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西双版纳位于祖国西南边陲，三面接壤东南亚缅、老、越诸国。若干年前，西双版纳是一片汪洋大海，燕山期海退后，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数度抬升、断裂、褶皱、侵蚀、堆积，形成了低中山、低山、丘陵和有侵蚀盆地镶嵌的山间盆地地貌。在傣语里，“西双”是数字12，“版纳”指坝子，12个高山坝子像珍珠一样散落在澜沧江两岸的崇山峻岭。解放前土司和头人统治的西双版纳，生产落后，瘴疠横行，被人们视为畏途。到20世纪中叶，西双版纳还是一块与世隔绝、人迹罕至、野兽出没、未曾开垦的处女地。如今，西双版纳物产丰富繁荣，被世界注目。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市是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走进景洪市，像是走进一个绿色王国。成排的芭蕉树像一把把撑开的大伞，把城市绾成一条条幽静的绿色深巷，小楼房就矗立在绿色深巷里。城市建筑是傣族特色，每个房顶有个黄色三角形，极像戴着一顶华丽的黄帽子。每条街名有个“勐”字。傣语“勐”意为“平坝”，即西双版纳景洪市居于傣族的平坝。身穿五彩筒裙的傣族姑娘走在街上，把城市点缀得神奇而浪漫。景洪依水傍山，澜沧江穿越景洪南行，经双江于西双版纳勐腊县出境，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最后经湄公河注入太平洋。澜沧江一江连六国，被誉为“东方的多瑙河”。

我知道，我将采访的农垦农场就在“一江连六国”的边境上。

天当被，地当床，白天见太阳，晚上望月亮

如果说西双版纳美如孔雀，那么橄榄坝傣乡就是孔雀开屏的地方。人们常说，到了西双版纳，不到橄榄坝，就等于没到西双版纳。橄榄坝地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罕镇。为采访当年湖南祁东县带队干部、橄榄坝农场退休干部汪绪厚，我走进了橄榄坝农场。

汪绪厚，80岁高龄，中等个子，一头白发，一张圆脸。看他走进办公室那稳健的步子，我就知道他身体很硬朗。

汪绪厚告诉我，橄榄坝是傣语“戛啷坝”的谐音，“戛啷”是“害怕”的意思。据说侵略者曾经入侵橄榄坝，傣族妇女躲进深山老林，故此，橄榄坝成为人们害怕的坝子。又因橄榄坝东西12公里，南北4公里，呈椭圆形，很像一枚橄榄果，故名橄榄坝。他还告诉我，当年有“若到橄榄坝，先把老婆嫁。汉人进坝，十有八九中瘴气、打摆子，活人进去，死人出来”的说法，现在看到的这个漂亮集镇，是转业军人和湖南人到这里建立农场，用锄头一锄锄开垦出这个漂亮的小镇。

我望着农场外这个漂亮的小镇，顿时为当年转业军人和湖南人感到骄傲。

汪绪厚手里拿个小本子，记不起的地方翻开看一眼。汪绪厚的述说，把我带入1960年的那个金秋。

祁东县以谭先桃为营长，以汪绪厚等5人组成领导小组，率领湖南祁东1600多人去云南支边。那天，1600人的支边大军进入铁罐皮火车厢，铁门一关，就像沙丁鱼罐头。有家属嘟哝：“我们去边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怎么坐在像关犯人一样的车里?”汪绪厚解释：“现在国家有困难，拨不出客车厢给我们，我们是毛主席故乡人，要为毛主席争光，不要说怪话!”

一听为毛主席争光，大家很快平静下来。

火车到达贵州，贵阳城挂出巨幅“欢迎湖南人”的横标，大家脸上露出欣喜神色。由火车改乘汽车时，湖南人与被安置的印尼难侨同行。虽然同样坐装货的汽车，但难侨人坐得宽畅，湖南人却挤得透不过气;吃饭时，湖南人挤到一块吃大锅，难侨8人坐一桌，饭菜也比湖南人的好;晚上休息，难侨是一家人住一间房，湖南人几十人挤一房。看到这情景，大家情绪低落。汪绪厚说：“他们虽是难侨，但他们是国家从海外接回的客人，而我们是主人。客来主不顾，非礼也!让难侨吃好、住好是我们国家的政策。作为主人，我们应该为国家着想。”

大家明白了道理，情绪又高涨了。汽车虽然在尖石路上颠簸，但1600多人信念坚定，勇往直前。汪绪厚当时心潮澎湃，即兴作打油诗一首：

车轮滚滚尘飞扬，

芙蓉国儿女不寻常。

别湘江，经贵阳，达昆明，

直下景洪孔雀之乡。

为啥?

支援边疆，建设边疆，

西行万里，

举足何妨!

车到橄榄坝农场，农场把1600人兵分三路跟领队干部去生产队。汪绪厚和一部分湖南人分配去三作业区一队。领队干部带他们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猫腰弓背行走，到太阳快落山时，才发现密林间有两幢茅草房。领队干部指着两幢茅草房说：“同志们，到了，我们到一队了。”大家傻了，几乎是下意识往外跑。领队干部轻轻一句：“你们知道怎么跑吗?”大家面面相觑，呆呆地站在行李边。

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往哪里跑。他们是从景洪过流沙河，下南联山，跨麻风河，再横渡澜沧江到达橄榄坝的。这是一条蜿蜒曲折、崎岖异常、荆棘丛生、虎豹出没、猿猴成群、蚂蟥遍地的山路。当年居住在橄榄坝的傣族妇女从出生到死都没有走出橄榄坝，橄榄坝俨然像个独立王国。

湖南人呆呆立在行李边，望着两幢茅草房：这就是我们的一队?我们的家?我们的第二故乡?

我能想象，湖南人火车、汽车、步行，历经20多天，行程3000多公里到达橄榄坝，见竟是一片荆棘丛生、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他们顿生被人赶到无人管的荒野、被世界抛到一个冰冷的空间之感。

前方雾气朦胧，脚下却是万丈深渊，遮天蔽日的森林将这里封锁得像“野国”。汪绪厚走进茅草房，鞋子陷进泥土，泥地上有一寸多长的草根和没有挖干净的树蔸蔸。他站稳，用手指按了按墙，墙上五个指头印，这是刚建好还散发着泥土气味的茅草房。四根叉叉树插进地里，四根竹子像晒衣竿横搭树桠，绑定成屋架;房顶是扁茅草编织的草排;房柱房梁是大龙竹，门窗是大龙竹剖开织成的竹笆;墙是用丝毛草和泥抹光滑了挂上去的。床铺是将大龙竹割成四个竹桩，一头削尖，一头砍成丫杈，按床长短宽窄将四个削尖的竹桩扎进地面，扎牢固，再用两根长竹竿和两根短竹竿横搭在竹桩上，上面铺上竹篾片。门边还有一张竹子搭建的“小桌子”。再看，两幢茅草房有一半没来得及做门窗。房内四壁透风，里外见人，蜘蛛、白蚂蚁、蚊虫满屋都是。汪绪厚心里一片荒凉，但他在大家面前没有流露，他知道周围的人都用眼睛看着他，只要他有情绪，全队人都不会振作起来。

“同志们，我们先把行李卸下。” 汪绪厚几步走出屋，带头从马车上把箱笼、座椅、犁耙、风车、箩筐搬下来。

大家望着他没有动手。

领队干部亲切地说：“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农民了，你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农场工人。”

汪绪厚说：“对，我们是农场工人了。大家不是想当工人吗?今天终于实现了。”

领队干部对汪绪厚说：“大家也辛苦了，我们先分房让他们休息吧!”

汪绪厚说：“两幢草房，每幢10间，我们的人超过了这些房。我们让那些有老有小的家庭先住。我算了一下，本来只可住50家，如果按4人安顿在一间20平方米的房，可多住20户了。那些年轻的夫妇就动手搭一个临时避难所。”

汪绪厚宣布方案后，带领年轻夫妇们选定一棵大树，砍竹子依树搭屋。这时，分到五队的湖南人跑到一队告诉汪绪厚，五队连一间茅棚也没有，五队男女老少挤在空地上就地安“家”。煮饭没锅，拿自家带来的洗脸盆煮饭，他们边煮饭边跺脚骂：“天呀，我前生作了什么孽，来这里受活罪。”家属们更伤心得捶胸顿足，姑娘们喊爹喊妈，号啕大哭。男人们也嚷：“上当了，我们要打电话给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告状。”还有的姑娘不从马车上取行李， 跳上马车要跟马车走。

汪绪厚没有吭声，只感到周身的寒冷。他在空地上烧了一堆火，大家无精打采地围着火。后来队里开会，汪绪厚就在这空旷的地方燃起一堆火。

这时，领队干部带着转业军人运来了一堆厨具，他拍着手说：“好消息，农场为了迎接我们，竭尽全力，跑遍附近各县，终于在地方政府和当地群众支持下为我们946户湖南支边人弄到120口锅、50对桶。我算了一下，每8户半一口锅，17户半一对桶。”

大家瞠目结舌。

怎么会是这样?

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带，都有吗?

领队干部说：“边疆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啊!我们的困难也是你们难以想象的。”

有人说：“那为什么还要我们来?我们上当了。”

汪绪厚说：“同志们，我们和五队比要好多了，大家既然来了就安下心来一起想办法。”

有人问：“这里有学校吗?有医院吗?有商店吗?”

没有人回答，只有蛮荒密林里的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响。

又有人问：“香蕉在哪里?菠萝在哪里?花生在哪里?稻谷在哪里?辣椒在哪里?”

“都在我们的手里，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汪绪厚站起来，“来之前我也想过，云南真像说的那么好，还叫我们去干什么?既然是支边，工作一定很艰苦。我们不要怕艰苦。”这时，汪绪厚突然想起了电影里的一句话，“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

“大家一路辛苦了，先休整三天。” 带队干部从牛车上拿起一面五星红旗插在屋前头，说，“看，红旗飘扬，代表我们的一队成立了!”

男人望着五星红旗，拖着瘫软的身子无声地回房。十七八岁的女青年望着没门窗的房不肯进屋，汪绪厚好不容易把她们劝进房。有两口子带小孩睡的床垮了，夫妻双双落地，大人闹小孩哭，室内无电无灯漆黑一团。

茂密的森林藤蔓如网，密不可分地把太阳遮没。刚才天还是亮的，转眼就黑了。大家抬头瞭望，只见稀稀拉拉的星光从屋顶洒下来。这时，有人说出了顺口溜：“住的是茅草房，睡的是竹笆床，月光星星当头照，夜吹寒风透骨凉。”还有人把竹笆床说成：“钢丝床，真凉爽，睡觉翻身叽叽响，夫妻说话莫隐藏。”有人把没门窗的房形容为：“你家听见我家吃饭，我家听见你家洗脚。隔墙好似百孔窗，邻居有事好商量。”姑娘们以竹子世界编了个十八子：

住是竹房子

睡是竹床子

坐是竹椅子

桌是竹叉子

菜是竹笋子

饭是竹蒸子

锅是竹盖子

碗是竹筒子

筷是竹桠子

帽是竹笠子

提是竹篮子

扇是竹叶子

鞋是竹板子

桥是竹排子

烟是竹管子

箱是竹藤子

筐是竹篾子

擦屁股是竹棍子

整个山坡似乎安静下来。半夜，有人起来开门，开门动静使一根长竹连着的三间房都听得见，开门后就听到屋后的撒尿声。茅草房没有厕所，男的躲藏一个角落或一棵树下扯开裤子就撒。女的撒尿由另一个女人守着。

哇!一个小孩哭。

哇!一排小孩哭。

忽然，远处响起“喝呼——喝呼”的怪声，这是在湖南不曾听过的声音，人们个个吓得毛骨悚然。

汪绪厚想，是不是狼来了?是不是老虎来了?他准备出去看看，被他妻子拖住：“不能去，这不是狼声，也不是老虎，是象的叫声啊!象踩死人是不费吹灰之力啊!”他妻子说这话时，脸色都白了。妻子怕他溜出去，搬起湖南带来的木箱子堵住门，她就坐在木箱上。后来汪绪厚才知道，那不是象，是豹子嗅到人味从森林里钻出来了。

豹子的喝呼声掺着小孩的哭声，此起彼落。一阵大风刮起，把声音埋没了，留给人们一个不眠之夜，一个胆战心惊的夜晚。

汪绪厚没有一点睡意，坐起来点燃了一支烟。

雾气弥漫、晨曦升起的时候，汪绪厚起床迎接新的一天，发现房的大门转了个方向。怪了，大门怎么转了个方向?汪绪厚沿着房子前前后后看，他终于明白，这是风的功劳。听说这里“大风吹得石头跑，一不小心房子倒”，现在房子没倒可转了个方向。

汪绪厚走到青年夫妇搭的避难所，发现他们的被子蒙了一层露珠。汪绪厚惊讶地说：“哎呀!这里怎么这么潮。”他拍着手对大家说，“赶快起床，先把被子晒一晒。”

他们没有晒被子，索性把被子用一根绳子捆起来。接着一群人背着行李陆续站在他跟前。

汪绪厚说：“你们这是?”

“我们回家。我们要离开这个不是人待的地方。”

汪绪厚说：“赶快把行李放下，把行李放下。”

汪绪厚走到他们中间说：“既然大家来建设边疆，肯定是要吃苦的。你们也看到了，农场才建立不久，我们怎么可能过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日子呢?转业军人在这里艰苦创业五年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呢?我们是毛主席家乡人，不能给毛主席丢脸啊!当然，这里的艰苦令我也无法想象，我们要共同努力。”

“我们是毛主席家乡人，不能给毛主席丢脸啊!”也许这句话触到了湖南人的心底。

冷静下来的湖南人想，我们是毛主席的家乡人，绝对不能给毛主席丢脸。也正是因为这句话，人心很快安定下来。

汪绪厚告诉我，大家刚放下行李，还未来得及解开，带队干部风风火火跑来，说接到上级紧急命令，各农场派出千名职工去打洛修战备路，大家的行李就不要解开了，背起行李赶往橄榄坝农场吧!

带队干部怕大家有情绪，边叫大家集合，边说这是边疆，边疆形势紧张，也顾不得大家一路车马劳累了。带队干部没想到，湖南人二话没说，背起行李就到坪里集合。

“你们真是行程万里心未定，又离新家去打洛。”湖南人为什么行动那么快，一句怨言没有去坪里集合?我发现湖南人这个群体，虽有牢骚和怨言，但是一个识大体、以大局为重的群体。当国家处于危难时机，当国家需要自己的时候，他们会不顾一切，挺身而出。这时，我想起橄榄坝农场曾宪生的一篇散文《睡摇篮》：

2.

1960年，我15岁，在祁东县步云桥中学读书。全县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边疆去。我放下书包加入支边队伍。1960年10月8日，我们支边大军上火车。我平生第一次坐上火车，激动的心快提到嗓子眼了。

……我们下火车上汽车，下了汽车又迈开双腿在原始森林中跋涉，晚上8点钟左右，带队人说，目的地到了!我环顾一下周围：两排草房，房里除了稻草做的屋顶外就是竹子。接待我们的领导说：“你们六○年来的这些人要好多了。这是他们专门为你们盖的新房。”听了这话，我借着月色，看古木参天的树林，听小溪的潺潺流水声，忽然接待的领导拉我一把，说是领我睡觉去，我跟他来到一间房。房间除用竹篾吊起几个篾摇篮外什么也没有。我正在疑惑，领导说话了：“床铺不够用，你和曾德元、曾福田睡摇篮。”曾德元和曾福田把摇篮的绳子解下放于地上，他们个子高，把脚缩起睡;我个子小，睡上去就像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合适。

他们两人不停地叹气，我却感到说不出的温暖。我3岁没了娘，5岁没了爹，睡在摇篮里就像投进了母亲的怀抱。那一夜，我睡得很香，忽然“嘟……嘟……”的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抬手揉揉惺忪的眼睛。领导说：“到打洛修路去，现在就得出发。”我眼睛还未揉醒，人就站在集合的队伍前头了。

汪绪厚告诉我，1950年，在解放战争中被打得犹如丧家之犬仓皇逃亡境外的李弥和国民党残部就盘踞在缅甸北部，他们危害邻国，偷袭中国。缅甸无力对付，要求中国出兵剿灭这帮匪徒。中国出兵前从战备上考虑先修路。景洪至打洛自古是中国至缅甸的必经之路，可当年只有一条旧时称为驿道的马帮小道，如果景洪至打洛路不通，会严重影响军事行动。为了尽快打通这一交通要道，西双版纳州政府决定动用大量民工，在30天内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我来云南之前做过功课，当年云南的国境线是整个东南亚的导火线。而湖南人支边的农场分布在云南4000多公里国境线上。我查过地理位置，德宏垦区的孟连农场，西双版纳垦区的东风农场、橄榄坝农场、黎明农场与缅甸接壤;西双版纳垦区的勐腊农场、勐捧农场、勐满农场与老挝接壤;文山垦区的天保农场，红河垦区的坝洒农场、河口农场、南溪农场、蚂蟥堡农场、金平农场的43个生产队与越南接壤。

汪绪厚说：“我们赶到橄榄坝农场，农场又把我们刚到的湖南人编成两个连，浩浩荡荡走到景洪。景洪离打洛还有170多公里，上级又命令我们：下午5点出发，连夜行军，第二天早上赶到打洛。当时是战备时期，边境的国民党残军嚣张，队伍白天行走怕有残军袭击。”

这时我似乎看到，踏上边疆这块土地的湖南人，就像一个个整装待发的士兵，又像上足马力的轮子，接到命令向前开拔了。

汪绪厚说：“修这条路有3万多人，农场的贺熙仕差点葬身山崖。”

湖南支边人就是从这里开始他们人生的另一个起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起点。他们不知道这个起点指向何方，不知道它的终结在哪里，更不知道他们将来的命运会如何。但有一点他们清楚，那就是保卫边疆，开山辟岭，养育胶苗，让中国人尽快种出中国人自己的橡胶。

我看到，一个伟大的事业就从这里开始。

吃在山，住在山，不完成任务不下山

在中国，50岁以上的人都不会忘记，1960年至1963年，是中国“困难时期”的三年，全国人民都在饥荒线上经受煎熬。边疆农场的人口少，公粮储备不多，每个人的肚子就像吊着一个饥饿的口袋。然而，关系国计民生大事的橡胶种植事业，急需大批人开发云南第二橡胶基地。农场猛增数万名湖南人，农场开始粮食报警，土地报警，物资报警;农场开始了一个人粮食变成两三个人吃，一个人的衣服变成两三个人穿，一分钱变成两三分钱用。1960年，国家农垦部颁发三大题词：大力开荒;大量定植;大干三五年，把我国建成橡胶大国。云南农垦系统种植橡胶的农场及生产队把“三大题词”挂到会议室，作为奋斗目标。

要想尽快把蛮荒之地变成橡胶产区，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开荒。这是橄榄坝农场退休干部贺熙仕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贺熙仕，一米八的个子，国字脸型，身体挺得溜直，一点也看不出是70多岁的老人。如果不是听他说湖南话，我还以为他是北方人。

我到贺熙仕家采访时他正在看电视，电视里播着国际新闻。桌上摆满各种报纸和杂志，我看到那些被他圈圈点点的报纸都是关于橄榄坝的。

贺熙仕说：“这是我每天必看的电视新闻。我退休了，只能通过电视、报纸知道国家大事。”

看得出，这是一位关心国家大事、对政治极其敏感的老人。

贺熙仕说：“你不知道，湖南人踏上这片土地，先得有战备思想。”

当我问起他当年修战备路，差点掉进山崖那件事时，贺熙仕说：“你怎么知道的?我都快不记得了。”他摸了摸头，说：“当年修战备路，我和陈振民用一块1.5米长、40公分宽的推土板推土，我在前面拉，他在后面推，棕绳突然断了，我失去重心滚到山崖，恰巧卡在一棵树杈上。我从树上爬下来时，大家目瞪口呆，都说没有那棵大树挡住，你已是九泉之下人了。我说，是战备路还没修好，阎王老爷还不肯收我。”

贺熙仕轻描淡写地说着他当年差点儿掉下山崖的经历，但我分明感到修那条战备路是他一辈子的记忆，只是他将这份记忆化为今天的一种人生境界。

贺熙仕说：“开荒挖梯田正是战备时期。中央根据农场建在边疆的实际情况提出‘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三大任务。即：在生产建设中是一支生产队，在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中是一支工作队，在对敌斗争中是一支战斗队。我们开荒把枪带到山上，边劳动边站岗放哨。每天下午有枪响，那是分场领导来查岗，以防敌特的捣乱破坏。”

我看到，那时的湖南人，一切都是按部队建制的约束进入一种军事化生产，再不是湖南那种散淡优美的田园式劳动了。

贺熙仕告诉我，在湖南，农民世代居住地主要是山冲和低矮的丘陵，都是在几千年前祖先开垦的良田良地上轮耕复种，早没有原始森林了。而西双版纳除了在江边、平坝有少数民族一点水田外，全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湖南人到这里没有一点条件可讲，只有一个信念，开荒种橡胶。在那个年代，你到哪个农场都是举起锄头开荒。

1960年，云南各农场根据国家农垦部颁发的“大力开荒;大量定植;大干三五年，把我国建成橡胶大国”的三大题词开始总动员，突击开荒挖梯田。墙上到处可见“大干红五月，开荒一百亩迎国庆”的标语。橄榄坝农场为了加快开荒进度，场长刘殿富提出大会战，大干一月不下山，完成梯田5000亩。大会战是吃在山上，住在山上，民兵训练在山上，托儿所在山上。托儿所在山上就是在一个平地上铺垫几块芭蕉叶，娃娃放在上面由一个妇女看守，便于开荒妇女劳动时喂奶。

大战前，橄榄坝农场职工个个像士兵一样在誓师大会上写挑战书、决心书，个个胸脯拍得当当响。橄榄坝农场各生产队派精兵强将要去山坡安营扎寨，派炊事员把盐巴、铁锅背上山坡。山上男男女女砍竹子搭棚架，砍芭蕉叶盖棚顶，一个生产队搭一排工棚。晚上职工蹲在工棚里磨砍刀，准备第二天战斗。

翌日一早，天还是一片漆黑，哨子吹响，人们摸黑起床，到炊事员棚里端早餐，点着煤油灯就着韭菜汤吃早饭，天蒙蒙亮准备上山。云南是热带雨林气候，每年有一个旱季两个雨季。雨季长达五个多月，有时半月不见太阳，泥深路烂，成了开荒最困难的季节。贺熙仕穿雨衣上山，收工时满身泥水，进屋就洗澡。旱季是半年无雨，上午大雾茫茫，山上灌木丛布满露水。贺熙仕上山是边走边打露水，等到劳动地，身上衣服打个透湿。挨到中午吃饭时，脱下衣服晒一晒，下午上山又穿上。没有热带雨林劳动经验的湖南人，不少人得了关节炎。关节炎成为农垦工人的职业病，如今第一代湖南支边人全都退休，他们中很多人的腿脚因患风湿关节炎而卧床不起。

旱季是开荒的最好季节。男人光着膀子，下身穿条牛头短裤，腰间系条毛巾上山。女人就比较讲究了，上身穿件花衬衣，下身配条宽腿青裤，辫梢上用花手巾系个蝴蝶结。那时，剪着齐耳短发的是漂亮大嫂，拖着一根又长又粗辫子的是美丽姑娘。山上，男男女女“一”字形摆开，像是战前挖战壕的士兵分散在山上。

开荒首先是砍笆，山上全是苍松翠柏的大树和驼背蓬竹。大树树龄几百年，几个人手牵手围不住;驼背蓬竹则是枝枝相连，藤蔓缠绕。大蓬竹面积有一两亩地大，小蓬竹的面积有房子般大小，砍倒特别困难。如果砍刀不快力不猛，看似软绵绵的竹枝就会把刀弹回来，刀印子都不留一个。砍竹子三天砍坏一把砍刀是常事。湖南人砍蓬竹没经验，不是打了嘴巴，就是被竹子划破肚皮。

不论是旱季还是雨季，都得上山。山上，男男女女挖的挖、砍的砍，气氛严肃。锄头起落的噼啪声中，一块块新开的土地在他们脚下延伸，只看到姑娘辫梢上的蝴蝶结在她们腰部一扭一扭，就像蝴蝶在飞，成了每天特有的风景。

砍大树，贺熙仕先把树周围的蓬蒿荆棘清理干净，然后在大树上砍出个比人高的口子，人站进树里面砍。有时，三米一棵树，天未亮点上煤油灯进去砍，一直干到天黑回来。遇到千年大树，他要砍上半个月。树上吊有七里、葫芦、马蜂巢。有一次，贺熙仕砍树惊动马蜂，马蜂倾巢而出，穷追不舍，他钻进草丛也摆脱不掉。常说马蜂出巢不叮死你也让你卧床几天，有的人触怒马蜂，不得不跳进河里潜水逃走。贺熙仕没有遇到河，只得拼命往家跑。马蜂竟嗅着人体汗味一直追到他家。贺熙仕顾不得浑身泥土，躲到床上放下蚊帐才免遭攻击。

挖梯田是在坚硬的土地上、盘根错节的乔木和灌木根系上挖，一锄下去，锄头不入土反弹回来。碰到“硬疙瘩地”，锄头下去直冒火星。这样的“硬骨头”不是硬汉子干不了，缺乏毅力的人更难以征服。贺熙仕和农场职工全凭一把锄头，挖出那些糖梨树蔸。贺熙仕和农场职工都是光着脚板在荆棘丛中挖，脚板划开口子用黄泥巴和点口水糊住，一来二往，脚上的伤口少了，脚皮变成厚老茧。即使身体被刺得鲜血淋淋也不吭声，赶快用草木灰止住伤口，不让流血。当年农场职工都是重病重伤不叫苦，轻病轻伤不下火线。为了早日完成任务，创造奇迹，职工们还喊出了口号：

“抓晴天，抢阴天，毛风细雨是好天。”

“吃在山，住在山，不完成任务不下山。”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怕苦中苦，只求苦中乐。”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我曾从农垦志上查到，开荒全是重负荷体力劳动，职工在原始森林的刺竹林里一刀一刀地把千年大树砍倒，然后挖梯田，一把锄头一锄锄挖，这几道工序不但很费力，而且不小心就会受伤。几百人上山，回来时总有十几个人受伤。

橄榄坝是高山环抱的坝子，气候比整个西双版纳炎热，雨季未来临，溽热的山上，太阳出来像是黄的，人像在蒸笼里;一到午后，太阳变得火辣辣，就像一个大火盆。裸露在森林的石头经太阳一烤，像是烧红的烙铁，人踏上去就像烤肉嗞嗞响。还没在热带雨林生活过的湖南人，他们在火盆下赤膊挥锄头，汗珠子从皮肉里淌出来，皮肤一个比一个黑，人一个比一个瘦，又因水土不服，眼皮浮肿，厌食、腹胀。当时，祁东家乡曾有一句笑话：你到车站去接人，不要听说话，只要是面黄肌瘦者十有八九是云南回来的。而湖南人个个争强好胜，在山上，开始了队与队比，人与人比。如果发现你队比我队挖得多，第二天，我队就一定比你队挖得多，如果发现有人一天干了十几个小时，那他就得超过这个时间。炊事员把饭菜送上山，大家吃完饭便又投入劳动。

虽说吃住都在山上，但大家根本不住，连夜挖梯田，如果实在坚持不了便在草窝里打个盹儿。农场规定半个月休息一天，而职工们就自觉大干一天，把休息那天干回来才去休息。要是晴天，队上组织十个青年突击队，每人磨两把锄头，天一亮就爬到山顶挖。白天干十多个小时还嫌时间短，晚上接着干。有月光的晚上，他们在月光下猛干一场，没月光的晚上，他们用竹筒装上煤油当灯使。荒山野岭的夜晚，连少数民族同胞都不敢滞留，而大家凌晨3点还在抡着锄头。有时干着干着，远处突然响起“喝呼——喝呼”声，豹子嗅到人味从森林里钻出来了。女职工惊叫起来，男人立即举起火把拿起枪，豹子见火光中黑压压的人群，掉头跑了。

当年队上规定每人挖带面25米，湖南支边人有个叫曾凡益的，身高只有一米六，又矮又瘦，却挖了50米，超过了任务的一倍，创造了整个农垦系统开荒的最高纪录。

当队长在会上宣布曾凡益的成绩时，全队人一片哗然，大家都不相信。那两米宽、能开拖拉机的带面，就是人高马大的李开弓一天也只能挖35米。李开弓，一米八的个子，是1959年从部队复员下来的解放军战士，他都只能挖35米，曾凡益怎能挖出50米?

曾凡益一肚子气地说：“不相信，你们明天守着我挖。”

李开弓说：“你要是能挖50米，我就挖80米。”

曾凡益说：“光吹牛有什么用，我们俩比一比不就知分晓了吗?”

李开弓说：“比就比。”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曾凡益就早早上山了。

他想早些去占个好地方。挖带面这活儿如果地面平缓出土量小，自然就能挖得快些。当他到达工地时，发现山木树杈挂着一个油灯，油灯下，李开弓已挖出带面30米。

曾凡益说：“哪有这样的比赛，比赛应该是一齐动手，一齐收工才公平!”

李开弓笑着说：“我们比是比一天挖的，一天可以从凌晨1点到晚上12点，你要在家里睡懒觉是你的事。怎么样，认输吧!”

曾凡益知道李开弓钻了空子，他想，你半夜劳动没休息好，能坚持多久?曾凡益脱了衣服，只穿一条短裤，甩开膀子挖了起来。

挖带面虽是纯体力劳动，但也不能只凭力气大小，耐力才是关键的。有一点李开弓忽略了，曾凡益是孤儿，求生的本能练硬了他的骨骼和耐力。

接近中午时，李开弓体力渐渐耗尽。曾凡益却越战越勇，吃饭时超过了李开弓。李开弓一急，吃完饭接着干。曾凡益却找个阴凉地方睡了个把钟头，醒来精力旺盛，体力充沛，锄头舞得“呼呼”响，没多久就把李开弓远远甩在后面了。

晚上8点半钟，领导提着马灯来丈量验收，李开弓挖了150米，实现了他所说的挖不到80米不下山的承诺。而曾凡益却爆了个炸雷——160米!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再也没有谁破过这个纪录。

李开弓甘拜下风了。

后来曾凡益和李开弓又进行了一次挖穴比赛：曾凡益挖了110个，李开弓挖了70个。另一次是扩带，曾凡益扩了200株橡胶，李开弓扩了150株。

橄榄坝农场领导领着干部敲锣打鼓，把一面标兵旗子和6角钱奖给曾凡益。当年，分局或农场奖给一条毛巾或一个茶杯，在当时是最高的荣誉奖了。曾凡益把旗子插到桌上天天看，说是只要看着就来劲。

贺熙仕告诉我，挖梯田挖穴劳动量非常大，一人一天的劳动额是挖出梯田25～30米，挖穴是20～25个。大家劳动一天筋疲力尽，女同志累得断了月经。当年，各农场生产队的干部最头疼的一件事是如何“看住”这些湖南支边工人。不是怕他们走失，而是不能让他们干活时间太长，以免倒下去再也站不起来。可是，三两个干部又怎么能看住众多的工人呢?

我看到了，共和国有这么一批湖南人，在没有任何条件和许诺下，他们家还没安好，就把生计抛到脑后上山开荒了。他们把生命当成一张犁，在荒原中犁出一片片田地。他们的身体和常人一样，也是肉长的，在农村也是扛锄头，农忙时早出晚归两头黑。而和在家不一样的是，他们在这里天天20多个小时地干，长满厚茧的手掌也经不住锄头把的长时间摩擦，虎口和手指间裂开口也不去管它，每天就想多干点活，没有人强迫他们，是他们身上多了一种东西——信念。信念能让人产生一股困不住累不垮、气吞山河的力量。

3.

我以为该结束对贺熙仕的采访了，他却话锋一转告诉我，当年在原始森林开荒遍地是蛇。

“蛇?”我可最怕蛇了，我带儿子去动物园，从不让他去蛇馆看。

贺熙仕告诉我，有天，他打开房门，发现一条蛇横在地坪，左边看不到蛇头，右边看不到尾巴。他吓得转头关上房门。他从门缝见蛇走了，再打开门，发现左边地坪里的小树被压死了，右边地坪的小树也被压死了。第二天他从山上劳动回家，看见[佃]　[爱]尼族人抓到一条蟒蛇，4米多长，70多公斤重，蟒蛇嘴里咬着一头鹿。他们拿一根木板敲蛇头，蛇吐出来的鹿有40多公斤。[佃]　[爱]尼族人杀这条蛇是把梯子放到大树上，一个男人提起蛇头爬上梯子，把蛇捆到树顶上。然后拿一把牛刀从蛇下巴砍开，血“砰”地从树顶上喷下来，落雨一样。那男人又在蛇脖子上将蛇皮左右划开，把左边的皮拴在四匹马上，右边的皮拴在四匹马上，八匹马奔走，才剥下这张皮。

我像是在听神话，这条巨蟒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力。

贺熙仕说：“有一次我在砍笆，发现一条蛇在我面前冲过来，我吓得浑身哆嗦，旁边一个人说你手割出血了，我看到手往下滴血，马上丢掉手里的茅草，原来是我把蛇的头给割断了。我像是掉进一个蛇窝，每天走路都非常小心，生怕哪天踩到蛇。”

我只感到身后一阵凉飕飕的。

贺熙仕又说：“在原始森林开荒，山上除了遍地是蛇，还有令人不寒而栗的蚂蟥。”

蚂蟥是一种腔肠动物，在热带雨林气候繁殖极快。森林里繁殖着水旱两栖蚂蟥：旱蚂蟥寄生在低洼潮湿的草丛或生活在树枝叶片上，终日竖着身子，用身体前端探测前后左右的血腥味。职工们上山从树下穿过，散发出的气味和响动让蚂蟥立即弹起七八厘米高，像捞救命稻草一样从树上爬到人身上，钻进大腿或肚皮，迅速从各种缝隙找它的目标，等发觉时，它早已吸得鼓鼓胀胀逃之夭夭。正因为旱蚂蟥小，在旱地里爬行不易发现，它分泌的液体使它爬到人身上吸血，人不会有感觉。人走路沾上它，晚上洗澡才能发现，若不注意，带上床睡，第二天吸饱后滚落下来才知道。而水蚂蟥寄生在污水塘中，吸人和牲畜的血，水蚂蟥吸饱后立起有五六寸长，屁股大大的、头尖尖的像个宝塔。那些过去不曾有人进入的原始森林水沟，寄生着从未闻过人血味的水蚂蟥，它咬起人来疼如刀割。

湖南人初来乍到不知防范蚂蟥，劳动时跑到草窝小便，屁股上全是蚂蟥。在山上砍笆的男人，遇有深沟大壑就把砍倒的大树抬过去架桥，叫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架桥时几个男人跳进水里打桩，这时，水蚂蟥从四面八方游来，密匝匝吸住腿，遇到这种情况，大家都不能动，一动桩就打不牢。大家一动不动，咬紧牙关默默忍受。打完桩再抬腿，满满一腿蚂蟥，吮得人鲜血淋淋。

有位农场女职工做饭到溪边洗菜，腿伸到水里，蚂蟥密匝匝吸住她的腿，她跑到另一头去洗菜，蚂蟥追着她跑。她提着裤腿边跳边骂：“还不如死了算了，不该来这鬼地方。”

骂归骂，她只得放下菜篮扯蚂蟥，每条扯出一尺多长，她扯掉一条又来了一条，一条接着一条，腿被扯得鲜血淋淋。

女职工问：“蚂蟥怎么知道我在溪边?”

贺熙仕告诉她：“蚂蟥是听到响声围过来的。”

女职工说：“不对。蚂蟥不光听声音而且是长了眼睛，看到人直往人身上钻。”

南屏农场三队的女职工陈春兰在山上砍笆，一条蚂蟥钻进鼻孔里没发觉，后来经常流鼻血，痒得难受，直到几个月后，才发觉是一条蚂蟥在里面，她爱人用烟筒水滴进她鼻孔才把蚂蟥呛出来。这条蚂蟥竟长到10多厘米，吸血以后，足有手指头那么粗。

橄榄坝农场的副排长、湖南支边人曾庆夫，他不停地咳嗽，有时还咳出血，喉咙说话像鸭子叫。他专门找卫生员拿药，吃了不但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卫生员问他在湖南得过肺病没有，曾庆夫说：“我在湖南什么病都没有。”卫生员建议他去县医院看看。

曾庆夫跑到景洪市照了个X光，也没有查出病来。

有一天，曾庆夫在山上劳动，一阵剧烈咳嗽，咳出一条三寸长的蚂蟥，吓得他全身发抖，折磨他一个多月的病真相大白。这条蚂蟥是怎样进入他喉咙的，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就像当时有个7岁女孩阴道出血，父母奇怪了，女儿才7岁怎么有月经?带女儿去医院检查，医生从女孩阴道里夹出一条蚂蟥。

贺熙仕的述说让我毛骨悚然，不是亲耳听他说，我简直无法相信边疆竟有这样厉害的蚂蟥。我问他们怕不怕。

贺熙仕告诉我，他们不怕了，习惯了。尽管遍地蚂蟥，他们仍然吃住在山上，加大力度开荒。他们是凭着一种信念。

为了让祖国尽快种上橡胶，他们在热带雨林的亘古荒原顽强地开垦中国第二个橡胶基地。我仿佛听到他们喊着“吃在山，睡在山，干在山，不完成任务不下山”的豪言壮语进行大会战。

那个年月的“九菜一汤”

提起“九菜一汤”，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一群朋友相约到酒店点菜，点个肉、鱼、鸡、鸭等九个菜，然后来个鸡汤或鸭汤或牛肉、羊肉火锅汤，大圆桌上红红绿绿的“九菜一汤”。而这里的“九菜一汤”，是清水里撒几根从山里扯的野韭菜，叫“九菜一汤”。

给我讲“九菜一汤”的人是大渡岗农场退休干部柳中元。

柳中元，74岁，高个头，长方脸，身体单薄，但人很精神。他住在农场旁的一栋小院里。宽敞明亮的三室二厅里有新式沙发、现代化家用电器、红木家具。我到他家采访时，他正在给坐在轮椅上的妻子穿衣，轮椅旁边的桌上放着妻子的保健药、营养品和水果。50多年前，他和妻子从湖南来云南支边，妻子在一次劳动中受伤致残。这么多年了，我想，他们可曾后悔来云南?但看他们幸福恩爱的样子，感觉不出他们有后悔的迹象。

柳中元告诉我，现在职工的生活和当年比简直是天上与地下，有种换了人间的感觉。

我通过三次下云南、近七个月的采访，在真正进入写作时，我得出一个结论：湖南人的命运改变，是他们亲手把橡胶种出来，是靠自己一锄锄挣出来的。当人们看到橡胶的辉煌今天，很少看到橡胶的当年，很难想象当年怎样。我是追索当年而来，这也是我给自己定下千里迢迢来云南的使命。

柳中元说：“你要让我谈当年的情景，你知道开荒最残酷的是什么吗?”他没等我回答，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开荒最残酷的是饥饿，饥饿使人疯狂，饥饿使人昏昏欲死。”

湖南人刚来云南，没有掌握热带地区气候的规律，往土地种下的东西长不出来。国家给湖南支边人的粮食吃了三个月就只有老苞谷了，老苞谷也只能勒紧肚子吃上半个月，下半个月就得靠自己想办法。而各农场正大面积开荒，男女老少都上山，尤其青壮年，吃不饱与高强度的重体力劳动形成了强烈反差。

当年柳中元正是青壮年，他上山之前，数着一粒粒老苞谷往嘴里填。老苞谷又老又硬，可没有粉碎机，只能把老苞谷煮熟了摆在那里，让人一粒粒数着吃。每人口袋里还要装些老苞谷做中餐。

开荒是一座座山往前开，半年就开到20里外。荒开得越多，离生产队越远，队上就派人把中餐挑到山上吃。每天铛铛一响，上山，再铛铛一响，吃饭。在深山老林就靠铛铛的钟声。你在山上往下看：早上，人像蚂蚁样嘟嘟上山;晚上，人像蚂蚁样嘟嘟下山。

菜是一碗白水煮腌菜汤或茄子汤，运气好时吃点圆白菜。当年是“茄子吃到底，腌菜吃到年，吃顿水豆腐过大年”，腌菜汤吃完就吃山上的野菜。少数民族地区，菜是山上野菜，炊事员把野菜放点盐一锅煮了，叫吃“革命菜”。如果扯到几根野韭菜开一锅汤，叫“九菜一汤”。农场职工根本不会去想菜，只想多数几粒老苞谷填进肚子，把肚子填得能举起锄头就行了。

老苞谷吃完了，国家又尽其所能，每人一天供应3两米。柳中元发现稻谷加工问题又提到了议事日程。农场由于新建，没有加工设施，加之仓储条件差，稻谷霉坏多，极大地影响稻谷的出米率。他把稻谷挑到附近傣族家舂米，100公斤只能舂出40公斤米，这种出米率每人的粮食就更不足了。柳中元和农场职工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劳动强度大，饭量也相应增大，这可愁坏了炊事员。炊事员感到难当不愿干了，柳中元二话没说，到炊事班挂帅。柳中元煮饭时在锅里多加水，煮稀饭给大家吃。稀饭吃的时候感到饱了，走路时还可以听到肚子里咕噜响，可吃了一段时间以后，饭量越来越大。大家又建议一天吃两餐干饭，可定量只有那么多，两餐干饭米反而去得多。

当年吃饭的样子：

一声钟响，

两脚如飞;

三两米饭，

四方坐齐;

五爪形龙，

六根野菜;

七是清汤，

八个一桌;

九扯不清，

实在可怜。

每到开饭时，柳中元最怕看人家的脸色，每个人虎视眈眈地看他分饭，看哪个人碗里多一口，哪个人碗里少了一口。他提心吊胆，唯恐分得稍有不均。可还是饿呀!一天两天饥饿好忍，成年累月饥饿难挨呀!

柳中元想让同志们多吃一口，他对两位女职工说：“我们上山挖野菜吧!”

柳中元带两位女职工上山挖野菜，野菜掺杂在饭里，职工们能有个半饱。可是，好景不长，当年是各农场各分场各生产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上山觅野菜，那情景犹如出洞的蚂蚁蜂拥山上，到处呼叫，疲于奔命。山上不光没有野菜了，树都被刨了一层皮。

这时，万般无奈的柳中元又瞄准了少数民族同胞挖过的红薯地。他想，保不齐还有点儿红薯根根儿藏在里面呢，哪怕只有几个小红薯根也比没有强。柳中元又对两位女职工说：“我们去少数民族地里挖红薯。”

柳中元趁天还未亮，带两位女职工上山挖红薯，他们埋头挖过一大片红薯地，终于挖出一小堆红薯根根儿，正当他们欢呼雀跃时，却撞在了保卫干事“枪口”上。

保卫干事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好呀!柳中元，你当领导的带头违反民族政策。”

柳中元说：“这是他们挖过红薯的红薯地，队里人实在太饿。”

保卫干事说：“这是少数民族的财产，这是影响民族关系的。走，跟我向少数民族同胞道歉去。”

柳中元一肚子苦水，捧起红薯根根儿跟保卫干事去向少数民族同胞道歉。

4.

农场开荒三五天一个大会战，四五天一个大竞赛。任务一天天加码，口粮一日日减少。每天喝三顿稀饭变成喝两顿照见人影子的稀饭，到开荒时两泡尿一撒，肚子全空了。半月下来，柳中元看到职工们的身子磨细了一圈，脸上肿得亮堂堂，眼睛成了一条缝。他愁肠百结，可是国家困难，农场处境严峻，柳中元第一次感到了“民以食为天”这个“天”字的分量，但也一筹莫展。他只能安慰他的老乡：“同志们，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毛主席也在和我们老百姓同甘共苦啊!他带头降工资不吃红烧肉。毛主席有7个月没吃一口肉，跟我们老百姓一样饥肠辘辘，腿脚浮肿。当年他的警卫人员回乡带来硬得像石头的野窝头，毛主席含泪一块块嚼碎咽下。毛主席一件睡衣用了20多年，补了73个补丁;一条毛巾被上的补丁达到70多个，一双拖鞋穿了20多年。毛主席说：‘老百姓都能穿补丁衣服，难道我毛泽东就不能穿带补丁的衣服吗?’我们从湖南那么远来建设，就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的，大家一定要挺过去，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

柳中元一席话说到了大家心坎上，大家仍然天天上山，举起锄头开荒。

这天，柳中元从开荒地回来，肚子饿得睡不着，他走出房门，发现大家也坐在地坪里。他和大家坐到一堆，开始望梅止渴。人越没有吃食就越爱讲吃的，大家讲起在湖南曾经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就像竞赛一样，一个比一个讲得诱人，大家讲得脖子上鼓起的喉骨一股劲地上下滑动，“咕、咕”地吞口水。

一个人说：“现在有人研究出一斤米能蒸出十几斤干饭，蒸出来的干饭粒大如蚕豆。”

又一个人说：“还有人研究出不用粮食也能充饥的奇迹，用稻草蒸出了馒头，烤出了面包。”

大家兴奋地说，既然一斤米能弄出十几斤干饭，我们何必等着挨饿呢?赶快派人去“取经”!

又有人叹息告诉大家，黎明农场派人“取经”回来说，那办法终归没有用稻草蒸出馒头烤出面包，也没有用一斤米蒸出十几斤干饭来。蒸饭的方法是：一边蒸一边不断地往米上浇水，蒸出的干饭也没有蚕豆那么大，只是大了三倍。吃起来同吃稀饭没多大区别，反而没有了稀饭那股子香味。

柳中元说：“既然画饼不能充饥，精神会餐不圆肚皮。明天，不顾一切代价给我找东西填肚子。”

第二天一早，大家成群结队往十里以外的森林找吃的东西，晚上回来发现谁找回一个野瓜或一棵山药，全队轰动，大家围着那人问，这瓜哪里寻找的?山药是哪里挖的?还有没有?简直稀罕得不得了。能吃到山药和野瓜，大家再上山时，人人豪情满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开荒奇迹。

这时，我想起云南农垦总局副局长、副书记王雷说的一段话：“湖南人来了，农场才像个农场。以前几千个退伍兵，偌大一个边疆，分散起来就见不到人影。湖南人一来就是几万人，真是兵强马又壮了，为西南边陲增添了新气象、新活力。而湖南人又特别能吃苦，生存能力特别强。湖南人在短短时间里，使云南农垦橡胶种植面积从5万亩猛增到20万亩，为云南农垦奠定了深厚而坚固的基础。”

柳中元告诉我，有一天，他在山林中发现一只大象陷进泥塘里，这时，他想起职工们肿得亮堂堂的脸和一条缝的眼睛，想起职工们把唯一的希望吊在他身上。“我不能让职工们饿死在祖国橡胶事业的最初阶段，我们也不能坐等上面救济，我们应该自己想办法救自己。”柳中元望着四周蛮荒，“这些蛮荒等待我们去开垦啊!开垦这些蛮荒刻不容缓，我们只有设法往肚子填进东西，才能举起锄头开荒。”

这让我想起马克思的一句话：“人必须首先穿衣吃饭，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湖南人背井离乡，迁徙边疆种橡胶，这是怀了崇高理想，这崇高的理想是建立中国急需的橡胶基地，是与国计民生联在一起的。就当年来说，这个崇高理想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理想遇到的问题是生存问题——具体就是填肚子的问题。

柳中元一枪把大象打死，发动全队职工把象拖回队。队部用大铁锅煮了十几锅。大象的脑袋有橡皮那样硬，5角钱一碗卖给职工。一队一个老头买了7大碗一脸盆，他饿极了，一顿全部吃完，结果撑死了。

吃了大象闯下大祸，象是记仇的动物。那些日子，人们发现大象白天在庄稼地里捣毁庄稼，一到晚上，大象又在职工们宿舍周围走来走去，吓得大家晚上都不敢出门。

队里有个湖南支边的小伙子，人长得相当标致，还是队里的劳动标兵。一天，他坐马车去五队探亲，在马车上看见一只大象正在山坡上捣毁庄稼，他赶忙回队拿了枪，沿大象的脚印追，追了两公里追到大象，他对大象放了8枪，枪里只有9颗子弹。受伤的大象朝山坡倒下，小伙子以为象死了，提着枪继续去五队探亲。突然，大象站起，回过头朝小伙子追来，小伙子被追进刺蓬跑不动了，象鼻子轻轻一下把他卷起，然后像丢石头一样甩出，又走过去往他身上踩上一脚。

柳中元发现小伙子一去没回来，跑到五队打听，发现小伙子没去五队，又打听到有人看到他背了枪出门。柳中元到处打听，一个猎人说那个方向曾经有枪响。柳中元顺着大象脚印方向走进去，在离公路两公里的地方发现小伙子伏在地上，头皮光光的，屁股上一窝蛆。柳中元喊了一声“多好的小伙子啊!”眼泪就流出来了。他在小伙子旁边拾起那支枪，枪里面锈了，但还有一颗子弹，他朝天放了那颗子弹。柳中元在对面山坡发现了一堆大象骨头。可能大象挨了几枪，当时没死，最后是人死象亡了。

柳中元突然停下来，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不知是让他继续讲下去，还是让他停止。我知道我的采访只会使老人多一次痛苦回忆。记得我在景洪农场采访时，宣传科陈国祥科长说过一件令我心痛的事：1960年的一天晚上，景洪农场一队失火，整个生产队燃起来了。有一对夫妇和两个小孩困在房里，房里的男人想，队里的仓库也着火了，仓库里有老苞谷，一队开荒全靠这些老苞谷啊!他不顾妻子的阻止，冲出火海抢救队里的老苞谷。队里的老苞谷全部抢救出来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却被烧死了。当时的场面是：一个孩子抱着母亲的腿，一个孩子被母亲抱在怀里。我想，要是那个男人自私一点，不去抢救老苞谷，一个完整的家就保全了。可在那个饥荒年代，人们头脑里装的还有什么比食物更重要的东西呢?他一定是想，只有保住食物才有保住妻子儿女的可能，但他没有想到结局，一个令他不敢相信的结局。男人简单纯真的思想导致他下半辈子都会在噩梦中生活。现在，我坐在长沙舒适的书斋里写这件事时，胸口还一阵阵地疼。

柳中元又跟我说：“生活苦，劳动艰辛，但我们仍然上山开荒，快到大年三十我们还在山上。要过年了，队上还没有搞到过年的肉，我心里不好过。你知道，湖南人是讲究过年吃肉的，只有吃了肉才是过了年。为了给职工过一个有肉吃的年，我带人去寨子偷偷买猪。”

我知道，在那年月是不准私自买猪的，他们的行动有些铤而走险。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早上，柳中元带老张和一个小伙子悄悄去边远少数民族寨子买猪。他们走了大半天才买到两头猪：一头70多斤，一头50斤。柳中元用两根绳子拴住两头猪，他和小伙子一人牵一头走，走到一个寨子已是半夜。小伙子看见寨子有马帮睡在那里，他钻进马帮里去睡。

柳中元说：“不能睡，走吧!等下天亮被发现要没收猪。”

小伙子说：“还走，猪都快被我们拖死了。”

小伙子实在累，话没说完就睡着了。

快天亮时，柳中元把小伙子叫醒。他和小伙子赶快牵着猪走，可还是在路过勐满寨子时被寨子的一个人拦住。

那人问：“猪哪里买的?”

柳中元说：“在上边寨子买的。”

那人问：“有证明没有?”

柳中元说：“有。”

那人说：“拿出证明看看。”

柳中元说：“我们把证明交给卖猪人了。”

那人说：“你们没带证明，赶快走吧!”

柳中元和小伙子抱起猪就跑，刚跑几步，有几个男人背着火药枪朝这边追来。老张见形势不妙，对柳中元说：“你们赶快跑，我留下来和他们讲道理。”

柳中元和小伙子抱着猪，边往山上跑边等老张。

老张被当成盗购猪的抓到区政工干部府，他们要老张交出猪。老张想到队上要靠两头猪过年，始终不交猪。区政工干部府就把老张关在区府里。

柳中元跑到山上跑不动了，他把猪藏在森林里等老张。左等右等见老张迟迟不来，想牵着猪走，可拖了一个晚上的拴猪绳子断了。柳中元抱起那头大猪用树藤捆，大猪一叫小猪吓跑了，小伙子追到山顶上才把小猪抓住。

柳中元和小伙子把两头猪拉回队已是第二天，柳中元和队长跑到区上接老张。

区上人说：“你们盗购猪，只要把猪送回来我们就放人。”

队长说：“猪都吃到肚子里了，怎么送?”

队长和他们办事的人说不清，直接找区领导说明原因。区里领导对办事人说：“湖南人千里迢迢来我们边疆建设不容易啊!放了老张吧!”

柳中元告诉我：“老张终于回来了，我们才过上了一个有肉吃的年。”

当我听到“老张终于回来了，我们才过上了一个有肉吃的年”时，心情变得异常沉重，人降低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还有什么有所不为呢? 这时，我又想起在勐醒农场采访时，勐醒农场宣传科长邹贻桃说的一段话：饥饿疯狂地迫使人满地找食，饥饿折磨得人见到能吃的就往嘴里塞。湖南人见傣族人杀一头米线猪——米线猪就是猪寄生了绦虫，是不能吃的病猪，傣族人把这种猪埋到土里。晚上，湖南人把米线猪挖出来，偷偷背回家，在油灯下用针把米线一粒粒挑出来，把肥肉煎油，瘦肉炒着吃，算是全家一次改善生活。湖南人把少数民族同胞埋在土里的生了白毛的死猪、死牛、死马、死狗都挖出来吃。少数民族同胞笑湖南人为了填饱肚子什么都拿来吃，湖南人说：“这算什么?填了肚子好开荒呀!”

“填了肚子好开荒呀!”多么悲壮的语言。

湖南人为什么会什么都拿来吃?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把少数民族同胞死了的生了白毛的死猪、死牛、死马、死狗填进肚子?当开荒与饥饿在农场展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时，有股强大的力量支撑着湖南人，那就是想办法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能开荒，只有开荒才能种上橡胶。

蛮夷之地　瘴疠之区

如果我不深入边疆采访，我就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瘴气”危害存在。那年月，正当湖南人和农场职工喊着“为社会主义的列车，不要在橡胶事业上误了点”、“战天斗地，为国开荒”的口号，农场在几个月内创造出惊人业绩时，“瘴气”却悄无声息地来临了。

医学上称“瘴疠”为恶性疟疾，是亚热带潮湿地区流行的一种传染疾病。有“瘴气”的地方，蚊蝇、细菌滋生繁殖快，易暴发各种流行病，凡遭遇“瘴气”的人九死一生。云南农垦的原始森林正处在人烟稀少、荆棘丛生、野兽出没、蚊虫肆虐的蛮夷之地、瘴疠之区。据《辞海》记载：“西双版纳等地区……位于滇南澜沧江两岸，气候湿热，林木茂盛，有‘绿宝石’之称。森林里有野象、老虎、犀牛、长臂猿、孔雀和双角犀鸟等珍贵动物。出产樟脑、剑麻、香蕉、菠萝、咖啡、椰子等，……解放前这里基本上保留着农奴制度，生产停留在刀耕火种时代，疟疾横行，是我国几个死亡率很高的‘高疟区’之一……”

诗人白居易曾这样描写云南“瘴疠”：

闻道云南有泸水，

椒花落时瘴疠起。

大军涉步水如汤，

未过十人二三死。

5.

我曾看过一个资料：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远征军兵败野人山，数以万计的中华儿女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葬身险恶无比的原始森林。沼泽、野兽、蚂蟥、蛇虫、瘴气、疾病、毒蚊以及饥饿、伤痛一齐向军人进攻。日本人没能消灭他们，但是野人山却把这支中国军队消灭大半，被称为“白骨之路”。

关于“瘴疠”，我赶到红河州蚂蟥堡农场采访了湖南支边人、老协常务副主任李锡和。

李锡和告诉我，他在蚂蟥堡农场五队当队长时曾感染“瘴疠”，命悬一线，后来算是命大，从“瘴疠”魔掌里挣扎出来。

春季，山上茅草抽花，百鸟鸣唱，正是农场开荒的最好季节。李锡和领着五队职工开荒。一天，湖南青年胡家川挥起锄头时突然头晕，身体无力，天上出着太阳，他却直冒冷汗。李锡和以为他是连日开荒累的，叫他赶快回家休息。胡家川回到家，蜷缩在被子里还发冷，到半夜却高烧39摄氏度，早上起床，他又开始呕吐、拉稀。

五队职工感到奇怪，胡家川是一条硬汉，他一直是劳动标兵的保持者，怎么突然病倒了呢?湖南青年黄洪岩和芦秋连去看望胡家川，结果他们也莫名其妙地病倒了。去看望过黄洪岩、芦秋连的湖南青年，第二天都上不了山，倒在床上起不来。

五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惊慌。

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瘴疠”悄无声息地来临了。

“瘴气”游离在原始森林，每逢大雨之前或大雨之后，森林里有一种雾状物四处游荡。远看，像一层薄薄的灰纱;近看，像若隐若现飘动的袅袅炊烟。当它像一层薄薄的灰纱时，罩住森林不散，人一旦进入，就会发现，这哪是什么薄纱，分明是亿万只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和毒蚊纠结在一起散布的毒液，进入人的呼吸道;当它像飘动的袅袅炊烟时，飘动到有蚊蝇的地方，蚊蝇就成了毒蚊蝇，被毒蚊蝇咬上一口，被咬的人就莫名其妙地忽冷忽热，发高烧，打摆子，呕吐。

据传，明朝起义将领李定国未能完成复兴大业，在中缅边境几经转战，最后定居南疆，准备行开发之举，但壮志未酬身先死，病死在这荒原“瘴疠”之乡。后来明清边陲用兵，只及思茅就十丧八九，再不敢越雷池一步。世界旅行家马可·波罗，历史上的杨升庵、徐霞客，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也未能涉足这片神秘而恐怖的土地。而今天，湖南人来了，湖南人要在这个人人避之的魔鬼头上动土，魔鬼哪能放过你?

李锡和见职工一个个都起不了床，命令不准相互串门，只准医生看病。

李锡和告诉我，当年医疗条件差，哪有真正的医生?只有一两个懂点医学的人上山采些草药给病人。轻者吃草药，重者送县医院抢救。而县医院路途遥远，病人往往在半路上就死了。胡家川就是作为重者在送往县医院途中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五队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中送走了胡家川，又接着上山。当时正是开荒季节，病倒的人下山休息一下，又继续上山开荒，他们提着砍刀锄头，心里想的是“战天斗地，为国开荒”，生命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下山。

生命诚可贵，而在这里，这些湖南汉子湘妹子，不顾生命危险坚持开荒。开荒在湖南人这里成为一种自觉行为。这种自觉行为被一种强大力量支撑着，那就是中国橡胶急需开荒。他们是举起锄头用尽全力，在生命的缝隙里坚持开荒。

然而，荒山上的“瘴气”是飘游不定的，人们无法确定，无法防御也无法控制它，它什么时候飘来了，又什么时候飘走了都不在人们意料之中。当人们走进森林开荒，那就是进入了它的世界，侵略了它的世界。侵略了它的世界，它哪会让你活着出来?

正当大家开荒开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那只看不见的魔掌又伸向了湖南支边青年张任球和吴长仁。张任球和吴长仁举起的锄头，变成了在太岁头上动土，在魔鬼嘴里扒食。抵抗力强的人，从缝隙里逃脱它的魔掌;抵抗力弱的人，成了魔鬼嘴里的牺牲品。

张任球、吴长仁属于抵抗力弱的人，他们发冷、拉肚子，身体的下部好像开了水龙头，流个不停，几天下来拉得不成人形。他们被送进卫生所，他们喊冷，护士把他们的病床抬到太阳底下，身上盖了三床被子他们还是冷，冷过之后又是高烧。

医生说：“这是从未有过的怪病。”

湖南人说：“这可能是水土不服。”

医生说：“致病的原因可能是感冒引起的。我们就当感冒治吧!”

医生给他们打针吃感冒药，当发现张任球和吴长仁久病不愈时，又被人们说成中了邪。

病了半个月的张任球、吴长仁突然提着锄头上山了。

李锡和说：“下山!给我到床上躺着。”

他们说：“队长，现在开荒这么紧张，我们躺着心不安，还是让我们来开荒吧!”

李锡和怎么赶，他们都不下山。

这时，“瘴气”又化成一种小黑蚊子，这种小黑蚊子传染相当古怪：五队的湖南支边青年被小黑蚊子叮过后突然倒下了。先是几个，接着十几个，后来98%的五队的湖南支边青年被小黑蚊子叮过后浑身无力，高烧不断，扛锄头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而医生用尽浑身解数也救不了患者的性命。

有两位湖南青年上午在山上开荒，下午被小黑蚊子叮过后高烧不退，最后，在送往县医院的途中被夺去生命。这时，当地的老百姓正好盖了一排房子，碰上这种小黑蚊子，你传染给我，我传染给他，被当地老百姓说成是湖南人来了闹鬼，当场把房子烧了，拒绝和湖南人的一切来往。

五队陷入一种极度的恐慌和混乱中。上山的人，不光姑娘在流泪，那些从不流泪的汉子也流下恐惧的泪水。

这时我想，要是他们不来边疆，他们的命运又会怎样?这成了裸露在历史河床上的问号。令我惊叹不已的还是我们勇敢的湖南人，他们没有问前面是什么，没有问将来的命运怎样就来了。来到这里，就是孤注一掷，把自己抛在了这里。

李锡和告诉我，西双版纳曾有个分场中了“瘴气”，当年交通不便，澜沧江没有大桥，送病人去景洪医院得先走路再坐小划子过河，病人往往还没上船就死了。几天内一个分场的人死去三分之二。这事惊动了中央调查部和中央卫生部。后来按中央指示把这个分场取消，直到1992年条件好了才重新建起那个分场。

我似乎明白了一个真理，在人与大自然的较量中，显出了人类的无能为力。大自然能包容你，但不等于一味地慷慨待你。当你动了大自然的东西，就像你偷了大自然的荷包，大自然就用另一种方式报复你。这也算是上苍给人类一种公平的惩罚。人类只有承受惩罚，因为你要从它那里获取橡胶。国家急需橡胶是要以大自然的惩罚为代价的，而这些被惩罚的人就是为国家作出贡献的英雄。

李锡和带着五队职工又上山开荒了。

我想，他们知道国家迫切需要他们大力开荒的速度刻不容缓。他们是怀了对祖国坚定的信念上山，是在险恶的环境里开荒，他们的目光是坚定的，举起的锄头是刚强的。

这让我想起中学读过的哥伦比亚里维拉的小说《旋涡》，虽然时间久远，记不清小说的具体情节，但记得小说描写的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农场主如何残酷剥削压榨橡胶工人，是一部橡胶产地土著和胶工的血泪史。亚马孙河流域的橡胶刚刚开发时，支流马努河沿岸几千印第安土著被白人殖民者掳去开荒、种胶、割胶。胶树流出的黏液就是当地土著和胶工的血和泪凝成的。

世界橡胶的开发史可以说是一部橡胶原产地土著和橡胶工人的血泪史。而在新中国，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发橡胶，人民就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命运就是自己的命运，国家的事业就是自己的事业。为国家开荒，作出的种种牺牲都是自觉自愿的。

当李锡和带着五队在山上创下一个又一个业绩时，“瘴气”又化成一种马路骚，在人们开荒时，偷偷爬到人们身上，寄生在人身上不动。马路骚的嘴上有个倒钩，叮住就扯不出来，一扯就把肉皮一块扯下。被马路骚叮一口，人就浑身没劲，高温不退，接着打摆子。打摆子的时间有规律，今天中午打摆子，明天中午照样打摆子。打摆子有时是半个月，有时是一个月。在长期营养不良、劳动强度大、抵抗能力弱的情况下，不到一个月，人就脱水而死。

这时，我想起“武侯南征畏却步，铁骑踌躇鞭不扬”。云南是诸葛亮、忽必烈这些征战南北的将相帝王都不敢轻易驱兵进入的“死地”。自古以来，就流传“老鸹过××，也要掉下三根毛”、“十匹骡子九匹倒，还有一匹不吃草”。

李锡和成了那匹不吃草的骡子，他晚上打摆子，后来变成天天晚上打摆子。后来他又染上钩端螺旋体病，体内出血，疼痛难忍。

他被病魔缠身20多天后才同意人们送他到蚂蟥堡卫生所。

梅尚志医生在一个黄昏时对五队的人说：“这病厉害，你们为他准备棺材吧!”

我可以想象，那是个怎样的黄昏。我想，那天黄昏，奔泻千里的红河呜咽着，黯淡无光的落日笼罩着整个蚂蟥堡。

大队领导朱义芳闻讯赶到卫生所，大声说：“快送河口县医院。”

人们手忙脚乱地抬他出门。

梅尚志医生赶快拦在医院门，用身子堵住说：“送河口县医院靠担架顺铁路走要好几个小时。只怕到不了山腰就……现在就死马当做活马医，在这里尽我的一切力量试试。”

朱义芳说：“我们不可能让你试试，你一定要治好。否则我饶不了你。”

梅尚志医生轻声说：“你们先抬回病床上，手脚轻点，患者还在无知觉中。”

那天队领导胡绍钦也来到卫生所，他与卫生所同志24小时轮流值班，炊事员张志华也专门为李锡和送来稀饭。

守了一夜的胡绍钦，第二天一早，赶回五队叫李锡和的妻子来看李锡和，他怕李锡和有什么意外，他妻子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

李锡和的妻子快生产了，她拖着沉重的身子，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五公里到卫生所。她看到李锡和这个样子泪流满面。

梅医生连忙安慰李锡和的妻子：“嫂子，请放心，他很快就会没问题的。”

李锡和无力说话，只能睁着眼看着她，只能拉着她的手用摇头、点头和她交流。李锡和的妻子拉着他的手一直守在他床前。天快黑了，大家劝她回去，她坚持要留下，最后，还是医生跟她表示要救活李锡和，她才放心回去。

李锡和在床上出不了声，但他担心她在半路上临产怎么办?果然，李锡和的妻子一到家就生产了。菩萨保佑!母女平安。第二天，队里人恭喜他得了个女儿，李锡和一高兴病好了一半，他为女儿取名叫“胶林”，用纸写好叫他们带过去。

也是那天，经过医生奋力抢救，硬是把李锡和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我的视线又模糊了，当大自然中的险境一个个走来，在战胜一个个险境时，除了具备一般人的力量外，还需要有超乎凡人的毅力。这本身就构成了一部中国橡胶的悲壮史诗，一部以生命为代价的民族史诗。

李锡和最后告诉我，对于“瘴疠”，云南州、县、总局非常重视，他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带着所有医院的医护人员，分头下到垦区农场、分场、生产队和一个个职工家里进行治疗。在他们的艰苦努力下，“瘴疠”这个瘟神终于在各垦区消失。

6.

我从以下的工作总结和报告中看到了当年政府的努力：

云南省动员安置委员会《1960下半年接待安置湖南支边青壮年工作总结》中反映：由于支边人员中少部分人身体较弱，加之旅途辛苦，气候忽冷忽热，患病者较多，已死亡支边人员1人，家属42人。年底除各农场组织医疗队外，省卫生厅和思茅、临沧地区组织了两个医疗队分赴各场进行防治工作。1961年1月15日，勐远农场440名湖南支边职工暴发流行病，死亡12人。思茅专署、勐腊县组成“联合医疗队”进行防治。

1961年11月4日勐定农场《关于支边人员一年来在我场建设事业中的情况向专局的报告》：临沧地委对支边人员的健康十分重视，派专区卫生组来场，农场14位医生、42位卫生员全力配合对支边人员进行了身体普查，普查结果是：水肿病1543人，其中严重者209人;妇科病806人，其中子宫下垂56人;小儿三度营养不良157人，蛔虫病154人。针对普查情况，开展了积极的防治工作。1961年12月，云南省委、省政府组织医疗队赴支边人员安置点检查病残人员时，仅勐定农场2000余名湖南支边职工中竟有1500余人患有水肿病，1000多名湖南支边女职工，竟有800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妇科病，几乎所有人员都患有肠道寄生虫病，年内死亡男女职工60余人。

一位出生于湖南衡阳，如今在云南民族学院任教的女教授张宁出版的《勐捧模式研究》记载：

1961年“瘴气”也就是疟疾流行，勐捧农场职工50%患病，在湖南支边职工中更高达68.7%。当时农场缺医少药，无力解决这么多人的治疗问题，后来是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才解了围。以后疟疾和痢疾暴发前，利用云南“一屁股可以坐到三种药”这得天独厚的条件，土法上马，挖药回来煮一大锅来预防。农场的医疗设施异常短缺，上世纪70年代初，才开始建立农场“卫生队”，医护人员不仅当医生，还要当粮农、菜农、伐木工、割胶工、木匠、泥水匠、打井工，等等。直到1974年开诊，门诊部、住院部清一色的茅草竹笆房，仅有的两间土坯房用作X光室、心电图室、手术室等，而这些手术室里，除了医疗器械外，就是墙上糊了报纸，顶上吊了塑料布而已，只有胃切除等大手术才有资格在这几间土坯房里做，连分娩也只能在四面透风的竹笆房里进行。

黑色十月，农场重建家园

当“瘴疠”这个瘟神的阴影终于在各垦区消失时，农场迎来了10月天，农场领导并没有感到轻松。10月，天干地燥，茅草竹笆房，只借点火星，茅草就会燃起来，竹笆一炸飞起来，一间房着火燃起一个队，几分钟把一个队烧得精光。

我到橄榄坝农场周春发家采访时，他正在埋头给橄榄坝农场写农场史。周春发74岁，中等个子，圆脸，说话很文静，有些词语还挺有诗意。退休前他是橄榄坝农场宣传科科长，在当地有作家和才子之称。退休后，他仍然笔耕不辍，帮农场写农场史、党史。

我问他，农场史写到了哪段历史?

周春发告诉我，他正写到竹笆茅草房是沿袭少数民族世代繁衍生息的房子，这种房子寿命短，稍有不慎便会引发火灾。一旦起火，一个队几分钟烧个家光业尽。周春发说：“薛作家，你别看现在老职工住着钢筋水泥楼房，家中沙发、冰箱、大屏彩电样样齐备。可在那时，无地位之高低，无新老之尊卑，住一色茅草房。每次起火，我们从开荒地赶回总是看到女人抱着孩子出来，身上只穿了一条短裤。火烧过几次后，那些爱美的姑娘上山把好一点的衣服带到山上，她们宁肯没饭吃也不肯火烧了没衣服穿。

“在10月，农场火灾频发，严重影响湖南人扎根边疆的信心。这时，农场领导积极想办法。白天，男女老少上山开荒;晚上，男女老少就想怎样把自己的‘窝’理好。队领导组织大家砍些竹子，将家里房子进行修补，把房里的床、凳、桌打牢固，把竹笆床、篾笆桌、竹凳子的脚都埋在地下搬不动，让它成为‘死东西’。当时有句话：‘木头丫杈、木头枋，几块竹笆铺成床。睡觉翻身嘎嘎响，一不留神摔地上。’我们把它们的脚变成死物，避免夫妇半夜床垮、吃饭凳子倒了栽跟头的笑话。割些茅草把房顶加厚捆牢，不让漏雨或被风刮烂。”

周春发写了这样一首诗：

荒原悠乐山下，竹篱茅舍为家。

竹桌竹凳竹马，竹门竹床竹笆。

精巧编织竹器，匠心绘制图画。

离开湖南故园，要在南疆筑厦。

诗中，我读出了湖南人的信心和美好憧憬。

周春发说：“正当燕子衔泥垒窝之际，一场场火灾降临了。”

1961年3月13日下午，橄榄坝农场曼岭三作业区二队的职工顶着烈日开荒去了，队里剩下老弱妇幼及后勤人员。队里一个老职工煮红薯时，一不小心一个火星飞到草墙上，霎时房屋被点燃，竹笆“啪”地一炸，一个火球飞向另一幢房。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房屋被烧得“噼噼啪啪”响。等人们从胶林地跑回队，只见浓烟滚滚，大火冲天，紧急中，有人奋不顾身跃上房顶，用长把砍刀掀开茅草，切断火源。但任他们怎么努力都无法扑灭熊熊烈火，眼睁睁看着粮仓和全队9幢草房在噼啪的竹爆声中化为灰烬，跟着化为灰烬的是衣服、被子、苞谷、山药、冬瓜、南瓜等。

这时，天黑下来了，大家只能露天而宿。

正当大家悲伤至极情绪低沉时，电闪雷鸣，滂沱大雨倾泻而下。大家一片慌乱，有的拉油布做篷，有的往大树下钻，腿脚利索的跑到邻队去躲雨。邻队的茅草房正遇涨水，茅草屋周围没有水沟，水直往地势低的屋里涌，被水淹了一尺多深的茅草房像是一口鱼塘。

房子浸泡在“鱼塘”里，门、桌子、床开始往下沉，人们有的顶门，有的搬桌子，忙成一团。终究，房子经不起浸泡，“轰”地倒了，剩下的一个骨架孤零零地指向天空。房里的棉被浮在“鱼塘”里，鞋子和衣服顺水漂走了。慌乱中，人们找鞋子衣服，东家的衣服漂到了西家，西家的鞋漂到了东家，张家人的鞋子被李家人穿上，李家人的衣服被王家人穿上。他们从“鱼塘”跑出来，外面一片漆黑，狂风暴雨又让他们站不稳脚，借助闪电，发现被大风刮倒的房里有人呼救，大家不顾风急雨大，拿着火把，一齐把茅草房搬开，当看到一个个人从房子底下爬出来时，大家才松了口气。这时，大家又惊奇地发现，“鱼塘”里浮起了蛇、老鼠、蚂蚁、蚊子、蜈蚣、蚂蟥。

我说：“屋里怎么浮起了蛇、老鼠、蚂蚁、蚊子、蜈蚣、蚂蟥?”

周春发说：“当年我们与蛇、老鼠、蚂蚁、蚊子、蜈蚣、蚂蟥共一屋。”

与蛇、老鼠、蚂蚁、蚊子、蜈蚣、蚂蟥共一屋?我非常吃惊，看他认真的样子不像说着玩。

周春发说：“这里的蜈蚣有10多厘米长，小指粗，大公鸡也得花些工夫才能将它啄死。说说我的亲身经历：

“有天我散工回家，妻子颤抖着说，房子里有蛇。听到蛇跑到家里，我非常恐慌，但我装着若无其事，我说，不怕，我去捉蛇。跑进房，我没发现蛇，却看到成群结队的白蚂蚁从地下从泥墙爬出来，我想烧锅水浇死白蚂蚁。当我揭开锅盖，发现锅里一窝蜈蚣，这时我身上被什么东西刺了几下，原来一条蜈蚣不知什么时候爬进我脖子。我赶紧脱衣服洗澡，等我到木箱里找换洗衣服时，发现衣箱里没有衣服只有黄土——衣服被白蚂蚁吃光了，只留下它们拉出的黄土。我非常气愤，当时公家只给两丈布票啊!

“我们每天开荒，有时干到很晚才回家，每天从山上回家就想睡觉。我进屋吃点东西就洗脚睡下。我刚睡下，感到有什么叮到脸上很疼，我一看一群蚊子嗡嗡停在我脸上，脸上立即红肿、疼痛，瘙痒不堪。我一掌过去，一脸的血，再捏起一只死蚊子，妈呀!有黄蜂大。云南十八怪之一：‘三只蚊子一盘菜。’我往屋顶看，一看吓一跳，屋顶上落满了黄蜂大的蚊子，它们是白天飞进来粘在屋顶上不走，专等晚上飞下来咬人。我用一把竹条子赶蚊子，蚊子没赶走，人累得没一点力气。我疲惫地倒在床上，一会儿，我露在外面的脚指头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咬着，我睁开眼睛，呀!一只老鼠在啃我脚指头，我跃起，老鼠唧唧叫着跑到墙洞里去了，还有几只老鼠毫不费力地从泥墙钻出来偷吃锅里野菜。妈的，我这里成了老鼠窝。我起身赶老鼠，发现老鼠又钻到墙里去了。明天我要把墙上的老鼠全掏出来，用泥巴把老鼠洞封死。我实在太困了，就给它们放一天假吧!我又上床去睡，刚睡着，有更大的动静把我搅醒，我看到一条条蛇追老鼠，追得唧唧叫。我翻身坐起，感到一种冰凉的东西在我肚皮上，我手一摸：蛇!一条蛇爬停在我肚子上，我不敢动，只有等它慢慢地从我身上爬过去。这时，我发现床的竹杠杠上有蛇爬动，而且发现那些蛇都是从墙壁里出来的。这时我明白了，老鼠吃饱了懒得动就在泥墙里做窝，老鼠多了引来蛇，蛇是吃老鼠的。蛇吃饱了也不想动，也在泥墙里做窝。妈的，明天多和些泥巴把墙堵死。快到天亮时我又睡过去，这时，白天从山上带下的蚂蟥偷偷藏在我身上，分泌的液体让我感觉不到痛，蚂蟥吃饱了从我身上滚下来，我一翻转身压死七八条蚂蟥。早上起来，床上的血分不清是人的还是蚂蟥的。我拾起这几条蚂蟥骂了一句，娘的，在这里与蛇、老鼠、蚂蚁、蚊子、蜈蚣、蚂蟥共一屋了。”

周春发虽然说得很幽默，我却听得毛骨悚然。我无法想象当年的边疆，也无法感受他们当年的感受，但这是一个真实边疆的描写。在边疆，他们还有什么不可能遇到的呢? 边疆，黏稠的红土地、茂盛的森林，一个个险境正横亘在湖南人面前。湖南人怎样跨过去的，这正是我要往下采访的。

我说：“周老，那天失火的雨夜，后来大家怎样了?”

周春发说：“那一夜，大家都坐在地坪里，妇女埋怨丈夫，老人数落儿女不该来支边。有一部分人挑起行李纷纷往外走，嘴里喊道：‘回去!回去!还是自己家乡好。’但是埋怨归埋怨，大家终究没有回去。房屋没了，没有了遮蔽之处，大家懊丧地坐在地上度过凄惨的夜晚。

“天明，雨过天晴，火辣辣的太阳又出来了。大队领导闻讯赶到，察看灾情，召开骨干会议，召开职工大会。领导在职工大会上说：‘房子没有了，可以再盖，家当没有了，可以积攒。凭着我们勤劳的双手，战胜困难，重建家园。’大队领导发出命令，把受灾户安排在附近几个队住，要求附近队的人捐衣送物，解决目前困难。要求附近的几个队每个队负责盖好一幢房子，两个星期完成。”

周春发告诉我，灾后的每一次重建，意味着又一次从头开始。但全队职工都是干劲冲天。

二队职工在队领导程太宝、鲁光文带领下，又鼓起勇气建房。这里建房方式很特别，只要推平地基，砍几棵带丫杈的树干做柱子，打竹笆围成墙，架上梁檐盖上草，房子便建成了。当年一没有砖，二没有瓦，更没有水泥砂浆，只有就地取材的木头、竹子、茅草三样宝。男职工上山砍竹子，竹子扛回家做成柱子、横条，剖成椽子、篾条;女职工去邻队挑稻草，连夜把稻草编成草排。大家齐心协力把材料备齐后，男的支木架，叮叮当当;女的盖草排，窸窸窣窣。树条架屋，长稻草和着泥巴挂上，用手抹得光滑就是墙。

经过几天几夜奋战，竖立了一幢幢茅草房。大家连夜搬进新家，第二天一早又提起锄头上山开荒。

周春发说：“薛作家，你不知道，我们虽然被烧个精光，但湖南人对边疆那份感情是很深的。我们只要有一口饭吃，有一个窝住就举起锄头上山开荒了。”

搬进新房的第二天晚上，大家提着锄头从开荒地回家，发现一个人用铁锹铲起一铲红火炭往新房顶上倒，二队又着火了，因为晚上都在家，大家全力扑灭，才幸免了灾难。这个纵火者被周新良带领的民兵抓获。

7.

事隔一个月，1961年4月26日下午5时，橄榄坝四队的全队职工上山开荒，家中无人看管小孩引起火灾，队上的三幢竹篱茅草房霎时化为灰烬，20多户新工人仅有的一点可怜“家当”全部化为乌有。

我算是真正看到了三湘儿女面对的现实和他们赖以生活的地方。尽管踌躇满志的湖南人早有思想准备，但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的条件如此险恶。

周春发告诉我，湖南和这里是两个世界，在湖南农村再穷，住的依然是砖瓦房，家具样样齐全，而这里一夜成了穷光蛋。这时，人们是多么留恋湖南那青山绿水、青瓦木屋啊。俗话说：“住茅屋，贩种田，一世到老不安然。”有人认为民族地区不是久居之地，不能安居乐业，产生了动摇心理，正在这时，湖南那边闹出回家分田，个别人开始刮起一阵返湘风。

这时，我在想一个问题：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一个人能承受的极限有多大?能坚持多久?我想，数万湖南支边人，如果没有几人返湘，反而不正常，有人返湘才是正常的。

在以成败论英雄的今天，肯定会有人认为，能在险恶环境中坚持开荒的人是英雄，不能坚持逃回去的人是狗熊。

我不这么认为。

我不认为坚持边疆的是英雄，而返湘的是狗熊。

当人不能决定自己出身的时候，能决定自己在哪里生活，在哪里是他能承受的极限。他们既是最高劳动的创造者，又是一条条普通的生命。当到了不能承受的极限时，选择离开并非是他们的错。

1962年1月，橄榄坝二队某事务长以请假探亲为由返回湖南醴陵，这只领头羊拉开了二队回湘的序幕。

二队人都以同样的借口请假回湘，农场领导已有察觉，开始对湖南人请假控制。当年如果没有被批假，开不到通行证，就坐不到船、车。坐不到船、车，就寸步难行。

当年橄榄坝去景洪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坐小木船;另一条是渡江南，穿越南联山丛林再到景洪。农场不批准假，二队人就在夜间偷偷溜走。他们邀几个人结伴，挑着行李，晓行夜宿，11天徒步走到昆明，平均每天行走60公里。二队职工汪触发、刘珍丽、汪驼背兄嫂弟三人，扶着年迈的父母，由于没有通行证坐不到小木船，只好沿澜沧江北岸由下而上，逢沙滩，爬陡坡，穿灌木丛，步行几天才到景洪。可景洪到昆明没有通行证不能坐车，他们又沿公路往前走，公路上有农场武装人员追赶。尽管他们行程艰难，但他们还是回去了。

我问：“他们是怎样回去的?”

周春发说：“我只能用‘触目惊心’四个字形容。”

《橄榄坝农场场史》记载：湖南支边人从1962年，总人口852人，自动离职的201户。二队有支边人40户，返湘17户。德宏州农垦局在1961年12月15日的《一年来湖南支边人员发展变化情况统计表》记载：全垦区6个农场支边人员，到场一年来仅有3人擅自离场。

八百里洞庭我的家

为了真实记录这场返湘风波，我从橄榄坝农场转到东风农场采访陈崇炎。

东风农场位于景洪县勐龙坝的边陲城镇。我发现，我追溯历史却走进了一个现代化的东风农场。云南作家鄢家骏曾这样形容东风农场：那宽敞繁华的“东风一条街”是东风人当年用赤足踩平的荒草地;那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建筑群落，是东风人当年借以栖身的野竹林;那万人的影剧院，是东风人点燃第一堆篝火的地方;那书声琅琅的学校，是东风人当年翻起第一犁泥土的处女地。

农场党委书记、场长匡公元，当年被父亲用箩筐从湖南挑来云南支边时只有3岁。他从小在农场长大，又在农场参加工作。他当过农场宣传队队员、保卫干事和农场青年科长。他27岁任农场党委副书记到至今任书记，饱受了创业的艰辛，现在他又带领党委一班人提出农场“二次创业”的发展思路，朝世界一流天然橡胶生产企业的目标前进。东风农场的另一位领导、农场党委副书记唐保国，和匡公元一样，2岁被父母亲用箩筐挑着从湖南祁东到云南支边。他认为东风农场虽然在发展橡胶产业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和挑战，构建先进企业文化，探索文化管理模式是增强农场凝聚力、提高农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我从莽莽的胶园、壮观的制胶车间、整齐的职工住房，从城镇繁华的东风路、小康路、知青路、景观大道和集贸市场，从文化广场雕塑群的“创业碑”，从反映东风艰苦创业和取得辉煌成就的博物馆，看到了他们实施文化企业的战略。这座文明、生态、现代的边陲城镇，像南疆的一颗明珠镶嵌在万顷胶林中。

陈崇炎就住在东风农场后院。

陈崇炎在朝鲜战场上当过兵，在海军部队当过四年班长。1957年根据“无论资格有多老一律回农村”的政策他回到农村当治安主任。1959年11月他听到毛主席支边号召，报名支边成了大队带队干部。

我到陈崇炎家时他刚从草坪打门球回来。他中等身材，一头银发，脸上有几块明显的老人斑，但脸色红润。看他走路脚步噔噔踩在地上，一点看不出他有84岁了。因为刚打了球，他脸上、衬衣上都是汗。他进了一趟里屋，出来时换了一件白条纹衬衣，他把衬衣领子的风纪扣了扣，笑眯眯地说：“来，来，坐这里喝茶。”

他把我拉坐到沙发上，自己在沙发旁一条小板凳坐下。

来之前，有人告诉我，他耳朵有些背，要我说话声音大点。他就挨在我身边坐着，在我考虑要不要大声说话时，他指着门外的胶林先说话了：“5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野，东边的沼泽地长着一人高的飞机草，南边的葫芦塘开着紫色的葫芦花。是湖南人和农场职工一锄锄开出了这个万顷胶林。”

我说：“陈老，我感到我们湖南人和农场职工了不起呢!”

他笑了笑说：“一辈子在这里了，种橡胶，我们种了一辈子，把农场完全当成了自己的家。”

我问：“您老觉得值得吗?”

他说：“看到我们一锄锄开出的万顷胶林用在国家建设上，值得。再没有比这值得的了。”

他老伴从门口摘了一个芒果进来。陈崇炎说：“我家种的。尝尝，湖南没有的水果。”

这时我才发现陈崇炎住的是一个独立小院，院门口种有橘树、芒果树。我问：“就您和老伴住在一起?”

陈崇炎说：“对。儿女在农场工作，他们都有房子，住在我前面的那个院子里。现在我和老伴都有退休工资，日子很好过。”

也许是顺着风，或是离得近，和他几句对话他都一下子听见了，而且反应极快。采访中，我发现陈崇炎的记忆力非常好，担心采访的障碍一点也没有了。

我说：“那年湖南人返湘，听说是您把他们追回了?”

陈崇炎说：“我不是追他们，我是护送他们，或是请他们回来。”

陈崇炎说完，脸上变了变色。我知道，我问这话，是把老人拉回了过去，这个过去就是半个世纪以前，老人明显地进入一种痛苦的沉思。我赶忙补充道：“其实我也知道，那些回家人的背后，隐藏着多少难言的痛苦。那些痛苦是无法言说的。”

陈崇炎告诉我，他们想返湘的确是忍受不了这里的痛苦。记得三十晚上都是吃稀饭，在湖南那边叫花子都要过个好年。这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湖南亲戚来信，湖南要分田了，不回家就分不到田。这消息在整个支边人员里流传开来，这也给支边人员带来难以割舍的痛苦。

我知道，田和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古往今来，多少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是围绕着土地而进行的，谁不对土地梦寐以求呢?

陈崇炎说起他去追湖南人时，他把腰板挺得溜直，坐得端端正正，目光专注地望着前方。这时，我看到的不是一个老人，而是一个部队首长在给我说一件庄严的事。陈崇炎让我肃然起敬。采访这样的老人，对我的灵魂也是一种净化。

陈老说，大年三十那晚，湖南人喝着稀饭，串着门，谈论湖南分田的事，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们唱起了《八百里洞庭我的家》：

……

椒红天无色喂

棉白地披纱叻

稻熟天下足咯

沃土生精华

嗨咯嗨嗨咯嗨

别人种豆只得豆咯嘿

我家种豆也得瓜咯嘿

只等小姑蒙头帕

鞭炮那个炸落哟

满天霞叻

天上那个云波咯

地上的花哟呵

八百里洞庭啊

我的家叻

陈老告诉我，湖南人唱这首《八百里洞庭我的家》唱得泪湿衣襟。

我说：“《八百里洞庭我的家》是唱湖南鱼米之乡的富饶，湖南人在这荒凉的边疆唱，哪能不泪湿衣襟呢。”

陈崇炎说：“有一天，他们在山上劳动时唱，唱着唱着，就有人说‘这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要回去寻找自己的家’。”

陈崇炎说：“这里也是我们的家啊，我们要把这里当家来建设。”

他们回答：“陈书记，这里吃没吃、穿没穿，我们还有什么盼头?”

陈崇炎说：“苦只是暂时的，只要把橡胶种出来了，我们就什么都有了。”

他们说：“我们是来支援边疆建设的，没有叫我们永远在云南，将来回到家田分光了，我们成了‘门外打倒黄雀鸟，屋里蚀了老母鸡’。”

陈崇炎说：“现在边疆还没建设好，我们怎能回去?”

他们说：“我们是来支边的，又不是移民。如果是移民，我们要享受移民待遇。”

陈崇炎说：“现在我们是支边参加国家建设时期，至于是支边还是移民，只能以后按国家政策办事。”

听了陈崇炎这几句话，大家都不说话了，又举起了锄头。也就是那天，大家又彻底改变了留下的意愿。

8.

那是刚过完春节的第十天，太阳爬上山峦，大家提着锄头上山。陈崇炎带大家走进树林的时候，树林里突然冲出一头野象，陈崇炎叫大家赶快丢掉锄头往山下跑。突然，身后有人摔倒，有喊救命的声音。大家停步回头，一个女职工身上衣服不见了，赤裸的身子被象鼻子挑起然后抛下来，大象吼叫一声走了。当女职工的丈夫抱起惨烈死去的妻子，他像野象一样的吼叫声使整个山峦都震荡了。大家惊呆了，满山望去全是恐惧的眼睛，让人感觉整个世界除了恐惧还是恐惧。从恐惧中回过神的人的第一句话：“回家。”第二句话：“逃也要逃回家。”

“回家!”人越是在恐慌的时候，就越是发疯了般想回家。此时除了回家，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何在。于是，从山上下来的那个晚上，大家坐在一个叫建安的小伙子的屋门口，默默地看着天空悬挂的月牙儿，想象着怎样才能回家。

建安说：“我们从这里走，顺河往上20公里，有一条小路，但藤萝荆棘遍布，怪石丛生，还有野兽出没。我们要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还要随身携带刀枪以防意外。先不急，让我摸清路线再作打算。”

一场“返湘”风在这里暗暗地酝酿着。

一个“逃跑”方案在这里秘密进行着。

大家提着锄头照样上山劳动，常人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一天晚上，陈崇炎发现一排房子异常安静，他走进看，房子空了，房子主人带着妻子“逃跑”了。他们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把难带的东西全丢下了。

陈崇炎看到地上的水印还是湿的，估计他们没有走远。他拿了一件换洗衣服，拿上枪朝一条近路去追他们。陈崇炎在一条简易公路上追到他们时，他们吓了一跳，以为他派民兵来要把他们捆回去。当弄清只有陈崇炎一个人来，他们才松了口气。

建安说：“陈支书，你别跟踪我们，我们会打你。”

陈崇炎笑着说：“我是来保护你们的。”

建安说：“我们去后面树林里解个手。”

陈崇炎说：“好，我抽支烟。”

陈崇炎坐下来抽烟，烟抽完还不见他们从树林出来，再看四周的树林没有一点动静。陈崇炎大声喊，没有人回答。陈崇炎的心提到嗓子眼，这山里有野兽啊!他们没有枪。陈崇炎提起枪满山寻，一条小溪边发出叮咚响声，他悄悄走过去，他们全躲藏在小溪树下，边就着溪水吃老玉米边讨论回家路怎么走。

陈崇炎说：“你们怎么走，不妨听听我的意见。”

他们见是陈崇炎，准备抬腿就跑。

陈崇炎说：“你们要跑也得有个好方法，乱跑很危险。”

建安说：“你是说野兽吧!野兽怕火。野兽来了我们烧火。”

陈崇炎说：“不仅是野兽。遇到国民党残军怎么对付?”

一想到国民党残军的骚扰，大家站在那里惊恐万状。

陈崇炎说：“你们不熟悉边疆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吧，我带你们先往三生产队方向走，那里有我的朋友，我可以搞到米给你们带到路上吃。”

陈崇炎带他们在三队找到湖南老乡，他打了一张借条，借到8斤米一锅煮了给他们吃。

“陈书记你真好，我们好久没这么吃过一顿了。”他们一阵兴奋，抓起筷子大口吃，边吃边说：“吃不完怎么办?”

陈崇炎说：“可以带到路上吃呀!”

他们说：“还是湖南人体谅湖南人。陈支书，你也同我们一块跑吧!离开这个不是人待的地方。”

陈崇炎心想：他们如果硬要回湖南，我也没办法，毕竟这里太苦了。我就跟着他们，护送他们顺利出关卡，只有他们安全出去了我心里才踏实。当他看到他们吃饱后真要走时，陈崇炎心里又想：边疆苦，可边疆的橡胶迫切需要人啊!人是最宝贵的。我们千里迢迢从湖南来了，又这样千里迢迢地回去，湖南人怎么看我们?我们自己怎么交代?陈崇炎心里矛盾，边抽烟边跟在他们后面，边走边说：“按我们当兵的来说，你们这样回去是不是当逃兵?”

他们突然站住了，不吭气，看着陈崇炎。

陈崇炎说：“要不我们先去景洪看看?以后也许一辈子也不能来这里了。”

建安说：“好呀!边疆呀边疆，你让我太苦了。”

陈崇炎带他们到景洪农场玩了一天。他送他们过渡船时，遇到了检查不让过，他们要扣留湖南人。陈崇炎跟他们说：“这是一批被批准了回湖南的人，我是他们的支部书记，我负责护送他们。”

他们过了渡船，陈崇炎又给他们找到一个便宜旅店让他们睡觉。第二天早上，陈崇炎把身上所有的钱掏出来给他们，说：“路上用得着，我就不送你们了。早餐后你们赶快跑，我当没看见。”

建安突然问：“陈书记，我们是不是逃兵?”

陈崇炎说：“当然是逃兵。”

建安说：“我们也不想当逃兵呀!”

陈崇炎说：“你们怎么会想到当逃兵呢?湖南人不应该当逃兵的。”

建安说：“可这日子怎么过下去?你看我妻子也怀小孩了，我不能让我儿子生在这里挨饿。”

陈崇炎说：“你们怎么会怕困难呢?想想毛主席带领部队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过雪山、吃草根，前追后堵，提着脑袋才打出一个新中国。”

建安说：“陈支书，你这个人蛮得很。”

陈崇炎说：“你说得对，我就是霸蛮。但和逃兵比，我是勇士。”

建安说：“别说逃兵了。听起来我们一点出息都没有。”

陈崇炎：“对呀!要是你们回去了，湖南人怎么看你们?那就是天天把你们当逃兵看。”

陈崇炎这么一说，他们一个个低下了头。

“天无绝人之路啊!”陈崇炎说，“你看这里有这么肥沃的土地，我们创造呀!你看那些转业军人，他们从枪林弹雨中过来，又解甲屯垦戍边，不也是为了把边疆建设好吗?既然我们来了就不要走了，安下心来，好好干。干出一番事业再走也光荣啊!”

建安说：“我们不当逃兵了。”

陈崇炎说：“我们留下来干，干好了，名誉上是为国家作贡献，但幸福日子是我们自己过嘛。”

建安说：“我们不跑也可以，但我们有四条意见你们得接受。”

陈崇炎说：“你们提出来吧!”

建安说：“第一，不打旷工。我们只有18元钱一个月，打了旷工就没钱了。”

陈崇炎说：“不扣你们钱，不要顾虑。继续说。”

建安说：“第二，不在大会上批判。”

陈崇炎说：“好。你们自觉回来，我不但不批评，还会表扬你们。”

建安说：“第三，不做逃犯看待。”

陈崇炎说：“当然不当逃犯看。放心。”

建安说：“第四，你要我们回去，你要负责我们的吃饭问题。”

陈崇炎说：“我担保你们前三条，第四条我们一起来解决。现在国家难，我们也难，一起努力吧!”

建安说：“好。我们决定不走了，但要玩几天。”

陈崇炎说：“你们不跑了就是好样儿的，我带你们玩。”

人只有看到了一些希望才有进一步向前的力量。人总是在希望中活着，未来怎样谁也不知道。

陈崇炎带他们玩了两天回到一队时，发现队上有7个人跑了。他们跑得很惊险，他们个个腰上捆根绳子，一把砍刀插在腰上绳子中，沿澜沧江而下，澜沧江两岸是竹子，他们砍竹子扎成竹排，竹排从老大桥下漂到橄榄坝上岸。他们上岸怕人抓就用竹子做了个担架，四个人抬一个人，另外两个人背行李，像护送病人去医院。他们顺着电线杆走，走了300多公里路，到昆明沾益火车站时被农场一个领导发现了。领导请他们回去，他们嘴上同意，把领导请到一个地方摆脱了。他们继续跑，这时他们中有一个人吃了发霉菠萝中毒，全身发亮，他们把他送到卫生室准备走，卫生室打电话给农场，农场派车来接他们，问他们是留下还是回湖南，他们7个人都自觉回农场了。

陈崇炎告诉我，有天半夜，队上又跑了15个人。一个老大妈一双小脚带着一个小儿子逃回去了，也不知怎么跑回去的。几天后，东风农场五作业区农业一队120个劳力跑掉40个。当年有个规定，凡是湖南人不准买车票。他们不买车票沿小路走，从景洪到思茅160多公里，沿途就像个乞丐在公路上露宿。这件事情很严重，地委书记发现这种情况后，发布命令：凡想回湖南的湖南人，沿途让他们住旅馆、接待所，吃住不收钱，一律归国家结账。这办法又使一批人被接待所劝回农场。有一次，接待所一辆大货车给农场送回30多个人。

陈崇炎说到这里老泪纵横。

我的目光停在那里，思绪追溯50多年前的支边壮举到返湘风，心情变得非常复杂。我复杂的心情极像当年湖南人支边的复杂心情。他们不想返湘，但他们难受;他们返湘，心有不甘。哪怕他们在和陈崇炎紧张的对峙中，他们也是一刻不停地喊：“你让我们回去吧!”他们回去没有错，为什么要设关口? 我可以想象：是人啊!当时边疆是多么需要人啊!多么需要人开荒种上橡胶啊!当政府对沿途返湘的人吃住不收钱时，我又看出政府也不强迫他们了，政府也看到国家难、边疆更难了。我们的政府在紧要关头仍是人性化的政府，仍然首先想的是老百姓，把老百姓摆在首位。

陈崇炎告诉我：“有几个是我让他们回去的，结果他们回去后又回农场了。那些没有跑的人，我和区领导挨家挨户做工作，说：‘你们来自毛主席故乡，湖南有着光荣革命传统。今天你们响应党的号召参加边疆建设，现在边疆的艰苦是暂时的，你们肩负着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重任，希望大家克服困难留下来。’我们上门后，一些准备离场的同志安下心来，但仍有个别人躲躲闪闪，一意孤行，继续返乡。我们又苦心劝说：‘橡胶种好了，国家富强了，农场将来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你看你们光着脚跑回湖南，以后我们种出橡胶了，我们穿着橡胶制造的胶鞋回家多光荣!’”

陈崇炎苦口婆心地把大家心说动了。

大家说：“我们听你的，陈支书，我们不走了，我们上山开荒。”

“陈支书，我们不走了，我们上山开荒。”我们国家是多么需要这句话!开荒，开荒，我们国家是多么需要人来开荒啊!如果没有人坚持开荒，荒山不会自己长出橡胶，任何橡胶的梦想都只是纸上谈兵。如果没有人大量地开荒，橡胶满足不了国家的需求，那国计民生的大事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这时我想：在这个时候什么都不重要，只有人才是最重要的。留住了人也就是留住了橡胶事业。对边疆来说，人是多么宝贵啊!“人定胜天”用在急需发展橡胶事业上是多么准确啊!

陈老慢条斯理、和风细语地跟我说着这段历史，但我能感觉他内心的激动。当他以“我们是毛主席的家乡人”去重温那段激情的岁月，又以“我们是毛主席家乡人，必须种好橡胶”结束他的谈话时，我深深感到这句话的分量。我从陈崇炎给我的一本报告文学集中摘录下这样一段文字：

当年，全场9个生产队都在深山老林。纵深场区80华里都是原始森林，铺天蔽日的深山老林将这里封锁得像“野国”一般。场区的房屋一半是竹篱、茅草，一半是稻草盖的。一遇雨屋内“滴答”不止。冷风袭来，凉气浸骨，全家人偎在一起相互取暖。一有人动摇，领导就上门做工作说：你就往好处想，这草房利索、快当、简陋、稀薄、通风、透光、温凉适体，虽然置身丛莽，有“野”的苦涩，但也不乏“野”的乐趣。住在野林之中，尚有山泉叮咚，小虫啾啾，百鸟歌唱，婉转动听，还有鲜花终年芬芳浓郁，田间散发出沁人心脾的稻香。这是湖南无法享受到的乐趣。你坐在竹篱草堂里，白天，金阳洒地，晚上，皓月当空。若还嫌逍遥不够，你可去数数那满天星星和倾听大自然的交响乐——蛙声不断，此起彼伏。

文字里虽然藏着苦难，但我看到他们把苦难化成了责任，他们不为自己眼前的险恶环境担心，不问明天会发生什么，也不问明天还有没有东西吃，他们是在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未来担心、操心。

我从中央农垦部的文件看到：

中央批转农垦部党组关于动员青年参

加边疆建设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

中发[62]542

支边青壮年的巩固情况，各地不一，特别是近一两年来，变化很大。新疆和云南巩固下来的有90%左右，吉林、黑龙江、广东三省也巩固下来80%。辽宁、甘肃等省巩固情况不好，有半数以上返回原籍。宁夏自治区跑掉8万多人，占80%以上。青海省逃跑和送回原籍的9.3万余人，占95%。据不完全统计，各省、区返籍的支边人员已达到40余万人，约占迁移总人数的30%左右。

这是一份真实反映全国支边青壮年情况的文件，从这份文件中，我看到新疆和云南巩固下来的有90%左右。

云南农垦总局局长、书记彭名川在回顾思茅、西双版纳垦区工作中写道：“由于当时环境恶劣和‘湖南要分田到户’的谣传，移民情绪波动，1961年底开始出现一部分人离开垦区返乡。经地县和农场党委从各方面加强工作后，1962年返乡之风终于停止，湖南支边青壮年在西双版纳站住了脚，为以后橡胶基地建设提供了保证。湖南省领导也很重视来滇移民的工作，1960年后经常派慰问团来慰问支边职工，协助云南做好安置工作。特别是1961年11月23日，湖南省委书记、副省长谭余宝和民政厅长谢竹峰率领的103人的湖南省支边慰问团到达昆明，他们带着湖南花鼓戏随即下到农场进行慰问演出。经过这些工作，不但稳住了支边的绝大多数职工，1965年至1966年，还从湖南倒流回西双版纳6000多人。对这些流回人员，除一部分根据两省协议送回湖南外，自治州又在州建筑公司，曼打纠办集体所有制农场安排了七八百人。1966年1月24日，云南王宇辉与湖南代表赖伟雄签订《关于湖南人口流入云南省处理办法协议书》。据统计，1965年至1967年7月，农场已收容湖南18个县的流入人口共12383人。

写这段文字时，我仿佛看到那一个个偷偷离去的身影，那一排排奔跑的脚印歪歪斜斜。逃跑的过程也是他们沉思的过程，也是他们从对这里不能承受到甘愿承受的转变过程。那一排排奔跑的脚印又回来了，而且还带回来一批人。他们的回归是心的回归，是坚强意志的回归。农场又火热起来，农场组织演出的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又在边疆响彻云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