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我第一次看见爹哭是一九六八年冬，那天我满十岁生日。那以前我从没见过爹流泪。也就是一年前，我曾被一个比我大两岁的男孩打得哇哇哭，好像是为了二两粮票。那时候国家穷，大家都忙着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一双双眼睛都擦得雪亮，相互不信任，农民多喂两头猪都会有人揭发，并被视为搞“资本主义”，就没人顾得上发展生产，所以买米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肉要肉票等，即使你只是去百货商店买斤糖，也要凭糖票。记得那次，地上掉了二两粮票，我发现了，走过去捡了。那男孩说看看，我给他看，他就不肯还我了。我找他要，说这是我先发现的。男孩不肯给我，我追着要，他就打我，我于是尖声哭，希望用哭声赢得爹的增援，甚至还指望爹从那个男孩手上夺回我捡到的粮票。爹听见我哭，走出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捡了二两粮票，被他抢走了，他还打我。男孩傻傻地站在一旁，他也拿不准是跑还是把我捡到的粮票还给我。爹很厌恶地瞪我一眼，大喝一声：“不许哭。再哭我打你。”那情形，就如一只大狗嫌弃一只向他叫屈的小狗似的。
爹对那个傻站在一旁的男孩厉声说：“你走，以后不要来找小毛玩。”
爹把哭泣的我拎回家，怒斥我道：“为了二两粮票，你还哭脸，没出息的东西，再哭，我要捶死你。”
现在爹自己流泪了——我说的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八日那天。当时爹还不算老，离满五十岁还差十七天。爹被关在红楼三楼西头的一间房里。武装部的人怕我爹畏罪自杀，在那张窗户上加了结实的木护窗，并把窗户钉死了。另外，房里没一样铁器，甚至连一根针也没有，唯一的铁器就是钢笔心，那东西显然是没法用来自杀的。这样，即使我爹想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也入地无门。
武装部的人不让我爹剃头，不让我爹刮胡子，甚至都不让我爹洗澡，因为他们觉得像我爹这样的国民党高级特务——他们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很有可能自杀的，所以他们像保护中央首长样二十四小时监视着我爹，哪怕我爹呼呼大睡了，也有人坐在门口打盹，谨防我爹畏罪潜逃。爹既不能洗澡又没有剃须刀，就蓬头污面的，灰白的头发已遮没了耳朵和颈根，胡子也长到三寸长了，乱糟糟的。头发和胡子都结了壳，肮脏不堪，望上去更像动物园里的一只无人关心的老猩猩。我爹吃着我送去的饭菜，他不是吃得很快，而是以迟钝的形容吃着。脸上除了黑——一部分头发和胡子，就是没有血色的白。这是他的脸有将近一年没见阳光的缘故。我看着爹这副怏怏的面容，想起了童话故事里的妖魔鬼怪，不禁打了几个寒噤。我提醒爹说：“爸爸，今天是我生日。”
从我六岁起，爹在一年里有两次给我钱，一次是我生日;另一次是除夕夜的压岁钱。生日给两块，压岁钱也是两块。一年的另外三百六十三天里，我不能再指望爹给钱。爹那时候的工资是五十八元一月，他每月将工资全数交我母亲，母亲再返回五元钱给他，以备急时之需。爹从不乱用一分钱，他把妻子给他的零花钱都为我和我姐，还有我大哥买了学习用品。比如我的三角板烂了，或者铅笔或钢笔用坏了，我们向母亲要钱买。母亲会发火道：“又要买又要买，哪里来的那么多钱买。没钱。”
我们就会进行“战略”大转移，向爹讲明情况，并向爹展示用坏了的学习用品。爹转身就出了门，回来时手上就拿着你极想要的学习用品。“给你，爱惜点用。”爹说。
我母亲从不给一分钱给我和姐，好像我们不是她的女儿和儿子，这没办法，母亲天生就是个只讲勤俭节约的女人，要从她口袋里掏出一分钱，简直比登天还难。母亲尽管抠得死，但她绝不在吃上吝啬，吃上，她绝对让我和姐吃饱。那时候买猪肉要凭肉票，但买鸡、鸭、鹅和猪下水不要凭票。母亲会偷偷买回家一只鸡或一只鸭，炖上一锅，让我和姐猛吃。有时候，她会拎只大白鹅回来，扔在厨房里，令爹龇牙咧嘴地杀死，接着用滚烫的开水烫毛，再令我和姐蹲在厨房里钳毛，然后她挽起衣袖，亲自剁成一块块的，炖上一大锅，够一家人吃两天。但是，我想从母亲口袋里要两分钱零花，例如买支冰棍吮，那是做梦，尽管她也有工资，而且是三十多元一月。
爹被当作共产党的叛徒和国民党高级特务被武装部抓起来后，工资就停发了，一家四口人(大哥已不用负担)都靠母亲那三十几元钱吃饭。我当时小，不知道这些情况。我巴望着爹给我生日钱，这是我一年里盼望已久的事情。
“爸爸，今天我生日。”我想要钱，说。
爹其实早已身无分文，但他下意识地在口袋里摸着。他很希望发生奇迹，口袋里突然冒出一块钱或者一角钱。这情形有些像一只猩猩在身上寻找东西。但不会有奇迹发生——那个年代是没什么奇迹的。他口袋里连一个一分的硬币也没有。他摸了一气，就抱歉地望着对他的一切动作都充满期待的我，“小毛，爹身上没钱。你找你妈要吧。”
“妈妈不会给我，”我强调，“妈妈小气得要命。”
爹望着我：“你就说，爹要她给你两块钱。”
“妈不会给，妈一分钱都不会给我。妈妈是个抠鬼。”
爹不说话了，一转眼我看见爹的眼睛亮闪闪的，豆大一颗的泪珠从他眼眶里涌出来，顺着他苍白的脸颊往下掉，流到他宽扁的嘴上，再流到结了壳的黑白掺半的胡子上，最后掉到地上，发出轻微的啪哒一声，又啪哒一声。我们镇上屠宰场里的老牛，于挨宰前就是这般默默地掉泪。我见过，有个同学的父亲是屠宰场的，他带我去看过杀牛。
那时爹还没精神失常，但已到了精神失常的边缘。造反派觉得我爹很不简单，一个人既做了国民党少尉，又做过日本侵略者的伪军，然后又混到了游击队里。这没有几下子是不可能的，这就很不简单。刘大鼻子觉得我爹狡猾得像只老狐狸，竟然毫无羞耻地变来变去，一下子国民党，一下子是伪军，转背又是游击队，就觉得我爹是丛林里的变色龙，便板着脸质问我爹：“如果像你交代的，你参加国民党军队是为了抗日，那么，那么多英勇的抗日将士都倒下了，死得都不错。为什么你没有死?”
爹觉得刘大鼻子问得歹毒，回答：“我不知道。”
刘大鼻子觉得我爹回答得太荒唐、太无耻了，“你敢说你不知道?”
爹无言以对。
刘大鼻子觉得像我爹这样的人竟也扛着枪抗日，那不被日本侵略军赶得满山跑，那不是丢中国人的脸吗?难怪日本人那么看不起中国人，就是因为是我爹这样的窝囊废给中国人丢脸。刘大鼻子蔑视道：“一个日本兵端着枪，可以把你们赶得满山乱跑，那也叫抗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日本人的铁蹄下节节败退，都跑到重庆躲藏起来了，那也叫抗日?”
爹又无言以对。
“你居然还取名黄抗日，我看你应该叫黄躲日。”
爹抱歉道：“这名字不是我自己取的，是一个当年来黄家镇征兵的营长取的。”
“那营长叫什么名字?”
“不记得了。”
“他是你的顶头上司啊，现在他在哪里?”
“他在长沙第一次会战中战战战死了。”
“你说你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
“参加过。”
“打死过日本鬼子吗?”
“打死过。”
“这么说，你还杀过人?”
“没杀人，战场上，打死的是敌人。”
“你这副模样，还能打死敌人?不是开玩笑吗?”
“我没开玩笑。”
“打死过几个?”
“有一些。”
“还一些?”刘大鼻子觉得我爹太鬼了，“我不信你能打死敌人。”
爹被他问烦了，说：“我自己也不信。”
刘大鼻子又问：“你还参加过所谓的衡阳保卫战?”
“参加过。”
“衡阳还不是丢了，那也算保卫衡阳吗?”
“可能不算。”
“什么可能不算?根本就不算。”
爹低垂着一张污垢的脸，不敢申辩。
刘大鼻子见我爹犹豫着没说话，又义正词严道：“你们国民党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日本鬼子来了，你们比日本鬼子跑得都快，你们那种抗日是狗屁。”
“狗屁、狗屁。”爹用他那无力的声音唯唯诺诺道。
刘大鼻子觉得我爹这模样，见到日本兵，肯定同哈巴狗样主动迎上去，舔着日本人的裤脚，媚笑着称日本人“太君”。因为在他审问我爹时，凭他当过侦察兵的敏锐，怎么也无法在我爹脸上找到半点敢于杀敌的英雄气概。于是他觉得我爹很可耻，竟声称自己抗过日。还觉得日本人自称“大日本皇军”，还武士道什么的，完全是骗人的把戏，因为日本兵连我爹这样懦弱的傻瓜都打不死，害得他在我爹身上一再浪费时间，仅凭这一点，日本人就没资格侵略中国!他瞧不起我爹，把脚架到桌上，恶声恶气地道：“姓黄的，就凭你这胆小如鼠的德性，还能保卫衡阳?”
爹觉得自己这副怕事的德行是不能保卫，就难过地低下头。
“保卫衡阳，你不是讲笑话吗?”
爹昂着他那面无人色的脸说：“是是讲笑话。”
“你既然抗日，为什么还向日本侵略军投降?”
爹哑口无言。
“你自己交代，你向国民党出卖了多少游击队的情报，一共出卖了几次?”
“我没出卖情报。”爹回答。
“你别狡辩。我们很清白你的底细。你若不当叛徒，国民党不会把你枪毙，国民党未必还会把你留到让游击队来救你?你怕这是在舞台上演戏?莫装蒜了。”
爹怏怏地望着他。
刘大鼻子又强调说：“我是干什么的?你只是干过国民党少尉排长，我当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兵排长，我比你行，这你要承认吧?”
爹嘟哝道：“那是，你比我厉害。”
“我们不是傻瓜!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付你这样的坏人，我们只需动一下小指头就要你脑袋开花。你不老实，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你想死吗?”
“不想死。”
刘大鼻子一拍桌子，把他的困惑掷在我爹脸上，“为什么你那么怕死?说?!”
“我的孩子还没没长长大。我不不不放心两个孩孩子。”
“放你娘的狗屁!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刘大鼻子大声吼道，那骂声好像是从鼻孔里喷出来的。“你就是怕死，所以你既叛变国民党又叛变共产党。你是败类，只有败类才今天变节，明天又变节，后天再变节。你是变来变去的祖宗!”他还觉得不够到位，又掷地有声地加一句：“你是败类中的败类，是败类的爹!”
“我是败类的爹，”爹深以为然地回答。
“你是真正的败类。国民党都是因为你们这些饭桶，才败给日本人。”
“是、是，我是饭桶。”爹说，忽然感觉不对，便问：“我们没败给日本人吧?抗日战争不是胜利了吗?”
“那也不是你们国民党打胜的，是毛主席领导全中国人民共同抗日，才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的。知道吗?”刘大鼻子觉得自己回答得很机智，满意地一笑。
爹答：“毛主席?那是、那是。”
“你老实交代，你向国民党提供了多少游击队的情报?”刘大鼻子又把话题引到他设置的陷阱上，犹如一条威猛的狗对着一只孱弱的老猩猩凶猛地汪汪汪吠叫似的。
爹回答：“我没没提供情报。”
“没提供情报，国民党反动派会让你活到今天?你不是讲相声吗?”
爹答：“我不晓得讲相声，侯宝林会讲相声。”
刘大鼻子很愤慨，“哎呀，你还拿侯宝林糊弄我是吧?”
爹说：“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我是说侯宝林会讲相声，我不会讲。”
镇革委会严副主任见刘股长久拿不下我爹，很是生气，觉得刘股长白当了几年侦察兵。他亲自出马，威严地瞪着我爹，把我爹视为臭狗屎。“你早就应该死。你这样的人活着，每天要吃国家的粮食，太浪费国家的粮食了。”他看不起我爹那可怜巴巴的模样且很有感触地说：“别人都死了，你怎么不死啊?”
爹羞惭道：“我我我也说不清。”
“你不但浪费了国家的粮食，还浪费了国家的肉票和布票。”严副主任疼心地说。
“我是浪费国家的粮食和肉票、布票。”爹说。
“你还浪费了我们的革命时间!”
爹解释：“抱抱抱歉，我我并没想浪浪费你们的革革革命时时间的意思。”
“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很多革命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你却让我们整天围着你转，因为你不肯老实交代，”严副主任很有脾气，“你让我们都很失望你晓得吗?”
“我罪该万死。”爹回答。
“认识到这一点，算你还有点觉悟。很好，在你死前，你应该老实交代你是如何向国民党叛变的，”严副主任很狡猾地说，“这么说吧，你反正要死了，免得你死时身上还背着一个包袱。没有包袱的死是很轻松的。”
“我没叛变，”爹喃喃道，“我不会叛变的，国民党那时候已大势已去。”
“国民党会有那么土松吗?狗急了都会跳墙的!国民党对付你这样的人不是一碗饭?你这副德行能经受住严刑拷打?你以为你是许云峰?你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甫志高。”
爹一脸天真和迷惘，“甫志高是哪个?”
“哈，你还学会装蒜了。甫志高是革命的叛徒，国民党军统特务还没拷打他，他就招供了，造成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最后被双枪老太婆打死了。”
“那我不当甫志高。”
“不是你当不当甫志高的问题，你就是黄家镇的甫志高。”
“我不当黄家镇的甫志高。”
“你比真正的甫志高还坏还狡猾。”
“我不当甫志高，我不当甫志高。”爹捂着眼睛说。这时他仿佛看见一个名叫双枪老太婆的女人对着他阴笑，手里端着两支驳壳枪，叫他转过背去。“不不不，我没叛变，同志，别别别开枪，敌人在那边、在隔壁，不是我，同同志你搞搞搞错了。”
我爹精神失常了。话说回来，任何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被这样逼来逼去地审问，也会发疯。任何一个人的大脑机能组织，在特定的环境下都会有化学反应。当你在足球场上看球，看到你喜欢的球队赢了一个球，你会为你热爱的球队欢欣鼓舞;如果你热爱的球队输了，且输得很惨，你会很沮丧。这种情绪说白了就是大脑里的化学反应。假如你像我爹一样，一个人被关在一间房子里长达一年多时间，天天伏案写交代材料，三天两头受到一个又一个人的侮辱和逼问，你也会发疯。你的脑细胞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会逐渐改变，会长霉，因为你觉得自己完了，觉得自己太倒霉了，活着不过是被人怀疑、审判，长此以往，这种对你身体健康有害的化学物质就会变本加厉地繁殖起来。
一九六九年农历大年初一我送饭给爹吃时，红楼整个空了，大家都回家过年了，只有守传达室的一家人在，再就是我爹。守传达室兼保卫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复员军人，是严副主任的亲戚。他叫住我，把开我爹那张门的钥匙给我。“给你，自己去吧。”他说。
爹那时候已神智不清了。有人怀疑我爹是装疯卖傻，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对付我爹这种在威逼利诱下仍然装疯卖傻的人，就泄了气，去整别的更有价值的人去了。我开门进去时，爹不是坐在床上，而是蜷缩在冰冷的墙角，棉袄倒是穿了，但下身只穿着一条单裤，冷得瑟瑟发抖。爹看见我进来也不看我，目光仍旧滞留在墙壁上，墙壁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句这样的话：“班上人爱我”。
这显然是出自小学生的手笔，没打标点符号。这句话在那个年代是中、小学生愚弄人的名句。我就被我的同学骗过。这句话不能倒过来念。有人说：“班上人爱我，你把它倒过来念念看。”假如你倒过来念就上大当了，因为那是：“我爱人上班”。
这当然不是爹的手笔，这是哪个小孩于我爹被关进这间房子前写下的。我循着爹的视线找去，看见了墙上的这句话。爹就呆呆地瞪着这几个字。
“爸爸，吃饭了。”
爹不动。
“爸爸，妈妈说饭要趁热吃。”
爹仍瞪着那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出神。
这时有脚步声上楼，很轻，但还是传到了我和爹的耳朵里。街上哪家人准备吃年饭，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地炸响着。爹面色大惊，忽然卧倒在地，捂着耳朵，嘴里说：“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形似一只惊恐不安的老猩猩。
我说：“爸，这是放鞭炮呢。”
爹撅着屁股，捂着耳朵，脸埋到了地下。那情形真是又可怜又丑恶，让我想哭。待鞭炮声终止，爹才昂起头来，仍然是目光惊恐地瞪着我，还有刚走上楼的复员军人。复员军人绷着脸问我：“你爸怎么啦，怎么吓成这样?”
我哭着告诉复员军人：“刚才哪里放鞭炮，我爸以为是日本鬼子来了。”
爹喃喃自语：“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日本鬼子……”
我觉得爹神经错乱了，大声说：“爸爸，我是小毛。哪里来的日本鬼子呀?”
“日本鬼子正在攻打常德呢，孩子，快逃吧，日本鬼子连孩子也杀的。”
这时鞭炮声又大作，又是哪家人放挂鞭炮。“听，”爹满脸灰暗和恐惧道，“日本鬼子越来越近了。小孩，快卧倒。日本鬼子是连儿童也杀的。”说着，爹率先卧倒，捂着耳朵。既不愿意看，又不愿意听。
复员军人催我走说：“走吧，你爸怕是真疯了。”
爹在一九六九年大年初一的那一天，精神崩溃了。也许他早就崩溃了，只是我感觉到爹的精神崩溃是那一天。我怀疑精神崩溃一定存在着一个临界点，或者说有一个片刻，那个片刻神经系统突然短路了，就像电线短路了样。或者说前面翻车了，交通堵塞，于是火车改了道，上了另一条轨道，呼啸而去。
我那天害怕得直哭，叫道：“爸爸爸爸爸爸，我是小毛咧。”
但爹仍然伏在地上，捂着耳朵，嘴里喃喃地说：“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
那天的爹留在我记忆里的印象确实像一只不懂人话、且受了惊吓的大猩猩，也不认识他的儿子——我。他的思想回到了一九四三年的湘北战场，那是个令他恐怖，又令他悲伤、心碎的战场。那时候他二十四岁多，还没有一个孩子。
八
黄抗日于日本兵冲上来时，一装死就睡熟了，并且呼噜呼噜的。但日本兵没听见这个可怜人打呼噜，假如日本兵听见了当然会朝他脸上补一枪。当时还有枪声，战斗还没结束，剩下的不多的国军官兵还在抗击日本兵。这个长相古怪又胆小怕事的黄抗日有三天四夜没睡觉，一合上眼睛，立即就睡了个不亦乐乎。他不晓得战斗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他睡了足足十个小时。他进入梦乡时太阳还没落山，醒来时太阳已升了起来，血红血红的。
他又梦见了自己的女人，还梦见女人给他打洗脚水。他在梦里快乐地笑着，嘿嘿嘿嘿。醒来，睁开眼睛，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睡在战场上，而身上压着一具尸体。那具尸体就是那个昂起头射击，姿态优美且勇敢的警卫兵。这警卫兵在死前的那几分钟很瞧他不来。他在梦里梦见自己的女人搂着他，亲他，原来是这具尸体在他身上作祟。他出了身冷汗，竖起两只耳朵听了听，没有任何声音，连鸟叫声也没有。他揎开尸体，爬起来，探出头张望。这个时候世界是寂静的，没有半点生气，只有一片红彤彤的朝阳，它使他眼里的世界一片荒凉、血红和肃穆。
“哦，我现在还是在安乡。”他自语说。
他小心谨慎地活动了下四肢，感觉四肢还好好的，竟没负伤，就欣喜，自语道：我还没死。”他仔细观察，哪里都没有人声，便判断日本人已走了，就放开了胆子。
他看到的是一具具自己官兵的尸体，有些官兵是死于山炮或迫击炮弹下，尸体大多缺胳膊少腿;有的弟兄是在肉搏中阵亡的，他们的身上被刺刀捅了个很大的洞，肠子也淌了出来。还有的弟兄的头被东洋刀砍得歪在一边。他看见了他的连长和那几个被炸弹炸死的炊事兵，连长的胸脯上有一个洞，人倒在血泊中，正着脸，望着苍天的样子。流出的血，早已与泥土凝固在一起了。他忽然跪下，眼睛湿了，哭道：“弟兄们、弟兄们，等打完日本强盗，如果我黄抗日还活着，我发誓，我一定回来给你们树碑，建忠烈祠。苍天作证!”他举起一只手，指着天，喃喃道：我发誓、我发誓……”
黄抗日面对着大批弟兄们的尸体发完誓，站起身，大叫道：“喂——还有活人吗?有就说话啊。”见没人回答，他立即悲愤地呜呜大哭起来……
“排长、排长、排长。”
他听见一个声音惊喜地叫他。他那要大哭一场的打算马上终止了，忙警惕地回转头来，原来是马得志。“马得志、马得志，你还活着?活着!”他兴奋道。
“排长，我还活着。”马得志站起来。他原是蹲着的。
马得志身上一身的血，不过血都干了，呈暗红色。“你伤着哪里了?”黄抗日问他。
马得志尴尬的样子一笑，“排长，托您的福，没伤着哪里。”
“没伤着哪里就好。”黄抗日为他高兴道。
“排长，您负伤了?”马得志觑着他。
黄抗日身上也是一身血，也都结成了血皮。但那是警卫兵伤口里流出的血。他没负伤。他一愣，马上意识到自己是因贪生怕死才捡回了这条命，惭愧道：“我没伤着哪里。”
马得志说：“排长，我们还活着。”
黄抗日说：“是啊，我们暂时还活着。”
一个高个子军人走来，手里拎着驳壳枪，朝阳普照下，于静穆、荒凉的战场上，犹如一个英雄。他走路一歪一扭，脸上一脸胡子，那黝黑的左脸颊上还有一条刀痕。黄抗日认出了他是龙营长，便想遇上了这个爱找他碴的恶人，真是倒霉透了。“报告营长，在下黄抗日，还有士兵马得志向长官报到。”边向这个说要枪毙他的长官敬了个军礼。
龙营长瞥他一眼，站直身体，“你们还活着?”
“活着!”黄抗日面带愧色道。
“还有多少弟兄活着?”龙营长问他。
“报告营长，目前就我们两个。”
龙营长看眼他很不喜欢的黄排长，又打量眼脸色迷惘、胆怯的马得志，皱起了眉头。他可不喜欢这样的兵，说：“就我们三个人活着?再找找吧。”
他们还想找出第四个活着的生命，但找遍了整个变成了废墟的县城也没找到。他们找到了团长的尸体，还找到了团参谋长的尸体。两具尸体倒在一起。他们的身旁倒着十一具警卫兵的尸体。他们都死于肉搏中。王团长的手里拿着一把军刀，但他的肚子被刺刀捅了个大洞，那是刺刀搅出来的窟窿，肠肝肾胃溢了一地。团参谋长的一只手齐肩砍了下来，那只被砍下来的手上握着一把手枪，但手枪里没了子弹。团参谋长的肚子上也挨了一刀，肠子也流了出来，胸脯上还捅了个窟窿。那十一个警卫兵也死得很惨。他们是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仍不肯投降，与日本兵展开殊死搏击而牺牲的。旁边没有日本人的尸体，日本人把自己人的尸体都拖出去埋了，地上有一道道血迹，不过已结了冰。那是日本兵拖走自己人尸体时留下的。
他们把团长和团参谋长的尸体就地埋了。他们在这幢团司令部里找到了铲子和锄头，这是一平民家，战斗打响前，一家人闻风而逃了。三个人在屋后的菜园里挖了个大洞，把中校团长和少校团参谋长两具尸体扔进了洞穴。在马得志埋土时，黄抗日把团参谋长的那只手臂捡起来，感到这只手臂硬梆梆且冰冷的，他恶心得哇地一声呕了。他忙扔下手臂，转身蹲到门槛上哇哇地呕着，一些黏液从他宽扁的嘴巴里吐了出来，哇、哇、哇。
“怎么啦你?”龙营长厌恶地瞪着他。
黄抗日继续哇哇地呕着，吐出的都是黏液，因为胃里早没食物了。
“老子一枪毙了你，”龙营长生气地喝道，将驳壳枪抵着他的后脑勺。“你这个怕死鬼，住口!”
马得志停止了铲土。“营长!”
“干你的活，”龙营长命令马得志，继续拿枪抵着黄抗日的后脑勺。“给老子闭嘴，再呕，老子打死你!”
黄抗日不呕了，而是掉过脸来迷惑地瞅着龙营长。战场上，弟兄们的尸体他见得多了，肠胃早麻木了，可是像这种逝去的遍地都是尸体的战场、且寂寞得只有他们三人，他还是第一次经历!他那饥饿、敏感的肠胃——他一直压抑着不让它苏醒，突然痉挛了，让他呕吐。龙营长拿枪敲着他的头道：“你这猪，拿起锄头，挖洞去!”
黄抗日拿起锄头，心里觉得好受些了，忙去挖洞。
三人掩埋了团长和同样是山西人的团参谋长的尸体，黄抗日不断地说：“长官，你们安息吧，等打完日本侵略军，只要我黄抗日还活着，我一定回来给你们重新立碑。”
龙营长说：“你还能活到那天?还信誓旦旦?不要骗阵亡的长官，日本人就在前面，你等下就有可能被打死。少废话。”
黄抗日盯眼龙营长，“你这是咒我死啊，长官。”
“不是咒你死，”龙营长说，“他们死了，我们也会死。”
三人又冷又饿，却找不到一点食物。方圆几里内，除了他们三人，再也没有活人了。有的都是死人，另外便是满天飞舞的乌鸦和乱窜的老鼠及黄鼠狼。他们不知道日本军队去了哪里，走没走远，就不敢动。天黑下来后，他们才饿着肚子离开这凄凄惨惨的安乡县城，走上了一条坑坑洼洼的路。月亮出来了，黄黄的。月光下，龙营长大步走着，晃着脑袋。黄抗日想龙营长八成也没负伤，也许龙营长也像他一样，在死神面前急中生智——利用别人的血装死。假如他不装死，他还能和他走在一起?团长没装死，壮烈了，团参谋长视死如归，就“归”了。龙营长却走在他和马得志前面，这证明龙营长在死神面前跟他一样狡猾，情急中低下了他那颗高贵的长沙人的头颅。
“他娘的，人都死绝了，”龙营长骂道，“这些该杀的日本人，老子要杀尽他们!”
黄抗日走在一旁，想龙营长并非表面上那么英雄，真狡猾。
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把安乡县城甩得远远的了。他们走进了路旁的一间农舍，农舍的门歪在一边，龙营长率先走了进去。农舍里有五具尸体，两男一女和一老一小。老的五十多岁，小的才几岁，是个男孩。一老一小的尸体倒在堂屋里，男尸体躺在门槛上，女尸体躺在床上。女人是被日本兵先奸后杀的，身上一丝不挂，床上和地上全是乌血。伤口在阴部。刺刀捅进了女人的阴部。黄抗日又哇地一声想呕，但他已没东西可吐。
龙营长凶道：“又来了，你——”
黄抗日跑开了，他不是呕，而是悲愤和恶心。
他们找到煤油灯，点亮，在这间农舍里寻找食物。倒在门槛上的男人，看上去三十岁，一张方脸，手上紧攥着斧头。他是被日本兵从背后一枪结果的，子弹打进了他的后脑勺，那儿有一个窟窿，血流了一摊，已结了冰。看来，跑进这栋农舍施暴的日本兵，杀完这一家四口又奸杀女人后，走了。他们在猪栏里发现了一只死猪。死猪的两只后腿没了，那是日本兵将活猪的两只后腿割下来带走了。他们割下了死猪的两只前腿。厨房里有很多柴草。龙营长命令黄抗日和马得志把几具尸体统统拖到屋外，用沾着血迹的床单盖着。
干完这些事，他们把柴草塞进灶眼里点燃，把猪腿放在灶上烧着，烧得这间阴森森的农舍内肉香四溢。他们在肉上洒了盐，继续烧，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他们感觉到身体里太需要这些东西了。他们感觉肉一下肚，就分别被肚子里的各种零件贪婪地抢走了。那些零部件好像缺乏机油的机器正在损耗地摩擦，而吃下肚的食物迅速消灭了他们身上饥寒交迫的痛苦。他们吃完后就在那家农舍歇息，直到天明。
他们是睡在那一老一小睡的床上，那两张床上都有着厚厚的棉被，盖在身上十分暖和。他们都睡得很香。他们是被乌鸦飞落到屋顶上，且嘎嘎嘎尖叫着吵醒的。龙营长率先醒来，马上用脚踢黄抗日瘦削的屁股。“起来、起来，你睡得像死猪。”他大声说。
黄抗日早醒了，只是他不愿意睁开眼睛。他又做梦了，梦见了自己的女人。还梦见了搁在门角弯里的红漆马桶。他梦见自己要解手，就下床对着红漆马桶撒尿，怎么撒怎么都撒不完。他是被乌鸦的叫声和憋着的一泡尿胀醒的，他正想自己怎么会梦见那只红漆马桶?在家里他从未冲着那只外观漂亮的马桶撒过尿。那只马桶是他的女人桂花专用的。他的纳闷被龙营长踢跑了。“要上路了，狗日的，”龙营长大声说，“我们要找到自己的部队。我们要为死去的弟兄们讨还血债。我们每个人都要杀一千个日本人。就是一个字：杀、杀、杀!”
“杀!”马得志回答。
“你这家伙疲疲杳杳的，你不敢为弟兄们报仇吗?”龙营长怒斥着黄抗日。
黄抗日尿胀急了，就打了个尿噤道：“杀。”
龙营长目光如炬地瞪着黄抗日，“杀?你讲话跟蚊子叫样的。你杀鬼哦。”
黄抗日很讨厌这个仗着自己官大、力大，动不动就吼他、欺负他的长沙男人，挺直背说：“报告长官，在下尿胀急了。”
他们离开了那幢农舍，小心且机警地向前走去。他们走进了一片杉树林。树林里有几十具国军兄弟的尸体，再往前走又发现了十几具国军官兵尸体，面前还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具具尸体。其中有一具还是中校，中校是一二五师二团副团长。这是我们一二五师的弟兄，”龙营长大惊说，“天啊，他们在撤退的路上遭遇了日本兵的阻击。”
马得志问：“长官，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一二五师的?”
龙营长说：“这个副团长是我们团长的同乡，也是山西人，和王团长是军校同学，我去团部开作战会议，碰见过他。”
他们再往前走，发现了更多的尸体，不但有国军官兵的尸体，还有老百姓的尸体，一具具，有的尸体脸上的肉已被乌鸦吃掉了，露出了狰狞可怖的骨头。到处都是飞舞的乌鸦，这儿那儿，它们猛吃着尸体。他们走上去，乌鸦就噗地飞开，一大群，黑压压的。
“这儿战斗过，”龙营长说，“弟兄们在这儿与日本兵遭遇了。”
“这儿没有一个活人。”马得志查看着尸体说。
一二五师的一团和二团在撤退的途中遭遇了日本兵重重阻击，这是呈现在三人眼里的事实。他们再往前走，仍然是一具具官兵的尸体，他们在突围中死得很壮烈，他们与侵略军进行了顽强搏击，最后一一战死了。日本人掩埋了自己士兵的尸体，抛下了敌人的尸体。
三个人走进一处村庄。村庄里有着更多国军官兵尸体，还有一具具老百姓的尸体。好在是冬天，湘北的冬天很冷，气温很低，所以还不至于腐烂。整整一座村庄都没一个活人，倒是有几条狗，它们死里逃生，回来寻找它们的主人，见主人倒在血泊中，便在尸体前汪汪汪地狂吠。三人的侵入，使狗们又急急逃开了，逃到远远的田野上吠叫。它们很愤怒，但更多的是惊惧，身体在吠叫中瑟瑟颤抖。
黄抗日看见一具男孩的尸体，小小的肩膀上没有头，再一看，头滚到了远离这具男孩尸体的草堆前，眼睛还是睁着的，同他刚才见到的狗的眼睛一样充满惊恐。他又“哇”地一声吐了。这一次他不光是吐黏液，还有吃进肚里未来得及消化的少量的猪肉末末，它们原是要滋润他那单瘦的身体的，现在被他呕了出来。龙营长走到他身后踢了他屁股一脚，愤怒地大喝一声：“浑蛋，傻瓜。老子一枪崩了你!”
他被龙营长踢了个狗吃屎，栽在自己的呕吐物上。他感到很不舒服。
龙营长喝道：“起来，给我站起来!”
黄抗日站了起来，一张猩猩脸上沾满了自己的呕吐物，令龙营长十分厌恶。“你这猪日的，你妈怎么生养了你这样一颗软蛋?”龙营长怒火万丈地骂道。
黄抗日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他看见这男孩的尸体会呕?这无头男孩的尸体怎么会触动他的神经，让他的肠胃控制不住地又一次痉挛。他想原因是自己觉得这男孩死得十分可怜，这么幼小的年龄就惨死在日本兵的刀下，而且头都被砍掉了。他用袖子揩脸，又擤了把鼻涕，甩在地上，觑着愤怒的龙营长解释道：“长官，我小时候，妈说她生我时，碰见了鬼。”
龙营长问：“碰见了什么鬼?”
黄抗日瞎编道：“我妈说，她生的我那天晚上，碰见了一个没有脑袋的人。”
“走，你跟老子走在前面。”龙营长大叫道，用驳壳枪抵着黄抗日的背脊骨。
黄抗日觉得背被枪顶着，如同俘虏，就说：“长官，别拿枪抵着我，好啵?万一你枪走火，我没死在日本人手上，死在你手上，讲出去也不好听。”
“别废话，走。”
“你拿枪指着我，好像我是逃兵样，我没逃呵，长官。”
龙营长怒道：“你走不走?”
黄抗日说：“走，怎么不走?您能把枪收起来吗，长官?”
龙营长恼怒地把枪栓打开，“老子一枪崩了你。”
黄抗日脸都吓白了，“长官，你把我打死了就没人出气了。”
“你还有心情耍嘴皮，你这狗娘养的。”
“你骂我可以，我不怕你骂，你别骂我娘，好啵?”
龙营长更加大声骂道：“你是狗娘养的!”
黄抗日一笑，“长官，只要你骂我舒服，你就只管骂，我可能是狗娘养的，生下来就贱，我爹准备把我摁在水缸里淹死，见我在水缸里拼命挣扎，心又软了，把我提了上来。我从小被我爹妈骂惯了，我妈骂我死又不死，爹骂我是砍脑壳的。我懂，晓得长官爱我。”
龙营长鼓起了眼睛，觉得黄抗日太可笑了，“爱你?”
黄抗日回答：“我娘从小说，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是不遭人爱。”
龙营长大笑，“这么说，你是喜欢遭人骂?”
“是喜欢被人爱。只是长官，您别拿枪指着我，我怕你的枪走火啊。”
龙营长收起枪，边坦率地说：“老子告诉你，老子枪里早没子弹了，要是有子弹，还在安乡，你就死了，给王团长陪葬了。”
黄抗日松了口气，扭头对龙营长一笑，“谢谢长官不杀之恩。”
三人走出这个村庄，继续往前走，沿途仍是一具具尸体，国军官兵和老百姓的尸体。有的尸体，看上去十分可怖。他们不忍再看地匆匆走着，又走了十多里，没见到一个活人。活着的人都跑了，而留下的人都死了。这就是三人眼里的世界。随后他们放开胆子走，用不着担心什么，看来看去都是死人，没什么可担心的。他们又走了十几里，仍没碰见一个活人。他们在一处山坡上发现了两具日本兵尸体，旁边扔着沾着血迹的锄头，还有一把铁铲，铲子上也沾着血迹。两个日本兵的脑袋是被锄头或铲子挖开的，其中一个日本兵的脸已被锄头砸得稀烂。这是农民兄弟干的，他们将毁坏他们家园的掉队的日本兵打死在山坡上。
他们走到另一处山坡前发现了更多自己弟兄的尸体，放眼望去就是一大片七歪八倒的尸体，有几百具。这些尸体是一二五师一团的一个整营，营长、副营长和三个连长都牺牲了。除了尸体，还有一大群乌鸦。他们的到来使饱餐了一顿的乌鸦们噗噗噗地飞上了树梢，树顿时颤悠悠的，因为乌鸦们合在一起的重量实在太重了。
“啊，马营长。”龙营长待乌鸦飞开，看见几具被乌鸦吃得很恐怖的尸体，其中有一具尸体的额角有一块伤疤，那是马营长于长沙第二次会战中负伤留下的印记。龙营长一眼就认出了马营长。两人都是长沙人，是长沙司门口街上的。两人从小就熟，一起游过泳。十年前，还为一个滚动的铁环打过一架，以马营长得胜而告终。马营长的眼睛已被乌鸦吃掉了，露出了两个血淋淋且可怖的深洞。乌鸦们不但啄掉了眼珠，还吃了眼珠周围的肉。另外，鼻子也吃掉了一半，露出了可怕的鼻骨。龙营长说：“哇，真可怕。”
在士兵马得志眼里，多次出生入死的龙营长，已经成了个铁石心肠的人。此刻，他见龙营长苦着脸，心似乎在滴血，就问一旁的黄抗日：“排长，日本鬼子怎么这么残忍?”
黄抗日把沿途所见想了下，得出结论道：“日本人想要我们怕他们。”
马得志读的书比黄抗日多，“排长，你是说，日本人想从意志上消灭我们?”
黄抗日问：“意志是什么东西?”
“意志是指思想方面的东西。”
“那你说对了，”黄抗日答，“日本人是想从思想上消灭中国人，所以就杀杀杀，杀给中国人看，让中国人害怕他们，像害怕看见恶魔样。”
马得志恨道：“日本人太可恶了。”
龙营长听见他们这么说，瞪着两只猩红的眼睛道：“中国人是杀不尽的!”
龙营长和马营长都出自一二五师一团一营。一二五师的所有军官都出自一二五师的一团。一二五师就是在一团的基础上扩编的。四年前，一二五师只是一个团，田师长还只是个中校团长。这个团参加了长沙第一次会战，坚守在长沙县的影珠山，在那里成功地阻击了日军进犯，自己也损失惨重。那年这个黄埔四期毕业的田团长，因功升了副师长，仍兼一团团长。两年多后，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他指挥一团官兵打了个漂亮的狙击战，埋伏在捞刀河北岸，歼灭了一个企图撤退的日军中队。也就是一年多前招募新兵，一团在薛岳司令长官的允许下，扩编成了一二五师，田副师长晋升为师长。半年前，田师长奉命率一二五师杀进河南，在豫中与日军遭遇后，汤恩伯只顾自己的生死，没派部队增援，一二五师几乎被日军全歼，好不容易杀出战场，只剩了不到三分之一的官兵，这才愤然退回湖南，在安乡休整和征兵。此次却遭到了日本侵略军毁灭性的打击。
“等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部队，我就要向田将军请示，重建三团，”龙营长透露他的心思说，“我们三团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消灭，田将军也会让三团复活。田将军是个很了不起的将军，打仗很勇敢，到底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他会听取我的意见，因为田将军是个心里装着抱负的中国人，不像你，心里什么都没装。”他看不起黄抗日地瞟眼黄抗日，又望眼马得志，“到时候我让你当排长。”他对参军不到一个月的马得志许愿说。
“至于你，”他又瞥眼黄抗日，“你胆子太小了，心无大志，太让我失望了。”
黄抗日不说话，而是对自己和对未来都很没信心地垂着头。他在想什么时候战争才能结束，难道他真要没完没了地打一辈子仗?沿途见到的一切都是战争留下的罪恶啊。
“你听到本营长说话吗?”龙营长望着黄抗日。
黄抗日说：“听见了，你想让马得志当排长。”
“本人还可以让他当连长，你是只老鼠，顶多就是个排长的料子。”
黄抗日晃晃脑袋，“我什么料子都不是，我什么都不当。”
龙营长快意地说：“那你就负责全营的伙食，我让你当炊事班长。”
“我什么都不当，”黄抗日说，“我要回去。”
“回去?那我立即把你当逃兵枪毙。日本鬼子没赶出中国前，你不要指望回去。”
黄抗日绝望道：“你不会枪毙我，因为你舍不得。”
“舍不得?你以为你是女的?是杨贵妃?”
“我们村里有个胖女人叫黄贵妃，她长得没我桂花好看。”
“别装了，告诉你，你以后就是我的炊事班长。”
“我不当炊事班长，”黄抗日说，“我什么都不当。”
“不当也得当，”龙营长大声说，“就是要你当炊事班长，这是命令。”
山下有栋破败的农舍，就挨着山坡。他们转身向农舍走去。他们找到了锄头和铲子，三个人扛着锄头和铲子走来，草率地在坡下挖了个坑，把马营长的尸体抬进坑里，埋了。龙营长跪下，黄抗日和马得志也跟着跪下，龙营长说：“马营长，你好好安息，兄弟我一定会为你多杀日本鬼子，替你报仇!”
马得志也说：“我们一定为你报仇。”
黄抗日也这么说了句，接着，他们起身，重新上路了。
他们沿途看见的仍是一具具尸体，士兵尸体或老百姓尸体，仍然碰不见一个活人。他们又冷又饿，见一株橘树上满是橘子，就惊喜地跑上去，摘下一个个橘子，掰开橘子皮，吃起来。在吃橘子时，他们发现面前不远有处红薯地，他们又兴奋地跑过去，揪着红薯藤，使劲一拉，扯出了几个红薯。他们接连拉扯着红薯，有的藤带出了红薯，有的藤拉断了，但土也松了，他们就用手挖。他们挖出了很多红薯，狂奔到塘边，洗净红薯，大口吃起来。马得志笑，望着黄抗日说：“排长，这红薯真甜。”
黄抗日也吃着红薯，望眼天空，天色阴惨惨的，四周十分沉寂，村里的人不是死了，就是躲兵躲到山上去了。“我们还活着，还能看，还能说话，”他说，“那些弟兄们，却再也不能看和说话了。可是，他们的家人、父母还不知道，还以为他们活着。”
龙营长抬起头，他的头格外大一些，他盯眼黄抗日：“我们都会死，迟早的事。”
黄抗日不喜欢龙营长，这个龙营长一副恶相，瞧不起他。他不望龙营长，而是望着前面的橘树林说：“以前听别人说，人是从土里来的，都要回到土里去。”
“你瞎说什么?”龙营长挑刺道，“人是从土里来的吗?父母生的。”
“父母是从哪里来的呢?”
“父母的父母哪里来的，这也要问?”
黄抗日又问道：“长官，父母的父母的父母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龙营长说：“傻瓜，人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你真蠢!”
黄抗日不敢反驳，却说：“长官，人的祖先在变成人之前，难道不是从地里来的吗?难道是天上的飞鸟变的?”
龙营长骂道：“跟你这个蠢尸，什么都讲不清。”
黄抗日一笑，“长官，我们都是生长在地上的人，回到土里去是叶落归根。”
龙营长觉得与黄抗日争论是对牛弹琴，起身说：“走，找部队去。”
他们往口袋里塞满红薯，黄抗日脱下罩衣，包着红薯，扛在肩上，跟在龙营长身后朝前走去。他们正在向日本人走近。
日本人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纠集了十一万军队，分兵三路，对湘西北进行疯狂“大扫荡”，报复他们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吃的亏，疯狂屠杀湘西北的老百姓，直指湘西北重镇常德。日本人过高估计了国军在湘西北的兵力，对湘西北出以重拳。
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次日本人“扫荡”湘西北的战略思想，也不晓得到底有多少日本兵聚集在湘西北一带。在一二五师里，知道日本兵动机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企图率部逃命的田师长。总部让他率部死守，吸引日军，那意思很明确，就是要一二五师与日军顽强拼杀，总部好部署部队掩杀而至，在湘西北打个反“扫荡”歼灭仗。然而田师长不想就这么死去，他知道自己的官兵大多是新兵，扛不住日军的猛烈攻击，一旦被日军包围，增援部队冲不破日军防线，攻不上来，那就必死无疑。他还年轻，还想活命，于是他在执行上峰命令时打了个折扣，丢下一个团死守安乡，自己率两个团企图逃离日本兵的魔爪。
但事与愿违，因为日本人是分兵三路，前后左右夹攻，沿途他们遭遇了日本兵的重重阻击。将两个撤退的团分割成了许多块，一块一块地吃着。一二五师由于在执行命令上大打折扣，没按上峰的意图打，已在撤退的途中，全军覆没了。田师长在弹尽粮绝、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流着泪，率领着一团一营的八十多名半死不活的官兵举起了白旗。
“蒋委员长，卑职辜负了您的栽培，”田师长在向日本兵举起两只破烂的手时，喃喃自语说，“薛司令长官，在下无能，悔不该没执行您的命令，反而身陷绝境，该死呵。”
田师长被俘的地方名叫西湖镇，属常德市汉寿县，就是说一二五师的剩余官兵已逃到了汉寿，然而，离那儿不远正在发生震惊全国的厂窖大屠杀。
日本人被一二五师所有英勇无畏的官兵弄得很有脾气，因为他们死去的弟兄比一二五师的官兵要多，于是他们露出了兽性，对老百姓进行灭绝人性地屠杀。他们在厂窖的一个村子里战死了三百多官兵，迟迟夺不下那处村子的一个堡垒——那是一个大祠堂，前面有两个石狮子，墙脚是粗糙的麻石。他们久攻不下，调来八门迫击炮和两门野炮，冲着祠堂打了一百多发炮弹，将祠堂炸成了瓦砾，但是仍然遭到了活着的几个官兵顽强抵抗。待他们把最后一个士兵的脑袋打碎，一看祠堂里只躺着三十一具尸体——有二十具尸体的手脚都炸得不知去向——还不满一个排，而他们却在祠堂前送掉了几十条性命，他们大为光火，觉得大大地吃了亏，于是对难民展开了报复性的屠杀，以祭祀他们死去的官兵。
在厂窖的另一处村子里亦如此，也是一个排的士兵与进攻的日本兵撕杀。他们二十九个人，却杀死了五十一个日本人。他们拒不投降，在子弹打完后，一个入伍三个星期的士兵，身上中了日本兵三颗子弹，却还用手中的刺刀要了走上来查看他的某日本军官的命。
在厂窖的一处杂树林里，还有一群土匪与日本兵撕杀，他们都是湖区农民，个个都是敢拼命的好汉。他们用步枪、鸟铳射杀侵略军，他们还不到一百人，却把日本兵的一次次冲锋打了下去。他们都战死了。他们中有不少是于肉搏时与日本兵一并倒在血泊中的。
他们不是军人，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但他们的英勇抗击使侵略军大为震惊，也大大激怒了这群充满兽性的侵略者。日军第十一军第十三师团长赤鹿理中将作出决定，杀尽这一带的湖南人，见一个杀一个，统统消灭。日军第十三师团参加过第二次和第三次打长沙，他的这支师团打过上海、打过南京、打过徐州、打过武汉，之前还横扫河南省，把驻守在河南的中国军队打得丢盔弃甲，不觉得中国军队有多厉害，反而觉得中国军队是一触即溃的饭桶。一年前，他充满自信地率第十三师团从湖北出发，进入湖南，在新墙河就吃了中国军队的猛亏，好不容易攻破新墙河中国军队的防线，在进攻长沙时又吃足了亏。后来他奉命撤退，率部退到长沙县一个叫福临铺的地方，又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部队被分割成几块，首尾无法相顾，几乎被全歼。他和他的下属感到湖南人太能打了，这既让他们害怕又让他们头痛。他们在这一带又死去了很多官兵，不灭了湖南人，他们就没法安身。他于是下令灭绝这里的男女老少，统统灭绝。因为儿童是未来的战士，而妇女是生产战士的“机器”。
九
龙营长率领黄抗日和马得志寻找部队，走了几天，最后走进了名叫厂窖的地方。厂窖是马得志的家乡，马得志熟悉这片土壤。他们沿途发现的尸体越来越多，老百姓的、自己弟兄的。在别的什么地方，尸体只是横七竖八地躺着。在厂窖，尸体就成堆成堆的。日本兵将一群群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赶到一起，用机枪扫射，于是尸体一堆一堆的。
“我的天啊，”马得志紧张着神色道，“我的天啊。”
龙营长觑着草地上的一大片尸体，一眼望去足有几千男女老少。“日本鬼子完全疯了，连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都杀，”龙营长说，“这群畜生，都是猪狗养的。”
他们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尸体，军人尸体和老百姓尸体。有的尸体的头被侵略者的东洋刀砍得滚到了一边，还有些尸体的头根本就不知去向，只剩下一个血已结壳的脖颈。“啊，真恶心。”黄抗日悲叹道，他又想呕什么的。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龙营长说，不安地左右张望，用鼻子吸了吸空气，企图嗅出日本兵的去向，“这里战斗过，但战斗结束了。我们绕开这一带。这一带肯定还有日本兵。”
马得志说：“不，这里离我家很近，只有一里多远。我要回家里看看。”
“那很危险哪，”龙营长说，“不能去。”
“我要去，长官，我一定要去，你们先躲起来，我会去找你们，”马得志说，将手朝远处的破庙一指，“你们先躲在那个庙里，我会回来找你们。”
“不行，要走一起走。”龙营长不愿失去马得志。现在他只有一个战士，那就是马得志，至于身材瘦小且长相古怪的黄抗日，他压根儿看不起。
马得志坚持要回家看看，因为沿途看见这么多户人家被杀，他十分担心家人。他满脸紧张和困惑，脸型都变了：“长官，我都快到家门口了，我一定要回家看看，长官。”
黄抗日不说话，他预感不会有好结果，但他不敢说出来。
龙营长作出了让步：“那我们一起去，万一有什么不好，也有个照应。”
他们向一处坑坑洼洼的田埂上走去，田埂上有一些枯草和荆棘，田野上有一些稻子，它们都枯倒在田里，没人问津。田野尽头是一线蓝灰色的山脉，山脉上是一片灰色天空，天上有乌鸦飞来飞去，叫得很欢畅。对于乌鸦们来说，它们觉得世界很美好，到处都有死人吃。它们嘎嘎嘎地欢叫着，相互打着招呼，似乎在说“这么多死人，吃不完吃不完”。
三人在田埂上又发现了一堆尸体。他们倒在一起，倒毙在田埂上和田埂两旁，除了男人，尸体中还有妇女、儿童。他们是被日本兵的机枪在远处射杀的逃难中的村民。马得志认识他们，惊惧地说：“啊，都是我们村的。”
这都是一些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他们拎着包想逃命，企图从日本鬼子的铁蹄下逃生，然而他们葬身在此处了。“这是马大爹，这是马二爹，这是李婶婶，这是小虎。他还只七岁。这是马大嫂……”马得志说着，眼泪水哗哗地淌着。
“他们都是你们村的?”黄抗日感到不安和心寒地瞅着马得志。
马得志不回答他，而是绕过这堆尸体，匆匆向自家奔去。
前面还有尸体，一具又一具，一堆又一堆。他们再也无心打量尸体了。沿途到处都是死人，他们已经看腻了。田野沉寂无声，只有三人的脚步声和乌鸦在天上欢叫的声音。他们进入村子后，又发现了一二五师弟兄的尸体。他们在顽强抵抗侵略军中丧了生。
“天啊，这是一团李团长。”龙营长说。
他们在一处炸毁的房屋前发现了死去的李团长，尸体上插着一把汉阳造，刺刀插入了尸体的肚子。尸体的左腿没有了，那是给迫击炮的弹片削掉的。几年前，龙营长入伍时，李团长曾是他的连长。当时李团长二十五岁，湖北人，黄埔军校毕业的，常常帽子歪戴着，看见士兵射击的姿势不对，走上去就用脚踢。此刻，倒在血泊中的三十岁的李团长，再也不会开口骂人了。他们把目光探进被迫击炮弹炸毁的房屋，发现屋里还有七八具尸体，他们都是李团长的传令兵和警卫。他们都是打起仗来不要命的湖北佬。
龙营长见一团李团长都战死了，预感凶多吉少道：“我们完了。”
黄抗日道：“长官，还没完，我们还没死呢。”
龙营长冷冷地瞟眼黄抗日，“你没死有什么用?十个你、一百个你都抵不上李团长一条性命，你明白吗?”
黄抗日鼓起眼睛说：“长官，十个我确实抵不了李团长，一百个我那还是多了点吧?”
龙营长说：“两百个你都抵不了李团长一个。他是黄埔军校六期生，如果他不死，当师长只是迟早的事，你能指挥一个团打仗吗?”
黄抗日老实地答道：“不能。”
龙营长吐口痰，“所以，两百个你都抵不了他一个湖北佬。”
“一二五师完了。”龙营长看着李团长的尸体，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脸色就一派阴沉，“一二五师是一支英雄师，他们都为国捐躯了。”
黄抗日木木地瞧着这一切。
他扫黄抗日一眼，坚决道：“听着，我们也要为国捐躯。”
黄抗日缩了缩脖子，因为一股冷风灌进了他的颈脖。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晓得吗?”龙营长血往上涌地叫嚷。他见到李团长的尸体，人马上变得很激动。这是绝望中的激动!“我们要为他们报仇，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他们在穿越一片南竹林时，发现了一具日本兵尸体。日本兵是被农民兄弟勒死的，脖子上还套着麻绳，一张脸乌青的，舌头伸了出来。他们还发现了一具日本兵尸体，也是被麻绳套锁着颈根勒死的。这一定是两个掉队的日本兵，或者是步入竹林里小便的日本兵，因为其中有一个日本兵的阳物吊在裤口外，犹如趾甲揭掉了的肮脏的大脚趾跷在破鞋上。他们被躲藏在竹林里的愤怒的村民用绳套勒死了，也许在弄死他们时，他们的队伍就在前面。
“这是农民兄弟干的，”龙营长说，“干得好。”
他们走出茂密的竹林，绕过一片橘树林时，又发现了一具日本兵尸体，日本兵是于随地大小便时，被愤怒且勇敢的农民兄弟从背后用石块砸死的。日本兵的军裤落在膝盖下，露出了两条长满毛的蛤蟆腿和白生生的屁股及如一只死麻雀样的生殖器。日本兵的脑袋被石块砸烂了，地上除了血、豆腐渣状的脑浆，还有他拉的绿屎。
马得志家的门大敞着，他一走进堂屋，映入他眼帘的是他奶奶、爹爹、妈妈和哥哥及侄儿的尸体。他大叫一声：“爹爹，妈妈，奶奶，哥哥。”立即呜呜呜呜地哭了。
“呜呜呜呜呜，”马得志哭喊道，“爹爹妈妈呜呜呜呜……”
任何坚强的战士见到亲人全部被杀都会呜呜呜呜地哭，何况马得志还算不上真正的战士。假如他是真正的战士，他就见不到这悲惨的一幕，他会在安乡战役中献出其年轻且朝气蓬勃的生命，那么他就永远不会带着伤痛的记忆死。他在战场上像黄抗日一样装死，也就见到了这一幕。
马得志的嫂子死在另间房子里，死后一只手还死死攥着三岁的儿子。她是被一刺刀捅进心脏后死的。儿子的后脑勺上有一个洞眼，那是一粒子弹打进去留下的洞眼。血从那处眼里涌出来，染红了他的衣裤，且流了一地。
“他还只三岁啊，”马得志哭着告诉龙营长和黄抗日，“他还只三岁啊，呜呜呜呜。”
但对于日本侵略军来说，他是未来的战士。他们不能让他成为英勇的战士。
马得志的爷爷死在床上，一刺刀捅破了他的肚子，刺刀还在肚子上搅了下，肠子和胃涌了出来。爷爷生病了，躺在床上养病，但日本人觉得这个老人活着没用，就把他送到死神那里去了。姐姐也是死在床上，身上一丝不挂，她是被日本兵强暴后割下乳房死的。姐姐的两只乳房像两个血淋淋的猪尿泡样扔在地上。姐姐尚未出嫁，她的未婚夫于一九三八年入伍，当时十八岁，在村里组织的壮劳力抽丁中，他抽了个画了圆圈的签。那个圆圈表示恭喜。但他入伍不过半年就死在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战场上了。
姐姐在悲痛中为这个出发前办了三大圆桌订婚酒的男人守着贞操。
姐姐的贞操被日本兵破了。他们把她按在床上，脱掉她的衣裤，十分快意地轮奸她，然后杀了她，不让她把仇恨传播下去。
马得志一家九口，无一幸免。
马得志家养的一条大黄狗也被打死在房屋一角，身上中了三颗子弹。狗的两只后腿被割了，地上一滩结了冰的血。马得志家养的两只猪也成了刀下鬼。两只猪的四条前腿被日本兵活生生地砍走了，猪是流血而亡，死在自己屙的粪便上。马得志家唯一的活物是一只芦花母鸡。它在日本兵冲它开枪的当儿及时跳窗逃走了，现在它回来了，走进鸡笼里生蛋。他们在房里查看了几分钟后，它生下了蛋，立即钻出鸡窝，咯咯咯地叫着，向主人骄傲地讨谷吃。马得志的母亲每次在母鸡生下蛋时，都要撒一把谷奖赏芦花母鸡。
它在厨房里咯咯咯叫了一气，还不见人赏赐，便发脾气了，大叫道：咯大咯大咯大。那意思是它已经干出了成绩，却没人青睐它。它非常气愤地：咯大咯大咯大，并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看着他们，觉得自己的功劳被忽视了。
“走开，”马得志喝令芦花母鸡道，“别烦我，走啊你。”
黄抗日走过去把芦花母鸡赶了出去。
马得志哭泣道：“爹爹、妈妈、爷爷、奶奶、哥哥、姐姐，你们死得好惨啊。”
马得志已经死了，随他一家人上阴间地府团圆去了，只是真正地死却晚了一个星期。他们掩埋了马得志一家九口人的尸体。马得志一身软软的，悲痛和仇恨笼罩着他，使他提不起锄头。黄抗日不得不奋力挖着，龙营长也奋力挖土。他们默默地干了整整一下午，在马得志家的院子里挖了三个坑，将爷爷奶奶合葬，将哥哥嫂嫂和两个侄儿合葬，将马得志的爹爹妈妈和姐姐埋在一起。马得志从柜子里找出一床干净的床单，把姐姐的尸体包了个严实，还把被日本兵割下来的乳房放到尸体上，一起包上，用麻绳捆牢，平平整整地放在父母亲的尸体旁，埋了。“爹、妈、姐，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马得志跪在地上哭泣道，“我发誓，等我为你们报了仇，我再重新安葬你们。”
村里有一座坟山，专埋死人的。马得志打算打完日本侵略军，回到家，再重新安葬他的亲人，将九具尸骨迁移到坟山上去。
但可怜的马得志再也回不来了。
第二天一早，他们赶紧离开了充满血腥气味的厂窖，几个小时后，三人走进了汉寿县西湖镇的一处村庄。当时村庄上炊烟袅袅，远远望去那个村庄很宁静。他们想进村子里打探打探，还想讨一口水喝。他们都走得唇干舌燥了。他们见村庄上有炊烟升腾就惊喜不已。他们小心翼翼地走了好几天，遇到的全是一具具尸体。他们觉得很孤独，还很恐惧。现在看来，总算可以同活人说说话了。他们急需要打听自己人和日本人的情况。
“那边有烟，看见吗?那边有烟!”龙营长让马得志看，也指给黄抗日看。
当时他们离这个村子至少还有两里远。
马得志无心看烟。
黄抗日回答：“长官，我看见烟了。”
马得志也木木地看着远远的炊烟。
“总算有活人了，”龙营长说，“从安乡活着出来，走了四五天，总算有活人了。”
他们向那处村子奔去。奔只是形容，他们的脚已经走酸走肿了。虽然如此，他们朝着那个村子走去的步子却加快了。他们走到离那处村子还有一里远时，忽然从竹林后面跳出十几名日本兵，他们虎着脸，端着枪逼视着他们。
龙营长一愣，马上举起了手。黄抗日也举起了双手。他面色苍白且紧张地瞪着这几支黑森森的枪管，他想完了完了，预感自己会像沿途见到的众多阵亡的官兵一样横尸野地。他想可怜的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女人，他的女人都不晓得他死在哪里呢。没想自己拼命想活下来，最终却以这种方式丧命，真有些窝囊呵。他觑着日本兵，并不紧张，因为在五年的当兵打仗的生涯里，日本人他见得多了，也打死过不少日本兵。他想现在轮到他死了，却想无论如何也不能死得太难看，死得太难看了会吓着活人，于是他尽量在脸上挤出一点笑。他看到过很多张死去的脸，都很丑陋，他一路上想自己长得这么不招人喜欢，谁都嫌他、轻视他、侮辱他，死的时候他一定要面带笑，免得别人看见他的死相，觉得他死得太凄惨、太难看了。日本兵见他笑，犹豫了下，把举着的枪管低了下来。
马得志愣着不动。他的思想和注意力根本就不在这儿，他的思想在他亲手埋葬的那九具尸体上。一个月前，他和那九口生命还在一起吃饭、喝酒和聊天。
龙营长用肩膀撞了下马得志，命令说：“快举起手来，你不想活了?”
马得志没反应过来。
龙营长急道：“快举起手来。你不想活我们还想活。举起手来!”
马得志愣头愣脑的模样举起了双手。
日本兵把他们带进了村子。村子里有一片杉树林，在杉树林前，坐着一大堆国民党官兵。他们都成了日本兵的俘虏，被规定坐在原地不动。他们都是一二五师的官兵，有一百三十多人，都穿着军装、戴着军帽，坐得笔直，但脸上都很疲惫，还很懊恼、沮丧和痛苦。他们觑着三个新来的俘虏，脸上露出了不幸和友好的双层笑容。
“你们是怎么回事?”一个军人问龙营长。
龙营长尊敬地望着那军人答：“长官，我们是从安乡战场上活着走出来的，出来找部队，没想沿途没一个活人，看见的都是死人……”
长官叹一声：“你们守安乡的三团，还有几人活着?”
龙营长说：“报告长官，就我们三人。”
黄抗日一眼就认出了长官是田师长，这张脸上的嘴巴是方的，鼻子很大，三角眉毛。这张脸常常到这个团那个营训话，鼓舞官兵的抗日士气。他于训话中不是站着不动，而是走来走去，就像那只邀功请赏的芦花母鸡。现在这张脸上，方嘴巴抿成了一条线，三角眉毛拧成了黑黑的一坨，肩上的一颗星少将肩章虽已被他自己摘了，但黄抗日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前半生里最景仰的、说话时面部表情极为傲慢、严厉的田将军。
“将军我认识您，您是田师长。”
田师长瞟眼黄抗日，见后者在这种倒霉透顶的地方，还笑，就觉得这个人脑子出了大问题，于是皱着眉头、冷着脸色说：“你是谁，嗯?”
要是在平时，黄抗日会被他一声“嗯”吓得腿一软。但此刻，他和将军都是日本人的俘虏，他们的周围站着端着枪的日本兵，那些日本兵蔑视地盯着他们，所以他不觉得将军冷漠的脸色有多么可怕，他回答将军：“将军，我是三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黄抗日。”
田师长说：“不要叫我将军。”
黄抗日立即答：“是，长官。”
田师长说：“不要叫我长官。”
“是，长官。”
“还叫我长官?我不是说了不要叫我长官吗?”
“是，长官，我不叫您长官了。”
“也不要称我您，我什么都不是了，只是个倒霉的战俘。”
“是，那在下不叫您您了。”
田师长觉得这个下级军官让他心烦，挥下手说：“你坐到那边去。”
黄抗日答“是，长官”，不敢完全站起身，弯着腰走到一个俘虏面前坐下，他坐下时身体撞了身边的人一下。那人一脸胡子，脸色黝黑、目光幽暗，斜视着他，用浑厚的外地口音问他：“你哪里人，兄弟?”
黄抗日明白他不是湖南人，便答：“兄弟是湖南白水县人。你呢?”
“我是山东人，”一脸胡子的大汉标榜说，“我的家乡就是孔丘的家乡。”
“孔丘?”黄抗日不明白道，“孔丘是哪个?”
山东人看不起黄抗日一脸傻相，道：“你连孔丘都不知道?你是中国人吗?”
黄抗日坦率地说：“我是黄家镇人。”
山东人觉得有必要跟这个白痴灌输点知识：“孔丘就是孔子，孔子姓孔，名丘。”
一旁坐着个中等身材的军人，领章上的少尉军衔标志尚未摘掉，他看眼黄抗日，温和地说：“他姓孔，是警卫连孔副连长。大家都叫他孔老二。鄙人姓刘，江苏人。兄弟贵姓?”
黄抗日觉得此人长得白净，说话声音怪怪的，没打算理睬他道：“免贵姓黄，名抗日。”
此人一笑，笑出一口整齐的白牙，拍了下黄抗日的肩，脸色热情地用江苏话道：你的名字好记。你叫我江苏人吧，他们都叫我江苏人。”
十
关于我爹被日本兵俘获，这事儿是我爹写交代材料中自己交代的，他要是不交代，那是没人知道的，因为生活在黄家镇的人连我爹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都不知道，又怎么会知道我爹被日军俘虏那段短暂、羞愧的经历呢?但爹是个老实人，以前他的确想隐瞒这段极不光彩的经历，但既然组织上要他老实交代，他犹豫了半天，觉得还是交代好，万一以后被人连带出来了，那组织上会指责他欺骗组织，就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刘大鼻子如获至宝地拿着我爹交代的材料到处说，于是全镇的人都晓得我爹被日本侵略军俘虏过。我问姐：“爸爸在抗日战争中曾被日本兵俘获过，这事你以前晓得吗?”
姐说：“不晓得。爸爸从来不跟我们说他的事。”
我说姐道：“谅你也不晓得。”
我又问伯伯。伯伯与我爹完全不一样，身材虽然称不上高大，却不矮，尽管站起来不像一座铁塔，却实实在在比我爹威武。据上辈人说，伯伯年轻时候好打架，谁欺负我爹他就揍谁，揍得谁满地找牙。但那是年轻的时候，我没见过。当我成为小男子汉时，伯伯也同我爹一样，成了个老实憨厚的老男人。伯伯的一生都是在黄家镇度过的，除了偶尔去县城打个转身，就再没离开过黄家镇一步。有天，伯伯关心我和我姐，来我家看我和我姐，手里握着个水烟袋，看着我呵呵傻笑。我问他：“伯伯，我爸是不是被日本鬼子抓过?”
伯伯收敛了傻笑，这个不快的话题让他目光突然黯淡了：“这事伯伯不晓得。”
“您真不晓得?”我不相信伯伯不晓得。
伯伯吸了袋烟，这才说：“小毛，伯伯还是这两天才听说。”
伯伯见我不语，又说：“你也不是不知道，你爹不爱说话，什么事情你问他都不答。你爹是个老实人，从小被人欺负惯了，老实了一辈子。”
没有人晓得我爹在一九四三年被日本兵俘虏过，那些与我爹一道被日本兵俘获的国民党官兵，在接下来的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统统死了。他们不是被日本人打死，就是被后来的解放军或游击队战士击毙。如果还有两三个没死的，也是天各一方，各活各的，完全断了联系。他们绝想不起那个身材瘦小、长相滑稽的黄抗日。我爹在任何一个群体里都属于容易被人忽略、遗忘的人。因为爹知道自己长相怪，模样成了别人取笑的对象，导致他从小就自卑，是那种自卑惯了，因而学会了另一门本事，知道怎样做才不会引人注目。假如我爹不是主动向组织交代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八成就在历史中隐埋了。这个世界，确实有许许多多不光彩的历史，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消亡了。但我天性胆小的爹，信守那句“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古训。在红楼里写交代材料中，爹遵照这条古训，一五一十地写了出来。
爹的这段历史让我小时候十分蒙羞。
迎春路小学的孩子以为军人被敌人俘虏后就是叛徒，因为只有怕死的人才会被俘虏，而怕死的人都会成为革命的叛徒。当他们从大人嘴里陆陆续续晓得原来我那个为人老实巴交的爹在日军面前举起过双手后，便有理由看我不起了。他们晓得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有一个王连举，因怕死，向日本宪兵出卖了共产党员李玉和;还晓得《红岩》那本书里有一个名叫甫志高的男人可耻地背叛了革命，致使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最后被双枪老太婆一枪打死了。他们痛恨叛徒，便觉得我爹是苟活着的王连举或甫志高。那时候我从他们眼前经过，如果他们正在玩游戏，会马上停止玩游戏，硬生生地瞪着黄家镇的王连举或甫志高的儿子，犹如盯着一只病猫，且嘲弄地冲着我的背影齐声唱道：
叛徒甫志高你往哪里跑，双枪老太婆一枪打死了。
我那时候备感屈辱，还很困惑，爹干吗不成为董存瑞或黄继光那样的革命烈士，而要成为甫志高?同时也相当迷茫，因为我并没背叛革命，我是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少年儿童。我不是遭人吐弃的甫志高，也不是那个把李玉和送上刑场的王连举，为什么一些同学都看我不起、视我为叛徒的崽和狗崽子?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很恨爹，心想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死了，爹怎么不死?假如他死了，就没有人对我唱“叛徒甫志高你往哪里跑”了。
迎春路小学附近的孩子不但冲我这样唱，冲我姐的背影这样唱，当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的面也这样唱，并且唱得特别起劲、开心，唱完后还怪模怪样地大笑，并且在一个大男孩的倡导下，把词改掉，唱成：
叛徒的老婆你往哪里跑，我们一枪把你打死了。
我母亲李香桃老师死前的一个星期曾经去看过我爹两次。第一次她是跟着我一起去的，第二次她是单独去的。那两次李香桃老师都穿得很整洁。她是穿着一件铁灰色列宁装——那是她那些年里唯一一件穿在身上式样好看的衣服，平常是折叠好放在柜子里舍不得穿的，只有过年、过节或出席什么重要场合，李香桃老师才会从柜子里拿出这身衣服穿在身上。那天她就穿了。这是她不想以一副可怜、潦倒的叛徒老婆的模样出现在众人眼里。我母亲李香桃老师虽然长相普通，外表看上去甚至也像我爹一样不招人喜欢——她头上虽没长角，但脸是方的，而且额头也是方的，表情就显得硬。前文说了，我母亲骨子里十分好强，这种好强，反映在脸上就是硬，反映在学校里就是喜欢与人争荣誉，哪怕是一张学校里颁发的积极分子”奖状，她也要与某人争得面红耳赤，因此我母亲与同事的关系十分糟糕。
若干年后，我碰见母亲当年的一位女同事，她很老了，对我说起我母亲，脸上是那种无可奈何的遗憾，说：“你妈李香桃老师太好强了，太要面子了，干事非常霸蛮。”
我望着这位老教师，老教师又说：“你不知道呢，那时候你妈什么都要争第一。面子观念重，看不开。这是她自杀的原因。”
我说：“那时候我小，我只记得当年学校里的红小兵揪着她去批斗。”
老教师说：“当年不是我们劝阻那些红小兵，还不知他们会把你妈斗成什么模样!”
我问：“还能斗成什么模样呢?”
老教师说：“那些红小兵要给你妈剪阴阳头，是我阻止的。”
我不太愿意相信这位老教师的话，“文革”是“左”得最厉害的年代，在那个年代“莫须有”的罪名和高帽子满天飞，可以料想，老教师是不会为我母亲说话的。那个“左”得让人担惊受怕的年代，全中国似乎只有两种人，好人与坏人。好人是不会替“坏人”说话的，要避嫌。而“坏人”更不会替“坏人”说话，“坏人”已经被革命群众踩在脚下了，还有什么资格说话?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是不会有这种体会的，而我小时候恰巧经历了，也遇见过同情我们一家人的目光，但更多的是避嫌的目光。所以，不会有人站出来替我母亲说话，就连另一些小男孩讨厌我，对我哼唱“叛徒甫志高你往哪里跑”时，他们也没站出来阻挠。那时候，我家还住在迎春路小学的教职工宿舍，我想玩就去某老师家找同龄孩子玩，人家父母不欢迎，把我往外赶，因为我父亲的“政治身份”让他们不安，“国民党高级特务”和“叛徒”，大人们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与“狗崽子”玩，于是驱逐我。
我记得那是一九六九年四月——那个四月总是淫雨霏霏，但那天一早，出了一丝太阳，母亲脸色略微高兴，对我和姐说：“咦呀，今天出太阳了。”另外，我之所以记得是我现在还能嗅到那股橘花的清香。在农村里生活过的人，或者对季节很敏感的人都晓得，橘树在阳历四月里开花，直开到五月初，花呈白色，有一种很好闻的芬芳。我母亲李香桃老师随我一起去红楼送饭给我爹吃，我们路经红楼前的篱笆院子时，两旁的橘树都开了花，并有一股好闻的花香扑到脸上。多少年里，这股香味一直在我鼻前萦绕。我甚至现在都能嗅到橘花的清香，它从一九六九年四月里的那天飘来，不受时间限制、穿越已逝的岁月，在我一想到母亲时便涌入我的鼻息，让我一次次心慌、怅然。
武装部的几个人瞪着我和我母亲李香桃老师，黄抗日疯了，这是事实。现在他们不晓得该拿黄抗日怎么办。是把黄抗日送到县医院治精神病，还是让李香桃老师把被他们视为叛徒的黄抗日接走?由于谁都不愿意承担放坏人回家的责任，所以就谁都没作出这个决定。
“敌人是很狡猾的，为了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镇革委会严副主任分析说。
“黄抗日很有可能是装疯。因为有的敌人为了不至于被他迫害的人认出来，还有自己毁自己脸的呢。”另一个人猜测说。
“从他的交代材料看，他既打过日本鬼子，又打过国民党。这样的人什么大事小事没经历过?没那么容易疯，应该是装疯。因为你狡猾，敌人会比你更狡猾，”刘大鼻子揣摸说，“我不相信他这么快就疯了，我们又没对他用刑。”
他们觉得经历了那么多枪林弹雨的黄抗日的疯里有诈。我和母亲就是在他们怀疑我爹是装疯的目光下，走进红楼，上了三楼，走到了关我爹的那间房子里。我爹蓬头垢面地躺在邋遢得要命的床上，没有一点人相地蜷缩成一团，脸对着墙。但眼睛是睁着的，眼眸呈混浊的黄色，犹如一塘浊水。
“爸爸，妈妈来看你。”我对爹叫嚷。
爹不理我，继续是那种姿势躺着，嘴里喃喃地念叨什么。
我又说：“爸爸，妈妈来了。”
爹仍是一动不动。
我叫道：“爸爸，妈妈来接你回家。”
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眼睛红了，因为她那好强的心理，真的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实。她拼命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以免被站在身后的镇武装部的人取笑。站在我们身后的武装的人，正冷冷地望着我们。我母亲李香桃老师没有失态，她严肃着脸唤了声：“老黄。”
爹仍是那种姿势躺着，很像一只不通人语也不愿意理人的病病歪歪的脏猩猩。
“爸爸爸爸呀，”我哭了，“妈妈来来来了。”
爹仍然一动不动。
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终于控制不住悲伤，眼泪水淌了下来，一串串地往下掉，母亲哭道：“老黄老黄，你怎么会变成这模样?”母亲走上去，走到充斥着一股恶臭的床前，推了推老黄的肩头。“老黄，我是李香桃、李香桃呀。”
爹不回答母亲，但还是看了母亲一眼，立即又扭开头，宽扁的大嘴喃喃地念叨着。我走上去听了听，爹自言自语地说：“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
我说：“爸爸，不是日本鬼子来了，是妈妈来接你回家。”
爹忽然转过身来，瞪着两只惊诧的黄瞳仁：“咦，你还不走?还在这里?”爹那张灰白的猩猩脸上，一脸恐怖。“日本鬼子是连妇女儿童都杀的，快逃呀你们。”
我说：“爸爸，没有日本鬼子，日本人早就被你们打败了。”
“打败了?”爹怪笑了一下，“我又没枪，我拿什么打日本鬼子?拿脚踢哦……”
我母亲李香桃老师告诉丈夫：“这是一九六九年，是社会主义的新社会。”
“哦，一九六九年，”爹怪声道，肮脏不堪的样子又怪笑了下，“一九六九年是哪一年?一九六九年是什么年?同志们都安全了吗?日本鬼子都走了吗?”
我母亲李香桃老师说：“都走了，滚回日本了。”
爹痴笑了一声：“日本鬼子还会来，日本人盯着我们中国呢。”
我母亲李香桃老师说：“老黄，日本人不敢来，他们怕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呢。”
爹见李香桃老师说话时表情严厉，又害怕地转过身，抱着头躺着。
一股恶臭从爹的身下升上来，那是爹把大便拉在床上了。
我母亲李香桃老师垮了，觉得自己的丈夫太懦弱、憋屈了，竟不顾家人的感受，自己就疯了，竟然像个肮脏的畜牲样活着，这是对一家人不负责任啊。于是我母亲李香桃老师愤然哭了，呜呜呜呜。我见母亲哭，我也哭了。但我爹的思想仍在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到处都是日本兵杀害的中国人。他不晓得我们在哭谁。
“谁死了?”爹翻转身来，小声问我，瞪着我。
我摇摇头。
“没死人你们哭什么?”他感到我们很奇怪的样子瞅着我和母亲。
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绝望道：“老黄，我们回去。”
“老黄?”爹不知我母亲李香桃老师叫谁，听到楼道里传来脚步声，脑海里出现了什么幻象，马上紧张不安地缩成一团，念道：“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你们快走啊。”
来的是镇武装部的刘大鼻子，穿一双皮鞋，走路脚步声很独特。
我母亲李香桃老师临死前去看她丈夫，是接到刘股长的正式通知，要她把丈夫接回家。“李香桃，你老黄把那间房子搞得比猪栏还臭，”刘大鼻子绷着脸说，满脸鄙视，“镇革委会今天上午专门讨论了黄抗日的问题，认为黄抗日是装疯。但考虑到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去把他暂时接回家，给他理理发，洗洗澡，等待我们的处理方案。”
母亲李香桃望着刘大鼻子。
刘大鼻子吐口痰，又说：“你要告诉他，不要以为装疯卖傻就可以逃避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绝不会放走一个坏人的。”
母亲李香桃什么话也没说，目送着刘大鼻子远去。
母亲李香桃对我和姐说：“我要去接你们的爸爸回来。”
母亲李香桃交代我姐：“烧两壶开水。”
姐姐“嗯”了声。
母亲李香桃是有接丈夫回家的打算。为此，她从柜子里拿出那件铁灰色列宁装，穿在身上，并走到镜子前，梳了梳头发。她那好强且不服输的心理，让她每次出门都挺直腰杆，哪怕心里再委屈、再悲伤，也昂起紧绷的方方脸，不想让别人看出她的悲伤，更不想让街上的人嘲笑她。她去了，去接她已经疯了的、肮脏得要命的丈夫，临走时还向我和姐交代说：“你们姐弟都不要出去，爸爸就要回来了。”
母亲李香桃去见了她的男人，但她的男人让她悲愤和绝望。她看见她的男人在搓自己的粪便。由于她的男人很少喝水，屙出来的粪便又臭又硬。但她男人的嗅觉神经早已紊乱，闻不到粪便的臭气。母亲李香桃打开门，看见她的男人时，她的男人满手是屎，身上也满是屎。他正把屎搓成麻花形状，举在脸前瞧着，正犹豫是不是吃下去。母亲李香桃说：“老黄，这是你自己屙的屎哩。”
她的男人正沉醉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一见我母亲李香桃责备的样子走到面前，吓得赶紧缩成一团，哆嗦着，眼睛不敢看我母亲李香桃，那情形，比关在笼子里让人观看的猩猩还要糟糕。母亲李香桃含着泪说：“走吧，老黄，我们回去。组织上让我接你回家。”
她的男人惊奇地瞪大无神的眼睛，觑着站在李香桃身后的人。
母亲李香桃又说：“走吧，老黄，我们回去。”
“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来了。”她的男人突然步入了自己的精神世界，那个世界里正炮声隆隆且有日本兵横冲直闯。他抱着头，怪叫着冲我母亲李香桃说：“咦，日本鬼子是连妇女也要杀的。我不回家，你也不要回家，快逃吧，逃吧，逃得远远的。”
母亲李香桃怒道：“还什么日本鬼子?哪里有日本鬼子?”
男人说：“有呢，很多很多日本鬼子。”
站在李香桃身后的人笑着，“他说蠢话呢。”
男人说：“满世界都是日本鬼子呢、满世界都是。”
另一个站在门口看的人说：“黄抗日，日本鬼子有那么可怕吗?”
母亲李香桃没有耐心了，说：“你到底跟我回不回家?”
男人缩在一隅不敢动，喃喃自语，不再理睬要接他回家的女人。
母亲李香桃只身回了家，当时学校里还没打铃上课，我在操场上玩。那是午睡时间，春末的太阳黄灿灿的，照在身上有点热。母亲李香桃的眼睛哭肿了，走路时一边哭，一边用一条手帕揩着眼睛。母亲李香桃径直走进屋里，谁也不理。我没看见爹的身影，就畏畏缩缩地走回家，走到母亲身后小声问：“妈，爸爸呢?”
母亲抽泣着。
我又问了遍，母亲答：“你爸爸死了。”
我大吃一惊道：“爸爸死了?”
母亲忽然扭过头来，母亲的脸上很痛苦很痛苦，为此脸上的五官都扭曲了，不像母亲，而像一个我从不认识的中年女人。我怔着，奇怪母亲怎么突然变模样了。母亲却说：“你爸爸已经不是人了，还不如死了好。”
我不懂母亲的话，母亲又说：“孩子啊，从今往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不要依赖这个依赖那个。也不要依赖你姐姐。自己洗衣服洗鞋子，听见吗?”
我当时十岁半还不到，并没意识到母亲已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很懂事的样子点点头。母亲见我点头，又说：“妈妈对你态度一直很粗暴，是妈妈脾气不好。你恨妈妈吗，孩子?”
“妈妈，我不恨你。”
母亲把我搂到怀里，母亲脸上泪水涟涟的。
我说：“妈，爸爸真的死了吗?”
母亲又伤心地摇摇头。
我说：“那你怎么不接爸爸回家?”
母亲把我搂得更紧了。这时上课的预备铃响了。母亲把我推开，要我去教室上课。“去吧，小毛，我的好儿子，”母亲说，整理了下头发，“妈妈也要上课了。”
我这辈子里这是第一次听母亲叫我“我的好儿子”，也是唯一一次。若干年里，当我称我儿子“好儿子”或“乖儿子”时，我脑海里必定会呈现母亲叫我“我的好儿子”的情景，那个让我一想起就难过的场景便会理直气壮地跳到我面前，揪我的心。
我母亲李香桃老师没去上课，那天晚上也没回家。几天后，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的尸体被一个打渔的农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捞了上来。起先那个农民以为自己打捞了一大网鱼，心里美滋滋的，当他把渔网捞起时，看见捞上来的是一具穿着铁灰色列宁装的女尸——列宁装已被泡肿的尸体胀破了，当即吓得魂飞魄散，以为自己遇见了鬼。
李香桃老师于那天下午没走进教室，她毅然去了镇革委会。李香桃老师感到很委屈，还很愤怒，同时感到这个世界对她太不公了。李香桃老师走进镇革委，指名道姓要见镇革委会主任。镇革委会主任当时在县里开会，她就要求见严副主任。李香桃老师说：“主任不在，那好，那我找你们严副主任。”
严副主任是镇革委会二把手。他以严厉和不讲情面著称于黄家镇。严副主任当时正和几个人坐在他办公室里研究事情，见李香桃老师泼妇样地闯入他办公室，就皱起眉头，很不高兴，好像一只猎犬盯着走来的陌生人，目光凶凶的，只差吠叫了。对于靠整人爬上来的、以整人为乐的严副主任，在黄家镇，任何人都不放在他眼里，何况是一个“国民党高级特务”和“叛徒”的老婆。“你有什么事?”严副主任拧紧眉头问。
李香桃老师走过去，一拍桌子，脸上布满了义愤填膺，那些东西犹如墨水样四溢，流得满脸都是。“你们太毒了!”李香桃老师说，“你们把我老黄整成了疯子，吃自己屙的屎。你们把老黄整成这样，现在又把他交给我。我要你们负责把老黄的病治好。”
严副主任睃着李香桃老师说：“你是同谁说话?”
李香桃老师只有靠拍桌子来给自己壮胆，于是她又拍了下桌子。“同你说话，”李香桃老师愤怒地瞪着严副主任，“就是跟你这个没良心的男人说话，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缺德的男人!我老黄好好的一个人，你们把老黄逼成了疯子，又要我领回家，老子不要了，老子要你们把他的病治好，再还给老子。”
严副主任终于忍不住像狗一样大叫一声：“住嘴!把她赶出去!”他对刘大鼻子和另一个人说：“这里是黄家镇革命委员会，不是‘国民党高级特务’的老婆跑来撒野的地方!”
李香桃老师情急之下骂人道：“你们都是畜生、畜生、畜生咧!我老黄经历过那么多枪林弹雨都没疯，疯在你们手上。我要告到省里去，告到中央去!”
严副主任一拳擂在桌子上，“砰”，他愤怒道：“住嘴!你这个‘叛徒’的老婆，竟然跑到革委会来撒泼。你再在这里嚷嚷叫叫，无理取闹，把你也关起来。”
李香桃老师可不是吃素的，那张阴麻子脸上的愤怒比严副主任的愤怒还多，尖叫道：“关我吧，老子不怕!不关老子，你们是老婊子养的!”
刘大鼻子发火道：“你骂谁婊子养的?”
李香桃老师指着他大叫道：“骂你们都是婊子养的!”
严副主任的脸都气青了，说：“你有胆再骂一句!”
李香桃老师命都不打算要了，还怕严副主任威胁吗?立即骂道：“你是黄家镇的畜生和婊子养的!你们只欺负得我老黄住，你们这些婊子养的，我咒你们断子绝孙……”
他们真火了，都没想到“国民党高级特务”和“叛徒”的老婆竟敢如此猖狂!他们集体动手，把尖声叫骂的李香桃老师粗暴地推出办公室，又粗暴地揎出了镇革命委员会。李香桃老师被他们揎出去了，但她一扭身又往大门里冲，冲进去要打严副主任。刘大鼻子一个箭步冲上来，抓住李香桃老师举起的胳膊，把她往后拖，严副主任这才免遭李香桃老师扇来的一耳光。严副主任气愤地黑着脸喝道：“你们把这个女疯子拖出去，把门关上。”
他们像民警抓获女流氓或女扒手一样，抓的抓李香桃老师的手，扭的扭李香桃老师的胳膊，揪的揪李香桃老师的头发和衣服，毫不客气地把李香桃老师拖出镇革委会的大门，摔在地上，摔了个前滚翻。接着，他们不等李香桃老师再次冲进来，关了大门。
这是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生前最后一次挣扎，这一次挣扎无疑失败了，所以她把心一横，想用死来解决问题。我相信是这样!遥想清朝末年，慈禧太后下令杀谭嗣同时，谭嗣同可以跑，但他硬是不跑，等着刽子手来抓他，他要用自己的头颅唤醒四万万国民!这是一种什么境界?我母亲李香桃老师当然不能与谭嗣同比，她的大脑里也压根儿没有这种境界，但她敢用死来对抗当时的整个社会，这也是很了不起的。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很恨母亲，恨母亲竟然丢下我和姐，自己去了另一个清静世界。同时也很恨严副主任和刘大鼻子，咬着牙想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杀死他们，不是一刀杀死，而是将他们分别绑到山里，千刀万剐，让他们一点点流血和慢慢痛死。当然，这种思想是在我少年时候，时间消除了我的仇恨。严副主任活到了二○○五年，死时八十多岁，寿命并不短。所以我有时候也迷惑，坏人在电视连续剧或小说里，都是必有恶报什么的。可是生活中，有些坏人并非那样。例如严副主任，他就并没遭多少报应。刘大鼻子蹲过监狱，他没蹲。“文化大革命”中期，他调到了县农业局任革委会主任，后升任县革委会任副主任，在县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一直坐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革委会撤销后，他摇身一变成了副县长，在副县长的位置上又干了几年——虽然那几年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可还是给他办了离休，因为他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前参加革命的，之后的二十年住在县委县政府的宿舍里，直到他去世。
有几年，我反复想过有关死亡的问题，非常想弄明白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死亡或为何要选择死亡。生命是那么可贵，为了能活，爹在强人面前是能低头就低头、能弯腰就弯腰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活着比什么都好，哪怕这种活着只是苟且偷生，那也比死亡强。所以我爹是不到该死的时刻极不愿意死的。为什么我母亲那么年轻，却偏偏要选择自杀?我可能身上更具父亲的遗传，曾暗想，人是很难选择死亡这条路的，因为自杀不是也需要勇气，而是确实需要足够的勇气。我母亲李香桃老师不是英雄，也不是胆小如鼠的女人，可她偏偏选择了自杀，这是为什么?只有一种解释，这是她的思维在那一刻短路了。所以我说，人在思维短路、又没人开导时，就可能选择死亡。因为这条路可以让你闭上眼睛，一了百了。李香桃老师在镇革委会受到轻蔑、侮辱和伤害后，做人的信心和尊严丧失殆尽，丈夫又成了个搓自己粪便玩的疯子，人就绝望了，于是她走到湘江边上，跳了下去。
“文化大革命”中，像李香桃老师这种绝望中选择轻生而一了百了的人，还真不少。
十一
母亲死后，爹被我和姐接回了家。那幢红楼不需要他了。他对任何人都一钱不值了。他本来就一钱不值，之所以把他关起来完全是当时的政治需要，政治需要一些有污点的人，因为有污点就有文章可做。在“左”的年代，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升官发财建立在有污点的人身上，这样的人是他们往上爬的阶梯。他们可以像打死狗一样地打，直至把他们整死或者整疯。前文已经说过，在“左”的年代，偌大的一个中国，十亿人口被划分为简单的两种人，好人或者坏人;革命或者反革命。
我伯伯是个好人。他一辈子没干过一件坏事。如果他认为自己干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就是让我爹顶替他入伍。在一九三八年，被乡公所点名去抓阄的不是我爹，而是我伯伯黄阿狗。我伯伯的回忆与我爹的叙述有些出入，伯伯说，不是每家有两个男丁就必须去一个，不是那回事。实际情况是，家里有两名以上的男丁，就必须有一个去乡公所抓阄，抓了打钩的才去，抓的是红纸坨就没事。当时乡公所做的阄里，有三分之一没打钩，有三分之二的红纸坨上打了钩。当时被点名去抓阄的有三百个青壮年，我伯伯黄阿狗只是其中一个。我伯伯这人年轻时好扯皮打架，一根扁担舞得虎虎生风，村里的石锁也只有他一个人举得起，家里有一个这样的人，附近的小流氓就不敢欺负我家的人。但我伯伯命扫，手气痞，一抓就抓中了打钩的红纸坨儿。他马上被登记，成了应征入伍的青年。
伯伯回到家，绷着脸对我爷爷说：“我被登记了。”
他又苦着脸对老婆说：“你要照顾好崽，因为我说不定就回不来了。”
我伯妈哇的一声哭了，“你门还没出就说这种丧气话，你是要我将来守寡啊。”
伯伯烦躁道：“你哭死!”
爷爷觑在眼里，爷爷不动声色地说：“我再跟你妈商量一下，看有什么别的办法。”
伯伯难过地叹口气说：“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日本鬼子把上海、南京和武汉都打下了，逃避征兵，抓了是要杀头的。”
爷爷说：“逃避当然不是办法，逃跑是被人看不起的。”
爷爷的办法就是让我爹顶替我伯伯参军，据伯伯说我爷爷苦想了一晚，想出了偷梁换柱的绝招。从某种角度上说，我爷爷不怎么喜欢我爹，这是我爹生下来时比一般婴儿都要短小，像一只猫崽，且长着一张猩猩那样的小脸。爷爷曾有把我爹丢进水缸里淹死或塞进尿桶里呛死或扔到山上去喂豺狗的想法，但被我奶奶识破了他的意图并阻挡了。在我爷爷眼里，黄阿狗是个好把式，干活精到，且体质也比长相酷似猩猩的我爹强壮不知多少倍。我爷爷的长相不像猩猩，虽然也是那种怪脸相，但没长着宽扁的大嘴。我奶奶也不像，虽然嘴是扁长嘴。爹在承袭爷爷奶奶的缺点上，不但夸张了爷爷的脸型，同时把奶奶的宽扁嘴唇于继承中又夸张了下。父母的缺点拼在一起，看上去就糟透了，像只很怪气的小猩猩。爷爷一直就不怎么喜欢小儿子，兄弟俩中，爷爷一百个看重大儿子黄阿狗。
爷爷既然不喜欢黄山猫，当然就要把黄山猫推出门，让黄山猫去打仗，让黄阿狗留在家里。他想出了一条过硬的理由。他晓得这条理由是黄山猫能接受的。他把黄山猫拉到祖宗的牌位前谈话道：“山猫，你哥手气背，抓了个打钩的。事情既然如此，就没法改了。”
爹听懂了，答：“那是，这是没办法的。”
爷爷知道小儿子愚钝，没懂他的意思，就直言道：“家里总要去一个人打日本人。我和你妈妈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你替你哥去打日本人好些。”
爹明白爷爷心里有偏见，他的小时候，爷爷那慈爱的目光总是毫无保留地投掷在哥哥身上，而投给他的多半是一些生气的目光。爹把悲伤吞进喉管，嘀咕道：“我没意见。”
爷爷见小儿子思想这么容易沟通，就满意的样子说：“晓得爹妈为什么让你去吗?”
爹摇头，用迷茫的目光盯着爷爷。
爷爷解释：“因为你哥已经有了个儿子，而你还没有。”
爹当时还没有儿子，就“哦”了声。
爷爷感叹说：“山猫，爹并没有偏见，只是万一你哥哥在战场上被日本兵打死了，你侄儿就成了孤儿，你嫂子也成了寡妇。”
爹说：“晓得了。”
爷爷叹口气：“你去跟桂花告个别吧。”
爹垂着头走进厢房，桂花正坐在桌前，看着窗外惨淡的天空，眼睛里噙着泪水。爹走上去，严肃着脸对女人说：“我要走了，等着我打完仗回来。”
桂花哇地一声哭了：“呜呜呜呜。”
爹烦她哭道：“不要哭，爹听见不好。再说，打完日本鬼子我就回来。”
桂花说：“爸为什么要你去?我不想要你去。”
爹不想跟老婆情意绵绵地告别，骂道：“能不去吗?大家抽了签，又都不去，那谁去打日本鬼子?那日本人不站在中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你说蠢话咧。”
爷爷坚决地走到厢房门前，打发他儿子上路道：“唉，这是没办法的事，你去吧，记住爹的话：战场上，不要充英雄。”
爹用一根麻绳将棉袄捆在腰上，按规定时间到乡公所报到。乡公所送兵的治安队长拿着花名册点名点到黄阿狗时，爹从排好的队列里迈出一小步，叫了声：“到。”
治安队长既认识我伯伯黄阿狗，也认识我爹黄山猫。他说：“你是黄山猫啊。”
我年轻的爹感到不好意思地答道：“我爹让我顶替黄阿狗打日本人。”
治安队长打量了眼我爹，表示怀疑道：“你这样子也能打日本人?”边将黄阿狗的名字划掉，在花名册上写下了黄山猫。
黄山猫这名字于第二天再次被改掉，被来带兵的国军营长改成了黄抗日。从此我爹就一直用这个名字。
镇武装部的人来通知我和我姐，让我和姐去把爹领回家。我和姐当时正守着妈妈的遗体哭泣，而一些人对我和姐嘲讽道：“这有什么好哭的?你妈是自绝于人民，不值得哭。”
我和姐仍然哭着，死的人是我们的母亲，又不是他们的母亲，他们不心痛，我们很难过呵。镇武装部的人走来，对正哭着的我姐说：“你们去把你们的爸爸暂时接回家吧。”
姐姐听毕，把眼泪一抹，对我说：“小毛，接爸爸去。”
我那会儿竟忘记了悲伤，激动地站起身，跟着姐就往红楼走去，走出学校，我们就跑起来。我和姐一路跑上楼，跑到关着爹的房门前，房门是打开的，没人再看守我爹，爹缩在桌子与床铺之间的墙前，不是坐而是蹲在地上，看见我和姐，也没认出我们是谁，甚至动都没动。姐气喘喘地叫道：“爸爸。”
我也跑得气喘喘的，也跟着姐叫了声：“爸爸。”
爹不知道我们叫谁，他的思维滞留在他经历过的十分强烈、悲惨的抗日战争年代，那个年代我们还没出生，自然不认识我们，甚至连看我和姐一眼都没有。他身上很脏，有屎，地上也有屎，是他自己拉的。他就盯着那些臭烘烘的屎。姐又叫了声：“爸爸。”
我也跟着叫了声：“爸爸。”
爹听到有人叫“爸爸”，稍稍抬起脸望眼我们，没理我们，那张脸上的表情十分漠然。我们和爹之间隔着几坨屎，相距一米的距离，我和姐都不敢走上去拉爹，这是爹身上太脏太臭了，让我和姐都犹豫着是不是把爹拉起来。隔了几分钟，姐绕过那几坨屎，走前两步，想把爹拉起来，爹没动，也不看我和姐。姐觉得自己毫无办法，突然对我说：“小毛，你在这里守着，我去叫伯伯。”
姐转身就跑出门，脚步声迅速向楼下飙去，跟着就听不见了。
伯伯家离镇街上不远，以前，有时候的星期天，我们随爹去伯伯家，有半个小时就走到了。伯伯家是栋很大的房子，屋前有桃树、梨树，屋后有竹林，由于土地挨着黄家镇，他们如今不再是纯粹的农民，而是菜农，为镇上的蔬菜店输送蔬菜，“文化大革命”中，农民是不能自己贩卖蔬菜的，若自己把蔬菜挑到街上卖，会被视为投机倒把分子，被抓到综合治安指挥部去挨批评、受教育。姐姐花了二十分钟，跑到伯伯家，伯伯当时正在蔬菜地里应菜，手握一个长长的粪瓢，舀挑到菜地旁的粪水，浇到一蔸蔸菜上。姐姐对伯伯说：“伯伯，他们让我们去接我爸爸回家，爸爸不肯回家。”
伯伯抬起头问：“谁让你们去接你爸?”
“他们。”
“他们是什么人?”
姐姐喘了会儿气，半天才说：“武装部的。”
那时候黄家镇街上还没公交车，摩托车也没有，出行都靠两条腿。伯伯是个雷厉风行的农民，他都懒得进屋换衣服，拉着侄女向红楼跑来了。伯伯一身衣服早被太阳晒白了，裤子上粘着粪水，还有泥巴，一双布鞋也烂了，脚趾都伸了出来，但伯伯不管这些，一身力气地跑到我面前，没叫我，而是看着他弟弟。
伯伯见他弟弟那种肮脏、猥琐和精神失常的形状，呆了，古铜色的脸上遍布着内疚。伯伯比我爹大三岁，当时已五十多岁，但他在政治上没任何污点，既没参加过国民党，也从未参加过共产党，所以他既没有打仗的历史也没有被捕的经历，但既然没有这些，也就没有其他，政治身份就只是个农民，吃的是农村粮。爹被打倒前，时常接济一下家，我母亲李香桃每个月返回给爹的五元钱零花钱，爹有一半用在伯伯家了。我童年时就晓得爹从不在伯伯家白吃，每次吃完饭都会放下一元钱。那个时候，一元钱可以买很多东西，猪肉五毛钱一斤，鸡蛋两分钱一个，小菜一分钱可以买一堆。
伯伯说：“山猫，还认得我吗?”
爹怔怔地看着他，伯伯说：“我是你哥黄阿狗。”
爹没说话，伯伯说：“走，我们回家。”伯伯说完，也不管脚下有屎，一大步跨上去，抓着弟弟的胳膊，把瘦弱的弟弟拉了起来。与我爹相比，伯伯自然就一副身材魁梧相。爹能反抗我和姐，却经不住伯伯那双有力的大手拽，伯伯拽着我爹走出门，拽得我爹踉踉跄跄地走不稳当，在下楼梯时，伯伯就用胳膊夹起我爹，就像夹着一个包裹样噔噔噔地下到一楼，这才让我爹的双脚落到地上。伯伯说：“走啊，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四月的黄家镇，正是橘树、樟树和水桐树花开的季节，街上到处都是这些树，随处可见，就充斥着芬芳。四月的黄家镇也是最宜人的日子，阳光晒在身上还不热，因此有很多人坐或走在街上，在花香中聊天说事。他们看见一个农民壮汉拽着一个身材瘦弱、头发胡子都很长、且面色苍白的疯子走在街上，都惊讶得不得了，就有人猜道：“那人莫不是黄抗日?”
立即有人回应：“是啊，那不是黄小毛吗，啊呀，黄抗日变成这模样了?”
另一人说：“他是国民党高级特务。”
一人睃着我爹问：“不是说他是叛徒吗?怎么又成了国民党高级特务?”
一旁的人解释说：“他既是叛徒，又是国民党高级特务。”
姐小声告诫我：“别理他们。”
我就埋着头，走在伯伯和爹身后，姐走在我一旁。我们一行人面无表情地穿街而过，匆匆向伯伯家走去。伯伯是个知道回报的人，见我爹这副模样，可不敢放松。他绷着脸，带着弟弟向自己家走去，走进村子，有人问他，他恨恨地答：“还不是被别人害的!”
他一进屋就对一家人说：“你们听着，你们叔叔这辈子为我遭了不少罪，我们全家都得到过他的恩惠，你们不要嫌他。”
爹听不懂，沿途被伯伯拽着走，气也没歇一口，也累了，倦在墙角，低着头。伯伯要拉一身屎的我爹去洗澡，爹害怕地看着这个强拉着他走来的壮汉说：“同志，你是哪个?”
伯伯大声说：“我是你哥黄阿狗。”
爹说：“黄阿狗?我好像不认识你。”爹看一眼伯伯家：“这是哪里?”
“这是你小时候住过的家，我是你哥黄阿狗，你是黄山猫，我弟。”
爹说：“我没有弟呀。”
“你是没有弟，但你有一个哥，小时候有人欺负你，都是哥帮你打架，记得吗?”
爹动着眼珠，回想着伯伯的话，但爹的大脑长了霉，霉成了一片泥淖，爹的双腿越不过去，便喃喃道：“日本鬼子、日本鬼子……”爹的思想停滞在抗日战争的年代，出不来。
伯伯说：“弟弟啊，全国早就解放了，日本人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投降了。”
“日本人投降了?”爹似乎听懂了点，问：“你没骗我吧?”
“我怎么会骗你?我是你哥黄阿狗啊。”
“黄阿狗?你哥?”爹满眼迷惑地瞅着伯伯，“你哥叫黄阿狗?”
爹身上的味道太重了，那股难闻的酸臭气让所有走来看我爹的人都不得不捂鼻子。伯伯把又干又瘦、满头长发和胡子、且一身邋遢得像街上的乞丐的我爹，拎进了洗澡间，亲手给他洗澡。爹有一年多没洗澡了，害怕洗澡。伯伯把我爹按在一张凳子上坐下，端起一盆热水将我爹从头淋到脚。爹害怕地跑开，缩成一团，伯伯又把爹拎到凳子上坐下，费了点力气才把我爹那身臭烘烘的脏衣服脱下来，接着把我爹的头按在脸盆上洗着，洗结了壳且枯萎的头发。然后伯伯亲自替我爹擦背，而爹却在洗澡间里怪声怪叫。那是爹怕痒痒。
伯伯对我爹大声说：“莫动。”
伯伯又对我爹说：“你坐好，莫扭来扭去。”
伯伯还吼我爹说：“你身上搓出的油污有几斤咧。”
爹因怕痒，放声怪笑着。于是洗澡间里传来这样的声音：嘻嘻嘻嘻、嘿嘿嘿嘿。
澡洗了半个多小时，洗完澡，伯伯给我爹换上干净衣服，又把村里的理发师请来，把我爹拉到坪上坐下，让理发师给我爹理发和刮胡子。当时爹的头发像女人的头发那么长了，而胡子也长到了胸前的第二粒纽扣，当然就怪模怪样的。
伯伯对我和我姐说：“你们先回去，明天我再带着你爹一起过来。”
姐说：“小毛，我们回去，妈一个人躺在家里，太孤独了。”
听姐说话的语气，好像妈还活着似的，我望着姐，姐说：“走啊，小毛。”
第二天，伯伯把我爹带回迎春路小学时，爹外表就跟普通人一样了，衣着整洁，鞋也是一双崭新的黑布鞋，只是面部呆滞，目光散乱，与一般人又有些区别。
家里停放着我母亲的尸体，不过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一口薄木板棺材里。棺材是伯伯为他岳父准备的，昨天晚上他叫上几个人，借了辆板车拖来了棺材，派上了安葬他弟媳的用途。棺材没刷油漆，但刮了油灰，盖上棺盖后，尸体的臭味就闷在狭窄的棺材里了，室内那股难闻的尸臭便渐渐散了。尸体因捞上来后摆了两天，已腐烂发臭了。
那天晚上，迎春路小学校长见我爹出来了，便为我母亲李香桃老师开了个简短的追悼会，这是李香桃老师并没什么劣迹，也没反动历史，开追悼会是经过镇革委会审批同意的。虽然李香桃老师是自杀，但不能定性为畏罪自杀，因为李香桃老师并没罪。
追悼会由女校长亲自主持。她是个好大喜功的人，生一张柿饼脸。她在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的追悼会上，以其校长的身份文不对题地说了一堆，说当前革命形势大好，坏人都不敢乱说乱动，毛主席他老人家吃得香、睡得好，身体很健康。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也身体健康，林副主席也好。接着说，李香桃老师是个老实人，教书很负责，对学生很严厉。随后，她话锋一转，说李香桃同志心胸太狭隘了，在对待自己丈夫的问题上立场不坚定，爱憎模糊，以致寻了短见。她说大家要引以为戒，不能重蹈李香桃老师的旧辙。她停顿了下，望了眼参加追悼会的老师，又开始对国际国内的形势进行阐述。“同志们，”她在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的追悼会上作报告道，“我们的邻邦，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早就觊觎我们的领土了，所以大家都必须提高警惕，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要做好迎头痛击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战斗准备。”她觉得还不够，因为她说话的时间似乎短了点，就再次强调：“同志们，台湾没解放，香港没收回，那里的同胞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大家都得好好活着，时刻听从党召唤，随时准备去解放台湾。”她停顿了下，非常严肃地假设道：“假如大家都轻生，谁去为国立功?所以都要认真活着，把身体养好。”
若干年后，我和姐曾多次回忆母亲的追悼会，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酸楚感，还感到又好气又好笑。女校长竟面对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的亡灵，借题发挥了一番，竟要大家随时做好解放台湾的思想准备。我和姐把我们的记忆如实告诉了大哥，大哥连连说：“荒唐、荒唐。”我大哥当时在北大荒，没法赶回来参加他继母的追悼会，因为路途太远了，坐长途汽车、坐火车，再转火车、再坐长途汽车，光是赶路也要几天几夜。后来大哥来信说，他收到我姐写去的信后为我们母亲的冤死痛哭了一场。
伯伯在我母亲的追悼会上泣不成声，我姐和我伯妈也哭得泪人儿样的。我没哭，这是因为学校的老师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盯着我，我在那种奇怪的眼光下，越使劲控制着自己不哭。而在此以前的两天，我已经抱着母亲的尸体哭过了。当时被我的体育老师瞅见，他批评我说：“黄跃进，男子汉最要紧的是坚强。男子汉哭脸像什么话?”
那天晚上我就想显得坚强。
当所有的人都一一离开，伯伯、伯妈也走了，姐姐也累得趴到床上睡觉后，搭设在门外的灵堂里只剩下我和爹，我并不是坚持要为母亲守灵，而是没有瞌睡，爹也没有睡意。爹对发生在他眼前的这一切茫然不知。他既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晓得死的人是谁。爹盯着框在黑镜框里他老婆的遗像，用迟钝的语气犹豫着说：“这个人好面熟样。”
我当时很想唤醒爹那被霉菌腐蚀的大脑，说：“爸爸，她是我妈妈李香桃。”
爹不明白地望着我，苍白的脸上布满疑惑，“你妈妈是不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
我说：“爸，你说什么呀?妈妈是跳河自杀。”
爹就嘻开扁嘴大笑，不相信的样子道：“我妈早作古了。”
“她是我妈妈，你是我爸爸!”我来脾气了，“你怎么这么糊涂?”
爹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咧着扁嘴，瞅着我，目光就混浊、歉疚。
爹今天在母亲追悼会上的表现很差，女校长在致悼词和谈论国际国内形势时，爹竟站在我旁边打瞌睡，站着睡着了，歪着头，口水都流了出来，这让一旁的人捂着嘴笑。我又说：“遗像上的人是我妈妈，已经死了。”
爹缩了缩脖子，“哦”了一声，怀疑地盯着黑镜框上李香桃老师的遗像，拼命回忆却回忆不起来的模样，最后低下了他那张神情犹豫不决的脸，不再说话。
十二
母亲死后不久，学校就对我们一家下逐客令了，因为有几个老师没房子住，那几个从外乡调来的老师都盯着我们家那套房子。不久，在我母亲的追悼会上作国际国内形势分析报告的女校长，找我伯伯谈话，要我们搬家，搬到校外的一栋公房里住，因为我母亲死了，我们再住着学校的房子就不对了。
伯伯点头说：“好好好，我跟他们说。”
伯伯不是来跟我们说，而是拖着一辆板车、带着几个人来替我们搬家。那是个星期天，一早，太阳刚刚出来，伯伯就站在门口了。伯伯胸宽体胖，把一张门全堵了，低哑着喉咙对我和我姐说：“学校要你们搬家，找到了我。”
我和姐都望着伯伯，我才起床，姐姐在厨房里炒现饭吃。伯伯微笑着走进家，望眼四壁，壁上除了几个镜框和贴着张毛主席像，再没挂什么东西了。他把手一挥，像驱赶蚊子样说：“搬吧，你们赶快清东西。”
我们搬到了一幢大宅里。这幢大宅曾经是黄家镇最有钱的人家建造的，建造于三十年代初，是一幢门框上雕着石狮子的住宅。一进门是一个厅堂，厅堂两边是两间厢房。后面又是一个厅堂，两边是两间正房。中间一个天井，天井是一个小花园，还有假山和葡萄棚。然后又是一个厅堂，两边又是厢房，又是厅堂又是厢房，临了还有一个天井，当头则是杂屋、厕所和厨房。而另一头还有几间小屋，我们搬进了其中一间。
这是间壁灰早已剥落、门窗业已破旧的房子，地面也坎坷不平。我们在这间房子里摆了两张床，一张床给姐睡，另一张床我和我爹睡，准备了两床被子，一床是我盖的，一床被子是给爹准备的。
那段时间，爹住在伯伯家养病。伯伯请了个老中医开了药，每天熬药给我爹喝。然后他遵医嘱，每日早晚给我爹做头部和足底按摩。让我爹脱下袜子，将我爹那又大又宽的脚搭到他腿上，一下一下地按着，用这种方式来促进我爹身上的血液循环。接着，伯伯洗净手，又开始按我爹的头部，我爹怕痛，不肯按，伯伯强令我爹坐在椅子上不动，由轻到重地按着。我爹龇牙咧嘴地叫痛，伯伯说：“当然有点痛，痛才好，证明有用，不痛就不会好。”
伯伯这么说，爹似乎听得进耳朵了，不像一开始，伯伯说什么爹都听不进去。有天，我和姐去伯伯家看父亲，伯伯边按老中医教授的方法，给我爹的头部做着按摩，边充满信心地对我和我姐说：“看见吗?你们爹脸上的气色，越来越好了。”
果然，爹脸上有了红润，看我们时，也有了眼神。
伯伯按摩得非常专心，每天早晚为我爹按摩头部和足底。他希望用他那两只有力的大手治愈我爹的精神病。我爹也乐意将一双又大又白的脚伸到伯伯腿上，这是被人按摩是很舒服的。我爹喜欢享受有人在他头上和脚上揉啊捏的。爹笑道：“嘻嘻嘻嘻，舒服。”
伯伯说：“晓得舒服就好，就有救了。”
“嘻嘻嘻嘻，舒服、真舒服。”爹傻笑着说，嘴巴咧得很开。
伯伯说：“这证明你身上的有些神经，恢复了。”
“嘻嘻嘻嘻，舒服。”爹继续傻笑着说。
每天兄弟俩演着同样的节目。先是头部按摩，后是足底按摩。
每天两次。
半年后，伯伯把我爹送回了家，爹胖了，脸色红润，看人时目光也比过去精神些了，但脸上的表情还是很麻木。我姐过早地成了我和我爹的母亲。我是大孩子，我爹反成了不懂事的小孩子。这也是她后来脾气不好的原因。她还只是读初中，就得承担家里的一切，洗衣、买菜、做饭，还得将一担一担的煤从煤店挑回家，借个藕煤机，利用星期天的时间一压一压地做着煤球。自然脾气就越来越大，对我和爹就叫叫嚷嚷的。“洗碗去。”姐对我吼叫。
或者：“把自己的臭鞋子洗掉，没有哪个给你洗臭鞋子。”
姐对爹吼叫：“你看你，下巴上有眼一样，几十岁了，吃饭还掉饭粒。”
或者跺着脚尖叫道：“我要是也死了，谁还会管你的死活?你要当那个国民党干什么?!害得妈妈都死了。一家人倒霉都倒在你身上。”
姐常常煮一碗白菜给我和爹吃。“今天就一个白菜，没钱了。”她敷衍了事地道，脸上一脸烦躁，很像李香桃同志，这让我和爹都有点敬畏她。
有时候我也会反抗，假如今天是一个白菜，明天又是一个白菜，后天还是拿一个白菜打发我和爹，我就会鼓足勇气问她：“姐，还是只有一个白菜吗?”
姐立即暴跳如雷，大吼大叫：“有一个白菜还是好的，没要你吃光饭已经够客气了。”
假如我渴望吃肉而说：“怎么好久不吃肉了，姐?”
姐会对我怒目而视：“你想得美，吃肉，还吃人参燕窝哩!”
姐的脾气比母亲还坏，这是她觉得她不该承担这一切。与她同龄的姑娘都无忧无虑的，这里玩那里看，在街上跳房子，跳橡皮筋，边跳着橡皮筋边快乐地唱道：“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如此等等。她们玩得很开心，不想一点事，事情都被大人想了，而我姐却不得不挑起照顾弟弟和精神失常的爹的衣食重担。她当然有很多理由来火。
“我为什么要出生在这个家庭?”她恨恨地抱怨，“为什么我不是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或者革命群众家里?为什么放着共产党不当，你要当国民党高级特务?”
爹问：“哪个是国民党高级特务?”
姐呛了口，望眼爹，“你还问我?”
爹就掉头问我：“小毛，哪个是国民党高级特务?”
这是爹疯了后，第一次认出我叫“小毛”，我高兴了，说：“爹，管它呢，反正不是你!姐，爹晓得我叫小毛了。”
姐盯眼爹，“你晓得我叫什么名字吗?”
爹想不起来道：“不记得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应该记得的。”
姐伤心道：“小毛你都晓得，我你就不记得了，看来，我白做了。”
我说：“爹，她是我姐小兰呢。”
“姐小兰?”爹不相信道，“我不认识姓姐的。”
“小兰不姓姐，是我姐，是您和李香桃的女儿。”
“李香桃这名字我有印象，”爹问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姐火了：“洗碗去，小毛。”
姐后来在单位上脾气不好，说话不掂轻重，跟领导说话也像吵架一样，以致大家都怕了她。这是她小小年纪就又当爹又当妈而形成的爱跟人吵架的脾性。
我们家在“文化大革命”的那几年里，每月有三十元生活费，由我姐每月十号去镇革委会一楼的财会室领取。这是我爹工资的一多半。在我爹关进红楼的那一年半里，爹的工资是停发了的。母亲死后，我和姐尚不能自食其力，便通知我姐去领取我爹的一半工资。有天，也就在我和姐一筹莫展时，民兵训练股刘股长一步跨进我家，当时我们还住着学校的房子，他傲慢地瞅我和我姐一眼，对我和我姐绷着脸说：“你们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你们要跟你们的叛徒父亲划清界限。懂吗?”
“懂。”姐说。
“你呢，小毛?”刘大鼻子又逼视着我问。
我没回答他。我当时最恨的人就是他。
“你还没回答我呢，黄小毛?”刘大鼻子仍然逼视着我说。
我只好说：“我早就划清界限了。”
刘大鼻子在我头上摸摸，这才对我姐说：“明天，你去镇革委会领取生活费。”
爹的精神病在黄家镇人眼里直到一九七一年才全愈。事实上，爹在一九六九年底就康复了。知道这个秘密的在黄家镇只有三个人，我、姐及我伯伯。这要搭帮我伯伯。如果不是伯伯一次又一次地熬中药给我爹喝，如果不是伯伯努力且很有耐心地为我爹做足底和头部按摩，从而打通了我爹脑部的神经穴位，使一个个短路的系统畅通起来，也许爹早就因精神病死了。因为患了精神病且没几年就死了的人，在黄家镇就有好几例。
爹其实在叫我小毛之前几个月，头脑就清晰了，只是他犹豫着是不是应该完全清醒，因为伯伯送他回家时一再嘱咐，如果他不想再被造反派找麻烦，务必要继续装疯。伯伯虽是个农民，但目光很能穿透当时的社会现象，看见很多人无端端地被整，好人被说成是坏人，有的人并没有我爹那么多复杂的政治历史，只因一句话没说好便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于是伯伯对我爹说：“山猫，”他一直叫我爹少年时候的名字，“你不能好，晓得吗?好了，你这国民党高级特务和叛徒的身份，会把你害死。”
爹说：“是啊，我是不能好。”
伯伯说：“小毛还小，小兰还没到出嫁年龄，你死了，谁管他们?”
爹深以为然地点头说：“那好不得，好了就害了小兰、小毛。”
但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一个下雪天里，爹忍不住还是在我面前露了真相。那是个星期天，姐出门买菜了。我躺在床上睡觉，迷迷糊糊中我感觉有人摸我的头。我探出头，发现是爹。爹披着棉袄，见我醒了，坐在我身边低头瞧着我。他的目光里有父爱。
“爸，是您。”
“小毛，我好了，但你不能告诉别人。”爹一脸认真道。
我看着爹，一时没反应过来，爹又说：“他们要是晓得爹好了，又会找爹的麻烦。”
我说：“爸，你真好了?”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爹说：“我们从迎春路小学搬了出来，是吧?”
我点头。
“你妈妈死了，是吧?”
我又点头。
爹满目凄凉地盯着我说：“你妈死了，爹对她不起。”
我相信爹真的清醒了，叫了声：“爸。”
爹说：“我害了你们的妈，也害了你和小兰。”
我不知道如何答。
爹热泪横流，一颗颗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掉在他那两只干瘪的手背上。
我说：“爸，算了，哭也没用。”
爹辛酸的样子说：“爹没用，对不起这个家。”
伯伯于这个时候，挑着一担大白菜来了。伯伯把菜担放下，见我爹坦然地瞧着他，又见我一脸欣喜，就疑惑地瞪着我和我爹。我说：“伯伯，我爸清醒了。”
“清醒了?”伯伯瞧眼门外，门外没人，天井里一地雪，伯伯听到隔壁有人说话，马上把一枚手指放到嘴边“嘘”了声，神色紧张地小声道：“别说话。”
爹小声说：“哥，你来了。”
伯伯把门关了，“下雪了，送些菜过来。”
爹说：“哥，辛苦你了。”
伯伯摆下手，睁开那皱纹交错的眼皮，严肃着脸对我说：“小毛，千万不要到外面说，一定要记住伯伯的话，一个字都不能说。”
我懂地点点头。
这时姐拎着菜篮子回来了，买了白萝卜和大白菜，看见伯伯，高兴道：“伯伯来了。”
伯伯一笑，爹也望着女儿笑，姐当了大半年家，人当精了，一见爹那表情，呆了。
伯伯把手指放到嘴边说：“隔墙有耳，小兰，你爸是装疯。”
姐姐听毕，立即低声呜呜呜呜地哭了。
伯伯压低声音说：“你爸不装疯，武装部的人又会把你爸抓去批斗，懂吗?”
姐哭着，哭得一张脸波澜壮阔的，这种形容一定不对，可是没有更好的词形容姐脸上那种一悲一喜、恨恨地、又哭又笑的表情。姐声音很轻地回答伯伯：“我懂。”
从那天起，我和姐便晓得爹是装疯。这样的好处是不会有人再揪住我爹整，因为谁也不会以整疯子为荣。
那天下午，我带爹去拜祭母亲。当时地上一片白，那是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所致。我和爹背着人的视线，一前一后地向坟山走去，当时镇上的人都坐在家里烤火。街上冷清清的，没一个人走动，只有冷冽的西北风穿街而过。坟山在街的尽头，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三里多路远。走出街，还要穿过一片茂盛的油茶树林和枞树林，那儿没有住户，有的只是一座座没有墓碑的冰冷的坟墓。
我和爹花了一个小时，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到了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的坟前，如果我不带爹来，爹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李香桃的墓的，那年月，黄家镇的人死了，埋葬时不立碑，只有最亲的人才知道亲人是葬在哪里。我母亲的墓前有一株龙柏，龙柏已有一米高了，它不是我们栽的，是死于我母亲前的一处墓的亲人栽的。我和爹偷偷走到母亲的坟前时，迎接我们的是扬起了雪子的北风，北风直往我们的颈脖里钻，冷得我直打噤。
我指着母亲的坟，对爹说：“妈妈就埋在这里。”
在母亲安葬后的翌日，我做了个梦，梦见母亲在棺材里挣扎，一脚把棺材尾端蹬开并把埋着棺材的土也踹开了，叫我“小毛、小毛”，要我把压着她身体的棺材盖搬开，因为棺材里太憋闷了，实在没法出气。这个梦做得很真切。我把这个梦告诉姐，姐走上来摸摸我的额头说“没发烧啊你”，但我竟相信这个梦会灵验。于是那段时间我常常一个人跑到这里，看坟墓是不是被母亲一脚蹬开了，看母亲是否真的会破土而出，结果，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爹觑一眼四周，除了一座座坟，确实没有人。爹跪下前，对我说：“小毛，你注意下，看有没有人来。”
我就举目眺望，天近黄昏，白皑皑一片，我说：“没人，爸。”
爹在母亲的坟前跪了几分钟。那几分钟里，我很紧张，生怕有人看见爹跪在我妈墓前从而去武装部告密，武装部的人又不是傻子，一听便会把我爹抓进镇武装部，重新让我爹交代，那我爹就真的成狡猾透顶的国民党高级特务了，不成也不行了。
爹默祷了几分钟后，三下两下把墓上的雪拂掉，接着他脱下烂呢帽，向着墓鞠躬。这有点像后来我在大学里看老电影里英国绅士的味道。这证明我爹还没那么老土。
我见爹鞠了一个躬又一个躬，天色在那一刻更暗了，就说：“好冷的，爸爸，走吧。”
爹转过身来，瞅着我。“小毛，你先回家。”
“你不怕被别人看见?”我说，“伯伯说，只让我带您看一眼墓就走。”
爹不说话，仍然站在母亲的墓前，低垂着他那张可怜的皱纹交错的猩猩脸。
从墓地上回来后不几天，爹装起疯来了。这是爹压抑不住自己那种喧嚣的内心——那颗凄凉、愤怒的心，再不嚷、不叫，就要爆炸了。在街上，只要遇见小孩，爹会做出精神病相，吓小孩说：“咦，快跑啊，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
而那些小孩一看见我爹弓着腰经过，会在他背后大叫道：“黄老倌，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
爹会马上做出很害怕的样子，回头望那些小孩一看，然后大叫一声：“快跑啊。”
街上的那些小孩会在我爹背后大笑，开心极了，更加起劲地叫嚷：“黄老倌快跑呀，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追上来了。”
爹会在半分钟之内逃得没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