没有阳光光临，有的只是一种忧怨。当然这种情感是我长大了以后才体验出来的，这是经过一个成年人的大脑加工出来的，就好像金子加工成了首饰一样。我小时候体会不出这种味道。我小时候只认为冯建军的养母是机械厂长相最漂亮的女人。
“你还记冯建军的养母是什么样子吗?”我曾这么问过刘建国。我们当时都是长沙H机械厂的子弟，刘建国也是我的小学和初中同学，他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很重要。请读者记住刘建国这个名字。
“哪个还记得那么多?这个世界要忘记的事情太多了。”刘建国理直气壮地说。
“未必没一点印象了?”我望着刘建国，“我记得你那时最喜欢到冯建军屋里玩。”
“我只记得冯建军养母的牙齿很白。”刘建国回忆起了一点说，“我想起来了一点，冯建军的养母喜欢笑，一笑就露出了一口白牙齿，齐齐整整的。”
“你总算回忆起一点了，”我夸奖他说，“证明你还是有点记性。”
“我还记得冯建军的养母眼睛也很大。”刘建国将他的记忆发展下去说，“但我不太喜欢那种大眼睛的女人，我喜欢女人的眼睛像弯弯的月亮。大眼睛的女人不妩媚。”
“你这是谬论。”我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越大越明亮。我这样看。”
“那是你这样看，我不这样看。”刘建国不同意我的话道，“我喜欢月牙眼的味道，张小英就是这种弯弯的月牙眼，这种女人会温柔，懂得妩媚。”
“你喜欢张小英?”我问他。
“不是。我只是觉得她那双眼睛好看。”刘建国轻描淡写地说。
“但是我听李跃进说，你三天两头到办事处找她。”我笑笑，盯着他，“你不是图谋不轨吧，老实说看?”
顺便说一句，李跃进和张小英也是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这当然不是我们小时候说的话，这是我们成年后说的话，时间是在80年代里的一年——准确地说是1988年春天里的一天说的话，当时我刚刚从湖北调回长沙，身为个体书店老板的刘建国来看我。我记得他以快活的模样对我说：“何斌，你终于调回来了啰!”
我还是应该把笔头落在冯建军的养母身上，让故事从她脚下出发。
冯建军的养母十七岁时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中校团长做小老婆，那年她刚刚从省立一中学毕业，那是1947年秋天，离湖南和平解放只差三年时间。我不知道冯建军养母的家庭背景，但我知道她解放前是国民党一个中校团长的姨太太，而且还知道那个团长丈夫带着一个营的兵力跟随白崇禧的桂系部队逃离了湖南，从此下落不明。冯建军的养父冯清明是养母的第三任丈夫。养父如一头强健的公牛，大步踏进了她的心田，并很能吃苦地来回耕耘着，使打定主意永远不再结婚的养母迅速地动摇了，这就好像一只在海中漂泊的帆船又见到了彼岸一样。在此之前，江笑月还结过一次婚，那是在1954年，她与一个小学教师结了婚，两人生活了七年，但因她不能生育——她怀孕和流产了三次，最后一个怀了六个月，却死在她的子宫里。小学教师及小学教师的母亲都绝望了，小学教师是家里的一脉单传，当然不可能就在他身上把传宗接代的香火断掉，自然就好合好散地离婚了。“我是不能为你生孩子的，”江笑月摆出一副很客观的模样看着向她求爱的冯清明，“医院里已经检查过好几次了，我没有生育能力。我劝你去找别的能生儿育女的女人，我不能生孩子。”
冯清明没有去找别的能生儿育女的女人，而是认准了她。“我们可以领养一个孩子，”冯清明说，“不要你操半点心。收养所里孩子多的是。”“你到时候又会后悔。”养母指出来说，“哪个男人都想要自己的亲生骨肉。”
“我无所谓的。”冯清明表白说，“我知道你不能生养孩子，但是我还爱你。我已经想好了，我们可以领养一个男孩。”
“你现在说得好，”江笑月笑笑，“到时候你又会变卦。你们男人都是这样。”
“我在朝鲜战场上时，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于脑后了，”冯清明说，“能活到今天，我已经觉得够幸运的了。在朝鲜战场上时，我的很多战友就倒在我身旁，不是一颗子弹打开了脑壳，就是一颗炮弹把一边身体炸得没影了。我能活到今天，什么都不后悔。”
冯清明是个顶天立地的痴情郎，他坚定不移地爱着江笑月，为此——这位在朝鲜战场上的战斗英雄，毅然抛下了自己光明的前程。江笑月的历史不是很光荣，这在那个年代当然会影响冯清明的前途。冯清明转业的军衔是上尉连长，他到H机械厂报到，给他安排的位置是设备股副股长，从此就一直在那个位置上，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旋涡把这个家庭卷进去。冯建军虽然不是他俩爱情产生的结晶，但却是他们两人爱情碰撞出来的火花。
冯建军不是冯清明从育婴堂或收养所之类的地方领来的，而是冯清明在部队里时很敬重的营长的儿子。冯建军的生父是个脑袋里嵌了块美帝国主义的弹片的残废军人，这块弹片自然是在朝鲜战场上留下来的。冯建军的生母是长沙纺织厂的女工，矮矮胖胖，长得不漂亮，但单纯得可爱。那年，长沙市政府大力提倡未婚姑娘去爱这批从朝鲜战场上凯旋归来的残废军人，冯建军的生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己的爱心奉献给了冯建军的生父——这位大脑严重损伤的残废军人。这位脑袋损伤了的军人，在朝鲜战场上时是位营长，曾率领着自己的一个营，好几次坚守在山头上与美国兵交战，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狙击任务，因而一次
又一次立功。但这位军人还没来得及享受自己的荣誉，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便是精神分裂者的世界!那块美帝国主义的弹片使他永远停留在朝鲜战场上了。他除了每天在狭窄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地思考作战计划外，就是忽然声色俱厉地冲脑海里出现的美国兵和全营战士大声命令道：“一连跟我狠狠打!二连，准备冲锋……”
冯建军就是于1958年生于这样的一个家庭。从睁开眼睛起，他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声音：“打打打!打死美国佬!机枪扫射，美国佬快上来了，打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打得好!哒哒哒哒……”就这么回事。
冯建军五岁那年的夏天，这位整天面对着墙壁指挥战斗的父亲死了。对于很多小孩来说父亲死了是很伤心的，但冯建军脸上没露出应有的伤心，有的只是害怕，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并不知道他是谁。他的母亲脸上也没露出伤心，反倒松了口气。她二十岁那年，怀着一颗天真和崇敬的心，把自己的爱心献给了这位整天在家里“冲锋陷阵”的军人，说实话，吃足了苦头。现在这个既不知道孩子是谁也不知道妻子是谁的丈夫一命归阴了，她当然有权去获取安宁和迟来的一个正常男人愿意给她的爱情。这个男人比她大十岁，是个死了配偶的男人，他爱这个能吃苦耐劳的女人。所以(我只能这样想)，当冯清明向她提及把这个孩子交给他抚养时，她同意了。
很多男人对自己童年的记忆都很糟糕，甚至童年是怎么一回事，很多男人都想不起来了，但冯建军却能够记得那些往事。因为他父亲的死改变了他的命运。冯清明是他父亲当营长时，手下的一个排长，最先他还是这位营长的通讯员，两人既是长沙人，又都姓冯，感情自然来得比其他官兵深厚些。冯清明转业回来后，偶尔也来老上级家走走，尽管这位营长已不知道他亲手提拔的排长是何许人了。所以，当冯建军跟着这位他从前叫“冯叔叔”的养父走进H机械厂的宿舍时，并不感到惊慌。
冯建军一走进机械厂的宿舍，很快就忘记了从前的那个家。这是因为长沙H机械厂的宿舍里小孩很多，很好玩。从前的宿舍不像现在这样一幢一幢六层楼的两室一厅房子，而是那种一户人家住两间，几户人家共一个厨房的平房，厕所是公共厕所，单独建在一处的。那时候的家长们都一本正经地忙于工作，很想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添砖加瓦，当然就很少去管自己的小孩。冯建军很快就同左邻右舍的小孩玩到一起了。我就是那时候认识冯建军的，那时候冯建军经常一脸迟疑的神情，看着我们玩时，总是畏畏缩缩不敢参加。后来有一天，我们玩捉强盗的游戏，要他加入。我小时候在我们H机械厂宿舍里，等于是小孩子的“司令”，大家都愿意听我的。我现在都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我那时候并不很会打架，长相也不特别出色，但是他们都听我的。我见冯建军总是孤独地站在一旁看我们玩游戏，就主动上去对他说：“喂，军伢子。你参加玩工兵抓强盗的不?”
“我我?”冯建军结巴道，盯着我。
“你玩捉强盗的不?”我又说了一遍。
“玩。”他终于听懂了我的话。
“那你扮强盗，”我安排他的角色道，“我们来抓你。”
然而，他一躲，我们就莫想抓到他，因为他什么肮脏地方都敢去藏，不但是煤堆后面，连厕所的后面他都去躲，且一躲就是半小时一小时的，直躲到他养母这里那里扯开嗓门唤他：“军军，吃饭。军军，吃饭咧。”
他于是就从我们想也没想到的什么邋遢地方走出来，一脸很不情愿的样子，这让他养母见了由衷地高兴。“你看你脸上，跟猫记(方言：猫)样的。”她一路走一路亲昵地训斥他说，牵着他的手，“你成了野孩子了，妈真要打你的屁股就好。你变得不听话了。”
军军嘟着嘴走在她身后，眼睛却瞟着我们。
养母把他牵回家，就大呼小叫地给他洗脸洗手，忙进忙出，端饭给他吃。“多吃菜，长身体的时候就是要多吃菜。”养母故意大声说，要让邻居们听见她对这个孩子确实是真好，不像他们认为的是做做样子的假好。
第二节
很多年以后，冯建军回忆着养母的恩情说：“我养母是我这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一个人，善良极了。我什么人都可以不记，但我不能忘记我养母。他妈的，这个世界上，好人都命不济。”他对我感叹道：“太没意思了。可惜我那时候一点都不懂，以至于我养母的骨灰都肯定做了肥料。我好后悔的。”
冯建军在这对夫妻都把爱情转嫁到他身上的家庭里的幸福日子没过多久。
1968年夏，这个和睦的家庭被“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卷到旋涡里去了。这个家庭是可以被很好地卷进去的，因为江笑月曾做过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
冯清明在H机械厂并不是个起眼的人物，虽然他上过朝鲜战场，立过功，但他没有多少文化，转业后不过是安排在厂设备股当了个不起眼的副股长。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头两年，他和江笑月似乎很太平，没有人找他们的麻烦，他也没有参加任何派性斗争，厂里的造反派开批斗大会或宣誓大会，他都躲得远远的。他本来可以安然无恙地度过“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冲击，但他身为厂设备股副股长，这就在劫难逃了。当厂里大大小小的官位被造反派“掠夺”后，设备股副股长的职位也就有人打起主意来了，它被一些想捞个一官半职的人所觊觎。忽然有一天，食堂门口的大字报栏里，张贴了一张白纸黑字的大字报，指名道姓地说冯清明的立场不坚定，敌我不分，把国民党军官的太太占为己有，这是对毛主席不忠，是隐藏在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等等。这自然让冯清明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
这张大字报当时在机械厂引起的反响就是，原来忠厚老实的冯清明是同国民党军官太太睡觉，里通外国，难怪难怪。于是大家都觉得冯副股长睡得都不干净了。跟着而来的第二张大字报便是直指江笑月，当然是极为醒目地贴在食堂门口的宣传栏上。说她是烂破鞋，是国民党特务隐藏下来的女特务等等。就是这张大字报夺去了冯建军养母的生命。
“江笑月，跟我们走，到厂部去交代问题!”一天中午，厂里的一帮自己认为是最革命的造反派走进冯建军家，虎着脸说。
江笑月一脸蜡白，“我我可可不可可以不不不去?”她紧张得结结巴巴着说。
“笑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快点!”来人吼了句。
江笑月这一去就再没回这个家了。
江笑月被造反派关在H机械厂办公楼三楼的一间房子里，那是栋东西向的房子，整天遭受太阳的暴晒，只有几天工夫她就憔悴了许多，一下就老了十岁。一天，养父让冯建军去送点干净衣服给养母，养父把他从玩游戏的孩子中喊过去，交代他说：“军军，要是造反派不准你进去看，你就不要勉强，听见吗?”
“听见了。”冯建军说。
冯建军拎着一袋衣服，大步走进了厂部办公大楼，走到了关养母的房间门口。造反派果然就不让他进去，“你不能进去。”造反派中的一人绷着脸说，“你养母正在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审查。你回去吧。”
冯建军没有走，直到他亲眼看见那个造反派打开关他养母的房门，养母走过来拿衣服，他看了养母一眼，才走开。这是冯建军见到活着的养母最后一眼，这一眼成了他脑海里的定格，许多年后，当他向我提及他养母时，脸上就很阴暗。“一张脸跟泥巴一个颜色，头发稀乱的。”他对我回忆着说，“眼睛都没有光了。我一辈子都记得。”
造反派要江笑月交代她是如何同台湾特务联系的，国民党中校团长究竟潜伏在哪里，经常给她发什么指令，冯清明是不是她的同党等等。冯清明表面上虽是一棵大树，但他开始消瘦了。他睡不着，时常在床上辗转反侧，整天睁着两只疲倦的眼睛望着周围的人，一脸怨艾的形容，吃起饭来也不香。终于他禁受不住精神的折磨，于某一天中午出事了。那天冯清明从食堂里端着饭菜走回来，搁在竹铺上便叫冯建军吃饭。那个中午很燠热，是一副要出事的样子。天上突然下起了太阳雨，就是说又出太阳又下雨，而且雨还下得不小。
“下雨了，冯伯伯下雨了。”隔壁的一小女孩跑过来告诉他们说。
这个小女孩姓彭，当时读小学一年级，七岁。她的一声“下雨了”，造成了冯清明的灾难。冯清明一听见小女孩说“下雨了”忙放下碗走出门去收衣服。衣服都是穿在竹竿上晒着的。冯清明迷惑地看了眼又是出太阳又是下雨的天空，迟疑了一下，还是决定把衣服收进来。于是他端起竹竿的一头，将竹竿从绳套上取出来，斜举着往屋里走去。人还离屋几米远，竹竿就先进了门，待他走近门旁时，竹竿的尖端却杵瞎了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的一只眼睛。咔吱一响，毛主席像的左眼睛被竹竿戳烂了。这一幕被站在门口的小女孩瞅见了。那年月，哪个小孩不是真心热爱毛主席?现在的青少年当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读小学一年级的小女孩却看到了严重性!一转身便跑回了自己的家。
这个小姑娘名叫彭嫦娥，我从小就认识她，那个时候在机械厂宿舍里，她是个长得挺逗人喜爱的小女孩。顺便说一句，当时这个小女孩的父亲是长沙H机械厂的保卫股股长，属于厂里的中层干部。
彭嫦娥的爸爸听完女儿的汇报后，马上变了脸色。竟敢把毛主席像的眼睛杵瞎，这还了得!他保卫股股长不保卫毛主席又保卫谁?彭股长放下碗筷，大步走了过来。当时冯清明正站在凳子上，慌慌张张地企图把用糨糊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取下来，结果反倒把毛主席像又撕烂了两处。“不要动!”保卫股股长愤怒地大喝一声，“你好大的胆子!”
冯清明折过头来，一脸死灰地瞥着这个严厉的保卫股股长，感到世界末日己经来临了。
“你撕毛主席像，”保卫股彭股长瞪着他尖声说，“冯清明，你好大的胆子!你敢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撕烂，你这是反革命行为。”
彭嫦娥爸爸的怒喝声招来了左邻右舍，大家就都看见冯清明家的毛主席像被撕烂了，而冯清明木木地站在毛主席像下，一脸苍白，双眼无神，两手绞在胸前。竹竿扔在地上，穿在竹竿上的衣服自然也扔在地上了。冯清明的双眼不敢看任何人，只是有罪的样子，盯着地上的竹竿。这是一根绿色还没有褪尽的竹竿，五米多长。四月份时，养父从湘江边的一个农民手上买来，专门用于晒衣服的。那是一个明朗的日子，那是星期天，天蓝莹莹的，白云在高空很好看地游移着。养父养母牵着冯建军一起去湘江边上散步，看看清清的河水，目的在于培植培植感情。一家人在河岸上吃了几个茶盐鸡蛋，顺着河堤缓缓走着时，养母瞅见一农民在堤下卖竹竿，养母折过头对养父说：“清明，有竹竿卖，你去买根竹竿晒衣服。绳子晒衣服总是拉不抻。”
冯清明站在河堤上，迎着四月的春风看了看，说了声“好”，就走下河堤，挑了这根五米多长的竹竿。当时这根竹竿几乎还是绿色的，上面还有几片竹叶。就是这根绿色尚未褪尽的竹竿毁了冯清明的一生。
那天下午公安局的人来了。厂保卫股向当地公安局报了案，冯清明被当做现行反革命抓走了。不是在家里被抓走的，而是从厂保卫股的办公室里带走的。公安局来了辆破烂的吉普车，下来了两名公安人员。他们走进厂保卫股的办公室时，脸绷得紧紧的，就同生铁铸的一样，那是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表情，那是绝对捍卫毛主席和忠于毛主席的表情。而眼前这个名叫冯清明的中年男人，却是个将毛主席像的左眼睛戳瞎且撕烂毛主席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你是冯清明?”公安人员严厉道，其实他们己经知道了他就是冯清明。他们一进门，两个看守着冯清明，生怕冯清明畏罪潜逃的保卫股的干部就对他们说了，他们只是职业性地重复了一声，并盯着枯坐在一张四方凳上的冯清明。
冯清明说：“我是冯清明。”
咔嚓，锃亮亮的手铐便铐上了冯清明那颤抖的双手：“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那个公安人员边铐冯清明边义愤填膺道。
冯建军那天没有去上学，一直就守在保卫股外，很关心他养父未来地守候着，他已经感觉到了养父身上凶多吉少。他一直蹲在一株苦楝树下，手上捏着几颗石子玩着。蹲累了就走到保卫股的窗下对里面张望。他有三次被保卫股的干部呵斥开，保卫股的干部对他没好脸色地说：“还站在这里啰，把你也抓起来。”
冯建军当然走开了，但又很关心地走到窗前，攀着窗台继续朝里面张望。他亲眼看见了两个公安人员带走了他养父。养父自始至终没有同他说一句话，养父自始至终都是一脸死灰。从那天开始，冯建军生平第一次单独一人睡觉了，黑暗和恐惧一齐裹着他。他害怕得牙齿直打架，身体蜷缩成一团。他紧闭着眼睛，却看见一弯新月悬挂在窗外的黑屋顶上，眼泪总是控制不住地往外淌，揩了又涌出来。他深感自己太小了，要是他有《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那么大，又有两把驳壳枪，他就可以救养父出来。他就想着这么些，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上午起来时，已是九点多钟了。他爬起床，喝了杯白开水，就去找养母。他径直走进了厂办公大楼，走上三楼，走到了关着养母的房间门前。
“你干什么?”看守着他养母的民兵吼了句。
“我要看我妈妈。”
“不行，你妈妈是特务，不能见。”民兵说。
“叔叔，让我看看我妈妈好吗?求你了。”
“走开。”民兵恼怒道。
冯建军没有走开，那几天他天天守在办公楼里，时不时跑上去看看。一天，另外一个年轻点的民兵很同情地瞧着邋里邋遢的冯建军，那种目光让冯建军捕捉到了。冯建军抱着希望走近他：“叔叔，让我看看我妈妈，好不好，叔叔?”
“军伢子，你不读书，天天守在这里干什么?”
“我要看看我妈妈。”冯建军乞求地瞧着这位叔叔。
“你妈妈是女特务，不要看。”年轻人说。
“叔叔，我只看一眼我妈妈……”冯建军说，眼眶周围泪汪汪的。
年轻人没放他进去，“明天你来早点，明天我让你进去看，”年轻人说，“我现在要下班了。”
然而第二天，冯建军看到的不是活着的养母，而是跳楼自杀了的养母。江笑月于那天晚上再也忍受不住精神上的折磨，打开窗户跳了下去。如果不是头先落地，可能还不至于会死，因为从三层楼上跳下来自杀未遂，只是摔断手脚的人确实有。但江笑月是头先落地，脑浆迸裂而死的。
那天早晨七点钟，他在梦里狂跑时，急促的叩门声惊醒了他，使他马上感到有坏事情降临到他头上了。“冯建军，”门外的人叫他的学名道，“你养母出事了，你还睡觉!”
听上去，仿佛是因为他睡了觉江笑月才跳楼自杀的。冯建军一跃爬起床，拉开房门，眼屎巴巴地瞪着来人。“你妈妈跳楼自杀了!”来人盯着他，“还不快去看。快去!”
冯建军愣愣地看着他，马上反应过来了，门也没关，赶紧就向办公楼奔去。
多年以后他回忆那天的情形时对我说：“我当时脑壳都要爆炸了，觉得自己无依无靠了。”他跑到办公楼前，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堆人围在那里，正叽叽咕咕地议论着。“军伢子来了。”一个大人提醒周围的人道。
众人都回过头来看他，自动散开让他走上去看。冯建军走子上去，他瞧见养母趴在地上，一只脚掉在阴沟里，一条腿搁在阴沟上。头已经砸开了，地上一摊红里有白豆腐状的脑浆，血一地。“军伢子，你养母是畏罪跳楼自杀。”一个大人告诉他说。
军伢子扑了上去，哇的一声哭了，搂抱着尸体，“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咧，呜呜鸣呜妈妈妈妈呜呜呜……”他哭喊着，“我要妈妈妈妈妈妈，呜呜呜妈妈妈妈……”
大家都让他去尽情地哭!冯建军伏在尸体上，泪水同关不住的龙头一样一个劲地流着。那时候他还只有十岁，还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感情。那天是个阴天，天上乌云很重，就好像黑白电影里那种乌云翻滚的天空。围观的人索然无味地走开后，冯建军便独自趴在尸体上哭，他哭得天昏地暗，哭得自己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这天下午，冯建军的两个同学——刘建国和李跃进，带来了几片饼干和半个鸡蛋饼。
这个时候尸体已不是摆在摔死的地方了，尸体由厂里的几个“四类分子”抬到了办公楼的门厅里，尸体上面盖了一床死者睡过的印着荷花的床单。冯建军便是伏在这床荷花床单上哭。
“冯建军，”刘建国叫他的学名说，“周老师要你明天去上课。”
“周老师要你明天去上课。”李跃进重复了一句。
冯建军抬头睃了他们一眼，又伏下头哭着，不过这时他的哭声已完全嘶哑了，像是从很远的什么地方发出的一种声音，而不是从他喉咙里发出的哭声似的。
“哭也没用，”刘建国安慰他说，“人死了就死了，再哭也是空的。莫哭。”
“呜呜呜呜呜……”
“你喉咙都哭哑了，”李跃进大声强调说，“我是你，就不哭了。周老师说，做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看邱少云，火烧到他身上他都不哭，那才是真英雄。”
“你哭脸，坏人就笑。”刘建国开导他说，“你看那些革命者哪个哭脸?莫哭莫哭，我给你带来了几片饼干。你肚子饿不饿?”
冯建军确实饿坏了，他己经有一天没吃饭了。他抬起头看着两个同学，泪水却流了出来，脸都哭肿了。
“莫哭了。”刘建国说，把饼干递给了他。
李跃进也把半块鸡蛋饼递给他：“吃点东西，我爸爸说，不吃东西就会得胃病。”
冯建军吃了两个同学带来的食品。
那天晚上，老天爷下起了大雨，哗哗啦啦的雨声使得黑夜更加神秘可怕。冯建军很紧张地守在尸体旁，眼睛直直地盯着直挺挺地睡在肮脏的床单下的尸体，但是他只是紧张和害怕，而不是更糟糕的恐惧。恐惧会使人发抖，会使人逃离此处。也许是疲劳和哀伤取代了恐惧，也许是养母的灵魂像母鸡啄小虫样啄走了他心里的恐惧。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他一直枯坐在尸体旁，直到不知不觉地睡去。大厅里有一盏四十瓦的电灯，由于厅大，光线散得开，显得很暗。他一度被雷声惊醒，但他只是扫个冷战，看了一眼空虚虚的大厅，又困盹盹地进入了睡眠状态。他是被厂保卫股长穿着皮鞋的脚踢脑壳踢醒的。醒来时他才发现自己就躺在尸体旁，手搭在尸体坚硬的胸脯上，脸挨着尸体的肩膀，由于他的脸是紧贴着尸体的肩膀，以致口水也淌到了尸体的肩膀上。他揩了一把嘴角的口水，瞟着用皮鞋踢弄他脑壳的彭股长。
“你这孩子对坏人还蛮有感情啊!”彭股长蔑视地瞪着他说。
“你才是坏人咧。”冯建军反驳道，正好没地方撒气，很好战地盯着对方。“你踢老子的脑壳干什么?老子的脑壳又没碍你的事。”
“你这小流氓，在我面前称老子老子啰!老子把你关起来。”彭股长红着脸道。
“我日你的娘，”冯建军不怕他，“老子不怕你。”
彭股长二话没说，拎着他的一只肩膀，要把他拖进保卫股办公室。冯建军拼命反抗，用脚踢他，埋下头去咬他的手臂。彭股长火了，真的就掴了他一个嘴巴，骂道：“哎呀，你这小流氓!老子日你妈妈!”
彭股长又扇了他一个嘴巴，“还骂看!”彭股长凶道。
“老子日你妈妈。”
彭股长扇了他两个嘴巴，有一个嘴巴把他的鼻子打出血了。“还骂看!”彭股长启发他说，很英雄的样子望着他，“你骂一句我打一个嘴巴。”
冯建军扑了上去，抓着彭股长的军装用力一拉，当然就把彭股长的军装撕烂了。彭股长盛怒，狠劲一脚把他踢在地上。“你这小流氓!”彭股长大声喝道，“你今天要是十四岁，老子就把你送到劳动教养所去。你这小杂种!”
“你怕我怕你!等我长大着，我崽不报这个仇!你记着，你这样打老子!”
彭股长不想再跟他玩下去了，拖着他走进了保卫股办公室，把门反锁上，忙着回家换衣服去了。中午，他们把冯建军从办公室里放回家时，办公楼的门厅里，尸体早已被火葬场的灵车运走了，留下了一片空虚和愤怒，如一对利爪揪着他的心。“妈妈妈妈呜呜呜……”他嘶哑着嗓子哭道，站在大厅的门口，“我要我妈妈妈妈妈妈……呜呜呜呜呜……我要我妈妈妈妈……”他就这么哭。
第三节
我那个时候是幸福街小学三年级甲班的班长，我父亲是长沙H机械厂厂长。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文化大革命”时，我之所以读了点书，是因为我父亲一直靠边站，所以父亲没有去“革命”，没事便在家里辅导——更准确地说是监督我做作业。
“做作业，”父亲命令我说，拿出他当厂长时的威严瞪着我，“不准出去。”
我就只好老实在家里做练习题。我后来之所以能够考上武汉大学，完全是“文化大革命”中，喜欢管人的父亲因没人管而抓着我管的“硕果”。不然的话，我也定会像冯建军、刘建国和李跃进一样，对大学的门槛望洋兴叹。
我们小学时的班主任名叫周文斌，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心好，对她班上的学生很有责任心。那年秋天，冯建军的养母跳楼自杀的消息传到周老师耳朵里后，周老师脸上表现出了难过。一天上午我们上体育课后，看见我手上拿着一件卫生衣走到教室门前时，周老师叫住了我。“何斌，你来一下。”周老师望着我说。
我走了过去。
周老师把我拉到一棵梧桐树下，看了眼阳光灿烂的操场：“何斌，冯建军现在怎么样了，你知道吗?”她望着我说。
“冯建军的妈妈几天前跳楼自杀了。”我说。
“刘建国对我说了，”周老师说，“何斌，你是班长，你要他明天来上课，你就说周老师要他来上课。他爸爸现在怎么样了?”
“不知道。”
“他妈妈死了，爸爸又被抓去了，还是一个孩子，怎么得了呀?”周老师自言自语地说，“这实在是不应该的。我们要好好帮助他，何斌。”
“我会帮助他的。”我说。
“这样吧，你要他明天来上课。你说周老师说的，周老师不嫌他，有什么困难就向同学们说，同学们会帮助他想办法解决。”
放学后，回到家里，吃过中饭，我就去找冯建军。其实用不着找，冯建军在家里睡觉，一脸邋里邋遢的样子。“冯建军!冯建军!”我喊他。
冯建军拉开了门，一脸邋遢地瞪着我。
“周老师要你明天去上课，”我说，“周老师说有什么困难就向同学们说，同学们会帮助你的。”
冯建军继续瞪着我，脸上没有多少表情。“我不想读书了，”冯建军说，“我不想读书了，我现在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了。我要到牢房里去和我爸爸在一起。”
我很凉讶他这样说，他的目光很疲倦，但也很坚决，“我不读书了，”他毅然决然地说，“我现在要自己养活自己。”
“周老师说，要你明天就去读书，”我说，“周老师还说全班同学都会帮助你。”
冯建军没说话，十岁的孩子不会说感激话，他把目光掷到了地上。
“你明天去读书吗?”
“我钢笔都丢了，我不愿意读书了。”他说，把目光抛到了门外的一株树上。
翌日上午上课，周老师没见到冯建军同学，下课时又把我叫到了那株梧桐树下，用她那双极和善的眼睛盯着我。“何斌，冯建军怎么没来读书?”周老师带着批评的口吻问我，又补充道，“是不是你没把老师的意思告诉冯建军同学?”
“告诉了，”我说，“我对冯建军说，周老师说全班同学都会帮助他。但是他还是不肯读书。他说他不读书了。”
“那怎么行!”周老师望着我，“冯建军是我们幸福街小学三年级甲班的同学，我们不能让他就这样流失在社会上而变成一个坏孩子。”
“他说他没有钢笔，绝不读书了。”
周老师沉默了几秒钟，接着一个同学把她叫走了。那天上午第三节课是周老师的语文课。周老师没有上课，而是目光慈祥且严肃地看着全班同学。“同学们，今天我要说说冯建军同学……”我记得她是这样开的头，接着她说，“冯建军同学的养父被当做反革命抓去了，养母又于上个星期跳楼自杀了。冯建军同学现在是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同学们，你们说，我们应不应该帮助他?”
“应该。”同学们一齐回答她。
“应该，那我们就应该拿出实际行动来帮助冯建军同学。”周老师说，“冯建军同学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的少年儿童。无论他养父养母有什么错误，冯建军同学是没问题的，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同学们，你们说周老师说得对不对?”
“对。”同学们又一齐回答她。
“我这里要提醒全班同学一句，”周老师一脸正经地扫视了几眼五十几张娃娃脸，自己率先感动了，“同学们，我们绝不能有看不起冯建军同学的言论。相反，我们要团结和爱护他，使他长大后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和解放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而努力奋斗。同学们，你们说，周老师说得对不对?”
“对。”同学们异口同声道。
那天中午放学时，老天爷下着毛毛雨。一放学，没有一个同学急着回家，而是等着周老师，准备一齐去看冯建军同学。周老师来了，她不主张全班同学去。“今天是班干部和我一起去看冯建军同学。这么多同学去会吓着冯建军同学的。”周老师说，“住得远的同学都回去。住在机械厂附近的同学就和我们一起去看看。现在走吧。”
于是十来个班干部和七八个同学便背着书包，前呼后拥着周老师迅速往机械厂走去。幸福街小学离H机械厂很近，大约半里路程。那时候的幸福街都是一些矮矮的平房，惟有一栋二层楼的房子被幸福街的居民称做“小洋房”。这幢小洋房从前是个资本家的别墅，解放前夕，该资本家带着一家老小逃到台湾去了。那时候这幢红砖绿瓦的小洋房是幸福街权力的象征!幸福街办事处的几个干部和街办厂子的厂长就住在这幢小洋房里。周老师领着我们经过小洋房时，办事处张主任正好站在门前，叉着腰抽烟，昂着一张马脸。办事处张主任的大千金正好在我们
班上，是文艺委员。“周老师，”张主任的马脸上笑容满面地同周老师打招呼说，“您带学生到哪里去啊?”
“去看一个有半个月没来读书的名叫冯建军的学生。”
“哦，您真关心学生。”张主任说。
周老师笑笑，“这个孩子的养父被抓进去了，养母跳楼自杀了。不过这孩子很聪明，我不忍心他到社会上打流。”周老师回答说。
一个月后，张主任受了周老师和自己千金的感染，接受了被H机械厂赶出来的冯建军，欣然安排了一间小洋房后面的房子给冯建军独立生活。顺便说一句，张主任也是个复员军人，也上过朝鲜战场，与冯建军的养父还是同一个部队的战友，三年前，两人均穿着旧军装，领着自己的孩子去报到时，站在教室门外闲聊中才知道两人竟是同一支部队且同一个师的战友。张主任后来对冯建军帮助很大，可以说是恩重如山。
周老师领着同学们走到冯建军家门前时，冯建军不在家，但门没有锁，也没有关地敞着。“冯建军!冯建军!”周老师喊道。
屋里没有人，“周老师，冯建军不在家里。”我说。
周老师扫视了一眼周围，“冯建军会到哪里去?”周老师说，望了眼同学们。
我们就分头跑开，到处寻冯建军。我很快就找到了冯建军，他在食堂里，一脸可怜地盯着一些大人吃饭，边咽着口水，眼睛很亮。“冯建军，周老师来了。”我说。
冯建军望着我。
“周老师来了，”我说，“还来了好多同学。你赶快回去。”
“我不回去，”他担心周老师会批评他，“周老师会批评我不读书。”
“不会，”我说，“周老师要我来寻你。真的，我不骗你。”
冯建军却像逃跑一样地往一边走去。我走上去，抓住他的胳膊说：“你到哪里去?”
“你莫管我。”冯建军说，就要挣脱我而躲起来。
冯建军刚刚走出食堂，想往厂外跑，正好碰上周老师。“冯建军!”周老师大声喊他说，“冯建军!”
冯建军站住了，瞟着周老师。“周老师。”他说，低下了头。
“冯建军，同学们都来看你呢。”周老师说，走了上去，“你到哪里去?”
冯建军低着头没有说话。同学们却一并拥了上来，围着他，不让他走。“冯建军，你不邀请周老师到你家里去坐?”周老师瞟着他说，“冯建军，上你家去，我们谈谈?”
冯建军就领着我们走进了他那个邋遢得不成体统的家。周老师坐到一张椅子上，左右打量了几眼，这才把视线落在冯建军那张饥饿的脸上。“冯建军，你家里的事情，同学们都告诉我了。周老师对你的处境深表同情。”“你既然是我们三甲班的学生，我们就不能丢下你不管。冯建军，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也好为人民服务。”
我们都瞪着冯建军和周老师。“冯建军，你就读书，我们同学都会帮助你。”当时在三甲班身为劳动委员的刘建国插了句，刘建国又说，“周老师说，谁也不能看不起你，你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少年，你没有错误。”
“冯建军，你不读书，周老师会心疼的。”周老师说，继续望着低着头不说话的他，“我现在安排何斌同学和你成为‘一帮一一对红’。何斌，从今天开始，你就和冯建军成为‘一对红’，要帮助他早日加入红小兵。听见吗?”
“听见了。”我很认真地说。
那时候读小学，每个班都开展了“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这就是说，一个好同学帮助一个差同学，使这个差同学也成为又红又专的好学生。这就叫做“一帮一一对红”。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现在的小学校好像去掉了这种活动，但我总觉得这种活动对有些表现差的同学是有些好处的。比如冯建军，或多或少他就感到了一点温暖。
冯建军的泪水流出来了，几滴眼泪顺着他那肮脏的脸颊往下淌着，一下就在他的脸颊上“画”出了几条沟印。“冯建军，你别哭，同学们会帮助你的。”周老师说。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十岁的冯建军哭得更厉害了，转过身低下头去哭。
“冯建军，到周老师家吃饭去好吗?”周老师询问地说，同情地瞅着他。
冯建军摇了摇头，“周老师，我肚子不饿。”他说，“我保证读书。”
第四节
那几天，冯建军便是在周老师家吃饭，虽然并没有大鱼大肉，但与周老师全家吃同一种饭菜。
冯建军的养父于那年冬天被判了有期徒刑十年，那还是因为他根子红(出身于工人阶级)，又在朝鲜战场上打美国鬼子有功。否则是要被枪毙的，至少也是判无期徒刑。“文化大革命”中，写所谓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或者在“毛主席”三个字上用红铅笔画了叉而被枪毙的人，在长沙市有好几个。冯清明为养子留下了一张八百多元的存折和几十块钱现金。当冯建军在家里的一只纸箱里找到现金，并把现金今天请这个吃东西明天请那个吃零食而花掉后，他便拉着我去南门口银行储蓄所取那笔八百元专款。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四下午，当时读书都是读“二辅制”，即不是读上午就是读下午，反正一天只用读半天书，因为老师们要革命，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
“和我一起取钱去不?”那天下午冯建军背着书包走进我家，却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存折，对我很神秘地扬扬手。
我当时正在背诵《为人民服务》这篇毛主席多年前写的文章。“周老师要我们背这篇《为人民服务》，”我说，“明天要抽查的。”
“等下再背，”冯建军说，“取了钱，买包姜吃再背。”
南门口银行就在街对面，大马路上。一会儿我和冯建军就走到了。那时候银行的柜台都是水泥台子，很高，比我们的头还高一点。冯建军踞起脚尖，手攀着冰冷的水泥柜台，将存折伸进去道：“我取一百块钱。”
我也跳起脚尖往里面看。我看见那个女营业员睁大了眼睛，接过冯建军递上去的存折瞄了眼，又迅速瞪着冯建军和我的头顶。“你这张存折是哪里来的?”女营业员盯着他，表情很严肃。她是个中年女人，长着一张四四方方的大脸块。
“我家里的。”冯建军说。
女营业员又扫了眼存折，“冯清明是你家什么人?”女人严肃着脸说。
“冯清明是我爸爸。”
“你先不要走，”女营业员说，起身走了开去，走进了里面那张铁门。一会儿后，女营业员出来了，随她出来的还有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的一双眼睛很警惕地瞅着
我们。“这个孩子拿了张存折来取钱。”女营业员很有责任心地向年轻人介绍说。
年轻人走了出来，瞪着我和冯建军。“你们是哪里的?”年轻人问道。
“幸福街小学的学生。”我很怕地回答说。
“家住在哪里?”
“就住在对面的机械厂。”冯建军回答说，指着我，“他爸爸原来还是厂长。”
年轻人不相信我们，以为冯建军手上的这张存折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到楼上办公室来，”他盯着我们说，“我们要把这张存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你也来，”年轻人指着我，“两个人都到楼上来。”
年轻人把我们引到了楼上一间门上写着“保卫股”的办公室里，我记得那间办公室里乱糟糟的，桌上堆着一些红红绿绿的写着标语的纸，地上也有几张写着标语的纸。三张桌子拼在一起，一张长靠椅靠墙摆着。“坐在这里。”年轻人说。接着他走到桌前，推开那些标语，拿起电话筒，拨了号码。“H机械厂革委会吗?”
他不急不慢地说，“麻烦你找下厂保卫股的彭股长。”
我们很紧张地瞧着年轻人打电话，主要是我紧张。我非常怕那个彭股长，他曾经把我父亲揪到台上恶狠狠地斗争，还用劲摁着我父亲的头，那是一副要在我父亲头上踏上一只脚并叫我父亲永世不得翻身的模样。冯建军倒不是那么紧张，而是很正经地瞅着年轻人打电话。冯建军从小就有一种遇事不慌的本领，他只是盯着眼前的事情，不吭声。
一刻钟后，彭股长很精神的样子走了进来，瞥着我们。“他们两个哦，”彭股长不屑地一扬脸，“都是我们厂里的子弟。一个是何金生(我父亲)的儿子，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冯清明的养子。”
彭股长接过存折扫了眼冯清明的名字，“存折是他家的，”他说，扭过头来瞥了冯建军一眼，“你那个反革命养父有钱嘛。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银行的年轻人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那就没事了，”他松一口气的样子望着我们说，“不过钱你还不能取。因为你还是个小孩。除非一个大人代替你取。”他把存折还给冯建军，“把它保存好。你们可以回去了。”
我们就逃也似的跑了出来。
冯建军的父亲判了刑并被押到岳阳的劳改农场后不久，H机械厂便开始与街道上交涉，要把他的关系转到街道办事处。H机械厂答应在街道上招两名工人，但街道上必须接纳冯建军。办事处张主任同意了。另外，H机械厂每个月给冯建军八元钱生活费，街道办事处同意每月付四元钱生活费，直到冯建军长到十八岁成人为止。冯建军每个星期可以到街道办事处的财会室领两元钱饭菜票和一块钱现金。一个月四个星期，每星期二下午去领取。
冯建军搬了家，从H机械厂宿舍搬到了小洋房后面的那间矮矮的平房里。那是一间破烂不堪的房子。搬家的那天，很多同学在周老师的率领下都积极地帮他搬家。大家举着鸡毛掸子打扫灰尘，把蛛网打掉，把灰尘扫掉，把地扫干净。接着机械厂的几个青工(厂里派的)就把冯建军家的几件家具搬了进来。那时候家家户户的家具都很实惠和简单。这主要是那时候大人都忙着建设社会主义，没心思顾家，且整个社会都在提倡艰苦奋斗。
冯建军接受了全体同学对他的关心，当把一切都安顿好后，周老师坐到冯建军床上，打量着整间房子，说：“这间房子可能会蛮冷。”这间房子的窗子没有玻璃，门也有好几条很宽的缝，进风。
“我不怕冷，”冯建军说，“一冷我就躲到被窝里睡觉。”
一天半夜里下大雨，把冯建军淋醒了。因为这间房子多年没人住，屋上的瓦当然就千疮百孔，雨水直接从这些千疮百孔里往下落，打湿了被窝、垫毯和他脱在床上的衣服。冯建军在睡乡里感到冷，且冷得一塌糊涂，终于就冷醒了。伸手拉亮灯一看，叫了声“我的天”，就爬了起来。那可不是夏天，那时候长沙市的冬天，水缸里都结冰，家家户户的屋顶上结的冰吊下来均有二尺来长，很雄壮。如今长沙市的冬天再也没有这种冰天雪地的美好景致了。科学家说，这主要是汽车、火车、飞机、轮船和摩托车的发动机里排泄出来的二氧化碳在大气层内产生温室
效应的结果。
那天半夜，冯建军搂着湿淋淋的衣服，冻得嘴巴发乌地冒雨跑过那块天井，忙着去敲张主任的房门。咚咚咚咚咚，他挤命敲着。
“谁啊?”张主任醒了，以为是又要组织人马去接毛主席派人送来的“芒果”什么的。那时候工厂、学校和街道办事处的革命群众常常半夜三更得到“喜讯”，说是毛主席派人送“芒果”或是又有“最新指示”发出来了，于是就敲锣打鼓地去迎接，不过那不是能吃的芒果，而是毛主席要人用蜡制的芒果，送给革命群众享享眼福，以此表示关怀。
冯建军颤声回答：“我，雨把我床铺和衣服都打湿了。”……
张主任爬了起来，穿着卫生裤，披着旧军大衣拉开门，“我以为是接‘芒果’的事呢，”他说，“进来。”
他见冯建军一副可冷巴巴的样子，脸上的怒气立即消失了。“快把湿衣服脱了，”他说，“会冻病的。”他忙到柜子里去翻出了几件他自己的旧衣服，“快穿上，会病的。”
冯建军穿上了张主任扔来的几件旧衣服。张主任不知拿他怎么办，临了，他走到烘罩前，弯下身拧开一线煤炉盖，让火燃起来。“你就在这里烤烤火，把衣服烤干。”张主任扬起脸说，“明天不落雨的话，我派两个泥工替你捡捡瓦。”
“谢谢张伯伯。”冯建军感激地说了句。
张主任说：“你看你们周老师对你好关心。这样好的老师很少咧。你不好好读书，你都对不起你们周老师，明白不，军伢子?”
“明白，张伯伯。
“明白就好，”张伯伯一笑，强调道，“长大才能为人民服务。”
张主任一晚都没睡好，他担心冯建军一不小心，会使家里着火，故非常警惕地睡着。早晨，他端着一杯浓茶，睁着一双因缺乏睡眠而有点浮肿的眼睛，从外面(呼吸了下冰冷的新鲜空气)走了进来：“衣服烤干没有?”
“烤干了。”冯建军说。
“烤干了就穿上，上午我就派人去找泥工捡瓦。”
冯建军穿衣服的时候看了张小英一眼，张小英正怀着儿童的怜悯心看着这个没爹没娘的同学呢。冯建军瞅她时，张小英轻轻地友爱地一笑，笑得方方红红的脸上充满了美丽，那双月牙眼里充满了柔情蜜意的光辉，且像一片纯净的海水一样涌到了冯建军的心田上。若干年后，冯建军向张小英提及这个早上时说：“你那天早上对我一笑，使我心里充满了温暖，真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爱上了你。”
张小英对他的表白执友好态度地轻轻一笑，方方红红的脸上出现了一个好看的小酒靥。顺便说一句，张小英脸上只有一个酒窝子，在她左脸上。这个酒窝子要是生在右边，那她的命就会比现在好五倍。看相的指出说，她的眼睛鼻子眉毛都是贵妇人相，可惜酒窝生错了边。“所谓男左女右，生在右边，”看相的讲废话道，“那你会穿金戴银。”
第五节
张小英应该可以穿金戴银，她父母那么爱她，老师那么喜欢她，她天生就是个聪明、接受能力强而且漂亮的女孩。她在台上演李铁梅或者跳白毛女时，哪个不对她竖大拇指?所有的老师和大人都喜欢她，都希望她长大了能出人头地，都相信她会出人头地，以致幸福街的大人小孩都很注视她的成长，希望她真的能长成一只金凤凰，或长成像秦怡或王晓棠那样的女演员。“老张，你女儿会有大出息。”办事处的人都这么夸奖张小英说。
张小英本来是应该有出息的，但是她那时太集中精力跳舞了，而忽略了学习。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她，那个时候的学生几乎都不怎么读书，老师也不是那么热
心教书。因为那个神经病患者的年代，报纸上或大街的标语上都这么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自然大家所学的知识也很肤浅。当我们长大后，坐在一起回忆我们那时候读书所学的知识时，全都吃惊地感到数理化被我们“完璧归赵”地还给老师了，仅仅还记得一点语文课的知识，但也就是毛主席的三四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或《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等革命烈士。这不是教我们知识，抽象一点说这是教我们长大后去当烈士，牺牲自己。当然这没有什么不好，人反正是要死的，与其默默无闻地死，还不如像黄继光烈士那样冲上去堵住敌人的机枪口，或像董存瑞手举炸药包炸敌人碉堡而壮烈牺牲。张小英在舞台上尖声尖气地唱《红灯记》里李铁梅那段唱腔告诉我们说“做人要做这样的大”，我们那时深深感叹到我们没法做，因为日本鬼子早就滚回到那个地处太平洋中的岛国上去了。
冯建军曾经想扮演《红灯记》里的李玉和，那他就可以和张小英一起排练，一起回家，还可能一起登台演出。这是他的梦。冯建军在那间破旧的房子里，做了好些个梦，梦见自己当了解放军，梦见自己当了教师，梦见和张小英在台上一起唱《红灯记》，他扮演李玉和，因为他唱得特别的好，台下观众手掌都拍烂了。
“张老师，我想演李玉和，”冯建军对音乐教师要求说，期待地觑着年轻漂亮的音乐教师，“让我演李玉和好啵?”
音乐教师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学生，这位来自于毛主席母校的教师，仔细打量了冯建军一眼，不屑道：“你只能演王连举。”
王连举是《红灯记》里的叛徒，一个贪生怕死而叛变革命的反面人物。“我不演王连举。”冯建军说。
“你演李玉和太瘦了，李玉和的脸饱满些，”她顺手指着站在一旁的刘建国，“他可以演李玉和，他的脸圆，适合李玉和的光辉形象。刘建国，你想不想上台演李玉和?”
“想。”刘建国只说了一个字，他太激动了，因为同班同学而且漂亮的张小英在台上会叫他做“爹”，声音拖得长长的“爹——”，台下的老师和同学耳朵都很好，都能听见他心里暗暗喜欢的张小英叫他“爹”!
那年扮演李玉和的高年级同学马上面临小学毕业了，音乐教师为了将她的拿手好戏不断地发扬光大下去，就得重新挑一个演李玉和的演员。其实她心里早就看中了长着一张圆圆脸的刘建国。但她没有单独找刘建国谈，而是在唱歌课上宣布说：“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准备新招收几个演员。哪个同学想演李玉和的话，下课就找我。”
冯建军是第一个找的，她没看上，她选择了刘建国。后来刘建国在台上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时，台下一致认为他没有先前扮演李玉和的那个高年级同学唱得好，有好几个地方唱得很勉强。不过刘建国自己很得意，因为和他同年同月(不同日)生的美丽的张小英在台上不断叫他‘爹”。“反正她叫我爹。”刘建国心满意足地说，“她一叫‘爹’，我心里就想笑，又不敢笑。”
“你没有唱上去，”冯建军在教室里与他争论说，“唱得同鸭子叫一样。”
“我唱得不好，台下就不会拍手!”刘建国望着他说，“我还看见你拍了手。”“那是周老师要我们拍手，”冯建军说，“周老师说，每个同学都要用劲拍手。”
张小英走拢来，望着两人争吵问道：“你们争什么?”
“周老师说，看革命样板戏，每个同学都要使劲鼓掌，”冯建军告诉张小英说，“不然就是态度问题，对革命不忠心。”
张小英淡淡一笑。
“你演得好，刘建国演得不好。”冯建军把他们区别开来道。
冯建军心里总是有一根准绳，这根“准绳”是他养母养父放在他脑子里的，就跟两个花匠在他心田上合栽了一株美丽的常青树一样。养母曾往他脑海里灌输做人的原则说：“做人要学会讲实话，小孩子从小说谎，长大了就会成为一个骗子。骗子好不好?”
冯建军回答说：“不好。”
“小时候偷针，长大了偷金。”养母抚摸着他的头，“你是不是想长大了偷金?”
“我不偷金。”冯建军回答养母说。
“那你会成为一个好孩子。”养母赞许道，“妈妈喜欢你。妈妈想要你长大后成为一个英雄，或者当一个科学家。你想当英雄还是当科学家，告诉妈妈看?”
冯建军想了想。“我想当科学家。”他没有把握地说，“不过我又想当英雄。”
“只能当一样呢?”
“那就当英雄。”冯建军决定了自己的方向说，“当韩信。”
韩信是秦朝末年一位出身贫寒却足智多谋的军事天才，一度投奔当时势力雄大的项羽，因得不到重用后改投刘邦，却帮助刘邦灭了秦朝又灭了楚霸王项羽，建立了汉朝。韩信是养父冯清明最崇拜的英雄，养父一说起韩信就不由得要竖起大拇指。“这个人物了不得呀。”养父同冯建军讲起“背水一战”这个故事时总这么说。“你长大了就要学习他。”养父告诉他，“我这一生最佩服的就是韩信，如果刘邦没有得到韩信这员大将，刘邦就做不成皇帝。韩信还钻过一个无赖的裤档呢，这才是能屈能伸的真英雄。”
养父冯清明虽然不像养母江笑月那样，告诉他做人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但他总是讲一些古代的好汉故事给冯建军听，这实际上等于已经告诉他怎么做人了。养母养父对他一生的影响很大很大，他长大成人后，一直拿韩信的所作所为来要求自己，虽然他远没有达到韩信的那个高度。
冯建军小学毕业读初中是1972年，他的初中是在长沙市十七中读的，那时候读初中当然不像现在的学生读初中负担这么重。你可以认真读书，你也可以不认真读书。那时候读书看不到前途。那时候的前途就是“一把锄头”，远看是“一根扁担”，就是说下乡当知青。那时候每所学校的学生都“既要学工，又要学农，还要学军”。就是说，每个学期都要到农村里去学一个月农，和农民一起下田，挑粪、插秧;又要“转战”到工厂里学半个月工，与工人一道看管机器;还要拿着木头枪练杀敌本领。
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一点也不高。上课也不敢声色俱厉地要你认真听课。老师只是在台上讲他的课，你听不听是你的事。那时候为了彻底放松学生，培养学生有敢于造反的思想，没有期中考试，学校只安排了期末考试。考试也是开卷考试，大家可以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即使是闭卷考试，也可以公开舞弊，放心大胆地抄。当时真理掌握在学生手上，教育要革命么。革命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就表现在开卷考试、考试舞弊这些方面。冯建军读小学的时候，周老师还用爱心吸引他，督促他读书。可是到了初中，他长大了，胆子也更大了。原来可以不读书，于是他的心没放在读书上了，而是用在和大家一起玩上。大家盼望的不是坐在教室里听老师在台上讲课，而是希望早点去学工或学农。
初中时，冯建军、刘建国、李跃进、何斌和张小英又都在一个班上，张小英是那个班的班长。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十七中距幸福街最近，小学一毕业，绝大部分同学都进了这所中学。冯建军、刘建国、李跃进、何斌和张小英刚好分在一个班。班主任是个年轻的女教师，姓杨，长着一只酒糟鼻子。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她正好在那里向毛主席挥手致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她在教室里描述当时的情景说：“非常非常壮观，人山人海。”她还说：“同学们，我差点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握了手。要不是有一个男红卫兵把我挤开了，我就跟毛主席他老人家握手了。”
她的话让她的学生非常羡慕。
“我们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冯建军望着杨老师说。
“以后会有机会的，”杨老师说，“毛主席太伟大了。”
这个老师满脑壳都是那一天的那一时刻，对她的学生漠不关心。她天天躲在房里写诗，写在一个红塑料壳面的笔记本上，写了满满一本子。后来这个本子被李跃进偷了出来。李跃进偷她这个本子时，纯粹是出于好奇。杨老师一天到晚在本子上写啊写，这惹起了李跃进、刘建国、何斌和冯建军的好奇心，让他们坐卧不宁。
这个笔记本里每一首诗都是针对那一天那一刻的回忆，每首诗都写道：“毛主席啊，我是多么爱您啊，您是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我们是永远朝您开放的葵花。”
李跃进偷这个笔记本是冯建军指示的。生着一脸青春痘的杨老师，是中文系毕业的，一心想做一个革命诗人。她在教室里宣讲她的身份说：“我并不是一个普通人，我是要做一个像方志敏那样的革命诗人的，我正在每天努力。”
杨老师在学农分校不干任何事，整天就是坐在山头上的一株板栗树下，打开红塑料壳面的笔记本，瞅着高深瓦蓝的天空没完没了地遐想，接着就埋下头写作。这让在红薯地里边挖红薯边嘻嘻哈哈玩着的一些同学百思不得其解。一天——那是十一月里一个秋阳高照的上午，贫下中农老师带着全体男同学走到红薯坡地上，教学生如何挖红薯和如何捆红薯藤时，杨老师又坐在山坡上一块光滑的石头上，仰着那张长满青春痘的宽脸块，瞧着天上的一朵白云遐想，膝盖上却打开着那
本红塑料壳面的笔记本。“不晓得杨老师坐在那里写什么诗啊?”冯建军问刘建国。
那时候刘建国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刘建国跑百米的速度让体育老师十分惊诧，体育老师就建议班主任选刘建国当体育委员。刘建国看了眼杨老师，也好奇地说：“真的，杨老师总是坐在那里写啊写啊，可能是写爱情诗，杨老师还没找爱人。”
“可能是写小说，”何斌估计说，“杨老师说，她这是第一回当班主任，她将来有一天，要把我们学生的表现都写进她的小说里去。”
“她莫把我写成一个坏人啊，那就是歪曲我们。”冯建军说，“跟杨老师借来看看，晓得杨老师会同意不?”
“那肯定不会同意，”刘建国说，“你又不是她爱人，她会借给你看?”
李跃进抱着一捆红薯藤走过来，听见他们三人讨论这些话，也好奇起来，“这还不容易，慢点趁她吃饭的时候，把她的笔记本偷来看看就行了。”李跃进说，望了眼坐在山坡上的杨老师，“如果她把我们写成坏人，我们就害她一顿，把她晒的衣服丢到茅坑里去。”
“你去偷来看看。”冯建军建议李跃进行窃，“我们倒看杨老师写些什么。”
“你敢偷不?”何斌激李跃进说，“你有这个胆子没有?”“这要什么胆子?!”李跃进不屑道，“吃中饭的时候，就可以偷给你们看。”
中午吃中饭的时候，四个人都密切注视着杨老师。杨老师手里拿着红塑料壳面的笔记本，走进了自己的房间，走出来时，她不是随随便便地带上门，而是将门锁上了。四个人看着杨老师手里拿着碗筷向食堂里走去，就都有点失望。“她锁了门。”冯建军说。
“办法还是有，”刘建国想想说，“等她回到房里，我们就装成打架，李跃进跑去报告杨老师。那一下，杨老师不见得会锁门。”
“这个办法好，”何斌说，“李跃进，你要说得很急的样子，说我们打架扯都扯不开。杨老师才会上当。”
四个人就抱着猎奇心理，站在房门口等着他们的杨老师出现。这是一栋红砖和土砖各一半的校舍，下面一半是红砖，上面一半是土砖，屋上盖着黑瓦。这栋学生宿舍连着教室，教室也是一半红砖一半土砖结构。不过学农分校的教室不是用来上数理化课的，而是用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贫下中农理直气壮地走进课堂，跟学生忆苦思甜，告诉学生地主有多么坏，贫下中农如何受地主的气，地主如何剥削贫下中农等等;或者向学生描述红薯是怎么种的，稻子是怎么结谷的，辣椒要怎么种才会长很多辣椒等等。那时候，长沙市的任何一所中学都办了学农分校，当然是办在距长沙市不太远的农村，好让学生明白幸福的生活来得是多么不易!“不搭帮党和毛主席，你们的今天仍然在受苦受难。”贫下中农在教室里大声宣讲说，自己率先做出感激党和感谢毛主席的模样，“毛主席让我们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人，不是毛主席，今天坐在教室里的大部分同学，不是地主的看牛崽，就是资本家的童工，地主和资本家总是把童工往死里打!鞭子抽，开水烫，木棒打脑壳。”
啧啧啧，多么可怕!
“你们真命好，真幸福呀。”贫下中农说。
同学们就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不过这种教育听多了，大家就都觉得无所谓了。小学的时候大家受的就是这种忆苦思甜的教育，读初中大家又是受这种教育，于是大家都一致认为“我们命好好”。“我们主要是命好。”冯建军举头望着食堂那个方向，议论着昨天上午贫下中农在教室里的忆苦思甜说，“要是在旧社会，说不定我现在正在山上放牛呢。”
“那我可能正在厂里做童工，”刘建国说，眼盯着杨老师走进食堂的那个方向，“毛主席真的好，解放了我们，省了我们去受苦受难。我爱毛主席。”
“我们说是毛主席伟大，还是马克思、列宁伟大?”何斌提出了这个问题。
那时候几乎每一间教室里都正正经经地贴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画像。这无疑是五位伟人!但是这些中学生总想把马恩列斯毛分出个高低来，究竟谁最伟大，成了他们最近一向争论不休的话题。前几天，几间寝室里，同学们争论毛主席和那四位伟人谁最伟大，争得面红耳赤。有的同学说，毛主席最伟大，因为他解放了全中国;有的同学说列宁最伟大，他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革命的成功，无疑给资本主义的制度敲响了丧钟;还有的同学说，马克思最伟大，因为没有马克思，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所以说马克思最伟大。但是大部分同学认为毛主席最伟大，因为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新中国。
他们正准备又谈论谁最伟大，杨老师拿着洗干净了的碗，从食堂里走了出来。“杨老师走来了，”冯建军提醒他们说，“快躲起来。”
四个人忙躲进了房间。“你注意看看杨老师进屋没有。”冯建军对李跃进说。李跃进就露出半边脸去看，他看见杨老师打开房门走了进去。“杨老师走进了房间，”李跃进高兴地回过头来说，“你们可以打架了。”
但是我们用不着打架，李跃进再探出头张望时，杨老师又走出了房间，向厕所那头走去。“杨老师解手去了，”李跃进说，“我去看看，好像她没锁门。”他说完就走了过去。门果然没锁，只是虚掩着。李跃进推开房门，一双眼睛马上打量着这间老师和张小英睡的房间。杨老师害怕一个人睡，故叫了班长张小英陪她。
李跃进从两张床上搁着的衣服上判断出了哪张床是杨老师睡的。他迅速走了过去，红塑料壳面笔记本居然就放在枕头旁，一半塞在枕头下。李跃进将它拿到手上，往衣服里一夹，敏捷地走了出来。进去出来，前后不过几秒钟。他非常得意。“笔记本，”他递给冯建军他们说，“你们看。”
“看看。”刘建国接过笔记本就看。
冯建军也把头凑了过去。笔记本上除了写着许许多多热爱毛主席的诗外，还用钢笔画了一些题花和插图，有的诗被钢笔画的花边框着，有的诗一旁画着一株小树或者一根小草或是一朵葵花。“毛主席啊，我是多么爱您爱您爱您。”每首诗都有这样感情充沛的话，让这四个抱着好奇心理的同学目瞪口呆且面面相觑。
“原来杨老师不是写我们。”冯建军感到非常失望，“原来她是写毛主席。”
“白偷了。”何斌说，“我以为杨老师真的把我描写进了她的文章呢。”
但他们又不敢丢，因为笔记本上写的是热爱毛主席的诗，而且红塑料壳面笔记本的扉页上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戴着八角军帽的照片。哪个敢把毛主席像丢到厕所里，那不是反革命吗?“这上面有毛主席像，不能丢，查出来了，你就是反革命。”冯建军想起自己的养父说。
午休起床时，杨老师脸色很不好看。她发现自己的红塑料壳面的笔记本不见了。她问班长张小英，“你见到我的红塑料壳面的笔记本吗?”
张小英说：“没见到。”
“我放在枕头下的笔记本不翼而飞了。”杨老师说，“这不是鬼来了吗?”
同学们到山坡上去劳动时，她让班长张小英留下来，和她一起一个寝室一个寝室搜。在第三间男寝室，在李跃进的书包里，张小英找到了这本红塑料壳面笔记本。“杨老师，是不是这本?”张小英瞟着杨老师问。
杨老师只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她那本红塑料壳面笔记本。“谁的书包?”她问。
“李跃进的书包。”张小英看到作业本上写着李跃进的名字说。
那天晚上，同学们吃过晚饭，坐到教室里向毛主席晚汇报时，杨老师绷着脸说起了她的红塑料壳面笔记本的事。“今天，我的笔记本，不翼而飞地到了一个男同学的书包里，我不点名。同学们，我们班上有贼。”她的目光很气愤地落到李跃进的脸上，“老师的笔记本有什么好偷?又不能去卖钱。但是他连老师的笔记本也要偷。同学们警惕呀。”
果然一个女同学就马上举手道：“杨老师，我放在文具盒里的四块钱和两斤粮票不见了。中午时候在教室里不见的。”
“是吧，同学们都知道了吧?”老师情绪激动地一挥手，“那就更加要注意贼。”
第六节
次日上午劳动的间歇时，张小英把冯建军叫到了山坡的另一头。“冯建军，你来一下。”张小英昂起她那张俊美的红灿灿的长脸望着冯建军，“我找你说件事。”
冯建军读中学的时候几乎称得上是班上的小领袖，调皮同学几乎都听他的指示。所以他基本上不听任何人的话。但张小英的话他不能不听，不是因为张小英是所谓班长，而是因为冯建军还在小学的时候就暗暗爱上了张小英同学。这种喜欢一直埋在他心里，怂恿他顺从张小英的任何命令。杨老师说话冯建军也敢当面顶嘴，但是张小英说话他从不顶嘴。这主要是因为他怕失去张小英的信任和依赖。张小英在有些事情上是有点依赖他的。例如张小英喊同学不动，就会做出娇嗔的模样对冯建军没好气地说：“你看你们几个男同学，懒得屙血，卫生都不搞。搞卫生咧。”
“搞卫生搞卫生，”冯建军很高兴地站在她这边向他的同学宣布说，“班长生气了，搞卫生搞卫生。”
又例如上课迟到，张小英就又借助他的威力说：“冯建军，每次只看见你们几个人迟到。你们未必不迟到就会死?!搞得杨老师横直说我。你们太要不得了。”
“不迟到了不迟到了。”冯建军说，对着他喜欢的姑娘发誓，“崽还去迟到。”
张小英十五岁了，当然很知道自己在冯建军心目中的位置，张小英知道冯建军喜欢她。张小英自己也有点喜欢冯建军。所以她才敢找冯建军谈话。“你到这边来。”她命令冯建军说，“过来。”
冯建军走了过去。两人就站在山上的一株板栗树下说开了。“李跃进偷杨老师的笔记本看!”张小英望着他，“杨老师好生气的。”
冯建军一笑：“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你还笑?”张小英拉长脸瞪着他，“这样严肃的事情你还笑!”
“是我们要他偷来看的。”冯建军不在乎地说，“别的我就不想解释了。”
“你们怎么要偷杨老师的笔记本看?”
“好玩。”冯建军不在乎道，“信不信由你。”
两人就这样说了很久。
就是那年冬天，全班同学从学农分校回来后，冯建军心中喜欢的张小英被招到部队文工团当舞蹈演员去了。十七中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仅招了她一个。当时张小英在文艺宣传队里演白毛女。广州军区部队文工团来了几个人，到长沙市的各个中学招收演员。他们一眼就看中了张小英，张小英腿很长，腰身细，手长，一切都表明她天生是舞蹈演员的料子。张小英可以把左腿或右腿轻易地扳到脑门顶上，从前面扳上去，从后面扳上去，从侧面扳上去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张小英“趴”一字，横一字竖一字都是一条笔直的直线。张小英太是舞蹈演员的料子了。
“张小英的腰功儿好。”刘建国告诉冯建军说，“那个老点的男解放军说的。”
刘建国也是校文艺宣传队的，仍是在校文艺宣传队里演李玉和。他也去应招了，只是解放军没看上他，因为他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时跑调跑得很远。“解放军找张小英谈了话。”刘建国告诉冯建军，“她有希望参军。”
冯建军听到这个消息时，心情是说不出的沉重。这预示着他爱着的姑娘要远走高飞了。那几天，他很想找张小英说说话。他看见张小英走路时两腿笔直的，挺着胸脯上两个业已隆起的小乳房，昂着脸。他蓦的感到她太有朝气了。这是一幅画，离他很远。那个时候冯建军已经满了十五岁，基本上懂得男女之事了。这些知识不是老师在课堂上教的。那时候生理卫生课被无情地取消了，生理卫生课势必要提到男性生殖器和女性生殖器、臀部、乳房、阴户以及阴茎、睾丸等等字眼，这在当时是被视为极不卫生的东西。在毛泽东思想占领课堂的，“左”的年代，在教师把中学生恋爱都视为该生道德品质败坏的年代，生理卫生课当然就成了垃圾而被希望社会空气纯净的革命者们很好地取缔了。冯建军脑子里的两性知识也不是来源于小说，那个要求社会空气纯净的年代里，除了毛主席著作，什么小说都被视为对青少年有害的“黄书”而遭到了禁止。冯建军脑海里的两性知识来源于街道上的年轻哥哥，而年轻哥哥的两性知识却来源于本能和实践，一点也不浪漫。“你喜欢她，就约她出来搞一顿。”当他向一个年轻哥哥咨询时，那个年轻哥哥教育他直奔主题说，“把她往身上一抱，往床上一推，就到‘岸’了。”
冯建军兴奋地瞧着这个只比他大三岁的年轻哥哥。“这么简单?”他说。
年轻哥哥姓章，名志国，也没有上过生理卫生课，他的性知识来源于本能。半年以前他强奸了一个比他大五岁的女人，那个女人的丈夫于几年前在武斗中丧了生。那女人自然提供了章志国强奸她的机会。女人姓邓，冯建军认识，就住在离“小洋房”不远的地方。“她不叫?”冯建军好奇地盯着这位征服者，“要是女人叫抓流氓，那怎么办?”
章志国笑笑：“女人一般不敢叫。因为她们怕丑。她们天生爱面子，脸皮薄。”章志国经验之谈地说：“你摸她的奶子，用嘴巴封住她的嘴巴，她一下就软了,然后就任你玩，我就是这样干的。”
冯建军脑海里的恋爱知识和对女人的认识，全来源于自以为战无不胜的章志国。章志国是个没有多少脑筋的小流氓。他喜欢把女人挂在嘴里说，他告诉冯建军他已经玩了三个女人，其中一个还是他原来的女同学。那些天里，冯建军一放学就去找他聊天，就是想从他那里获取征服张小英的力量。章志国属于“下乡”对象，但他赖在城里不肯下乡，整天在湘江边上鬼混，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他非常喜欢冯建军向他咨询女人方面的事情，那他就可以抽到一包名叫“大红花”的烟。大红花香烟一毛八分钱一包，冯建军一找到他谈女人，他就卖关子说：“买包烟来，我就跟你说。”冯建军就跑到对面的南食店里买包大红花烟给他，然后听他讲解爱情。“对女人，就是要胆大心细脸皮厚。”一天，冯建军用两毛钱买了包岳麓山烟给他抽，他就不遗余力地教授冯建军如何搞女人。“女人生下来就是给男人用的，就好像生产锅子就是为了炒菜用一样。捅火钩是做什么用的?捅炉子用的，使火烧得旺。老帮子说，男人是捅火钩，女人是炉子……”章志国说了很多，因为那包岳麓山烟里夹着的尼古丁产生的动力作祟，他禁不住很深入地说起了他性交时，在女人身上感受到的一切。他甚至把女人阴部的长相都描述给了冯建军听。冯建军听得浑身发热，心情激荡，大脑里对张小英的身体以及下部展开了充分的想象。但是他想象的样子怎么也摆脱不了养母的身体在他脑海里形成的记忆。他七岁前，养母总是当着他的面洗澡，坐在木盆里。那时候没有什么澡堂，男人洗澡在台阶上，穿条短裤，女人洗澡在房里。冯建军的养母身材略胖，屁股很大，阴毛是黑色的，在木盆里的水面上飘荡。
那天晚上，冯建军在自己房里睡也睡不着，听着从西伯利亚跑来的冷空气在屋顶上阵阵掠过，在大街小巷里肆行。他身上并没盖什么东西，但他周身却热得不行，使他不得不把两只光光的胳膊拿出来接受冷空气的轻抚。他满脑壳都是张小英的脸和大腿。明天我要对她说，张小英你进来啰。他脑海里想象道，张小英，我很爱你。她可能不会要我抱。她可能会转身就走。那么我就冲上去抱住她，用嘴封住她的嘴，使她不能叫。然后我把她抱到床上，用劲吻她，不给她喘气和拒绝我的机会。他试着深想下去。
第二天，他看见张小英时，昨天晚上在床上培养起来的勇气自然就留在床上了。两人是一起朝学校走去的。那是十二月，张小英穿着略嫌大的军棉袄，脖子上包着一条红围巾，走在他前面一点。他走在张小英后面一点，两人相距一米的距离。这一米就好像一道警界线，他不敢越过去。“我很羡慕你，张小英。”他叫她的大名，“你就要当解放军了。”
“还不晓得。”张小英说，“要穿上军装的那天才算。我不能高兴得太早。”
“你一定会成为解放军的。你当了解放军就会忘记我们这些同学的。”
冯建军走进学校时一直想，她没有说她会记得我这句话。我没有希望了。那天上午上课，他就是被这个问题纠缠着，老师在台上讲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下午学校里搞劳动，他没有去，而是又跑到章志国那里去索取力量。他需要章志国安慰他那颗痉挛的心。他那颗心整日在爱情的峡谷里挨冻受饥。他需要章志国给他勇气去追求张小英。“你到底是喜欢一个什么姑娘?”章志国问他，“只看见你问这问那?”
“一个女同学，她就要参军了。”冯建军忧郁地说。
“参军?”章志国盯着他，因为他听说张主任的女儿就要被招为文艺兵了，“你不是说张主任的女儿吧?”
“就是说她。”
“那个姑娘样子长得很骚，”章志国说，“老帮子说眉毛搭桥的女人十之八九会给丈夫戴绿帽子。张小英眉毛搭桥。我注意过。”
“她的眉毛是有点搭桥样的。”冯建军回忆着张小英的眉毛长相说。
“这样的姑娘你一抱过来，只要摸两下，她身上就软了。”章志国说。
第七节
星期六下午，学校里搞劳动，修操场。冯建军劳动没搞完就溜了回来，他站在小洋房的两扇大门前，等着张小英回来。五点钟，张小英拿着一把铲子回来了。张小英还在街口那头，他就知道她走来了。检验自己胆量的时候到了。章志国说男人眉毛搭桥不赌就嫖，女人眉毛搭桥不搞也骚。他这么想着，张小英走近了，一张红红润润的脸展现在他眼前。“张小英，劳动完了?”他说。
“嗯啰。”张小英说，“杨老师点名时，你们几个男同学都跑了。”
“一天到晚都是劳动，”冯建军说，用两只发亮的眼睛望着她，“我不喜欢。”
张小英当然知道他眼睛里射出来的内容。她喜欢这种眼神又害怕这种眼神，好几个同学都用这种眼神看她，使她上课时心慌意乱。张小英正打算避开这种眼神的盯视，冯建军却说：“张小英，你要当解放军了。我有一个笔记本送给你。”这个借口是章志国帮冯建军想出来的，章志国说，如果她愿意跟他进屋，那就一切都好解决。为此，章志国还给了他一个薄薄的透明的避孕套，章志国解释说，这个避孕套是那个跟他睡觉的女人给他的，每次那女人都要他戴避孕套。自称自己用了三个女人(这让冯建军十分钦佩)的章志国告诉他，“你要戴，”章志国望着他，“第一次干这号事，是把握不住自己的。”
冯建军听他说得耳朵根也红了。
“我有一个笔记本送给你，”此刻，他装作平静地说，“你要参军走了，做个纪念。”
张小英睁着两只美丽的月牙眼瞅着他，脸上多少有点高兴。
“到我房里去拿，好吗?”冯建军说。
张小英跟他去了。冯建军打开房门又顺手把房门关上。张小英一愣，但冯建军走到床旁，从枕头下拿出了一只绿塑料壳面的小笔记本，上面写着章志国教他写的话：“我们的爱情像深山的火焰，万古长青。”冯建军打开给张小英看，张小英看到这句话，脸上腾的一红，转背就要走。冯建军想起了章志国教授他的步骤，
一把抱住了她。第二步是什么?章志国说，第二步就是不等她开口叫就把嘴唇贴上去封住对方的嘴。第三步就是把姑娘搂到床上去摁着。冯建军凭着本能和浑身的力气做到了第三步，但是当他把她把到床上亲她的嘴，然后伸手去摸张小英的乳房时，张小英给了他一个嘴巴。这个嘴巴虽不重——也没法打得很重，睡着打的，但却把冯建军打愣了。章志国没有教授他对这个嘴巴应该采取什么反应。他一愣，张小英马上就挺身站了起来，气愤地盯他一眼。“你是个流氓! ”她骂了句，冲出门，哭了。
冯建军愣愣地坐在床上，他觉得自己很丢脸，这倒不是挨了张小英一个嘴巴而觉得丢脸，而是觉得自己压根儿就不应该这样做。自己成了一个流氓，与养母养父希望他成为一个英雄相差十万八千里了。他从不抽烟的，但是他记起抽屉里还有一包大红花烟，那是买了去向章志国讨教爱情知识的。他点上一支烟，很外行地抽着，只让烟在口腔里打个转就匆忙吐了出来。他瞟着屋顶上的蜘蛛网，长久地凝望着。那只蜘蛛缓缓地爬上去，又缓缓地爬下来。七点来钟时，派出所的一个他也认识的中年民警，推开了他的房门。“你还坐在房里抽烟啊!”民警说，“冯建军，跟我到派出所去。”
“我去派出所?”冯建军紧张地望着他，“我又没犯法。”
“五点钟的时候你在屋里干什么?没犯法?”民警说。
冯建军脸都白了。
“走吧，不会要我用绳子把你捆起吧，嗯?”民警说。
冯建军被中年民警带进了派出所，被关进了一间放老糠的黑屋子里。他的背后就是老糠，老鼠在老糠里钻来钻去，发出吱吱吱的叫声。冯建军没有想到不过是一念之差，就到了这里。他又冷又饿，屋里没有灯，什么也看不见。他缩成一团，坐在墙角的老糠堆上，心里问自己，我会不会坐一辈子牢?我这辈子完了，他想：张小英为什么要把这事告诉她父亲?他心里对张小英产生了恨意。那天晚上，他没法睡觉，因为老糠房里除了老糠，什么东西都没有。早晨八点来钟，门打开了，开门的是那个中年民警，手上拿着一个冷馒头。“关一晚上好过吗?”中年民警问他。
“不好过。”冯建军要哭了的样子说，嘴唇抽搐着。
中年民警很严肃地进一步道：“跟我到审讯室来，吃了这个馒头。”
冯建军拿着这个馒头就狼吞虎咽起来，边跟着他走进了一间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的房间里。墙壁上贴着马恩列斯毛五位伟人的画像。“坐到椅子上。”中年民警说。
冯建军坐到椅子上，仍吃着馒头。“快点吃完。”中年民警皱着眉头说。
冯建军吃完馒头，中年民警坐到桌子后面，拿起钢笔，瞪着他。“叫什么名字?”中年民警做出记录的样子。
“冯建军。”
“年龄?”
“十五岁。”
“什么职业?”
“我还是学生。”
“在哪个学校读书?”
“十七中学。”
一切程序完结后，中年民警瞪着他，“你知道你犯的错误有多严重吗?”他上纲上线说，“你这是破坏新兵入伍，要坐牢的。起码要坐五六年牢。”
冯建军哇的一声哭了：“我不知道，民警叔叔，我不知道有这么严重……呜呜呜。”
“现在你知道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不知道呜呜呜……”
“你不知道?”民警瞪着他，“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冯建军哭道，“呜呜呜……章志国哥哥说，姑娘眉毛搭桥就主动想这种事，我我我我呜呜呜我以以为就就就……”
“章志国?”中年民警瞪着他，“那个二流子章志国?”
冯建军是在害怕中说的心里话，但是当中年民警向及他时，他才知道自己说漏了嘴。章志国在街道上有些名气，当然是坏名气，民警们早就在收集他的罪行且准备把他送到牢里去蹲几年了。章志国打架和狠亵女人的行为有好几起了，只是还没有构成大的犯罪。派出所的民警教育过章志国几次，但那是个狡猾的家伙，总是可以把罪行推卸到别人身上。“章志国教你去狠亵张小英?”中年民警觉得可以在冯建军身上打破缺口了，马上就集中思想。“你一五一十地老实说，我们就可以考虑从轻处理你。”
冯建军害怕地望着他。冯建军也怕章志国，因为章志国劲大，而且有一些二流子朋友。但是面对民警那双严厉的洞察秋毫的眼睛，冯建军把握不住自己了。他不知道怎么应对这种事，脑海里还没装下既能保护自己又不牵涉到他人的思想。童男之身的他，不过是这位经验丰富的中年民警眼里的一只小公鸡。“你一五一十地说，我还可以保你不去坐牢。”中年民警吓唬这只小公鸡，“一进牢房，你的前途就没有了。从此你就是个受人民政府管制的劳改犯，一到过五一节、国庆节和过年，劳改过的人都要被当地派出所关起来，以免破坏节假日。你想不想成为劳改犯?”
“不想成为劳改犯。”
“那你一五一十地说。”
冯建军就什么都向民警交代了，他说他喜欢张小英，但不知道怎么向张小英表白这种喜欢，他就去向章志国请教……冯建军说完后，中年民警又要他复述了一遍，然后要他在口供上签名。冯建军签完名，中年民警掏出一盒岳麓山香烟，摸出一支，准备点，却一时找不到火柴。冯建军口袋里有盒火柴，昨天抽烟时把火柴放在口袋里的。他忙掏出火柴替中年民警点烟，火柴的一角却带出了那只避孕套，那只透明的避孕套的尾子挂在了火柴盒开裂的一角上。中年民警一眼就认出来了。他的眼睛一下瞪得很大，柔和的面孔马上又严厉起来。
“这是什么?”他明知故问。
“我在地上捡的。”冯建军满脸通红地支吾说。
中年民警把避孕套接过来，“地上捡的?”中年民警厉声说，“这是还没用过的?”
“我不知道，我在地上捡的。”冯建军羞得满脸通红。他没有供出这只避孕套是章志国提供的。在刚才的审讯中，他已经明白过来了，这个东西完全可以被民警视为罪证，而罪证完全可以让章志国多判一两年牢。“我前天在路上捡的。”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民警又说。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冯建军说。
民警又把他带进黑房子关着，“想明白了再告诉我。”民警说。
第八节
冯建军被关了两天，当他被放出来回到家里时，他哭了，哭得很伤心，整个儿趴在床上哭，哭自己终于自由了，哭死去的养母，哭还关在牢里的养父，哭自己孤苦伶仃一个人。我被派出所抓起过，我从此身上有污点了。他边哭边很懊悔地想。他出来的第二天，仍没去读书，而是在湘江边上徘徊了一天，这里走走，那里看看。那天下午回家的路上，他碰见了刘建国，刘建国老远就喊他：“你怎么几天都没去上学?”
“我不想读书了。”冯建军说。
“不读书了?”刘建国羡慕地瞪着他，“我真的羡慕你，不想读书就可以不读书，我要是不去读书，我爸爸会把我打醉去。”
两人说话中，刘建国告诉他，张小英于昨天参军走了，全班同学除了他缺席外，为张小英参军开了个欢送会。“她现在是解放军了，穿上了草绿色的军装。”刘建国羡慕道，“我真羡慕她，一下就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杨老师说我什么吗?”冯建军关心的不再是张小英，而是自己。
“没说什么。”刘建国说，“杨老师还问我，冯建军怎么没来上课。”
冯建军又读书了，因为派出所的民警并没把他的事反映到学校里去，而张小英也没有向老师反映。冯建军再读书时，心里空空的，因为班上缺了一个张小英。没有张小英，调皮的同学也不那么调皮了;没有张小英那双动人的月牙眼监视，学校里搞劳动也没几个男同学用心卖力了。次年，这个班便在毫无生气中以开卷考试的形式毕业了。
那时候读高中不像现在要考，只要你想读书，直接升入高中。冯建军原不想读书了，但暑假期间，他在家里呆着没点意思，而刘建国和李跃进又被父母逼着读高中，冯建军也就打算读读高中看看。开学的第一天，一报到，三个人又被分
在一个班，于是就很高兴。“又可以在一起玩，”冯建军说，“我们要在班上当点角色看看。”
冯建军所指的角色不是班干部，他不是红卫兵，红卫兵才能当班干部。冯建军所指的角色就是在班上讲点狠，让班干部怕他们，至少不管他们。那年暑假，冯建军跟几个在社会上混的年轻人交上了朋友，都是住在李跃进屋门口的，都没有读书，不是在街上推板车就是在土方队挑土，靠自己的劳动力养活自己。“读书有什么味?”他们散布言论说，“读到最后还不是下农村!前途前途一把锄头，远看远看一根扁担，卵味。”
冯建军、刘建国和李跃进及另外一些男同学当然不愿意受班干部的管，他们在班上结成了一块板，事事跟班干部和老师唱反调。“今天下午搞劳动，请同学自备铲子和锄头。”班主任交代说。可是下午就没有几个人带锄头和铲子，空手来。
“你怎么不带锄头?”老师气愤地问李跃进。
“他家里没锄头。”冯建军替李跃进回答老师。
“你屋里也没锄头?”老师反过来直视着冯建军说。
“他屋里没锄头。”刘建国替冯建军回答。
“铲子呢?”老师盯一眼刘建国，又望着冯建军，“没锄头，不晓得带铲子?”
“我屋里没有铲子。”冯建军回答。
“你屋里也没有铲子?”老师转过头，把视线落到刘建国脸上。
“没有。”刘建国懒懒地说，“我屋里连锤子都没有，要用锤子都是找隔壁借。”
“我就不相信你屋里连锤子都没有!”老师气愤道。
这个高中政治老师是个苦水里泡大的农村青年，个子不高，皮肤很黑，说一口让长沙人瞧不起的乡下话，讲课也是用半长沙话半乡下话讲课，让同学们课后笑得半死，因此都有一百个理由反抗他的指令，尽管他是他们的班主任。另外，这个乡下来的老师曾经犯过一个错误，那就是偷看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洗澡。那时候一般单位都没有澡堂，夏天里，大凡洗澡，男人一般都是站在水龙头下洗，穿着一条裤衩，拿肥皂和手到裆下去掏摸。女人则不行，因为上面还有两个松软且隆起的乳房需要隐藏和照料。女人一般都是提着一桶水走进厕所里去洗。厕所里，将男女厕所分开的那堵墙的上方有个不大的花格子的通风口，使两边的臭气畅通。这位从乡下来的青年，因找不到爱人却又思念女人，于是就爬到那个通风口去看，却被那个女老师发现了，并告到了校长那里。冯建军他们读初中时就知道这件事，是某老师在义愤中点名点姓说的，他们当然不愿意让偷看女人洗澡的老师——且是个说一口乡下话的老师管。
冯建军读高中没有读完，准确地说他只读了一年，而这一年他们读书的乐趣就是跟这个老师过不去。这个老师说西，他们必说东，这个老师说东他们就说西。冯建军之所以没有把高中读完，是在次年学工中，冯建军与工人阶级硬骨头打了一架，一扳手把硬骨头的脑壳打开了，血顺着脸蛋往下流，流到肩膀上又流到裤头上，最后流到了地上，把冯建军吓得逃跑到岳阳市躲了一个星期。
事情很简单，学校安排他们这个班来到了他养父养母工作过的这家机械厂学工，他走进这家工厂感觉就一点也不好。他被安排到面对办公楼的一个车间里，跟一个只比他大两岁的，他从小就认识的青工学用钢锯锯钢管。把一根根钢管锯成一样长的，然后把钢管搬到另一个地方。这个车间的这个窗口，面对的正是江笑月跳楼身亡的地方。他很清楚地记得养母躺在地上的姿势，一只光脚垂在阴沟里，另一只穿着鞋子的脚横在阴沟上，脑浆溢了一地。他还记得那个晚上，他很害怕地守在办公楼的大厅里，看着淅淅沥沥的雨夜。他清晰地看见一个十岁的男孩瞪着一具盖着花床单的尸体，没有人同情而可怜巴巴的模样。他还着见那孩子
趴在尸体旁迷迷糊糊睡着了，早上却被一个成年男人用皮鞋踢脑壳踢醒了。而这个睁着两只惺忪的害怕的眼睛，望着尸体和穿皮鞋的男人的孩子正是现在的他。七年过去了，七年前的事情他还记得如此之清楚。他的心情当然就变得很坏很坏。
带冯建军的青工是个从小就很调皮的家伙，刚刚招进工厂当学徒，自己很懒，总是喜欢躲到哪里去打扑克牌，而把劳动任务交给冯建军和另外两个学生。有一天下午，学习完毕后，这个青工就拖着冯建军去打牌，“打牌去，”青工安排他打牌，安排另外两个同学做事，“你们两人把那些钢管锯掉，要锯完再吃饭。不然就没饭吃。”
冯建军跟着这个他从小就有点怕的青工走进了一间集体宿舍，这是一间摆着四张单人床，桌子椅子全肮脏不堪的房子。青工又拖来了另外两个工人。四个人就坐在床上打起牌来了，打“双百分”。那时候打牌还不敢赌博，而是输了用铁夹子夹耳朵，有点疼。冯建军的牌打得很臭，当然他和青工就总是挨铁夹子夹耳朵，夹得那个青工火了。青工把牌一甩，瞪着他，“你晓得打牌不?”青工生气地说，“本来我们打过了。你这猪!”
过了会，青工又骂他：“你这杂种，真要割了你的，送你到北京当太监。”
冯建军仍没吭声，他确实打错了一张牌，而造成了这轮牌局的变化。冯建军于是很小心地出着牌，一张牌半天也出不下来。他毕竟有这么大了，且自尊心很强，不愿意老让别人骂他猪。“快点出!”那个青工烦躁地瞪着他，“你怎么这样呆啰。”
“红桃8，”冯建军记得他出的这张牌是红桃8，因为就是这张红桃8惹的祸。
冯建军出的红桃8一落到桌上，下手就极高兴地用“主”毙了，他的对方跳了起来，伸手给了他一个耳光。他骂了很多次冯建军，冯建军都没回嘴，他以为冯建军可以任他欺负。
冯建军挨了一耳光，正想是不是要跟他干一架。青工却让他下了干架的决心。青工说：“你这杂种，只配跟你那个养母一样，从楼上跳下去。”
冯建军挥手一拳打了过去，打在青工脸上。青工走过来，扑上来把冯建军摁在地上，拳头就照着冯建军的脸上打，冯建军身上的力气比这个天生蛮力大的青工小，被他压在地上，翻不转身。但当这个青工接连打了冯建军脸上好几拳，心满意足地站起身时，冯建军爬起来，操起桌上的大扳手，照着对方的头劈了下去，将对方的头顶砸开了一道口子。
冯建军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离开学校的。那天，他弃下扳手就径直跑出了工厂，因为怕派出所抓他，也不敢回家，把整个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就打发在街上。那是九月底的日子，天不冷，晚上只略略有点凉意。冯建军在灰暗的大马路上走着，他的影子紧跟着他。他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火车南站，火车南站是货站，停着一节一节的货车厢。冯建军爬上一节货车厢，想找个地方睡上一觉。结果他爬上去的这节货车厢放着的是一块块生铁，他又爬到另一节车厢上，这节车厢里是一捆一捆的稻草垫子。他有点欣慰地躺了进去，瞅着天上的星星和弯弯的月亮，他有一种谁也不要他的凄苦感。他的理智很快就被疲劳吞噬了，就好像礁石被涨潮的海水吞噬了一样。醒来时，他已经在岳阳了。火车到了岳阳，这是早晨七点多钟，一抹朝阳正投在他眼睛上，把他照醒了。他微微眯了会眼睛，再睁开一看，觉得这里一切都相当陌生，不免吓了一跳。“咦呀!”他叫了声，翻身爬下火车，迎接他的一切都是陌生的：铁路横一条竖一条，车站破破烂烂。他走出车站，听到人的说话声也不是长沙口音。他禁不住走上去向一个穿旧军装的老人打听：“大伯，这是什么地方?”
穿旧军装的老人打量了他一眼，“岳阳。”老人说。
一星期后，冯建军又爬火车回到了长沙。他是抱着情愿坐牢的思想回来的。但他没坐牢。学校给了他一个记大过处分，因为他把工人阶级的脑壳打开了。他没被派出所找麻烦，是由于这件事没搞到派出所去，直接由学校处理了。就是这个记大过处分，让他不想再读书了。读初中是班上有个张小英吸引他，使他总想往学校跑，读高中却没异性对他有吸引力。有个姑娘曾经让他有点想法，但他还没把爱心完全转到她身上，他就发现她暗暗喜欢班上的一个男同学，那男同学的篮球打得好，三步跨篮的动作相当漂亮，球也投得漂亮。既然惟一一个他喜欢点的姑娘，心中另有所爱，他就完全没有必要背着处分在教室里坐着，听那个偷看女教师洗澡而臭名远扬的班主任的教诲了。
第九节
冯建军离开学校后，在家里呆了半年，这半年他跟一些早就不读书了的年轻人玩在一起，那些年轻人都是这个社会抛弃的垃圾，不少是劳教或坐过几年牢，且受着当地派出所管制的。逢年过节，这些人便接到派出所来的通知，指令他们到派出所报到，被关在派出所的黑屋子里，直到把年或节过完他们才能重见天日。因为人民政府不希望他们在革命群众放松警惕地过年过节时，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损失。这些人，今天这个走进小洋房找他，明天那个走进小洋房找他。这自然就引起了张主任的高度警惕。这位在朝鲜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张主任，还有一颗正直的心，不想看见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与他同一个军的战友的养子变成偷鸡摸狗的流氓犯罪分子。于是有一天，当他看见两个他非常讨厌的家伙走进小洋房，恭敬地称他一声“张主任”，然后侧着身子从他身边走过去，就跟两条脏狗从他身旁绕过去似的，径直走进冯建军的那间房子时，张主任觉得应该教育这个战友的养子了，不然对不起在朝鲜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战友。虽然这个战友因一竹竿捅瞎了毛主席像的左眼睛，而变成了现行反革命，但他相信这个战友不会这么没觉悟，只是他太倒霉了而已。
“军伢子。”当两个讨厌的家伙从冯建军房里走后，他屈尊走了进来。
冯建军慌忙从床上坐起，掐灭烟蒂。“张主任。”冯建军红着脸说。
张主任皱起了眉头，“你学会了抽烟?”张主任不满地说，“好样子就不肯学!”
“好玩抽一支。”冯建军说，“我是无聊。”
“无聊也不要抽烟，”张主任拉长马脸道，“学点好样子看，不要跟这些社会渣子混在一起，这会没有好结果，我只告诉你，军伢子。”
冯建军是把他当做未来的岳父大人看的。“我不跟他们来往了。”他说。
张主任吐口痰到地上，用穿着军鞋的脚蹭了蹭，这才关心地瞟着他，“这样吧，给你事做你就不会学坏了。明天你到皮鞋厂去找贺厂长，”张主任说，“长虹皮鞋厂就是办事处前那家皮鞋厂，你跟贺厂长说，就说是张主任要你来的。”
冯建军很感激地瞧着张主任，“好好好好好。”他满脸精神地说，却只知道说一个“好”字。张主任转身走后，他满脑壳都是明天我就是个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人了的思想。他等不及明天地走出了家，大步噔噔噔地向长虹皮鞋厂走去，唱着从广播里听熟了的《北京的金山上》：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像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心儿照亮……
长虹皮鞋厂是幸福街办事处的街办工厂，有几十个人，都是幸福街的富余人员，即一些老头和家庭妇女及五六个年轻人。冯建军步履矫健地走进这间厂房时，口里还在唱《北京的金山上》这首颂扬毛主席的歌。他心里很愉快，觉得自己就要当工人阶级了。他瞧见一个胸脯上挂着一个邋遢的皮兜兜，坐在矮凳上与一张大猪皮打交道的老头，笑着走上去说：“老师傅，请问贺厂长是哪一位?”“我就是贺厂长。”贺厂长抬起一张和善的宽脸，瞅着他：“你是……”
“是张主任要我来找您的。”冯建军说，“张主任说，要我来找你。”
“张主任是什么意思着?”贺厂长瞪着冯建军。
冯建军就说了张主任的意思，“张主任要我来上班，张主任希望我学门本事。”冯建军一口一个张主任，好像张主任是他舅舅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