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受谭继洵之托，张之洞着力开导谭嗣同，劝他以捐班入仕
还未出元宵灯节，张之洞便着手处理汉阳铁厂的事，他冒着严寒到铁厂去过多次。近一年来化铁炉每天只出少量的铁水，这只是为了不让炉子冷却，究其实，五六天开一次炉子足够了，仓库里堆着不少钢锭铁锭，有的已生了锈，一半以上的匠师和工人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处室中那些办事人员多半是一杯清茶三五闲聊，就这样打发日子，个别人竟然在办公时间抽起大烟来。还有的一连几天不来，人影也见不着。但每个月的薪水是一个子儿也不能少，而且薪水很高，几个职位较高的洋匠月薪一千两银子，全部三十六个洋匠月薪水高达一万余两。钢铁卖不出去，开支异常庞大，铁厂督办蔡锡勇焦急万分，早就盼望张之洞回来了。
在湖广总督衙门议事厅里，张之洞召集蔡锡勇、陈念礽、徐建寅、梁敦彦，以及洋匠总管德培等人一起会商铁厂的整顿。
蔡锡勇将铁厂的情况如实向张之洞做了报告。耗费他一生中的最大心血，寄托他徐图自强的宏伟理想，曾被洋人誉为亚洲第一大企业的汉阳铁厂，在他离开武昌仅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就落到如此地步，这个打击对他是沉重的。
“我离开武昌的时候，将铁厂之事郑重委托给谭抚台，他对铁厂关心得如何?”
张之洞在江宁这段时间里，湖广总督由湖北巡抚谭继洵署理。对于张之洞提的这个问题，大家一时都沉默着。谭继洵仍是湖北巡抚，说他的不是，得罪了他总不是好事。在美国受过多年教育的陈念礽在这方面的顾虑少些，他见老岳父的话没人回应，遂答：“谭大人只去过铁厂一次，平时也几乎不过问铁厂的事。”
张之洞非常不悦：“其他人呢?湖北的藩、臬两司呢?”
张之洞走后不久，藩司王之春、臬司陈宝箴先后调迁外省，接任的藩司员凤林、臬司龙锡庆也都对洋务不热心。
见大家依然不作声，陈念礽又答道：“他们也不过问铁厂的事。”
“啪”的一声把大家惊吓一跳，张之洞拍打着桌面火道：“铁厂又不是我张某人的私产，我一走，湖北的人都不过问了，岂有此理!”
蔡锡勇息事宁人：“铁厂没管理好，总是卑职等人的责任。我们是要湖北腾挪银子给我们，他们拿不出银子，所以也不好意思问我们的事了。”
张之洞问：“铁厂目前缺多少银子?”
徐建寅答：“至少要一百万两才能全面转动起来。”
“向户部去要嘛!”
梁敦彦说：“户部不给，说前后拨了两百万，再也拿不出银子来了。”
张之洞问蔡锡勇：“铁厂总共花了多少银子?”
蔡锡勇答：“五百多万两。”
张之洞心里也猛地被堵了一下：花了五百多万两银子，还是这个样子，六年前筹办铁厂时，可没想到要花销这样大。
张之洞转脸问洋匠总管德培：“铁厂技术上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英国人德培虽来中国多年，仍听不懂更不会说中国话。陈念礽把岳父的话译给他听，他想了一下，叽里呱啦地说起来。陈念礽翻译：“德培说，煤和铁矿的质量都有问题。煤里含硫较多，铁矿里含异质过多，可能与炼铁炉不配套，需要把铁矿送到英国去化验一下。”
张之洞不耐烦地说：“铁矿还要送到英国去化验吗?没有这个必要，先前不也炼过好铁吗?”
陈念礽见老岳父一口否决德培的意见，便没有把这个话翻译给德培听，德培也便不再说话了。
其实这位洋匠总管正是说出了铁厂技术上的症结，可惜让外行而执掌大权的张之洞给粗暴地顶了回去。真知灼见被扼杀，铁厂因此得再受若干年的惩罚。
蔡锡勇见张之洞脸色不好看，一句话几次欲出口又给压了回去。这时，他还是硬着头皮说了出来：“不少人说，不如将铁厂改为商办，银子的问题便可解决。据说，户部也有这个想法。”
“什么户部，是翁叔平他想卸这个包袱!”张之洞怒气冲冲地说，“商办，商人唯利是图，没利的事他们能干吗?他们难道比我还对国家对朝廷负责任?我明天亲自去看谭抚台，要他先拿点银子来帮铁厂过眼下的难关。”
张之洞态度如此坚决，蔡锡勇不好再说什么，大家也都不再提这事了。会议就这样无结果地散了。
第二天，张之洞放下总督的架子，亲往棋盘街巡抚衙门。六十多岁的谭继洵这一年来既当鄂抚又当湖督，事情比先前自然要多得多。他又是个拘谨的人，故更感到劳累，多年来患的哮喘病一到冬天便加重，今年冬天则更严重。入冬以来，他连前院衙门签押房都没去，就在后院卧房旁边的书房里办事接待来客。昨天接到督署巡捕的来函，说张制台今下午要来看望他。
张之洞身为总督，是决不应该在后院书房里接待的。谭抚台赶紧命令仆役将衙门中庭的会客厅打扫好，连夜生好炉子;又吩咐厨子去买点时鲜的菜蔬来，要请刚回任的总督在家吃餐饭;又在入睡前加重剂量喝了一碗鹿茸参芪汤，以便明天精神充足。他还不放心，又叫儿子谭嗣同明天决不能离开衙门。一是让他见见制台大人，和制台大人说说话，建立好关系;二来有什么事好随时呼应。老三机敏强干，谭继洵知道他不仅远胜自己，就连衙门内那些号为干员的人也不能与之相比。
午后，张之洞如期来到巡抚衙门。谭继洵带着儿子及抚署里的总文案、文武巡捕、师爷总管等早已来到辕门外，又打开中门，放炮礼迎。
张之洞笑道：“敬翁身体欠佳，大冷的天气，何必亲立辕门外!督抚同城，常来常往，也不必开中门，放礼炮，行此大礼。”口里这么说，心里倒也很高兴，满肚子对谭继洵的不满，经这番隆重的礼仪，化去了多半。
望着一旁挺立的谭嗣同，张之洞又喜道：“三公子英迈俊拔，我的儿子中无一人比得上。”
“香帅夸奖了!”到了会客厅，谭嗣同亲自侍奉茶水后，便掩门出去了。
“敬翁身体近来好些了吗?”张之洞望着须发如枯苎麻、面皮如花生壳、行动如笨狗熊的湖北巡抚，心里想，这种衰迈的人如何有精力领牧数千万人口、数万里田园?他只宜在家卧床曝背、含饴弄孙而已。但是，上自枢府，下至州县，却有许多这样的人物在占据着要津。他们固然是贪槽恋栈，舍不得手中的权力、腰中的银子，而朝廷居然也不劝他们早日致仕腾出位子来给年轻有为者。唉，就凭这点，就非改革不可!此刻，张之洞仿佛心灵上与康有为等人又靠近了一些。
“哮喘病人，最怕的是冷天。今年已咳两三个月了。”谭继洵说话，浏阳腔很重，张之洞须得仔细听才能听清。
“哮喘不好治，我家有个亲戚也长年患这个病。他有个方子，不妨试试。”
一听说有单方治病，谭继洵心里欢喜，忙问：“什么方子?”
“用冰糖蒸晒干的野枇杷，连枇杷和汁一道吃下去，对病症有所缓解。”
谭继洵说：“这两样东西都好找，我明天就可以试试。”两人又闲聊了一会儿。谭继洵问，“不知香帅亲自过来，有什么重要事情要老朽效力?”
“我专为铁厂而来。厂里现在周转不过来了，想向湖北藩库借点银子，一旦铁厂的钢铁卖出去后，就连本带息还给湖北。”
谭继洵说：“铁厂的钱该户部出。您跟朝廷上个折子，让户部批银子下来。”
张之洞说：“户部那里一时要不到，只有自己先想办法了。”
谭继洵低头望着眼前的茶盅，眼光呆滞，嘴巴紧闭，像个入定的老僧一样，木头似的纹丝不动。其实，对于张之洞来访的目的，他昨天就已料到了。在张之洞回任的前半个月，蔡锡勇还专门为借钱一事跑过藩司衙门。铁厂对他的抱怨，他也是早已风闻，但他一如既往地坚持对铁厂的态度：不冷不热，不反对也不支持。谭继洵为官三十多年，做京官时，他将忠于职守、拾遗补阙作为自己的职分;做地方官时，他将勤政清廉、重农恤民作为自己的职分。谭继洵做官的原则，遵循的完全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尽管这几十年来西学东渐，但他不屑于西方的那一套，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办洋务、倡西化。他认为这些都不是一个正经官员所应做的事，也不是为官的职分所在。张之洞办铁厂、枪炮厂，建织布局、纺纱局，等等，都不是一个总督应办的事。从好的方面说，张之洞是为了徐图自强;从不好的方面来看，张之洞是借此出风头图大名。张是总督，又得到朝廷支持，谭继洵当然不会也不敢反对。但他抱定一个原则：湖北不能为这些洋务局厂出银子。王之春态度积极，谭继洵很严肃地向他打招呼：湖北给局厂的银子，必须有户部的批文，不能私自给，我们要为湖北的财政着想。在这样严格的规定下，王之春也不敢更多地放银子给局厂，但还是尽力予以方便。就因为此，谭继洵看不惯，趁着张之洞不在武昌时，力荐王之春出任川藩，把他调走。
谭继洵不认为洋务能致中国于富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富强只能按圣人所教的那一套去办，至于张之洞个人的出风头，那就更不能称赞了。
这一年来，他作为署理总督，听到的有关对铁厂和其他局厂的风言风语就更多了，诸如靡耗钱财、挥霍浪费、人浮于事、管理混乱、裙带成风、事倍功半，铁厂为贪利之徒开敛财方便、为幸进之辈谋进身阶梯，等等，几乎都是指摘讥讽，少有肯定赞赏的。这一年多里，谭继洵对局厂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他知道他的湖督是署理，张之洞的江督也是署理，不久都会一切复原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张之洞造成的烂摊子只有他张之洞自己来收场。
“香帅的事就是老朽的事，铁厂的事就是湖北的事。”谭继洵说了这句心口不一的客套话后，腔调完全变了，“湖北藩库的银钱收支，香帅您是知道的，眼下不要说一百万，就是十万都挪腾不出。”
张之洞注目看着眼前这个不知哪一天便会突然去了的老头子，吃力地听他缓慢而浑浊的浏阳腔。
“今年湖北，鄂西十多个州县遭受旱灾，普遍减产三至五成。沿长江两岸二十多个州县遭受水灾，大多数只收了三四成，有五六个县颗粒无收，全年税收只有去年的四成半。朝廷只给我减去两成的上缴钱粮，这剩下的三成半，藩库还不知如何来填补。三天前员藩台对老朽说，年底藩库账簿上的现银只剩下二十五万两，受水淹严重的那些县得拨出三十万两银子给他们买种子耕牛，否则春上无法开工。流落武汉三镇难民有四五万人，且每天还在增加，已开了一百多个粥厂，还远远不够。这一百多个粥厂每天耗银约千余两，估计至少还得开一个半月，这笔银子就要五万来两。这些难民都无处住无衣穿，打算给他们盖四五百间芦苇棚，施发几千件寒衣，还加上每天都有饿死冻死的人，得收殓掩埋，这又要两三万两银子。昨天，又接到急报：京山一带发生地震，方圆百余里的房子都已倒塌，还不知死了多少人。我已命孔兵备道急速奔赴现场，他向我要银子，我明知藩库紧绌，这种时候也只能先顾眼前了，狠下心叫他带十万前去。孔道说十万能做什么用?我只得说，先带十万去吧，实在不行以后再说。香帅，老朽所说的句句是实话，无一字是假的。您若不信，明天可问员藩台。您看看现在的情况，湖北藩库能拿得十万两银子出来吗?”谭继洵说到这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颤颤抖抖地端起茶盅喝了一口茶。
张之洞则在心头叹了一口气。不能说谭继洵在完全说假话，他说的事，张之洞都已知道，只有昨天突发的京山地震，因为这纯属民政事，故最早的急报是报向抚署和藩署，督署还没有听到消息。张之洞知道，包括地震在内的所有这些，都会被不情愿拿银子的鄂抚夸大了，而藩库里的银子又会有意减少。巡抚和藩司联合起来做手脚，总督一时半刻也是查不出的。张之洞心里很生气，但又不好对谭继洵发脾气。
停了好长一段时间，张之洞才说：“敬翁刚才说的，我也知道一些，藩库的银子自然是紧绌的，也不必从藩库里拿了。我知道江汉关过几天有一笔银子要上缴，估计有五六十万，敬翁把这笔银子先挪给铁厂用用吧!”
“香帅有所不知。”谭继洵又叹了一口气，“江汉关的税收还没缴上来，这笔银子早就先用完了。”
“为何?”张之洞惊道。
“去年八月，宜昌出了个教案。德国教会的一条狗被附近百姓打死，教会拘捕了几个百姓，其中一个百姓死在教会。此事激起了众怒，结果教会被砸，两个传教士和四个教民被打伤，闹出了一个大事故。最后英国驻汉领事馆出来圆场，宜昌县被迫赔五十万两银子，以江汉关税银担保，才把这桩教案平定下去。江汉关的银子早已寅吃卯粮，没有了!”
张之洞的胸中堵了一口闷气，不是因为这笔银子，而是因为这不平等的教案处置。在四川，在山西，张之洞已亲身遭受几次教案，一概以中国人吃亏而结束。没有别的缘故，就是因为中国弱、洋人强，办铁厂本是为了中国的自强，可眼前这个抚台就是看不到这一点。他是宁愿赔银子也不想做自强事业，而像谭继洵这样的昏聩官员，又何止百个千个?
“敬翁，你有你的难处，我也就不勉强了。有一件事，还得请敬翁出面帮忙说说话。”
“老朽一开始就说了，香帅的事就是老朽的事。只是这银子，湖北藩库一时真的拿不出，不能为香帅解决这个燃眉之急，老朽心里惭愧已极。其他事，老朽一定尽心去办，您只管说。”
“大冶铁矿堆放矿石的山坡，原本就是无人管的荒坡。现在县衙门派人来告诉矿区，说矿区用了五年了，要交占地费，一年二百两，五年一千两银子。这本是无道理的事，且矿务局亏损厉害，他们哪里拿得出这笔钱!敬翁，你下个公文给大冶县衙门，免了这笔银子吧!”
说来说去，还是银子的事。不过，这笔银子和方才说的银子大不相同。明摆着这是大冶县衙门的敲诈，禁止他们这样做是名正言顺的，何况谭继洵还有求于张之洞，遂痛快答应：“香帅放心，我明天就叫文案拟公文，叫大冶免去这一千两银子。”
“那就谢谢敬翁了。”
看着张之洞有起身要走的架势，谭继洵忙说：“香帅，老朽有一件小事也要仰求香帅，请您万勿推辞。”
“什么事?”张之洞见谭继洵说这话时声音颤颤的，似乎含有一丝幽怨感，颇觉惊讶。
“唉!”尚未开口，谭继洵先叹了一口气，“说来这是老朽的家务事，老朽本不应该来麻烦香帅，但是小儿一向敬重香帅，又因香帅那年也曾勉励了他几句，故老朽只有厚着脸皮恳求香帅出面，开导开导他。”
张之洞奇怪地说：“令郎聪颖勤奋，广受称誉，还有什么需要鄙人来开导的吗?”
“香帅，您哪里知道，他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
谭继洵一副恨铁不成钢的神态，同为父亲的张之洞自然深知这种望子成龙的父母之心。他满腔同情地听着。
“小儿要说资质倒也不蠢，书读得还好，诗文也做得通顺，十七岁就进了学。但这些年却不幸走了歪道，不好好读书应试倒也罢了，却又偏偏迷上邪书邪学。近半年来，他关在家里写一本叫作《仁学》的书。有一天，趁他不在家，我在书房里看了他写的稿子，真是骇人听闻。也不知他从哪里捡来两个字，叫什么‘以太’，说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以太组成，这真是海外奇谈。又说节俭是不对的，连世世代代遵守的准则他都反对。”
“更可怕的是，他还说‘三纲’是错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纲常，这是圣人定下的规矩，他都敢说是错的。这几十年来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谭嗣同竟然说“三纲”都是错误的，这倒也真出于张之洞的意料，这个聪明的年轻人怎会如此糊涂!是得开导开导。
“香帅，小儿的这些怪谬，老朽从未跟别人说过。不敢说，怕人以此加罪他。老朽请香帅以童言无忌来看待小儿，宽恕他的无知，指出他的荒谬，让他迷途知返。小儿心性还是善良的，可以教化。他之所以迷乱，老朽也曾思忖过，可能是从小失去生母，与庶母不和，养成了孤僻冷漠性格;又加之四次乡试不第，由怨生恨;娶亲十多年也没生过一男半女，夫妻不和谐，失去了对人世的爱心;他还好四处游荡，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这些都使他生出一些与常人不一样的心思，老朽规劝他多次，无奈他总是听不进。老朽命苦，所生三儿，如今也只剩下这一个，孙辈也只老二留下一根独苗，这一子一孙便是维系谭氏家族的血脉。请香帅务必接受老朽这一请求。倘若小儿能有所开窍，香帅您就是老朽的大恩人了。”
说到这里，谭继洵两眼发红，似有泪水在眼角边流动。七十老翁的舐犊之情，使得张之洞不能不答应。
“好。令郎仪表非俗，当是瑚琏之器，即算现在走了点弯路，也不为怪。据说胡文忠公在年轻时也曾走过一段弯路，文忠公父亲心中焦急，倒是他的岳翁陶文毅公任内，督办海运，剔除盐政积弊，设义仓以救荒年，疏浚吴淞江、浏河以宣泄太湖诸水，颇有政绩。后积劳成疾，病逝。赠太子太保衔，谥号文毅。看出他疏散行为中的鸿鹄大志，劝老太爷不要过急，到时一切都会好的。自古来英雄豪杰都有一些不循常规之举，令郎说不定也会是胡文忠公那样的英豪。我倒是很喜欢他，你叫他今晚到我家里来。我告辞了。”
张之洞居然将儿子许为胡林翼式的人物，这令谭继洵兴奋莫名。他一时间竟忘记了留张之洞吃晚饭，连连激动地说：“谢谢，谢谢香帅，犬子今夜一定会登门求教!”
断黑的时候，谭嗣同在一个老家仆的陪同下，来到了湖广总督衙门。为了表示亲切，张之洞在二进院落东边小书房里，接待这位“海内四公子”之一的谭公子。
大冷的天气，张之洞身穿丝绵、狐皮还感抵御不住严寒，又在书房里生了一大铁盆炭火，而谭嗣同进门便脱去西式黑呢披风，露出一身紧束的短装来。他只穿着薄薄的棉袄和两层布的夹裤，脚上穿着褐色牛皮靴，长长的靴帮将及膝盖，靴帮上是一层又一层的绳箍。这一身打扮与瘦精的身材、深陷的双目相配合，显露出一股大异通常贵家公子的精悍、豪爽的英气来。
这的确是个非一般的人!
张之洞在谭嗣同进门那一刻所表现的没有任何虚套的礼节和风风火火的举止中，已经有了这个强烈的感觉。
“三公子，听说你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字号。”张之洞亲切地望着谭嗣同笑着说。
“是的，我为自己新起了字号叫壮飞。香帅，您怎么知道了?”
等闲人物，不管年龄多大、官位多高，在张之洞面前都有几分畏惧之感，谭嗣同却不这样。这并非因为他父亲是巡抚的缘故，而是他天生就是这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性格。
“你刻了诗集四处分送而不送我，是认为我这个老头子不懂诗吗?”张之洞抚须笑着，笑容中流露的是长辈的慈祥。
谭嗣同前向将自己的诗作汇集起来，取个名字叫《莽苍苍斋诗》，印了三百本，署名壮飞。“原来是从诗集上看到的!总督衙门的人都没送，他又是从哪里看到的呢?”谭嗣同想。
“香帅是诗坛泰斗，没送是不敢送。我的那些涂鸦之作哪敢烦渎香帅清神?”
“但你的诗已耗了我的清神。杨叔峤带着你的诗集来江宁接我，那天夜晚我读了半夜。”
谭嗣同和杨锐很投缘。杨锐到京师后，他们之间常有书信往来，《莽苍苍斋诗》印好后，谭嗣同寄了十册给杨锐，请他代为分赠京中诸友人。
“叔峤喜欢你的《潇湘晚景图》二篇的第一篇：袅袅箫声袅袅风，潇湘水绿楚天空。向人指点山深处，家在兰烟竹雨中。说是得《楚辞》之风。我却喜欢你的第二篇：我所思兮隔野烟，画中情绪最凄然。悬知一叶扁舟上，凉月满湖秋梦圆。这篇更像《楚辞》，它得的是《楚辞》之神。”
张之洞居然可以随口吟出自己的两首诗来，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心性高傲、身在官衙却瞧不起官宦的谭嗣同不觉对张之洞刮目相看，表现出他平生极少有的谦虚来：“谢谢香帅的厚爱，香帅的高评，晚生担当不起。”
“三公子，我从这首诗中看出你心中好像有很重的隐忧。”张之洞试图用迂回的方式来开导谭嗣同。他觉得谭继洵的分析有道理，先不谈他的怪诞心思，而从开启他心灵的幽闭开始，“三公子，人生的灾难，是人人都会遇到的。你十二岁丧母，比起老夫来又强多了。老夫四岁时，母亲就去世了。虽然功名还算顺遂，但老夫中年以前连丧三妻，又痛失长女，晚年则有丧子之痛。尽管命运这样多舛，老夫依然豁达以待，坦然接受种种打击，以平和之心看待人世，不忌不刻，不怨不尤。三公子，你刚过三十，前程还大得很，听老夫的话，去掉心头的隐忧，快快乐乐地读书应试，为朝廷为国家做事。”
知子莫如父，谭继洵对儿子的分析是深中肯綮的。
母亲早逝，父亲宠爱小妾冷落儿子，长年生活在没有亲情的环境中，这是谭嗣同一生中刻骨铭心的悲伤，也是造成他孤冷性格的重要原因。四次乡试不第，琴瑟不睦中年无子，使他的悲伤和孤冷更加重几分。
但是，张之洞想错了。有不少男人，他真正的最深重的忧伤是不愿意说给别人听的，更何况谭嗣同这样一条心高如天、骨硬如铁的湖湘汉子!他在嘴角边浅浅地一笑后，淡淡地说：“香帅说对了，我心中是有隐忧，但这不是对身世的隐忧，而是对国家对百姓的隐忧。”
“忧国忧民，这是自古圣贤传下来的美德，当然是值得钦敬发扬的。但圣贤也为后人做出了榜样，他们并不把忧伤积压在心里，更不把忧伤转化为怨尤，而是以此激励自己，设法为国办事，为民造福。”
谭嗣同坚定地说：“我正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张之洞愣了一下，他没有想到这位谭公子是如此听不进别人的话。想到谭继洵的恳求，也为了抢救这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张之洞压下心头的不快，继续说：“谭公子，听乃翁说你有些过激的心思，他颇为你担心。”
“香帅，不是我的心思过激，而是这个世道实在是沉闷太久，弊端太多，非得大声呐喊、大声呼叫不可，非得大改大变、彻底改变不可。我有些想法，包括家父在内，很多人都不可理喻，其实我是在矫枉过正，而这种过正，也是世道逼出来的。”
张之洞目光凛然地问：“难道非要彻底改变、非要矫枉过正不可吗?”
“香帅，非如此不可!”谭嗣同毫不迟疑地说，“因为积重难返，甚至可以说已腐烂败坏，非得用刀子来剜去不可。举个例子说吧。比如香帅您，目光清晰，看出了中国要自强必须引进洋人的科学技术，又魄力闳大，在湖北率先办出了一大批洋务局厂。应该说，您的举措，会得到全国的支持，您办的局厂，会取得巨大的成效。但是，据我所知，至少湖北官场，包括家父在内就不支持您。他们大多数袖手旁观，觉得这桩事与自己毫无关系，少数人还在暗中使绊子，恨不得这些局厂垮掉。而且说句不怕您怪罪的实话，您办的局厂，也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我听说局厂里问题也很多。说句大实话，局厂里除极个别的人外，绝大多数的人也并不对它的成与败真正关心，他们只不过是为赚薪水罢了。”
这些话虽然很不中听，但的确说的是实情，正为铁厂而忧心的张之洞无力责备眼前年轻人的狂妄不敬，反而脱口说道：“照你这样说，那什么事都不要办了。”
谭嗣同说：“所以我以为非要大改变彻底改变不可，如果不这样，那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
“你看怎么改变法?”
“要冲决两千多年来所形成的各种有形无形的罗网，全盘引进西方对国家管理的制度法规，改变世代相袭的那些限制中国前进变革的学说思想。如此，方可言洋务，言富强，言中国的前途。”
谭嗣同气势磅礴地一句接一句，仿佛在向世界发布他冲决罗网的宣言，在给病疴沉重的大清王朝诊断症状，在给古老的华夏民族指明出路。
张之洞在谭嗣同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已觉自己无能为力，他不想使寄予重托的老鄂抚失望，更不愿在一个年轻的被开导者的面前承认失败，一个主意在他的心里已经冒出。尽管他并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现在只能借此为自己赢点面子，先让这个桀骜不驯的谭三公子接受再说。
“谭公子，忧国忧民也好，冲决罗网也好，大丈夫为国家百姓办事，不能只凭热血，更不能只讲空话，要的是踏踏实实地做事。办事凭的什么?凭的权和位。你既无权又无位，这些岂不都流入空话吗?”张之洞目光炯炯地望着谭嗣同，他试图用这种威凌压住谭公子刚才的气势。
“香帅，这个我懂。我四次乡试，也是想通过科场进入仕途，以取得权位。但主考有眼无珠，不辨龙蛇，我也无可奈何了。”本想说一句“我只好自谋出息了”的话，但想一想在制台面前说这样的话不妥，便又咽了回去。
“比起寻常百姓来说，你有一条更便捷的路可走，为什么不走呢?”
二品以上的大员子弟，在获得秀才功名后可以通过入监和捐银直接进入官场，其出身视同正途。朝廷的这个规定，谭嗣同知道，谭继洵也曾这样考虑过，但谭嗣同不同意。
“我三十二岁了，不想进国子监了，靠捐银买顶子的是些什么人?我岂可与那些人混在一起?”
“谭公子，捐班的确很杂乱，老夫一向也看不起，但事情也不可一概而论，捐班中也有极优秀卓异者。你知不知道，胡文忠公便是以捐班而成就大业的?”
“胡文忠公不是翰林出身吗?怎么又是捐班呢?”
对于胡林翼，谭嗣同自然是景仰有加的，但胡是捐班，却是第一次听到。
“胡文忠公翰林出身是不错，但在浙江主持乡试时，因主考文庆携人进闱阅卷一事被告发，他受了牵连，降一级为内阁中书。第二年又丁忧，三年后起复，按常规在内阁中书一职上候补。若从这条路走到朝廷大员，不知要到何时，也许一辈子也走不到。另有一条路，若捐银一万五千两，则可得一个候补道，遇到好机会，不久便可得实缺，过几年有望升为藩臬大宪。胡文忠公想，大丈夫做事，当以最后成败定高低，不必拘于区区小节，遂捐了一个候补道。他看准盗匪多的贵州大有英雄用武之地，便主动要求去贵州。果然，没有几年便因肃盗立功升为贵东道，由此发迹。谭公子，倘若没有捐班这个过程，会有后来的胡文忠公吗?”
谭嗣同猛地省悟过来。无权无位不能办大事，走科举正途又得不到权位，看来要想办大事，只有效法胡林翼走捐班一路了。大丈夫能伸能屈，姑且屈一屈吧!
“香帅，谢谢您的点拨，我先去捐个候补知府吧!”
“好。”张之洞十分高兴。他已看出谭嗣同是个不循常规的豪杰。没有约束的豪杰将闯大祸，有所规范的豪杰可望成大事，候补官对于谭嗣同来说正是个约束。如此看来，谭嗣同将有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不妨预做张本，遂笑道：“到时，我将设法把你分发两江。两江我的故旧较多，有利于你的实授和迁升!”
“谢谢香帅!”
谭嗣同告辞张之洞，走出湖广总督衙门时，夜已很深了。
二、汉阳铁厂弊端重重难以为继，不得已由官办改商办
张之洞为谭继洵了却家事，谭继洵却并没有为张之洞了却公事。想起汉阳铁厂银钱困窘、生产萎缩，湖广总督心情仍是沉重。户部因翁同龢的作梗不拨银子，湖北又确实藩库无银，铁厂怎么办呢?
不料，正当经营陷于困境时，铁政局兼铁厂督办蔡锡勇又突然得急病去世。蔡锡勇不仅西学好，人品也好，是湖北洋务的一根顶梁柱，刚刚五十岁便英年早逝，令张之洞悲悼不已。蔡锡勇留下的重担，只得叫陈念礽勉为其难地挑起。铁厂的出路在何方，张之洞想起蔡锡勇多次说过的商办之事，把念礽找来商量。翁婿至亲，无须客套，谈话直接进入正题。
“岳丈，蔡督办说的商办，是可以考虑接受的。美国人办企业，全是商办，政府几乎不管。”
“商人奸诈，唯利是图，铁厂关系到国计民生，交给他们去办，能放得下心吗?”张之洞满脸忧戚，屋子里的炭火很旺，他摘下帽子，露出大半个秃顶和稀疏灰白的发辫来，愈加显得老而丑。
“无商不奸，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偏见。因为有这个偏见，才有崇本抑末的政策;长期奉行这个政策，又使得中国积贫积弱。其实，这个偏见实在要不得。商人有奸有不奸的，郑国做牛生意的玄高就是一个不奸的爱国商人。岳丈，说句实话，哪行哪业里的人都是有奸有不奸的。就拿读书人来说，应该是最纯洁的，但读书人中奸的还少吗?一部《儒林外史》，写出了多少读书人中的奸诈?又说农夫该是纯洁的吧，各乡各村的盗匪还不都是农夫出身?他们不就是刁民吗?”念礽觉得以这样的口气跟岳翁说话，有点凌厉了，便嘿嘿笑了两声，缓和下气氛。换了一种语调说下去，“小婿在美国生活了八年，跟美国商界打了不少交道。依小婿看来，美国的商人中有奸商，也有类似中国的儒商，有小奸大儒的，有先奸后儒的。”
张之洞笑着说：“小奸大儒、先奸后儒，这样的话，倒是第一次从你的口中听到。这怎么解释?”
“许多商人最初都是贫寒的，靠精于盘剥发家，这发家的过程中就少不了欺蒙拐骗。后来发起来了，觉得再一味行奸使诈实无必要，同时也想用钱来洗刷往日的劣迹，便大做好事。比如捐钱办慈善、办教育、办公众福利事业，博取个好名声。这便是先奸后儒，这种人在美国的商人中不少。有的商人在与别的商人做买卖时行奸使诈，但在为国家为公众办大事时，他又光明磊落。这是因为他知道国家和民众的力量很大，行奸，一经揭发，便身败名裂，一生翻不了身;光明磊落则可得到很高的社会地位，提高他的身价，从而更有利于他的生意。这叫作小奸大儒，或叫作暗奸明儒。”
张之洞哈哈笑道：“这美国的商人，真把商字做到家了。”
“商业发达起来后，中国的商人也会这样做的。”陈念礽说，“汉阳铁厂是国家的洋务大厂，会有人来认真接办的。其实办好了，他是名利双收。”
“念礽，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官办不行，商办就行了呢?”
陈念礽想了一下说：“这大概是商业这桩事的性质决定的。商业是个以谋利为主要目标的行业，由商人来办，由于利益相关，他会有很强的责任心，做任何事都会精打细算，管理就会严格具体，尽可能地减少或杜绝浪费、拖沓、推诿这些现象。官办的主要弊端是利益不与个人相联系，办事者不愿倾其全力来做。另外，官场有一套相沿已久的烦琐环节和沉暮气习，与经商的灵活、快捷、简便、迅速把握时机这些因素相距太远，所以官办不如商办。”
张之洞仔细琢磨女婿的这番话，觉得也有道理，但改由商办，又交给谁呢?谁有这个财力和才能呢?
陈念礽说：“大家在一起也议论过，一致认为当今中国最适合接手办铁厂的商家便是盛宣怀。”
盛宣怀!张之洞想起七年前赴任途中，在上海与盛宣怀晤谈的情景。正是他，当年就说过湖北有丰富的煤矿铁矿，开矿炼铁，大有可获，只是此事宜商办不可官办。张之洞将此视为奇谈怪论否决了。七年后再去请他来办，不是承认自己输了，承认自己不如他吗?何况，盛宣怀还是李鸿章的人!
张之洞生气地说：“可以考虑商办，但不能交给盛宣怀来办!”
陈念礽知道张之洞不喜欢盛宣怀。话还说不说下去?犹豫了一会儿，他还是鼓起勇气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岳丈，小婿想说两句逆耳的话，您同意我说吧?”
“你说吧!”张之洞从微微张开的嘴巴里吐出这三个字来。他知道陈念礽直来直去、决不说违心话的性格，这在他周围众多属下和幕僚中间是极为少见的。只有一人与之相同，那便是辜鸿铭。他有时想，这是不是受西方风气的影响，少了中国士人之间惯有的客套虚伪?但同是西方回来的梁敦彦又不这样，看来又不全然。在一片附和恭维声之中，张之洞有时倒是想听听不同的声音，他因而喜欢与辜鸿铭和陈念礽谈话。
“盛宣怀这个人的人品操守，指摘者不少，但对盛宣怀的办事魄力和才干，却少有否定的。他办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都是成功的，二十多年来他积累了办洋务的经验，结识了一批外国商人，在中国商人中有很高的威望，同时也积聚了巨额财富。这些条件，在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无人与之相比。铁厂要商办，非他莫属。况且他早年在湖北办矿务，那年又专门在上海与您见面谈此事，可见他对湖北洋务有很深的感情、很大的期望，这一点也不是别人可比的。小婿想，汉阳铁厂不仅是您一人的心血之所在、事业之所在，更是大清徐图自强的希望之所在，是国家洋务事业尤其是钢铁行业发轫之所在。汉阳铁厂即便受了千挫万折，也不能停办，也不能失败。它若停办了失败了，将会动摇许多人以洋务自强的信心，将会推迟中国洋务事业的进展。它造成的影响，首先不是岳丈您，而是国家，是我们的大清国。”
陈念礽的情绪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一向把以身许国作为终生信念的张之洞也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且不说他最后的结论是否正确，把铁厂与国家洋务大局联系，从这个角度来高瞻远瞩地看待，这便令张之洞欣慰：这个女婿是挑对了，他是我的知音!
“现在的情况是，若不改为商办，很有可能会停办;若不用盛宣怀，很有可能会失败。小婿想，在盛宣怀面前承认官办不如商办，虽有损制台大人的威信，但比起铁厂停办、失败而言，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倘若真的停办或失败，那影响就更大。起用盛宣怀来办铁厂，仍是您的决定，这就是您的英明之处。今后铁厂办好了、壮大了、发展了，历史必会记住您筚路蓝缕、创业艰辛的功绩，记住您作为中国钢铁业开山鼻祖的功绩，记住您起用盛宣怀让他有一个施展才干的机会的功绩。而这些，说到底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用事实说明中国是可以将洋务引进来办好的，是可以通过洋务实业走上自强道路的。”
“好了，不要说了!”张之洞心头的疑虑犹豫早已被这番话一扫而光，“就派你去上海会见盛宣怀，和他商量接办汉阳铁厂的事情。”
陈念礽往来武昌与上海多次，与现居上海轮船招商局的盛宣怀洽谈关于将铁厂由官办改商办的事宜。
盛宣怀本对湖北的矿业抱着极大的希望，当年张之洞若听从他的意见，以商家来办理洋务局厂的话，他很乐意出面来做督办。可现在，相隔多年再来找他，他却犹豫了。陈念礽第一次去上海，他以养病为由，暂不谈生意场上的事。正事虽不谈，对这个能操一口流利英语的美国留学生却欣赏至极，礼遇甚隆。陈念礽不能在上海多待，稍住几天后又赶回武昌。第二次再到上海，盛宣怀说他很乐意做此事，但目前要为李鸿章出洋做准备，待李鸿章出洋后方可正式商谈。陈念礽只得又回武昌。张之洞对盛宣怀这种有意摆谱儿和明显地表示对李鸿章的忠心，虽很气恼，但也只得忍着。待到陈念礽第三次去上海时，盛府门房又告诉他，老爷到常州乡下扫墓去了，请客人在上海宽住几天，他一回来便会商议这件大事。
陈念礽遂耐心住下来，等着盛宣怀回沪。
其实，张之洞和陈念礽都误会了盛宣怀。他并不是在摆谱儿，在念礽往返鄂沪之间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正在办着很重要的事情：请现任招商局帮办的好友郑观应代替他去武昌私访汉阳铁厂，为他的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郑观应带着两个助手在武昌城里住了二十来天，又去大冶、马鞍山等地转了转，情况基本上都弄清楚了。前几天回到上海，正是清明时节，盛宣怀便借扫墓的机会邀请郑观应去他的老家小住几天。一来乡间宁静清新，春暖花开，风景绝佳，看看田园风光，放松放松，消除城市喧嚣所造成的疲惫压抑;二来好从容商谈有关汉阳铁厂接办不接办的事。
在盛宣怀依山傍水、外朴内奢的乡村别墅里，二人对坐啜茗。一个矮小单薄、尖脸小腮，一个高大宽挺、双目深陷，外表差距很大，却有相同之处：都精明干练，都长于谋划算计，都魄力闳大。
“陶斋兄，说说你的看法吧!”盛宣怀放下含在嘴里的肥大雪茄，一边弹着灰，一边笑笑地说。
“依我看，此事可为。”郑观应放下手中的银制咖啡杯，“你谈谈你有哪些顾虑，我可以就你的顾虑来谈谈。”
“我的顾虑嘛，主要有三点。”盛宣怀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后说，“第一，那边现有的机器设备如何?具体情况如何?你是个见过大世面的实业家，你看看具不具备办大企业的条件。”
“依我看，汉阳铁厂的机器设备毫无疑问在国内是第一位的，在亚洲，也无可匹敌，即便在欧美，也算得上先进。这是因为它的所有设备都是从欧美各国买来的好家伙，只是钱花多了而已，被外商敲诈，自己的经办人又从中贪污，多费了许多冤枉钱。若我们去买，只有六成的银子便足够了。至于总体情况，则谈不上最好。马鞍山的煤质不好;大冶的铁是丰富的，质量也不错，但化铁炉不建在大冶却建在汉阳，真不知张香涛当年是如何规划的，这是一个最大的失误。”
盛宣怀笑道：“张之洞办事，既不讲实效，又不去考虑是赚还是亏，他图的是脸面上的风光。当初就有人劝他不要将铁厂建在汉阳。他说他在督署办公，从窗口便可看到烟囱冒烟，心里放心。其实，建在省城，只是为了方便来往人观看，以便展示他的政绩。他的这点子心思，明眼人都知道。”
郑观应说：“这种局面，带来许多麻烦，运输不便，运费大增。”
盛宣怀又问：“那里的人员如何?技术上有能人把关吗?工人的操作上行不行?”
郑观应答：“据我们了解，张之洞为铁厂网罗了不少能人，其中好些个便是从欧美留学回国的。铁厂督办蔡锡勇，是个很能干也很有责任心的人，可惜不久前去世了。接替人即那个陈念礽，也有真才实学，虽是张之洞的女婿，却不是徇私。厂里还有三十六个洋匠，洋匠总管德培，技术上也不错，还有几个人也可以;其余的洋匠大多并没有真本事，拿的银子又多，中国技师不服。工人的操作，只能说勉强应付，比起西洋来，要差得很多。人员最大的问题在管理部门上，人浮于事，争权夺利，贪污受贿，拖拉推诿，毫无一点西方企业的管理知识，完全与衙门一个样。”
盛宣怀冷笑道：“如果我们接手，第一要全部裁掉这摊子人;第二，要叫那些草包洋匠滚蛋;第三，凡无一技之长的工人，也都要换掉，人员要大量精简压缩。”
郑观应说：“这是非常对的，务必如此，才能办好。铁厂生产一吨钢，成本要十二三两，西洋一吨钢只要六两，而且质量好，人家如何会买我们的?这成本高，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运费高，马鞍山的煤，运来汉阳已经远了，还要从开平、日本去买焦炭，就更远，运费更高昂;二是人员太多，开支太大。当然，还有浪费上的原因。”
盛宣怀不停地吸着雪茄，眼睛时不时地眺望远处山坡田垄上的桃花、李花和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花，似乎在尽情欣赏眼前的山乡野景。
见盛宣怀长时间不作声，郑观应以为他还是不想接办，便说：“杏荪兄，你不是很想做中国第一洋务家吗?如果把铁厂接过来，把它办好了，你便一定是第一洋务家了。张之洞办不成的事，你办好了，这天下还有谁来与你争高下?再说，张之洞与外国人交往颇多，倘若你不答应，他就会转而找洋人。若洋人接办，就不好了：第一，会让洋人更瞧不起我们中国;第二，这么一块肥肉让洋人得了，也真是遗憾事。”
“陶斋，铁厂的根本出路是在钢铁的销路。销路旺，铁厂就活了;没有销路，再怎么整顿改进都是白做的。”盛宣怀又点起一根雪茄，吸了一口后，慢慢地说，“这两个月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事。中国用钢铁最多的地方只有铁路，若铁路大兴，则钢铁销售就可以大旺。但目前津通铁路已建好，其他铁路虽计议多时，却动工无期。铁路不兴，铁厂的钢铁就只有积压起锈了。”
“敦促芦汉铁路马上动工。”郑观应也在想这个问题，“汉阳铁厂的兴建，当初便有为芦汉铁路提供钢轨的一层用意在内，只是后来芦汉铁路停下来了。现在看来只有芦汉铁路动工，才可能使铁厂的钢铁有大量销路。据说当年李中堂反对重修芦汉而主张先修津通，是怀着点私心在内的。津通在直隶地面，对他有利，芦汉是直隶和湖广两个总督联合起来一道修，他担心张之洞拥芦汉之功而坐大。”
盛宣怀笑了笑：“你这是从哪里听来的话，李中堂知道了，可不高兴啊!”
郑观应哈哈笑起来说：“李中堂想压张之洞，这是天下皆知的事，我就是当面对他说，他也不会否认。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李中堂的直督早已让出来，眼下的王文韶是资格老才干弱。他不会压张，反倒是想借张的力量来办成芦汉铁路，为自己脸上贴金。”盛宣怀说：“我们先跟张之洞讲好，让他和王文韶合奏芦汉铁路近期开工，这个折子批下来了，我们再谈接手的问题。”
郑观应说：“芦汉动工是大有希望的，这两个月来已有人在造这方面的舆论了。据说折子也上了两三份，《字林西报》《字林汉报》上有好几篇文章都在谈这事。”
盛宣怀笑了笑说：“陶斋，你知道吗?这都是你在汉阳期间，我配合着你做的事!”
“哦!”郑观应恍然大悟，不觉伸出拇指来，“杏荪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高明，高明!”
盛宣怀收起笑容，老谋深算的本色立即恢复：“芦汉动工是第一步，但芦汉即便动工，也不能保证汉阳铁厂的钢铁就一定畅售，人家洋人的钢铁又好又便宜，为何不买他们的?况且还有回扣，和各种各样看不见的贿赂。要确保铁路用铁厂的钢，还得有个措施。”
郑观应说：“芦汉铁路肯定在张之洞和王文韶这两个总督的手中掌握着，张肯定会要用汉阳铁厂的钢。”
盛宣怀冷笑道：“办实业，非彻底打掉书生气不可。陶斋兄，你身上还有几分书生气没打掉。张之洞如果真有办实业的本事，铁厂也不会来叫我们接办。你想想看，他要做总督，还要办别的局厂，他会有多少心思来直接管铁路?到时候，他只是一个傀儡，实权都在别人的手里。”
“你的意思是……”
盛宣怀胸有成竹地说：“成立一个铁路公司，我来任督办，芦汉干线就由铁路公司来管。任他湖广还是直隶都不能插手，这样方可彻底摆脱官场习气，也可确保铁路用铁厂的钢。”
“好!”郑观应不得不佩服盛宣怀比他要远胜一筹，“这个铁路公司也要由张王会衔奏请批准，借他们的手来为我们办事。”
“我也这样想!”盛宣怀毫不遮挡地说，“商人要办大事，必须要依靠官府，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权在他们手里。西方那些大商人，哪一个不是由走官府这条路发迹的?就是发达了，也还得依靠官府才能做更大的事。中国是个官僚国家，更非如此不可。只是中国的商人要想办大事，除依靠官府外，再得加上一条：巴结洋人。因为洋人有钱，借洋鸡来为自己下蛋!”
“依靠官府，巴结洋人!”郑观应爽朗地大笑起来，“说得好，说得好，难怪你做起事来畅通无阻，左右逢源。这可是你盛氏经商办实业的真经啊!”
盛宣怀得意地说：“我盛某人经商办实业的真经还多着哩，这两条还只是表面的，易的学。深层的，我就是明白地说出来，别人也学不好。”
郑观应笑道：“我将我的老三交给你，你带他个五六年吧!”
“那倒不必。”盛宣怀正经地说，“陶斋兄，说句实话吧，像我这样赚这么多的钱，仔细想想也没多大的味道。我这几年老是想，我死前要留下两条遗嘱：一是子孙不要经商办实业，做点小事即可;二以僧服大殓，从简薄葬，让我的灵魂归到佛祖的身边。”
郑观应吃惊地问：“既如此，你天天挖空心思苦苦算计，又为了什么?”
“为什么?”盛宣怀望着远方雾岚缭绕的峰峦，若有所思地说，“说得好听一点，是为了国家的自强;说得实在点，是为了让世人看看我盛某人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因为话题突然变得沉重起来，二人都暂时不再说下去，一个吸雪茄，一个喝咖啡，都默默地看眼前的田园。正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的暮春时节，杜鹃声里杨柳依依，拂面熏风中夹杂着花草的清香，令人心脾畅通，两位为洋务劳心劳力、常年奔波于城市码头、在盘算洽谈灯红酒绿中过日子的大实业家，这眼前的恬淡、宁静、清新、平和，给他们劳瘁的心灵以舒坦的抚慰。一时间，他们竟冒出某种疑惑来：人活在世上，到底是过西洋的那种富裕忙碌生活好呢，还是过中国传统的这种清贫淡泊的田园生活为好?
疑惑只是一闪而过，既已投身商海，便好比是钉死在传动带上的螺丝钉，只能随着高速转动的机器而运动，不能再有别的选择了。
“杏荪，张之洞派他的女婿来上海三次了，我们这次应和他的女婿一道去武昌和张面谈一次，以表示我们的诚意。”
“这次去武昌还不是时候。”
“为什么?”
“月底李中堂取道上海放洋，要等他走后我们再去武昌。”
“我们往返一次武昌顶多半个月，赶得及月底送李中堂。”
“不是来不及送的问题。李中堂是不高兴我与张之洞合作的，倘若他知道后反对怎么办?我是听他的还是不听他的?他这次出洋要访问欧美五个国家，少则八九个月，多则一年，待他回国后，我把一切事都办得扎扎实实，他再反对也不好说什么了。”
既不得罪老主子，又不失去这个机会，盛宣怀真可谓计虑周到。郑观应不再说什么了。
从常州一回到上海，由郑观应作陪，盛宣怀以最高规格热情接待陈念礽，态度诚恳地讲明，只有在芦汉动工和成立铁路公司两件事情得到朝廷同意后才能接办的道理，并表示，一旦获准，立即和郑观应亲赴武昌拜会张制台，再一起商讨具体事宜。为郑重起见，商办的铁厂还得与制台衙门签订接办合约，双方今后都得信守诺言，这是西洋各国的通例，请张制台谅解。陈念礽从谈话中看出盛宣怀的诚意，他很赞同这种做法：双方都把丑话讲在先，一旦达成协议签字后，则务必遵守照办，不得翻悔。但中国绝大部分商人却不这样，谈判时被求的一方漫天要价，诛索无度;有求的一方则好话说尽，事事应允。会谈时，双方都各自拣好的说，把不利于对方的东西有意瞒着，结果留下许多后遗症，互相扯皮，互不认账，到头来到底谁是谁非无法追究。
陈念礽表示这两点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一定说服张制台先办，并请盛宣怀早日去武昌定下这桩大事。
盛宣怀的担心果然不是多余。四月下旬，李鸿章带着两个儿子和一大群随员从天津坐海轮来到上海。七十三岁的李鸿章遭受甲午之挫后，其声望降到他一生的最低点。《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被举国骂为卖国贼。二十多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失去了，如今只剩下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虚衔，冷冷清清地住在贤良寺，仿佛一个暂住京师的寓公似的，无权无势，一生热衷竞进的前淮军首领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正在这时，当年访问中国的俄国皇储现在的沙皇尼古拉，举行加冕仪式。因为还辽事件中，俄国起了主要作用，朝廷派员前去祝贺，派的钦差是王之春。俄国以王职位低加以拒绝，点名要李鸿章前去，朝廷只得改派李鸿章。
正处人生低谷的李鸿章得此消息，心情大为振奋。他以洋人依然看得起感到荣耀，并深知只要洋人看得起，朝廷便不会冷落他，重新执掌大权的日子为期不远。听到李鸿章即将出访俄国的消息，德国、法国、英国、美国都向他发出邀请，希望利用此次出访的机会顺便访问他们的国家。洋人的重视，立即把李鸿章的声望又抬了起来。他出国前夕，被访的各国公使在使馆为他设宴饯行，各部院也看出李鸿章余威尚存，起复在即，便一改先前的冷漠，都与他热乎起来。就这样，沮丧了一年多的文华殿大学士，如今又重新意气昂扬起来。一到上海，各国驻沪领事馆也争相邀请，弄得李鸿章应接不暇，尽管疲劳却仍很兴奋。
直到坐上法国邮轮“爱纳司托西蒙”号，与送行的各国公使及专程从苏州来上海的江苏抚藩臬三大宪告辞后，李鸿章才有点空暇与盛宣怀说几句话：“杏荪，听说张香涛的铁厂办不下去了，要你接手，有这事吗?”
重领风光的李鸿章虽须发皆白，脸上布满了老人斑，精神却很好，腰不弯背不驼，两眼看人依然有威凌之色。
“张香涛派人来上海找我多次，但我没有答应。”盛宣怀一副恭敬的晚辈神情。
“不要答应他。”李鸿章的口气近于命令，“张香涛好大喜功、华而不实，汉阳铁厂被他弄得一塌糊涂，你怎么接手法?让他自生自灭，给天下后世留一个笑柄算了。”
“是的，汉阳铁厂据说管理混乱，亏空严重，是个烂摊子。”盛宣怀避开接不接的实质问题，圆滑地与李鸿章敷衍着。
“我知道，张香涛是在看老夫的笑话，他想取老夫而代之。哼，他还嫩了点儿。”李鸿章习惯性地掏出两只玉球，在手里滚动着，“杏荪，我给你说个故事吧!正月底，袁慰廷突然到贤良寺看我，做出一副关心我的样子，劝我辞职回籍安心养老。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阴谋，他是受翁叔平的关托，来为翁叔平说话的。翁叔平协办大学士做久了，早就想晋大学士，没有缺，要我回籍养老，叫我腾一个缺出来。我就偏不腾，我对袁慰廷说，你告诉翁叔平，叫他死了这条心，我决不会主动请求开缺的，除非朝廷罢了我。袁慰廷听了这话，灰溜溜地走了。杏荪哪，我告诉你，张香涛和翁叔平安的都是一个心思。”
李鸿章开怀大笑。自海战以来，他还没这样开心笑过。盛宣怀也陪着他大笑。
“杏荪，你千万不要答应张香涛。我回国后必定会重掌北洋，你若是对办铁厂有兴趣，我替你在天津建一个大铁厂，比汉阳的要大得多!”
盛宣怀含含糊糊地答应着。不久，由直隶总督王文韶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会衔合奏的，关于芦汉铁路开工和成立铁路公司，并委派盛宣怀任公司督办的折子，因为没有了李鸿章的阻力，很快就被朝廷批准。得讯后，盛宣怀便带着郑观应等一班随员，乘坐轮船招商局的豪华客船，溯江西上，奔赴武昌。盛宣怀与张之洞在武昌城里反反复复地商谈了个把月，才把合约签订下来。盛宣怀亲自督办铁路公司，而把铁厂交给郑观应来总办。
从此，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出面代表政府的官办汉阳铁厂，便移交给由当时中国第一大资本家盛宣怀为头儿的商人经理。中国有洋务以来最大的一家工厂，经过四五年的探索后，终于与世界的企业经营之路接上了轨。
就在盛宣怀、郑观应招商引股大力整顿汉阳铁厂，芦汉铁路在铁路公司的督办下轰轰烈烈动工兴建，张之洞在湖北全力经营枪炮厂及布、麻、丝、纱各洋务局所洋务学堂的时候，一场维新改革运动，经过康有为等少数有识之士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过程，已经悄悄地却又是不可阻挡地在全国蔓延开来。很快，“维新”“改革”，便成为响亮的字眼儿、时髦的举措，其中又数湖广辖境内的湖南省闹得最为激烈。
三、张之洞以钦差之礼接待梁启超
位于洞庭湖之南、五岭之北的湖南省，土地贫瘠，人口众多，环境迫使湖南人吃苦耐劳、倔强好斗。北宋以来所形成并逐渐发达的湖湘学派，又向世世代代湖南读书人灌输奋发向上、经世致用的学术文化。两者的结合，造成了特色鲜明的民风士尚。这种风尚终于在三四十年前，在曾国藩、左宗棠等领导的湘军身上达到了顶峰，使湖南成为全国瞩目的省份，也使湘人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强悍，也更加敢为人先。
光绪二十一年，陈宝箴由直隶布政使调赴长沙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是个志大气雄的政治家，只因乙榜出身又加之时运不济，一直到六十四岁才做到一方诸侯。他决心珍惜这迟到的时运，在有生之年干一番大事。
也是时势造成了英豪的际会，当时长沙城里聚集不少有识见有力量的人物。第一个便是按察使黄遵宪，这位广东嘉应州出生的富家人，从小便得风气之先，对西方并不陌生。光绪三年，不满三十岁的黄遵宪便出任驻日本使馆参赞，在日本悉心研究明治维新，并撰写《日本国志》。以后，又先后出任大清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使馆二等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是一个熟稔国际局势的外交官，深知中国只有维新改革才有出路，十分赞同他的同乡康有为的主张。现在由巡抚出面在湖南先行一步，素有此志的黄遵宪岂能不全力支持?第二个便是学政江标，三十多岁的江标血气方刚，对萎靡不振的朝政非常痛惜，常有刷新政局、振兴纲纪的宏愿，故很乐意在湖南做变革之事。还有一人便是谭嗣同，他接受张之洞的劝告，捐了个候补知府后，果然分发江苏。他在江苏创办了金陵测量会，并在上海结识了汪康年和由北京来沪的梁启超。汪康年奉张之洞之命接管上海强学会的钱物后，经张之洞同意办起了一个名曰《时务报》的报纸，取代康有为的《强学报》。《时务报》以汪为经理，梁为主笔。谭嗣同与梁启超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立时便成了莫逆之交。谭、梁、汪三人合作，在上海发起不缠足会。正拟创立农学会时，谭嗣同接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
陈宝箴在做鄂臬时，便很赏识谭嗣同的人品才干，谭嗣同也对这位父执很是钦佩。现陈宝箴主持湘政，立意维新，诚邀他回湘共襄盛举，对家乡有着深厚感情的谭嗣同何乐而不为?便告别梁、汪，立即离沪回湘。这时，还有一位杰出的人物也对陈宝箴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此人便是二十年后出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从湘西凤凰县走出的熊希龄，此时正当二十多岁的青春年华，刚点的翰林院庶吉士。他不愿意在沉闷的翰苑做平庸词臣，得知家乡的巡抚有心办大事，便从京师回湘自愿参与。
那时湖南的藩司俞廉三，虽不积极支持，但也不反对，不设绊脚石。于是陈宝箴在黄遵宪、江标、谭嗣同、熊希龄等人的襄助下，在湖南大行起维新变革来。一时间，办矿业，办航运，办新式学堂，办报纸，把三湘四水弄得沸沸腾腾的，沉默了十多年的湖南再次引起世人的瞩目。张之洞自然是支持陈宝箴的这些举措的。湖广总督在军务上节制两湖的绿营，在民政上，虽不直接掌管，但也担负着督查钱粮刑讼、举察官吏等重要责任。因为督署设在武昌，向来湖督偏重于湖北而疏于湖南，张之洞亦不例外。但现在湖南形势逼人，且陈宝箴本是由张之洞荐举起复而走上坦途的。无论公谊私情，张之洞对陈宝箴治理下的湖南新气象都大为欣喜，在诸如人才、技术及与外国联系采购机器等事上都尽力予以资助。
这时，在谭嗣同的倡议下，省垣长沙又创办了一所规模宏大的新式学堂，因受《时务报》的影响，取名时务学堂，由江标任督办，熊希龄为提调，经黄遵宪、谭嗣同建议，众人一致赞同聘请因在《时务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而享誉海内的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梁启超欣然接受，与汪康年商量后暂时离开《时务报》前赴湖南履新。汪康年希望梁启超途经武昌时去拜会张之洞，梁启超也很想见见这位如今隐然执天下督抚牛耳的香帅，于是汪康年修书一封，先行投递武昌督署。
《时务报》创办一年来，已出了三十多期，采用新式的石印技术，印刷精美，每期都有二十多页，分为《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诸栏目，围绕着一个主题即维新变革。主笔梁启超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有时两到三篇，三十多期《时务报》上共发表梁的文章达四十多篇。梁启超的文章，或抨击现实中的腐败黑暗，或呼吁变法的重要可行，或介绍西方风土人情，或弘扬中国的国粹传统，篇篇文章激情澎湃、才华横溢，使人读之有滔滔江水一泻万里之感，又好比烈火在胸，满腔热血都燃得沸腾起来似的。除梁启超外，康有为的弟子和追随者如麦孟华、徐勤、欧榘甲，还有后来名满天下的章太炎等人都在上面发表文章。《时务报》集天下文章之萃，会海内大家之英，如一颗耀眼的明星，冉冉升起在中国的文坛。热心国事、关心时务的士人，都喜欢读《时务报》，每期一出，争相阅读，发行量高达万余册，风靡全国。刊载于《时务报》上的文章，其影响力远远大过皇上谕旨、赫赫布告。
《时务报》每期赠送十册给湖督衙门。衙门里的官员尤其是那些幕友们视为珍宝，不仅仔细阅读，还要三五讨论，说长论短，他们尤其酷爱梁启超的文章。这些以文章换饭吃的师爷，个个皆文章是自己的好，互不服气，目空一切，但在梁启超的面前，他们一概服了输，公认梁是当今第一才子。有的甚至认为梁启超的文章超过韩柳、方驾孟荀，是古往今来的第一等文字。这些幕友读后又纷纷向其亲友推荐，往往一册《时务报》一两个月后再转回衙门时，早已纸页翻破，角边卷起。
张之洞也很喜欢阅读《时务报》。他每期都读，每篇都读，读得专注认真，和众幕友一样，素以文章自负的张之洞也视梁启超为文苑奇才，年纪轻轻便有如此才华识见，犹如贾谊再世，王勃复出。《时务报》出到第五期的时候，他以个人名义捐银五百两，又以总督名义购买三百份分送两湖文武大小衙门、各局厂书院学堂，让他们以开眼界，以广见闻。此举很快便收到实效，湖北官场对他所办的洋务局厂纷纷关注起来，至于在湖南，更是为陈宝箴的新政大起宣传鼓动、推波助澜的作用。
得知梁启超要来督署拜谒张之洞，幕友们都很兴奋。梁鼎芬、辜鸿铭、陈念礽等人都来到签押房，请总督安排一个时间，让大家和梁启超见面聊聊。梁鼎芬是个最佩服梁启超的人。有人问他同为广东人，你们是不是同宗，梁鼎芬说：“番禺与新会相隔不远，同宗的可能性很大。这次我就打算以族人的身份请他吃饭，邀请诸位作陪，请香帅赏脸出席。”
张之洞高兴地说：“好啊，请梁启超这餐饭就由节庵付钱吧，为我省了几两银子。”
辜鸿铭取笑道：“据说梁启超是你的爷爷辈，你见了他要不要行孙辈大礼?”
陈念礽哈哈大笑起来。
“胡说八道!”梁鼎芬瞪了辜鸿铭一眼说，“有句俗话：五服之外，兄弟看待。我长他十多岁，他要以兄长之礼待我。”
辜鸿铭又出新论：“听说梁启超十六岁中举，主考很赏识他，将自己的堂妹许给他。这个女人比他足足大了十岁。”
梁鼎芬说：“你又弄错了，没有十岁，只大四岁!”
“大老婆，小老公，打不赢，拿头冲。”辜鸿铭念了几句不知从哪里听来的顺口溜后说，“大四岁，也是大老婆小老公。”
陈念礽说：“我听人讲，梁启超有异于常人的禀赋。他可以一边写文章，一边和人谈话，还不耽误与人对弈，而且赢多输少。”
辜鸿铭指着梁鼎芬说：“节庵，你是下棋高手。到时，香帅命他写文章，我和他谈话，你和他下棋，非把他下输不可。”
梁鼎芬冷笑道：“那样做，赢了也不光彩;若输了，毁了我一世英名。要考查他有没有这个特异禀赋，还是汤生去和他下，汤生反正下的臭棋，输了也无所谓。”
辜鸿铭并不生气，笑着说：“我下就我下，看看他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你们看，梁启超那天来的时候，要不要大开中门放炮迎接?”在众人的谈笑中，张之洞冷不防地提出这个问题。
大家都被张之洞这句话给吓住了。大开中门、放炮迎接的是什么客人?那是奉旨专来督署办公事的钦差大臣，或由京师下来的王公贵戚、大学士、军机大臣，梁启超一个二十多岁的布衣，湖广总督衙门的中门要大开来迎接他，张香帅莫不是糊涂得忘了规矩?
“香帅，这万万使不得!”梁鼎芬连忙劝止，“您这样以非常之礼对待他，不说违背礼制，招人议论，就是梁启超，他也担当不起呀!这要折他的福、损他的寿的!”
张之洞哈哈笑起来，说：“那就不开中门，开右边侧门，我带着你们到辕门外去迎接他!”
当时的规矩，以右为大，右门迎接的都是些高官要员。
梁鼎芬说：“这个礼仪也太重了。香帅亲自到辕门外迎客人，我们一年中也见不到一两次，梁启超岂能享受这么高的待遇!”
陈念礽说：“您不必这样费神了，还是像平常一样，将梁启超当一个普通举人看待，这样于他更好些。”
梁鼎芬说：“念礽说得对，不必格外举行迎接礼仪，只是留他在衙门，由我做东请他吃一顿饭，香帅出席，这便是对他的最高礼遇了!”
“行!就依你们说的办!”
然而，梁启超来得真不是时候。当他在汉阳门码头踏上武昌城地面，经人指点来到湖广总督衙门的时候，正遇衙门的休沐日，总署后院的张府正趁着这个休沐日在操办结婚喜事。
结婚的人是张之洞二哥的儿子仁树。张之洞的二哥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二子一女，全靠张之洞接济。长子仁树这些年来到四叔身边，为讨好张之洞，梁鼎芬将连秀才都未中的仁树安置在两湖书院做古文教习。张之洞虽觉得不大合适，但看在亡兄的分上，也没说什么。为了不使侄儿在大喜日子里有失怙之感，张之洞特意将他当儿子一样看待：在后进院里西边厢房的一间高大房间里，为仁树布置了洞房，并同意在衙门里举行婚礼，到时为他主婚。但他也给侄儿约法三章：一不发帖子，二不接礼金，三不摆酒席。侄儿体谅叔父的苦衷，都接受了。
即便不发帖子，这么大的事岂能瞒得住?这一天，从早上开始，怀抱着各种各样目的的贺喜客人便络绎不绝地涌进总督衙门。辕门外虽无张灯结彩，也无鼓乐鞭炮，但从进进出出的人们脸上所带的春色中，梁启超猜想衙门里今天正在操办喜事，暗思今天来得不是时候，正想改天再来，转念一想，既已来了，不妨去碰碰运气。
梁启超对门房刚一开口，门房便连连摆手：“你这后生子好不晓事，你没看见衙门今天办喜事吗?侄少爷大喜，咱们家老爷子亲自主婚，怎么有空来见你?今天就算不办喜事，你一个无官无职的后生，咱们家老爷子也不可能见你呀!你得按规矩，先递禀帖，回家候着。隔三岔四地再来打听下，听信儿。以后哩，或许衙门哪位老爷，或者幕府哪位师爷接待你，给你一个答复。你要直接见咱们老爷子嘛，那是戴着斗笠亲女人——还差得远哩!像你这样的人，湖北湖南两省成千上万，个个都要见老爷子，咱家老爷子还要不要为朝廷办公事?光见客还忙不赢哩!”
兴许是府里办喜事，门房高兴，也兴许是这个门房生就的爱唠叨的习惯，他操着一口南皮土音，啰啰唆唆地说了一大堆，把梁启超弄得烦躁起来，心里想，这天下门房怎么都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认官不认人，不如糊弄他一下，便对着门房大声说道：“我是张大帅请来的客人。你不要看我年轻没穿官服，我的官比你们湖北的司道大得多哩!”
门房被梁启超这一叫嚷怔住了。他虽是认不得几个字的张家南皮乡下的远亲，但来到武昌守督署大门也有多年了，知道点官场的情况。官场上讲究的是资历，不熬它十多二十年，便要做比司道更大的官是不可能的，这小子在说假话!再仔细打量打量：年纪虽轻，穿的虽是布袍，却气概甚足。他突然开了窍：这后生子说不定是哪个大官家的公子哥儿，也或许是京师哪家王府里走出的黄带子，着平民打扮来到武昌。这些人虽无官无职，却的确会连司道都不放在眼里。想到这里，门房换成一副笑脸，说：“公子贵姓?我好上去禀报!”
梁启超看着好笑，便大大咧咧地说：“我姓梁，你告诉张大帅，说是从上海来的。”
门房说声“梁公子请坐，我进去禀报”，便走出门房。刚走了十几步便遇到梁鼎芬，门房说：“梁老爷，门口有个贵公子，与您同姓，是从上海来的，说是大人请来的客人。”
梁鼎芬一听，这不就是梁启超吗?便说：“你赶快进去告诉香帅，我去门口接他!”
梁鼎芬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大门口，见一个年轻人在来回踱步，便上前说：“请问你就是上海梁卓如先生吗?”
“我就是!”梁启超笑道，“请问先生是……”
“我叫梁鼎芬，两湖书院山长兼湖广督署总文案。”
梁鼎芬边说边两手合拢，对着梁启超抱了一个拳。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梁节庵先生!”梁启超一边抱拳回礼，一边笑道，“汪先生经常提到您。您的诗真正写得好，我读过不少，堪称天下独步。”
梁启超是个爽快的性情中人，说话中，常常免不了浓厚的感情色彩和明显的夸张成分。梁鼎芬的诗的确负有盛名，梁启超也很喜欢，但“天下独步”的评价显然过高。这便是梁启超说话的习惯，喜欢用些极端的词来表达他的好恶。至于梁鼎芬的诗是否“天下独步”，他并没有详加比较，或许过几天，他也可能不记得他说过这句话了。
但梁鼎芬听了很高兴。他所钦佩的人竟然这样评价他，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于是也客气地回赠一句：“我的诗哪比得上你的文章?你的文章才真正是天下独步、海内无双呀!”
两人都快乐地笑起来，彼此都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梁鼎芬挽起梁启超的手，以示格外亲切：“我也是广东人，番禺的。”
“那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梁启超又爽朗地补充一句，“说不定没有五百年，一百年前便是一家!”
这正是梁鼎芬所期待的一句话，趁此时赶紧认定这一族亲：“我今年四十，比你痴长几岁，我就斗胆叫你一声卓如弟!”
“节庵兄，小弟有礼了!”
梁启超对着梁鼎芬深深一弯腰，梁鼎芬忙扶起，说：“我们进去吧，我带你去见张香帅!”
就在梁鼎芬拉着梁启超跨进督署衙门的那一刻，一个场面让二梁都惊住了：只见从大门到头进接客厅一直到二进议事厅，长长的甬道两旁已站满全副戎装的亲兵营士兵。这些士兵手持红缨枪，精神抖擞，看见他们踏上甬道时，领头的都司高喊一声：“梁先生到!”顿时，“梁先生到”的声音便由前一个士兵传给后一个士兵，一声声递传下去，一直从接客厅传到议事厅。
农家出身的布衣梁启超，还从未见过这等威仪赫赫的官府礼仪，一时间，他有点手足失措。一旁的梁鼎芬也暗自惊诧：香帅使用的依旧是接钦差和王公大员的礼节，只是免去开中门放炮那些让过路百姓都知道的环节而已。他悄悄地对梁启超说：“香帅是用迎钦差的礼仪来破格接待你。你不必紧张，随着我迈开大步走就是了。”
梁启超毕竟不是庸常之辈，心里想：他摆出这个礼仪来，我就受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焉知日后我梁某人就不能名正言顺地享受这种礼仪?此时暂且把它当作一场演习吧!
想到这里，他昂起头颅，挺起胸膛，以一袭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袍，旁若无人地大步行走在两旁士兵的睽睽目光中，开创有湖广总督衙门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奇异场景!
来到接客厅，只见宽敞的厅堂中早已站满了衙门的官员和幕府的师爷们，一个个引领争睹这位以一张报一支笔而震惊华夏的广东举人：他怎么这样年轻?年轻得好比自己的儿辈、孙辈!他们在心里嘀咕着。但就是此人做出了这等大的事业，他现在正活生生地从你眼前走过。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他们又在心里感叹着。梁启超面对着众人热切的目光，从容自若，面露微笑，他没有一丝拘谨之态，而是满脸的成功之感，心安理得地接受这批被他视为庸吏俗员的惊佩交集的眼神。
刚走出接客厅，正要向议事厅走去的时候，梁启超一眼见到一个身穿官服、矮小单瘦、白发白须的老头子正向他走来。他心里想，这或许是张之洞，转念又想，人人都说张之洞心气高傲，好摆架子，他怎么会走出厅堂来迎接我呢?正在迟疑时，梁鼎芬用手触了触梁启超的衣角，悄悄地说：“香帅亲自来接你了，你要快步上前去迎候。”
果然是张之洞!梁启超一阵惊喜，忙快步趋前。将要来到张之洞面前时，他深深地一弯腰，朗声唱道：“广东举人梁启超拜见张大帅。”说着就要下跪行大礼。
张之洞赶紧走上一步，双手扶住：“卓老，你是我请来的客人，不要行此大礼。”
卓老?梁启超和梁鼎芬都一怔，这是在称呼梁卓如吗?二十多岁的年纪，举人的功名，无品无级的身份，年已花甲的湖广总督竟然称他为“老”!常年在张之洞身边的梁鼎芬，曾亲眼见过这位大帅的多少倨傲无礼：不少道府镇协文武官员，递上名刺，三四日等不到召见;轮到接见了，往往在客厅里一等就是一两个时辰，有的官员甚至抱怨说，谒见张大人得随身带被子，以备过夜用。张之洞经常是一脸杀气地接见官吏，几句话不投合，便拍桌发脾气，厉声训斥一番后，将名刺掷下地来，弄得被接见的抱头鼠窜，返家后两三天回不过神来。至于在接见中黑着脸训话指责，那几乎是家常便饭。所以两湖文武都怕见这位使气任性、喜怒无常的制台大人，背地里骂他恨他的人很多。可是，今天怎么啦?难道香帅换了人?难道他料定梁启超日后会做宰相?都不是，很可能是听错了!
“卓老，我早就盼望你来了。”
又是一声“卓老”，清清楚楚、分分明明，令惊异非常的二梁再不敢怀疑是听错了。
“香帅，您千万不要这样称呼我!”梁启超真有点诚惶诚恐了，“您这样称呼我，我今后要死于非命的。”
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见到你真高兴。你虽然年纪不老，但学问老到、文章老到，叫你一声卓老，亦不为过。节庵，你说呢?”
梁鼎芬忙说：“香帅爱才重才，出于衷心，溢于言表，卑职敬佩无已，也为卓如欣慰无比。举世滔滔，卓如有香帅一知己，已无愧生于斯世了。只是卓如毕竟才过弱冠，是香帅的子侄辈，这样叫他，他的确担当不起。再说，卑职还刚刚与卓如联了宗，他称我为兄，我叫他为弟，倘若香帅硬要称他为卓老，我这个族兄今后如何称呼他?”
张之洞听罢，又抚须大笑起来：“从门房到接客厅才几步路，你们就联上宗了?好，好，为了不让节庵为难，不叫你‘老’了。”
梁鼎芬笑着说：“谢谢香帅，你给卑职大面子了!”
张之洞这时才将眼前初次见面，却闻名已久的年轻人仔细打量着。他原来是这个样子：中等身材，略显单瘦，皮肤黑黑的，脑袋的大小跟常人差不多，脑门儿却特别地宽广突出，两只大眼睛稍有点凹下去，精光四射，神采奕奕，鼻子有点扁平，一张嘴巴看起来比通常人要宽大。
张之洞边看边点头，说：“好，好，我说你怎么这样聪明，原来你的脑门儿与常人不同，又突又宽，智慧无边。”
梁启超说：“取笑了。启超就因这个脑门儿没生好，被人说为丑八怪。”
张之洞哈哈笑道：“再丑还能丑得过老夫吗?你知道别人怎么骂老夫的：尖嘴猴腮，面目可憎，举止乖张，语言无味。老夫今天以王公钦差之礼接待你，今后传出去，又是举止乖张的一个新例证了。”
梁启超说：“大帅如此错爱，小子担当不起。”
“担当得起，担当得起!”张之洞说，“你不要看那些蟒袍玉带的王公钦差，模样神气得很，其实没有几个有真本事的，你的本事比他们都大。”
梁启超高兴地说：“大帅言重了!”
梁启超随着张之洞走进议事厅，刚刚落座，张之洞便说：“在这里坐会儿，只是个仪式而已。这里不便谈话，节庵带你到会客室去，我随后就来。”
在梁鼎芬的导引下，梁启超来到东院幕友堂旁边的西式会客室，这里早已坐满了人。梁鼎芬将徐建寅、梁敦彦、辜鸿铭、陈念礽等一班头面人物向梁启超一一做了介绍。
一会儿，张之洞过来了。他已脱去官服，换上普通的宽大布袍，随意坐下后，又招呼着梁启超坐到他的身边，亲手剥开一个金黄色橘子，递给梁启超：“这是湖广特产，有名的南橘，你尝尝。”
梁启超双手接过。
“我自来武昌后就喜欢吃这东西。怪不得屈原作《橘颂》，给它很高的评价。”张之洞情不自禁地念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梁启超接下背道。
“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张之洞背到这里，笑着对梁启超说，“这后两句，是屈老夫子在恭维你的文章。”
梁启超不好意思地说：“香帅取笑了。”
众幕友都笑了起来，对张之洞的机敏表示叹佩。
“听说李端棻是你的内兄?”张之洞望着梁启超问道。
“是的。内子是李大人的堂妹。”
“老夫生在贵州、长在贵州，也可算半个贵州人。因为这个原因，李端棻硬要认我做乡亲。”
梁启超面带喜色地问：“香帅和李大人熟悉?”
张之洞高兴地说：“岂止是熟，而且是很好的朋友。”
顿时，梁启超觉得与这个制台大人的关系拉近了许多：“这样说来，我与香帅之间多了一层私谊。”
“是的，是的。”张之洞点着头。
一向爱出风头的辜鸿铭早已忍不住了，这时见有了点空隙，赶紧接嘴：“梁先生，我们这里的人都喜欢读你的文章。我辜某人向来瞧不起别人的文字，对你却不敢瞧不起。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学韩文起的家?”
梁启超早就从汪康年那里知道张之洞的幕府中，有个怪人辜鸿铭，趁着这个时候，他将这个混血儿仔细看了一眼。中国话虽说得仍不很地道，但能看出自己的文章受韩文的影响颇深，表明他的中国文学还是进了门槛的，于是笑着说：“我的确是把韩文公的文章读得滚瓜烂熟，不过，不只韩文公，庄子的文章、太史公的文章乃至今日的曾文正公的文章，我都随口可以背得出。不过，当着张大帅的面，我说句或许不当说的话，我的文章主要还不是得力于韩文公、庄子或太史公，而是得力于我捉住了报文这种新文体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便是我的维新主张，我凭此才能振起文章的格调，引起海内官场士林的刮目相看。诸公若也抓住这个牛鼻子，同样也可以写出横空出世的文章来的。”
梁鼎芬摆出一副两湖书院的山长神态说：“气者，文之帅。卓如老弟说的维新主张，其实就是他所仗的气。他这种气势，别人尚未得到，故他的文章能超过别人。”
“节庵说得不错。”说诗论文本是张之洞的爱好，昔日学政的派头又出来了，“做文章，遣词造句是第二位，有无气势才是第一位。若气势相当，词句佳者又得上风。卓如的文章胜过乃师康有为，不在气势而在词句上。卓如的词句设譬形象贴切，可触可感，用字讲究声调，朗朗上口，让人读来趣味盎然。还有一点，卓如的文章往往能将深刻的道理化为通俗易懂的文字，这就叫深入浅出。卓如呀，文章做到你这个份上，连我这个老学台都要服气了。”
梁启超忙说：“香帅文章，海内早有定评，小子哪里比得上?”
陈念礽说：“梁先生，你是后来居上!”
梁启超忙说：“不敢不敢!”
“你的老师不大好!”张之洞表情严肃地说，“他太自以为是，又爱玩弄点小手腕。最不好的是，他篡改孔子，把自己的臆测强加在孔子的头上。这种做学问的态度不老实。”
张之洞这番话真使梁启超太为难了。他十分敬重自己的老师，老师的脾气虽有点犟，但这也正是老师的认真。老师的两本大著也确有臆测的成分在内，但老师不是经学家在做考据，而是借圣人的大名在行维新，其作用比死板的学究书要高百倍千倍。但面对着张之洞这副正经神情，他又不好去为老师辩说。一向能言善语的梁启超嗫嚅着，正思用一个两全其美的良法来解此困窘，突然大根走了进来，俯在张之洞的身边轻轻地说：“四叔，婚礼仪式就要开始了，婶子们和仁树都急着等你去主持。”
张之洞拍了拍脑门儿笑道：“你看你四叔老成什么样子，连仁树的婚礼都给忘记了。”
转过脸对梁启超说：“今天老夫的侄儿结婚，我现在得过去为他主持婚礼，我过会儿再来。晚上，你的本家要设宴款待你，我们都来做陪客。”
梁启超这才想起门房早就说过此事，因为自己贸然相访，把衙门原来的安排给打乱了，还害得张大帅陪着聊了这么长的天儿，觉得十分过意不去，忙起身说：“小子罪过、罪过。”
“侄儿结婚是喜事，你来督署也是喜事!”说着起身，招呼陈念礽，“你也和我一同去，你这个做姐夫的也不能缺席。”
待张之洞走出门外，梁鼎芬十分激动地对梁启超说：“香帅对你真可谓礼遇之至，比之于古时的陈蕃设榻待徐稚，有过之而无不及。”
梁启超也的确感觉到张之洞在以国士之礼待他，心中充满对这位实力人物的感戴。这次到湖广来是对的，维新变革没有实力人物的支持是绝对不行的，真正的实力人物并不是京师那些王公大臣，而是眼下活跃政坛的几个督抚。他为老师没有与张之洞相处好而感到惋惜，要为老师把这个过失补救过来。
没有张之洞坐在这里，仿佛脖子上的枷锁给解去了似的，那些平素畏惧总督威严的官吏和与总督关系较疏的一些幕友，这时纷纷毫无顾忌地和梁启超聊起天儿来。有的问万木草堂的情况，有的问乙未年公车上书的内幕，有的问康有为的三世之说除《公羊传》外还有没有别的依据。梁启超是个没有城府的年轻人，很乐意在他们面前表现自己，遂有问必答，一点也不含糊遮掩。众人都很喜欢这个见多识广、豁达爽直的青年才俊。
大约过了个把小时，张之洞又身穿便服进了会客室，一落座便对梁启超说：“你在《时务报》上说的一句话，老夫很赞赏。”
梁启超问：“不知是哪一段话?”
大家也都屏息听着。
张之洞说：“我不记得哪篇文章了，话的大意是：如果舍西学而立中学，则中学必为无用;如果舍中学而立西学，则西学必为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
梁启超说：“这是我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说的话。”
“你这话好就好在将中学、西学两者之间的关系分清楚了。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本者，根本也，主体也。世间万事万物，什么是本?人是本，人的身心是本，纲纪伦常是本。修身振纲，还得靠我们老祖宗的名教。用者，使用也，功用也，农桑工矿练兵造器，都是用。这些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洋人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要学习要拿来为我所用。现在有些人糊涂了，分不清本末主次。你能分得清，这就了不起。待到空暇时，我也要专门写一篇长文章，来说这个事。这是个大事，非得要人人都清楚不可!”
梁启超说：“小子人微言轻，说的话别人不听。大帅您如能亲自出来说说，那就如惊雷飓风，震动朝野，所起的作用将大过千万倍。如果您看得起《时务报》的话，您的大作就交给《时务报》吧。《时务报》能登大帅您的文章，真是荣光无限!”
“好啊!”张之洞高兴地说，“到时我要找一个冷庙去住几天，把一切事都摒除掉，目前还没有这个时间。”
辜鸿铭说：“梁先生，我现在正在将《论语》译成英文，你们《时务报》可以登吗?”
梁启超想了下说：“《时务报》的读者是国内人士，你的英文《论语》可能没有人看得懂。不过，我们可以专门为你印一本书，向海外去发行。”
“那很好!”辜鸿铭说，“洋人开口闭口就是耶稣啊，柏拉图啊，苏格拉底啊，他们读不懂中文，不知我们的老祖宗比他们要强得多，我先翻《论语》，接着翻《孟子》，翻《老子》《庄子》，让他们开开眼界，长点见识，再不要夜郎自大了。”
张之洞高兴地说：“汤生，我十分赞成你的这个做法，让洋人读点圣人的书，让他们也知道仁义道德。印书的钱归衙门出，不要你自己掏荷包，译得好的话，老夫还要发你润笔费。”
辜鸿铭说：“谢谢香帅。不过你不懂英文，你怎么知道我译得好不好呢!”
辜鸿铭的话引起哄堂大笑，张之洞也捋起胡子开心地笑了，说：“这个辜汤生，欺负老夫不懂英文，我不可以去问梁崧生，去问念礽吗?”
在大家的笑声中，梁鼎芬起身说：“我在大厨房里订了两桌菜，香帅也赏脸，这就请卓如老弟和大家一道去吃饭吧!”
吃过晚饭后，梁启超想起自己已在衙门待了大半天，张之洞家里偌大的喜事都放下来陪自己，深感张之洞的礼贤下士之诚意，于是起身告辞。张之洞忙压住梁启超的肩膀，说：“莫着急，再在这里陪老夫聊聊天儿。”又对着众人说，“你们都各人忙各人的去，老夫要和卓如好好谈谈。”
说罢，拉着梁启超的手又走进会客室。梁启超面对着张之洞的如此热情，真有点受宠若惊之感。夜晚的谈话中，张之洞详细询问他们在京师的情况，哪些人与他们有往来，各人态度如何。从梁启超的口中，张之洞得知皇上有效法日本明治天皇维新变法的意图，又得知康有为为了促成皇上此意，目前正在南海老家闭门谢客专心撰写两部大书：《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翁同龢已答应待书成后，即呈递皇上。
梁启超满脸兴奋地告诉湖广总督，有皇上的支持，有成千上万有识人士的努力，中国维新变革的高潮即将到来，也一定会成功。要不了多久，一个和日本一样迅速由贫弱转为富强的中国就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梁启超沸腾的青春热血、对维新事业的坚定信心和对国家百姓的高度责任感，深深地激励着张之洞那颗历经沧桑却不衰老的心。他专注地听着，这中间大根数度进来请他到西院去应付那边的婚庆场面，都给拒绝了。
已到二更天了，张之洞想到梁启超还要回客栈，便说：“圣人曰‘苟日新，日日新’，吐故纳新，除旧布新，这是天地之常情、古今之常理，前人说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老夫一向是个维新变革派。只要你们一不弄什么孔子卒后纪年，二不篡改圣人经典，三不废纲纪伦常，凡对国家苍生有利的维新变法，老夫一律支持。”
梁启超说：“大帅乃督抚之首，负天下时望，维新事业有大帅您的支持，一定会进展得更顺利。”
张之洞诚恳地说：“你年纪轻轻，便如此博学有识，我身边没有你这样的人。我想请你不要南下长沙，就留在武昌算了。我也不委屈你待在衙门，两湖书院可以因你而增设一个时务院，你去做院长，年薪一千二百两银子。你以为如何?”
年薪高到这种地步，超过一个七品县令一年的合法收入，为海内书院的教习们所望尘莫及。这是梁启超没有想到的事，他有点动摇了，便对张之洞说：“让我考虑考虑。”
回到客栈，他认真地思考着制台的建议。留在武昌虽好，但毕竟只是张之洞的随从，就如同梁鼎芬、辜鸿铭等人一样，永远只是附庸，只是工具，处处受人制约。到长沙去，和谭嗣同等人办时务学堂，那却是一个崭新的事业、一片崭新的天地，可以发舒精神，鼓动舆论，为整个维新大业培养人才，使时务学堂今后成为全国维新变法的重要策源地，如同康师当年办的万木草堂那样。想到这里，梁启超清醒地认识到，留在武昌做院长，好比钻进一只金丝织就的网笼;到长沙去办时务学堂，却如飞向高远的苍穹。这两者是绝对不能相比的。他不想当面拒绝这位热情万分的张制台，便委委婉婉地写了一封长信。他在武汉游玩三天后，把这封信送到督署门房。次日清早，他坐上前往湖南的小火轮，离开武昌码头，开创他辉煌人生的又一段精彩岁月。
四、总署衙门东花厅，康有为舌战众大臣
正当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热情似火地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将维新变革之风带进三湘四水的时候，外患频仍的贫弱中国又一次遭受洋人的欺凌。
光绪二十三年秋天，德国传教士唆使教民欺压山东曹州百姓，此事激起公愤。巨野大刀会会众为伸张正义冲进教堂，混乱之际，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打死。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派兵强占胶州湾。朝廷迫于德国的压力，逮捕大刀会会众多人，又处死二人，向德国政府赔罪。山东巡抚李秉衡亦因此革职。德国政府强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德国租借胶州湾为军港，租期九十九年;德国有权在山东修筑两条铁路，并可在铁路两旁三十里内开采矿石。
俄国见德国轻易得了这多好处，很是眼红，便以利益均等为由派军舰占领旅顺、大连湾，又迫使清廷与它签订租借旅顺、大连的条约，并在中东铁路上建支路一条，直通旅、大。很快，法国便步德、俄后尘，强租广州湾为军港，又要求修筑越南至昆明的铁路，并提出中国邮政总管由法国人充当。紧接着英国租威海卫为军港，租期二十五年;又强租九龙半岛、香港附近岛屿及大鹏湾、深圳湾，租期九十九年。
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些国家还在中国互认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一部分属法、一部分属英，福建属日。
一个好端端的完整的神州大地，竟然东一块西一块地被人强迫分割租借;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大国，竟任凭外人在自己的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占山为王。五千年的中华历史，何曾有过这样的局面!数万万炎黄子孙，何曾受过这等耻辱!地被瓜分，国将不国，面对着空前的危机，康有为再也不能在家乡待下去了，他第四次赴北京，要给光绪皇帝上第五道书。
在这道折子中，康有为先分析国家所面临的严重局面，然后提出三个具体建议：一、效法日本等国以定国是;二、大集群才以谋变政;三、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又明确提出国事付诸国会并请颁行宪法。折子的末尾，康有为以前所未有的语气写道：若再不变法图强，“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保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保矣”。这道折子在呈递过程中因为辞气太亢直，被工部尚书淞溎中途拦截了。
满腔救国谠言却不能上达天听，康有为心中郁闷。时正隆冬，北京城冰天雪地，寒彻骨髓，南国长大的康有为不但身冷，更觉心冷。他不明白：这些享受朝廷高官厚禄的大臣，为何不替朝廷着想?偌大的京师聚集了来自全国的英才，为何就没有几个知音?酷寒的气候，加上悲凉的心境，康有为决定转回广东，待初夏时分，再到京城来寻觅机会。他于是定好骡车，定下日期，尽早离京。不料，就在他离京的前一天，事情突然起了变化。
这天上午九时多，怕冷的康有为在被窝里磨蹭了好长一会儿，才慢慢地起身穿衣。正在叠被子的时候，南海会馆的门房老头儿走了进来：“康老爷，门外有位老爷要见您。”
康有为问：“是谁，你见过没有?”
“没见过，不认识。”
康有为想起过会儿还要去大栅栏买点东西带回家，此人来得不是时候，不想见，便对门房说：“你就说我已出门了，有事留话给你好了。”
“康老爷，”门房小声说，“这个人是个白头发老头子，天气这样冷还来看你，你不见他怕不大好。”
门房说得有理，康有为把被子匆匆叠好，便随着门房走出南海会馆。只见门外停着一顶二人抬的青布小轿，从轿中走出一个圆圆胖胖、白发白须衣着华贵的老人来。老人打着哈哈笑道：“你就是康祖诒吧，害得我好找啊!”
面前的这个老头子气宇轩昂，仪表非俗，或许不是一般的人。想到这里，康有为谦恭地说：“天气如此寒冷，您来会馆看我，真正不敢当。”
“带我到你的房间里去看看吧。”老头子不待康有为请，便自己跨过会馆大门，向里面走去。
康有为颇觉为难。他住的房间除开一床一桌一凳外，什么都没有，不但无取暖的火炉，因为起来得晚，还没来得及去后院厨房里打水，连泡杯茶的开水都没有。但见老头子自个儿往前走，他只得硬着头皮跟着。来到房间，他不好意思地说：“这里一无所有，实在不便接待您，请坐吧!”
老头子没有坐，四面扫了一眼说：“你一个名满天下的工部主事就住在这个地方，也真是难得。”
康有为说：“我虽是工部主事，但还从未到衙门里当过差，没有薪水，便只好住会馆了。”
“听说你要离开京师回广东去?”
“是的，已定好了骡车，明天一早就走。”
“你来京师的时间还不久，为何急着回家?”
“我给皇上的折子淞溎尚书半途拦截了，我很失望。再加上天气又冷，京师待不下去了，只得回广东去。”
老头子哈哈笑道：“一个淞溎就把你的锐气打了，北京城里除开淞溎就没有别的人了吗?你公车上书的胆魄到哪里去了!”
康有为被老头子的气概慑住了，好长一刻才嗫嚅道：“京师达官贵人虽多，却没有几个为朝廷国家着想的，我真有点沮丧了!”
“哪里的话!”老头子威严地说，“你认识几个达官贵人，就敢于这样以偏概全!听老夫的话，不要走了，在京师住下来，老夫明天叫人给你送来百两银子和两百斤木炭。至于折子嘛，你放心，老夫会来过问的。”
听这口气，是个大人物的模样。此人究竟是谁，康有为又将老头子细看了一眼后问：“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
老头子一字一顿地答：“老夫乃翁同龢。”
“噢!”
康有为惊呆了。此人便是两朝帝师状元宰相、声动九州权倾天下的翁中堂!三九严寒天里，他坐着青布小轿来南海会馆看我——一个刚刚踏上仕途的六品小主事。这是一种怎样的礼遇?这将会预示着一种怎样的前途?康有为不觉头晕了起来，下意识地跪下，连连说：“卑职有眼不识泰山，刚才多多冒犯，还请中堂大人海量包容。”
翁同龢忙双手扶起康有为，诚恳地说：“足下乃当今国士，老夫心仪已久。实话对你说吧，皇上也惦记着你，你要为国珍重，放开胸襟，不要为一时受阻而气沮。这里实在太冷，老夫不能久待。你安心住下，静候好音。”
说罢，昂首走出会馆，登上布轿回去了。康有为倚在大门边，久久地回不过神来，只觉浑身热血沸腾，四周的冰雪朔风仿佛都已不再存在了。
翁同龢自己不便出面，便叫都察院给事中高燮上疏。高燮激于义愤，抗疏推荐，并请皇上亲自会见康有为。
二十八岁的光绪皇帝，虽然体质孱弱，但毕竟有一腔青春热血，眼看着祖宗传下来的江山被外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心里也过意不去，总希望自己所治下的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再加上他亲政已近十年，却仍然处处受左右的掣肘，自己没有独立处置国家大计的权力，也极想通过变法维新这条路来改变这种窝囊处境，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九五之尊。光绪帝的这个愿望日益强烈，除开他本人的觉悟之外，还得力于珍妃的怂恿推动。
珍妃的娘家是一个较为开明的满洲官员家庭。她的伯父长善做过广州将军，因而全家都能得风气之先。她家里请的塾师文廷式也是一个有志变革现实的名士。因为珍妃的原因，光绪十六年便高中榜眼。文廷式感激皇家的特殊眷顾，常利用机会向珍妃并通过珍妃向皇帝转述非变法无法改变现状的道理。在珍妃的不断劝谏下，光绪维新之心更加坚定。
他早就想见见康有为了。康有为折子中那句“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的话，这些天来更是强烈地震撼着他。他决不愿意也非常害怕做亡国之君，遂命令军机处尽快安排一个时间，召见康有为。
但光绪帝的这个决定，却遭到了他的伯父军机处领班大臣恭王的反对。
从甲午年复出以来，三年多的岁月里，被朝野寄予重望的恭王，其表现令天下大为失望。
他除了在军机处换了一些人员、设立了空有其名的军务督办处外，几乎什么事都没办。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多病。他今年六十六岁，按着中国古代的寿命说，他才过下寿，但在他的兄弟辈中，他可是硕果仅存的长寿老人了。他深深眷恋着这锦衣玉食、位极人臣的皇伯地位，又深知家族享寿不长的严酷事实，保养身体，以求长命，便成了他晚年最重要的准则。刚刚复出的时候，他还有几分热情和抱负，在连连遭受挫折之后，明智的他，已看出国势难以逆转，他的有生之年已是不可能再有任何作为了。不久，他突然中风而跌倒在地，于是他便以养病为由，不再过问军机处的日常事务。军机处的常务，则由翁同龢来处置。虽然恭王依旧挂了个军机处王大臣的名义，但这两年的实际领班已经是翁同龢了。遇到大事，翁同龢带着几个军机大臣上恭王府去请示。恭王一般也不干预，听任翁同龢等人去做决定。
恭王虽因老迈衰弱而对国事采取消极态度，但他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治国理念却是明晰而顽固的。作为一个天潢贵胄，恭王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坚持满人自入关以来便接受的纲常名教不能变。作为一个开明的军机处领班兼总署大臣，恭王也主张学习西方的制造之术，师夷之长技以求中国的徐图自强。为此，他最早赞同曾国藩提出的向外夷学习造炮制船的想法，拉开了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序幕，后来他也很支持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办洋务局厂。恭王不欣赏康有为，他认为康有为的许多言论出格了，背离了祖宗成训，有可能把国家引入歧途。听说皇上要亲自召见康有为，恭王急了，他不顾重病在身，吩咐备轿，要面见侄儿皇帝。
恭王已经好久没有进紫禁城了。两个月前的太后万寿之喜，恭王也因病不能前来，只由福晋代他向太后行礼祝寿。今天是件什么重要的事要亲自进宫面见呢?光绪正在这般思索时，老皇伯已经由两个太监扶着走进了仁寿殿。光绪赶紧从暖炕上起身，来到棉帘边迎接。太监掀开棉帘，恭王见侄儿已站在帘边迎候，正要行大礼，光绪上前搀扶着恭王，说：“王爷免礼，请坐。”
待恭王在炕桌的另一边坐下后，望着因久病而苍白瘦削的老伯父，光绪动情地说：“王爷贵体欠安，有什么事，叫人转告给侄儿就是了，何劳您亲自进宫?”
恭王喘息了好长一会儿，才用嘶哑的嗓音说：“这件事非我当面对皇上说不可。听说皇上准备召见康有为，有这事吗?”
光绪点头说：“有这事。”
恭王声音不大却语气坚定地说：“皇上不宜召见康有为。”
“为什么?”光绪心里想，就为这件事，竟然带着重病进宫面见我，有必要吗?
“皇上，”恭王抬起微微发颤的右手，在炕桌上空摆动两下，“那个康有为，依老臣看来，他的言论，一半是书生空话，一半是奇谈怪论，都不可采用。”
光绪说：“侄儿读过他的几道折子，他的用心是好的，忧国忧民，真心为朝廷着想。”
恭王摇了摇头说：“不，康有为是个躁进之徒，他为了要改变大清的法规，竟然篡改圣人的学说，说孔夫子是个主张改制者。此人如此不老实，切不可信任。”
见伯父这样指责康有为，光绪有点不悦，说：“康有为很尊崇孔夫子，至于他说孔子改制，也可看作是一家之说，不能凭这点就说他不老实吧!”
“皇上，”恭王见光绪不采纳他的意见，有点急了，便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势来说，“太祖太宗传下来的家法，皇帝不接见四品以下的官员。这个规矩，想必翁同龢应当对皇上说过。这次又是他来要皇上违背这个家法，我得去训斥训斥他!”
恭王的态度突然变得强硬起来，光绪不得不认真考虑了。祖宗传下的这个家法，光绪知道，但情况特殊，不妨权变。恭王把翁同龢拉出来教训，当然是因为不便明责皇上之故。光绪早已隐约听说，恭王对翁同龢多有不满，他不愿让师父替他承当这个责任，加之他的性格本来脆弱，于是让步：“既然如此，侄儿就不召见他了，但康有为确有一套治国方略，侄儿很想让他对朝廷说出来。”
见侄儿接受了自己的意见，恭王心里欣慰，不便再拂他的心意，他毕竟是皇上嘛：“皇上想让康有为对朝廷说出他的想法，这个容易，可以吩咐几个大臣代表朝廷召见他就行了。这对于康有为来说，也算是旷代殊荣了。”
光绪想想这个方法也不错。康有为只是一个六品主事，我这样待他，也真是圣恩隆厚了，便主动向伯父征询：“王爷看由哪些人出面好?”
恭王想，这人选是大事，不可随便开列。他知道太后虽退养，但实际上仍在当家，这几个大臣中一定得有太后信得过的人。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是太后最为亲信的人。还有人背地里说，早在二十多年前，太后便看上了他，是慈安太后怕出事，才将荣禄调到西安，一去十多年。前几年回到北京后，一路扶摇直上，全是因为太后偏爱的缘故。荣禄要参与!恭王为太后想好了代理人后，便想起了自己多年的志投意合者，刚从欧美回国、只挂了大学士空衔的李鸿章来，他可以作为自己的代表出席。遂说：“老臣只提两个人，一是李鸿章，一是荣禄，其他的人由皇上定。”说罢，告辞出宫。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京师上下正沉浸在过大年的热闹喜庆中，但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东花厅里，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氛。左边一排装饰华贵的太师椅上，依次坐着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廖恒寿、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张荫桓。他们作为朝廷的代表，一个个蟒袍玉带翎顶辉煌，除张荫桓略为年轻点外，其他的都是已届花甲的老人，至于李鸿章，已高龄七十五岁了。
右边的一张普通木椅上，坐的正是康有为。身穿六品官服、略为发福的四十岁的康有为，面对着这样的大场面，心里颇有几分紧张。五个朝廷元老重臣集体召见一个小小的主事，熟知本朝掌故的他知道，这在先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这无疑是翁同龢奏请皇上后的安排。他向对面的翁同龢投去感激的目光，但翁同龢似乎并没有特别关注他，正歪着头与一旁的荣禄在悄悄说话。康有为虽有着一丝怅意，但很快也便过去了。他知道自己与翁的地位太悬殊了，翁是不可能当众示他以格外热情的。能有这样出格的场面，已经是惊骇世俗了，康有为深知今日这个会见的重要性。维新变法的主张能不能被朝廷采纳，自己今后能不能得到重用，全在于今日能不能成功。二十年来的苦苦追求、劳累奔波，不就是巴望着能有今天的到来吗?“说大人则藐之”，康有为又想起亚圣的这句名言来，李鸿章也罢，翁同龢、荣禄也罢，他们的官位虽高、年齿虽长，但学问未见得比我好，至于维新变法这一套，他们肯定不如我。今天谈的正是我所长彼所短的事，有什么可以畏惧的!素来胆大自信以南海圣人自居的康有为想到这里，刚落座时的紧张心绪消除了多半。他竭力做出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态来，竭力将对面的大员当作衰朽粪土看待，而将自己视为沉舟侧畔的飞舸、病树前头的春枝。
待仆役在各位大员面前摆上香茶后，翁同龢作为召见的主持者开了口：“奉皇上圣谕，今天李中堂、荣中堂、廖部堂、张部堂和鄙人在此，代表朝廷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鉴于国家面临的内外困难，康有为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从乙未以来，他连续给皇上上书过五次，奏的全是维新变法的事。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决不能轻率随意。皇上希望朝廷重视这件事，现在特意将康有为召到这里，各位大人有什么问题，尽可当面询问康有为。”
翁同龢的开场白刚说完，荣禄便抢先发难：“康有为，你知不知大清法规乃太祖太宗传下来的?祖宗之法不能变，变祖宗之法，将有损祖宗之尊，朝廷是不能接受的。”
说罢，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屑眼神将康有为狠狠地盯了一眼。康有为早就注意到，今天的五位大员，满人仅只荣禄一人。二百多年的大清天下就是满人的天下，满人享受着数不清的特权。变革，说到底便是对既得利益者的侵夺，也就是说对满人利益的侵夺，因此变革的最大障碍便是掌握各级权力的满人，反对最力者也必然会是满人。今天的这种汉四满一的安排，显然体现了皇上希望召见顺利的用心，康有为因此很是感激。至于这唯一的满人代表荣禄，康有为早知是个强硬刚愎偏见甚深的顽固者，极不易对付。他的迫不及待的责问，暴露了他明明白白的反对者立场，必须将他的气焰压下去!康有为定了定神，不慌不忙地答道：“荣中堂说得对，祖宗之法为祖宗所定，但祖宗当年制定这些法规制度，原是为了治理祖宗之地的。现在祖宗之地割的割、占的占、租的租，且这种趋势有增无减。请问荣中堂，祖宗之地都不能守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
见荣禄一时语塞，康有为抓住这个机会，乘胜再度出击：“自古以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常法常规。圣人说得好，穷则变，变则通，一条路已走到穷途了，还要一个劲地走下去，结果只能是头破血流，甚至是粉身碎骨，唯一可行的只能是改变方向，另寻出路，则可望畅通无阻。况且祖宗在制定法规的时候，也不可能料及身后的事情，因而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事事周密。贤肖子孙根据新出现的情况，制定出新法新规，以确保祖宗之基业完好无损，这正好是维护祖宗之尊，而不是有损祖宗之尊。好比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总理衙门，当年祖宗在日便没有料及到此，祖宗制定的法规里也没有它的条文。文宗爷英明，设置了这个衙门，使我们能更好地对付洋人。这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是有损祖宗呢，还是维护祖宗呢?”
康有为举的这个例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而他所提出的这个反问也辛辣到顶了：荣禄若说否，则是反对太后的丈夫咸丰皇帝;若说是，则又打了自己的嘴巴。荣禄被逼到死胡同，无路可走，恨得牙齿咯咯地交错，直欲把眼前这个位卑人微的广东佬食肉寝皮，却开不得口。
翁同龢心里很赞赏康有为的机敏与辩才，但担心他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凌厉峻刻的语言，会使得荣禄恼羞成怒，那样则于事更不利，遂做出一副呵斥的神态来：“康有为不可无礼，荣中堂乃三朝老臣。当年文宗爷设置总署时，荣中堂正做着一等侍卫，极力称赞文宗爷英明远见。你怎能如此责问荣中堂?康有为听着，你只能好好回答各位大人的提问，不可放肆乱说!”
所谓荣禄称赞咸丰英明远见云云，根本没有这回事，全是翁同龢的当面恭维，免得荣禄难堪。荣禄果然接过翁同龢的话，冷笑一声说：“当年设总署时，你康有为怕还没出世。在老夫面前提这桩事，你不脸红吗?”
康有为知道翁同龢保护他的好意，见荣禄在为自己寻找下台阶，便也给他面子：“我只是就眼前所见的随口举个例子而已，不想冒犯了荣中堂，还请荣中堂多多包涵。”
荣禄余怒虽未消，但一时找不出难题来，不作声了。廖恒寿问：“康有为，你口口声声变法变法的，老夫问你，变法当从何处着手?”
在新与旧、变与守的冲撞中，廖恒寿实际上是一个折中骑墙派，他既不像荣禄那样顽固保守，也不像翁同龢那样力主变革。旧的那一套让他一辈子平平顺顺官运亨通，他对之有深厚的感情，何况他已六十好几的人，真若维新的话，他自思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故而他趋向守旧。但廖恒寿又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内忧外患，国势颓替，也的确让他心焦。他也常常想到，要走出困境，大概只能寻找新途径，洋人如此强大，是有许多可学之处，学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这也是昔贤的谆谆教导。从这个角度来看，廖恒寿也不反对变法。但他自己对此素无研究，颇想从康有为这里得点知识。
廖恒寿的话正问到康有为的心窝里了，这些年他苦心钻研于斯，几次上书也放言于斯，今天正好借此机会，给这些老朽上一堂变法的启蒙课，让他们开开心窍。康有为轻轻地干咳一声，拿出在万木草堂讲课时的架势来，不疾不缓地说：“以有为之见，变法当从法律规度入手。我大清法制大致沿袭明朝，至今已实行两百余年。一样器具用久了则有损坏，一种法制实施久了则有积弊，被损坏的器具必须更新，有积弊的法制也必须更新，这本是常识所能明了的事。”
康有为说到这里，又顺便望了一下荣禄。这原是他性格的本能流露，他自己并没有觉察到，倒让翁同龢心里不太舒服：康有为如此不容物，以刺人为乐，怕难成大事。荣禄则瞪着眼回应康有为，心中又增加一分怨恨。
“大清变法的重点，当在富国、养民和教民三个方面。”康有为胸有成竹地继续说下去，“关于富国方面，有六大措施：一为设立国家银行，二为大修铁路，三为大办制造业，四为大力采矿炼矿，五为在各省设铜元局，六为在全国建立邮政系统。关于养民，重在四个方面：一为务农，二为劝工，三为重商，四为恤贫。至于教民，则需要在全国大办新式学校，教授中国历史和西方的天文、光电、数学、化学，并广设图书馆，办报馆，办出版公司。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变法项目，便是仿照西方设立议院，使上下情通，民间疾苦能上闻，朝廷美意能下达，事事皆本于众议，故权奸无所容其私，中饱者无所容其弊。”
康有为正说得起劲，不料这几句话惹怒了对面坐着的一位大人物，此人便是李鸿章。
李鸿章并不是荣禄式的顽固派，实在地说，他是鸦片战争以来，最早提出变革并付诸实践的一位大员。作为一个肩负朝廷重任，并与外人打交道最多的四朝元老，李鸿章对于“变”的重要性的认识一点也不亚于康有为，甚至还有过之，但李鸿章的出身教养和经历，使他更重在变事而不在变法，这是他与康有为的最大分歧。此外，李鸿章在私人情感上与康有为也有很大的抵触。乙未年，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矛头就是针对他而来的，口口声声骂他是汉奸、权奸、误国罪魁，还说他在与日本谈判中接受了贿赂，后来强学会又拒绝他入会。李对康一直耿耿于怀，刚才康有为说的“权奸”“中饱”之类的话，李鸿章认为这都在暗指自己，遂再也不能忍受，打断康有为的话：“康有为，照你的说法，朝廷六部都要尽撤，规章制度都可以不要了吗?”
康有为看了看坐在首位的这个文华殿大学士，发现他硕大的伞形红缨官帽上插着一根长长的三眼花翎。这是李鸿章一生的骄傲之处，也是他与别的汉员的最大区别之处。原来，清廷的三眼花翎，只授贝子、贝勒以上的满洲贵族，汉人不能享此待遇，所以哪怕就是从太平军手中为皇帝夺回江山的曾国藩，也只能授双眼花翎。有清一代，汉人授三眼花翎的只有一个李鸿章。那是在甲午年海战前，慈禧太后因着自己的六旬大寿大赏群臣，破例给了李鸿章这个殊荣。谁知，不久便海战爆发，北洋水师一败涂地，在全国一片指责声中，慈禧又摘掉了李鸿章头上的这个与众不同的标记。接下来是朝廷以战败国的身份派人去日本马关谈判，日方指定要李鸿章去，李鸿章便借此机会向朝廷索价，他说他现在身份低微，不足以代表朝廷，不能去。慈禧害怕日本，又担心谈判不成，只得迁就李鸿章，赏还他的三眼花翎。这个得而复失、失而又得的极富戏剧性的三眼花翎的故事，非常典型地凸显了晚清高层政治的滑稽可笑。
康有为自然是知道这个掌故的，他望着那根李鸿章视为身家性命的三眼花翎，嘴角边浮起一丝嘲笑：“李中堂此话说得过头了。变法改制，不是说将六部尽行撤掉，也不是要将所有规章制度都要废除，而是要细加斟酌，撤去那些虽有名目却没有实事可干的旧衙门，增添那些非设不可的新衙门，废除那些不合时宜的旧章程，设立那些顺应时宜的新法规，这才是维新变法的正途。不过，我也要提醒李中堂注意，今天是群强并列的时代，不再是过去的一统之世。现在的法律官制，都是过去的旧法，造成我大清危亡的，往往都是这些旧法，理应废除，无须过多留恋，即使一时不能尽废，也应视情形缓急加以改变，新政才能推行。”
真正是本性难改，康有为的辞气又开始锋芒毕露起来，翁同龢暗自着急。他担心激起冲突，把好事办砸，便赶紧转移话题。他做过多年的户部尚书，深知帑藏空虚，几乎不敢有所兴作。银钱短缺，是他最头痛的事，便问：“康有为，老夫问你，行新政要练军修铁路、开矿办局厂，事事都需巨款，钱从何来?”
“翁中堂，这事好办。”康有为对此早已熟思良久，故应声答道，“各国变法行新政都无一例外会面临这个问题，但它们都很好地解决了。日本的办法是设立银行、发纸币，法国是实行印花税，印度是实行征收田税，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中国都可以参考实行。比如中国的田亩税，就大有文章可做。就卑职所知，乡村地主和农人逃税、隐税、瞒税、漏税的手段就多得很，若朝廷实行铁腕杜绝这项漏洞，每年可以增加十倍的田税收入。”
一直未发言的张荫桓笑了笑说：“十倍这个数目有何依据?是你想当然吧!”
户部侍郎张荫桓也是广东人，他虽然不是两榜出身，却以过人的精明和才干得以官运亨通，是一个办实事的干员。他是支持变革的，是翁同龢引为助手的同志。康有为知道这位同乡对变法的态度，明白这句话出自他的口，与出自荣禄的口就绝对不是一回事，于是不好意思地笑了下说：“十倍这个数目，我的确没有确凿依据，但会有成倍的增加，这是可以保证的。我手里有日本的资料，日本通过丈量土地，实行严格征收制度后，田税在三年之中增了四五倍。以中国之大及中国旧法之弊，此中问题更多，十倍之增也或许不是想当然。”
张荫桓见他绕个圈子又回到原先的说法上来了，便看出此人是个很执拗的人，遂浅浅一笑说：“我也不和你争这个数字了，你继续说下去吧!”
康有为接着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一水相隔，明治维新之前与中国相差无几，一旦实行新政之后，不过二十多年便强大到与西方列强抗衡。我以为日本强国之路最值得我们借鉴，也最容易被借鉴。为此，我用了三四年的工夫编了一本《日本变政记》的书，另有一本《俄彼得变政记》，记的是俄皇彼得大帝变旧政为新政的事。我今天带了几本来，送给各位大人参阅，并请翁中堂多带一册呈给皇上，请皇上万机之暇浏览浏览。”
说罢，便要打开随身带来的布包，翁同龢见状忙说：“书不必送了，你今天说的这些，各位大人都听到了，他们会向皇上禀奏的。”
说罢，又转脸问：“李中堂、荣中堂、廖张两位部堂，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见他们都不开口，便说：“今天召见就到此为止吧!”
康有为只得重新拾起布包，颇有怅意地离开总署。刚回到南海会馆一会儿，便见翁府的仆人进来，对他说：“不要你当场赠书，是怕李、荣两中堂拒绝接受，令你难堪。”
康有为恍然大悟：是的，李、荣二人那种态度，怎么可能接受自己的赠书呢?一旦拒收，反讨没趣。自己办事，往往是一厢情愿，全不顾别人，这次又犯了这个毛病。遂对来人说：“请转告翁中堂，康某深谢他一片爱护之心。”
来人又说：“翁中堂要大著各两册，一份自己读，一份呈送皇上。”
康有为忙打开布包，取出《日本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各两册来，恭恭敬敬地送给翁府来人。
送别来人后，心里琢磨：李、荣可能拒收，不让我送是对的，但翁同龢要书为何不当面索取，而是事后派人来拿呢?难道给皇上送书也要不让他们知道吗?是翁同龢过于胆小谨慎，还是皇上的力量薄弱，不敌荣禄及其靠山太后?
想到这里，康有为不禁为维新变法的前途深自担忧起来。
五、大变局前夕，鹿传霖传授十六字为官真诀：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
光绪帝一连几天废寝忘食、手不释卷地阅读由翁同龢呈上的《日本变政记》和《俄彼得变政记》两部书，青年皇帝深为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的励精图治所感动，恨不得一天之内就把大清治理得如同日本、俄国一样强大。近日来他的情绪一直在亢奋中。这天他午睡起来后，澎湃的心潮依然不能平静，恰好翁同龢进来，他激动地问：“翁师父，您说国家大事，此刻当以何为先?”
翁同龢一眼看见书案上放着康有为的一大堆上书和由他带来的两本书，再看皇上的神情，便知道皇上已被康有为的文章完全打动。是时候了，翁同龢心里想着，遂以坚定的口气答道：“以变法为先。”
光绪很兴奋，又问：“翁师父，您说咱们大清变法后会很快和日本、俄国一样强大吗?”
望着皇上一向苍白无神的脸庞上泛起了满面红光，翁同龢欣喜地笑了。
翁同龢无儿无女，大半生的心血都在光绪皇帝身上。光绪聪颖好学，是个明君的料子，但性格脆弱，且身子骨儿又单薄，翁同龢时常担心他能不能挑得起这副重担。偏偏太后又太强悍揽权，使得皇上事事不敢自主。翁同龢替皇上着急，也为自己叹息：倘若皇上是个强硬的人，自己身为师父又是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该是多么威风凛凛、权倾朝野，然则因为皇上的软弱，害得自己也有名无实，唯一能改变这种处境的便是维新变法。若变法成功，国家有了起色，皇上的权力加强了，他翁同龢的权势也便随之加强。想到这里，翁同龢也兴奋而激动地说：“皇上，一定会的。只要我们变法成功了，我们大清就一定会和日本、俄国一样地强盛起来，皇上也就是中国的明治天皇、彼得大帝。”
“翁师父!”皇上被这几句话说得血脉贲张起来，他一时忘记了自己已是执政十年的帝王了，仍像童年时一样搂着翁同龢的腰说，“那咱们就立即变法吧!翁师父你去和康有为他们商量商量，赶快拟几道折子发下去，就说咱们大清要变法了，所有臣工天下百姓都要拥护变法，大家同心合力，把咱们大清国建设得强大起来，为祖宗争气，为国家争光。”
翁同龢被光绪的这种赤诚之心和亲昵之举所感动，两眼闪动着泪花，声音颤颤地说：“老臣这就去拟旨，把皇上的圣明仁德昭告天下!”
翁同龢派仆人将皇上准备实行变法的大好消息告诉康有为，要康有为赶紧将应次第推行的新政一一草拟出来，随时送到他的府上。他本人与赞同变法的张荫桓，和通过与康谈话后改变游移态度亦主变法的廖恒寿，以及集聚在身旁的一批较为激进的官员们，积极磋商变法大计。康有为和他的一班在京弟子更是热血沸腾、热情万丈，夜以继日地将多年来成熟于胸的治国纲领书写出来，每天都向翁府投递。又拟出一份“统筹全局”的大折子，请翁同龢呈递皇上，吁请皇上早日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召集群臣，宣布维新，诏定国是。同时在午门设立上书所，准许臣工百姓随时上书。又在内廷设立制度局，并下设法律、税计、邮政、造币等十二局。
朝廷的这个大举措很快便为京师官场士林所知晓，并随即传播到各大都市、各省省垣，一时间群情激昂，跃跃欲试，但也有不少人面对着这个局势，或彷徨迷惘，或焦虑担忧，或痛恨反对。
鉴于学会在团结同志上的重要作用及强学会早已被解散的现实，康有为与他的学生们在南海会馆成立了粤学会，借此聚会广东籍有志维新的官员和士人。在粤学会的影响下，一个个学会在京师相继成立，其中最重要的有福建青年才俊林旭为首的闽学会，还有杨深秀为首发起的关学会。杨深秀此时已官居御史，以热心国事、关心民瘼而在山陕一带的官员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又因主张变法而得到翁同龢的赏识，近年来在京师官场上十分活跃。受杨深秀的影响，杨锐也比以往更积极投入维新事业。他在成都会馆里发起成立了蜀学会，把一批同具热血的川籍人士聚集起来。这批年轻的维新派官员有一个亦师亦友的长者伙伴，他就是侍读学士徐致靖。徐老先生虽年近古稀，却仍有一颗年轻人的心，深知中国非变法无出路，遂大力支持维新事业。他的两个翰林儿子仁铸、仁镜也与父亲同道。
正当翁同龢、康有为等人酝酿筹备维新大业的时候，恭王府里传出消息：王爷病危，命在旦夕之间。
在颐和园里颐养天年的慈禧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情顿时沉重起来。她与这位六叔共事已近四十年了。
当年若不是恭王坚定地站在她这边，以慈禧之力，如何能敌得过肃顺等顾命大臣?若没有热河的胜利，她一个处于西宫的女人，如何能垂帘听政号令天下数十年?当然慈禧也清楚，倘若肃顺等人掌了大权，恭王的日子也会过得不舒心畅意。热河的成功，得利者并非她一人，恭王也是获取大利者之一。所以慈禧在后来的岁月里，对待恭王是既重用又限制，既倚为心腹，又不忘戒备。
恭王于是便几起几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处得也不是平顺的。令慈禧欣慰的是，近四十年过来了，叔嫂二人虽时有芥蒂，但总的来说，小叔还是服从嫂子的。在立载湉为继，和罢军机领班大臣这两桩大事上，恭王也没有公开表示不满，这都令慈禧宽慰。在对待变法这件事上，恭王所持的态度又与慈禧十分接近，这也令慈禧感到恭王有古之贤相之风：心有定见，稳重端凝。在慈禧看来，少不更事、轻浮急躁的皇帝正需要这种股肱大臣替他把舵定向，高瞻远瞩，不料，他竟然一病而不起!王府长史禀奏：王爷有重要话要当面对太后说，希望太后能在他临终前见一面。
即便无重要遗言，念及文宗手足和四十年风雨同舟的情谊，慈禧也会亲去王府与恭王诀别，何况恭王请她前去!慈禧匆匆登车，先回到宫里，然后带上光绪，同奔位于前海西街附近的恭王府。光绪的心情也很沉重，毕竟是父亲的亲兄弟，血浓于水，到了这个份上，他能不伤心吗?
来到恭王府，只见往日车水马龙热热闹闹的王府大门口鸦雀无声，弥漫着一股浓厚的沉凝窒息的气氛。得知太后和皇上同时亲临，恭王仅存的次子过继给钟郡王的载滢率领子侄们早早在门外迎接，进了大门，恭王福晋又率领众姬妾和女眷们在中庭院子里迎接着，然后由载滢和福晋陪同来到恭王的卧室。
太后和皇上来之前，太医刚给恭王喝了一碗高丽参汤。此刻他极力挣扎着，要起身行礼，被光绪轻轻地压住了，只得说了一句：“老臣在床上恭请太后、皇上圣安!”声音凄怆而细微，说罢，眼眶里滚出几滴老泪来，顺着枯瘦无光的面颊缓缓流下。
三四个月不见，伯父便这等模样了，心地软善的光绪眼圈发热，双手握着他骨瘦如柴的手，哽咽道：“王爷好好将息疗理，病会好起来的。”
恭王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慈禧见这情景，知道恭王已到油尽灯灭的时候了，随时都有可能过去，必须抓紧时间，请他说话，便对光绪说：“皇帝，你和福晋、载滢都到外屋稍坐一下，我要和王爷说几句话。”
载滢请皇上和母亲出去，然后轻轻带上房门，心里想：太后与父王谈国家大事，避着我们母子，或许还可说得过去，皇上乃一国之主，为什么还要避他呢?偷眼看了看光绪，见皇上脸色平静，并无不悦之色，心里更觉不解。
慈禧挨着床沿坐下，以她素日极为少见的温和神色对恭王说：“王爷，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请讲吧!”
恭王无神地望着面前的嫂子，当年京师与热河密切配合，所演出的那一幕幕惊险场面，奇异般地又在他的脑子里浮了出来，可惜，他已无气力去追索那些往事了。他要把他病重以来思之良久的几件事，趁着还能开口的时候，向太后托出来。
“太后，老臣已是将要见列祖列宗的人，为了祖宗的江山，老臣有几句话不得不说。”恭王闭下眼睛，养了养神，睁开眼继续说，“变法是大事，宜谨慎，皇上持重不够，太后要多留神点。”
慈禧点了点头说：“王爷顾虑得极是，满蒙亲贵中好些人也都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翁同龢性情轻率，难稳社稷。甲午年皇上对日本宣战，就是受他怂恿。国力不足而主动宣战，使国家蒙受更大耻辱，这责任要算到他的头上。最近，皇上大讲变法，又是受他之蛊惑。老臣死后，军机处中无人能制约他。故老臣对太后说句极机密的话：适当时可将翁开缺回籍，免得皇上被他所误。”
慈禧心里怔了一下。慈禧原本对翁同龢印象极好，故同治死后又让他教辅光绪，但近年来，因着与翁同龢关系较为密切的吏部侍郎汪鸣銮、户部侍郎长麟，及门生内阁学士文廷式遭到革职，她看出翁已与她有了疏隔，许多人都讲翁利用变法在为皇上和自己争权。现在恭王也这样说，看来确实无疑了。
慈禧问：“王爷看去掉翁同龢后谁可主持中枢?”
“张之洞。”恭王喘了口气后接着说，“主持中枢，李鸿章本来最为适宜。但甲午年对李的声望打击太大，且他年事已高，难以担此重任。这些年，老臣细心观察各省督抚将军，真正可寄大任者唯张之洞一人而已。张守正学而不迂腐，着眼大局而能办实事，是曾国藩之后又一社稷之臣。可将他从武昌调进京师，入军机处办事。”
张之洞，那个其貌不扬的湖广总督，自从光绪七年外放山西后，十七年过去了，他再也未回过京师，慈禧也再没见过他。当年，她破格召见过此人，将他作为社稷之臣而予以越级超擢。十多年来，他也真不负朝廷重望，在山西、两广、两湖任上都做得有声有色，调他来代替翁同龢，无论从资历、地位、声望来看，都是最适宜的人选。但慈禧也听好几个人在她面前议论过张之洞，说他好大喜功、华而不实，且热衷趋时，与康有为称兄道弟，还在湖广督署内以出格之礼迎接康有为弟子梁启超，令人骇然。慈禧沉吟片刻，又问：“除张之洞外，王爷看还有何人可托重任?”
停了良久，恭王低声吐出两个字来：“荣禄。”说完便闭上眼睛。慈禧想听他的下文，但一直不见他再开口。恭王的这个人选正合慈禧的心意，她由此而深感恭王是个老成谋国的贤王忠臣，由此而加重他前面所说的那一番话的分量，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重重地烙在慈禧的心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这天半夜，恭王奕䜣终于带着无尽的遗恨离开了人世，京师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葬礼，慈禧多次亲临祭奠，又将“忠”字赐给这位小叔子，作为美谥来褒奖他一生对朝廷实际上是对她个人的耿耿忠诚。
恭王走了，翁同龢感到拦在他面前的一块巨石已自行消除，维新变法的大政可以提前推行了。康有为对他说，学生梁启超在湖南得到巡抚及司道大员的支持，湖南新政极有成就，朝廷可派员前往湖南考察，做全国推行新政的借鉴。翁同龢采纳了这个建议，从内阁调派两个中级官员，带上几个随从，星夜赶赴湖南。
说起湖南来，这半年间真可谓闹得人欢马叫，红红火火，又确乎与眼下的自然景观一个样：春光明媚，万象更新。
时务学堂办起后，招收了四十多名举人、秀才、廪生等出身的学员，完全实行新的教学方式，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受当年万木草堂的启发，更自创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讲课少，批语多。他每隔三五天，便要出一道题目让学生写一篇札记，然后就在每一个学生交来的札记后面写上自己长长的批语，往往批语是札记的两倍、三倍甚至更多。写好后，再将这个学生叫到他的备课处来详谈，容许学生反驳诘难，他针对学生的问题再一一讲解。梁启超不是将他的学生当一般人看待，而是记住曾国藩的话，把他们当作种子看待。他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为湖南也为全国培养一批维新种子出来，将来通过他们的开花结果，而造成大面积的维新成果。梁启超学问好、文章好，更兼年轻，精力过人，常常一天只睡一两个时辰，从早到晚精神昂扬，诲人不倦。梁启超以他的才学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湖南士人的尊敬，时务学堂因此有了很好的声誉。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发起了南学会。这南学会实际上就是强学会的湖南分会，借此团结同好，聚集力量。在南学会的影响下，一时间湖南办起了众多学会，有不缠足会、延年会、积益学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群萌学会、任学会、舆算学会、致用学会、明达学会等等，真好比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使三湘大地朝气勃勃，生机盎然。
巡抚陈宝箴、臬司黄遵宪更在这种氛围的激励下，力行新政。一面大力开发地方资源，鼓励创办企业。湖南矿务总局、湖南水利公司、化学制造公司、和丰火柴公司、宝善成公司也相继在省垣长沙开办起来。又有绅商与湖北同人合作，办起了有线电报站、小轮船公司。一面又设立课吏局和保卫局，课吏局以培训官员为主要内容，保卫局则以维护社会治安为职责。
在教育、社会团体、经济与政治各方面一派新气象的同时，湖南的报纸更是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巨大。
早在光绪二十三年四月，由学政江标发起、唐才常任编辑的《湘学报》便在长沙创刊。《湘学报》以《时务报》为榜样，旨在使读者周知世局，破除成见，达到开民智而育新风的目的。
《湘学报》为旬刊，每十天出一份报纸，分史学、掌故、舆地、算学、商学、交涉六大门类，较多介绍国外的情况，又常有唐才常等人的时事评论，对开启湖南的新风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来到长沙不久，学政江标调离湖南，接任者即徐致靖的长子徐仁铸。梁启超和徐仁铸都认为十天一报与当今世界的快速发展极不相宜，梁启超说得好：“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于是又在湖南创办《湘报》，每日一报，熊希龄又请陈宝箴将非机密的政府公文公牍随时在报端刊发。《湘报》团结当时三湘一批时代精英，他们在报上宣传爱国，倡导救亡，鼓吹维新，批评时弊，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上，又大为超过《湘学报》。
然而这一切却引起了湖南另外一些人的反感，这些人中的积极者大多在士绅界，他们的大本营则是岳麓书院。
位于长沙城湘江西岸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创立于北宋开宝年间，匾额“岳麓书院”四字乃真宗亲手所书。北宋书院繁盛，当时各省都立有书院，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或毁于天灾，或败于管理不善，很少有存在三五百年以上的。唯独岳麓书院，九百年来一直杏坛高筑，弦歌不绝。书院不仅保持北宋开办之初的面貌，而且在元、明、清各朝都有所扩大。
这里培养了数不清的显宦名士，光是咸同时期的中兴名臣，就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刘蓉、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等一长串名单。在造就人才的同时，岳麓书院也以其独特的优势酿就了一种学问一种文化，即人们所熟知的湘学或称之为湖湘文化，然后又通过这种学问文化熏陶化育成千上万的三湘士子，形成一派独具特色的湖湘风尚。岳麓书院于是便成了湖南官绅士子心目中的泰山北斗，获得“潇湘洙泗”的美誉。它以大门上的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向世人高标书院的自信和自傲，以“道南正脉”的讲堂横匾宣布它儒学正宗的崇高地位。
由于朱熹曾做过它的名誉山长，也由于张栻、真德秀、李东阳、王守仁做过它的教习，所以，岳麓书院对山长择人甚严，非做过大臣或在学术界有着大影响的人不可。对教习也要求甚高，不是品性敦厚学有专长的宿学，绝难在书院谋得一个教席。
当今的山长王先谦便不是一个等闲人物。这位字益吾号葵园的长沙人，乃翰林出身，做过江苏学政、国子监祭酒，曾因指责慈禧太后而以直声享誉士林，又以著作等身号称大儒。
四年前在一片众望所归的呼声中王先谦由京师回到家乡，接掌岳麓书院。四年来，他从四面八方延聘不少名流来书院任教，又整饬教规，严督学生，把岳麓书院治理得有条不紊，名气更大。
王先谦和他掌管的岳麓书院一向执湖南学界之牛耳，现在突然来了个梁启超，冒出了个时务学堂，大受时誉赞扬，又何况梁启超不过一个二十多岁的布衣，时务学堂连师带生不足百人，这如何令王先谦和岳麓书院的师生心里服气?更有甚者，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公然鼓吹乃师的那一套学问，说古文经书是伪学，尧舜禹汤，尽皆孔子的臆造。又宣扬什么君权轻民权重，民权更胜过君权，国家大事要付诸议院讨论，还要废八股罢科举，凭西学取士，等等。
一向视纲常名教为安身立命之所、以科举功名为进身之途的王先谦和他的同人及学生们如何能容得下这种大逆不道、数典忘祖的邪说谬论?遂在长沙城掀起了卫道翼教的风潮。王先谦这一派有一个得力的支持人，此人名叫叶德辉。叶德辉的父亲本是江苏人，后来定居湖南湘潭，叶德辉便也以湘潭人自居。他考中进士后分发吏部任主事，但不乐于在京城做官，更喜欢做个自由自在的文士，遂回到湖南住在长沙，一边做他的校勘版本目录学问，一边印书赚钱，养家糊口。他的学问做得好，贩书业也做得好，是长沙城里一个大名流。他也很看不惯湖南的新变化，遂和王先谦沆瀣一气，组成联盟。这样，反对派的势力就更大了。
新派利用《湘学报》《湘报》和时务学堂为阵地，旧派利用岳麓书院为堡垒，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这一天，《湘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易鼐的文章。文章说，要将中国由弱变强，有四种办法可以采纳，一为改法以同法，二为通教以绵教，三为屈尊以保尊，四为合种以留种。并解释说，改法即西法与中法相参，通教即西教与中教并行，屈尊即民权与君权两重，合种即黄人与白人互婚。易鼐这篇文章如同在本已沸腾的油锅里浇上一勺冷水，顿时溅起满锅油浪，湖湘士人都被这篇文章搅得闹腾腾的。旧派则更是抓到一个大把柄，对《湘报》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大加抨击，叶德辉义愤填膺，斥之为无耻之甚。
十多天后，张之洞在湖广总督衙门里也读到了这篇文章。对于湖南的新政和《湘学报》《湘报》，张之洞从整体上是支持的，并指示湖北各级衙门、各大学堂都要订阅湖南的两报，又多次在谭继洵的面前，借称赞他的儿子来肯定湖南所发生的变化，甚至建议谭继洵回湖南去住上个把两个月，一来省亲，二来借鉴。但谭继洵并不认为湖南值得效法，每以年老体衰为词婉谢，令张之洞拿这个老资格的官僚真正一点办法也没有。
今天突然看到这样一篇言论乖戾的文章，他心中很是愤慨。合种已是贻笑大方，屈尊、通教更是不忠不敬，倘若被人周纳罗致，扣上一顶谋逆的大帽子也并不过分。而这篇文章出自自己所管辖的湖南，又登在自己所称赞的《湘报》上，一旦追查下来，岂能脱掉干系?他提起笔来，给陈宝箴写了一封信：
湘中人才极盛，进学极猛，年来风气大开，实为他省所不及。唯人才好奇，似亦间有流弊，《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真正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摘弹击，亟宜谕导劝止，设法更正。
写完后，他想此事紧急而寄信慢，于是便交给电报房，作为电报发到长沙。
陈宝箴接到总督衙门发来的电报，不敢怠慢。他一面转告《湘报》的主持人熊希龄，望他以此为戒，今后再不发这等言辞激烈的文章;一面亲自给张之洞回电，承认自己职守有疏，今后要严格督促，两报少发议论，多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见湖广总督亲自出面严厉指摘，长沙城里的守旧派，莫不弹冠相庆，咸欣欣有喜色。
王先谦指使他的学生大量搜集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的出格言论，以及《湘学报》《湘报》上所发的不轨文章，让他们以岳麓书院“学士辑录”的名义给湖广总督衙门寄去，以求得张之洞更大的支持。
张之洞收到了这份告状式的《辑录》后，发现梁启超等人原来在时务学堂发表了许多与朝廷的旨意相悖、与自己的观念相反的言论，想起他对这位后生辈的逾格接待和多次公开揄扬，背上不禁沁出冷汗，心里颇为后悔。这时京城里各种信息也从不同渠道流向督署。初夏的武昌城，如往年一样草长莺飞、百花争放，但在张之洞的心头上，却如同暮冬般地密云笼罩、阴霾沉甸。局势的进展如何，他难以预测。
他给在户部供职的仁权发去电报，要儿子迅速找到杨锐，将京中的情况如实告诉他。儿子回电，说会见了杨锐。杨锐说他和杨深秀都认为皇上即将重用康有为，在全国实行维新变法的新政，又说两湖已引起皇上的重视，势必成为今后全国的模范。电文还转述杨的话：有迹象表明皇上将召老师晋京担当大任，望早做准备。
张之洞看到这份密电后，心里矛盾交错，难以拿定主意。若按《湘报》《湘学报》的办报倾向和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的奇谈怪论，以及岳麓书院师生所申述的道理，可以立即通知陈宝箴迅速刹车，悬崖勒马。至少，两报只能登正论，而不得乱发议论，时务学堂只能传道授业而不能再鼓吹民权。
甚至也可能按照书院派的主张，关闭两报，遣送梁启超离湘。但是，假若杨锐、杨深秀所说的是真的，皇上真要重用康有为在全国立行新政，那么梁启超也便即刻获大用。一旦实行新政，仿照西方，那么民权也好立宪也好，合教合种也好，也都不是完全不可以谈论的话题。形势严峻，问题尖锐地摆在眼前：假若倒向旧派一边，维新派一旦上台掌权，不但不可能晋京获大用，说不定连湖广总督的位置也保不住;假若倒向维新派，若万一变法失败，守旧派得势，则自己有可能变为倡乱的头领、闯祸的魁首。熟谙历史的张之洞知道，历来革新变法都少有成功的，一旦失败，下场极为悲惨。商鞅车裂，半山放逐，江陵鞭尸，便是典型的例子。
怎么办呢?要么索性保持沉默，置身事外，远离旋涡，明哲保身吧!张之洞细细一想，即使这样，也是办不到的。多年办洋务、抬西学，最近一段时期，又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多有交道，在一些人的眼里，自己可能早已被列为新派的人。维新不能成功，自己决然挡不住旧派的清算。那么干脆明朗地表示，站在新派一边。但是，他们的种种主张和做法又并不为自己所全部认同首肯，从岳麓书院师生激情慷慨甚至带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情绪看来，新派要想取得大多数人的赞同，怕也困难。
怎么办呢?怎么办?张之洞反复思忖着、推敲着，一时陷入进退维谷、左右两难的境地。他想：假若子青老哥、阎丹老他们在就好了。他们都曾在最高层待过较长的时间，对太后、皇上和满蒙亲贵大臣较为注意，这样一场关系全局的大事，他们会因了解内情而比局外人看得清楚些，高远些。可惜，他们都先后故去，不在人世了。这个时候，他又想起了桑治平。桑治平携带秋菱，离开总督衙门至今将近两年了。近两年来，他曾多次想起这位与他朝夕相处十多年的挚友兼儿女亲家，想起桑治平帮他出谋划策、排忧解难的种种往事。他相信桑治平的离去，确乎是出于情感的原因，但也有可能出于别的缘故。他很想能在哪天，突然再见到老朋友，大家放开心胸来畅谈一次就好了，但现在一去两年竟然杳无音讯!桑治平他究竟现在将家安在何处?是回故乡了，还是寄寓在另一个地方?此刻，倘若桑治平在身边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些很有价值的看法。张之洞顿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可商大事的人太少了!
张之洞一面密切关注着京师和湖南的动态，一面在苦苦思索着：在这山雨欲来的前夕，怎样才能最好地度过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
这时，有一个人突然来到武昌，他无意间给张之洞廓清迷茫，点明津渡。此人便是他的姐夫鹿传霖。
鹿传霖本是一个官运极亨通的人。他历任河南巡抚、陕西巡抚，光绪二十一年又擢为四川总督。郎舅二人均为督抚，在中国的官场上并不多见，既被人羡慕，也易遭人嫉妒，于是郎舅相约书信往来可多些，礼物馈赠则从略，公务上的事，也尽量少往来。去年，鹿传霖却被革去了四川总督，在原本一帆风顺的仕途上跌了一个大跟斗。这并不是因为他贪污受贿，也不是因为他渎职失责，而是因为与西藏拉萨政府发生冲突的原因。
达赖对鹿传霖不满意，上书朝廷告状。清廷对西藏一向采取笼络安抚的政策，只要不牵涉到国家主权和朝廷尊严，其他事，在朝廷看来都是小事，不妨都依着他们，只求不出乱子，彼此相安无事。面对着达赖的状告，主持军机处的奕䜣只能舍弃鹿传霖而安抚达赖。就这样，鹿传霖冤里冤枉地丢掉川督纱帽，回到直隶定兴老家休养。
鹿传霖做了一世的官，骤然间去职为民，这种失落感如何平息得了?何况他一直也不认为自己有错，心里很委屈。过了几个月，待新川督上任，与西藏上层重修旧好后，鹿传霖便开始谋求开复的路子。他自然与京师大员广有交往，不少王府要宅他都去过，也暗中送了重礼，其中一条路上他下的功夫最大，也最有成效，这便是通往荣府之路。
光绪十五至二十年间，荣禄做西安将军，这期间鹿传霖做陕西巡抚。那时，一个是西北军务的总头领，一个是陕西地方的最高官员，职位的关系，使得他们联系很多。荣禄虽出身满洲贵族之家却并不是平庸的纨绔子弟。他好读书，也颇有才情，对翰林出身的鹿传霖有几分尊敬。而鹿传霖则更是做官的好手，深知结识荣禄这种人，对自己仕途的重要性，遂倾心相交，殷勤款待，故二人交往颇深。光绪二十年，荣禄内召时，还荐举鹿传霖署理暂时空缺的西安将军。
现在荣禄正受太后的宠爱，出任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炙手可热，是一个极好的奥援，故恭王的大丧之仪结束后不久，鹿传霖便又来到京师，这一次他干脆应荣禄之邀住进了荣府。荣禄告诉他一年前革职的事是恭王办的，现在恭王去世，最大的障碍已消去，这是天赐他以起复之机，准备近日就进园子去为此事面奏太后。过几天荣禄兴冲冲地告诉他，太后已准奏，只是眼下尚无一合适职务出缺，叫他回定兴县去耐心等待，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半年，就可以走马上任了。
鹿传霖自是欣喜万分，回到定兴，老两口商量，多年来没有与弟弟见面了，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去一趟武昌，姐弟郎舅叙一叙，过些日子起复后，就没有时间了。就这样，鹿传霖夫妇在几个男女仆人的陪伴下来到武昌城。
能在分别许多年后重见姐姐、姐夫，真让张之洞和他的全家欢喜了好多天。张之洞与这个姐姐虽不是同母，但都是幼年失恃，彼此心意相通，故姐弟情分还是深的，而今都过花甲，更添一重珍惜晚年的感叹。家宴上，张氏姐弟你一句我一句地背诵着王安石的那首送给姐姐的名诗——《示长安君》：
少小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
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沙程万里行。
欲问归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在闪烁的烛光下，在弟弟已成国家栋梁的今夕，老姐弟俩背诵着这首儿时喜读的七律，其乐也融融，其情也洽洽。
佩玉母子和念礽夫妇陪着老两口登黄鹤楼，游龟蛇二山，参拜归元寺，凭吊鲁肃墓。几天下来，老两口说再也走不动了，不看名胜古迹了，要坐下来和家人好好说说家常，聊聊天儿。老姐姐和佩玉、环儿絮絮叨叨地说些琐细事。张之洞则请姐夫在他的书房里共诉宦海况味，当鹿传霖说到他近来在荣府住了半个月，又说荣禄如今圣恩优渥时，张之洞猛然想起，何不借此机会请姐夫谈谈京师的时局!
“滋轩兄，你这次在荣府住了半个月，你看荣禄对维新一事的态度如何?”
“荣禄反对变法。”鹿传霖不假思索地回答，“正月里，在总署召见康有为时，他的态度最为明朗。我们在一起闲谈时，他不止一次地说过，皇上年轻不懂事，受翁同龢的影响，听信了康有为的煽动。康有为并不是真正为了大清的强大，他是因为仇恨他们满人，想自己上台掌权，变法只是幌子，可惜皇上阅历浅，看不透这点。荣禄说，他很为皇上担忧。”
张之洞颇为吃惊地问：“荣禄怎么敢这样说皇上?”
鹿传霖不以为然地说：“荣禄背后有太后啊，太后支持他，他还怕什么!”
张之洞早就从来自京师方面的消息中听到一种说法，他想从这位熟知朝廷上层的至亲处得到验证：“不少人都说朝廷分后党、帝党两派，依你看，有这个事吗?”
鹿传霖思索了一下说：“后党、帝党的说法，我在陕西、四川时也听说过。依我看，无论太后和皇上，都不可能有意组一个自己的党派。皇上虽不是太后亲生，论血脉来说，是太后最亲的亲人，何况四岁即入宫教养，与亲生并无多大区别。太后既已归政，何必再事事牵制着皇上?这是从太后的一边来说。从皇上一边来说，满朝文武都是他的臣工，他有必要再树一个帮派吗?那岂不自己挖自己的墙脚?”
张之洞也觉得此话有道理，从常情来说，确应是这样。但许多人都这样说，难道都是无中生有?
“依你这样说来，朝廷文武都应该听皇上的了，但为什么又说太后支持荣禄，荣禄就有胆敢说皇上的不是了?”
鹿传霖笑了笑说：“香涛，你是个聪明人，过去在京里也住过将近二十年，你应该知道太后的性格。我们这位太后可不是一般的太后。”
张之洞点点头表示赞同。
“皇上亲政十年来，尤其是甲午年来，太后和皇上之间有了些隔阂。这隔阂本源于皇上的夫妻不和，皇上不喜欢皇后，而喜欢珍妃姊妹。皇后常向老姑母诉苦，惹起了太后对皇上的不满。再一点是二人性格的不同。太后刚强决断，敢作敢为;皇上柔弱些，遇事拿不定主意，听翁同龢的多。太后对皇上这种性格看不惯，有汉高祖‘盈儿不类我’的感叹。”
张之洞笑了：“父母太强悍了，儿女反而强不起来，自古以来，这样的情形也多。”
“太后与皇上的分歧终于在甲午那一年的战争中明朗了。皇上听了翁同龢的意见，对日宣战，结果辛苦经营十年的北洋水师毁于一旦，在外人面前暴露了我们大清国的虚弱，太后很是恼火。她是力主和谈的。一开始就和谈，日本不知底细，还不至于太猖狂，结果仗打败了，再来和谈，那就只有听凭人家漫天要价了。太后从此对皇上不太相信。太后听政三十来年，朝中文武多是她选拔的，自然对她感恩戴德，尤其是甲午战事中主和的一些大臣，更觉太后英明，于是常去园子里看望太后，向太后请安禀事，这样无形中间便形成了一个派别。十年来，皇上也选拔了一些人，其中主战的那些人自然觉得跟皇上脾性相投，奏事也多些，于是也似乎形成了一个派别。”
张之洞笑了笑说：“说了半天，你又回到我的问话来了，其实朝中确实是有后党和帝党两派的。”
鹿传霖摆了摆头说：“依我看，还是不能用后党帝党这个说法，因为他们并没真正形成一个党派：有头领、有宗旨，常在一起集会议事，就像当年你们的清流党一样。”
张之洞忙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党，只是大家合得来，共同的话题多些、相同的看法多些罢了。”
鹿传霖大笑起来：“你看，连清流党你都不承认是一个党，现在京师两派的内部关系比起你们当年来差得远了，还能叫党吗?”
张之洞只能笑而不答了。
“除开这一点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与太后比起来，皇上的力量太弱了，不足以形成一个与太后相对峙的集团，尤其在长麟、汪鸣鸾、文廷式等人革职去京后，除开一个翁同龢外，几乎再难找几个大臣是一个心眼儿跟着皇上走的。这原因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朝廷大臣都是太后选拔的，皇上办事不力，甲午一仗的失败罪责虽然都算在翁同龢身上去了，但许多人心里都认为皇上是该负责任的。这些原因加起来，使得朝廷中文武大多认为皇上治国远不如太后。皇上哪能有个什么党啊派呀的，与太后分庭抗礼呢?”
鹿传霖这番话引起了张之洞的深思。照这样说来，即便维新变法得到皇上的支持，倘若太后不赞成的话，也是办不成的了。“滋轩兄，你说荣禄是反对变法的，且得到太后的支持，如此看来，太后是反对变法的了。有消息说皇上准备在全国行新政。这样大的事情，皇上若不得到太后的允准，应是不会单独做的。从这点看，太后又是支持皇上的了。这些事情，真叫人摸不清底细。你说呢?”张之洞说。
鹿传霖手握茶杯，凝神良久，缓缓地说：“真正如你所说的，这些事情是叫人摸不清底细。我在京师也听到皇上要重用康有为、在全国变法行新政的传言，又的确亲耳听到荣禄反对的话。照理说，这样大的事，皇上是会先禀报太后的。我想，事情有多种可能：也可能皇上已禀报过太后，也可能根本未禀告;也可能太后同意局部变一变;也可能太后现在同意变，今后遇到麻烦事又不同意变;也可能太后这次打定主意先在一旁看皇上的行事，若不行了，再出面干预。总之，情况很复杂。但不管如何，有一点我是看得清楚的。”
张之洞目光炯炯地望着姐夫，听这位极具做官才能的前川督谈他的官场见识。
“香涛，这话我只是对你说，这是我们郎舅之间的私房话，你听听就完了，也不要对别人说。我刚才说的荣禄的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康有为要变法是因为仇恨满洲人，这句话很能代表满洲官员的心态。变法若不伤及他们的利益则罢，若一旦伤及，他们就会在这一点上，消除他们内部的一切恩怨而联合起来，皇上的压力就大了。倘若到那时，他们推出太后来做首领，皇上便只有退让一路可走。但是，香涛，你是知道的，历朝历代，哪次变法又不伤及一些人的利益呢?咱们大清朝哪些人的利益大?还不是满洲人!今后一旦到了这个份儿上，那便不是什么变不变法的事了，而是要不要祖宗江山的事了，保不定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的事都有可能出现。”
张之洞听了这话，想起自己与康、梁等人的接触，浑身不舒服起来，说：“滋轩兄，你不久就要起复了。我请教你，面临这种局面，你将怎样办?”
鹿传霖摸摸圆滚滚的下巴，说：“我一向有个老成法，吃不准的事，稳着办。我起复后，多半还是到哪个省去做督抚。若皇上要行新政了，我当然只能奉命，因为是皇上的圣旨，我不能违抗;但我也不急着办，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再说。大局未定的时候，我也不说变法好，也不说变法不好，随大溜，不做出头鸟，最保险。”
此即从孔夫子那个时候便有、一直绵延不绝的“乡愿”。张之洞过去一向厌恶，但又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一个保乌纱帽的稳当办法：“你看看我这个湖广总督，面临这样的局面，要怎么办?学你的稳办法吗?”
“你大概不行吧!”
“为什么?”
鹿传霖放下茶杯似笑非笑地说：“普天下的人都说，湖广总督是个新派人物，办洋务局厂、引进西洋技艺、学洋人的劲头大得很。还有人说你张香涛与康有为、梁启超称兄道弟，甚至有人说康有为的靠山，在朝内是翁同龢，在朝外就是你张香涛。你看，你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如何还能稳得住!”
一丝恐惧感突然涌上张之洞的心头，他仿佛发现一向阳光普照的宽广仕途上突然罩上阴云黑雾，变得逼仄迷蒙了。素来好强的湖广总督不由得求助于姐夫：“滋轩兄，看来一场大风大雨的到来是避免不了的事。你要帮我出出主意，让我平平安安地度过去才好。”
鹿传霖莞尔一笑：“香涛，实话告诉你吧，这就是我和你老姐姐这次专程来武昌的目的。我从京师回定兴后，对你老姐姐说，香涛眼下处在风口浪尖上，不知他自己意识到没有?你老姐姐说：‘你是他姐夫，又长他几岁，你不能袖手旁观哪，要去和他谈谈。’我说，香涛为人固执，怕听不进别人的话。你老姐姐说，‘即便听不进，也得说。’”
张之洞知道这是姐夫在敲自己，忙笑着说：“我虽然有点固执，但在你的面前没有固执过，你不要以此作为借口。”
“我若以此为借口，就不来武昌了。”鹿传霖也笑了起来，“我为此一直反反复复地在想，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你必须得向太后、皇上表明一个态度。”
张之洞有点犯难：“这个态度怎么表?是赞成维新，还是反对维新?”
“要表一个这样的态度。”鹿传霖慢悠悠地说，“你既拥护新，又不反对旧;既愿大清强盛，又要守祖宗基业。一路上我琢磨此事可归纳为十六个字，叫作：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
“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张之洞在心里喃喃复述着姐夫的这十六字真诀。这篇文章怎么做呢?他苦苦地思索着。
六、集湖广幕府之才智，做维新护旧之文章
这一天在签押房，他刚放下手中的笔，又想起鹿传霖的那一番话来。这篇文章如何写呢?他捻着下巴下的灰白长须，凝神思考起来。正在这时，梁鼎芬走了进来。
“什么事呀!”
“香帅，”梁鼎芬走到张之洞的身边说，“这些天两湖书院的学生们，因湖南《湘报》上的一篇文章引发了大辩论。”
“是不是易鼐的那篇文章?”
“正是。平时向往新学的拍手叫好，崇尚旧学的则深恶痛绝，双方各执一端，争得面红耳赤，有的甚至课都没有心思上了。”
张之洞盯着梁鼎芬说：“你的看法呢?”
梁鼎芬略做思考后说：“易鼐的那些说法，我不能完全接受，但我说服不了那批新学迷。”
“什么不能完全接受!”张之洞站了起来，“应该是完全不能接受，我去和他们辩论。”
“太好了。”梁鼎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搬总督这个救兵的，“什么时候能去?”
“两湖书院非一般地方，我得要先准备下才行。第一得有的放矢，第二还得言之有据。节庵，学生们争辩的要点在哪几个方面?你给我说说。”
梁鼎芬想了想说：“依我看，学生们争执最烈的有这么几个主要问题：一是中学和西学哪个更重要?二是西学不要三纲五常，丢掉老祖宗传下来的根本，这在中国能行得通吗?三是大家都去学声光电化这些学问，今后科举如何考，考什么?光声光电化就能治国强兵吗?四是君权与民权，百姓应不应该有权?是君权大还是民权大?等等。当然，还有不少问题，这几个是主要的。”
“行，你回书院去吧，待我思考思考。”
梁鼎芬走后，张之洞重新拿起笔，批起公文来。
中午吃饭时，张之洞又想起了写文章的事。突然，一个灵感在脑子里闪动：何不将去书院讲学与写文章表明态度这两件事当一件事来办?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面对当前的局势，我张某人该说些什么。给太后皇上看的文章不用奏折形式更好，它可以在报上公开发表，让天下人都知我张某人的态度，免得众口悠悠说三道四。这些报纸还可以通过别人之手转呈太后皇上，如此，太后皇上也看到了。它所起的作用远比上一道奏折大得多。
放下碗筷后，此事便这样决定了。张之洞随即通知衙门总巡捕，说下午要在书房里写一篇重要文章，除朝廷来圣旨外，任何人不接待，任何事不办。
兴许是常吃赵茂昌送的特制人参的缘故，张之洞虽然已六十有二岁了，外表看起来很苍老，精力却依旧旺盛过人，上个月环儿又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老翁得子，不仅有添丁之乐，更有高寿之兆，张之洞因此更增自信之心。尤其是当一桩富有挑战性的事来临时，更能激发他年轻人似的兴致和热情。他放弃惯常的午休，离开餐桌后便赴西院书房。
他提起笔来，匆匆在纸上写了几行字：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亦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一口气写下这段文字后，张之洞自己都有点惊讶：怎么会写得如此畅快通顺?而且一下笔便为新、旧两学定下了基调：新可救时，旧能守教，新之弊在不知本，旧之弊在不知通。同时也明确指出，在新学旧学的争辩中，邪说暴行便乘隙而入，这将是中国的祸乱之根。
再将这段话复读一遍后张之洞也释然了，这也并非是什么福至心灵的缘故，而是自己多年来的认识。尤其是在看到《湘报》上易鼐的文章和岳麓书院的《辑录》后，时常思索的结果。其实，没有提笔写文章的时候，脑子里的思索如同乱麻似的，没有条理，也不得要领，用心来做文章，条理自然也就清晰，要领也便出来了。张之洞既感欣慰又觉惋惜。欣慰当年写作《轩语》《书目答问》时的能力还在，惋惜的是近二十年来杂事纷扰，案牍劳形，使得自己几乎没有一种安宁的心境来握管作文，不能为后人多留下一些诗文书册。唉，有文则无权，有权则无文，前人说“闭户著书真岁月”，又说“封侯拜相男儿事”，人生事业，究竟应以哪种为最佳?
这样一番感叹后，张之洞忽然想，我何不借此机会多写点，为自己再添一部类似《书目答问》一样的书岂不更好!想到这里，前词臣学政兴奋起来。他慢慢地边磨墨边思考，先来为这本书想个题目：《新学旧学辩》?这个题目一目了然，但论辩气息太重，不大合自己的身份。《求通与守本》?这个题目直逼要害，但限制思路，只能做一篇文章，不宜写一本书。
以总督身份去书院讲课，面对着的是儿孙辈的莘莘学子，宜以劝诫的方式为妥。张之洞想起了荀子的名言：学不可以已。是的，过去只有中学而无西学，只有旧学而无新学，尚且是学不可以已，现在面临更多更复杂的学问，更应该不可以已。好了，就用这句名言的出处“劝学篇”作为书名吧!
定下书名后，张之洞开始构思这部书的主要内容了。
他想着：这部书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论旧学。旧学既为本，则从本字上做文章。什么是本呢?对修身而言，心为本;对处世而言，忠为本;对为学而言，经为本;对圣学而言，三纲为本。要把这些属于“本源”的东西论说清楚。一部分论新学。新学既为通，则应从“通”字上做文章。通者，变通也，变通的目的在于实用，新学的确是很具有实用价值的学问。若从全国范围来讲，新学远未普及，应用大力气去推广新学，比如设学堂、设翻译局、鼓励出国留学等，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修铁路、开矿藏、练军队，而这些方面自己都有亲身历练，是可以好好总结总结的。
到衙门下午散班关门的时候，张之洞脑中《劝学篇》的大纲便基本上有个框架了，必须趁热打铁，抓紧时间做好这件事。
“大根，我要写一篇大文章，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去住几天。你看去哪里为好?”吃完晚饭后，张之洞问大根。
大根说：“四叔打算住几天?”
“四五天吧!”
“四五天时间不长，不宜走得太远，只能在武汉三镇找。”
“就在武汉三镇吧，近一点，万一有个紧急事，可很快赶回衙门。”
大根摸着头顶想了半天说：“我看就到归元寺去吧!”
“不行，归元寺进香拜佛的人多，吵闹。”
大根大大咧咧说：“跟方丈说一声，这几天不让人来进香就行了。”
“那怎么行!”张之洞不悦地说，“进香拜佛是善男信女的心愿，也是归元寺的财源。因我住那里而折了世人的心愿，断了和尚的财源，那我不遭人唾骂?归元寺决不能去。”
“那就去晴川阁好了。”大根终于想起了一个好地方，“那里风景好，安静，游人又少，不会影响别人。”
“晴川阁倒是不错，明天一早你先去看看，跟管阁子的人说好，租一间干净的小房子，先租五天。这五天的茶饭也请他们做，走时照付。后天一早，我们就去。”
第二天，张之洞料理了一些必办的公事后，告诉总巡捕，要去晴川阁住几天，有要事可去那里找他。
翌日上午，张之洞仅带着大根一人，悄悄地来到晴川阁，住进一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小房间。
自从那年宴请俄皇太子后，张之洞再也没来过此地了。
晴川阁果然不亏待文人学士。张之洞一坐下来，在江风涛声、山气鸟语的感染下，文思倏然间便如泉水般地涌冒出来，仿佛当年在翰林院做学士似的，有一种奔放欲出、不可遏制的冲动。世受国恩、身为疆吏获得过皇家格外恩宠的张之洞，不论是出自内心的情感还是为了今后政治的需要，他都情不自禁地要歌颂大清朝的德政，希望天下臣工百姓如葵花向阳般地仰望太后皇上，拥戴朝廷，巴望大清王朝能固若金汤，万古千秋传下去。作为一个生于世代书香家庭，从小浸泡于儒家典籍之中，做过多年学政，写过不少代圣人立言文章的士人，张之洞对周公之礼、孔孟之学发自内心地顶礼膜拜，真是五体投地。无论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名教皈依，还是公开与康有为等人划清学术分野，以免珠目相混、鱼龙相杂，他都要借此机会向世人说个清楚。
于是，在江山如画的龟山禹功矶上，在安谧祥和的晴川阁净室里，张之洞夜以继日地挥笔疾书：
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保种必须保教，保教必须保国。
今日时局，唯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
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
五伦之要，百行之源，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权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盖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生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
张之洞认为，这些都是属于务本的范围，而“本”之悟，全靠中国学问的熏陶，西洋学问是不可能教授的，甚至有大相抵触之处。无论是两湖书院的学子，还是天底下求学求知的年轻人，都应该深知此本不可动摇，不可移易。
倘若丢掉了这个本，何以为中国之人?无论是朝廷内外的官吏，还是准备进入仕途的士人，都应该加深对“本”的认识，绝不能在西学东渐的时候，迷乱心性，失却方向，忘祖而背本。苟不若此，则中国将何以为中国?
他对自己的这些议论很满意，于是开始写西学部分。外放晋抚，尤其是擢升粤督以来，他也保境安民，也兴利除弊，这些其实与其他督抚都无异处。这些年来与众不同的，或许说他张之洞之所以成为天下瞩目的原因，就在于他重西学办洋务。可以说，他后半生的心血和事业就在于此。毫无疑问，张之洞对洋务、对西学是深有感情的，认定洋务和西学是致中国于自强的唯一法宝。中国只有坚持这个定见，才有可能跻身世界强国。他多么希望太后皇上也能有这个定见，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大办洋务，倡导西学。他多么希望十八省督抚和各级官员都能像他这样，在自己管辖的省府州内办洋务局厂、办新式学堂，同心合力地走在这条使国家早日富强的康庄大道上。可惜，许多人囿于陈见，没有这个认识;也有不少人认识到这点，但鉴于在中国办新事的千难万难，遂失去了实干的豪气;还有一些人，因为洋务和西学要影响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千方百计地干扰阻挡。这些都已是障碍和困难了，但更令人担忧的是，现在竟有一批人，在这个时候提出类似于易鼐那样骇人听闻的言论来，还有康有为、梁启超之辈，本是难得的新式人才，却偏要鼓吹公羊，倡论民权。他们难道真的不明白，这是在向六经挑战、与朝廷争权吗?好好的一个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局面，将有可能被这些邪说给毁了，自己有这个责任将中国办洋务、行西学之举导向正确的途径。
滚滚东逝的长江水，习习暖人的杨柳风，伴随着张之洞为《劝学篇》续写了一系列篇章：
《益智》：夫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种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情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自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
《游学》：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
《设学》：天下非广设学堂不可，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学堂宜中西兼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且宜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
《广译》：译书之法有三：一、各省多设译书局;一、出使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择之;一、上海有力书贾、好事文人，广译西书出售，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
第五天下午，《劝学篇》已写成两万多字的大文章了，虽尚有不少言未尽意者，但大体上已将自己心目中的中学西学先后次序、本体通用的关系理了一个头绪。想说的话也大致说了，不能离开督署太久，许多公务还在等着办哩。张之洞吩咐大根去结账付钱，待衙门的马车到后即离开晴川阁。
一会儿，大根带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走了进来。那老头儿见了张之洞便拜，一边说：“小人不知您是总督大人，这些天来多有怠慢，请大人多多宽恕。”
张之洞说：“起来，不要磕头。”
待老头儿站起来后，又问：“你怎么知道我是总督?”
老头儿指着大根说：“刚才这位大哥来结账时说的。晴川阁真正有幸，让总督大人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天，只怪我这个糟老头子老眼昏花，没有认出大人来。招待不好，多有得罪。”
张之洞笑问：“你在这里做些什么事?”
老头儿答：“看管晴川阁的房子，做些打扫、擦洗的事。”
“就你一个人?”
“加上老伴儿，两个人。”
“听你的口音，不大像此地人。你老家在哪儿?”张之洞因文章写完了，心情较为宽松，遂跟他多聊了几句。
“小人是江西九江人。”
“怎么到汉阳来了?”
“小人三十年前教的一个学生，如今在汉阳县做训导。他怜小人年老无儿女，便介绍到晴川阁来，混口饭吃。”
“你这个学生倒还不错，如今出息了，还记得三十年前的先生。”张之洞习惯性地摸着胡须，“一个月有多少收入?”
老头儿伸出三个指头来：“三吊半。”
“三吊半的薪水，能过日子吗?”
“省吃俭用，勉强还可对付。只是不能有个三病两痛，生起病来，那就没钱请郎中了。”
张之洞看这老头儿是个本分的人，便说：“本督给你指个生财之道，你在晴川阁里卖点茶水瓜果如何?”
老头儿脸上有了一丝笑意说：“好是好，只是游客太少，卖不了几个钱。”
张之洞一时兴起，不觉抖出当年的名士气派来：“老人家，本督成全你，你去拿两张大纸和笔墨来，我为晴川阁写副对子，再要汉阳府派人将这对子刻在柱子上。这样一来，你的客人就多了，茶馆可以开起来了!”
老头儿喜出望外，忙从自己住的房子里将笔墨纸砚搬了进来。
张之洞站在禹功矶上，眺望三楚大地这一派莽莽苍苍山河，看着身边这位年老无依的本分读书人，顿时生出一份镇守江夏的自豪感、为民父母的责任心来。一副楹联在笔底出现：
东去大江，那堪淘尽英雄，彩笔尚留鹦鹉赋;
西望夏口，此水永消争战，霸图休即犬豚儿。
老头儿捧过墨汁未干的对联，口里激动地说：“总督大人，您真是湖广百姓的活菩萨呀!”
张之洞为这句话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出自普通百姓之口的话，才是真正的民心啊!
第二天，他将已成初稿的《劝学篇》送给鹿传霖看。鹿传霖看后说：“写得不错，尤其是尊朝廷卫社稷和称颂大清深仁厚泽这几段写得最好，太后皇上都会爱听。这应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基点，无论中学西学，无论新政旧政，都要尊朝廷卫社稷，这话从你的口中说出来作用就更大。今后无论是新派掌权，还是旧派执政，你都万无一失。”
张之洞说：“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我不想别人因我办洋务，就说我是崇洋媚外，想用外国的一切来替代中国。那其实也是做不到的。你看还有哪些不足或忽略的地方吗?”
“西学我不懂，旧学多少知道一点。谈旧学这一节，我提几点建议吧!”
张之洞笑道：“你是宿儒，你多多指正。”
“讲旧学，还是你在行，我只是点一点而已。”鹿传霖翻了翻手中的《劝学篇》初稿，“其实，你过去写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里都提到了。但你既然把旧学当根本之务提出来，不能不再扼要地为年轻学子们说几句入中国学问之门的途径，其要在两点，一曰循序，先经次史后子集，待中国学问初通之后，再择西学以补阙。”
“很好。”张之洞轻轻击掌。
“其次在守约。”鹿传霖侃侃而谈，“中国学问浩如烟海，若见一本读一本，这一辈子光读书还读不完，岂能做事?所以要守约，择其重要者而读。你的《书目答问》为学子开了两千多种书目，你可在此基础上，再从中遴选出五六十本至一百本最重要的书来。”
“这个主意好!”张之洞连连点头。
“以我的经验，十五岁之前，通《孝经》、‘四书’‘五经’及唐宋人之晓畅文字。十五岁时开始读经史诸子、舆地小学各门，美质者五年可通，中材者十年也可了。二十或二十五以后，可专力讲求时政，旁及西法，若有好古精研不骛功名、终身为专门之学者，那又自当别论了。”
“行，我再增加两个章节，就用你的题目：‘循序’‘守约’。”
“还有一点，本不是学问内的事，但我想借你的大作来惊世警俗。我想你会与我持同样看法的。”
张之洞认真地问：“何事?”
“禁烟!”鹿传霖口气坚定地说，“此事，早在道光年间，林文忠公便大举禁绝过，十几年前你在山西又继续了林文忠公的事业，这些年来我在陕西、四川做督抚，依然要花大力气做这事。香涛，这鸦片不禁，中国将有亡国灭种之祸，什么中学西学、体用本通之类的话，一概都不用说了。在今日中国，此为国家第一号大事。”
够不够得上国家第一号大事，张之洞与鹿传霖尚有分歧，但禁烟确是国事中的大事之一桩。对于力禁鸦片的前晋抚来说，这个认识始终是明晰的。虽然不能属于学问之一门，但从国本的角度上也是可说的。
“好，接受你的建议，再添一节：‘去毒’。”
鹿传霖满意地站起身来：“如此，你的《劝学篇》就完满了。”
送走鹿传霖后，张之洞想：古人说集思广益，此话不假，鹿传霖的这些建议就很有益处，不如再让几个人看看，提提意见，修改修改，就更臻完美了。他首先想起的便是引出这篇作品的梁鼎芬来。
梁鼎芬将大根送来的《劝学篇》仔仔细细地看了两三遍，又搜肠刮肚地思考大半天后来到总督衙门，当面向张之洞陈述了自己的看法：“香帅的《劝学篇》一经刊印，必然警醒当世，嘉惠万代。两湖书院的学子如有幸最早聆听你的这些良言，福莫大焉!”
梁鼎芬一开口，便给张之洞的这篇长文予以高不可攀的总体评价。张之洞听了，却并没有多少喜形于色的表现。他知道梁鼎芬一向爱在他的面前说好听的话，通常他都是乐于听这种颂词的，有时候也会觉得梁鼎芬有点言过其实，不过转念又想：自己办的事向来都是深思熟虑的，少有别人可指摘之处;再说，一个好汉还须三个帮，一面响锣也应有四处应，未必还要一些专跟你作对的人在身边，当然要听话的、要顺从的人才好。这样，他跟梁鼎芬不觉日趋亲密。梁鼎芬一年到头，在两湖书院的日子少，在总督衙门里的日子反而多些。武昌知府年近七十，致仕养老已迫在眉睫，梁鼎芬多次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想接替这个位置的念头，张之洞也有意无意地表示可以考虑，惹得梁鼎芬跟总督屁股后面更紧了。
“你不要说空话，有什么根据?”
“当然有根据，香帅。”梁鼎芬满脸都是笑容，“晚生看这篇《劝学篇》首在持论平正，于中西之学、新旧之政不持成见偏见，一秉大公，无论新派旧派都能接受。这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在于香帅将中学和西学最核心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主次关系用八个字做了最为简要最为明了的概括，这就是您在《设学》一节中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真可谓金科玉律、金声玉振，治学之宝、治国之纲。这个首创之功将不可估量。”
张之洞笑道：“你看中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这也算是你的眼力吧。不过，这八个字是别人提出的，我不能掠人之美。两年多前，我在江宁时，江苏一个候补道吴之榛跟我写了一封信，他准备在苏州创办一所中西合璧的学校，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我很欣赏这两句话，就套用过来了。”
梁鼎芬虽略有点失望，但他很会说话：“常言说人微言轻，一个候补道的这两句话能有什么影响?一经香帅提出，那就有天地之别了。太后皇上会知道，文武大臣会知道，各级官员和普天下的百姓都会知道，它就可以变为国策，化为全国上下的共同见识。这个功劳有多大!从今往后，大家都是从你的《劝学篇》里得知这两句话，首创之功非你莫属了。”
“哈哈……”张之洞得意地大笑起来，“你莫只说好听的，提点不足之处。”笑完后，张之洞认真地说。
“香帅文章天下第一。虑事之精密，也世间少有，这部《劝学篇》更是您的心血之作，本不容卑职置喙。但卑职想香帅这部书，必将成为大清的治国之纲，眼下国家所要办的新政大事，如铁路、矿冶、局厂、练兵等，香帅都亲手办理过，有许多局外人不能得到的体会和见解，若能把它写出来，对太后皇上来说是个很好的参考。”
张之洞说：“你这个建议好是好，只是六天没办事，案牍又堆积盈尺了，抽不出空来。”
梁鼎芬想了一下说：“有个办法，可叫徐建寅、念礽他们先起个草。他们是专门家，熟悉，要他们先写个一两千字出来，由您来删改定稿，如此可为您节省一些精力。”
“好，接受你的建议，就请你代我去办这事。请徐建寅写矿学一节，梁敦彦写铁路一节，念礽写工商一节;练兵一节无人写，可惜仁梃不在了，由他来写是最合适的。”
提起仁梃，张之洞的胸口有点堵闷。儿媳已守寡近两年，不能让她做一辈子孀妇，今后宜寻一个合适的人嫁出去才是，这样方可对得起孝顺的媳妇和自己的老友桑治平。
“练兵一节可请张彪先拟个草稿。”
“张彪!他能写吗?”
当年大根的拜把兄弟张彪从山西投到广东，张之洞将他安置在督标营，后又随着来到武昌，先在亲兵营做个把总。多年来，也还知上进，积年迁升，现已做了亲兵营的都司。张彪武功不错，只是从小失学，文墨不行。
“香帅不知道，这几年张彪自己漂笔，早已识字断文，偶尔写出封信函来，也还通顺。叫他将湖北练兵章法如实写出，我再替他润色，然后送给您，当个材料用也好嘛!”
“也好，他当了多年的亲兵营都司，洋枪洋炮使过，德国兵操也练过，让他先写个草稿，也是对他一个提高。你一并去告诉他，叫他们四个人三天之内每人给我交两千字。”
三天后，陈、徐、梁、张如期交来自己的文稿，张之洞一一审读增删，比起全由自己从无到有地构思草拟来，确实省了不少的心思。
正在阅读之际，辜鸿铭闯了进来：“香帅，大家都为你的《劝学篇》做贡献，就连张彪都提起笔来。你就不叫我也写一写?你是嫌我中国学问没学通，还是嫌我没有专门知识?”
张之洞放下笔，望着辜鸿铭颇有点激动的面容，问：“我的《劝学篇》底稿，你也看到了?”
辜鸿铭不满地说：“合署上下都在诵读，我能不看到吗?”
张之洞惊道：“怎么合署上下都在诵读了?这还是草稿哩!”
“这样精彩的文字，怎会不传诵呢?徐建寅、梁敦彦很神气，说他们也写了一段，今后可以附骥尾而至千里。香帅，你太小看我了!”
张之洞心里很得意，脸上却冷冷地，说：“先不要说小看不小看的怪话。你给我的草稿提提意见，提得好，我自然也会让你附附骥尾。”
辜鸿铭说：“提就提吧。我看你的《劝学篇》分为两个部分，前部分谈的是务本的事，有类似《庄子》的内篇;后部分说的是通用，类似于《庄子》的外篇。”
以《庄子》的内外篇来看待《劝学篇》的本、用两个部分，目光犀利，比方得也恰当，看来辜鸿铭的中国学问已到了不可小觑的地步。张之洞的双眼中开始流露出笑意。
“《庄子》内篇七章，出自庄子手笔，外篇和杂篇是庄子和其门人共同的著作。今日《劝学篇》的外篇除你本人外，已加入了徐、梁等人的文章，后世学者，也可将外篇视为香帅及其门人的合著。”
这一点，张之洞倒的确没想到，经辜鸿铭这一提醒，也确乎有几分像。张之洞的笑容从眼中流到了脸上。
“如果香帅同意的话，我可以关起门来，写个十天半个月，弄出七八篇来，为《劝学篇》补个杂篇如何?”
张之洞笑出声来，说：“汤生，你的想法倒是好，只是这《劝学篇》是决不能跟《庄子》相比拟的。且不说见解上的差别，光是文风，那一派汪洋恣肆、恢诡瑰丽，哪里是后世人可以学得到的!庄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可不敢方驾攀比。”
辜鸿铭说：“你不去比《庄子》三十三篇也可以，但我为你补个杂篇总是可以的吧!”
张之洞拿这个怪才也无法。他还真怕辜鸿铭去弄个杂篇出来，那才叫人哭笑不得，只好说：“你看还有哪些不足，把外篇再补充一下是可以的，杂篇就不必了。”
“我看至少有两个章节可以补上。”辜鸿铭激动地说，“一个是变法，一个是废科举。不过，这都不是我的主张，都是你自己多次与我们闲聊天儿时说过。你常说中国要自强，有两个拦路石不可不搬掉，一是不合时宜的律令法规，一是误人子弟的科举考试。为何这两个非常好的想法不在《劝学篇》里写出来呢?是因为怕被人误解，遭人反对吗?”
辜鸿铭两只灰蓝色的眼睛，犹如半夜时猫头鹰的双目一样，直勾勾地盯着张之洞，真把这位强悍的湖广总督盯得心里微微发起慌来。
辜鸿铭的这两句问话，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张之洞在写通用篇章的时候，确实想到过变法与废科举两件事，但最终还是没有写。现在有人在变法的名义下要否定祖宗传下来的家法，要设议院行民权，如果自己也大谈变法，很可能会授人以柄。至于科举考试，更是国内数十万读书人的进身之阶。废除科举，不等于撤了他们的登天梯?
“香帅，丈夫行事，当以大义为重。苟利国家，虽千百人反对，必趋之;苟害社稷，虽千百人拥护，必避之。弊法不去，科举不废，中国决无指望。香帅，这两章，就由我来替你起草吧，倘若遭人指责，我挺身而出承担。”
张之洞为辜鸿铭的这种气概所感动，但又为他的天真而感到好笑，既算作我张之洞的《劝学篇》外篇，出了事自然由我张某人承担，怎会轮到你的头上?他笑了笑说：“好吧，我嘉奖你的志气，这两个章节就交给你了。也限你三天时间，不要过多发议论，也不超过两千字。”
辜鸿铭欣喜万分：“谨受命。”
正要转身出门，张之洞又叫住了他：“你要注意，写变法一章时，要特别强调伦理、圣道、心术不可变，要变的只是法制、器械、工艺;废科举一章，要把朱子和欧阳修两位先贤关于更改科举的言论找出来作为附件，如此才更增加说服力。”
在张之洞和他的幕僚们共同参与下，一篇长达四万余字的大文章《劝学篇》，终于几经增删而成文了。张之洞将它寄给陈宝箴，要陈在长沙的《湘报》上连日刊登出来。陈宝箴正担心《湘报》遭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反对办不下去的时候，得到了这篇大文，好比即将干涸的小溪来了一股源源不断的山泉，立时又生机恢复。他指令《湘报》每天腾出第一版的重要位置来，刊登《劝学篇》。一连十天，《劝学篇》登载完毕。果然不出所料，此篇长文在海内引起巨大的反响，除极个别执拗偏激的人认为张之洞是在有意做和事佬外，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此文立论公允，态度平和，就连最担心招士人反感的废科举一节，也没有见人公开发表反驳的文章。五月初，张之洞收到已任江宁藩司的袁昶的来信，袁昶除和许多人一样地称赞该文外，还特别高瞻远瞩地指出：在今后很长一段的年月里，中国都会面临着西学与中学、西艺与中艺、西政与中政等一系列的冲突，这种冲突可概括为中西碰撞。老师所提出的“中体西用”的设想，不仅解决了中学西学之间关系如何处理的难题，而且为调和中西碰撞揭示了一条万世不易的经则，那就是中国本土所产生的经过千百代所验证的好的传统永远是体，外来的被彼国所证实有用的东西，永远只能是为我所用。其目标，则是卫我邦本，固我国体。又表示，要用自己的积蓄出版《劝学篇》，印刷三百部，上呈朝廷，并分赠各级官府和学堂，既报师恩又效力国家。
张之洞欣然同意，并寄出两千两银子，请袁昶代为张罗。
很快，三百部《劝学篇》便装订成册了。张之洞指示袁昶寄五十部到北京儿子张仁权处，再存五十部于袁处，以便分送两江同寅，然后再送二百部到武昌，由他本人亲自赠人。
仁权收到书后，与杨锐、杨深秀等人商量如何才能到达太后、皇上处。杨锐说：“黄绍箕在南书房当差，可请他带上两部，当面呈给皇上，并请皇上转呈一部给太后。”
黄绍箕是黄体芳的儿子。黄体芳当年与张之洞同列京师清流党，关系甚为亲密。黄绍箕在未进翰林院时，曾在张之洞幕府里做过事。通过这条路上达天听，自然是最好的。没有几天，《劝学篇》便到了光绪皇帝的手中。光绪爱不释手，一天便通读完毕，然后亲自拟了一道谕旨：
《劝学篇》内外各篇，朕详细披览，持论平正，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着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危言。
就在光绪亲颁《劝学篇》后第四天，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热闹壮烈的大剧，正式拉开它的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