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爹快九十岁了，生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耶稣诞生在马厩里，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几天后他复活了，成了基督。书上是这么说的，不信也不行。后来这一天被基督徒定为圣诞节。有一首歌唱耶稣降生尘世的歌，名叫《平安夜》，很多人都会唱。有天我因事去教堂找一朋友，无意中撞见许多穿着白衣黑裤的中年男女排成三行，站在钉着耶稣的十字架前(耶稣被聚光灯照着，一副令人伤痛的悲惨相)合唱这首歌，我蓦地感到，有的人唱这首歌时脸上的表情十分神圣，仿佛被来自远古时代的圣光神秘地爱抚着。这首歌的第三段歌词是这样的：
平安夜 圣善夜/神子爱 光皎洁/救赎宏恩的黎明来到/圣容发出来荣光普照/耶稣我主降生
我爹的生日就是圣诞节，所以我也会唱这首歌。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人受西方思想和文化影响，年轻人基本上过起了圣诞节，不过圣诞节的年轻人，仿佛就是思想僵化的年轻人，所以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成了年轻人喜欢的节日。每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天，从下午起到半夜，我的手机总会响很多次，总能收到很多条信息，都是祝“圣诞快乐”的，这一条条信息都会让我想起第二天是耶稣的生日，也是我爹的生日，我便会想明天怎么给爹过生日。多年前，爹对过生日很不习惯，总是说：“过什么生日?不过，我不过。”
但不过也没用，这一天是圣诞节，耶稣降生了，虽然我和妻子、儿子都不是基督徒，但大家都在给耶稣过生日，宾馆里、酒店里，甚至一些大学的学生都在给耶稣过生日，即使那天我假装忘记了，姐也会打电话说：“小毛，今天是爸爸生日，我们在哪过?”
我会说：“是啊，那我们去哪吃饭吧，你顺便买个生日蛋糕。”
姐会衣着讲究地拎个生日蛋糕来，吃完饭后，生日蛋糕便会摆到桌上，关了灯，点燃插在蛋糕上的小蜡烛，看着爹，开心地拍着手，边唱道：“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这种家庭活动，每年要搞一次，都是圣诞节这天。
我爹的一生是这样的：他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在湖南省白水县黄家镇。二十岁那年，他应征入伍，参加了长沙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会战。五年后被日军俘获，成了日军的力夫，为日军搬运炮弹——那是发生在湖南境内的常德会战期间，后来被收复失城的国军官兵解救。半年后再次被日军俘虏，那是于著名的衡阳保卫战结束时，他与他的弟兄们在团长的指示下一起向日军举起了软弱无力的双手，当时他们饿得要死，几天没吃一粒米，喝的是阴沟水，都没打算再活了。当时我爹的军衔乃排长，休整后被编入伪军。几个月后又被湘南游击队捉拿，于是弃暗投明，成了游击队员。五年后又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逮捕，关在黄家镇乡公所，关了五天。五天后，一支去攻打白水县城的游击队，折回来解放了黄家镇。我爹再次获得自由。我爹前后四次被三种不同性质的部队俘获，然而顺利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这证明他确实命大。我爹从他二十岁从军至他三十一岁放下枪杆子的人生经历里，参加过近百次大大小小不同性质的战役或战斗，却只是在我以后将说到的槐树店负了一次伤，这证明我爹这人于冥冥中是受上帝关照的。
爹于去年满了八十九岁，现在正往九十岁挺进，虽然今天的中国，发展了，老百姓不用再愁吃穿，看病也有医保，但能活到我爹这个年纪的老人，仍然不是很多。我爹不能说仍很健康，但仍还活着。爹比我大四十岁，我生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日，这一天离他满四十岁生日只差十七天。我大哥生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那一天后来成了国际儿童节。我爹在我大哥一岁零三个多月大时，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一天，由于极度思念从未谋面的儿子，便不顾组织上约束，偷偷跑回家看儿子——我大哥，而被国民党地方治安队捉拿了。我大哥如今在北京工作，在一家研究所当副所长，那是一家厅级单位，所以他官至副厅级。但是在首都北京，官至副厅级的干部太多了，也就没什么好骄傲的。我大哥和我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他母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因患肺病吐血而亡。我和姐共一个母亲，姐比我大三岁。
我和姐都是我爹续弦的女人所生。我们的母亲也死了，死于“文化大革命”中，死时不到四十岁。大家都说我母亲是投河自杀。这是一九六九年初夏发生的事情，当时我还只十岁半，而我姐姐也只是个十三岁的姑娘。我那个从小就很会读书且接连跳两级的大哥，当时二十一岁，“文化大革命”前一年考进了北京大学，但大学尚未毕业就被赶到了北大荒那片冻土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爹已神经错乱，不晓得自己有老婆、儿子和女儿，面对我母亲的遗像，他奇怪地瞪大眼睛，用迟钝的语气犹豫着说：“这个人好面熟样。”
我当时很想唤醒爹那被霉菌腐蚀的大脑，说：“爸爸，她是我妈妈李香桃。”
爹不明白地望着我，苍白的脸上布满疑惑，“你妈妈是不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
我说：“爸，你说什么呀?妈妈是跳河自杀。”
爹就嘻开扁嘴大笑，不相信的样子道：“我妈早作古了。”
由此读者又得到一条信息，我爹于“文化大革命”中疯过。造反派说我爹是国民党高级特务，又是汉奸，还是叛徒。这三顶帽子就像三座大山，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忽然有一天他就精神崩溃了，不晓得自己生活在哪个年代，看见整他的造反派雄赳赳地走进来，目光那么凶，像尖刀一样刺着他，他忙一副中弹的样子倒下，摁着胸膛，装死，或一本正经地跑到窗口喊叫“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这种视革命造反派为日本鬼子的行径，弄得造反派们既莫名其妙又大为恼火，觉得受了我爹的挑衅和侮辱，就用脚踢我爹，边冲他吼叫：“谁是他娘的日本鬼子，你说?”我爹惊惧地看眼他们，想逃，但背后是坚固的墙，前面是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就绝望地蹲下身，缩成一团，形似一只害怕挨揍的大猩猩，抱着头呻吟道：“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
他们起先认为我爹是装疯，以此蒙混过关，因为在他们看来，黄抗日这个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坏人，是不可能疯的，便凶道：“别装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国民党特务的这些小把戏，早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你只能骗自己，骗不了我们!”爹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缩成一团，哆嗦着。那些人讥讽我爹道：“喂，你是看了《红岩》吧?你想学电影里的华子良?你这德行，怎么学得像我们共产党?坏人就是坏人。”
《红岩》那部革命斗争小说里，华子良为了牢友们的需要，在监狱里装疯。那个时代的人都读过这部革命斗争小说，都晓得华子良装疯，以此麻痹敌人，好在混淆视线中从事地下活动。我十几岁时也读过，我爹没读过，他不看小说。但是没有一个装疯的人会搓自己的粪便，并将粪便搓成条状吃掉。他们把我爹放了，因为我爹吃自己的屎。他们感到很失望，纷纷摇头，鄙视说：“猪狗都不吃自己的屎。”那意思是我爹连猪狗都不如，这样的人再关着，实在是浪费国家的人力、财力，也是侮辱他们的智慧。他们中的一个人走进我家，虎着脸把我和我姐叫到关着我爹的房前，打开门，对我和我姐说：“你们把他带回去。”
姐叫道：“爸爸。”
爹头也不抬。
我唤了声：“爸爸。”
爹照样埋着头，好像没听见我和姐叫他。姐走过去拉他，爹蓦地抬头，大张着嘴痴笑，突然醒过神来的样子，紧张着脸、左右觑一眼，睨着我姐说：“咦，你怎么在这里?到处都是日本兵呢，快跑呀姑娘，日本兵是什么人都杀的。”
那是一九六九年。
爹现在住在我家。此前，爹被我大哥接到北京住了三个月，但爹不适应北京的气候。北京气候干燥，不像南方湿润。爹住在北京的那三个月，先是手上的皮肤开裂，跟着脸上的皮肤也开裂成一条条缝，就像树皮裂开一样，接下来身上的皮肤也裂开了，露出粉红色的肉。于是大哥把爹送回了南方。爹在我家住了不到一个月，所有开裂的皮肤全愈合如初了。这是南方的空气湿气大，湿气对保护皮肤很有好处。爹只适合在他生长的南方生活。大哥十七岁就去了北方，已适应了北方气候，因此皮肤不开裂。
爹在两年前，还是个正常老人，能吃能睡，不吵事，也不跟我或我姐纠缠。吃过饭，他会拿张报纸，坐在梨木太师椅上或桌前，戴上老花眼镜，《人民日报》或《湖南日报》，从头读到尾，看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看国家又颁布了什么新政策。往往要我催他睡觉，他才如梦方醒的样子弃下报纸，走进卧室躺下。但他的生命向九十岁这道大关迈进的近两年里，人返老还童了，动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觉得自己很孤独，觉得我们不关心他，还觉得自己很委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爹哭着对我说，“我不想住在你这里了，我要回家。”
“这就是你家，”我对爹说，“你没别的家了。”
“这不是我的家，这是你家。”爹分得很清。
“我家就是你的家，爸爸。”
“我要回黄家镇。”爹哭巴巴地指明道。
“回黄家镇干什么?”
爹说：“回黄家镇住。”
爹在黄家镇有一套两室一厅房，那是镇政府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建的，爹是离休干部，自然也分了一套。早些年爹就住在那套两室一厅房里，一个人住着，一个人搞饭吃。但他不搞卫生，家里肮兮兮的，厨房里油渍渍的，弄得同邋里邋遢的狗窝一样。结果他在自己的厨房里溜了一跤，中了风，在地上睡了半天。要不是他的邻居——一个比他年轻的老头跑来找他下象棋，发现他躺在厨房的地上话都说不出，慌忙叫人把他送进镇医院抢救——那他在八十岁那年就已经见阎王了，但阎王爷那天还不想要他，派那个年轻点的老头来救了他的命。我和姐把爹接回长沙治病，总算把爹从死亡的谷底拉了上来。从此，我再也不敢让他只身回黄家镇住了。他这样的年龄，再摔一跤，恐怕就直接与阎王老子对话了。
“小毛，我要回黄家镇。”吃饭时，爹可怜巴巴的样子看着我。
我的小名叫小毛。我的大名叫黄跃进，我是“大跃进”那年生的。我的名字上打着时代的烙印。我用困惑的口气说：“你怎么又要回黄家镇?”
爹说：“小毛，我住在你这里同坐牢一样。”
“同坐牢一样?”
爹感到说错了话地低下头。
“你有吃有穿，既不要你做饭又不要你干其他家务，还坐牢一样?”
爹说：“你们一上班，我一个人，连说话的人都没一个。”
“你可以看电视，还可以听音乐，家里有唱花鼓戏的DVD，你可以随便听呀。”
“听厌了。”
“那就看看电视。”
爹回答：“电视不好看。”
“那你要看什么呢?”
“我还是想回黄家镇，”爹说，“我不想住在你这里。”
我住着一套三室两厅两卫房，是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花几十万元买的，楼层为七楼，顶层，但没电梯。我买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锻炼身体，上楼、下楼都得依赖两条腿，回家爬爬楼，这就是锻炼。我爹却无法出门。七层楼的上下，对于某些健康的老人都很吃力，对于我爹就更加要命。爹快九十岁了，人老得有些古怪了，思想也天上地下了，假如他下了楼，就得用很长时间上楼，要不就是我把爹背上来。爹为了不麻烦我，就尽量不下楼，想晒太阳就站在晾台上，伸出头去迎接阳光，否则他就没法晒到太阳。他觉得自己的活动场所非常狭窄，犹如坐牢一般，白天又没人来，即使有人来，也不是找他的，打电话找人聊天又没人聊——他这个年龄的人大多死了，活着的几个彼此都不关心了，而且打电话聊天，爹又舍不得，觉得说两句话都要钱，是浪费钱。我姐住五楼，住的是复式结构，有电梯。但爹思想封建，认为女儿嫁人了就是别人家的人，他住到女儿那里等于是住在别人家里。他可不愿意麻烦“别人”。我打电话把姐叫来了，爹总是吵着要回去，好像是我束缚了爹的人生自由一样。如果要送爹回去，也得征求姐的意见。姐是医生。我问：“爸这样子回去行吗?”
“绝对不行。”姐尖声说。
爹坐在沙发上，蜷缩成一团，犹如一个被伤害的老人，偷偷地看着我和姐。
我说：“爸总是说他要回黄家镇，我都烦了。”
姐说：“你看爸爸这样子，还能一个人搞饭吃?”
“不能，可以给他请一个保姆。”
“保姆会照顾爸爸拉屎拉尿?爸爸经常小便失禁，保姆会给他洗尿裤?”
姐说的是事实，这两年，爸爸经常小便失禁，要解小溲了，突然就急慌了神，往卫生间走的几步中，往往还没来得及解裤扣，尿就迫不及待地出来了，尿湿了裤子。而且他又要面子，你说他尿湿了裤子，他会否认。我明明看见他的裤裆或裤扣边湿了一块，要他把裤子换了，他竟不愿意换，说“不换，等下就干了”。这种状态，当然不能让他一个人单独生活。我说：“爸爸整天说他要回去，我有什么办法?”
我姐精干，但脾气较大。她的面相有些像我记忆中的母亲。她是内科医生，早几年评了教授，还出过两次国，所以讲话大声大气的，一副见了世面的样子。她冲缩在沙发上的爹没好气地说：“爸爸，你不要胡思乱想，你动不动就用回去威胁我们。我告诉你，我们都要工作，你回去了哪个管你的死活?!”
爹惧怕的样子瞪着我姐，就像囚禁在铁笼里的一只老猩猩。
姐咳声嗽，脸上有些愠色，又说：“你回黄家镇有什么好?你那一辈人都死得差不多了，还有几个人会理你和找你?你想错了，爸爸。”
爹仍是那种表情瞪着姐。
姐生气地说：“黄家镇哪里好?一个我都不愿意回去看一眼的地方，我们还没受够?“文化大革命”中，你还没吃足亏?我是坚决不赞成你回黄家镇。”
爹憋着脸，看着说话干脆、坚决的姐。
姐又说：“住在这里多好，吃饭、洗衣都不要自己动手，卫生也不要搞，还要好舒服?小毛这样孝顺你，你还不满足?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说?”
爹仍是那种害怕什么的老猩猩神态，不敢犟嘴，垂下了他那张皮打褶的脸。
姐说：“爸爸，你太不像话了。”
姐有训斥病人的毛病，凡是让她烦躁的人，她一律将其视为病人。姐在病房里就是以恶著称，病人及病人的家属都有点怕她，晓得我姐训起人来总是把人不做人训，指出生死要害，一点也不留情面。姐还不甘休，继续教训道：“爸爸，以后你再不要说这样的话了，真的把你送回去，死了我们就不负责任。”
姐讲狠话道：“反正我这辈子是不会回黄家镇了，要去你去。”
爹认错的模样回答：“好了，我不说这样的话了。”
“你过两天又会说，”姐驳斥爹说，“小毛都烦了，我耳朵都听起茧了。”
爹迷茫地张大嘴道：“我过两天又会说吗?”
“你要记住你说的话，我不想再听小毛打电话说你吵着要回黄家镇。”
爹惭愧地低下头，想让自己镇静、清醒，像个正常人一样说话、思维和交流，以免儿子、女儿冲他发火，但他那头发花白的脑袋里，总是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让他迷惑。爹看着我姐，拼命回想着什么，临了问：“李香桃吗你是?”
爹又犯迷糊了，他把自己的女儿认成了我母亲——他的亡妻李香桃老师。
二
李香桃是我母亲，一位小学老师，生前在黄家镇迎春路小学教书。我大哥做过我母亲的学生，我姐和我都做过母亲的学生。李香桃老师如果还在世的话，也有七十七岁了。近四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初夏，李香桃老师对自己一狠心，投河自杀了。所以母亲留在我和姐心里的形象，永远是年轻的，但不漂亮。我母亲不漂亮，如果漂亮也轮不到长相像猩猩的我爹娶她。我母亲个儿矮，还很瘦，长一张阴麻子脸，二十三岁时嫁给了我爹，当时爹已满了三十五岁。那是一九五四年。在五十年代的黄家镇，二十三岁的女人还没找到婆家，就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那个时候姑娘们十六七岁就结婚了，有的姑娘还只十四岁就嫁了人。两人经迎春路小学女校长介绍认识，见了三次面，就于那年暑假的第一个星期天结婚了。一年后生下了我姐，隔了三年，生下了我。我和姐都出生在黄家镇医院。
我母亲李香桃是个严厉的女人，关于她的严厉是怎么形成的，也许是天生的，也许是她当老师的缘故。留在我记忆里的母亲，不但严厉，而且好胜，什么事情她都要在学校里争第一，这种性格的女人，竟然自杀了，真是匪夷所思。我曾问过一个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笑笑说：“像你母亲这种性格的女人，最容易自杀。”
我问：“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管了，而跳河自杀?”
心理医生回答我：“因为她觉得自己输了，她最看重的是输赢，她输不起。”
最看重输赢的李香桃老师，为达到争第一的目的，不严厉也不行。于是我母亲对学生绷着面孔，为的是让学生别懒惰，别以为可以不做作业，别以为上课可以讲小话或做小动作。李香桃老师手中的教鞭可不是摆摆样子的，谁敢不做作业她就打谁的手板。脾气来了还打学生的脑袋。李香桃老师打人从不含糊，任何一只手板在她的教鞭下总要起一条条红印，这也是让一些学生于“文化大革命”中报复她的原因。他们把几根牛筋绳绞在一起，弄得很粗，用它来抽打李香桃老师。他们不但要把挨李香桃老师打的次数都夺回来，还想赚那么几下。
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充满报复欲望的哥哥姐姐抽打我母亲，虽然恨得咬牙切齿的，却只能以沉默对抗。
身为小学教师的我母亲，不光只是对学生严厉，对我和姐也很严厉，脸上很少有笑容，说话闷声闷气，以此树立严母形象。母亲文化并不高，但她知道孟母教子，三迁其家，因而她用孟母要求孟子的一切，变本加厉地要求我们，动辄就叫我把手伸出来，打手板。假如我抵触，不愿伸出手，她手中的教鞭就可能更猛烈地落在我的脚或屁股上。如果是冬天，我还能占点便宜，因为裤子穿得厚，绒裤和棉裤，加罩裤，能很好地消化一部分教鞭落在脚或屁股上的力度。若是夏天，我就吃大亏了，因为母亲会更加狠地打她不听话的儿子。
我母亲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她应该是个男人才理所当然，可惜她是个女人。我和姐在小时候不怕爹，爹在我们眼里性情温和，很少对我们发脾气。但我和姐都怕母亲。她不跟我们说二话，要打，教鞭就下来了;要骂，什么凶狠的话都可以从她嘴里飙出来。诸如“你这个砍脑壳的”、“你这个丢人显眼的东西”，如此等等。
李香桃老师心性高傲，于是有一百个理由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在我们小时候，一家四口人的衣裤都是李香桃老师洗，一家四口人的饭菜也是李香桃老师操劳。爹在我出生前是镇供销社副主任，一个一天到晚在外面跑的副主任。主任不愿意去的地方、主任觉得不重要的会议均让副主任顶替。于是爹很少在家待着，常常几天不回家，一问，才晓得爹到县供销社调货去了。那时候湖南的工业相当落后，所有的货物都是紧俏物质，例如单车、手表、收音机等，甚至糖果、饼干也是紧俏物资。如果你不守在县供销社等，那么这些商品就可能永远不会光顾黄家镇供销社。我爹身为供销社副主任，就是负责此项工作。爹责任心强，不愿看见供销社的柜台上空空荡荡，又不放心他领导的那个年轻小伙子，就只好什么事情都亲自出马。当然一出马就是一天、两天，甚至三天不归家。
那是一个让我爹那辈人工作起来勤勤恳恳且不顾妻室儿女的年代。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爹很少在家待着，星期天也是吃过早饭就不见人了。母亲说他把这个家当成了旅社。爹却不吭声。爹不是个能言善辩之人，也没当过小学老师，不会训斥人，只懂得做事、做事、做事。李香桃老师生他的气时，他就勾着腰，坐在门槛上，垂着头，就像一个知道自己犯了过错的大孩子。但不要以为他听进了李香桃老师的批评，当李香桃老师住嘴时，爹会以滑稽的样子问她：“你说完了?”
李香桃老师说：“还没完，现在没时间跟你说了。”
爹问：“你口不干，要不要我给你倒杯水?”
李香桃老师愤恨道：“我看不得你一副懦弱讨好相，你怎么不死?”
爹回答：“那不能死，主任要我好好工作，没要我死啊。”
李香桃老师道：“你就只敢跟我油腔滑调，换一个人，看你那德行，哈巴狗一样。”
爹笑，知道老婆骂完了，顺了气，便拍拍屁股上的灰，迟缓地左右望望，一转身就不见人了。不到晚上，甚至半夜，你别想再看见他的身影。爹不是去镇供销社忙碌，——我出生后不久，爹调进了镇政府办公室，爹是去找人下象棋什么的。我童年时候，黄家镇街上，成年人没什么东西玩，电视机还没走进黄家镇，麻将是被绝对禁止的，但常常有人爱摆象棋，就摆在街头巷尾的路灯下，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坐下来对弈几局。爹中年时酷爱下象棋，面对着棋盘上的将士象马车炮卒，十分着迷，可以乐此不疲地与对手(无论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一局又一局地玩下去，甚至不吃饭也没关系。
“黄抗日，我要跟你离婚。”李香桃老师一脸威胁地冲我爹叫嚷。
我爹少年时候不叫黄抗日，叫黄山猫。这很好解释，在我们黄家镇，给男孩子取名都爱往贱的方向取，猫啊狗啊牛的，所谓名贱命长。猫啊狗啊牛啊都是活蹦乱跳或力大无穷的动物。黄家镇的上辈人就喜欢把孩子取名为这类命贱的家畜。我爷爷认为世界上最贱的动物就是猫，传说猫有九条命，摔不死，打不死，淹不死，所以就给我爹取了个山猫的名字。黄山猫这个符号本来附在我爹身上也没什么不好，但是这个名字在一九三八年冬遇上了一个来白水县带新兵的国军营长，他是个很有几分热情且在洋学堂上了几年学的少校。他瞧着黄山猫这个名字皱起了他年轻的眉头，叫嚷：“黄山猫是谁，站出来。”
我那个离二十岁还差一个月的矮矮小小且长一张猩猩脸的爹马上站出队列，对少校营长恭谦地回答：“长长长官，黄黄黄山猫是是我。”
少校营长拧着年轻的眉头，攥着那本花名册想了几秒钟，自作主张地把黄山猫这个名字划掉。“听着，”他对红着脸愣在他身前的黄山猫说，“从今天起，你不叫黄山猫了，本营长给你改了名字，你叫黄抗日。明白吗?”
爹不明白，瞪着这个擅自替他改名字的长官：“长官，黄抗日是谁?”
长官觉得我爹愚钝，有必要进一步说明，便道：“黄山猫这个名字没有了。从现在起，黄抗日就是你，你就是黄抗日。听着，黄抗日，归队。”
身为湖南乡下汉的我爹怔怔地瞪着他，一时没反应过来。
长官说：“我是说你咧，你耳朵聋了?”
乡下汉顿时醒悟，原来自己一眨眼就变成“黄抗日”了。
长官命令道：“黄抗日，回队列里去。”
“明白，长官。”黄抗日向营长敬了个还不熟练因而有些扭捏的军礼。
李香桃老师把舀水的瓢一摔，“黄抗日，我要跟你离婚。”李香桃老师尖声说。
黄抗日抹了抹疲惫的面孔，盯着她。“我又有什么不对吗?”
“你哪天管过这个家?你只晓得下棋，我真不懂，那几粒臭棋有什么好玩的!”
“那是你不懂象棋的奥妙。”
李香桃老师问：“奥妙?什么奥妙你说?”
“下棋能调节脑袋瓜子。”
李香桃老师不屑道：“你那木鱼脑袋，再调节都没用。”
爹说：“有用呢，人不动脑就会变痴呆。”
李香桃老师扫一眼我和姐，当时大哥在县城上高中，寄宿。我和姐经常挨母亲的打骂，这是因为我和姐都不愿帮她做家务。母亲伤心道：“你连他们穿什么衣服都没管过。我要你这样没一点用的老公做什么?我们明天就去离婚。”
当时我六岁，也长着爹那样的脸型，所幸没有全盘照抄，脸上还继承了点母亲的特征，比如嘴巴就像母亲的，不是我爹那样的扁长嘴，上下颌骨也没爹的那么外突。那时我刚懵懵懂懂地懂一点事。姐九岁，比我懂事多了。姐说：“爸、妈，莫吵了。”
母亲瞪眼女儿说：“闭嘴。还不闭嘴，一个耳光掴死你。”
姐看着我，我也看着姐。我脸上有笑容。
姐说：“爸妈要离婚呢，你还笑。”
爹瞪着脸型比较像他的儿子，低声道：“过来。”
我走了过去。
爹说：“你快要上学了，晓得吗?”
我点点头。
母亲说：“小毛都六岁了，你管过他一天没有?”
爹很内疚地睃着我，也很惭愧地瞧眼母亲。爹动了动他的上下颌骨：“好了，是我不对，我以后不下棋了，多回来就是。”
李香桃老师表情坚决地说：“你还回来干什么?明天我们就去离婚。”母亲扫一眼我，估计是把我当孟子看了，“小毛我要了，小兰给你，我们各过各的。”
我怕母亲动不动就瞪眼睛打人，想既然妈一定要跟爸离婚，那我就应该跟不打人的，便说：“不，我要跟爸爸，不跟你。”
母亲气得脸都白了，举起手就要打我，爹赶紧护住我，笑了：“好儿子。”
李香桃老师当然不会同黄抗日离婚，假如她要离婚早就离了。黄抗日是李香桃老师的出气筒，假如她把出气筒抛弃了，那她找谁去出气?假如她不出气，八成会憋死。李香桃老师在我的记忆里是个叫叫嚷嚷的女人，她做了事，就有资格叫叫嚷嚷，好像一只母鸡生了蛋就要咯咯咯地叫一阵，以示自己劳苦功高。这就是我母亲。
母亲说：“黄抗日。”
黄抗日“嗯”了声。
“做饭去。”
黄抗日二话不说，步入厨房，打量几眼后，慢腾腾地干着。但要吃到爹做的饭，很难，因为天黑了，米才下锅，而且饭烧煳的气味进了房间，他都没闻见。倒不是他故意不闻见，而是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做饭上，而是在象棋上，昨天的那局棋或前天的那局棋他为什么会输，为什么他舍不得斢炮?他会一个劲地思考，并想他之所以舍不得斢炮是战争年代对他的影响太深了，在战争年代，炮对于军队有多么重要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知道。他一看到炮，本能的反应就是珍惜，甚至不惜与对手兑车、兑马，也不愿意斢炮。
“黄抗日，你个砍脑壳的，饭烧煳了呢，”母亲边骂边冲进厨房救急，边把爹往门外赶边说，“滚滚滚，你做好事，饭烧煳了都不晓得把锅子端开。”
黄抗日茫然地望着骂他的女人。
女人说：“你做不得一点事。”
他说：“我刚才走神了。”
“又是想下棋的事吧，你这砍脑壳的?”
黄抗日暗暗惊讶，老婆怎么知道他心里所想，嘟着嘴说：“不是，我在想别的事。”
“黄抗日，这个星期天要做煤球，”老婆吩咐说，“这是你的事。”
黄抗日星期六就把做藕煤的机械借来了。星期天的一大早他就爬起床和煤，将黄泥和煤拌在一起，一铲一铲地翻着。整整一天，黄抗日就在坪上做煤，弓着腰，将藕煤机对着煤堆一砸一砸的，不急不慢地干着，直到夕阳西下且坪上遍布他的业绩，他才感到自己为这个家做了点贡献的样子，停下来。这个时候身为老婆的李香桃老师就没气了，因为老公干了一天活，累了。她必定是打水给老公洗脸洗脚，甚至还会事先准备一斤桃酥——在那些年里，她的老公最爱吃的零食就是桃酥，分两块给儿子，给两块于女儿，将大部分桃酥让劳累了一天的老公坐在桌前慢慢享用，以示犒赏。
“小兰、小毛，你们两个不要望着爸爸吃，馋相，我要打人，”母亲会训斥流着口水的女儿和儿子，“他干了很多事，饿了。你们听着，谁干的事多，妈都会奖励。”
母亲总是不失时机地变着法子教育我和姐要勤劳，勤劳才会有好报。父亲做了一天藕煤，于是让父亲多吃桃酥，这是用活生生的事例教育我和姐。我和姐都怕母亲，母亲在家里的霸道，在我和姐心里是不可动摇的。我们会扭开脸，甚至走出门，不再看着爹吃桃酥。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样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就好像我们过去说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一样。这也可以证明，名叫李香桃的女人是很疼她丈夫的。
“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把我们这个虽然吵声不断，但温馨、快乐的家庭毁毁毁了。三个“毁”字连在一起，是以示彻底毁了。在一九六六年，即我进入小学二年级的那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还没波及黄家镇。那年“文化大革命”还是在北京、上海或长沙那样的大城市热闹着。但第二年，“革命”的火种传播到了白水县，县城的学校停课闹革命，跟着镇中学的学生也上街了，举着红旗登着标语，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我当时奇怪地想，毛主席住在北京，难道还要黄家镇的哥哥姐姐们保卫?接下来小学生也闹起来了，学校突然宣布停课闹革命。有一天晚上——那应该是那年初冬的晚上，有一群穿着让爸妈去裁缝店做的假军装，拿着梭标、大刀和木棒的哥哥姐姐们突然闯入我家，叫我母亲的名字：“李香桃——”
“李香桃滚出来!”
“滚出来李香桃!”
“李香桃滚出来!”
我们一家人当时都睡了，听见吵吵嚷嚷的敲门声，爹才拉亮灯，披着棉衣起身开门。他们不是冲我爹来的，他们是冲李香桃老师来的。他们是一群还在读小学五年级或六年级的孩子，他们的左手或右手都挨过我母亲的教鞭。他们都惦记着那种痛的感觉。
“李香桃，起来，快点穿衣服。”一个六年级的学生绷着脸说。他曾是我母亲教过的学生，手板挨我母亲的教鞭很多，眼睛里充满仇恨。
李香桃老师总是从一年级教到四年级，而毕业班则是由另外的老师带。这是李香桃老师的文化程度不够高，面对五、六年级的数学题目，她有些糊涂。李香桃老师起床了，开始穿衣服。进来的几个小学生，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一脸灰暗的李香桃老师。他们还都是小孩，但他们要装出大人相来。要装出大人相就得虎视眈眈。老实说，李香桃老师这辈子还没听说过学生喝令老师的事，也没经历过这种让人感觉滑稽却又恶狠狠的场面，一张阴麻子脸上就颇有几分慌张，想要是孟母在世，怕也只能乖乖就范。她穿袜子时，都找不到袜子口。那个眼睛里有仇恨的六年级学生天生就是个坏种——多年后喝酒醉死在床上——不耐烦了，他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而抓李香桃审问又是他们这支红小兵组织的第一次革命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是他们很明白的革命道理!他当然要虎着脸，还当然可以不耐烦。
“快一点，李香桃。”他直呼我母亲的名字。
李香桃被他们抓到教师办公室里关了起来。这些大孩子把李香桃老师捆在一张靠背椅上，在捆绑时，李香桃老师说：“同学们，有什么事可以说清楚，不要捆人呵。”
一女学生说：“住嘴。”
另一学生也说：“住嘴。”
李香桃老师不肯住嘴，说：“我不是阶级敌人，我是教过你们的老师。”
“你住嘴!”红小兵总指挥一军皮带抽在李香桃老师头上，那军皮带的铜扣打在李香桃老师的左额上，只听见啪的一声，不一会儿，血从李香桃老师的左额上涌出来，缓缓地在她左脸上流淌。
红小兵总指挥见几个红小兵骨干呆呆地望着李香桃老师左额上流淌的血，不知如何办时，他为了让他的“部下”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革命行动，便指着李香桃老师乱扣帽子道：“同学们，李香桃是国民党暗藏的女特务，直接受命于蒋介石。”
“我不是国民党女特务，我从来就不是，”李香桃老师说，“同学们，我跟你们一样恨国民党、恨蒋介石!”
红小兵总指挥说：“你还想骗我们!”一军皮带打下来，打在李香桃的头上，又问：“还敢不承认?”又一军皮带抽下来，抽在李香桃的脑袋上，“还敢欺骗我们红小兵?”他说一句，军皮带便抽一下，“自己说，蒋介石给了你什么任务?老实交代!”
李香桃老师争辩说：“蒋介石与我李香桃没关系。他是人民公敌，我是人民教师。”
“你是国民党女特务!”红小兵总指挥指着李香桃，命令部下道：“给我打。”
那天晚上，李香桃老师被这群小孩用军皮带和牛筋绳抽打得皮开肉绽。
他们边打边找理由道：“你是坏女人。”
或说：“你是国民党埋伏在黄家镇的女特务，妄想变天。”
或说：“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你打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就是坏女人。”
他们抽一下，又这么强调一句，以示他们惩罚的是真正的女坏蛋。
三
我爹是我母亲被红小兵恶狠狠地抽打了一番，又斗了好几次后，才被镇革委会的造反派抓走的。事实上那已经是一九六八年过年前后的事。我记得那天很冷，地上结了冰。迎春路小学的水龙头由于冰冻的缘故，爹只好到隔壁的镇陶瓷厂挑水，这是陶瓷厂的水龙头扎了一圈圈草绳，做到了防患于未然，水管就没结冰。我爹步履小心——地上结了冰，很溜，挑完第二担水，倒入水缸，打算去镇陶瓷厂挑第三担水时，来了四个穿着军大衣的男人。我认识其中两个，一个是镇革委会副主任，黄家镇造反派的头号人物，以前是镇武装部民兵训练股股长，姓严，是个转业军人。另一个姓刘，生一张尖脸，却长着一个与他的脸型不相称的大鼻子。他曾经常到我家找我爹下象棋。我爹不喜欢跟他对弈，一是刘大鼻子的棋下得很一般;其次刘大鼻子还喜欢悔棋，而我爹最讨厌跟悔棋的人下棋;第三，刘大鼻子不是一个有素质的人，假如他的大鼻子堵塞了而需擤一把鼻涕的话，他会毫无顾忌地把鼻涕擤到地上，而那把鼻涕必定又酽又绿，让我母亲李香桃老师见了极为厌恶。等他一走，母亲就骂骂咧咧地抓一把煤灰掩埋，然后像扫狗屎一样扫掉。
爹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还很平静，这是爹不在要位，任镇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镇政府办公室只有三个人，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一个办事员。但关系是颠倒的，因为办事员是镇长的新太太，一个长相让人不顺眼但说话嗲声嗲气的女人。镇长夫人身后有个镇长，当然可以什么都不干，坐在办公室里说说话、喝喝茶就算上班，办事的是我爹。之前之所以把我爹从镇供销社调入镇政府办公室，一是因为我爹是有口皆碑的老实人，二是一个姓何的副厅长来白水县视察工作时，跟镇政府的干部说我爹是他的“老上级”，正好办公室主任听见了，就积极主动地把我爹从供销社要来了。他一脸兴致地走进镇供销社，与我爹说了几句话，对我爹说：“黄抗日，镇政府办公室没这么多事，关系也没这么复杂，调来吧。”
爹也不想东跑西跑了，天天去县供销社调货、要货、催人发货，也不是个事，与李香桃商量，李香桃感到好笑说：“这还要商量?赶快调啊。”
爹就拿着调令来了，感觉镇政府办公室确实没什么事，不用出差，也不用瞧人眼色，只需在办公楼里转转，布置会议室或者挂写着标语的横幅，最多就是骑着自行车去没安电话的单位打个转身，通知有关人员下午或明天来镇政府开会。镇政府办公室只有三人，三人相处和睦，没人想造反，也就没有人要整我爹。
但是，我爹早在他人生的道路上埋下了隐患，尽管他毫无野心、什么权力也不要，且小心谨慎地做人做事也在劫难逃。那个一九四九年九月里曾抓过我爹的黄老倌——此人被当作国民党隐藏的特务揪了出来。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在镇街上修锁、配钥匙，与任何人都没有羁绊，而且也老实，常常蓬头垢面地干坐在街上，什么人都可以对他吼两嗓子，应该是能很好地挨过文化大革命的，但就跟我爹一样，劫数已在命里了，想逃也逃不掉!他在一九四九年前做过国民党黄家镇治安队副队长，出谋划策地抓过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
比如说就抓过我爹。
黄家镇很多人都姓黄，黄老倌只是姓黄的人中的一名。他是大个子，年轻时人高马大又孔武有力，却有一个与他的身份和身体不相符的名字：黄花菜。据老一辈人说，他母亲在生他前忙着去黄花菜地里摘黄花菜，突然发作了，情急中把他生在黄花菜地里，因此给他取了这么一个名。他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仇恨旧社会的革命群众踏上了一只脚。他的修锁、配钥匙的箱子和桌子，一开始就被黄家镇中学的红卫兵小将砸了。人也被年轻有为的红卫兵小将打得半死。他们可不是红小兵斗李香桃老师，仿佛羞于那么猛烈，于是晚上来抓我母亲。他们于光天化日之下，把四十多岁的黄花菜五花大绑，揪着他游街示众，头上戴着写着“大坏蛋、国民党历史反革命”的高帽子。红卫兵个个脸上飘浮着绚丽的笑，好像蓝天上飘浮着红云，高呼着打倒他和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口号，在街上游来游去。
黄花菜除了挨批斗就是写他当国民党黄家镇治安队副队长时所干的一切。黄花菜斗大的字不识几个，所以他写的交代材料谁也看不懂，因为他不是画圈圈就是写错字、别字，没有人晓得他写的是什么。红卫兵小将很恼火，认为他是装傻，故意与红卫兵作对，于是把他吊在树上一顿猛抽，还用从黄公庙里搜到的古代的杀威棒打他，打得他哭爹叫娘。接着把他绑在树上，把他的衣服剥光，让蚊子叮咬他，叫他尝尝当反动派的下场。
“老实交代，才是你唯一的出路。”红卫兵小将毫不客气地宣布说，在樟树上系了个绳套，绳套在北风中于众人眼里晃晃荡荡。那是从西北利亚袭来的冷风让绳套颤抖。红卫兵们年轻，喜欢搞恶作剧，见街上有这么多人，便把绳套索住他的脖子，准备把他吊起来耍耍。黄花菜在那当儿看见了黄抗日(只能说黄抗日命该倒霉，他从不上街看热闹，偏偏那天上街看热闹，一上街就碰见了扫帚星)，黄抗日看见他被红卫兵小将耍猴样地耍，冷笑了下。黄花菜看见黄抗日冷笑，忙向红卫兵小将叫嚷：
“红卫兵小小小将们，我还有重重重要事事事情要交代。”
爹被黄花菜交代出来了，还有县里的一个领导也被他交代出来了。黄花菜还交代说有一个地下党于一九四七年就叛变了革命，那个人解放后调到了衡阳，在衡阳工作。他一下子交代了三个湘南地下党是叛徒，其中两个在红卫兵眼里是大官，这让镇中学的红卫兵们兴奋得要死，觉得自己终于干了件对革命有功的大事。
黄抗日当过国军排长的历史被翻出来了。不过这段历史是黄抗日主动向组织坦白的。那些知道黄抗日年轻时当过国军排长的国民党军人和游击队员们，于战争年代都死光了，绝大部分是死在日本侵略军的枪下，死在安乡保卫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后来的槐树店攻坚战以及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中。没有死的，也和黄抗日完全失去了联系，早不记得黄抗日这个人了。所以黄抗日年轻时做过国民革命军排长的历史，完全是他在写材料中老老实实向组织上坦白的。他确实想隐瞒，因为这在“左”的年代是件很不光彩的事。这也是他多年里，组织上多次要提拔他而他多次拒绝提拔的原因。多年后，爹对我说，他之所以什么官都不当，就是他隐隐感觉他的那段历史，迟早会被人翻出来，而一旦翻出来，那会跌得很惨。为了不至于跌得很惨，所以他宁可像老百姓一样生活。但错的是我爹，他的那段灰暗的历史还真被人忘记了，是他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诱导下，自己和盘托出的。
爹在交代材料中写道：“一九三九年九月，我所在的国军某团参加了长沙第一次会战，坚守在长沙县福临铺的影珠山，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中损失惨重，年底，招募了很多新兵。新兵都是穷苦人出身，都是手握锄头、肩挑粪桶的农民。我被连长指令为班长，当时我已当了一年兵，有一点行军打仗的经验。一九四一年秋，我所在的团又参加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我团奉命死守日军进入长沙市区的东门东屯渡，我所在的那个连，于此役中只剩十七人，一个副连长和三个排长都战死了。我因战斗中打死了几名日本兵，被指令为排长。”
“你他妈还当过国民党排长?不错吧，”刘大鼻子不是像黄抗日那样看待过去，而是发现了新大陆地紧盯着一脸晦气的黄抗日，“你原来是真正的国民党军统特务。”
“我不是军统特务。”
刘大鼻子一拍桌子，凶道：“莫把我们做阿斗搞，黄抗日。”
黄抗日不晓得阿斗是谁，但从对方说话的语气里，他判断阿斗一定是个蠢蛋。黄抗日拧着眉头说：“我真不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我在一九四四年被湘南游击队俘获，那年我就弃暗投明，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湘南游击队白水县中队。”
“你骗得了哪个，参加了游击队?”
“我没骗你。”
“你只骗得了猪!黄抗日，莫把我们做阿斗搞。”
黄抗日觉得有必要弄清刘大鼻子说的阿斗，别被刘大鼻子带了进去：“阿斗是谁?”
“阿斗你都不晓得?”
黄抗日摇头。
刘大鼻子觉得有必要跟黄抗日上一课，“你晓得刘备吗?”
“刘备?”
“就是三国时期的刘备。”
“三国时期的刘备?”
刘大鼻子感觉黄抗日太蠢了，难怪国民党不堪一击，原来都是些像黄抗日这样的蠢货，于是他大声解释：“桃园三结义晓得吧?”
黄抗日想下道：“好像听说过。”
“刘备就是关云长和张飞的大哥。诸葛亮，你听说过吗?”
“诸葛亮听说过。”
“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后来成了丞相。阿斗是刘备的蠢崽。”
黄抗日听懂了后面这句话，慌忙道：“那我没把你做阿斗搞。”
“继续交代!”刘大鼻子不愿再给黄抗日上深奥的历史课，恼火地一拍桌子。交代你是用什么方式混进我们游击队的!同时，还要交代蒋介石给了你什么任务，你完成了多少。你只有老实交代，才是唯一的出路。”
黄抗日眼前一黑，感到天昏地暗地瞧着一脸凶相的刘大鼻子，并暗暗佩服刘大鼻子，觉得这个人厉害，可以翻脸不认人。刘大鼻子曾经在我家吃过几次饭，那是他与我爹下棋下到吃饭的时候，爹顺便留他吃饭。“这恐怕交代不了。”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黄抗日老实道：“我又不是蒋介石的特务，没法交代啊。”
刘大鼻子冷冷一笑：“你会交代的，你除了装傻、耍赖，我看你还有什么花招!”他对造反派的其他人说：“把他吊起来，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以免他畏罪潜逃或畏罪自杀。我看是他脑袋硬，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硬!”
刘大鼻子在部队里当过侦察兵，现在是镇造反派的小头目，是严某的铁杆。在一九六五年，刘大鼻子是以侦察兵排长的军职转业的，转业后落户在黄家镇武装部下属的民兵训练股，所干的工作就是上传下达，今天到这家工厂，明天去那个大队传达镇武装部的新任务。现在他再也不要上传下达了，他成了镇武装部保卫股股长，他的上司成了镇革委会副主任。就是这个当过侦察兵排长的自以为自己很老练的刘大鼻子，把我爹逼疯的。
一九九一年过年中，我和姐回黄家镇，与我大哥和爹一起过年，其中一天上午，我与刘大鼻子在镇街上不期而遇。我一看见他就血往上涌，脑海里便闪现他于“文化大革命”中对我们一家人凶巴巴的模样，就想装陌生地走过去，但刘大鼻子不让我“陌生”地走过去，率先热情地与我打招呼，我就不好装不认识了。他叫我：小毛啊。”
我应了声，望着这个少年的我非常憎恨的男人。
他已经六十好几了。他没混好，仍穿着那种军大衣，但军大衣在光天化日之下油渍渍的，有一处袖子和衣襟上还打了补丁，补丁也油渍渍的。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绳之以法，他逼死了两条人命，被法院判了十年徒刑。他刑满释放后在镇街上摆了个烟摊，向街上的人兜售香烟、瓜子、梅子、花生和旺旺食品及矿泉水什么的。一天赚几块钱，生活艰难。街上的商店很多，也没什么人特意赶到他的烟摊前买烟抽或买矿泉水喝。
“小毛啊，你有出息咧。”刘大鼻子夸我，一张黝黑的、皱纹交错的面孔上，很讨好和肯定地笑着。他老了，说话更带鼻音了，仿佛从他喉管里发出的声音首先要到他的鼻腔里报到，经由鼻腔批准才能传播出来似的。
我回答他：“出息什么啊?一般般。”
“你出息了、出息了。街上的人都说，你们一家都有出息，”刘大鼻子收起脸上的媚笑，表情变得更加恳挚地盯着我，“你大哥和你姐更有出息。”
“其实都很平常。”我回答。
“镇上有几家人像你们家这样个个出息了?”他充满了对我们一家人的羡慕，鼻腔嗡嗡，“好呵，我真为你爹妈高兴。”
他是指我们家在一九七八年同时考上了两个大学生和一个研究生。我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我姐于那年考上了湖南医科大学;我大哥于那年又考回了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当时黄抗日一家在黄家镇成了个很有传奇色彩的家庭，产生了爆炸性的新闻，令全镇人咂舌。但轮到刘大鼻子碰见我而称赞时，已经过去十多年了，那时我在一所学校教书，看不出有多么了不起的出息。姐在医院工作，还没评副教授。我说：“其实没什么。”
“还要怎么好呢?”刘大鼻子说，脸上是兴奋、讨好，“数来数去，黄家镇就你们一家出了三个大学生。你爹为国家输送了三个人才，功劳大啊。”
他是变着法子表扬我爹，从我们身上下手，再绕到我爹身上，无非是想博取我们谅解，真可谓用心良苦。我懂，他其实也不是那么坏，只是在那个“左”得一塌糊涂的年代，他脑袋短了路，急于想立功，因而变得穷凶极恶。客观地说，像他这样的人，充其量只是被阴险的人利用了，充当了打手。我答：“那是那是。”
刘大鼻子再要说什么，我走开了，不是因为恨不恨的原因，而是我和他是两代人，实在说不到一块。刘大鼻子还活了多年，一直在一家饮食店和一家发廊的门前摆烟摊度日，手里常常捏一张别人扔下的报纸看，一张皮肉松弛的、被太阳晒得很黑的脸上、常常凝聚着很多期盼，期盼什么，我不清楚。直到早两年我回黄家镇，才不见了他那个烟摊。
爹写了很多交代材料，这个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只认得几百个汉字的男人，于囚禁他的那一年里写了十几万字的交代，几乎成作家了，可见人是逼出来的。我曾经每天为爹送饭，每日两餐，那是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母亲被迎春路小学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解恨地押着批斗几场后，放了。那些大孩子于第二年进初中了，眼里盯着的是初中老师了。有天，爹吃我送去的饭时，低着他那张霉暗的脸对我说：“小毛，晚上送饭时把你的字典拿来。”
我有些不愿意。
爹看出儿子脸上表情淡漠，羞惭地说：“我有好多字不晓得写。”
我没答话，爹马上道：“爹怕写错了字而犯政治错误。”
我一听“政治错误”，立即敏感到了严重性：“那我拿来。”
晚上再送饭，我就把字典带上了，一手拎着饭盒，一手拿着字典。看管我爹的大叔见我手捧字典，立即厉声叫住我：“慢着!”
我吓了一跳，不敢动，那大叔把我手中的字典抢过去，翻阅，边怀疑地望着我。我说：“我爸说他有好多字不会写，怕写错了字犯政治错误，要我把字典带给他。”
那大叔看不出字典里有什么名堂，这才把字典还给我。我拿着字典，推开关着我爹的房门，爹穿着件背心，看见我，没说话。房间里很热，爹一身汗。爹接过饭盒，揭开盖子便吃，我在一旁觑着，等着爹吃完，好把饭盒拿回家洗。爹见我惊魂未定地坐在床边直流汗，便提醒我说：“小毛，床上有扇子。”
我拿起爹的扇子，扇着。爹被关在镇武装部三楼一间当西晒的房子里。镇武装部当时所拥有的房屋是黄家镇唯一一栋三层楼，当时被黄家镇人称作“红楼”，因为这栋楼是用红砖砌的。假如有人对你说：“我去红楼。”那就是说他去镇武装部。
红楼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原址是黄家祠堂。黄家祠堂是一栋平房，大而无当，所以就拆毁重建了。爹吃过饭，让我教他如何查字典。爹不会汉语拼音，我就教爹查偏旁和笔画。爹学得很认真，我也教得极努力。第二天、第三天和以后的日子，爹都是把写不出又没查到的字，用心地记在纸边上，红着脸问我这个小学生，我就查拼音，把字翻给爹看。爹便认真盯着这个字，仿佛要把这个字吃进肚子里消化似的。
爹就是凭借这本字典写着材料，居然写了十几刀材料纸，十几万字。
真不简单。
一九八三年，镇档案室重新清理堆积如山的档案，把很多材料从一些人的档案里抽了出来，因为放在档案室里生虫也不好，烧了又让人觉得可疑，就把一些材料退还了本人。爹于某一天抱回了厚厚一叠材料，全是他亲笔所书。爹本想一把火烧了，但正好有客人来访。爹就将它搁在了厨房的碗柜顶上，一家人都忘记了它的存在。一九八八年，镇政府建了栋五层的宿舍楼，一色两室一厅，建在镇政府后面，共有四十套。前面还修了一块坪，坪上竖了两个篮球架。我那饱经磨难且已离休的爹也分了一套。那时候我和我姐早已大学毕业，分在长沙，我们回来给爹搬家，于搬家中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发现了爹写的交代材料，虽然上面已经满是灰尘，纸张也发黄了，但我仍高兴。
爹说：“这不要了，烧了它。”
我说：“这对我有用。”
爹有些奇怪道：“这对你有什么用?”
“爹，我可以在你写的材料基础上虚构一篇小说。”
爹咧嘴一笑：“你没参加过抗日战争，写不好的。”
“写小说是虚构，又不是写历史。”我说。
我没烧这厚厚一叠发黄的材料纸，而是把它带回了长沙。某年秋天，当我把爹于“文革”中写的这一大堆他亲身经历的材料匆匆读完后，曾与一位老作家有过一番交谈，我把爹写的交代材料告诉这位老作家说：“其实老一辈人都晓得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很多将士。不说远了，就拿湖南境内说，例如安乡保卫战、常德会战、长沙四次会战和著名的衡阳保卫战及在湘西打的雪峰山大会战，都是国军官兵打的。”
老作家听毕说：“那时候共产党八路军在黄河两岸，今陕西、山西境内，距湖南有一千多公里。我是老长沙，日本兵有四次大规模进犯长沙，那时候我六七岁，印象很深刻。前三次，被顽强抵抗的国民党军队打退，真不容易。”
我笑看着老作家。
老作家说：“我亲眼所见，日本兵第二次打进了长沙，又被国民党军队打了出去。”
我把少年时候在教室里学的中国当代史抛给他：“蒋介石不是拒不抗日吗?”
老作家有点激动，说：“谁说蒋介石不抗日?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大会战和长沙四次会战、桂南会战、昆仑关大捷和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及衡阳保卫战，还有雪峰山大会战是谁打的，难道是八路军打的?”
我说：“我们小学和中学的课本上没写这些战争。”
老作家很气愤：“这段抗战历史是不能抹杀的，也抹杀不了。”
老作家又说：“难怪日本政府拒不承认侵华战争，因为在我们的小学和中学教材上，根本体现不出日军侵华战争的罪恶。日本人觉得，既然没发生过大的战争，那么就不存在南京大屠杀，因为只有战争才会激怒人杀人，没有战争，谁会杀那么多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所以日本右翼势力说，他们没有侵华，他们三十年代来中国，是来帮助中国，一起搞‘大东亚共荣’。你一个受害国都不提，人家怎么会承认?”
老作家一脸恳切地说：“你应该把你父亲的经历写成小说，让后人看看。”
我问老作家：“您晓得这么多，怎么不写呢?”
老作家一脸伤感：“年轻的时候，脑海里条条框框太多，一写就跳出‘政治’两个字，就不敢动笔。现在老了，没精力写，也不想写了。你不一样，你这个时代矫枉过正了，写作上不受思想束缚，可以写出很好的抗战小说。”
受到老作家鼓励，我便奋笔疾书，下面是我那年写的小说《来生再见》的前段文字。
四
月牙儿从暗绿的树梢后慢慢腾起，天空一片灰绿。空气中充斥着血腥和尸体气味。阵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具具日军和国军官兵尸体。尖利的枪声和隆隆的炮声停息后，阵地一派寂静，只有树木燃烧发出的哔剥声，还有国军官兵的心跳声，心跳声被放大了，怦怦怦，敲击着胸腔，仿佛一颗颗心都想冲破胸腔的束缚，蹦出来瞧一眼害它们激烈跳动的日本兵到底长成什么模样似的。坚守在安乡的国军官兵，已经有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黄抗日和几个士兵龟缩在掩蔽体下，一身泥土、满脸灰尘，然而悲愤、紧张的心，让他们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前面，防范着疯狂的日本兵再度进攻。
日本兵志在拿下安乡县城，然后直取常德，进犯长沙。
这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一天。那一年的十一月特别冷，冬天仿佛提前一个月就降临了湘西北一带。平常年不到十二月地上是不结冰的，但那年十一月初湘西北一带就开始出现冰冻了。黄抗日和马得志躲在一处炸毁的土砖屋里，注视着前面的日军。在距他们七八百米的那几幢破败的农舍前，聚集着众多日本兵。他们呱啦呱啦说话的声音，紧随着北风吹来。二十四岁、矮小单瘦的黄抗日不敢有丝毫懈怠，尽管一双眼睛由于三天三夜没合眼，熬得血红，但仍不敢闭上。他怕这一闭上，就像他的一些士兵，永远睁不开了。他可不想死，他答应了桂花，他一定活着回来，他一想起桂花那双漂亮的双眼皮眼睛，就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失望。他打量一眼马得志说：“你精神点，不能睡觉。”
“排长，”马得志对黄抗日说，“日本兵在搞饭吃了。”
黄抗日举目远眺，果然在那片农舍和树林的后面腾起了几缕炊烟。他们有一天没进一粒米了，追溯上去，只是昨天半夜一人吃了一个冷馒头。馒头还不是灰面做的，回忆那种味道，好像是玉米粉和灰面的合成品。黄抗日咽下流到嘴边的口水，觉得又冷又饿。
他告诉马得志：“我真是又冷又饿。”
“我也又冷又饿，他妈的炊事班的人都死绝了吗?”马得志深感饥寒交迫地骂道。
确实如此，上午日本人的三架轰炸机扔下的炸弹里，有一颗穿过茅屋顶，正好落在炊事班煮着红薯饭的灶台上，将一锅香喷喷的红薯饭炸得飞上了天，将在灶屋里忙碌的三个炊事兵和在外面干活的两名炊事兵全炸死了。这个炊事班就是为黄抗日所在的这个连消灭饥饿的，现在他们都死了。连长也炸死了。他当时正好在炊事班催炊事兵快送饭到阵地上去。
阵地上到底还有多少官兵，还有多少活人，已没人能弄清了。
他们是一个师，番号为一二五师，这支部队全部是湖南人，五千多名官兵。这支师的一部分官兵曾参加过长沙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会战，休整后，开赴到河南与日军作战，损失惨重。这次奉命撤回湖南，实质上是休整、补兵，兵力还只是刚刚补充，尚未补足，而那些农民的孩子还没摸熟汉阳造步枪，日本兵就向他们驻防的安乡县城进犯了。一二五师师长为保存实力，留下黄抗日所在的三团官兵顽强抗击，自己带着另外两个团撤离了。黄抗日他们并不晓得主力部队已悄悄撤走，只有团长知道，但团长不会告诉他们。团长是山西太原人，姓王，黄埔军校五期生，王团长含着泪送走师参谋长，对团部的弟兄说：“我们就战死在这里吧，弟兄们，不要给中国军人丢脸，死前都给我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你们——”
团部的官兵答：“是，团长!”
他们个个奋力抗击，把进攻的日本兵一次又一次地击退，边盼着援兵。在枪声停息的缝隙里，王团长脖子上挂着望远镜、拎着驳壳枪，带着警卫，奔到一个个阵地上，鼓励他们狠打日本兵说：“不要怕，弟兄们，援兵马上会赶到，都给我狠狠地打!”
但援兵不会来，整个安乡县里，除了他们这支拼死抵抗的军队，剩下的就是一心要消灭他们的日本侵略军了。
黄抗日所在的这个团有一千六百多名官兵，三天的战斗下来，只剩了五百人。黄抗日领导的这个排有三十六个士兵，在敌人的炮弹和机枪扫射下阵亡了二十三名，还剩十三名士兵。“排长，我们去弄点吃的吧，”马得志说，“我饿得吐酸水了。”
“你不想要命吗?”黄抗日问他。
马得志答：“想要。”
“那你就别动。”
马得志嘀咕道：“我饿得没一点劲了。”
黄抗日说：“会有人送饭来的，这些事情不用你考虑。”
马得志咧嘴说：“我哪里有心考虑这些事?我是又冷又饿。”
“别说了，小马。”黄抗日不满地瞪他一眼。
马得志是一个刚入伍不到一个月的新兵，还没学会吃苦耐劳。他瘦高个儿，他的家在邻县的厂窖。三天后，日本兵在湖南南县厂窖展开了震惊全国的大屠杀。马得志一家九口人，全死在日本兵的枪下。一个活口也没留。
多年后，我在《湖南省志》上读到一段这样的文字，全文如下：
当华容、南县、安乡陷敌时，三县的公务人员、学生、未及撤退的国民党部队与三县的广大难民，逃避在萧公庙、酉港、草尾之间一段狭长的地带。11月19日，他们准备经由南县酉港逃往洞庭湖南岸，但日本侵略军已从四面八方来包围他们，开始血腥的大屠杀。
大屠杀的主要区域为南县作新乡的厂窖，南自厂窖下五里的湖边起，北至太白州洪宝局，纵横约二十里内集中着广大的逃难群众。残暴的日本侵略军把这些处在绝境的难民一连串一连串地从屋里赶出，用绳子捆着手足联成一线，然后用刺刀、机枪进行惨绝人寰的屠杀。同时将一切房屋和船只尽数焚毁。据目击者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次屠杀一直继续了四天四夜，从11月19日到22日不分白天黑夜地烧杀，河里火光熊熊，是烧的船只;岸上火光熊熊，是烧的房屋;远远地一片‘啊啊’之声，是魔鬼在横行”。略计，船只被焚者一万四千余只，人被杀者三万以上，仅作新乡第三保，全家被杀的有七十三户，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面目。
一阵寒冷的西北风吹来，犹如一群野狗扑向他们，令他们既饥肠辘辘又毛骨悚然。马得志揩了把鼻涕，小声道：“排排长，怎么还不见送饭的炊事兵?”
黄抗日打了个寒噤，咽了下涌到喉头的口水：“你这一说，我肚子更饿了。”
“我从没这样饿过，我肚子都饿瘪了。我从生下来起就有饭吃有衣穿。”
黄抗日瞥他一眼，“小马，你家是干什么的?”
“种田的，”马得志说，脸上呈现一种思念亲人的笑容，“我家有十一亩田。我有爷爷、奶奶，爹、妈，还有哥哥、姐姐和两个侄儿，加我正好十口人。”
“人丁兴旺啊，你家。”
马得志回忆他一家人说：“是啊。每次吃饭，一家人围着一张大圆桌，坐的坐、站的站，吃饭是抢菜，因为手脚慢了，你就没菜吃了。”
“哦。”
“我们家每个星期都要打一次牙祭。我爹从村里称来五六斤猪肉，炒一大锅，然后放些酸干菜和白辣椒蒸，让每个人都吃得饱饱的。”
“那很好。”黄抗日觉得他真幸福，他舔了下扁长干裂的嘴唇。
马得志问：“排长，你们家有多少人?”
黄抗日答：“我们家两兄弟，我和我哥，还有爹妈。”
黄抗日家里没马得志家那么多人，也没那么多田。他家只有几亩田。黄抗日和他哥都娶了妻。他老婆比他大一岁，两人于十七岁时圆房，但直到黄抗日二十岁抽签入伍，三年来她一直没为他生孩子。黄抗日的父亲很有些担忧，战场不是儿戏，说不定一条命就丢在哪里了。儿子临行前，父亲把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交代自己的心得说：“山猫，爹当年参加过义和团，我们义和团开赴到河北，与洋鬼子打，那些冲在前面的弟兄，都死了。”
黄抗日望着父亲，父亲担忧道：“战场上，死的都是那些不怕死的人。因为他们冲在前面，替怕死的人挡了子弹。山猫，你这一去打日本人，爹希望你多长一个心眼，别让你老婆成单，爹只有一个心愿，希望你能活着回来。”
他说：“爹，我怕打仗咧，打仗会打死人的。”
父亲叹口气，“有一句话你必须好好记牢，自古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黄抗日说：“爹，我当不了英雄，英雄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父亲拧着眉头说：“爹知道你从小就胆子小、怕事，你小时候看见老鼠穿堂而过都害怕，这方面你比你哥弱，这既是坏事又是好事，懂吗?”
黄抗日不懂，父亲也不解释，继续道：“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充好汉。在爹看来，凡是充英雄的人都死得比别人快。记住爹的话：英雄气短。裴元庆，隋唐时期的第三条好汉，爱充英雄，十几岁就被李元霸打死了。”
“李元霸是什么人?”
“隋唐时期的天下第一条好汉，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父亲说，批评地看他一眼，“爹要你去异南春茶馆听听说书，增长点见识，你总是不去，现在晓得问爹了?爹告诉你，当年义和团里，有几个人的拳脚功夫十分了得，那时比武，三四个你爹这样的壮汉都近不了他们的身，还不是被洋枪打死了?”
黄抗日说：“爹，你这些话，我得慢慢吸收呢。”
父亲说：“听进去了就好。”
黄抗日在马得志大谈他一家人打牙祭时，脑海里又翻滚着父亲的教诲。自古英雄气短啊，他心里默祷着说。他想起这几年里，身边一个个倒下的兄弟，无不是勇往直前的好汉。他的副手，一班长小何，十九岁，不就是一块英雄豪杰的料子?假如让小何多活十年，他不当上团长才怪呢。可一小时前，日本兵的一颗子弹打破了他那张疯狂的脸。半个小时前，他猫着腰，走上去将尸体拖回掩体，发现一颗子弹将小何的眉宇间打了个洞。脸上和地上的血都是从那个洞里涌出来的。那些血都成了红色的冰碴。
此前有十几个日本兵已冲上来了，呱啦呱啦地嚷着，气势汹汹。这个时候扔手榴弹是最好的选择，两颗手榴弹就可以报销一半，而让剩下的一半打道回府。但杀红了眼的何班长，——这个十九岁的年轻小伙子，没有采用这个方案，而是兴奋地冲他带领的那个班的士兵嚷叫：“弟兄们，杀啊。”他以为大家都会响应，但他那个班的几个士兵没听他的命令，因为又饿又疲劳的他们，没有力气与日本兵肉搏。
日本兵见一个疯子跑出来，就给了他一枪。那一声枪响十分尖利，像尖哨声，刺耳膜，一听就是要死人的。黄抗日当即扔出一颗手榴弹，嘭，同时飞来日本兵的一声惨叫。那边的战壕里也扔出两颗手榴弹，也是两声爆炸和几声怪叫。日本兵并非怪兽，负了伤也会叫痛。日本兵打了几枪，不敢恋战地扔下三具尸体，撤了。假如何班长不想当英雄地跳出掩体，而是像他一样扔手榴弹，就不会死。他深有感触地想，战场上死的都是疯子。
“排长，你当了几年兵?”马得志问。
黄抗日觑一眼新兵，“我三八年入伍，五年了。”
马得志有点惊讶，“五年还只是个排长?那要当多久才能当连长啊?”
黄抗日说：“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我们营五百多官兵，战死了五分之四，我的排就剩了两名士兵，后来补充新兵，营长让我当连长。我不当。”
马得志简直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不愿意升官的人?他认真地盯黄抗日一眼，“营长让你当连连长，你为什么不不不当?”
黄抗日低下头说：“兄弟，当连长就要指挥一个连打仗，一百多人都交给我，考虑的事情就多了，脑袋里就要装一百多条生命，我装不下呀。营长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我对营长说，我的能力只能指挥一个排，指挥一个连，我顾不过来，指挥不了。我说：‘营长，我还是当排长吧?’营长对我推托当连长有点惊讶，说：‘连长可是有很多人争着想当的呵。’我回答：‘我还是不当。’营长说：‘行。那你去吧。’”
马得志觉得黄抗日不可理喻，给他连长当他都不要，太像编故事了，就怀疑地问：“排长，那你当兵打仗是为了什么?”
黄抗日的脑袋里没多少弯弯绕绕，说：“不为什么。我没想当兵打仗。我喜欢侍弄田，喜欢看着桃子、梨子、橘子一天一个样。屋前有一口塘，每当下塘摘莲蓬时都是我去摘，挖塘里粘满泥巴的藕，也是我的事，因为家里的男人就我身体轻，又小心，不会陷到塘里去。把塘里的水放干，挖藕时，经常能捉到在泥里钻的甲鱼。我还喜欢挖红薯时闻红薯和泥土的味道。但那年乡里征兵，告示都贴到了我家门前，乡公所规定家里有兄弟的，必须去一个打日本人，本来是我哥，爹让我来了。”
一个士兵插嘴道：“排长，那你爹偏心啊。”
黄抗日瞟眼那士兵答：“我哥比我好胜，我小时候总是被村里孩子欺负，我哥是欺负别人，比我强。我爹知道我心眼不大，不会有多少出息，就是个农民，就让我替我哥来了。”
马得志为他不平道：“还是偏心。排长，你以后当了团长、师长荣归故里，哼，看你爹怎么对你刮目相看?”
黄抗日淡淡道：“不会有那一天。”
“怎么呢?”马得志问。
黄抗日说：“我在军队里待了五年，能升团长、师长的，都是从黄埔军校出来的，我们这些当兵出身的，最多就升到连长，升到营长的只是极个别——那还要团长、师长特别赏识、器重才行。我没那么大的心，当连长我都不愿意，还团长、师长?你以为我姓田?上过黄埔军校?摇身一变就是少将师长?”他说的是一二五师田师长。
一阵脚步声猛烈地袭来，那是踩得瓦砾碎响的声音。来者是个身材魁梧的大汉，二十二岁，生一张黑红的脸，鼻头很宽，那浓密的络腮胡子和左脸上那道越过颧骨的长长的刀痕，给人一种威严感。他姓龙，是营长，肩上有少校军衔。龙营长比身材矮小的黄抗日小两岁，也是一九三八年的兵，但他比黄抗日混得出色，混了个令士兵们敬畏的营长。一是他那身材就像名军官，随便往哪里一站都像座铁塔;二是他天生就威严，就像传说的项羽。他当士兵时连排长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黄抗日还是班长时他就是排长。打完第二次长沙会战后，他就是连长了，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被师长直接任命为营长。
“黄排长，你们还有多少人?”龙营长问他。
黄抗日昂着他那张猩猩脸向身材高大的营长报告：“报告营长，还有十三个人。”
营长扫一眼黄抗日，他压根儿不喜欢这个模样像猿人一样的家伙。他甚至疑心黄抗日的母亲是被山上的猿人抓去强奸，不幸怀上他并生了下来，不然这家伙长相怎么会这么像猩猩呢?他说：“叫一个士兵去领饭，其他人仍保持战斗准备。”
“马得志，你去。”黄抗日说。
马得志应声而去，他早就饿坏了。
不一会儿，马得志用他那件肮脏不堪的军装抱着一大团米饭，猫着腰来了。他们都饿蠢了，就用一只只肮脏的手抓着一团团白生生的冰冷的饭吃，犹如一群饿狼抢食着一头小牛，个个狼吞虎咽的样范。黄抗日感到米饭一落入喉管，进入胃囊，就被肠胃迅速消化、吸收，身上就猛增了几分力量。“很好，”他笑着说，“我们还可以多活几天。”
“只是多活几天?”一个士兵问，又悲伤道：“我还没和女人睡过觉的，死了，在我们那里叫化生子。”
“化生子是什么意思?”马得志问。
那士兵回答：“化生子就是还没睡过女人就死了。”
一个士兵问：“排长，你睡过女人吗?”
黄抗日说：“我有老婆。”
马得志立即兴奋道：“排长，睡女人是什么滋味?”
黄抗日望他们一眼，见弟兄们个个渴望他回答，便摆下手道：“打完这一仗，你们自己去体验。想体验就别当化生子。”
马得志嘻嘻一笑：“那我坚决不当化生子。”
五
我那年写此书时，爹身体还挺不错，且健谈。爹曾对我直言不讳道：“我告诉你，任何人在战场上都怕死。”爹把手一挥：“任何人。包括我们一二五师师长，他也和我一样当了日本鬼子的俘虏，也想活下去。”
“你们师长也被俘了?”我很感兴趣。在我爹写的交代材料上，没有这一段。
“俘了。他当时的军衔是少将。”
“那他应该很了不起吧?”
“就那样。”
“爸，你亲眼看见他被俘了?”
“我和他一起替日本兵运送炮弹。”爹坦言道。
在爹的交代材料里，可没写这些东西，可见爹在那种高压环境里，尽管老实，还是隐瞒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我大吃一惊：“替日本兵运送炮炮弹?这不好吧?”
“日本兵攻打常德城。当时常德城的守城部队是国军第五十七师，师长叫余程万。余师长带的兵能打仗。当时薛岳命令他坚守三天，说三天后会有增援部队赶到。当时湖南境内有二十几万国军，分布在湘西、湘东和湘中。余程万率部坚守了十九天，是三天的五倍。打得很惨烈，六千多官兵打得只剩了三百多人，等于是全师覆没。”
“增援部队没赶到?”
“增援部队拖拖拉拉的，轮到增援部队赶来时，常德城已在日本兵手里了。”
“爸爸，你和你的师长竟为日本兵运送炮弹?”
“运送炮弹。”爹一脸惭愧，隔了片刻，爹又说：“我们师长是个大个子，黄埔四期生，是国军少将，我们称他长官或称他将军，当时他三十七八岁。日本兵命令我们扛炮弹，将一箱箱炮弹搬到山炮和野炮前。我们运了很多趟，运了四五天炮弹。”
我感到爹很没骨气：“那不是运炮弹打自己人吗?”
“就是啊，”爹满脸怅然。
“日本兵叫你们搬运炮弹，你们就搬运炮弹?你们太没气节了吧?”
“能不搬吗?日本兵用枪顶着你的背，不搬就得死。”
“日本人真他妈的坏透了。”我说。
“就是、就是啊。”爹答，目光混浊、幽怨地望着我。
我不敢与爹的目光对视，我觉得那幽怨的目光里，充满了钻心的荒芜。
有一年，我从友谊商店购买了台日本东芝冰箱。那段时间爹正好住在我家，他一看见我吆喝几个人搬进家门的是日本货，灰白的脸变成了猪肝色，很生气。爹苦闷着脸说：“爹这一生最痛恨的就是日本人。你还把日本货买进家来，你这不是故意气走爹吗?”
我说：“大家都买日本冰箱，又不是我一个人买。再说，日本冰箱质量好一些。”
爹的脸变得铁青了，大吼道：“别人买我管不了，你买就不行。你把它退了，换台国产冰箱。否则，我明天就走。”
我说：“它不过是台冰箱，又不是买进来一个日本兵。”
“它是日本人生产的冰箱，”爹生气道，“你买它就是为日本人作贡献!”
“爹，你的思想太狭隘了。”
爹说：“爹狭隘?没经历过战争的人，都是这么混账!”
爹说得很生气，虎着一张脸，我不敢与爹讨论，但心里还是觉得爹这辈人的民族精神太狭隘了。这不过是一台日本人生产的冰箱，用不着那么大惊小怪么。但爹不这么看。爹说：“中国人太健忘了，具体就体现在你们这代没经历过战争的人身上。”
我答：“爸，报纸上说，中日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是永远不可原谅的，还不到五十年，就忘记了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哪个畜生提出的?我要是中央领导，就要把最先说出这种言论的人吊死。这个人一定是个汉奸、坏东西!我要是中央领导，南京大屠杀日就要定为国耻日，警醒子孙不要忘记了祖先经受的苦难。美国人在广岛扔下的原子弹炸死的日本人，还不及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中杀的人多。这个世界上，日本人是最冷酷、最没人性的!日本人当年为什么要那样杀人?就是想用残暴手段迫使中国人害怕他们。那年，我从安乡逃出来，和一个叫马得志的士兵回厂窖，我们经过的路上，遍地都是国军官兵和老百姓的尸体。晓得吗?遍地!”
我很木然，没经历过，想象不出那种场面。
爹指着冰箱说：“日本人很坏。”
我不想换冰箱，因为已经买进家了。我说：“那是战争年代，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我还没死呢，”爹说，“你这是存心要赶你爹走啊。”
当时爹还不到七十一岁，身体硬朗，还在家里读书、看报，故头脑非常清晰，不像今天这么糊涂。他坚持要我换冰箱，我就只好上友谊商店去找经理商量，经理听毕大笑，觉得我爹在理，给我换了台中意冰箱。我让送冰箱的人把那台东芝冰箱搬走了。爹睡得着觉了，起伏均匀有致的鼾声，从他房里飘出来，萦绕在客厅里。
爹是一九四三年厂窖大屠杀的目击者，所以省里组织一些专家学者编纂省志时，曾有一个很有学问的教授拜访过我爹，无非是想了解日本兵在湘北一带犯下的滔天罪行。爹跟教授谈了一下午，教授一边问一边录音，一边用笔记一边直点头。后来这个有学问的教授寄了本他参编的《湖南省志》给我爹，签了名，写上“惠存”二字。这本省志就在我手上。我翻到有关安乡失陷和常德会战的段落，将两段文字抄录如下：
就常德一隅言，被毁民房约万栋，值十四万万元;稻谷二十五万石，约一万万元;杂粮四万二千石，约三千七百八十万元;耕牛一万二千头，约四千八百万元;农具十一万件，约三百五十万元;商家七千余户，其货物损失约二万一千万元;公物损失约一万八千万元;公务员一万二千户之多，损失约七千二百万元;人民衣物四万九千户之损失，约值九万八千万元;棉花六千石，约四千八百万元;肥猪四万头，约十二万万元;鸡鸭四万只，约二万四千元。总计，当在四十七万万五千五百六十万元以上。
如果再加上其余沦陷各县(桃源、慈利、石门、南县、澧县、安乡、临澧、汉寿、华容、沅江等)，则于这一次战役中，中国人民有十三万九千一百人被日军杀死，三万八千零八十五人受了伤，三万五千一百八十五个妇女被奸污，四千二百三十七个妇女被奸污致死，八万三千四百九十七人被掳去。在物资方面，烧毁房屋七万三千三百八十三栋，抢去粮食一千六百五十八万九千四百八十四石，损失耕牛八万六千五百十二头。此外还有三百万以上无家可归的难民。
这一切都发生在湘北，于一九四三年，那是腥风血雨、很冷和很恐怖的一年。
爹在那一年成了日本兵的俘虏，还有他的少将田师长也成了日本兵的阶下囚。田师长三十七八岁，是湘乡人，他家距儒将曾国藩家只隔一座山。他长得虎头虎脑，个子高大，身体壮实，是他那一期里的高才生，跤摔得好、枪打得准，还会写诗。如果他不死，他很有可能成为中将军长，后来逃到台湾，在美国安享天年。他在当时不断地告诫我爹说：“听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国人是不怕死的，但死要死得有价值，懂吗?”
爹看着他尊敬的田师长道：“长官，您看得远。”
田师长就看得更远了，吐口痰：“我们黄埔军校生，根本就没想过贪生怕死。今天之所以苟活，完全是为了留得青山在。”
但他这座“青山”没留多久，在伺机逃跑时被日本哨兵一枪打断了脊梁，当时还没死，被拖回来扔在猪栏里，刻意叫他活活痛死。由于田师长体质超好，又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两天后才痛死。爹希望他能活下来，逃出日本兵的魔爪，好继续指挥部队打日本侵略军。他死前对他从来就没放在眼里的我爹说胡话道：“蒋委员长，在下辜负了您的栽培。”
他把自己的麾下我爹看成了他敬重的蒋委员长。爹知道他快死了，见他的瞳孔在渐渐放大，不想让他失望，忙回答：“你干得很好。”
我问爹：“他死在您手上?”
爹不高兴了：“不是死在我手上，是死在我面前。”
“爹，您打死过日本兵吗?”
爹答：“当然打死过。”
“打死过几个?有十个吗?”
“有几十个。”
我很兴奋：“爹，您杀日本人害怕吗?”
“不是杀，杀是用刀，是打死，用枪打。”
“长沙第一次会战时，您打死过日本人吗?”
“打死过两个，有一个日本兵冲上来，端着刺刀要刺我，我没等他的刺刀扎到我身上，先开了枪，他倒下了，就倒在我脚下。我记得那日本兵倒下后，腿在抽搐。”
我兴奋了：“爹，那您灵泛啊，晓得先开枪。”
爹谦虚的样子，轻描淡写道：“那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
“第二次长沙会战，您也打死过日本人吗?”
“也打死过，我当时是班长，带着一个班的士兵守在前面，日本兵进攻，朝你射击，你不开枪，不打死敌人，敌人会打死你。”
“打死过几个?”
“有几个。”
“有五个吗?”
“不记得了。”
我又问：“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您们奉命守在长沙哪里?”
“守在捞刀河南岸阻击日本兵。”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您打死过日本兵吗?”
“打死过，”爹回忆道，“那是一九四二年初，第二次长沙会战与第三次长沙会战相隔时间不长，日军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吃了亏，败了，日军的司令长官是阿南惟几，很想挽回面子，志在打下长沙，结果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吃的亏更多。长沙外围的我军，遭遇日军后，边打边假装不敌，有意放日军到长沙城外，然后合围，守长沙的官兵在长沙死顶，在外围的我军猛打日军，日军腹背受敌，自然溃不成军。”爹说得津津有味，说到此，哈哈大笑：“我告诉你，长沙第三次会战，打死了日军五万多。日军在湖南吃尽了苦头。”
“爸，打仗中，您害怕日本人吗?”
“打仗中，爹不敢冲锋，也不后退，后退会被自己人打死。”爹说，“国军有督战队，督战队就在后面。爹守在掩体里，让掩体遮挡日本人射来的子弹。长官命令冲锋时，爹不敢冲在前面，等大家都冲锋了，爹才爬起来，跟在后面跑。”
我称赞爹道：“爸，您真狡猾。”
爹嘿嘿笑了两声。
清晨，日本兵又对安乡县城区进行猛烈的炮击。一颗颗炮弹就在黄抗日前后左右爆炸，炸飞了一幢幢房屋，使整个县城充斥着硝烟、鲜血和人体碎片。很多士兵在日本兵炮火的轰击下都肢解了，身体留在战壕里，手脚却飞上了天，然后落在远远的瓦砾上，血溅遍地。黄抗日抱着头，紧紧缩在塌圮的墙角。龙营长当时正在黄抗日守候的掩体里，他的传令兵也在黄抗日守候的掩体里。传令兵是个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子，他替代一个有钱人的儿子参了军。他说他三兄弟，有两个入了伍，按乡里征兵规定，他可以留在家里照顾父母。但他把自己做十块光洋卖给了一个有钱人，为的是能让他那个患了肺结核的母亲能有钱治病和吃上一顿好饭菜。他在日本兵对他们进行炮击时还好好的，壮着胆子四处张望，还在黄排长和龙营长面前骂脏话说：“我日他妈的小日本。”
龙营长对他说：“快叫弟兄们都隐藏好。”
他说：“是，长官。”说着转身就往外跑。
一颗山炮炮弹落在他身前，把他的一半身体炸上了天。黄抗日见几秒钟前还好好的传令兵，落下来的是肉块和血雨，赶忙缩到墙角，抱着头，很想再躲进去一点。龙营长很生气，把自己的传令兵被炮弹炸死的气，倾泻到抱着头、缩在墙角的黄抗日身上，大声咆哮：“他妈的，看你这副德行，哪里有点人相!”
黄抗日仍抱着头，眼睛里是血雨和落下来的肉块。
龙营长给了他腿上一脚。“抬起你的狗头，”龙营长怒道，“我要一枪毙了你。”
黄抗日抬起头，瞟眼龙营长，“还在打炮，头不能抬，会被弹片打伤。”
“抬起你的狗头，给老子——”龙营长吼道。
黄抗日不敢不听地昂起头。
“你晓得你是谁吗?”龙营长大声吼道。
“晓得，我是黄抗日。”
“你是国军排长，不是普通老百姓。”
黄抗日强打起精神答：“我是排长。”觑一眼前面的阵地。
“再说一遍，”龙营长厉声道，“说我是国军战士，誓死效忠蒋委员长。”
“我我我是国国军战战士。”黄抗日哆嗦着说。
“你这狗婆养的，”龙营长骂道，“你爹妈怎么生下你这副胆小鬼的德行?”
黄抗日答：“我爹妈确确实没把我生生好。”
“给老子打起精神来。”龙营长凶道。
黄抗日觉得龙营长有点横，嘀咕道：“日军在打炮呢，长官，别那么凶。”
龙营长一肚子怒火，狠踢了黄抗日一脚。他穿着宽大的军皮鞋，这一脚踢在黄抗日的髌骨上，踢得后者怪叫了声“哎哟”。“起来，拿起你的枪，”龙营长咆哮道，你这怕死鬼，等打退日本鬼子，我就枪毙你。”
黄抗日道：“长官，打退日本鬼子，您还要枪毙我?”
“你是个脓包、软蛋。如果国军都是你这样的士兵，那狗娘养的日本人早就占领我们中国了。”顺便说一句，龙营长是长沙人，魁梧且孔武有力，常常以鹤立鸡群自居。
黄抗日说：“长官，您为什么那么讨厌我，我哪里得罪你了?”
龙营长又脾气很大地威胁黄抗日说：“信不信，我等下召集全营官兵，命令官兵们每人对你开一枪，打得你的身体变成子弹带，你信不信本营长的话?”
黄抗日听龙营长用恶狠狠的口气说要把他的身体打成子弹带，就站了起来，但他可不想当英雄地把身体暴露在日军枪口下，他拾起步枪，倚墙站着。他怕这个比自己小两岁的龙营长，这是个身上没有同情心的暴徒，曾经用一根粗木棍把一个士兵活活打死。那是龙营长刚当连长不久，在长沙第三次会战期间，有个士兵想当逃兵，被抓了回来。龙连长觉得这个士兵太可耻了，二话不说，操起一根手臂粗的木棍就劈头盖脑地打着那个胆小鬼，打得那逃兵抱头鼠窜，最后跪地求饶。但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的龙连长并没住手，照着逃兵的脑门一棒打下去，将逃兵打得惨叫一声，仆倒在地，七窍流血而亡。
黄抗日晓得龙营长是说得到就做得到的。因为这个长沙满哥出身于军人世家，他爷爷曾是清兵里的一个标统，父亲也在湘军里混过，后因负伤，在长沙开了家当铺，因此龙营长从骨子里看黄抗日这种乡下兵不来。他的威信就是建立在他看这个不来、看那个不上眼的基础上，还建立在那不容置疑的残暴上。日本兵还在打炮，东一声炮响西一声炮响，炸得树木、砖瓦和尘土弥漫，官兵们仍躲在掩体里，抱着头。
“我的士兵，一个都不准退缩，”龙营长说这话时，特别盯一眼黄抗日，“不想死在本营长枪下的，就给本营长狠狠地打日本鬼子。听见吗你们?”
几个躲藏在掩体里的士兵答：“听见了，长官。”
龙营长道：“黄排长，尤其是你，听见吗?”
黄抗日感觉他与龙营长恐怕是宿敌，不然，他干吗老盯着自己，忙说：“听见了。”
“大声点!”
黄抗日刚要大声回答，一颗山炮炮弹在距他们不远的一处土砖屋前落下，爆炸，把一堵土砖墙炸飞了。他大声对龙营长说：“长官，快蹲下!”
龙营长说：“有什么好怕的?炮弹只炸那些胆小鬼。”
黄抗日知道龙营长听不进去，便闭了嘴。
日本人停止炮击后，端着枪向阵地冲来，黑压压一片，哇哇叫着。黄抗日见日本兵奔来了，赶紧举起枪，在龙营长那鄙夷的目光监视下，瞄准一个日本兵开了一枪，那日本兵应声倒下，但马上有众多子弹飞来。黄抗日把头躲到墙后，子弹就在他和龙营长的头上呼啸而过，打得土砖灰四溅。龙营长骂道：“他娘的。”
龙营长见他缩了下去，咆哮道：“抬起你的狗头，反正是死，就要死得像个英雄!”
黄抗日可不想像英雄那样死，他还想活，当然就不敢抬头地看着这个老羞成怒的长官。龙营长气急败坏地告诫他：“大丈夫理应视死如归!你懂吗?”
黄抗日喃喃道：“长官，还不到死的时候。”
龙营长怒道：“我的命令，你敢不听?!”
黄抗日真怕龙营长恼怒之下，冲他的脑袋开一枪。他很想回家，很想战争早点结束，那他就能名正言顺地放下武器，回家向他唯一信任的女人桂花倾诉他经历的极为可怕的一切。他在龙营长的怒目下，又探起头朝敌人开了一枪。这是那种每开一枪都要扳一下枪栓的汉阳造，一次只能打一粒子弹。龙营长对着日本兵扫了一梭子弹，两个几乎冲了上来的日本兵被龙营长手中的驳壳枪撂倒了。龙营长骂道：“打死你们这些东洋鬼子!”
黄抗日扳下枪栓，又冲一个端着枪朝他们射击的日本兵开了一枪。那个日本兵栽倒了。他觉得好险，因为那日本兵正瞄着他射击。假如他手脚慢一步，倒下的就八成是他。一个士兵猫着腰跑进了黄抗日坚守的掩体，“营长，团长叫你。”他是王团长的警卫。王团长有一个警卫班，他只是其中之一，他们既是团长的警卫，又是团长的传令兵。他中等身材，阔脸块，曾负过两次伤，每次伤愈都他又回到了团长身边。他是团长的侄儿，也是山西太原人。
“给我盯着这个胆小鬼，”龙营长转身猫腰走前，盯了黄抗日一眼，冲团长的警卫说，“他要是逃跑，你就毙了他。”
黄抗日很委屈，想不通龙营长怎么老与他过不去，说：“长官，你就是喜欢欺负我。”
龙营长说：“就是，我很讨厌你。”
龙营长说毕，猫腰走了。黄抗日看着龙营长的背影离开，想这个人也太横了，太不把自己的弟兄当人了，这样的人，下场不会好的。他瞧眼地上的那摊血肉，那是龙营长传令兵的尸体，几分钟前他还好好的，还笑，说他家有三兄弟，都来打日本兵了。黄抗日可不想这样死在战场上，他自语说：“我一定得活着回到自己的家乡，不能死。”
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场上，在充斥着硝烟和尸体气味的夜晚，他总是梦见他回到了宁谧、可爱的飘扬着橘树芬芳或泥土馥郁的家乡，回到了他亲爱的女人身边，两人相拥，并发誓一定要生一个英俊的儿子，从而改变他在旁人和父母眼里的形象。所以，每当他被枪声惊醒且重新投入战斗时，他总是能狡猾地躲避日本人射向他的子弹，说一声“好险”，然后庆幸自己没逞英雄，暗中得意地笑笑。他打量一眼战场，很多弟兄们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他感到悲痛，甚至都不敢多望，他瞟眼王团长的警卫说：“兄弟，我告诉你，死很容易的，把头一抬就是了，活下去倒要动很多脑筋。”
警卫兵手上也拿着龙营长那种二十响的驳壳枪。这种驳壳枪在当时，只有副连长一级的中尉才有资格拥有。黄抗日当时是少尉，离配带驳壳枪还差一个级别，也就同士兵一样只有扛汉阳造的份儿。警卫员不同，他们是团长身边的人，总有一些特殊待遇，比如奖章也要比一般士兵多拿两枚。这个胸前挂着三枚金光闪闪的铜质功勋章的警卫兵，在龙营长走后的十几分钟就见上帝了。上帝并不想见他，是他自己赶着去的。他死前好心地安慰黄抗日说：“你真的不要怕，日本人也是血肉之身，没什么好怕的。你愈怕就愈害怕。”
黄抗日见团长的警卫说话客气，便道：“兄弟，我不是怕日本兵，我是怕炮弹，炮弹爆炸时弹片乱飞，死了都不晓得是怎么死的。”
警卫兵觉得黄抗日说话没逻辑，道：“怎么不晓得?是炮弹炸死的。”
黄抗日感觉这个山西青年受了龙营长的影响，把他看成了一个怕死鬼，就懒得理睬他。山西青年见黄抗日神思恍惚，就继续安慰他说：“日本人也是人，你怕他们，他们会变得更凶残。你不怕他们，他们就会反过来怕你。”
黄抗日低下头，将眼睛两角的眼屎和灰尘抠掉，这样他就可以更加看清敌人。
山西青年说：“我开始也害怕打仗，现在一点也不怕了。”
黄抗日想山西青年把他看成新兵了，就不吭声。
山西青年见他年龄偏大，便问：“老哥，你是新兵吗?”
黄抗日感到抱歉地摇摇头说：“不是，我是一九三八年冬入伍的兵。”
“我操，你当了五年兵还怕死?”山西青年用山西话骂了声，脸上露出看不起的形容。“我还以为你只当了一个月的兵!你胆子怎么这么小?”
黄抗日也没打算让山西青年看得起自己，因为要让弟兄们看得起就得充英雄，他不想当英雄，于是顺着山西青年的话答：“我一看见自己人死了就害怕。”
“你太没出息了。”山西青年鄙夷地斜睨他一眼，学团长的腔调骂了句：“真是饭桶。”
黄抗日说：“我爹说我从小就胆子小，连老鼠经过都能把我吓哭。”
山西青年怀疑地瞥眼黄抗日，问：“你是男人吗?”
黄抗日淡淡道：“应该是男人。”
“男人还有怕老鼠的?我看你比女人还胆子小，我姐都不怕老鼠。”
黄抗日觉得有必要解释：“我爹说我小时候怕老鼠，不是说现在。”
“我生下来就不怕老鼠，”山西青年用很纯粹的山西话说，“我天生就胆子大，我属虎，别说老鼠，狗看见我都吓得躲在墙角不敢出来。”
日军一阵猛烈的炮轰过后，又重新组织冲锋，哇啦哇啦地冲来。他们躲藏的这处掩体里，除了三具战死的弟兄的尸体，活着的就是他和王团长的警卫。警卫率先举起二十响驳壳枪射击，黄抗日也射击，打一枪扳一下枪栓。但他的自我保护意识略胜一筹，只是探出半张脸，开一枪又把那半张猩猩脸缩回去。山西青年却很傲气，将整张脸昂起来，他要做给长相古怪的黄抗日看他什么都不怕，他是英勇的中国士兵。他无视日本兵射来的一颗颗子弹，用他那傲慢和勇敢的姿势射杀着敌人。黄抗日预感到他的勇敢会给他带来灾难，对他说：“兄弟，你把头低下，别把脸露在外面。”
山西青年不屑道：“没事，我才不怕呢。”
在黄抗日埋下头扳枪栓的那一瞬，一颗从三八大械里射出来的子弹击中了山西青年的左额，山西青年连哼一声也没来得及就歪倒在黄抗日身上，犹如一股暖流一样的汩汩地流到了黄抗日的脸上和身上，迅速染红了他的身体。这时日本兵已冲上来，哇哇叫着。
黄抗日吓得动都不敢动，求生的意识让他索性装死。
六
二○○三年是常德会战六十周年，不知是谁开的头，——一定是省或市里的某领导的父亲当年参加过常德会战，或者是常德会战中的受害者，报纸上有很多纪念常德会战的文章，电视里也有这方面的报道。爹当时住在我家，和我一样，每天晚上都要看看新闻，虽然他八十五岁的、老朽不堪的身躯已完全可以不关心国家大事了。但一到湖南新闻时间，他就戴上老花眼镜，很用心地看着省内的新闻。记者采访老兵的，或主持人介绍常德会战全过程的，这严重唤起了他对往事的缅怀，使他感慨、叹息、惆怅，睡不着觉，常常第二天睁着两只红红的流着泪的眼睛坐在沙发上发呆。
我说：“爸，你又犯病了吗?”
爹说：“啊啊，是不太舒服。”
爹一身病，身上所有的零件都锈坏了。除了中风留下的后遗症使他说话嘴唇哆嗦外，还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牙病、胃病、痔疮和神经衰弱症及头皮癣等等。他睡的房间的桌上和床头柜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小药瓶，全是他每天必须吃的。好在爹属解放前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医药费可以全报。
爹流着泪说：“我想去安乡、常德和衡阳走走。”
爹不是说一次了，这一个月里，在电视、报纸的影响下，爹多次在饭桌上说着这事，说完就看我的反应。我开始没什么反应，把爹的话当耳边风吹了过去。但爹说多了，我就觉得没有理由不陪他老人家走一趟。爹已是八十五岁高龄，完全是一架锈坏了的机器，说不定哪天晚上一闭眼就再也不会睁开了。而到那时我想陪他去都不可能了。我说：“爸，等天气凉快些了，我陪你去一趟。”
爹揩干了眼角边的泪水，那张皮皱皱的脸上显出了几分兴奋说：“什么时候?”
“十月份吧。”
十月份来了，天气也确实转凉了。爹在十月初的一天傍晚，又对我提及了这事。我觉得我再拒绝就会伤他老人家的心。我说：“那去吧，我陪您。”
爹那张苦难的脸上对我充满了感激，哆嗦着说：“什么时候动身呀，小毛?”
“过一天吧，我把公司里的事情安排妥帖就走。”
爹那天晚上同我儿子讲了很多抗日战争的故事，说话的声音显得年轻了几岁，还有朗朗笑声从他的房间里传出来。我儿子也笑，但笑声不是朗朗的，而是快乐的。我儿子十六岁，读高一，特别喜欢听爷爷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
我儿子与爷爷有过一番这样的对话：
“爷爷，当年日本鬼子为什么要侵略我们中国?”
爷爷说：“因为中国虽然穷，但矿藏丰富。日本是个岛国，没有中国这么多矿藏。”
“矿藏丰富就要受侵略?”
“国家贫穷就要受侵略，国家强大了就不受侵略。”
儿子不理解，因为今天的中国，在他眼里朝气蓬勃的，政府手里有钱，说话喉咙就粗。他问：“爷爷，日本那么小，一个岛国，为什么敢侵略我们中国?”
爷爷说：“因为中国那时候国力很弱，而日本当时比中国要发达。”
“日本人是不是比我们中国人好战?”
爷爷解释：“日本人自负，总以为自己了不起。”
儿子思索了下说：“日本是个岛国，让人没有安全感，就想霸占中国大陆。”
爷爷道：“日本人野心很大，做梦都想占领中国。”
那些天，爹在饭桌上跟我儿子讲厂窖大屠杀时，儿子困惑不安地说：“爷爷，日本人在厂窖真的连小孩子也杀?”
爷爷说：“杀，他们杀小孩子。”
儿子表情愤慨道：“日本兵怎么这么没有人性，连小孩也杀?”
爷爷说：“日本这个民族，表面上强盛，骨子里却不自信。日本人想要中国人怕他们，就大量采用极端残忍的手段，想让中国人怕他们，不敢反抗他们。”
儿子道：“他们没点人性，至今都不肯承认侵华战争犯下的罪恶。”
“日军是全世界很卑劣的军队，连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女、儿童都杀。”
儿子道：“爷爷，您打死过日本鬼子吗?”
爷爷说：“打死过。”
“打日本鬼子过瘾吗?”
爷爷回答：“过瘾，为战死的弟兄报了仇，当然过瘾。”
儿子羡慕他爷爷道：“爷爷，您太了不起了。我还以为只有日本人杀我们中国人呢，原来爷爷也杀死过日本人。”
“是的，战场上，你不打死敌人，敌人就打死你。”
儿子说：“我爷爷真了不起。”
爷爷就笑，笑声在四壁上回荡。
我有一辆白色的富康，是公司里配给我的。我在一家广告公司任副总经理，大家见面时都叫我“黄总”。我请了一个星期假，于一天上午，开着这辆富康，带着爹朝湘西北奔去，去的第一站是安乡县城。
六十年前，自从那次安乡战役后，爹再也没踏上过这片叫他伤心和恐惧的土地。这片土地留在他记忆里的是隆隆的炮声和机枪扫射声;是战火连天的硝烟和炸毁的一幢幢房屋;是一片废墟;是一具具日本兵和国军官兵的尸体;是血淋淋的鲜血。
多少年里，他都在逃避，逃避自己留下的誓言，他觉得自己没脸面对战死在这片热土上的兄弟!在他逃离安乡前，他曾面对着一具具国军官兵的尸体，跪下，指着苍天发誓：“兄弟们，你们好好安息吧，假如我黄抗日能活着，我会回来好好安葬你们，给你们树碑，建忠烈祠。”他没法做到，第一，他不是有钱人;第二，他不是有权人;第三，在那个“左”得可以随意歪曲历史的年代，谁都干不成这件事。所以，多少年里，他都害怕回忆这段血淋淋的历史!他一想起自己的誓言，就痛苦地抓着头发——他三十年前就秃了顶，他的头发完全是被他回忆往事时一把把扯掉的，他深深懊悔，悔不该发下那种欺骗死者的誓，因为他觉得那些战死的弟兄，都在苍天上瞧着他，等着他修建忠烈祠，而他却没法实现誓言。
现在，他来了，在儿子的陪同和护理下。
安乡县城当然不是他记忆中的县城了，那个县城是一片废墟，是一具具尸体。现在的安乡县城呈一派繁忙景象，一栋栋房屋全花花绿绿的，街上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我陪着爹寻找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结果什么痕迹都没找到。县城扩大了几倍，爹原来坚守的那片房屋只能上记忆里去找了，到处都是一栋栋颇具县城特色的四层或五层楼房。
爹说：“不是一回事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我说：“东南西北还是分得清吧?”
爹昂着那张充斥着老年斑的皮皱皱的脸，举目四望，茫然地看着天空，天空蓝蓝的，有几朵蘑菇状的白云游走。他突然害怕地一阵哆嗦，身体筛糠样抖动，站都站不稳了，忙走前两步，扶着一旁的墙，闭上了眼睛。
我问：“怎么啦，爸爸?”
爹闭着眼睛说：“我看见了警卫。”
“什么警卫?”
“我们团长的警卫，与我战斗到最后的一个人。他和团长都是山西人。”
我浑身起了层鸡皮，左右望望，“在哪里?”
爹指一眼天，“在天上。”
天上只有蘑菇状白云。
吃过午饭，爹让我把车开到城外。城外是一条柏油马路，马路两旁有一栋栋农舍，白墙黑屋顶或者红砖墙黑屋顶。只有樟树是绿的，槐树和路旁的法国梧桐树已开始掉叶了。一旁有一处塘，还有一人多高的南竹，一大片，围绕着一栋两层楼的农舍。我的车在公路边停下，爹下车，向这幢农舍走去，脸上有一种想找人聊聊过去的神圣表情。
这栋农舍的坪上有一个老农民，看上去跟我爹一样老。他什么也没干，只是坐在坪上晒着十月里金黄色的太阳，抽着黄铜水烟袋，一旁还摆着杯茶。茶杯内外都爬满污垢。爹主动同这个举目瞪着我和我爹的老农民说：“老人家，您好。”
老农民忙起身道：“您好、您好，您找谁啊您老人家?”
爹对这个老农民友好地笑笑，“不找谁，只是随便走走。”
“那您坐吧。”老农民说，指着一把木靠椅。
屋前有好几把靠背椅，东一张西一张。爹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老农民忙为我和我爹泡茶，不一会儿老农民端着两只茶杯走出来，递到了我和我爹手上。
爹客气道：“谢谢、谢谢。”
老农民重新坐下，爹简直是一脸殷勤地看着老农民问：“老人家，您是本地人吗?”
“是啊。”老农民面带笑容说。
“那么您是在这里长大的吧?”爹满以为自己找到了聊天的对象。
“那倒不是。”老农民说。“我一九五三年从怀化迁来的。在这儿住了整整五十年。”
爹脸上生出了几分失望，因为他找不到一个与自己一起回忆抗日战争的人。
“您问这个干啥?”老农民问。
爹说：“六十年前，我在这里打过日本人。”
“哦，”老农民说，“我以前也听说这里到过日本人。”
“当年我们团的全体官兵就是在这里抗击日本侵略军。”
“嚯，好啊。”
“全团一千六百六十七名官兵，”爹伸出三枚指头，“只剩了三个人。”
老农民看了我爹一眼，脸上升起几分敬意，好像一只小狗瞧见一只威猛的大狗走来样，狗脸上就不免有几分崇敬什么的。“我老家就是怀化芷江。一九四五年，日本人就是在我们芷江县签的无条件投降书。”
“我知道、我知道，”爹说，“那是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司令长官冈村宁次的代表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一行人向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受降地址就是芷江。”
老农民说：“国民党军队在雪峰山与日本兵打过一场恶仗。”
“我知道、我知道。”爹说，眼角里涌出了几滴泪水。爹忽然想哭一样，嘴角抽搐着。我想爹不应该是为自己哭。他应该是为他全团一千六百六十四名官兵哭。他们全为抵抗日本侵略军付出了生命。他们死时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岁。
我们在老农民家的坪上坐了很久，晒着太阳，爹与老农民说话，东一句西一句，脸上飘浮着很多往事。回县城的路上，爹流着泪说：“这里什么都没有，想拜祭一下都没地方。”
我说：“爸，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永远也不会有了。”
爹说：“爹当年在这里发过誓……”
我说：“别说了，您当初就不应该发那个誓，这事您解决不了，我也办不到。”
爹惭愧地埋下脸，怅然道：“你不晓得啊，他们战死时，很多士兵都还是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子，团长年龄最大，也就三十多岁。”
晚上我和爹在安乡宾馆下榻。爹想在安乡住一晚，睡上一觉，与战死在这里的弟兄们于梦中见个面，好向他们解释解释。这是我的猜想，实际情况是爹太累了。爹那把老骨头不允许他连续奔波，那会散架。我见爹那副又老又累的可怜相，便建议在安乡住一晚。
爹欣然同意，说：“我也想在这里住一晚。”
安乡宾馆看上去像长沙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招待所。县城总要比省会城市落后十至二十年。县里尽管有土地，但没财力修建高楼大厦，也没钱装修。所以房间尽管装修了，也装修得不成样子，但对于一生里很少出差和很少住宾馆的我爹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
爹说：“一九四三年的那次战斗结束时，这里连一个人也没有。”
我看着爹，爹又说：“当时安乡县城的老百姓都逃走了。没逃走的，主动留下来为军队服务的，不是被日军的炮弹炸死了，就是被日本兵枪杀了。”
“爹，你说幸存者是三个人，是哪三个?”
爹说：“龙营长、马得志和我。”
服务员敲门进来，拎着一瓶开水。服务小姐很漂亮，十八九岁，脸上的笑容姣好极了，就像年历画上的笑容。爹忙对她说：“谢谢、谢谢，谢谢你。”
她走后，爹说：“你们这代人幸福啊，生长在和平年代。”
那天晚上爹睡不着，呆坐在床上。半夜里我醒来，爹还是那样呆坐着，脸上泪水涟涟。爹在偷偷哭泣，为六十年前战死在这里的一个个弟兄，那些战死的弟兄仿佛都复活了，于这个夜晚一个个来拜访他，打听情况。爹见我醒来，忙用生满老人斑的手背揩着眼泪、鼻涕，因为他不但流眼泪，还有像水一样的清鼻涕从一小撮白鼻毛的鼻孔里不停地往外淌。
“爸爸，你睡啊，别去想以前的事了。”
“我就睡、我就睡，”爹回答，羞惭地整理着自己的面容，像一只老猫用爪子洗脸。
“爸爸，你要是再这样，我就不带你出来了。我们明天就动身回去。”我说完这话后，觉得我有点像是威胁我儿子。
爹举起一双老泪纵横的眼睛望着我：“我睡不着啊，他们都到我脑海里来了。”
我这下变得小心点了说：“谁到你脑海里来了?”
“那些炮声隆隆的场景，那些死去的弟兄。”
“我说了这些过去的事情，您不要去想。”
“我不能不想啊。”
我不允许他七想八想道：“睡觉，快睡觉。”
爹流着浊泪，指着自己的心窝说：“小毛，我这里疼，这里疼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