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顿|黄泥街 第四章

2016-07-27 14:27:14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责编:吴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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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6月29日上午

Z出版社是一家吃饭的人比做事的人多的出版社。Z出版社六十四人,但只有十几个人有编辑能力,大多是废人,在出版社混饭吃。社长、副社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发行部主任、副主任;八个编辑室的主任副主任等等,随便一数,行政领导就有二十几个。还有一些人天生就懒。但人人都装出干事的模样,按时上下班,然而却是在办公室里聊天或看报。大家都看在眼里,都不说,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大家吃。Z出版社的黎社长曾是个作家,写了几本贫下中农分田到户后,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且有了闲暇时间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小说。现在没人再去读他的小说了,所以他就跑到Z出版社来当社长。

黎社长五十岁,高高瘦瘦,戴副眼镜,很知识分子的模样。很知识分子的人,要么清高,自诩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要么就虚伪,肚子里有一点知识,但为了体现自己更有知识,就极力做出知识分子相来诱惑你。清高的人是没有伤害性的。他一心清高去了,他不屑伤害你;虚伪的人就说不定了,你比他强,他就要等待机会搞你一家伙,或者绞尽脑汁爬到你头上去。就我对黎社长的观察,他介乎这两种人中间,不是十足的清高,也不是十足的虚伪,就是说既有点清高又有点虚伪。这就是黎社长,就像我们大队的大队书记。

Z出版社是个大家庭,黎社长是家长。黎社长还是个不任人惟贤,只任人惟亲的家长。这一点最像我们大队书记。这其实是黎社长的弱点,所以他用的一帮人,基本上都做不得事,只晓得跟着他叫。这位前作家当然也想干出点名堂来给上面瞧瞧。Z出版社里能干事的编辑分三种类型,一种类型属于高傲型,手里执着很过硬的文凭,也确实有点眼光,编过几本受到上级领导表扬的书,他们眼里没黎社长这个人。假如有,那也只是表面上有。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要靠谁吃饭,相反,他们清晰地意识到黎社长要用他们。另一种人就是自视自己有本事,于是不把黎社长提拔的干部放在眼里,开口闭口都没有一句好话的人。这种人让黎社长最头疼。第三种人就属于我这种类型的人,本事么,文凭已经说明了,做事么,大家也看在眼里了。做人么,既不叫叫嚷嚷,也不自命不凡。我这种类型的人,在Z出版社就我一个。黎社长用四只眼睛在Z出版社寻找做事的心腹,找来找去,最终找到了我头上。

我比较欣赏你,你做出成绩而不骄傲,年轻人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不错。黎社长对我说。

黎社长说我做出了成绩是有根有据的。

我编了一本书,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写的,试论什么什么。没想在全国获了一个精品图书奖。Z出版社这几年来,还是第一次拿到全国精品图书奖,奖是在北京颁发的,在图书领域里,是全国最高奖。

我导师写的这本破书,其实没一点价值。一百个人,有九十九个人看不下去。这是理论性太强了。其实也不是理论性,而是把一些冷僻的词语堆砌在一起,一个观点其实用一种直截了当的方法解释就行了,但是我的导师生怕别人看不懂,就进行迂回曲折,先扯一气(方言:一会)毫不相干的事情,然后才回到正题上。他相信他是这样说,别人就理解了。一个破观点一扯,就好像毛线裤扯发了线缝,让你摸不着头绪。就是这么一本——自称自己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的我们总编——也读不进去的破书,一本只印了两千册,却有一千册压在仓库里喂虫的破书,居然获了最高档次的图书奖。

我导师这本试论什么什么的书,起始于八十年代初,竣稿于八十年代中,历时五年半。然而没一家出版社肯出这本试论什么什么。去年我到北京出差,拜访导师,导师在家里长吁短叹,说人心不古,说他这本书稿在北京的八大出版社游了一圈,最终又回到了他的书斋里。我见导师盯着桌上的那堆稿子唉声叹气,一同情他,就说拿到我们Z出版社来试试,导师就很高兴地给了我。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一审意见,东拉西扯引经据典地写了五页,交给编辑室主任,编辑室主任只读了我的审稿意见就签了意见,下结论说这是一本理论性很强的好书,然后送给总编把关。总编看了一个月,咬着牙把这本世界上没几个人会有耐心读下去的试论什么什么看完了,但是仍然有点摸不着头脑。总编叫我去,对我说:我是断断续续看的。年纪大了,记性差了,前面看的都记不清了,这本书到底是说什么?

这是一本学术著作。我对总编说。我觉得我们社不但要出挣钱的书,还要出几本赔钱的理论书,以此提高Z出版社的档次。学术著作不挣钱,但可以提高我们社的知名度。

三句话就把总编搞定了。总编是个好大喜功的人。他身上最大的毛病就是想在他当总编的有生之年里出几本流芳百世的好书,试论什么什么,既然他都看不明白,那就只有后人才能看懂了。我的导师就正是他这样的人,喜欢玩深奥。我的导师早就在理论的圈子里走火入魔了,他讲课和说话都是舍近求远,这一点也和我们总编相像。试论什么什么之所以得以出版,完全是因为总编看不懂。假如他懂了,这本书就很难问世。

试论什么什么之所以能获奖,那是因为试论什么什么没有政治问题,而且评委们不是导师的学友就是导师的弟子,而我的导师在事先又跟几个权威评委打了电话,请他们看看,提提意见。他们觉得我的导师年纪一大把了还如此谦虚谨慎,真不容易,就毅然投了试论什么什么一票。我和黎社长去北京领的这个奖,在火车上黎社长老是用爱才的目光打量我,觉得我是他手下的一名干将。我比较欣赏你,你做出成绩而不骄傲。黎社长在北京就这么赞许我,回来几个月了,在社里仍用一种欣赏和爱才的眼光打量我。

这本试论什么什么改变了黎社长对我的态度。

7月3日晴

中午,黎社长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走进我办公室找我扯谈。又有什么新的选题?黎社长问我。黎社长见到我每天早晚都在办公室里,就以为我在更加努力的工作。他那错误的判断使他主动走近我这个乡巴佬。我其实也是不把黎社长放在眼里的人,但我没那几个人做得那么敞。我做出受宠若惊的样子看着这个对我愈来愈有好感的社长。在这段时间,我觉得我犹如一处荒凉的山岗上的一根狗尾草,在秋风中抖索。我以乎看到一只蝗虫正在啃噬我的心。早晨醒来,我都不晓得自己睡在哪里。我真的想大叫一声,有时候还想哭。

我说暂时还没有。

再搞一个奖吧,小张?黎社长对我亲切地笑着说,在我桌前坐下了。

我确实有点受宠若惊。我不会乱说话,这可能是乡下人的本性吧。我说:是的,我还需要你进一步放权给我。我想到了《魔鬼谷》那本书。

黎社长又用一种爱才的目光打量我,脸上很有一种要提拔我的样子看着他的属下。你先好好工作,他对我许愿,再搞一个全国奖,有机会,我会让你挑重担。

挑重担就是让我当个小官。

我做出一脸感激的样子望着他,我也需要人赏识。我说:谢谢社长关心。

黎社长点点头,表示已经接纳了我的谢意。你手上搞了什么好稿子吗?黎社长说。

八十年代末很多作家都弃笔不写了,一打电话催稿子,作家们就说:还写什么写。或者回答:我现在下海了。作家们不写作,出版社就没事干了。出版社一年总要出几本书呀,假如不出书,那还叫出版社?作家们的破稿子到不了位,编辑不急,黎社长急了起来。黎社长这样一问,我马上想起了《魔鬼谷》那部书稿。李新去了趟贵州,但贵阳出版社的马编辑因写阴阳怪气的批评文章而走红,忽然就调到某刊做理论编辑去了。所以李新没弄到书号。我比李新还急,假如这本破小说出不来,那三万元就泡汤了。我看着黎社长,我想着怎样使他跌入圈套。我一脸认真的样子说:我手头有一本稿子,六十万字,我觉得还不错。只能这样开头,不能说写得好。黎社长也和总编一样,对武侠小说不感兴趣。

一本什么稿子?黎社长盯着我,写什么的?

新派武侠小说。我这样回答,自由来稿,我看了,故事引人入胜。

如果出版社稿子很多的话,黎社长可能会起身走人,好在那些所谓一流二流作家都暂时罢笔了,该轮到三流作家粉墨登场了。黎社长说:总编看了吗?

我还没跟总编说。

有政治问题吗?

政治问题肯定没有。我笑笑,要有政治问题也是明朝的政治问题。

性方面呢?

性方面绝对干净。我说,我是清道夫。

黎社长看着我,在思考是不是也弄一本武侠小说。

我说:其实可以这样。用不着社里投资印书,找一个书贩子出钱,社里出一个书号,书出来了,名誉是社里的。社里没一点风险。

黎社长瞅着我。

我说:贵阳出版社和海南岛那家出版社都是这样做的。今年社里好像没什么书出版……

黎社长点上烟,身为社长的他,当然希望社里多出书,高品位的也好,通俗的也好,总之得出。哦,这样吧,你给总编先看一下,看看他的意见。黎社长说。

我预感这本书会出来。我说:好,当然。

接着他问我对社里有什么看法。我说没什么看法。我说社是他的社,他等于一家之长,他是父亲,我们是儿子。我说得很肉麻,但是他爱听。有的人是希望当父亲的,黎社长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还说了很多别的,黎社长关心起我的家庭来了。我对他说我正打算离婚,因为刘小专有神经病。黎社长脸上露出了理解我的怜悯。假如他有一个神经病老婆,我也会用这种眼光看他。

7月5日随感

徐红无疑对我很有好感,今天我在大路书店和她聊天时,我感觉她看着我的目光不同。爱情在转变她的目光,爱让她观看我好的一面。我记得培根曾说爱是愚之子也,这是说爱情是愚蠢的果子。培根还说在人生中,恋爱只是招至祸患。我曾在读大学时,记笔记记下了这些话。我当时觉得这是真理。现在我要反对它们了,我觉得恋爱使人变得聪明,爱情能让人幸福,怎么是招至祸患呢?当然也有招至祸患的,董卓为此付出了价值,闯王李自成称帝后也葬身于此,他的部下当年不霸占吴三桂的爱妾,也许就不会有清兵入关,那么清朝政府就得从中国的历史中一笔抹煞。但是平常人并不会因为爱情而丧失高位或财富,因为高位和财富不在平常人身上。像我,翻了船也只是脚背深的水,没什么损失。所以爱情只会滋润我。

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你不去争,谁能打败你?争只会产生烦恼,不争烦恼就消失了。烦恼是病魔,它只纠缠那些爱慕虚荣的人。他们都是病人。

7月14日傍晚

我可能要走运了。作者在《魔鬼谷》里写了些正义的东西。这是总编看了《魔鬼谷》这部破武侠小说后对这部破小说的评价。

我想他没搞错吧?这是一本张飞打岳飞的鬼扯腿的小说!我说:是的,我也这样看。

有些东西还是要删,总编说,爱情点到为止就行了,不要写动作。这个作者年龄多大?

我告诉总编三十岁。

那他还是读了些书。总编说。

我差不多要笑这个老头了。朱马在这部武侠小说里,借用了几首唐诗和宋词,而那些唐诗和宋词连中小学生都能背诵,而且朱马也是牵强附会地胡扯进去的。

这就是读了点书?我怀疑总编八成老糊涂了,或者眼光有问题。我说:那是那是,作者的文学修养很高。

我还有什么话说?我只是向出版社要一个书号,不然书就出不来。如果总编手上的名家稿子多,他是绝对不会看《魔鬼谷》这部书稿的。好在那些名家都在家睡觉,没想到要奋起直追,才轮到总编屈尊看《魔鬼谷》。我不用担心三万块钱变水了。

第二节

7月19日夜

今天,我打了个电话给李新,让他请我们黎社长吃饭。黎社长这人的地位已摆在Z出版社了,要的只是一份尊敬。尊敬还不容易给么?尊敬又不是银子,要多少可以给多少。我对李新说:把我们黎社长请到华天酒家去,二流酒家三流酒店,我们社长看不上。

三点多钟时,李新坐着一辆本田轿车来了。这是他一个做房地产朋友的车,他借了来,他要在黎社长面前表现他的气派。当时瞌睡虫正在我眼皮底下交战,致使我眼睛都打不开。中午我想睡午觉,但没睡成,太热了,汗在背上淌着,浸湿了席子。长沙一到七月,气温就持续上升。我这间办公室前面,是一块完整的水泥坪,坪两边的樟树和梧桐树全耷拉着脑袋,树叶被炽热的太阳晒得都蜷曲了,好像枯了一般。坪上的热气直往房间里钻,又不能关窗户,关了窗户会更加闷热。因此我没法进入午睡。

李新来时,我正坐在办公桌前打瞌睡。李新身上再也没有书生意气了,倒是遍布着商人的气味。一股铜臭味。你何解(方言:怎么)一副没醒的样子?李新对我笑着说。我说我昨晚没睡好,中午又没睡午觉。李新就笑笑,你这是自己找罪受。

外面太阳很大,七月的太阳正烧烤着这座城市。我看着窗外的太阳,瞧着耷拉着脑袋的梧桐树。城市里污染太严重了,土地枯干,空气里到处都是二氧化碳,那么多汽车、摩托车排放的废气毒害着人的身体。我想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反面,文明是好的,有益于人类进步,但是它的另一面却在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污染着阳光、空气和水的纯度。我小时候,即便喝田间的水也不会生病。现在呢,我姐姐说,就是喝井水也要烧开。这是因为滥用农药和化肥的原故。那些农药和化肥渗透到了井水里,污染了井水。空气被污染了,河流也遭到了破坏,没有一片阳光是纯净的,这一切都是工业文明带来的负面作用。我的导师在他那部试论什么什么的书里说:貌似人的动物,其实是地球上最无情和最贪婪的窃贼。二十世纪是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成了这个时代的权威,领导着世界潮流,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等等吓死人的核武器都造出来了。这是人类盗劫了地球的精髓。有人反思这个时代说,这是人类在毁灭自己的生存空间。我的导师还痛心疾首地说,现在还没有一颗星球可以接纳人类生存。火星是一颗冰冷的行星,木星虽然有十几个地球那么大,但组成木星的板块是流动的,就像活跃的火山。水星和土星皆如此。没有一颗行星在将来的某一天可以容纳人类光临。即使月球也不行。月球的引力那么小,既无生物又无植物存在,它能给人类提供什么?短短几十年,地球上的一切都在加速变化,其最明显的是气候。这种地球变暖的气候,乃一种危险的信号。不定哪一天,人类最终无处可去,找不到家园,也找不到树木了。

黎社长坐进本田轿车时问李新这是不是他的私车,李新咧嘴一笑。是的,这部轿车是我的。他一脸坦然地撒谎说。

黎社长说:不错呀,这辆车看上去很新么。

Z出版社也有一辆轿车,是一辆黑上海,等于是黎社长的专车。黎社长到局里开会,或者到宣传部开会,就坐那辆破上海。那辆破上海时常烂在路上,使他只好打的回家。黎社长也许在想,他当着Z出版社社长,可是却还没有这个书贩子好过。黎社长说:好,还是干个体户好,为自己打工。我们这些为国家打工的,到头来不过是拿一张退休证。

黎社长情绪不怎么好。因为有个编辑今天拍着桌子同他在办公室吵大架,骂他主观。黎社长最怕别人骂他主观,因为他认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客观的人。他觉得他今天被下属骂得不是地方,他满肚子委屈。还在办公室里,他就在说这事,现在他又捡起了这事。我自认为我是个比较客观的人,他措词委婉地道。偏偏他说我主观。你们看,当领导也要受气呢。

那个编辑向他要副编审职称,而副编审和编审的职称都受到了出版局的限制,社里就没评他。这本来没什么,但那个编辑自视自己劳苦功高,年纪又四十好远了,平常还喜欢写一些偏激的评论,骂这个作家,骂那部电影,就像我的同学马编辑,也就不把黎社长放在眼里。我说:那是个写了几篇破评论就自以为自己了不起的角色。我又说:他这个人性格孤僻(我是说那个编辑),为人也刁钻,在社里没有号召力。他说你主观,并不代表其他人也说你主观。我拍黎社长的马屁说:我倒觉得你是个好领导,做事非常客观。

黎社长看我一眼,还是当个体户好,不受这些气。黎社长说。

人的承受能力是依据地位的高低来的,地位越高承受能力越低,地位越低承受能力越大。一个人越有成绩,越受到社会的肯定就越听不得不同意见。要是谁骂我主观,我会毫不在乎,要是谁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坏,我也会毫不在乎。但假如我是社长或者局长,我可能就在乎了。因为地位变了。当你能领导人的时候,你就希望人人都说你公正。

今天在华天酒家请黎社长,无意中我看到了黎社长身上有一个弱点。他好色。在华天酒家喝茶时,他说了句这样的话:这里出出进进的小姐都很漂亮啊。这句话就像一张招贴画一样贴在我脑壁上了。如果我做书生意,如果我有用得着黎社长的地方,我就要在这一点上攻破他。李新抓住这一点问他:社长,我们一起去做一个按摩吧?黎社长眼睛一亮,但他毕竟是五十岁的人,且当了三十年共产党员,还是考虑到了影响什么的。黎社长摇摇头说:算了。

如果今天是两个人,我和他,或者他和李新,我敢打赌他肯定会做。但今天是四个人,我、李新,还有那个司机,他就推卸了。他说算了时脸上有层遗憾,我捕捉到了。

8月3日深夜

我这两天很想女儿,想听听她说话的声音。我打了个电话回家,我想同女儿说几句话,接电话的是刘小专。我说:我要同茜茜说话。

刘小专说:你还有脸打电话回来?

我沉默了下说:刘小专,离婚的事你考虑了没有?

我哥哥说,你要离婚找他。

我脸上就火辣辣的,想起了前举重运动员打我的那一拳。我说:别拿你哥哥吓我。

刘小专把电话挂了。我又按了电话号码,但再没人接,直到接通的声音变成忙音。我看了眼窗外,所见的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我觑着梧桐树,梧桐树上挂着白白的像鼻涕一样的东西。我打了徐红的BP机,徐红回话了。我说:你在家里吗?

我在睡觉。

我突然很想见到她。我克制又克制的欲望终于像洪水一样冲了出来。我有好久没碰一下女人了。你不会出去吧?

好像不会吧。她说。

我放下电话,我想我今天要冒一下险。我不想再玩这种猫捉耗子的游戏了。我一直想给她一种正人君子的形象,但这太累了。我在她身上花费了很多时间,我不想再浪费时间。我走在上午十点钟的太阳下,经过一家花店时,我买了一束玫瑰,十九朵,其寓意是天长地久。我敲门,她开门。她马上捂着肚子笑,那样子像笑破了肚子。好像我这个乡下人就不应该送花。我心里既有些羞惭又有些恼怒,脸皮陡增了几层,我说:你懂得我的心。

她瞥我一眼,脸上升起了一抹红晕。谢谢,她说,接过了我手中的玫瑰。

她把那束玫瑰接过去,插进花瓶,拿着花瓶去水龙头下盛水,接着她就捧着一瓶红红的玫瑰走进来。她把花瓶放到桌上,转过头来看着我。我心里燃烧着一炉情火。这几个月,住在社里,晚上除了面对办公桌,就是面对着书本,心里嗷嗷的却又无处发泄。我一看见徐红,激情就在全身奔涌,以至我都感觉身体发烧了。我说:我可以亲亲你吗?

她慌忙回答:不可以不可以。

就亲一次可以吗?

不可以,她说。

我心里燃烧着一团火。我摸一下你的手总可以吧?

你像个小流氓,她说。

我笑了,我可不是流氓,我是真正爱你我才有勇气送花给你。爱给人以勇气。

她觉得很受用,望着我。我感到她的目光有些异样,有些妩媚。我从没在她脸上见到过这种目光。我继续说:其实我一开始就爱上你了。但我很自卑,一直不敢向你表白。

她说:你好让我感动。假如我是站着,她就不会说这句话了,因为我的阳具已直挺挺地顶着裤衩,不肯退缩。假如我是站着,她就会看到这个景象。但我是坐着,她就看不到我身上丑陋且疯狂的一面。她被我带进了爱的国度。她也需要爱情。

我勇敢地抱住了她,吻着她。那一刻,我感到我是非常神圣的男人,是上帝造的亚当,她是我的一根肋骨变的夏娃。这个时候她不再高傲,也没有任何做作,因为她的武装已被我解除了。她赤身裸体,闭着眼睛,享受着我的爱抚。她发出了那样的声音:啊、啊啊。

我们做爱了。我认为做爱是神圣的,是上帝的旨意,它既快乐又美好。人活着就应该享受爱,如果你把做爱看成肮脏的,你自己也就活得肮脏。人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秦始皇是十分伟大的皇帝,他死了几千年了,那个时代的老百姓也死了几千年了。人往天平上一站,只有重量的区分,没有权力的区别。活着是一种美,存在就是真理。很多人把真理弄得很玄,似乎真理只有一个,是星光,是腾空飞翔的雄鹰。其实处处都有真理,朴实得你随处可见,就好像树木和花朵。但哲人们觉得这样的话,世界上就没有东西可以卖弄了,于是就把真理拉进了迷宫,让你觉得你寻不到真理。其实真理没有那么难找。比如说人是铁饭是钢,这就是真理。真理非常朴实,不会耍任何花招。耍花招的是人。我总觉得众口一词的话反而值得怀疑,阴谋就藏在众口一词里。众口一词就是走极端,但真理与极端无缘。希特勒的助手戈培尔说谎言说一千遍就是真理。他号召日耳曼人清洗犹太人,提出这样的荒谬观点,说德国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犹太人。他做到了,莱茵河两岸的德国人相信了他,开始仇恨起犹太人来,并大开杀戒。这就是众口一词带来的灾难,什么事情一到了众口一词的地步,就会出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这样的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群众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群众并不晓得睡在毛主席身边的,中国的第一夫人是个妖孽;也不晓得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正图谋不轨。所以说群众的眼睛是看不见的,群众最为谗言所支配。

8月23日中午

我这半个月每天都沉浸在爱情的海洋里。我喜欢“文化大革命”中唱的那首歌《深深的海洋》。我现在就在深深的海洋里泡着。她的身体是海洋,是任凭我浸泡的爱的海洋。我感觉到了身为男人的幸福。我很爱徐红。她楚楚动人。我感觉她是世上最美丽的女人。徐红的皮肤非常好,光洁得如丝缎。她的乳房挺挺的,睡下去也仍然耸立着。乳头很小,像两粒黄豆。要是在农村里,你运气再好也别想拥有这样美丽迷人的女人。我暗暗惊讶,我怎么会和她搞到一块?我身上还有很多农民意识。我得努力培养出城里人的样子。

你爱我吗?在做爱中,我禁不住问她。

她说:爱。

我说:爱我什么呢?

爱你整个人。她说。

我非常狂热地爱着她。她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她很灵动,常常晓得我心里想什么。她的身上云集着女人的全部优点。我不晓得她以前的男朋友怎么肯舍弃她!难道还有比她更理想的女人?至少,在我的生活圈里是没有的。

第三节

12月13日雨

我有四个月没写一篇日记了,有时候想写,又懒得提笔。今天我很高兴,我终于和刘小专离了婚,在前举重运动员横加干涉下,我还是离了婚。女儿判给了刘小专,她要女儿,是离婚的条件。

半年来,刘小专借口自己有病,要我找她哥哥谈,大概这也是前举重运动员的主意。我同前举重运动员打过电话,前举重动员对我说,离婚可以,除非我肯从他胯下钻过去,表示我是条狗,而不是人,如果不愿意钻胯也行,那就到公共厕所舀一碗粪吃下去,否则就不要提离婚的事。曾经为刘邦打天下的韩信,以背水一战而大败赵王的韩信不就钻过一个醉汉的胯吗?钻胯还是可以考虑的事,但我不会去钻前举重运动员的胯!他凭什么要插手到我和刘小专离婚的事里来?他以为他有一身蛮力就了不起?

我没找前举重运动员,我自己跟刘小专谈。刘小专捂着耳朵不肯听。我就请了律师。我让律师去找刘小专。律师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长一张胖脸和一双小眼睛,走路常常夹着一只公文包。律师把刘小专唬住了。刘小专不怕我,故意跟我抬杠,但她不太敢跟律师打交道。律师身上有浓烈的狐臭,脸上还生满了邋遢胡子,刘小专不爱看律师这张胡子拉碴的胖脸,更忍受不了律师身上的狐臭。我也忍受不了律师身上的狐臭,我跟律师说话,都尽量坐在通风的地方,以免受狐臭包围。但我还是很佩服他,他很能干。

这几天,长沙天天下雨,冬天在不知不觉中来了。办公室里没装暖气,我垫的东西很少,被窝都睡不热。有时候睡了一晚,早上起床,脚还是冰凉的。我要去买一床棉絮。黎社长同意替我想办法解决房子,我老住在办公室也不是办法。只要有房子,我就可以进入正常的生活轨道了。我只有一个思想,珍惜接下来的几十年。

12月19日傍晚

我们Z出版社的编辑都在混日子,反正是吃公家的饭,拿国家工资,也就没几个人发狠工作。一九九一年,Z出版社只出了些翻译作品,但译得也相当粗糙,不是专业人才的译作,说穿了是大学外语老师为了挣几个稿费翻译的作品。假如是一流作品,在他们的翻译下就成了三流;假如是二流作品,在他们的翻译下八成就成了四流。因为他们不是翻译家,甚至都不是搞文学的,其译作漏洞百出,语句也不通。

一九九一年,Z出版社只出了十来本当代作家的书,而这些当代作家都是十足的三流作家,只是他们感觉良好,自视自己是一流罢了。一流作家的作品都在北京的出版社出了,Z出版社最多能抓到二流作家的作品。但二流作家们都很有实力,不定哪一天就成了一流,所以二流作家都觊觎着一流刊物和一流出版社,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成为一流名腿。Z出版社在全国最多算得上三流半出版社,也就是介乎二流和三流出版社之间。Z出版社在出版界既不是二流,也不是三流,这是出版界对Z出版社的共同看法。现在,黎社长想把Z出版社弄成一流出版社,他在大会上提倡要把我们Z出版社办成一流出版社。

黎社长很有抱负。这可以理解,首先,黎社长是个精力充沛的男人。一个人只要有精力就很想干事;其次,黎社长很想扮演一个改革者,他认为整个出版界是一潭死水。黎社长是一九八二年调入Z出版社当副社长的,工作了四年才升至社长。他在出版社干了九年,当然晓得出版界的弊端在哪里。黎社长在大会上说:现在社里准备了一套改革方案,过几天就出台。我们要打破出版社的僵局,向前迈进一步。我希望我们社的每一位编辑手里都抓着一流作者。我相信,只要大家努力,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黎社长提出的改革方案并不是神话,也不是什么秘密武器,大家早就晓得了。黎社长看到社里的编辑工作没有积极性,就想把编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其宗旨是把编辑推到市场上,让编辑去抓好稿子。黎社长的想法和意图大家都晓得。Z出版社的编辑都在过大老爷生活,而出好书就得付出辛勤的劳动。有汗水才会有收获。这是黎社长在大会上强调的。

Z出版社的人都想过一种不劳而获的日子。要体现自己的价值,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就是绞尽脑汁。谁也不愿意为公家绞尽脑汁,因为这种绞尽脑汁的待遇和没有绞尽脑汁的人的待遇一样。大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吃着同一碗饭,你努力工作如果并不会增加工资,那么你就用不着努力工作。大家都不努力,你干吗要努力?这种状况在Z出版社已存在多年,现在黎社长是想打破这种状况。黎社长对我说:好好干,多抓几个作者,搞几本好书出来。

黎社长希望出版社多出几本好书。

大家都在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等着黎社长的新招,还有点看笑话的味道。我希望新招诞生,因为新招含着编辑承包出书的性质。这样,我就可以一只脚踏在出版社里,一只脚下海。正所谓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12月27日下午

不知怎么回事,一想到将和徐红结婚,我心里又没底了。我有一种茫然感,倒不是我不爱她。我很爱她。但我深深感到家庭是爱情的坟墓。爱情是相思,假如家庭产生了,相思就取消了。如果爱情没有危机感,爱情就会离你而去。这是一条真理。

家庭是彼此在很近的距离内憎恨的场所,家庭是筛子,爱情都从筛子眼里漏掉了,留下的是家庭琐事。家庭产生时,两人还能品尝一下爱情的甜蜜,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接下来就是彼此欺骗、猜忌和憎恨。这就是现代家庭。现代家庭充满了裂缝。裂缝总是存在,就跟黑夜总是存在于白昼之后一样。当爱情的新鲜感过去后,裂缝就产生了。刚刚熬出来的糨糊是粘在一起的,可是当水分挥发后,糨糊就开拆了,一条条弯弯曲曲的裂缝会展示在你面前,不再有黏性。正因为如此,存在主义的先驱者萨特一辈子都没结婚,他跟西蒙?波娃的爱情便是若即若离

的范本。还有很多哲学家都没结婚,他们都看到了爱情带来的累赘。

1992年的日记:

1月12日小雨

星期三的上午,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朱马的老婆打给我的。那个女人姓马,现在读者可以理解朱马为什么用这样的笔名了。朱马姓朱,名伟刚,但他却用老婆的姓做名,可见朱马是很爱老婆的。朱马的老婆名叫马小丽,很性感。

马小丽个子在一米六左右。在我眼里,世界上有两种这样的女人,一种女人一眼就能感觉到她相当性感;另一种女人是让你慢慢感觉到她很性感。马小丽是第一种女人。她给我的印象是第一眼就很性感。她身段特别好,胸脯挺挺的,腰身很细,臀部却肥大。她长着一张小小的鸭蛋脸,脸上的五官分开来看,好像并不怎么样,但合在一起,确实有几分姿色。

马小丽打电话给我,说朱马自杀了。我木了,木木地瞪着窗外的天空,身上起了层鸡皮疙瘩。就在早两天,朱马还打电话给我,想约我出去聊天。我当时约了徐红,没答应他。我问他最近写什么东西,他对我说他没写,他要休息一段时间,调整一下心态。现在,从他老婆嘴里却突然传来了他自杀的消息。假如那天我和他见面,安慰他,也许他就不会自杀。他是生活在宋朝或明朝的人,满脑壳都是宋朝或明朝的侠客故事。他不属于这个时代。他感到异常孤独。然而没人能读懂他的孤独。

我放下电话,调整了下自己的情绪,就匆匆下楼去骑摩托车。这是一辆重庆80型摩托车,这辆车等于是朱马为我买的,买车的钱来于《魔鬼谷》那部武侠小说的稿费。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在大街上扫荡着,将灰尘和纸屑扬起又放下。天阴沉沉的,一种就要下雨或下雪的样子,不过这几天都是这种样子,除了下毛毛雨,什么也没发生。我真希望下一场雪,看看下雪后的景象。我骑着摩托车,直奔朱马生前的住址而去。我觉得自己腿发软,浑身无力。我对自己说,小心点,别被朱马邀走了。我把车速放慢,我要尽量使自己平静。马小丽胳膊上戴着黑纱,但脸上并没什么悲伤,至少我没感觉到她脸上的悲伤。

你来了。马小丽看着我说,既没激动,也没内疚。

朱马曾经为她很痛苦,说她喜欢跟某几个男人上舞厅跳舞。朱马写完《魔鬼谷》后,之所以没再执笔写东西,就是因为他老婆让他苦恼。几个月前,朱马到我办公室来玩,就对我说马小丽现在变了。我当时并不关心他的马小丽。我当时还陷在离婚的痛苦里不知所措,就像一只鹿暴露在猎人的枪口下于是不知所措一样。此刻,我看着朱马的妻子,我有谴责她的权利吗?似乎没有。我目光里的哀怜是对死者的一种歉疚,假如我晓得他会死,我就不会那么“剁”他。朱马生前没朋友,马小丽说,他感到最痛苦的就是他在长沙没一个朋友。

哦。我随口哦了声。

你是他在长沙惟一的朋友。马小丽说。

我盯着马小丽的眼睛,我感觉她眼睛里有一种忧郁的云翳,只限于眼睛里。这是她脸上打了油脂,嘴唇上还涂了褐色口红,而这些油脂和口红掩饰了她脸上的忧伤。我倒觉得她这个时候不应该化妆,一是这个时候没人看她脸上的妆,其次也不好。

他给你留了一封信,她说。

信里没什么东西,信里只有苦难和对生活的厌倦。语气很凝重,仿佛有一种熏人眼睛的氨气从信纸上飘升起来,熏着我的眼睛。我说:朱马是怎么自杀的?

他把卧室的门反锁了,割断了左手的动脉血管。她说。

我瞧着墙上的镜框,镜框里镶着朱马尖瘦的面孔。朱马的眼睛一只大一只小,照片很明显,这也是他常常戴着眼镜的原因。假如他的眼睛不是一只大一只小,也许他就不会天天戴着副宽边眼镜。另外,朱马的嘴唇上嘴唇较薄,下嘴唇较厚,是一种地包天的命相。我时不时盯一眼镜框里的朱马,暗暗对他说:对不起了,对不起了。但愿你老弟的灵魂得到安息。我深深后悔自己不该那么狠地压榨他的劳动价值。朱马,原谅我。请你千万要原谅我!

2月20日

朱马的死,让我那几天的心情非常灰暗,好好的一个人,说死就死了。这让我越益感到人就是一个过客。佛教说:人死如灯灭。朱马这盏灯已灭了,他留下了两本书,《黑铁刀》和《魔鬼谷》。但这两本书能留下多久?五年十年?鬼晓得!

过年了,我得回家过年。徐红不愿意和我一起去乡下过年。她说她有同学聚会,再说我们还没结婚,她不想去。我没坚持,我自己回了趟乡下。我走在那条通往我家的山路上时,心里真有些心潮澎湃。山路两旁是枞树和板栗树,山坡上是一片绿油油的茶林,金丝鸟和山雀经常在这片茶林里飞来蹦去。享受着它们的生活。在茶树与茶树之间,经常种着黄豆或花生,那些山雀和金丝鸟却是这些农作物的捍卫者,把企图侵害这些植物的虫子消灭了——那是滋润它们肌体和羽翅的食物,它们需要它就同人需要吃蛋白质的食物一样。

父亲更老了,背都驼了。我叫父亲不要再那么发狠做事,我告诉他说,人生只是一个过程。父亲直点头,表示他什么都没放在眼里。母亲也老了,头发全白了,还掉了不少。他们养了我两个姐姐和我,该轮到他们享享福了。假如我有能力,我就要让父母们享享清福。

3月29日办公室

我获得一个准确的喜讯,我去年编的一本有关理论方面的书得了五个一工程里的一本好书奖。这本论马克思理论方面的书是一位北京大学的中年教授所撰。这本书与我导师写的那本书简直如出一辙,也是在北京找了几家出版社,没一家出版社肯出,最后由我的导师推荐,教授把稿子寄给我看。我看了稿子,觉得不错,就把稿子交给了总编。总编是个理论迷,认为世界的一切好书都是理论书,因为理论是智慧的结晶。所以他匆匆看了遍就说好,应该出。社里对这本书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不出,说这是做赔本生意;一种意见是出,因为它是一本理论层次较高的书。持后一种意见的当然是我和总编,稿子是由我导师推荐,我约来的。至于赔本,又不是我出钱,也不是总编掏腰包,当然也不是另一个极力反对的杨副社长掏腰包。所以它出来了。

如果没有导师的那本试论什么什么垫底,这本书是肯定出不来的,因为试论什么什么获了奖,黎社长就寄希望于这本书,于是这本书才得以见天日。没想,它又为我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当然,就我知所,评奖的评委都是那位教授的朋友,即使不是朋友,也有神交,至少教授把他这本绝对没人掏钱买的书一一寄给了评委,并在扉页上写下了谦恭的话。而黎社长自己又亲自跑到北京活动,这是他认识其中三位评委,并请那些评委们一一吃饭喝酒。所以它中了头彩。喜讯传到我们社里,大家又喧哗起来,觉得张逊走狗屎运,今年评个编审毫无问题。如今这世界,是一个以金钱来衡量人的价值的世界,只有一个频道,那就是看你赚了多少钱,所以尽管我编的这本书在黎社长的运作下又一次获奖,尽管一些编辑有嫉妒我之意,但还没达到眼红的地步。毕竟这本书并没为社里和我带来经济利益。

黎社长很高兴,在社里,我完全可以受到他的宠爱和庇护了。我正式成了他的宠臣。在黎社长方面,他很明确,要么这本书能为社里赚钱,要么这本书能获奖。而在黎社长眼里,获奖比赚钱更重要。赚了钱,他黎社长又拿不走,获了奖他却可以到处吹嘘。我获了两个奖,荣誉既是我个人的,又是社里的。书是Z出版社出的,而黎社长是Z出版社社长。

好好干,张逊。黎社长用爱才的目光瞅着我。好好干。我要你挑大梁。

我很高兴受到社长的赏识。在长沙,我还没一个人可以投靠。我等待着黎社长让我挑大梁。我想不出他将给我挑什么大梁。是当副主任还是干什么别的?我琢磨着他的话。

要是Z出版社的编辑都像你一样舍得干,工作就好做了。黎社长感叹说。

我也没干什么,我说。

我说的是实话。我确实没干什么,我的精力我连十分之一都没用,最多也就是用了百分之九。大家都不努力,你太努力了不是有点傻就是假积极。但黎社长用爱才的目光瞅着我,觉得我过于谦虚了。你是个老实和能干的人,黎社长说。昨天我还同杨社长说你的房子的事,我要他快点解决你的房子问题。

黎社长只差对我说我喜欢你了。社里这几年倒是出了一些赚钱的外国小说和历史小说,但获奖作品却没出几本,除了我编的这两本理论书拿了奖之外,就没有书拿奖了。黎社长觉得我是一个人才,有眼光,也就不难理解。但社里有些同事在背后议论,说我专门做赔本生意,试论什么什么至今还有一千册压在仓库里无人问津,社里拿它送这个领导送那个领导,但无论怎么送,还是送不完。试论什么什么摆在长沙市最大的袁家岭新华书店卖,摆了一年才卖掉二十一本。现在,我编的这本马克思论,看来又是一本亏本书。这有什么办法?现在的读者层次低,看理论书籍就打瞌睡。读者宁可读毫无思想深度的通俗小说,也不看理论书籍。这不能怪我,我也是帮人家的忙。人家当了教授,研究了-辈子,用毕生精力写了一本书,能出就尽量跟他出。我压根儿没考虑要为社里赚钱,别人说我是出亏本的书,我也用不着生气。如果这本书没获奖,不会有人在背后说什么,关键是它获奖了,舆论就来了。有人说荣誉的背后是毁誉,这是非常深刻的话,应该好好想想这句话的内涵。

第四节

4月5日清明节

社里的改革方案下来了,开完会,黎社长让办公室何主任将方案书张贴在宣传栏里,让大家都能仔细审读。然而没几个编辑表态。大家好像在有意抵制黎社长改革。你黎社长想改革,大家就是不跟你来神,似乎有人在背后搞鬼。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总是有貌似君子的小人存在。方案贴了一个星期,却没人理睬。改革方案有利于我这样的编辑,但我不想成为改革方案的第一个拥戴者。我怕枪打出头鸟。我连获两个奖,已在很多人眼里不顺眼了。有些人表面上祝贺我,但骨子里却是另一种态度,并没把忌妒放在脸上。知识分子讲究文雅,打屁也注意场合。假如是开会,就尽量让自己放出的屁不出声。这就是知识分子。

我曾经打屁毫无顾忌,充分做到了有屁就放。但有人就用异样的目光瞅我,似乎我是个粗鲁的乡下人。见了几回这样的目光,我修改了自己打屁的方法,使肛门放屁时不那么猛烈,也就不会有声音冲出来。如果我是在农村里,就用不着学这一套。在家里,我父亲即使是在饭桌上,有屁也非常畅快地打出来,没有人说不好。但要是同社里的几个人一起吃饭,你放个响屁看看,他们会觉得你极不文明,甚至缺乏教养。这就是知识分子。

我桌上有只收录机,黎社长进来时,我正在听一支苏联歌曲《卡秋莎》:卡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柔美的轻纱……

这支歌曲好听,黎社长眉开眼笑的样子看着我说。

黎社长一进来我就晓得他要找我干什么。他的改革方案张贴那么久了,却没一个编辑走进社长办公室愿意同他签合约。现在,感到难堪的不是编辑们,而是他自己。如果是你吆喝喧天的改革,声势造得那么浩大,却没一个人理睬你,难堪的当然是你而不是别人。我非常理解黎社长。他坐下,递了支红塔山烟给我,还啪地按燃打火机,替我点上。这位希望干出几分成绩的社长,没想到大家都不来神。他说:小张,你对社里的改革方案有什么看法?

我说很好呀。黎社长就用一种找到了知音的目光盯着我,社里的方案出来一个星期了,你也看见了,没人愿意与社里签合同。

我晓得没人签合同。大家都对社里的改革方案视而不见。出版社是国家饭碗,假如你同意社里的方案,与社里签协议,你就等于失去了吃大锅饭的轻松工作。你就变得要操心,要负责,要钻营。你就不可能每天端着一杯茶,坐在办公室里聊天或看稿了,因为方案上任务和计划都清清楚楚,稿费、纸张费、印刷费等等,一切都要你自己筹措,而所出的书的稿子,也得由社里总编通过。所赚的钱,编辑得七,社里取三的管理费。这是这个方案里最大的优点。假如这个方案里有什么条款能让编辑得利,就是这一条。黎社长也就是拿这一条诱惑编辑们,但没编辑愿意上当。说来说去,风险太大了。这是因为大家都没干过,不晓得水有多深。黎社长又说:你对社里拿出的方案有什么看法,直说吧,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黎社长从来没有如此客气地同我说过话,尽管他欣赏我,但他从来没忘记自己是领导。事实上,他现在仍然没忘记自己是社长。我说:发稿权应该下放到编辑手上。编辑组来的稿子,如果总编不同意,那编辑就很难办事。

你还有其他意见吗?黎社长望着我。

其他意见暂时没想起来,我说。

如果我答应你,你会与社里签协议吗?我希望你带头签这个协议。我相信你有能力。

我很高兴。我早就想签这样的协议了。我愿意有所耕耘就有所收获。我拖着不找社长签协议,是早就想好了这一着。我说:我要把发稿权争取到手,不然我就不签这份合同。

可以考虑。黎社长像终于找到了支持者一样说:我还为你把三七开改成二八开。

我美美地睡了个午觉。四月的春风从窗口刮进来,吹抚着我的脸。我睡到三点多钟才醒来,谁也没来吵我。我醒来时,天空呈淡红色。这是吉兆,好运就要降临到我头上了。

4月11日深夜两点钟

方林打电话给我: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她在电话里说。我确实差不多要忘记她了。我虽然爱过她,但那是我的过去。我眷恋我的年轻时代,并不是眷恋她。过去的事都是美好的。因为它不再来了。我跟你说,我们这种从农村里走出来的人,面对任何灾难都不会惊慌。我对方林说。从绝望中走出来的人,不会有什么惊讶了。

你绝望过吗?方林问我。

我看了方林一眼,她脸上有一抹忧郁。她也有三十八岁了,她的脸不再年轻美丽。她好像惨遭失恋了。不然她问我这话干吗?

我们是坐在岳麓山下的一家餐馆外,一边瞧着路旁青青的法国梧桐树,一边瞧着远远的天空,一边说话。天上云集着一朵朵红云。那是晚霞将云朵染红了。

你让我好伤心的。方林说。

方林爱我,这是我没去认真思想的事情。我和她的邂逅,确实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几分快乐。但我根本就没想过好好爱她。假如在我和她邂逅以前,我没认识徐红,也许我会努力爱她一阵。错过的就错过了。我心里对她的感慨报以冷笑。我说:你其实还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男人。这个世界上,什么都缺,什么东西都在减少,就人口在增多。

青春已从她脸上消失了,尽管她把自己化妆化得看上去还有几分年轻,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姿色。但这是化妆品产生的硕果。残酷的现实就在前面不远的路上等着她,女人一接近中年,就开始大踏步地走下坡路了。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你觉得你活得充实么?她问我。

她这是在问一句女大学生问的傻话。她一定很空虚,她才会问我充实不充实。

我笑了。我说:你充实我就充实,你不充实,我也不充实。人大体上是一样的。

我们还谈了很多话,直到天色暗下来。我送她回家。我到她住的那幢楼前时,原想同她告辞,但她用一种揶揄的口吻说:何解?连我家里都不想进去坐了?

我晓得她想要什么。一个孤居的女人是不会放弃同她爱着的男人快乐一番的。一进她的房门,我就把她抱住了,单刀直入。我有几分施虐的味道,但我没想到她是个受虐狂。她不但不反感我的粗暴行径,反而大声呻吟,陶醉于性的快乐中。我有几分为她遗憾,这种遗憾是什么我说不清,仿佛是美好的事物被我毁坏了。但又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干了很久。她问我怎么几个月不跟她打电话,我说我太忙了。我走时她让我再亲她一下,我亲了她。

4月29日晴

今天我没事,骑着摩托车上街买了个BP机,接着我就很想见女儿茜茜。我赶到我曾住过的这幢楼前,女儿茜茜在楼下与几个男女孩子疯跑。她看见我就举着头瞅着我,脸上有一种想走上来和我亲热,但理智又让她迟疑不决的表情。我很难过。我说:茜茜。

茜茜的脸红喷喷的,头发汗湿了,衣服也汗湿了。我说:你看你汗都出来了,会感冒。

这是四月末的一天,这样的季节很容易感冒。女儿看着我,女儿的鼻子喷着热气,头上也冒着热气,衣服却脏兮兮的。我心疼地看着女儿。你吃早饭吗?

女儿说:吃了,这还要问。

你妈妈对你好吗?是不是经常打你骂你?

没有,就是有时候对我好恶的。女儿犹犹豫豫地说。

为什么恶你呢,告诉爸爸?

我看电视,妈妈嫌我看久了,要我睡觉,就把电视关了,我要开电视,妈妈就恶我……

我相信女儿的话,我为女儿难过。爸爸以后经常来看你,你喜欢不?

女儿听见有人叫她,忙说:我要去玩了。

女儿四岁多了,开始出门玩了。我看着女儿向另外几个小孩跑去,心里很酸楚,她比他们都不幸。她的父母离异了,而她的母亲是一个靠药物来维持正常思维的精神病患者。她容易激动,容易动怒,不准女儿想我。我站在一棵树下抽着烟,觑着女儿跟一些孩子疯跑,叫嚷。女儿时不时回头瞅我一眼,又继续玩她的。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这样一个问题,她长大了会不会恨我?她现在是不懂事,当她长大不会怎样看我?

晚上,我和徐红见面时,心情非常糟,脑海里装满了我的茜茜。如果不是认识了徐红,为了女儿我也不会跟刘小专离婚。徐红把我从我女儿身边夺走了。一个人一旦进入这种思维,就有一种茫然感。我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不怎么说话。我想我也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徐红,她并没鼓励我离婚。所有离婚的举动都是我自己所为。徐红见我沉默不语就问我怎么了。我说我今天去见了茜茜,她就跟一个野孩子一样。

徐红斜睨着我。头发乱蓬蓬的,在外面跟比她大一点的孩子疯跑。我说。

你好像很内疚?徐红揣摸着我的心事地瞅着我。你现在后悔不该离婚吧?

我是感到不该把茜茜留给刘小专抚养。

我当初就跟你说了,你以后会后悔的。徐红说,你看你,满脸都是悔意。

我们都洗了澡,打算做爱,但话题一转到我女儿身上,两人就都不愉快了。女人总希望男人最爱她,可以为她抛弃一切。我其实已为她抛弃了很多,但在她看来这还不够。我希望能同她干点什么。她把我推开了。她说:我要睡觉。她又说:爱你的女儿去吧。

孔子曰: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我叹口气。我和她是两个年代的人,我比她大十四岁,她今年才二十四岁,在针对某些事物的认识上,总有一段距离。我这样看,她就那样看,也不是她执意要同我抬杠,而是阅历注定了这一切。我在农村长大,她生活在城市,我看到了“文化大革命”,而她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才降临到尘世上的。这就是区别。

5月5日雨

昨天我非常倒霉,遇上了前举重运动员。我们去一家餐馆吃中饭,这家餐馆就在黄泥街一旁,名叫姊妹餐馆。徐红吃盒饭吃腻了。面对送到大路书店的盒饭,她说她不想吃。人是铁饭是钢,这是我小时候就晓得的道理。我说你不想吃盒饭,我们就到餐馆吃吧。她看我一眼,嘟着嘴儿。我于是领她走进了姊妹餐馆。姊妹餐馆里有两桌人吃饭,还有三张桌子空着。我和徐红在靠窗的一张桌前坐下,我点了四菜一汤。外面下着雨,淅淅沥沥的雨声从窗外飘进来。我们吃饭吃到一半时,前举重运动员和另一个面孔凶恶的年轻人走进来,前举重运动员进门就看见了我,眼睛顿时就瞪得箩筐那么大,一副要吃人的凶相。

你这乡里鳖,你这小杂种。前举重运动员一脸凶恶地走上来说。

我那一刻表现得很紧张。我骨子里很怕事。他肥胖的身躯一堵在我面前,我的脸就同蜡一样白。我挨过这个蛮汉一拳,那一拳在我脸上滞留了半个多月才消肿,又过了将近一个月才烟消云散。现在我就对着这么一个在这座城市里长大的蛮汉。我甚至都不敢站起来。我晓得我现在只能镇静而不能慌张,慌张只会造成对方更理直气壮。前举重运动员一拍桌子,桌子就发出一声惨烈的烂响。这是说桌子被拍烂了,碗筷都蹦了半尺高,掉了一只菜碗和一个玻璃杯到地上,一片碎裂声。前举重运动员骂道:你这个乡里杂种,老子今天要打死你。

我那一刻很蠢,木木地看着前举重运动员。我的脑壳在那一刻都不能想事。前举重运动员一脚踹在我身上,我向后一仰,倒在地上。头碰了另一张桌子的脚,很疼。我确实害怕这个男人。我真害怕前举重运动员提着我的胸脯,把我举到空中然后摔出去,就像他举杠铃似的。这个人曾经举起过两百公斤的杠铃,我只有六十七公斤。他只要用一只手就可以把我举起,摔到街上。徐红一脸愤怒地说:你干什么你凭什么打打打人?

女人在这个时候比男人勇敢。女人在这个时候往往有迎难而上的壮举。徐红站到了前举重运动员和我中间,起了阻碍前举重运动员进一步打我的作用。前举重运动员把她揎开,但她又挺到了他面前。她大声说;你是什么人?你凭什么打人!没有王法了?

老子是什么人?前举重运动员指着自己的鼻子,老子是他老婆的哥哥。老子要打死他!他把老子妹妹害成了神经病,老子要打死他。

徐红说:就算你是他前妻的哥哥,你也不能动手打人!

你这妹子管什么闲事?前举重运动员瞪着徐红。

饭店老板走了上来,她是个瘦瘦的年轻女人。她说:有话好好讲,冤家宜解不宣结。

前举重运动员对女老板说:你晓得一筒卵!你怕他是好人?你看他这张脸,一张狗脸,一双忘恩负义的眼睛。我妹妹漂亮时,他一副奴颜卑膝的样子,跟条狗一样。现在我妹妹得了病,他就把我妹妹抛弃了。你以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乡里鳌。我要打死他!

女老板说:就算他不对,你也不要这样么。这又不能解决问题。

我不是要解决问题,我是要打死这乡里鳖。前举重运动员说。

女老板当然不会让人在她开的饭店里打架,假如她站在一旁袖手旁观,那她就不会开饭店了。这时候,不光是女老板维护我,还有两个吃饭的男人也站到了我一边。在这个阳世上,人人都热心于扮演强者,你同情弱者自己才是个强者。我躺在地上,当然就有人为我义愤填膺。那个男人对前举重运动员说:算了,朋友。

另一个男人也插嘴道:算了算了,忍一时之气,省百日之忧。

后来,防暴队的几个穿制服的武警闯了进来,他们是女老板见状后让她的员工打电话叫来的。一下子来了五个武警,前举重运动员不怕我,但他却不敢同手执警棒腰间挂着手枪的防暴队员宣战。前举重运动员当然明白若被防暴队员打了是没账报的。他被防暴队员押走了,两个防暴队员扭着他,驱开众人,上了一辆警车,走了。

你太怕事了,徐红瞧我不来地说。

我不是怕事。我其实很怕,但我不能承认。

假如我昨天不害怕,昨天我在徐红面前充当英雄的话,今天我可能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好汉不吃眼前亏。假如我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我又怎么在社会上立足?是驴子是马,将来总看得到!我相信,凭我的智慧,我会让徐红惊讶的。现在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的年代,不是讲勇斗狠的年代,这个时代是凭知识和智慧吃饭,不是倚仗拳头打天下。

第五节

5月14日午夜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四日这天,一套三室一厅房的钥匙由办公室何主任交给了我。何主任晃了晃手中的钥匙对我说:张逊,黎社长特意照顾你,分了一套三室一厅给你。我很高兴地接过了钥匙。我早就晓得我会有三室一厅房,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Z出版社分房领导小组早就把这个消息公诸于众了。理由是我对Z出版社有突出贡献,我编的两本书获了全国奖。这个理由当然是黎社长想出来的。黎社长一心要对我好,他既有任人惟亲的毛病,又有任人惟贤的优点。黎社长要把三房一厅分给我,谁也阻挡不了他。我真想士为知己者死。不是黎社长,我最多只能分到两房一厅的旧房。

9月9日重阳节

这几个月,我和徐红都在忙着装修这套属于我们的三室一厅,充分按徐红的意思装修。做了墙裙,三间房子都吊了二级顶;客厅吊着石膏顶,三间卧室分别吊了水曲柳顶。我和徐红睡的卧室还贴了意大利墙纸,并像客厅一样装了龙珠灯和射灯。做了四间房子的家具,本来打算花钱买,但徐红说太贵了,于是找了木匠,按徐红的意思做了她喜欢的那些家具。一共花了三万块钱。花钱容易,赚钱难。但徐红想要她的女同学羡慕她,就不惜花钱。她觉得她肯嫁给我,己经是自甘堕落了,如果在住房上不体现一下阔气,那就太堕落了。

现在一切都完成得差不多了,只差请油漆匠来油漆家具。

10月3日清晨

十月国庆节我和徐红结婚了,来了很多人。Z出版社的同事,接到我送了请柬的人都来了。黎社长、杨社长、何主任等等。我父母和我的两个姐姐姐夫也来了。徐红觉得我父母和姐姐姐夫都太土气,使她在她的同学面前丢了脸。婚礼上,大家时常把目光落在我父母和姐姐姐夫身上,老老实实说,他们确实有点土头土脑,但他们是我的亲人呀。我晓得徐红的心理,她不想别人看见她嫁给了一个乡下人。我如果不理解她,我们就会吵架。尽管我父母默不作声,但两个老人也感觉到了她的冷淡。她在她父母和同学中周旋,有说有笑,而对我的父母却冷冷淡淡。我始终陪着我父母和我姐姐姐夫说话。我姐姐说:婚礼很热闹。

父亲身体不好,很瘦,但脸色却很平静,是一个老人被岁月磨砺出来的表情。

父亲说我:你太浪费了。我父母不晓得现在城市里结婚愈来愈讲究排场。社里出了一台新桑塔纳,李新帮我搞了一台本田,才把徐红的父母接来。如果没这两台轿车,徐红就不肯出来。我曾经非常恼恨,真想大骂一声这座俗不可耐的城市。但我如果不这样做,就伤害了徐红,而徐红又会原原本本地把伤害还给我。为了避免这一切,我只能朝好的方面想。

婚礼办了二十桌酒席,我开始还以为到不了这么多人,毕竟我不是这座城市长大的什么文化名人或有权有势的男人。徐红那方来的人占了十六桌,她的初中同学和高中同学也来了不少。他们都是拖儿带女,一来就是三人。我发的请柬均是单枪匹马,并没想到要他们带家属,所以我的客人只占了四桌。婚礼和别人的婚礼没什么区别,但我的新房却让人为之一振。我将洞房的席梦思床上铺满了红玫瑰。这个歪点子当然是我的杰作。我也不晓得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灵感。昨天,我为布置新房,忽发奇想,想像在床上铺满鲜红的玫瑰花一定很迷人。于是我让花店的女人送来了两箩筐剪掉了枝叶的玫瑰,一共九百九十九朵,朵朵都红艳艳地怒放着。客人们看见满床的玫瑰,又打量着我和徐红(徐红很漂亮,着一身紫色套裙,隆起的胸脯上别着一朵红玫瑰),这惹得我的同事和李新立即变淫秽了。李新用一双色情的眼睛打量了徐红身段几眼,目光在徐红的屁股上留连忘返了好几遍,面对满床的玫瑰和徐红大声指出说:我操,你们蛮淫秽呀。这是要我们回去后展开联想的翅膀。

很多人听了都拼命笑,似乎他们都看见了我和徐红在这张床上赤身裸体地做爱。李新见他的话达到了应有的效果,又逼问我们道:你们老实交代,哪个想出的这个淫秽点子?

还有哪个?我。我笑笑说。

徐红脸红了,我不知道,我在娘家。

她是真的不晓得。这个歪点子是我临时发明的。我就是想让她吃一惊,事实上她又吃惊又兴奋,满床的红玫瑰只有一个证明,那就是我爱她。你不晓得,李新说,鬼都不信。

她真的不知道,我说。

当客人一走后,房里就剩下我和徐红时,面对着满床的红玫瑰,她比我还兴奋。她走上去嗅了嗅花,一股淡雅的幽香在洞房里飘扬。她一把抱住我的脖子,在我脸上狠亲了一下说:张逊,你干得最聪明和最漂亮的就是这件事。

我们上床,她率先脱掉紫色套裙和内裤,赤条条地睡到玫瑰花上。她说:冰凉的。我说这种感觉很好。我们便在玫瑰花上度着我们的新婚第一夜,一种新的性体验使我们有一种新婚燕尔的伟大感觉。倘若不是这一床的玫瑰花,也许我们就不会有这种很强烈的快感。

10月22日雨夜

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发财了。这样的梦我以前从没做过。我以前只做噩梦,醒来后总是出一身冷汗。这个梦却让我醒来后拼命回想。梦里,我很有钱,钱多得拼成垫子睡觉,还把一张张百元大钞塞到被套里,当被子盖在身上。我在梦里还看到了一片曙光照在我头顶上,就只照在我头顶上,而周围却是一片朦朦胧胧的东西。我想我应该走运了。

我家凉台的壁柜里有一包东西,那是结婚那天从床上扫下来的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花瓣,已枯干发黑了。昨天,我曾想丢到垃圾箱里去,但她訇然一笑说:留着。她说这是我爱她的见证,哪一天我跟她吵架,她就把这包干枯的花瓣打开给我看,也许我见了花瓣就气消了。她说这话时脸上充满了笑容,那是我非常喜欢看的笑容。她总是能打动我,说服我。她对犹犹豫豫的我说:放在那里,乖。这是一种哄孩子的口气。我成了她的宝贝儿子。

她的睡态很好看,成熟且美丽。我真想亲亲她。我怎么会有这么美丽的妻子?我要感谢上帝,上帝让我拥有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

12月7日傍晚

和徐红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她很有创意。她是那种富于想像的女人,她的想像力胜过了我,我甚至怀疑她如果把兴趣投放到文学上,也许她会写出一部《呼啸山庄》。她对文学作品极敏感,她看文学作品的胃口很高,时常有一些大胆的想像和奇怪的思想冒出来,比如她晚上经常做一些古怪的梦,把那些梦记录下来就是现代派文学作品,只是她懒于写作。她喜欢干事,喜欢交际,有时候还喜欢一个人沉于一种对生活和对将来的遐想中。

有一天,两人做爱,我见她闭着眼睛不说话,心里就不大放心,就问她爱不爱我。她说你问这个干什么?我说只是想问问,因为你闭着眼睛好像不愿意看我一样。她笑了,她说她闭着眼睛是想进一步体会我的进入,并不是别的。她马上又问我爱不爱她,我回答说爱。

她非常关心我,要我注意身体。从大事到小事,从打麻将到做爱,她都要管我。她有管人的癖好。我怀疑她投错了胎。倘若她生在一个官宦之家,那她就可以实现她的宏愿,当个女省长,或者像她自己说的,当个局长就行了。但我想要是她当一个局长的话,那个局的同事一定会苦不堪言,因为她什么都爱管。她会成为大家最讨厌的人,而不是最可爱的人,除了我能忍受她管这管那,没有人可以接受她的好心肠了。吃饭时,她拼命向你碗里夹好菜,这个吃了营养,那个吃了营养。吃完饭,不久她又削一个梨子或者苹果给你吃,说吃水果有好处,因为水果不含胆固醇。尽管你肚子饱饱的,你也得把她削好的梨子或苹果吃掉,以免辜负她的好心。或者让你吃葡萄或哈密瓜,或提子或西瓜,葡萄含维生素C最多,哈密瓜又含什么东西最多,西瓜又有什么营养等等,总之她喜欢吃的你也要喜欢吃,她不喜欢吃的你也别想吃。比如我抽烟,她就非常反对,理由是抽烟会导致肺癌。她把我抽着的烟拿掉,丢进烟灰缸里。我不希望你比我死得早。我要你活到九十岁。我说多活十年,就要多吃掉这个国家的好多东西,一个月至少要吃掉十斤肉,一年就要吃一百斤肉,十年吃掉一千斤肉那是不知不觉中的事,还要吃掉几千斤优质大米,上万斤蔬菜,几万斤水果和几千斤植物油等等,何必呢?她说地里生长的东西就是吃的,不吃会沤烂掉。不要担心自己浪费了国家粮食,大家都在浪费。所以我得吃这吃那,比如吃桂圆煮蛋,吃白莲蒸肉,吃药材炖的乌鸡或鸽子,味道很难闻,但是得吃,因为是她弄的。我逐渐觉得这小娘们管得我太宽了,她所干的一切都是希望我活到九十岁,而我却不愿活那么长。我觉得我的自由被糟蹋了。

12月24日平安夜

一九九二年我是在离婚、装修新房和结婚及度蜜月中度过的。我现在是徐红的一个很听话的孩子,白天去社里按时上班,晚上按时回家。她主动挑起了做饭的重担。我也变成了洗碗能手,餐餐洗碗和抹桌子,有时候还要拖拖地,干完这一切就坐下来看电视,或者看书,看书的时间比看电视的时间要多些。我差点又燃起了做托尔斯泰的梦,又蠢蠢欲动地想写小说。可是一看自己过去写的东西,又打消了做作家的念头。还是淡泊名利好,名利伤身么。庄子曰: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又曰: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庄子的话,说得多么美妙。人一渴望成名,烦恼就来了,即便成了名,烦恼也不会离你而去,反而会变本加厉。不为名不为利,忧患则不能入,邪气也不会侵害你。邪气犹如黑夜,等待着你走进去。

第六节

12月30日下午

我的一个在山东工作的研究生同学来了长沙。他是个山东大汉,身高一米九五,假如他手脚灵活点,那他就可以去打篮球。他那高大的身躯就像铁塔。他来长沙,是他去了趟深圳。他本可以坐飞机回山东,但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见见我,改成了坐火车。他打算在长沙乘飞机回山东。他长得五大三粗,但说话做事都斯斯文文,骨子里是个文化人。他是孔子的后裔,姓孔。在北京读研究生时,我叫他孔老二。我们两人同一个导师,导师说他的脑子没有我活,但他是个认死理读死书的执拗的人。他认准了什么,那就是真的认准了什么。不像我,认准了,又可以突然放弃。他坚持着做学问,生活自然就贫困。看看他的衣着,你就会觉得他没混出名堂来。他还穿着五六年前,在北京读研究生的那件所谓太空棉袄。

你好你好你好,孔老二握着我的手不松道,张逊啊张逊,你老兄怎么样?一般一般,我说。

你老兄发财了吧,你老兄歪点子很多的。孔老二赞美我说。

我们说了很多话。后来我们上饭店吃中饭,随后才上我家聊天。孔老二一走进我家就说他感觉很好,这好像是走进了一个温馨的家。他确实是这么说的。晚上,他就睡在我家。他对徐红印象好极了,觉得她年轻、漂亮、温柔、贤惠等等。他把一大堆美好的词语都堆砌在我老婆身上。他眼睛发亮,一会儿訇然一笑,一会儿摩拳擦掌,-会儿打一个饱嗝,忘记自己是孔子的后裔了。他在我家住了两天,两天里我们天南海北地神聊。他告诉我,他正在翻译劳伦斯的书,已经翻译了三本。他非常喜欢劳伦斯。他打算译完四本,梳理一遍,就把它们交给海南那家出版社。研究生毕业的这几年,他都在家翻译劳伦斯的作品。他还编了几本书,都是一些中外名家写的随笔和散文。古典的,现代的和当代的。

书出来了吗?我问他。

没有,还放在我书案上。我曾经把它们交给我们山东的出版社,山东的出版社又把稿子退给了我。我就再也没往外寄。

孔老二,一共有多少字?

八十万字。

你把稿子寄给我,如果有可能,我替你出。可以出成四本书。我说。

孔老二很高兴,说他这次没白来长沙。他回山东后,一定把稿子寄我。我和他是一个导师,在一间寝室里住了三年。毕业后,孔老二分到了山东的某所大学教书,我进了出版社。如果能帮他什么,我会帮他。他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的角色。在这方面,他又是孔子的后裔。他走时,我把他送到民航售票厅坐大巴。我心里酸酸的,难得他还有一份情意来看我。湖南、山东天隔地远,鬼晓得还能不能再见面!

1993年的日记:

1月11日夜

我和徐红第一次吵架是我二姐夫来了又走了的第二天。我二姐夫想在长沙找点事做,他找我替他找事。他是个木匠,又懂泥水活,他想在城里承包一个小小的工程,赚几个钱。我没跟二姐夫找事做,事实上是找不到。二姐夫在我家住了三天,走了。徐红有点嫌我二姐夫脏,比如我二姐夫把痰吐到了客厅的地上,觉得错了,忙用穿着拖鞋的脚去擦。我能理解,在乡里长大的二姐夫,在堂屋和睡房里随地吐痰的二姐夫,一时忘记了这是在他小舅子家。徐红用一种看乡下人不起的眼光不屑于跟我二姐夫说话,这让我极不舒服。

你看我们农村人不起,我说。她瞅着我,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你对我好并不能说明你心好。你要是对我父母和姐姐姐夫好,才说明你是真好。我说这话时,脸上有点凶。我这个人从小就学会了孝敬父母,和她生活在一起,好像就不能孝敬父母了。刘小专至少还去过我家五次。我们也是在长沙结的婚,但刘小专按我父母的要求回黄家镇又办了十桌酒席。后来过年过节,加起来还去了四次。徐红不愿意去我家。结婚那天,我姐姐问我们会不会回家办几桌酒席,徐红拒绝了,理由是她很忙。其实她是不想去。我想罢了,你不去就不去,还为我父母节约了一笔开支。但我二姐夫问我们过年回不回家时,她不跟我商量就回答说:不去。我觉得她太武断了,我父母并不希望我娶一个瞧他们不来的媳妇。

你是城市里的臭小姐,我恨恨地说她,看我们乡下人不起。我恨她不愿去我家。又说:我父母对我抱的期望很大。他们希望我找了一个好老婆,我不想他们看见你不在乎他们。

我就是不在乎他们。我就是不喜欢你家的人。我连你也不在乎,你拿我怎么样?她不讲道理的神气盯着我说。

我不希望你只关心我一个人,我说。我想把我父母接到我家里过年。

行啊,你把你父母接来住,我住回去。她说。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晚上她把背对着我睡,不准我动她。我把手放到她肩上,她把我的手拂开。我说我爱她,她说我假惺惺。我把她搂住,她把我推开,起身到另一间房子睡觉

去了。我心里有一炉火,觉得自己找了个没趣,继而觉得自己用自由换取她的爱情,颇有些损失惨重。想想过去刘小专,她对我听之任之,对我的行踪视而不见,对我的言论充耳不闻,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样我就有很多空间自由活动。现在呢,一切都要向徐红讲明白,甚至还要看她的脸色行事,生怕她不高兴,就觉得自己犯贱。我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想想孔子说的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心里就更有气。

I月15日上午

我的生活就是一切都是为她高兴,而我自己则一点也不高兴。任何一对夫妻,当一个人的言行一切都得尊重另一个人的意见时,那个人会高兴吗?快四十的人了还找一个小女人来管,这不是自找倒霉?有时候我真想对着她吼叫一声你以为你是谁?但临了,话一出口却成了这样的句子:我发现你真可爱。这是为了避其锐,她在生气时我跟着一并生气,不就发生战争了?既然娶了这副闹药(方言:毒药),你就得采取得过且过的战术,以守为攻,伺机行事。孙子在他著的《虚实篇》里说: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又在《谋攻篇》里献计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看来我得运用一点孙子兵法对付这娘们。谁叫我娶她做老婆?目前,暂且只能运用孙子的以逸待劳的计策……一个家庭里老是女人在指手画脚,你就觉得自己是个他妈的废物。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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