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0年6月5日，我背上行囊，乘上了飞往西南的班机。飞机在地坪滑过一条线后升腾到我想象不出的高度，人就像进入云层。我知道，我这次的行动就是接触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我是乘着现代交通工具去追溯半个世纪前的历史，颇有点穿越时空的感觉。

中午时分，飞机降落在祖国的西南门——昆明。

昆明于我是一个陌生城市，但我不会感到孤独。来之前有人准确告诉我，除在云南农垦有13万湖南老乡外，云南还有160多万湖南老乡。我感到我的周围就有湖南人走动，乡音就围绕在我身边。当我听说，云南有的老人一直没有搞清他的老祖宗是南京人还是云南人，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故乡在哪里时，我就想起当年云南收复回归后，边疆的稳定曾困扰着朱元璋。于是，朱元璋命令沐英带领30万征元大军就地屯田戍边，有家眷的迁往云南陪丈夫守边，没有家眷的就地通婚。由于汉族不是云南的主体民族，云南又处于落后状态而没达到目的。1383年，朱元璋把南京城居民以及能工巧匠迁往云南。史书记载：明代从江浙一带移民云南的军民有200多万。如今，200万人变成了3000万，云南也从明代的蛮荒之地变成了高原的江南。“500年前看江南，500年后看云南”，也许就是当年朱皇帝号召老百姓踊跃报名移民的政治口号吧!昆明至今存在的杨家屯、李家营村落就是军屯留下的历史痕迹。

明代史籍记载：“卫兵所在，有闲旷田，分军立屯堡，令其耕且守。”“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明万历二十四年，陈用宾于勐卯大兴屯政，召内地百姓前来屯垦，收储粮赋，以供守关军粮。清光绪初年，清查屯政时，每年向腾越厅上缴银赋二百余两。到民国时期，屯甸已变为土司粮田或民田，屯政已废。明清二代实施的军屯、民屯和商屯，对于守土戍边、巩固边防起过重要作用。但由于屯政时兴时衰，屯垦没有得到持续发展。三国诸葛亮南征时，鼓励农耕，有过屯田史，仍然是混沌未开。今天，这一方土地是解决中国对橡胶迫切需要和发展橡胶种植的天然宝地。因为关系国计民生大事的橡胶，当年党中央作出大规模人口迁徙、“屯垦戍边”开垦边疆的战略决策，无疑是英明的。

三湘儿女沸腾了

在昆明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敲响了朱忠恒的家门。

朱忠恒，当年湖南祁东县公安局长，县委常委干部。1959年，湖南支边任务下达，他成了县委支边办公室主任;当支边队伍出发时，他又成了祁东县带队政委。他带领湖南21339人，去云南的思茅、版纳、德宏、临沧等地区支边。1983年，朱忠恒任西双版纳州人大常务副主任;1989年担任云南农垦总局纪委书记直到退休。

开门的正是朱忠恒。他握住我的手说的第一句话：“欢迎家乡的漂亮女作家。”

朱忠恒，中等身材，腰背溜直，目光炯炯，国字脸上看不到70多岁老人应有的皱褶，尤其他说话时洪亮的声音，俨然是个50多岁某机关领导干部。

家里窗帘卷起很高，阳光从窗帘溜进来落在大茶桌上，朱忠恒坐在桌边给我泡茶，很是温馨。

“小薛，你不知道，当年支援边疆是国家一件天大的事啊!”朱忠恒说，“醴陵县开三级干部大会，有3000多人参加。会议只有一件事，响应毛主席号召，去云南支援边疆、开发边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云南那边宣传很有吸引力：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倒还抓把花生，出门看大象!湖南农民去云南当工人、吃国家粮。”

朱忠恒很激动，语速加快，最后说起了我听不懂的祁东土话，但我能感觉出他当年的那股激情。

朱忠恒从书柜里找出当年去边疆的花名册。他翻着一页页用蓝墨水写的名字，那些名字就像小蝌蚪一样趴在发黄的信纸上。那上面的名字我虽然一个也不认识，但我从他那庄严的表情中感到名字后面所藏的故事。

朱忠恒说：“湖南和云南签订了这份《协议书》，支边人员必须本人自愿，政治可靠，身体健康，年龄17岁至30岁要占总人数85%，男女青年各半，各行各业人员和农业生产能手要占15%以上，家属可以随迁。当时云南边境复杂，边境上有蒋军残匪骚扰。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及家属坚决不要。虽然政治条件苛刻，但边疆又需要人才，所以去的领导、教师、医生，以及木匠、篾匠、石匠、铁匠等手艺人条件又可以放宽。”

历史从朱忠恒嘴里汩汩流出，他把我带进53年前的一个秋天：

天上那个云波咯

水里的霞哟呵

八百里洞庭啊

我的家叻

日从家里出喂

月在家中挂叻

将开千条路哟

风撒万朵花

飞鸟也吃金丝鱼咯嘿

芦苇垂钓红须虾咯嘿

船举金杯露斟酒

柳摇那个绿扇叻

浪煮茶叻

……

——《八百里洞庭我的家》

八百里洞庭就是三湘儿女的家，三湘儿女祖祖辈辈在这块丰饶的土地创造、繁衍、生息。素以瓷城闻名的醴陵县就在南洞庭东部。在醴陵这块土地上，巧夺天工的艺人能制造出世上最漂亮的瓷器。瓷器使醴陵富饶，也使周边四县的姑娘都争着嫁进这里。

1959年，正当新中国建国10周年的时候，醴陵烧制的釉下五彩瓷器被选为首都十大建筑用瓷;一批胜利杯选进了人民大会堂。就在新中国过完10周年国庆的时候，一段不寻常的历史选择在这里发生：一场史无前例、牵涉甚广、甚为机密的人口大迁徙在醴陵、祁东、祁阳三县悄悄进行。

2.

醴陵三官桥有个外号叫“狗崽”的村民，他从瓷窑出来望着天空那个红球时，已过了1959年的24个秋老虎，但天上挂着的那个红球仍然热得他们直张嘴。他光着膀子站在瓷窑门前想歇口气，可他还没歇完这口气，山坡就有人喊：“快!快去大队部。队上人都去那里了。”

狗崽翻起肩上的毛巾抹了把脸，朝大队部跑去。

大队部集聚了很多人，那个热闹就像一锅沸腾的水。大队部墙上猛增了标语：“响应毛主席号召，去云南支援边疆、开垦边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鲜红的标语是刚贴上去的，糨糊水还在往下流。广播也在一遍遍播送：边疆是好地方啦!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倒还抓把花生，出门看大象。同志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我们去那里当工人，吃国家粮。

狗崽钻进人群才弄清，刘支书从县三级干部会带回一个惊人的消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家报名去云南农场支边种橡胶。这个消息把狗崽弄得一头雾水。

大家问：“种橡胶做什么?”

刘支书说：“告诉你们，天上飞的飞机、地上跑的汽车和我们脚上穿的鞋子都是橡胶做的。”

大家问：“橡胶能作这么大的用。那云南好不好?”

刘支书说：“好哇!那里四季如春，遍地水果。”

大家问：“呀，遍地水果。那还种不种稻谷?”

刘支书说：“种呀，那里的稻谷呀，不用下田，全种在山上。”

山上种稻谷!大家听得好奇又有些兴奋，于是又问：“那里有没有辣椒吃?”

刘支书说：“那里的辣椒用梯子摘。”

狗崽看大家叽叽喳喳问个不停，他冲到支书面前问：“农场是干什么的?”

刘支书说：“农场就是要我们去做工人、拿工资、吃国家粮的地方。”

“吃国家粮呀!哗!”狗崽一蹦三丈，有种快进了天堂的感觉。狗崽拍着胸口说：“报名去。”

刘支书说：“报名哪能那么容易?去的人就像征兵一样，要出身好、身体好、思想好，要经过写申请和保证书，要上级领导审定批了才能去。”

狗崽说：“我出身好、身体好、思想好。写申请去。”

狗崽父亲把狗崽从人群中揪出来。

父亲说：“窑里的瓷坯要烧了，你还在这里瞎跑什么?”

狗崽说：“我要去云南支边还烧什么窑。”

父亲说：“家里有这么好的日子过，你去云南干什么?”

狗崽说：“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去支援边疆，建设边疆啦!”

父亲说：“边疆是个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狗崽说：“那是个好地方，我们可以拿工资吃国家粮。”

父亲说：“蠢崽咧，外面再好也没有家乡好啊!”

狗崽说：“爹，不能这样说啦!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呀!”

父亲说：“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狗崽说：“同我们一块去。”

父亲说：“我们怎么去?这把年纪了。”

狗崽说：“家里还有哥哥姐姐，他们帮我照顾你们。”

父亲叹了口气说：“崽啦!你人心思外，犹如猫儿无食走四方。对于支边是好是坏是祸是福你全然不顾。唉!儿大不中留啊!”

那些日子，听毛主席的话，去云南支援边疆、开垦边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宣传，通过大会小会如火如荼。干部带头说服思想隐患的“五怕”：怕水土不服、怕语言不通、怕生活不习惯、怕找不到爱人、怕吃苦受累。 克服“三留恋”：留恋亲人、留恋家乡、留恋财产。在工作摆布上：白天搞生产，晚上搞支边;工地搞生产，食堂论支边;田里搞生产，田头休息谈支边;手里忙生产，口头讲支边。全县组织5300个宣传队，28800个宣传员，黑板报6720块，门板报万块，土广播筒3980个，设立了6500多个决心台。大街和村庄上，瞎子听得见的声音是支边，聋子看得见的东西是支边。当年醴陵烧出的瓷碗都印着“支边光荣”四个字，人们吃的芝麻饼有“支援边疆、建设边疆”八个字。

那些日子，政府工作组到哪里，狗崽和小伙子们跟到哪里，嘴里喊着：“我要去云南呀!我要去云南。”

朱忠恒告诉我，可到了真正要走时又觉得家乡难舍，故土难离。这时，乡间流传：“驱赶你上云南四川。”据说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很多人，引起了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这个“上四川”之说验证了。“上云南”还没有验证，现在来了“湖南青壮年支边上云南”是不是要应验“驱赶你上云南”这句老话?在这种传说下，醴陵县的报名工作进展缓慢，一个星期过去了，有的公社只有五六个人报名。而上面指示，醴陵县要在24天内动员1万多名青壮年迁出，时间紧，任务重。

朱忠恒突然停住，低头喝茶。

我可以想到，这里是三湘儿女祖祖辈辈的家。自古以来，中国农民的乡土情结十分浓厚，对土生土长的农民和干部来说，云南非常陌生，要让他们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去一个完全陌生而遥远的地方，自有他们难以割舍的情结。

当朱忠恒再抬起头时，目光炯炯，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希望，一线转机的希望。

朱忠恒兴奋地说，那天，就在1959年10月25日那天，醴陵县组织了一个特殊大会，就是那个特殊大会，一夜鼓起10万人热情，人人唯恐报不上名，拿不到证书。

我想，那是一个怎样的会议?能让10万人一夜鼓起热情，唯恐报不上名，拿不到证书?

醴陵县的一个特殊大会

湖南为了醴陵县支边动员工作的成功，1959年10月24日这天，湖南省委派了一位副省长率领工作组来到醴陵县，地委副书记陆明也带工作组来到醴陵县。这时中央移民局局长杨虎臣也来到醴陵，时任县委财贸部副部长马克勤也到了现场。

1959年10月25日，醴陵县委要在县委礼堂召开一个全县支边总动员大会。

醴陵县委礼堂主席台前更换了会标，两边增添了巨幅标语。左边：坚决听从党召唤;右边：奔赴边疆志不移。

标语格外醒目，礼堂内外人头攒动。大会直接连着全县有线广播，全县范围内都能听到大会的声音。广播放着革命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高音喇叭喊着：“同志们，我们赶快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祖国边疆建设!”

大会开了半小时，只见一个头戴布帽的中年男人健步走上台，对着话筒大声说：“乡亲们，我们是毛主席家乡人，我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我颜傲秋第一个上!”

话音刚落，上下轰动了。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颜傲秋，这个醴陵县县长上台表态，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点燃了广大干部群众心中的火焰。几乎一夜间发动起群众会、妇女会。当时就是一句话：我们是毛主席家乡人，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你报名，我也报名。家家户户都报名。那几天，申请书、决心书、保证书像雪花一样飞来，贴满了县委礼堂四周。醴陵县到1959年11月18日截止，短短24天申请书、决心书、保证书达16.8万份，98%的青壮年都写了申请书。黄土铺公社长安大队2196人中，除“五查”分子外，100%都写了申请书。有个青年写了45份决心书，最后交了份血书。

祁阳支边热潮是一浪高过一浪，全县不到5天超过10万人报名。这时，学校老师教唱一首支边歌：

云南是个好地方，

土地肥沃丰产粮。

踊跃报名上云南，

边疆建设作贡献。

……

这首歌开始在学校唱，继而通过文艺晚会演唱，传遍三个县的每个角落，成了青壮年报名支援边疆建设的动员令，也成了支边大军整装待发的战斗号角!

我想，男人唱着这首歌时会想到那个水果之乡，在那里吃国家粮，拿工资的情景。姑娘唱着这首歌时会想到那个四季如春，冬天都可以穿漂亮裙子的地方。

朱忠恒告诉我，大家都动员起来了，新的问题接踵而来。最初报名人不多，而今天最大困难是报名人多，又去不了这么多，审批工作难度特别大。按上面严格审批又加了一条，青年男女要求结婚。但这一条也没吓住青年男女，年轻人找对象，搭对子，闪电结婚成了风气。

祁东县嘉树大队的张冬生，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还有孙子，全家3代15口人，他申请全家支边。工作人员多次与他交谈，说他57岁了不符合支边青壮年条件。他说：“我的儿女符合条件，我领着全家去。”经过反复工作，他硬是铁了心要去云南支边，最后让他带全家到了云南勐腊农场一队。

湖南祁东县双桥人民公社竹山大队团总支书记周斌生，当年17岁。支边大会结束后，他带头报名时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上誓言：为了祖国橡胶业，愿将青春献边疆。

公社党委批准他为竹山大队支边带队人，他带领竹山大队的25户78人踏上了支援边疆的路程。

……

3.

当阳光溜出房间窗外时，把整个下午不知不觉带走了。朱忠恒仍然沉浸在历史的记忆中，我像是融入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仿佛听到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到边疆去，开垦边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离开朱忠恒老人时，他对我说：“我调到云南农垦总局多年了。你到下面农场，遇到那些当年写血书、搭对子、闪电式结婚的人，请代我向他们问候!”

我说我会的。

写血书，搭对子，“闪电”式结婚

这里没有时髦的故事，但有最纯真的激情。

这里没有曲折的情节，但有最崇高的行动。

在我三次赴云南跟踪采访湖南支边的7个多月中，陆续遇到当年写血书、搭对子、“闪电”式结婚的湖南支边前辈。在书写他们时，为了情节需要，我特意把后面采访的人提到前面，让这些平凡的普通人集到一块，在我的作品里一个个出场。

王中明，望着面前这位戴着黑线帽的70多岁老人，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他剃个光头的模样。我请他回顾当年情景时，他扯了扯衣边，咧嘴一笑。我从他这一笑的眼神中捕捉到了他当年的那股激情。

1960年8月的一天，17岁的王中明去参加祁东双桥公社支边动员会。会上公社书记说：为了打破帝国主义长期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开发边疆这块热土，建立天然橡胶基地。同志们，我们湘江儿女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去边疆，肩负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光荣重任。坐在台下的王中明热血沸腾，他离开会场时就写下了申请书：

党委号召我们记清，

特向领导下保证，

积极劳动搞生产，

踊跃报名写申请。

大海难阻我意志，

高山难挡我决心，

恳请党委来批准，

我去云南献青春。

王中明回到家又怕领导批不准，他三天内写了25份申请。在交25份申请书时，王中明剃个光头，咬破手指，在白布上写下“不去支边，誓不为人”八个字。他把血书送到大队部。

大队支书说：“这小子学岳飞精忠报国了!这样的优秀青年，大队批准了!”

王中明高呼：“支书万岁。”

大队支书说：“你小子不要高兴太早。大队这关过了，还有公社和县里两关。只有公社和县里批了才算真正过了关!”

王中明撒腿朝公社方向跑。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中明如愿以偿到云南支边。

我见到吴秋莲是在西双版纳州东风农场的三分场。70岁的吴秋莲，长得秀气，那双眼睛特别清澈。我很少见到70岁的老人有如此清澈的眼睛。她的几句话和几个动作，让我从她身上感到了湘妹子那种勇往直前的“火辣”性格。

吴秋莲家有五兄妹，她排行老二。解放前，家里穷，母亲领她五兄妹四处讨饭。解放后，家里分了田过上幸福生活，吴秋莲也进了醴陵市浦口镇天符学校扫盲班识字。

1959年10月的一天，天符学校不见昔日宁静，大队广播，学校广播，播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边疆去报答毛主席的恩情”、“誓死保卫边疆”、“一人去边疆，全家光荣;全家去边疆，世代光荣”。那一段，整个天符学校沸腾了。学校的房屋上、树干上到处贴着红色的标语。

当吴秋莲的班主任老师动员14岁以上的学生报名去云南边疆建功立业时，刚满14岁的吴秋莲按捺不住内心激动，她学着大哥哥、大姐姐咬破食指，点血写下：我自愿要求去云南报效祖国，报答毛主席的恩情。

吴秋莲如愿以偿被批准了。

浦口公社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吴秋莲开完会，戴着大红花，拿着“转学证”一蹦一跳回到家。母亲看到她胸前的大红花急了，随手操起一根棍子朝她撵去：“你哟里(湖南土话：怎么)这么不听话呀!这么大的事也不和家里通下气，你想气死我吗?赶快把花、转学证还回去，信不信，我打死你。”

吴秋莲撒腿就跑，嘴里还唱着：“我要去边疆啦!我要去边疆。” 吴秋莲跑着唱着，母亲在后面撵着骂着。最后母亲把她捉回来锁在房里，叫吴秋莲的哥哥看守她。到了晚上母亲就在门口哭诉：“秋莲呀!你还是孩子呀，你知道你去什么地方吗?那个地方土匪出没，啥哩(湖南土话：什么)都没有，离家又这么远，你去那里，以后母女想见一面都难呦，听妈的话，把花、转学证送回去，呜呜……”

离去边疆的日子越来越近，吴秋莲寻思怎么逃出去。就在1959年12月19日这天，她趁哥哥疏于防范，借机上厕所，悄悄溜到天符大队部，与去支边的人会合。吴秋莲还是孩子，丝毫没有就要离家远行的悲伤。当她母亲泪眼婆娑前来阻止时，她义无反顾，兴高采烈地踏上了火车。

……

吴秋莲的激情和行动在今天许多人看来也许会不太理解，甚至觉得幼稚可笑，但我们新中国的建设需要这股激情，需要这样的行动。我仿佛看到那个热血年代和老人那张纯真的脸。

我在德宏州瑞丽农场见到陈彰武老人问及当年“闪电”结婚时，他摸着头，有些羞涩地说：“呀呀!你问这个呀，不好说哪!不好说。那是50多年前的事了，不过啦，我还是记得。”

我能听出，这是老人一辈子都没有忘记的事。

陈彰武当年是湖南祁东县过水坪公社大兴大队团支部书记，他要求支边，大队领导想留下他搞团支书工作。他为了得到支边批准，半个月写了45份申请书，他每天拿着申请书缠着支书看，可谓煞费苦心。

支书说：“你结了婚才能批准。”

陈彰武一下蒙了，他对支书说：“我到哪里找人结婚?我对象都没有。”

陈彰武从大队出来撞上了龙秀英在门边哭。龙秀英在生产队当连长，陈彰武早就喜欢她，有时为了见到她，陈彰武就到她家屋后砍柴或把牛牵到她屋后面放，可陈彰武真的遇着她了又不敢表白。龙秀英是村里小伙子的偶像，像是谁娶了她都是罪过。陈彰武家里条件差，不敢有和她结婚的念头，但陈彰武心里有个清晰的概念，那就是他今后讨老婆就是讨她这个样子的。

陈彰武说：“你都批准了还哭什么?”

龙秀英说：“我对领导为我配对的男人不喜欢。”

“真的?”陈彰武突然来了勇气，说：“干脆我们俩结婚得了。”

龙秀英脸红了一下，轻轻点了点头。

陈彰武就在大队领导的操办下结了婚，他与龙秀英一同来云南支边。

陈彰武对我说：“现在想来，不是那场支边，我一辈子都没有勇气向她表白。”

4.

谭明庆，德宏农垦分局的原工会副主席，一见面他送我一本《情洒边关》。他说：“我和几个湖南人历经几年，自费编辑出版了这本书。为这本书，我没照顾好重病的妻子。现在书出来了，妻子没有了。”

说到这里，谭明庆眼睛红了。

我说：“听说你和妻子还有段奇缘?”

谭明庆眨了眨眼睛说：“是啦!是啦!”

谭明庆当年是湖南祁东县过水坪公社王坪大队的团委书记，他发现公社给他大队只有7户15个支边名额。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先在公社报了名。那些日子他在做去云南的准备，把要带的东西一件件清好，只等批下来就走，他要到云南去大干一场。很长时间过去了，队上有人拿到支边光荣证，他没有拿到。他想，自己是下一批吧!那天晚上，谭明庆带着拿到光荣证的几个团员兴冲冲回家，他们也和谭明庆一样，准备去云南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那晚，他们谈得很晚也谈得很具体。谭明庆坐在竹椅上，健壮的身子坐得笔直，眼睛望着门外，踌躇满志地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他说：“我目所不及的南方应该是云南了。”于是几个人都朝那个方向望，好像云南真在那个方向。谭明庆更是一副神圣的样子，他一手端着杯子，一手在竹椅上打着节拍。

后来在等待的日子他总喜欢坐在门口，对着他目所不及的方向望一阵。

就这样，谭明庆等着无数个下一批。

那天，谭明庆在田里耕地，心里却想，是不是他们把我的名字落掉了?娘的，不再等了。谭明庆擦了把汗，把牛放到水沟旁，嘴里哼着“洞庭呀!湖上哟!好风光呀!”朝公社跑去。他十几里路跑到公社，一身大汗。他进门就说找书记，公社人告诉他书记下乡了。谭明庆坐在公社礼堂等。黄昏时，书记和几个干部从大门进来了，他上前拦住书记。

书记说：“你是问支边的事吧!”

谭明庆说：“书记，我早就报了名，怎么没有批?”

书记说：“你还没有配偶，单身支边不能批。”

谭明庆连忙把自己恋爱五年多的“隐私”作了交代，并且表明态度，为了支边，他可以马上结婚。

书记说：“那就结了婚再来。”

谭明庆连夜跑到女友家，把情况一五一十告诉女友和她家人。不料女友父亲说：“你要去支边，我们无权反对。但是要我女儿同你一起去，那是万万不可能!”

谭明庆求救似的望着女友，心想：相爱五年，不可能因家里反对随便就散了吧!

女友只是眼睛红红地望着他。

谭明庆想拉女友到外面说，只见女友起身，拿个瓷盆洗脸，把瓷盆碰得叮当响。谭明庆的目光黯淡了，抱着一落千丈的情绪离开了。

离支边启程的时间只有四天了，谭明庆对女友的态度有些不甘心，他悄悄把女友约出来。

谭明庆说：“你跟我走吧!”

女友低着头说：“你能不能不走?”

谭明庆大声喊：“我心已定，你同我一起走吧!我们去那里轰轰烈烈干番事业。”

女友掉下眼泪，很动情地说：“你不能去。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禾苗离不开土地，鸟儿离不开天空。你走了，我怎么活?”

谭明庆说：“你看着我，你是铁定心不跟我走?”

女友没有抬头。

谭明庆“唉”了一声，跑回家赶着他心爱的牛到田边，他不给牛装犁，一脚踢倒了田垄上的犁，把牛往田里赶，边赶边举着牛鞭拼命地抽。牛在田里疯跑起来，他跟在后面疯跑，嘴里爆出的声音像牛叫。路过的人都望着他，不知道他号叫着什么，只见牛鞭吧吧地落在牛身上。田里分不清是牛的嘶鸣声还是谭明庆的号叫声。青蛙从田里钻出来又躲藏到田里，刚落到树上的鸟儿也被惊飞。牛被他打得倒在烂泥里。他仍拼命地抽，嘴里喊它起来。牛没起来，眼睛流出了眼泪。他见牛流泪就抽牛的眼睛。他疯了，同疯子没有两样。

这时，在县上工作的姐夫回来了，姐夫站在田埂听到田间发出惨烈的声音，才知道他在拼命抽牛。

姐夫喊了声：“明庆——”

谭明庆突然停住鞭子。

姐夫说：“你晚上跟我去个地方吧!”

谭明庆说：“去干什么?”

姐夫说：“我打听到邻村一位姑娘愿意去云南。”

谭明庆惊喜地问：“真的?”

姐夫说：“你抓紧犁完田就回去吧!我走了。”

谭明庆动手把铁犁装到牛身上，牛也很通人性，见主人不再抽它便乖乖站起来。犁在谭明庆脚下哗哗啦啦，身后翻起的土地散发出泥香味和青草的甘味。

晚上，谭明庆跟姐夫到邻村一个叫王玉秀的家里。谭明庆见到姑娘直截了当问：“你愿意跟我去云南?”

王玉秀回答得也爽快：“我愿意跟你去云南。”

谭明庆拉着王玉秀第二天领结婚证，结婚了。

我翻开这部16开、400页图文并茂的《情洒边关》，书里那张水红色“光荣批准证”是那么耀眼，证书上方的红旗有五角星，第一排“光荣批准证”五个金色大字，正文是“朱忠恒同志：热爱祖国的边疆，自愿报名参加云南社会主义建设。经审查合格，特此批准。湖南省祁东县人民委员会。一九六○年十月廿九日”。右下方盖有县政府的红章。

就是这张证书，牵动着多少人的心，有多少人唯恐不能报名，唯恐得不到批准;好多人为之奔走，为之激愤，为之哭泣。他们把政府发放的这一纸支边证书视为征兵入伍一般光荣和神圣，他们去的动力，就是凭着对党对国家对毛主席的热爱。

我在云南景洪农场四分场朱雪年家见到他时，他说他经常打开衣柜，拿出他与妻子的结婚证看。这张历经了50多年的结婚证是那么让他备感亲切，证书上红旗图案和醴陵县八里桥人民公社的字样虽然有些模糊，但它仍像一团火，让他常常想起那个火热的年代。

朱雪年是大队信用社会计，启兰是生产队会计。朱雪年与启兰的住处相隔一公里路。她来大队报账，朱雪年对她心生爱慕，主动帮她做账、查账，但他没有勇气求婚。有晚大队开会，公社领来不少“光荣榜”证需要下发大队，朱雪年决定用书信向她表明心意，就写了封信夹在光荣榜中递给她，嘱咐说：“请注意光荣榜中有件东西，千万不要弄掉了。”信发出后，朱雪年心神不定，盼着她的回信，她没有回信，但朱雪年发现她到大队与他碰面时很腼腆，朱雪年有点不好意思。队上人看出了苗头，讥笑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是这些讥笑丝毫没有动摇朱雪年追求她的决心。

1959年11月，朱雪年听了支边动员报告后，当即挥笔写了决心书，最后咬破手指用鲜血写道：生是湖南人，死为云南鬼。在递交支边申请报告时还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晚上，大队召开自愿报名参加支边挑战大会，党支部易连生支书要启兰姑娘首先向朱雪年挑战，朱雪年的计划由向全体青年挑战改为向她应战。会后朱雪年又一次给她写信，由易支书交给她，可她没有理他。朱雪年气鼓鼓地跑回家，他从山上挑了一担白土，和稀，坐在瓷棚里做碗。朱雪年做的瓷碗特别好看，光滑平整，他在上面任意画的花鸟也好看。这天朱雪年心情不好，他狠狠砸着手里的坯料，当他扬起头时，发现启兰往大队部这边来，朱雪年的心一下子蹦到喉咙口，他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跑过去，双手叉腰站在她面前。

启兰猛见朱雪年，吓得退了一步，问：“你?”

朱雪年说：“我要你嫁给我，我们一起去云南。”

启兰慌忙低头走了。

她怎么会同我去云南呢?我真的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朱雪年为自己的冒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回家饭不吃脚不洗躺到床上。没想到三天后，启兰回信。12月16日，朱雪年和她到公社领了结婚证。大队支部书记王槐生为他们主持婚礼，祝福他们“白头偕老，百年好合”。大队干部赠了他们一副对联：支边搞建设，夫妇劲冲天。

朱雪年告诉我：“我启程赴边疆时，岳父家9人以家属身份跟我们一同去边疆。如今我和妻子退休，膝下儿孙满堂，闲暇时，我俩参加文娱活动，还多次在文艺会演中同台演出。每逢节假日，子孙们前来探望，享受天伦之乐。”

5.

在勐腊农场的刘祖祥和刘桂香夫妻更是特殊，他们已经相濡以沫40多年了。湖南人中的老职工说他们的姻缘是橡胶树这位“红娘”牵的。那年刘祖祥在湖南祁东还没有结婚对象。那天他走进报名办公室，祁东青年去支边的硬条件是要求结婚，他没结婚，组织不批。他很不高兴地走出报名大门，突然，他发现一个女青年也在那儿。她上午就来了，但组织不批准，原因和他一样。刘祖祥突然想到一个办法，既是两个人都决心去云南，就跟她商谈，他们两个能不能假冒对象。

女青年刘桂香当时根本不认识他，心里很害羞。但她的目的也是去云南支边，只好答应他。刘祖祥见她答应了非常高兴，他们两个重新回到报名处，一回到报名处就被批准了。他们高高兴兴走出门就分手各走各的了。当刘祖祥和刘桂香两个人再相见时，已经是在奔赴云南的跋涉途中了。没想到这对素昧平生的年轻人相爱了。到云南后，他们携手开胶园，栽胶苗。橡胶树长大开花了，他们的爱情也结出了幸福的果实。

像陈彰武、谭明庆、朱雪年、刘祖祥这样一夜成婚，没有甜言蜜语，没有亲密表现的“闪电”式、“弄假成真”式的婚姻，讲究感情基础和婚姻质量的现代人是无法想象的。和一个不爱甚至不认识的人结婚并终生厮守，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我们怎么去评价他们的婚姻?他们有没有真正的爱情?我在采访中发现，他们在大支边这个“红娘”牵线搭桥下，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但在50多年的边疆建设中，他们汗洒边陲、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地步入金婚殿堂。我只能说他们的爱是大爱，他们的婚姻同共和国的橡胶事业紧紧连在一起。

数万三湘儿女直达西南边陲

数万湖南人举家迁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不多见。在这里，我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真正震撼人心的大移民应该是这样三次。第一次：湖南的八千湘女上天山;第二次：数万湖南人去云南屯垦戍边;第三次：三峡百万大移民。

从1959年12月开始，数万湖南人要进行千里迢迢的迁徙，历史性的转折摆在了湖南人面前。

关于湖南人迁徙这段历史，我采访云南农垦总局原工会主席马克勤前辈时，他正在昆明老干部医院住院。马克勤82岁高龄，我担心他不能接受我采访。老干部中心的干部告诉我，马克勤为了我上午的采访，把上午的输液推到了下午。我心里一阵感动。马克勤身体不好，我做好了见他一面就走的准备。

我推开马克勤病房门，他腰微弯，双手撑着拐杖坐在床前椅子上。湛蓝色中山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头发很规整地覆在后脑勺;脸色苍白，眼睛有些浮肿，散落在脸上的老人斑透着岁月的沧桑。

他见我进来要站起来，我赶忙扶他坐下。

马克勤用手扯了下衣角，对我由衷地一笑，说：“昨晚接电话说您来写我们，我整晚睡不着。湖南好久没有人来看支边人了，今天终于来人看望我们了，我高兴呀!”

多么温柔敦厚的老人!来之前，云南农垦局的人告诉我，马克勤退休前是云南农垦局的一支笔，很多有影响的文章都是从他笔下流出来的。

我问：“您身体好了点没有?”

马克勤说：“我住院两个多月了，只怕没有多少日子了。”

我发现我眼眶有晶莹的东西流出;我抬头去望天，不让它溢出眼眶。看他身体全部依赖在拐杖上，担心他支撑不住，我说：“我扶您躺到床上会舒坦些。”

马克勤说：“坐着好，我是高兴啊!”

我说：“我是想来看看您，如果可以，您就随便谈点。”

马克勤轻声叹了一声：“50多年了，仿佛就在昨天。”

马克勤眼睛转向窗外，窗外正是湖南的方向。他自言自语说：“我多么想回湖南啊!可我是回不去了。”

我感到他眼角的皱褶和手上的紫色老人斑都在诉说他对家乡的思念，我的眼眶又有晶莹的东西流出，我又抬头去望天。

马克勤目光从窗外收回来，对我说：“薛作家你还年轻呀!我们来云南时你还没有出生。我们那个年代，思想行动都是一致的，都是非常单纯的。当年我既是工作组人又是带队干部。你不知道当年那个热血沸腾的场面。”

忽然，罩着老人脸上的乡愁不见了，眼睛亮了。他告诉我，湖南去云南支边的人可是十万人中挑一万，百里挑一呀!湖南把醴陵一万五千名支边人员按部队建制编成团、营、连、排。出发的大军按部队建制管理，以公社为营，大队为连，生产队编为排和班。物资筹备也紧张展开，每个支边人得到政府单衣一套、棉被一床、蚊帐一顶、胶鞋一双。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日子里，湖南省政府已经是竭尽所能了。俗话说：“破家值万贯。”但和国家需要橡胶相比，即使万贯家产又算得了什么呢!湖南人什么财产都不顾，放下美丽的瓷器，丢下亲手耕种的田地，告别亲友，穿着“支边”服，胸佩“支边光荣”章，挑着箱子、摇篮、座椅，带着犁耙、风车、箩筐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囊，凭着“我们是毛主席家乡人”去云南支边。

马克勤要我记住这个日子，这是1959年12月20日，一万五千名湖南儿女第一批出发的日子。

1959年12月20日早晨，一列蒸汽火车停靠在醴陵县阳三石火车站。站台上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当年30出头的马克勤站在前头指挥，支边大军鱼贯而行。火车厢是两层，上下层都要坐人，可人多车厢位置少，有些人只能坐在自己箱子上。尽管这样，可坐火车，支边大军都是新娘子坐花轿头一回，那激动的心快从胸口蹦出来。

一个叫桂生的青年扶着他怀孕的妻子上车，马克勤帮他妻子找到一个位置坐下。

当列车徐徐出站，车上人挥手与亲人道别时，车下人一下子哭起来。车上车下人握着手，含着热泪，依依不舍地一遍又一遍道别。铁路民警望着那难以割舍的情景也禁不住抹泪。他们边抹泪边清查那些没得到批准扒车的人。

马克勤说：“祖国的召唤来得那么快，祖国的需要来得那么急迫。我们虽然没有一个人出生在那个遥远的边疆，也没有一个人听得懂少数民族语言，但没有人躲避祖国的召唤，全都义无反顾地上车了。”

马克勤说话斯斯文文，语音落得很轻。他的手时而抚摸一下胸部，时而在空中比画着。我在他的比画中似乎看到那列蒸汽火车载着三湘儿女气贯长虹，体会到当年那句“我们是毛主席家乡人”的感情和力量。正是这种朴素的感情和力量，成为了数万湖南人舍小家为国家的动力。

列车日夜兼程，马克勤将头伸出窗外，当他前望不到头、后瞧不到尾时，感到火车的身后是茫茫归期，他暗暗擦了把眼泪就去车厢检查。车厢插着红旗，有的人沉浸在思念中;有的人脸上荡漾笑容，唱着《社会主义好》。

列车每到一个站，青年、老人、孩子都把脸贴到玻璃窗上去看窗外的风景。有个老人坐在木箱上，列车咣当摇动，木箱盖一开一合，马克勤担心老人家会摇出病，他扶老人坐到自己座位上时，发现车上除桂生妻子是孕妇外，还有一个大队带队干部张家富的妻子也是孕妇。

桂生妻子眼泪汪汪对身边的桂生说：“天天坐车，离家越来越远了，以后怕再也回不来。”

桂生说：“你不要再想母亲了。”

马克勤对她说：“你放心，现在有汽车、火车、飞机，莫说你在云南，就是在外国也能回去的!”

桂生问：“到西双版纳还有多远，还要坐几天车?”

马克勤回答：“我们要跨过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省才到终点，万里之遥呀，远啊!急不得呀!”

马克勤再去看旁边人，都是些没出过远门的人，都需要安慰。马克勤在安慰他们时自己心里也没底。他带着队又带着全家，车上还有孕妇，出不得半点问题呀。他解开桂生屁股下的被子，让孕妇躺在被子上舒服些。他又帮桂生把胸前的光荣章佩正，拍了拍他肩膀。仅这一举止，孕妇不说话了，她望着桂生胸前的光荣章，算是一种理解。

车上仍有人叽里呱啦问个不停。到了晚上，车厢里变得安静起来，火车广播说着：广西、贵州、云南。列车经过四天驰进贵州，醴陵支边人员在贵州换乘汽车。马克勤指挥支边大军收拾行李下车，支边大军带着老小，拖的拖、喊的喊到坪里排队上汽车。

一辆红色指挥车在前面带路，其他的车子紧跟后面。

汽车在险峻的沾益盘山路行驶，路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车子随时有颠簸到悬崖下的危险。马克勤和新华社一位金记者坐在指挥车上，金记者扛着机子拍后面的镜头，突然，车子一滑，后轮悬空了。

马克勤说：“金记者快看，好险啊!再往出去一点，车子就翻到悬崖下面了。”

金记者说：“好险。幸好有棵树挡着。”

马克勤说：“这事不要让后面车上人知道，军心不能涣散啊。”

这时，天空中裹着斜斜冬雨，风紧一阵慢一阵吹，掀起枯黄的落叶在地上翻飞。车碾着落叶越往深处前进，人烟就越来越稀少，目的地不知道在哪里。大家在车上互相靠着，沉默不语。

1959年12月28日 ，支边大军到达云南曲靖。

1960年1月1日，支边大军到达云南马龙。

1960年1月3日，支边大军到达云南小新街。

1960年1月6日，支边大军改乘小火车到达昆明，支边大军在昆明稍作休息，又兵分两路，一路去红河州，一路去西双版纳州。

马克勤带队去西双版纳州，云南给去西双版纳州准备的汽车全部是没有座位的敞篷货车，货车后面带个拖斗装行李。马克勤分配老人小孩坐在行李上，其他人全部站着。他站在车后门把关，以防车子把人抛出去。

昆明进西双版纳的路全是石沙土路。东边太阳像个火球，烤得土地起着一层壳，几十辆汽车轧在那层壳上，掀起的石子直往车上砸，扬起的尘土铺天盖地，车队就像一条灰色的巨龙。人在车上，灰尘裹得睁不开眼睛。汽车驰进西边时，骄阳似火的东边却变成大雾和倾盆大雨，出现了云南十八怪：东边日出西边雨。雾和雨遮天蔽日，道路泥泞不堪，大白天开着车灯还看不清路，长龙般的车队成了一个个爬行的蜗牛。这时，车上出现了晕车、呕吐和小孩哭闹不停的纷乱景象。于是有人问马克勤，还要几天才能到西双版纳。当马克勤告诉他们要四天到达景洪江北时，他们觉得还要站四天车无法坚持，他们要求下车走路。

“他们走路了吗?”我迫不及待地问。

马克勤说：“这哪成啊!那要走到猴年马月才到哩!我对大家说就四天了，这么远都过来了，请大家坚持下去。为了减轻大家的痛苦，我一路好言好语，不断地安慰。你不知道，在朝行晚宿的日子，女人爱美的天性也顾不上了。晴天，卡车扬起的灰尘蒙了一脸，只见两只黑眼睛骨碌碌转，女人们也顾不得洗脸、梳头，只是从水沟里点水擦把脸。雨天，车上人没地方躲，女人又被浇得落汤鸡一般。许多妇女因此落下妇科病。但她们不管路途多么遥远，途中多么烦恼，行程多么坎坷，只要一想到快到美丽神奇的西双版纳全身又充满了力量。”

6.

车到景洪城，马克勤带领支边大军下车等候小木船渡江，发现摆渡的老波陶(老大爷)身上一丝不挂。老波陶一只手撑船，一只手捂着两腿间，身上从腰间到膝盖文了青花。一位女青年上船，猛见老大爷的模样，身子一缩，摔到船上。船摇晃不定，老波陶两只手来扶船，全身赤裸在大家眼前了。马克勤要大家赶紧闭上眼睛。

船靠岸时，岸边有个带娃娃的傣族女人露着半截身子奶娃娃，树荫下有个[佃]　[爱]尼族女人上身也是一丝不挂。

于是有人问：“我们是不是进入一个原始社会?”

马克勤说：“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赶紧走吧!”

马克勤领着支边大军徒步涉过流沙河，翻越南联山，在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里行走，太阳快落山时，支边大军走进景洪农场下面的一个分场，大家以为目的地终于到了，高兴地把马克勤抬起来。

我可以想象，从没出过远门的湖南人，经过半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终点的那种激动心情。

正当大家振臂欢呼时，一位农场领导走过来说：“吃完晚饭，大家跟带队干部去各个农场各个作业区生产班，那才是你们真正的目的地。”

“还要走啊!这何时才是个头?”大家情绪一落千丈。

农场安排大家吃饭已是黄昏，昏暗中桌子上摆了一碟大龙虾，就有人叫起来，边疆到底是好地方，有龙虾吃。大家又看到龙虾旁摆了一小碗白砂糖，又有人说，呀!还有白砂糖。大家忘记了疲劳，唱起了“边疆好地方”。大家没等那红红绿绿的菜摆齐，就迫不及待拿起筷子，一人夹了一只龙虾，笔直往嘴里送。龙虾怎么越吃越辣?像是油炸红辣椒。原来在黄昏中把油炸红辣椒看成龙虾了。又有人盛饭时把白砂糖放进空碗用饭盖上，拌均匀了吃，结果越吃越咸。原来在湖南吃的盐都是粗盐，他们把这里的细盐当成白糖了。大家不吭声了，默默地扒着饭。

第二天一早，支边大军前往目的地。前头是云南农场人带路，后头是支边大军步行，老人和小孩坐在马车上，马车上是堆积如山的行李。一路上火车汽车加步行，经过20多天的奔波，大家筋疲力尽，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

天空的白云时聚时散，大家的情绪时起时落。而脚下的路越来越难走。

“怎么还不到呢?”

“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到达?”

“我走不动了。”

马克勤说：“大家打起精神来，前面就是我们的香蕉、菠萝、花生地。”

大家一想到摘香蕉、捡菠萝、抓花生的情景，情绪又高亢起来。

突然，桂生妻子惊叫起来，她腿根部流出了血。孕妇要早产了，人群一阵骚动。举目望去，荒无人烟，桂生急得直跺脚。马克勤和几个领队聚到一起商议，决定就地生产。马克勤从支边队伍里找有接生经验的女同志接生，大家自发地捐出随身带的席子，用席子围成一个圈，为孕妇挡风挡视线。孕妇一阵石破天惊的号叫后，婴儿嘹亮的啼哭打破了这紧张气氛，周围响起了热烈掌声。桂生抱着新生儿喊：“取名，取名，取个什么名字好?”

马克勤说：“新生儿出生在我们支边的途中，就叫支边怎么样?”

“这个名字好!”

“这个名字有纪念意义。”

马克勤说：“我们抓紧赶路。”

马克勤安排产妇躺在被子里，吩咐四个壮劳力扯住被子四只角，迅速行走。

这时，张家富的爱人也喊肚子痛。

张家富鼓励爱人说：“我们快到了。你千万不要生在这里，坚持啊!就算是支持我的工作。”

他爱人咬着牙，点点头。

张家富又说：“我们的孩子要生在云南那个宽敞明亮的房间里，不能生在这茅草野地。”

一条看不到头的小道伸向深山，深山森林遮天蔽日，支边大军走进去分不清东南西北。张家富把妻子的手抓得更紧，生怕她一害怕就把孩子生了。

云南带队人说：“你们跟上来呀!这是当年马帮走的小道，这里容易迷路。”其实这里根本没有小道，只有树藤与树藤纠缠的空间。

马克勤吩咐几个人用砍刀砍倒那些藤筋，然后由几个壮小伙用身子滚出一条路。

有人说，好像听到野兽叫。

马克勤说：“大白天，有什么野兽?” 他话还没说完，啪!一只猴子从这棵树爬到那棵树，荡秋千样在空中荡过去，接着叫声一片。

云南带队人说：“不怕，不怕，它不会伤人的。”他的话还没说完，从山上冲出三只象，象与象用鼻子一头牵着一头走。从没见过象的湖南人早已吓破了魂。带队人往后一缩，脸色也变了。张家富爱人将身子缩在他怀里。他望了眼快要生产的妻子想：我要好好感谢自己的妻子，是她挺着肚子支持我来边疆的。他半抱着妻子，妻子索性将整个身子瘫软在他怀里，像是抱着她往前。

马克勤的目光从遥远地方收回来，告诉我：“有个别人，特别是妇女，思想准备不足。当她们进入西双版纳境内，看着森林越来越大，天气越来越炎热，心里就惊慌，甚至呜呜哭了起来。我们一路做思想工作，一路稳定人心。我们到勐腊县境内已是凌晨两点。当时随行的金记者，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名叫《欢迎毛主席家乡的亲人》。因为年代久远，这部珍贵的纪录片难以找到，在这部片子里，也许记录了这惊险的一幕。”

马克勤说：“祁东县的支边人员1960年10月5日从湖南陆续起程。祁东为了确保交通运输安全，县委专门修了一条25公里长的公路，修整桥梁3座、涵洞32个，降低路面坡度11处。除此之外，对支边人员开展了安全教育，订立了行车公约和安全措施。可以说湖南省为支边作出了巨大而艰苦的努力啊!祁东赴滇的路途更远，祁东县去的3万多人更是艰难。他们经过风餐露宿、病痛折磨，将近一个月之后才进入云南。

“在1960年的10月26日，我曾从湖南省民政厅给省里递交了一份报告，总结祁东县的移民情况：途中发病率较高，并有死亡事故发生。发病的原因是因为乱吃食物腹泻以及夜间乘车患上的伤风感冒。”

马克勤说：“唉，时间遥远。湖南也许不记得我们这些老鬼是湖南的。从第一批湖南支边人踏上这片土地到云南橡胶种植200多万亩产量10万多吨，是三代人的努力啊!”

我能感到，当他说“湖南也许不记得我们这些老鬼是湖南的”并无责怪之意，而是深深的怀念!于是，他看见我是湖南来的作家就把深深的怀念表达出来。马克勤1959年迁徙到西双版纳勐腊县，从开第一块梯田，挖第一个橡胶穴、种上第一棵橡胶树开始，先后担任勐腊县农垦局局长、勐腊县农场党委书记、西双版纳分局党委副书记、云南农垦工会主席等职。他为边疆农垦毕生奉献，可他只字不提他的过去。整整一个上午，我几次引导他说说自己，他挥着手说：“你去下面采访他们，他们才是真正值得你书写的。”这就是马克勤这一代前辈的心胸和品质。

我从《彩云之恋》文中看到对马克勤这样描写：马克勤担任勐腊县农垦局局长时，他事必躬亲，不“躬亲”也不行，开始就是他一个“光杆儿司令”。创业初期哪来那么多讲究，局长办公室是傣族废弃的竹楼，一件衣服放到办公室挂两天就被蚂蚁啃了几个洞，他只好一笑了之。但马局长的工作只要哪里需要，他走路都会立即赶去。有一次，勐伴农场缺粮，他套上马车就去送粮。粮食送到后，两匹马在勐伴农场的马圈被老虎吃了，他只好步行回局里。在“文革”中，他自然无法幸免于难，先是打“落水狗”，后是往死里整的批斗，幸好一位名叫刀文科的老同志站出来“引火烧身”才救了马克勤的命。

马克勤突然问我什么时候去西双版纳。

我告诉他明天的班机时，他拉着我的手说：“希望你早点写出这部书。”他说完这句话，眼神突然黯淡下来，低声说：“我这身体不知还能不能看得到你的大作。”

我赶快回答：“会的，一定会的!请您多保重身体!”

告别马克勤时，他站起来硬要送我。他拄着拐杖穿过长长走廊，移到楼梯口，我坚决不让他再送了。他把一张四方小纸片塞进我手里：“这是我出席西双版纳州庆祝湖南支边40周年大会的即兴所作，今日送给你。”

我边下楼梯边读纸片：

壮别芙蓉到远方，手拈红豆思故乡。

根栽云岭心无悔，叶浴阳光蕊自香。

可叹蓬蒿飘远去，偏怜橡胶扎根长。

家书每托归飞雁，落款常称保国防。

读完纸片我再回头，发现老人还站在楼梯口。他一只手拄拐杖，一只手向我挥手，眼眶里流出了眼泪。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一个老人在陌生人面前这样流泪。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扑簌簌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