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获取信赖，候补道用高价从书呆子手里买来一部《解读东坡》
为兴办汉阳铁厂请款的奏疏移到户部很长时间了，翁同龢有意压着不办。
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源与张之洞为同科鼎甲。故翁同龢与张之洞非但无个人嫌隙，反倒多一层情谊。张之洞与翁氏叔侄关系一向不错，但几年前却决裂了。
这是因为张之洞的开禁闱赌。出身阀阅世家的翁状元十分注重性理品操。广东赌徒的眼睛居然会盯住乡试，这令翁同龢不可思议。乡试乃朝廷抡才大典，神圣而清高，怎能与赌博挂上钩?翁同龢坚决主张取缔这种非法赌博。后来广东官府严令禁止，翁同龢是十分拥护的。张之洞以清流出身的两广总督，居然可以为了几个钱冒天下之大不韪，解除这道禁令，让罪恶之赌在广东再次泛滥，这哪里算得上圣门之徒，这又怎么配做总督?所以尽管张之洞有关外之捷，翁同龢仍不喜欢他。他的请款奏疏移到户部后，翁同龢公然对下属说：“暂时压一压，看他张之洞又会想出什么点子来。”
直到成允四处在京城活动，帮成允说话的人来到醇亲王府，说起湖北的事情和张之洞办铁厂的艰难时，重病中的醇亲王派人给翁同龢带去他的口谕：户部不要在用款上为难张之洞，他在湖北办洋务不易，要支持。
翁同龢不敢不听醇亲王的话，于是同意给汉阳铁厂拨款二百万。另外附带两个说明：一是这笔款子即为铁厂的全部拨款，今后不再追加;二是银子从光绪十六、十七两年湖北应上缴给户部的四百万两铁路筹款中扣除。正是桑治平所预料的：羊毛出在羊身上。
由于张之洞的力荐，也由于成允本人在京师的得力活动，更因为醇亲王的支持，张之洞所期望的人事安排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王之春从粤臬升调鄂藩，陈宝箴官复原职，放湖北，成允升调粤藩，皆大欢喜。
有了热心洋务的湖北藩、臬的帮衬，又有了户部允准的银子，张之洞决心步胡林翼的后尘，利用荆襄江汉这块广袤的土地，大力兴办洋务，把汉阳铁厂建成世界第一流的钢铁工厂，既为朝廷立一个强国富民的样板，也为自己在千年史册上留个美名。
龟山脚下成千民夫在填土筑堤，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沉寂多年后又开始热闹起来。附近的百姓都知道，新来的张制台在这里采矿挖煤了。这时，铁政局督办蔡锡勇又将阎敬铭早已看好的徐建寅引进湖北。
徐建寅的父亲徐寿，是近代中国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工程师。早在咸丰十年，曾国藩在创办中国第一个洋务工厂——安庆内军械所时，徐寿就与因翻译《几何原理》而出名的数学家华蘅芳应聘来到安庆。在这里，徐寿造出中国第一枚开花炮弹，研制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后来徐寿又和华蘅芳一起来到上海江南机器局，创办中国第一个翻译机构——江南译书局，翻译一批化学物理等西洋书籍，并培养了一群中国最早的洋务人才。徐建寅为徐寿的次子，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和良好的西学熏陶，勤奋好学，中西会通。他在江南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做过事，又作为使馆参赞驻德国一年多。其学识和能力均不在乃父之下，现刚四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大好时光。他和蔡锡勇一样，虽出没于达官贵人之间，却不受官场污染，潜心于自己的学问技艺，故与蔡锡勇成为好朋友。湖北正需要徐建寅这样的洋务人才，徐建寅也正需要湖北这样的洋务舞台。张之洞久仰徐寿大名，对徐建寅十分礼遇，当即委任他为湖北铁政局会办，并请他负责大冶铁矿的勘察、开工等事宜。湖北铁政局原有蔡锡勇、陈念礽等一批洋务骨干，现在又得了徐建寅，力量大为加强。但铁政局及其下属的铁厂、矿区有着大量非技术性的事情，如银钱管理、文案、后勤等都需要得力的人去办，更迫切需要一个总管这方面的人才。
赵茂昌看出铁厂将是一个奇货可居之处，他请求张之洞派他去铁厂。张之洞说：“你是督署的总文案，你不能去铁厂办那些事，那些事好比当年胡文忠公打仗的后路总粮台，得有一个阎丹初式的人去做。你帮我物色一下，找个能干又可靠的人出来，你今后可以代表我或是代表督署去铁厂稽查，好比朝廷派出的钦差大臣一样。”
赵茂昌听了这话，打消做铁厂粮台总理的念头。他寻思着今后以张之洞的私人代表身份出入铁厂更好，既不负实际责任，又可以坐得大利，物色一个人来代替，倒的确比自己出任更好。
有赵茂昌这种眼光的人，在湖北官场中不少，尤其在候补官这一群体中更多。当时湖北有候补道、府、县及佐杂(佐杂：吏的副职。)近八百人，他们的顶子都是用钱买来的，十之八九也是想以此赚取更多的钱。但这个生意也不好做，赚大钱的固然有，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也常见。现在武昌来了个张制台，这个张制台要办铁厂、办枪炮厂，要开煤矿、开铁矿，他一纸奏折，就招来二百万两银子，而且据说这银子今后还要源源不断地从户部国库、从洋人银行里引来，白花花的银子将会像海水一样流入湖北，流入武昌城。张制台兴办这么多的洋务衙门，给死板老套的官场平添成百上千个自古未有的职位。这职位一天到晚跟银子打交道，顺手将几百两银子放进腰包，简直如游泳时张嘴吸口水一样顺当容易。今日拿印把关，明日便可暴富!据说张制台办洋务造出的铁块、钢材将可以跟洋人媲美，各省都会来购买，洋人也将来订货，日后黄金白银会堆得山一样高。所有在洋务衙门里做事的人都可以按官职大小每年分红，多的可达数万，再少也比一个县令的俸禄要多。
张制台真个是财神菩萨呀!这些个以发财为唯一追求又无实际职守羁绊的候补官员，除极少数脑子尚未开窍者外，个个都想削尖脑袋向新办的湖北铁政局里钻。
现任的道府知县与候补官相反，因为官运正好，既有银子，又有前途，几乎没有人想进洋务局所。张制台办的洋务，看似热热闹闹，但成败尚不可预料，绝对犯不着为了一个会办、协办、总办等野码头官来换朝廷钦赐的乌纱帽。
不过，这些大人老爷有着众多的七姑八姨内侄外甥。他们没有官职，他们比一般百姓更想发财——因为他们有一个可依赖的权势。这中间的不少人也有这个慧眼，知道进了洋务局所便是与洋人沾上了边，既可以发财，又可以攀上高枝。于是纷纷托自己做官的亲人前去联系。于是，候补官场与裙带官场相会合，一时间，湖广总督衙门、湖北铁政局以及汉阳铁厂、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筹办处的门槛几乎都被踏破。亲自来的，托人关照的，各个衙门的大人老爷打发人来递条子的，络绎不绝。洋务还没办起来，到这里来求发洋财的、混饭吃的就如苍蝇逐臭般地蜂拥而至。
铁政局的督办蔡锡勇、会办徐建寅、协办陈念礽等人都是科学技术人员，既不善于应付，也厌烦于人事，便把这件事统统推给总督衙门。张之洞让总文案赵茂昌接待这些人员，但发下一句话，所有进入洋务局所的候补官员以及所有股处部门负责人都得由他一人定夺，任何人不得擅自做主。张之洞力图严把这道关口，杜绝无能而贪墨之徒混进他所主办的洋务局所。
张之洞这个决定虽然使一部分人望而却步，但更多人并没因此而胆怯，他们在寻思对策，以便顺利通过张之洞这道关口。他们不约而同地看中了督署文案处，特别是看中了总文案赵茂昌。张之洞高高在上，不能随便接近，赵茂昌却容易交往。张之洞日理万机，政务纷杂，不可能对所有欲进洋务局所的人透彻了解，他只能通过赵茂昌的介绍。赵茂昌这一关才是真正的关口。就这样，赵茂昌的家几乎成了集市。他精于此道，方方面面都应付得圆熟。
在湖北省四十余名候补道中有一个名叫栗殿先的人，籍隶江苏丹阳，父亲在丹阳城里开着一个丝绸铺，家道殷实。栗殿先二十多岁中了秀才，以后十年间三次应举均不第。其父花四万两银子为他捐了一个道员，五年前分发湖北。栗殿先科场上虽不顺，为人却八面玲珑，做事精明能干。仗着这个本事，五年来他在湖北候补官道中算是最为走红了。他先后办过三次长江堤工。这是湖北省内最大最肥的优差。栗殿先办堤工，看起来堤修得结实美观，账面上也做得干干净净，不露贪污挪用的痕迹，实际上三次堤工下来，他悄没声息地将三十万银子转到了自己的腰包里。他又知道财不能独发的道理，从中拿出五万两发给身边几个贴近的下属和分管一些重要部门的吏目，又从中拿出十万两银子出来打点湖北省和武昌府、汉阳府的有关衙门，把事情做得四面八方都顺顺溜溜。既办了事，又捞到了银子，还得了好口碑，真正是个官场中的奇才异能。
张之洞来到武昌不久，他就跟督署新班子中的不少人混熟了。丹阳与常州相隔不到百里，口音接近，赵茂昌与栗殿先一见投缘，谈起家常来，又知道彼此原来是亲戚。栗殿先的一个远房姑妈嫁到常州，做了赵茂昌表兄的太太，栗殿先立即叫赵茂昌为表叔，赵茂昌也一口就应了。栗殿先极望能在督署中巴结上一个有实权的人物，赵茂昌也期盼在湖北官场中有一个可靠的心腹，两人一拍即合。短短的一两个月内，栗殿先不断地给赵家送古董、稀奇洋钟、洋呢，打银票包封，近一万两银子的礼金来到赵茂昌的家中后，两人的关系便亲密得跟一个人似的了。
栗殿先一眼就看出铁政局是个强过堤工十倍的好差事，心里对此已经琢磨很久了。张之洞将为铁政局物色一个主管后勤的协办一事委托给赵茂昌时，赵茂昌也想到，栗殿先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在一个酒酣耳热的晚上，赵茂昌向栗殿先说出这个想法。栗殿先听了心里一阵狂喜：“表叔，如果您替侄儿谋了这个差使，侄儿这一辈子就是您的孝顺亲儿子。”
赵茂昌笑着说：“我有三个儿子，不缺你这一个。你今后只要不忘表叔，一个心眼跟着表叔就行了。”
栗殿先立即说：“表叔于侄儿恩同再造，今后办什么事，表叔只要发个话，侄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赴汤蹈火的话以后再说吧!先去弄一份扎实的履历表来。”赵茂昌拿起一根牛骨牙签，在牙缝中剔了几下后说，“履历表里要把哪年进的学，哪几科考举人，都要写得详详细细。张大人看中的是读书人，你虽然没有中举，但场屋里进出个几次，也是一个读书人了。”
“是的，是的。”候补道员恭敬地听着总文案的指教，犹如现任道员听制台的训话一样。
“履历表还要详详细细地写好到湖北来办了哪些差，这些差办得如何。张大人看中的是做实事的人，你办的差事越多，他越看重。”
“是的，是的。”栗殿先连连点头。
“还有，”赵茂昌又剔了两下牙缝，“武昌城里几大衙门的爷们都要关照一下，不要拆你的台。张大人是个办事实在的人，他会派人去查访你履历表上写的真伪如何。”
栗殿先的额上冒出一丝热汗，脸上堆满感激的笑容：“表叔是真的疼侄儿，侄儿照办。”略停一会，他又试探着说：“表叔，您看侄儿要不要向张制台表示一下?”
“不要!”赵茂昌放下牙签，坚决地说，“张制台这人脾气有点怪，您若去表示什么，这事立刻就吹了，说不定今后连别的差使你也捞不到。”
捐班道台背上沁出一阵冷汗，忙说：“表叔教导的是，教导的是。”
赵茂昌的眼睛盯着桌上的那支牙签看了半天，慢慢地说：“你不要给张制台送礼，但你若给他送一件另外的东西的话，那这桩事成的把握就更大了。”
栗殿先眼一亮，赶紧问：“什么东西?”
赵茂昌慢悠悠地说：“张制台一向喜欢吟诗作赋，过去做史官学台时，每年都要写个上百首诗。自出任山西巡抚来，政务太忙，没有时间写诗了，但每天夜里睡觉前一定还要读上几首唐诗宋词。”
“哦，我明白了。”栗殿先接话，“表叔是要侄儿送几本宋刻元錾的唐诗宋词。”
“不是。”赵茂昌打断栗殿先，“宋刻元錾的唐诗宋词就如珍宝古玩一般，你送给他，和送重礼不是一回事吗?这东西送给那些明里不要钱心里要钱的人最好。但张制台不是这种人，你送他这个，他一样会训斥你。”
“那又是什么东西呢?”栗殿先摸了摸光溜溜的头顶，一时想不出来了。
“张制台于唐宋诗人中最喜欢苏东坡。他亲口对我说过，凡所到之处，若该地有东坡的遗址旧迹或祠堂之类，他一定要去凭吊，感受苏东坡的灵气。你若是能写一部关于苏东坡的书送给张制台，那他一定很高兴，会认为你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立刻就会重用你。”
这可是给自认为天下无难办之事的候补道台出了一个大难题。漫说他过去的读书生涯，只不过是在四书文应制诗里打转身而已，何曾读过几部真正的学问之书?李杜韩欧苏辛等人，也不过闻其名而已，并没有认真去读过。要他去写一部关于苏东坡的书，这不是叫描红郎去保和殿里考书法吗?退一万步说，即使能写，写一部苏东坡的书，又谈何容易，没有两年三载的时间能写得出吗?两三年后铁政局协办的位置不早被人占去了吗?栗殿先愁眉苦脸地说出自己的难处。
赵茂昌冷笑道：“亏你是个会办事的能人，脑袋瓜子怎么这样不开窍!”
“请表叔点拨侄儿!”知道督署里这个真正的能人心里已有高招，栗殿先忙恭敬地请求。
“哪里要你自己去写!武汉三镇里的书呆子多的是，你也不用到处找，就到经心书院里去就行了。那里有的是喜欢苏东坡的人。你先找一个出题的人，出它十个题目，然后再找十个人来，每人按题作文，不要一个月一部书就出来了。这些书呆子大多清贫，你只要出高价，他们自然会乐意连文带名一并卖给你的。”
“好极了!”候补道台不得不佩服督署总文案的过人聪明，他起身谢道，“侄儿永世记得表叔的恩德。”
一个月后，一部题作《解读东坡》的大书，由赵茂昌亲自送到张之洞的面前。张之洞翻开这部装裱精美、字迹端秀的书，一口气连读了两篇文章，心里十分舒畅。张之洞喜欢东坡，已到了偏爱的程度。在外放晋抚之前，他也曾有过为东坡写一部书的念头，但因他太热衷于时务的缘故，不能长时期潜心静研，书当然无法写成。做了督抚，一天忙忙乱乱的，连一首诗都难以吟了，更何况著书立说?
“写这部书的栗殿先，好像是个捐班道员。”
“是的，是的。”赵茂昌忙说，“他来过督署两次，只是没有机会见到您。”
“一个捐班能有这等学问，也真的不错。”张之洞感叹着，“你跟他熟吗?这人在湖北办过些什么差?”
“卑职与他打过几次交道。他来湖北五年了，办过十多件差事，在公安一带办过三年河工。”赵茂昌说着，从袖袋里取出一个手本来，递了上去，“这是栗殿先的履历本，请大人看看。”
张之洞慢慢地翻开栗殿先的履历：祖父拔贡，父亲秀才，本人年纪三十七岁，二十二岁中的秀才，先后参加过己卯、壬午、乙酉三科乡试，皆不售，三十二岁以捐班分发湖北。张之洞在心里说，此人读书人家出身，十年间进过三次乡闱，圣贤之书想必烂熟于胸，不第是命运不济，比起那些连贡院大门都没进过的捐班来要强得多，怪不得他能写得出研究苏东坡的书来。他继续看着：办过放赈、施药、筑堤等事。还管过税卡、稽查过私盐、暗访过命案等，张之洞合上履历，对赵茂昌说：“这倒是个会读书也会做事的人。”
赵茂昌说：“卑职见过湖北候补道府，少说也有三四十名，这个栗殿先，可说是最出类拔萃的。依卑职看，不但湖北候补官员中无人可及他，就是现任的道府中也少有人比得上。大人叫卑职注意为铁政局物色一个协办，卑职留心观察，这个栗殿先是个最适合的人了。”
张之洞说：“明天上午，你带他来让我见见。”
晚上，当赵茂昌把张之洞要接见的事告诉栗殿先时，他欢喜之余，又不无担忧：“表叔，你是知道的，这部苏东坡的书是请人捉刀的，万一张制台要跟我深谈苏东坡，那会不会露马脚呢?”
赵茂昌笑了笑说：“你看看，到底是偷来的锣鼓打不得的，着急了吧!这就要看你临场表演的本事了。现在是有这个运，就不知你有这个命没有。”
栗殿先急得头上冒汗，央求：“表叔得帮侄儿一把。”
赵茂昌说：“这是当面见真相的时候，怎么能帮你?莫非叫张制台不见你了?”
“不是这个意思。”栗殿先情急智生，“侄儿把这部书也读熟了，若张制台问起苏东坡一般的事，侄儿也答得出点，怕的是他提出什么古怪的问题来。侄儿求表叔帮一个忙。表叔事先准备好一件别的事情等着。到时张制台问的事侄儿答不出来了，便用双手正一正衣领，这是个暗号。表叔见了这个暗号，赶紧就用准备的事来岔开，最好就此让张制台打发侄儿走。表叔帮侄儿这个忙，好比救侄儿一命。”
赵茂昌哈哈大笑：“亏你也想得出这个点子来，真是个乖角儿，就不知到时能不能哄得过。哄得过是你的命大，哄不过就自认倒霉了。”
第二天，栗殿先准时来到督署。他在小客厅里足足恭候一个小时后，才被赵茂昌引进张之洞的签押房。坐下后，湖广总督将候补道员仔细打量了一眼，面孔虽说不上端正，两只眼睛却聪明灵动。张之洞指着案桌上的《解读东坡》一书，略带笑容地问：“这部书是你写的?”
“是卑职写的。来到湖北之前，卑职一心读书，故有时间可以写文章。”栗殿先虽有点心虚，但回答的口气还是肯定的。
张之洞又问：“古今诗人多得很，你为何独独写苏东坡?”
栗殿先答：“卑职家从祖父到父亲一直到卑职本人都喜欢苏东坡。卑职七八岁时，就能背他的‘大江东去’，到了十二三岁，就对他的前后《赤壁赋》爱不释手。长大后更知苏东坡不仅诗、词、文章写得好，而且字、画也很好，更为超过别人的是，苏东坡一生历经坎坷而始终旷达乐观，真正的了不起。故卑职从二十岁起，便下决心要好好为苏东坡写一部书，花了十年时间才完成。听说大人也喜欢苏东坡，故托赵老爷呈送一部给大人，恳请大人点拨赐教。”
栗殿先对苏东坡的喜欢缘由与张之洞完全一致，这几句话将他与候补道员的距离拉近了许多。早在广州的时候，张之洞便因功高位尊而逐渐改变了过去与僚属平等相待的态度，常常是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态，说起话也满是教训、斥责的口气，尤其对候补官场的那些人更是如此。来到湖北之后，这种毛病更加剧了，以至于两湖官员们见到他都有点战战兢兢的，而眼下，因为这部《解读东坡》，他不再把栗殿先当手下的候补官员看待，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有学问又爱好相同的文友了。
“‘大江东去’和《赤壁赋》都写得好，但本部堂更喜欢他闲适的心态。他有一首小词，通过眼中所见的常景，用农夫村妇都能听得懂的口语，说出人生的大道理。这可是真胸襟真本事。栗道，这首词你背得出吗?”
不料，交谈还没开始，便给问住了。栗殿先急得浑身发热，想给坐在一旁的赵茂昌来个暗号，又想这么早便结束了会谈，绝不会给张之洞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如此，辛辛苦苦的谋划不就白费了吗?暂且敷衍敷衍下。“苏东坡这方面的诗词很多，容卑职过细地想想。”
“不要想了，我背给你听。”张之洞抚着胡须，兴致盎然地背道：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张之洞真是个可人!栗殿先禁不住在心里呼叫起来。湖广总督的这番摇头摆脑的吟诵，不仅解了候补道员的困境，而且让他充分领略了一个真正的苏轼崇拜者，陶醉于苏词艺术境界后那种文人的真性情：不存自我，化去尊卑。
“大人记性超人，卑职不胜佩服!”栗殿先连连称颂，恨不得鼓掌欢呼。
张之洞抚须的手放下，说：“苏轼为什么自号东坡，后人有多种说法。栗道，你主哪一说?”
栗殿先仅知唯一的一种说法，还是他估计到张之洞会考问这个题目，昨夜临时将捉刀人从经心书院请来询问的。他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暗自得意，遂侃侃而谈：“苏轼自号东坡的缘由，后人考证有多种，卑职认为源自白居易的东坡诗较可靠。苏轼敬重白居易，尤其喜爱白居易作的东坡诗，其中《步东坡》一诗他曾多次书写赠人，《步东坡》写道：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在黄州时，他新建的房子落成。他在新房大厅四壁上画满大雪，署其名为东坡雪堂，以后便以东坡自号。”
张之洞点点头说：“不错，此说最有道理。他的名作如前后《赤壁赋》等都写在黄州东坡雪堂。”
栗殿先毕竟是个老于世故的官吏，他知道若总等着张之洞发问再回答，必然很容易露马脚，不如反客为主，拣些自己知道的说给他听，将他的思路引到自己所想好的线路上来，则可收取融洽谈苏的好气氛。他努力追忆在与这部书的捉刀们聊天时所听到的故事，终于让他想起了一个，于是以一个苏轼研究者的身份谈道：“苏东坡在东坡雪堂里吟诗作文，勤奋读书，为后世留下许多佳作，也留下不少佳话。”
“哦?”果然，张之洞对“佳话”来了兴趣，“说给我听听。”
“有年冬天的晚上，雪堂外面下着大雪，刮着寒风，天气非常寒冷，苏东坡在雪堂书斋里读杜牧的《阿房宫赋》。东坡很喜欢这篇赋，高声朗诵了一遍又一遍，全然忘记已是半夜三更，也全然忘记外面的风雪。他自己不冷不要紧，却苦了书房外两名值夜的老兵。他不睡老兵也不能睡，两个老兵又冷又困，实在受不住了。一个老兵说，这文章写得有什么好，值得这样反反复复地读，害得我们跟着受苦，何人写的，真是造孽!另一个说，我听了半夜，没听出什么味道来，只有一句说出我的心里话，‘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这句话正合你我两人的心思。当时东坡的小儿子苏过正在旁边的一间房里用功，听到了两个老兵的对话，第二天告诉父亲。苏东坡笑道：‘这汉子不枉跟了我这么久，见识倒真还不错。这句话不正是《阿房宫赋》的点睛之语吗?他看得多准!可惜不会写文章，若是会写文章，不在我之下。’”
张之洞笑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东坡跟得久，耳濡目染，也成了半个文人。东坡三个儿子，个个文章出众。特别是你刚才说的小儿子苏过，不仅文章好，绘画也得乃父之风。”
栗殿先突然又想起捉刀者说起的苏过的一个故事来，忙接下说：“苏过被人称为小东坡。据说宣和年间，他游京师时寓居景德寺僧房。正是盛暑时节，忽然有一天，有几个人抬着一乘小轿来到景德寺，声称奉旨来请苏小东坡。苏过不敢抗拒，只好上轿。轿四周深色帘子遮住，轿顶敞开，上面有一把凉伞遮着太阳。几个人抬着轿子快步如飞，苏过坐在轿中，两旁的景物一点也看不到，只觉耳边风声阵阵，人如在云雾中飞腾。”
张之洞听得入迷了，禁不住插嘴：“莫不是上界神仙来请他?”
坐在一旁的赵茂昌也笑了起来。
栗殿先继续说：“走了十多里路，轿子停住。苏过走出轿，面前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一个内侍前来迎接;走过长廊后，来到一座小殿堂。一进殿堂，只见风流天子徽宗皇帝已坐在那里等候他。徽宗身穿黄色袍子，头戴青平冠，几十个宫女环侍左右。苏过不敢仰视，忙跪下叩头，一会儿，便觉四周异香扑鼻，冷气逼人。他侧着眼睛看了看周围，原来殿堂里积冰如山，一阵阵香雾从冰山上喷出，真有点像是来到神仙境地。”
张之洞笑道：“这位道君皇帝也不是凡夫俗子，说不定他此刻正在哪座仙观里参拜祖师爷哩!”
“苏过正在惊疑之际，皇上开口了：你是苏轼的儿子，听说善画窠面，这里有一堵新砌好的白壁，你给它画一幅画吧!苏过起身，来到左侧一堵粉墙边，各种颜料早已调好。他思索一会儿，然后挥笔画起来。一个时辰后，画好了。但见滔滔海浪中有一座陡峭山峰，山峰上长满青松翠柏，松柏中露出一座道观，通向道观的是一条羊肠小道。小道上有一个道士在拾级攀援，那道士背上背了一药袋。徽宗皇帝看后称赞不已，亲自拿起笔来题了几个瘦金体：崂山道士采药图。苏过为皇帝高超的领悟力所佩服。皇帝赐他美酒一壶。他喝了这壶酒后，浑身轻快有飘飘欲仙之感。内侍扶他上轿，一会儿又回到景德寺。苏过仿佛觉得像做了一场美梦似的，仔细闻闻嘴唇，只见酒香犹在，知不是做梦，是真的。”
“这故事有趣!”张之洞显然被这个传说所吸引，停了一会儿说，“有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有人评苏轼与柳永的词的不同处。东坡的词，当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柳永的词，当十七八岁妙龄女郎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说苏词豪放，柳词婉约。其实苏轼的诗词有豪放一面，也有婉约一面。栗道对苏轼钻研颇深，你能否对本部堂说说，苏轼的豪放风格继承了前人哪些人的长处，对以后南宋的词风有哪些影响，他的婉约之风又体现在哪些名作上?”
张大人对东坡的兴趣真是太浓厚了!赵茂昌听到张之洞提出这样大的一个问题来，心中暗暗吃惊：这样的题目是可以再写一部书来的，漫说栗殿先是个冒牌货，即便那些对苏轼真有研究的学究，要答出这个问题来也不容易，看来备用之物该出手了。这时栗殿先早已将衣领正了两次，正在焦急不堪之际，看到赵茂昌的脸转过来了，忙向他投去求救的眼神。赵茂昌会心一笑，从左手袖里掏出一沓纸来，走到张之洞的身边说：“这是辜汤生昨夜里交给我的一沓译稿，并特别指出英国的《泰晤士报》已报道湖北将建世界第一大型铁厂的消息，正在伦敦休假的俄国皇太子表示要在明年访问中国，其间一定要来武昌拜访铁厂的创办人。”
“哦，这样重要的消息，你为何不早说!”张之洞一把接过辜鸿铭的译稿，一边看一边说，“栗道，你先回去吧!关于豪放和婉约的事，我们下次再谈。”
如同奉到特赦令似的，候补道员从囚室里解脱出来。他赶紧起身，向张之洞深深地鞠了一躬，又特地向赵茂昌报以感谢的微笑，然后匆匆走出督署签押房。
二、归元寺状告湖广督署总文案
俄国皇太子明年将来武昌的消息，给张之洞带来很大的兴奋。铁厂还在筹办之时，便引起世界的瞩目，建成投产后，必定更会引起世界的震动。一定要抢在俄皇太子来华前建好，让他看看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铁厂是如何的气派壮观，借这位大国太子的口去传播四方，既扬我中华国威，又扬我张之洞的大名。他给铁政局的督办蔡锡勇下达命令：一要按世界最高的规格建汉阳铁厂，厂的占地面积要最宽，炼铁炉要最大，烟囱要最高，配套设备要最齐全，机器要最新，一切从最好要求，不要小气，不要省俭。二要加快进度，明年秋天要把大致规模弄出来，要让俄皇太子有东西可看。至于银钱，由他来筹措，不必分心。为了让蔡锡勇、徐建寅等人一心一意投入建设，铁政局里银钱调配开支、文案拟办收发、人事安排协调以及差事调拨委派等，将专门由一批人员来办理，另设一个铁政局协办总理这一大摊子事，此协办正是献《解读东坡》而捷足先登的候补道栗殿先。
栗殿先不愧是个能干人。他上任没几天，便将蔡锡勇为之头疼的大小事务一手包揽了过去，并为蔡锡勇、徐建寅及另一协办陈念礽等人加派仆人、轿马、车夫、厨师，将他们的日常饮食起居料理得妥妥帖帖，又在龟山厂址的最南端划出一块地，拟给他们每人建一幢小洋楼，为的是方便今后的办事。栗殿先这些举措，很快便得到蔡锡勇等人的赞赏，他们在张之洞面前称赞新来的栗协办能干会办事。张之洞为自己的慧眼识才而高兴。
不久，栗殿先向张之洞呈递一份汉阳铁厂机构设置构想。他有意将由徐建寅、陈念礽所管辖的技术部门空缺，而将他所管辖的部门构想得甚是周到。这些部门，分为五股：收支股、稽核股、物料股、商务股、卫生股。每股下设四至五个处，如收支股里有五处：筹银处、外国银行处、发放处、账房处、复核处。每处设主审办一人，副审办二人，处员若干，下辖二至三室，每室则设室头一人，室员若干人。如此则诸事分门别类，职守清楚，股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整个铁厂的后勤管理则纲举目张，井然有序。
张之洞见了这道禀帖，欣然赞同，吩咐栗殿先照此办理，只是强调股处两级的负责人员，必须呈报详细履历单，由他审核，其委任状由他签署，并盖上湖广总督的紫花大印，以示郑重并抬高任职者的地位。
栗殿先捧着张之洞这道命令，大肆施展他的用人行政之长才。他的候补官场的朋友们，拜把结义的兄弟们，各种场合结识的哥儿们，远的近的转弯抹角的亲戚们，他依照亲疏厚薄，特点长处，予以不同的安排。他将那些能够造得出一张像样履历表的人安排在股处两级的主副审办上，交给张之洞去审查。张之洞查看那一沓沓手本，似觉个个都清清白白的，从出身品级经历到所办的差事，看不出栗殿先在挑选人员和安排职位上有什么不当或徇私之处，几乎一律照准。至于那些拿不到台面上的，则安置在股处室里做办事员。这些人张之洞概不过问，栗殿先连一点手脚都不必做。赵茂昌也在其中安插了一大批私人，栗殿先自是一切照办。张之洞也会自己做主安排一些他认为可靠能干的人，栗殿先当然不敢违抗，一一遵命。但过一段时期，他若发现此人对他不利，便会不露声色地将此人调动一下，或支出办差，或明升暗降，总之，被整的人心中明白，又都说不出口。没有多久，栗殿先控制的后勤几个股处便被办成大大小小的衙门，各级官府惯常的衙门作风——敷衍、推诿、拖欠、散漫、不负责任以及讲排场、铺张奢华等，都在股处中滋生蔓延开来。属于技术部门的机器股、化铁股、制钢股、化验股，也纷纷效尤。这些股的主办人员也一个个包揽私人，拉帮结派，一个原本只需要十几个人的铁厂办公部门，很快便高达三百多人，许多人占着一个位子，只拿薪水不干事，更多的则是一桩事每个股处都沾边，既都要行使自己的职权，又都不承担自己的责任。
中国官场一切根深蒂固的恶习痼疾，不上半年工夫便深深地缠住了这个新生的汉阳铁厂，蔡锡勇、徐建寅、陈念礽等人对此种局面深为头疼，但又毫无一点办法。
不过，铁厂的兴建工程仍在按计划进行。河堤早已建好，厂址也早已填平，炼钢厂、轧钢厂、钢条厂、电机厂、翻砂厂、修理厂等主要工厂也在次第兴建。从英、美等国购买的各种机器远渡重洋，从吴淞口进入长江，然后溯江而上，源源不断地运到临江门码头，搬运到龟山脚下。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在徐建寅的指挥下，也在加速建设中。张之洞隔三四天便要亲自来一趟铁厂工地，看着工地上一片忙忙碌碌的景象，听着蔡锡勇谈着各种问题，眼见龟山脚下这块土地上正在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他心里高兴。尤其是听栗殿先报喜不报忧的禀报，他更是得意。现在，他要腾出手来办一件所到之处必办不可的大事——创办学堂，促进学政。
位于武昌营坊口都司湖畔的经心书院，是同治八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创办的，二十多年来，这所学堂为湖北培养上百名举人进士，但近年来，却有日渐衰败之象。大前年都司湖涨水，浸坍了一部分斋舍，至今也没修缮，几个有名望的先生去别省任教，于是到经心书院来读书的学子也减少了。张之洞来到这里视察，见自己当年倾注极大心血办起的这所书院，被弄成如此模样，犹如眼见自己长大的儿子没有成器似的，心里十分难受。调查原因，一是这些年学台无能，巡抚不重视，拨下的经费不足;二是书院的山长不是一个热心教育的人，他更大的兴趣是混迹官场，时常出没于官府举办的各种活动中，而不是传授学问作育人才的人师之头领，因而招致一些正派教习的不满，终至弃他而去。
张之洞决定整顿经心书院。他辞退那位热心社交而不热心教学的山长，将所赏识的梁鼎芬从广东端溪书院请来出任经心书院的新山长。梁鼎芬这几年在广东办端溪书院，积累了不少办学经验，又受风气影响，头脑里增添许多新式学堂的观念，他在察看了经心书院后，向张之洞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
“香帅，这都司湖水光潋滟，四周草木葱茏，是个办书院的极好地点，依学生的直感，此地今后可出大人物。”
张之洞笑道：“这地方本是我亲自选定的，可惜这二十年来书院没办好。现在由你来接办，希望能应你刚才的话，在你做山长的时候，书院出一两个大人物。”
梁鼎芬听了这话，浑身热血沸腾起来，说：“香帅如此看重学生，学生一定鞠躬尽瘁，把书院办好，不负香帅的期望。”
“好，书院的山长就应该都有这种想法。多出几个举人进士，自然是办书院的目标，但真正的还是要作育能办事的人才。许多举人进士其实只是书呆子，‘四书’‘五经’背得很熟，八股文也做得好，但处事却不行，官也做不好。办事为政，还得有真才实学才行。你今后掌书院要多在这些方面下功夫，尤其注重发现和培养那些有卓异才干的人。今后书院若出一两个曾文正公、胡文忠公那样扭转乾坤的大人物，你这个山长也就不朽了。”
张之洞的这番期待更激发梁鼎芬的热情，他在心里将原先的计划又作了一番扩充：“香帅，学生想将经心书院作一番大的改造，办成一所全国最大最新的书院。”
张之洞办事一向喜以天下第一作为自己的目标，梁鼎芬也能有这个心思，这是他所最为欣赏的。他微笑着问：“全国最大最新的书院，这个想法很好，我支持你，你有些什么举措呢?”
“学生想首先得把这个书院的规模扩大，至少扩大一倍。其次得把教学门类增多。经心书院目前只有经学、史学、理学、辞章学四门，学生想在这四个门类的基础上再增经济学和西学两个门类。在西学里开设算术、天文、地理、测量、化学、矿冶等科目。”
“这个想法好，”张之洞打断梁鼎芬的话，“铁厂、枪炮厂办起后，很需要西洋人才，今后这方面的人才要大量培养。你去聘两个常年西学教习，铁政局的洋匠们也可以兼兼课。”
“有香帅的支持，学生的胆子更壮了。第三个想法是要用高薪聘请全国最有名的各科教习。”
“书院办得好不好，关键的一点就得看有没有好教习。你用重金聘名宿，我同意。”
得到这句话，梁鼎芬的底气更足了，“香帅同意，学生便可放心去做。眼下最大的问题就是银子。学生思忖着，最要紧的是修缮旧房，新建斋舍，最少得要七八万两银子才能动得手。学生想请香帅拨下这笔银子”。
张之洞摸着胡须思考片刻说：“七八万两银子一时拨不出，先给你三万，你拿去用着，我慢慢再调拨。”
“有三万银子，也可以先动手了。”
梁鼎芬满意地起身告辞。
一个月后，他兴冲冲地告诉张之洞一件事，武昌茶叶商会会长表示该会愿意为经心书院捐款二十万两银子，没有别的要求，只是希望书院每年能为茶商子弟留十个名额。
茶商的要求并非无根据。早在二三十年前的战争时期，朝廷就用“增广名额”的办法来奖励捐助军饷。每个省的乡试中式名额是有定数的，不能增多。军饷紧绌时，这也成了朝廷一条生财之道：全省多捐一百万两银子，则扩大乡试文武名额各一人，多捐二百万两，则扩大文武名额各两名，并成为定例，永久不变。这其实和捐款买顶子是同一回事：用名器来换银子。
中国官方历来奉行重本抑末的方针。本即农，末即商，重视农桑，压抑商贾。对商人有很多限制，有的朝代甚至规定商人只能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戴什么式样的帽子，使得商人在公众场合抬不起头来。虽然这种带有羞辱色彩的政策实行并不久，但对商家子弟入学做官则历代都限制得很严格。清末，由于西风传入，这种现象大有改观，然在传统守旧人的眼里，商贾总与奸诈连在一起，商家子弟进书院也多有阻力。武昌茶叶商会希望用二十万两银子来换取十个弟子名额，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张之洞说：“武昌茶商愿意拿二十万两银子来资助书院，这是很好的事，十个名额不多。”
停了一会儿，又说：“我想，此事还可以做得更好点。让武昌茶商会与湖南茶商会联系一下，他们也可以照这个样子，捐二十万两银子，也给湖南每年十个名额。还有，今后每年湖北、湖南两省各捐一万五千两银子，作为书院膏火费和贫寒子弟的资助费。如此，还可以再增广十名，两省各五名，一共三十名茶商子弟。另外，为表示对商界的支持，书院每年还特地增收十名为国家出大力的两湖商家子弟。”
梁鼎芬高兴地说：“两湖商人真要把香帅当活佛供奉了。”
张之洞也为自己这突来的灵感高兴起来。他激动地站起身来，一边快速踱步一边说：“节庵，我看把这事还办完美点。我身为两湖总督，理当为两湖百姓谋利益。这书院既已为两湖茶商招收子弟，不如干脆从湖北一省的局限中走出来，向两湖全体百姓敞开大门。建好后的经心书院，每年向湖北、湖南两省择优录取一百名士子。”
梁鼎芬不由得击起掌来：“妙极了，这才真的是两湖总督的决策，这样看来，斋舍还得扩大一倍。”
张之洞兴致大增：“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这所书院取名两湖书院。”
“好，这名字气魄大。”身为山长，梁鼎芬当然希望自己所执掌的书院规模越大地位越高越好。只是经心书院呢?他问：“经心书院不要了吗?”
二十多年来，张之洞先后亲自创办亲自命名的书院，除湖北的经心书院外，还有四川的尊经书院、山西的令德堂、广东的广雅书院。无论做学台还是做督抚，所任之处，他皆以建书院厚文风为本分。他对书院的关爱，甚至胜过自己的亲生儿女。决不能让经心书院消亡!“我们再找一块地方，把经心书院搬个家。经心书院的所有师生都搬过去，都司湖这块地方就全部交给你，由你办一所全新的两湖书院。”
新旧衔接，无疑有许多烦恼事。这一决定，顿将这些烦恼一扫而光，如同一个开国皇帝重整江山，所有的陈规陋法将可彻底扫除;如同一个开荒农夫新辟田园，所有的沟渠界限都可重新布置。梁鼎芬对未来的两湖书院怀抱着美好的憧憬。
都司湖畔的两湖书院，与隔江相望的龟山脚下的汉阳铁厂，都在热火朝天施工着。眼看着自己胸中的宏图正在变为眼中的现实，张之洞几乎每天都在亢奋中。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时，一场大参劾的风暴正平地而起，猛烈地向他袭来，直将他头顶上的大红珊瑚顶子吹得摇摇晃晃，差不多就要滚下跌碎了。
这场大参案，近因是因为湖南的茶商捐款事，远因却是十年前的山西清理库款案。
与湖北茶叶商会会长不同，湖南的茶商会长赵恒均是个守旧而吝啬的人。这个靠贩卖南岳云雾茶起家的衡山人，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农家，没有读过书，靠漂学而识几个字。凭着精明和过人的节俭，他的财富年复一年地递增，终于成了湖南的第一大茶商。他每年的销售量和利润将近全湖南茶商的五分之一。因为此，他被推举为湖南茶叶商会的会长。湖北茶叶商会为捐款事给湖南茶叶商会发了一封公函，赵恒均看了这封公函后，心里很不舒服。湖南要捐二十万创办费，以后每年还要捐一万五千膏火费，按他的占全湘五分之一的财产比例，要第一次拿出四万两，以后每年都要拿出三千两。这好比割去他肚皮上一块大肉、放掉他胸膛里半碗血!
他无论如何都不情愿。况且他从自身的体验中领悟到，发财致富与读书做文章并没有什么联系。多少满腹诗书的酸腐一辈子穷困潦倒，连妻子儿女都养不活。他一天学堂都没进，却金玉满堂，妻妾成群，做生意靠的是盘算精明，把握行情，外加运气。这些本事，哪本圣贤书能教给你?圣贤们说什么正其谋而不言其功，守其义而不言其利，若信了这话，岂不老本贴光，家当败尽!
他的大儿子、二儿子都只读过三年书，在略通文理、会写字记账之后，便跟着他进入生意场，走江湖，闯码头，十岁的小儿子虽然还在私塾读书，但他也绝没有让小儿子进书院苦读经史的想法。
赵恒均本想拒绝湖北茶叶商会的邀请，但此事其他茶商也知道了，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好事。武汉三镇是大都市，让子弟去那里上正正规规的大书院，求之不得，尤其是这还意味着茶商的地位大大提高，捐这个款值。没有多久，一笔银子便凑上来了。几个犹豫不决的茶商见众人踊跃，也将自己的那一份银子拿了出来。这样一来，便逼得作为会长的赵恒均只得忍痛割肉出血。二十万两银子是送到武昌去了，但赵恒均好长时间心里一直不舒服。
这时，他收到粤海道容富的请柬：小儿定于下月初八成婚，请大驾光临，使容门增辉。
赵恒均接到这份请柬犯愁了好几天。容富请他吃喜酒，不过是个幌子，敲他点银子，才是真正的目的。不独容富，这也是当时官场的普遍风气。娶媳、嫁女、生子、寿诞、丧亲这些大事，自不待说，此外，只要能沾上边的，如进学得功名、擢升、调迁、三朝弥月、娶小、死姨太太等也决不放过，早早地发下请帖。尤其是那些有求于他们而又有钱财的，如商人，则更是盯紧的目标。找出花名册来，按名单发帖，不会漏掉一人，即使远在外省，也不能幸免。一场酒席下来，一笔横财就进了屋，依官位高低所握实权的大小，进益不等：少则几百两，多则上万两。
赵恒均实在不愿赴这个喜宴，一来破财，二来耗时费神，但他不能不去。他每年两三万担茶叶通过粤海关道的手里出关漂海，容富的手稍微卡一下，他就得多付七八千两银子的关税。所以每年过年的时候，他都要亲自到广州向容富拜年，然后再送上一两千两银票的红包。容富高兴地接下了，他才松一口气：今年茶叶过关将不会遇到多大的麻烦。倘若容富脸露不悦，他就要思考着，还要寻个什么借口补一张。容府讨媳妇，这是多大的喜事，能不去吗?舍不得出血也得出呀!他拿出一张千两大票来用一个红纸袋装着，想一想，觉得一千两少了，于是咬了咬牙，又拿出二百两的一张中票添上，然后叫小儿子在红纸包上写上一句恭贺的话。喜期十天前，赵恒均带着红包南下五羊城。
初八那天，容府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高车驷马，盈门盈巷，酒席足足摆了八十桌。赵恒均在容府的客人里只能算是下等里的上档。席次安排在六十几号，和他共席的是来自广西、江西、福建的几个和他实力差不多的商贾。几杯酒喝下去，商贾们都吐起苦水：江西的瓷商叹瓷器卖不出去，福建的桂圆商叹年景不好，桂圆果小汁涩，卖不起价。赵恒均也向他们诉苦，不仅诉生意场上的苦，而且借这个机会，把这段时期压在胸口的闷气尽情地宣泄。他添油加醋，信口开河，把湖北茶叶商会的信改为张之洞督署的公文，又借此指斥这是张之洞的个人勒索，并想象汉阳铁厂、枪炮厂的兴建款里一定有不少类似的勒索款。说到情绪激动时，加上烈酒的冲击，他索性破口大骂张之洞做湖督以来的大肆兴作，名为富民强国，实为害民祸国。赵恒均借酒使气的这番话，那几个商贾听听也就算了，并不太当一回事，不料内中另有一个人却在认真地听着，并一一记在心里，此人是新娘子的娘家仆人。而这新娘子的娘家不是别人，正是张之洞做晋抚时所参劾的原山西藩司葆庚。
十年前，葆庚因贪污赈灾款被革职查办，锁拿进京，本被判发配新疆。家里为他上下打点银子，结果保释出狱就医。再过一年，发配一事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怕在京师招人议论，便买通在盛京守皇陵的睿亲王后裔，宁愿去盛京守护太祖太宗，借以赎罪。守陵是个极寂寞极冷清的苦差事，一般人都不愿意做。葆庚的请求很快得到同意。到盛京后不出半年，便做了小头目。三年过后，居然头上换了一顶水晶石四品顶戴。葆庚并不甘心一直过这种半流放式的生活。也是他的机遇好，那时海军捐款正在热潮中，他向海军衙门捐了五万银子，又找人替他到醇亲王府里活动，居然堂堂正正地升了个太常寺卿。太常寺是掌管朝廷祭礼的衙门，权力虽不及六部，地位却也崇隆，班列九卿，算得上朝廷的大官了。经过六七年的卧薪尝胆，当年的贪官葆庚又官复原品。然而对张之洞的仇恨，他却一直没忘记过。只是张之洞正受太后、醇亲王的宠爱，官运隆盛，他奈何不得罢了。
容富也是正白旗人，十多年前两家就定了娃娃亲。葆庚出事后，容家没有断这门亲事，葆庚心存感激，趁着请假养病的时候，便亲自送女儿南下完婚，以此答谢亲家的情谊。
陪同南下的仆人佟五在山西时就跟着他，深知主人恨张之洞入骨。当天晚上，佟五便将在酒席上听到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主人。
别人骂张之洞，就好比是在代他出气，葆庚心里快意无比。赵恒均此举给葆庚一个很大的启示：张之洞做湖督不久，便有人恨他骂他，他在广东做了五年粤督，恨他骂他的必定更多。好不容易来一次广东，何不借此机会广为搜集张之洞在广东的秕政，向朝廷告一状，能参劾更好，即使不能参劾，也杀一杀他的威风，出一口多年来积压胸中的怨气。
他先把赵恒均请进容府，要他详细说一说为两湖书院捐款的事。
见容富的亲家堂堂太常寺卿对他优礼有加，布衣赵恒均受宠若惊，在得到葆庚不说出他的名字的保证后，湖南茶商会长将酒席上的话，当着葆庚的面细说了一遍，又无中生有地捏造湖北增收盐税、洋药税，以供张之洞办厂办矿，沽名钓誉。待赵恒均告辞后，葆庚将他的话全部用笔记录在案。
赵恒均提供的情况使葆庚进一步增强了信心。他于是在亲家府里住下来，专心致志寻找张之洞粤督五年间的种种谬误。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两个月的努力，前山西藩司终于替他的仇人找来不少罪名。葆庚将它分为几大类：
一倨傲荒政。司道大员拜会，都需排期等候，待到来时，有的等一两个时辰不见，有的甚至白等一天。至于候补州县，几乎一概不见。平时起居无常，号令无时，群僚皆苦病之。
二任人无方。有喜爱者一人兼职十数，有不喜者则终岁不获一面，而其所赏识者大多轻浮好利之徒。
三勒索挥霍。凡家有厚资者，必定借机勒索，逼他们自认捐献，或自认罚款，多者甚至有上二十万的。所收之款名曰办公事，实则挥霍浪费。粤省殷实之家多有不满者。
令葆庚欣喜的是，除张之洞外，他的两个亲信王之春和赵茂昌的许多劣迹，也在掌握之中。若说张之洞本人的这些罪名有的尚属莫须有的话，王之春在粮道期间安装电话线时的七八万两银子的账目不清，及赵茂昌在办理闱赌时的贪污行径，则是多有人反映，且证据确凿。而这两个人，张之洞对他们依畀甚重，调任湖督时，又将他们随调武昌。张之洞对王之春、赵茂昌即便够不上狼狈为奸的话，至少也有失察之责。葆庚怀揣这一沓重要材料，兴冲冲地告别女儿和亲家，回到北京。
这时，王定安也恰好住在做小京官的儿子家，得知昔日的老上司从南方回来后，便去看他。
王定安不是被判了十年监禁吗，怎么可以随意走动?原来，王定安只坐了一年的班房，便通过曾国荃的关节保释出狱。曾老九保他出来的目的，是要他写一部湘军史乘。先一年，王闿运受曾纪泽之托，几度寒暑、数易其稿的《湘军志》雕版付印。因为王闿运意在立信史，故对湘军许多重要将领多有微词，又对曾国荃焚烧天王府的做法颇为不满，因而对老九的战功只轻描淡写，并未着意渲染。
尽管文人们对《湘军志》评价甚高，但以曾老九为首的一批湘军将领却大为不满，甚至骂它是谤书。书生王闿运如何是位高权重的武人们的对手?最后，《湘军志》落得个焚书毁版的下场。
为了消除《湘军志》的影响，曾国荃保王定安出狱，另写一部为湘军将领，特别是为他本人评功摆好、歌功颂德的《湘军记》。王定安感激曾国荃为他消去监禁之灾，遂把一生的才学全部抖搂出来。他也顾不上史德与史识，完全按老九的要求，历时三年，精心炮制一部二十二万字的大作。曾国荃看后非常高兴，亲自为之作了一篇序言，称赞王定安“少负异才，不谐于俗，由州县历监司，所至树立卓卓”，公开为王定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又说他，“龋龁于时，偃蹇湖山，行见以著述老，人多惜之。然鼎丞不穷。夫名位煊赫一时，而文章则千载事也。韩愈氏所谓不以所得易所失者，其斯之谓乎!”既为他的罢官坐牢抱不平，又吹捧他的《湘军记》可千载不朽。
前人文章之不可全信，此又为典型一例。然王定安则多亏了这部《湘军记》，又早获自由，又得到一笔优厚的润笔，又仗它招摇欺世，在东湖老家的日子过得很悠闲。光绪十六年，曾老九在两江总督任上辞世，他专程去江宁痛哭了一场，而后便彻底丢掉东山再起的念头。这次因为儿子给他添了一个小孙子，满心欢喜，特地从湖北赶来祝贺，也借此看看昔日的朋友，特别是葆庚。
畅叙多年来的别情后，葆庚将在广州的特大收获告诉了王定安。
“好，我们要好好地合计合计，做一篇大文章，将张之洞弄臭。”
十年后的前冀宁道也绝没忘记旧事，对张之洞的仇恨将伴随着他的一生。
“鼎翁，”葆庚将他从广州带回来的全套材料交给王定安，“你足智多谋，你仔细看看，琢磨琢磨，看如何办最好，需要花的钱，由我出。”
“行。”王定安摸着愈加尖瘦的干下巴思索着说，“皇上亲政两三年了。听说皇上遇事不大情愿听太后的，要自己做主。皇上特别相信翁同龢。张之洞过去仗着太后和醇亲王的宠信，才敢于那样跋扈嚣张，现在醇亲王已死，西太后归政，我们得摸摸皇上和翁同龢的态度，若皇上和翁同龢不像太后和醇亲王那样，那我们就好办了。”
“还是你计虑得深远。”葆庚点点头说，“朝廷内部的事由我来打听。”
葆庚于是很留心这方面的动态，但所获不大。几天后，大理寺卿徐致祥邀请他去听戏，不料，做客徐府时却很轻易地得到他所要的消息。
徐致祥和葆庚同为九卿，彼此很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即听戏听曲子。若听说哪个戏园有唱得好的戏子，他们就会请来家唱几曲堂会，届时会将一班同好邀来一起听。两人常常互相邀请，听完后照例设饭局，边喝酒边论戏，大家都觉得这半天过得很快活。
这天，葆庚在徐府听的是新从安徽来到京城，在大栅栏三庆班唱老生的程继宗，据说是程长庚大哥的后人。程继宗唱了几个老生名段，如《草船借箭》《空城计》《捉放曹》等，这几段老生戏唱得苍劲低回，韵味十足，大家不时击掌叫好。吃了晚饭诸票友各自告辞回家时，徐致祥又特地将葆庚留下来聊天。
“葆翁，我给你说一桩有趣的奇事。近日大理寺收到一份状子，告的是湖广总督衙门的文案赵茂昌，这倒不奇，奇的是告状的人乃汉阳归元寺的和尚。大理寺的官吏都说，和尚告官员，而且直接告到大理寺，这真是罕见的怪事。”
这不仅是奇事，简直是喜从天降，正要找张之洞的把柄，这把柄不就送上来了吗?他压住心头的狂喜，笑道：“噫，真正是少见的趣事。这和尚是归元寺的方丈吗?他告赵茂昌什么状?”
“不是方丈，是监院。”
佛寺名曰世外净土，其实和俗世官场一样等级森严。凡初具规模的佛寺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寺里地位最高的僧人为方丈，方丈之下为监院，监院负责管理寺内一切事务，犹如总管。接下来依次为负责接待的知客僧，负责纠察的僧值，负责僧客的维那，负责膳事的典座，负责客房的寮元，负责方丈室事务的衣钵和负责文书的书记。自监院之下至书记，号称八大执事，各司其职，上下分明。
“这监院名叫清寂。”徐致祥兴味极浓地说下去，“清寂在状子上说，湖广总督衙门总文案赵茂昌奉总督之命，购买归元寺寺产办铁厂。赵茂昌与归元寺方丈、知客僧、维那互相勾结，从中牟取暴利。赵茂昌接受了方丈的贿赂三千两银子，而方丈、知客僧、维那又从卖得二万三千两银子里分别私吞一千两、六百两和四百两，方丈、知客僧和维那拿了这笔黑心银子在寺外买私宅、养女人，败坏寺规。归元寺众僧愤恨不已，请大理寺做主，严惩这批不法之徒。”
葆庚拍手大笑：“有趣有趣，和尚买私宅养女人，归元寺是海内名刹，出了这等事，真是大新闻。老兄，这个清寂不仅告了官员，也连和尚一起告了。”
徐致祥也笑道：“大理寺原本不受这种状子，但同僚们都兴致很高地接收了。一是和尚告官及和尚内讧都颇为有味，二来为那个监院着想，事情牵涉到湖广总督衙门，湖北还有哪个衙门敢受理这个诉讼?他来上告大理寺，也是不得已。”
葆庚试探着问：“和老，这牵涉到湖广总督衙门的事，你就不怕惹麻烦吗，张之洞那人仗着关外大捷的功劳，现在是眼睛长在头顶上，老虎屁股摸不得!”
“我跟张之洞同在翰林院多年，我怕什么?他张之洞的底细我还不清楚吗?哼!”徐致祥从鼻子里冒出的这一声“哼”，十足地表露他的心态，“张之洞这些年太得意了，我得在他的头上敲几下。”
徐致祥的确与张之洞在翰苑共事多年，与张佩纶、张之洞等人一样，他也是个喜欢上疏言事的人。但他缺乏张佩纶的精辟和张之洞的稳重，易于冲动，好出风头，常常事情尚未全部弄清便急着上折，生怕人家抢了头功似的。故而他上疏虽多，影响大的却极少，当时以李鸿藻为首领的京师清流党也不怎么看重他。同为言官，眼看张之洞名满天下，而自己却声名远不及，他心里总免不了有点酸酸的。这种酸妒感随着张之洞的仕途大顺而愈加浓烈。
更重要的是，他与张之洞在洋务一事上所持观点大相径庭。光绪十年，在中国要不要修建铁路的大争论中，徐致祥连上了两道措辞激烈的反对奏疏，被斥为荒谬，予以降三级处分。时隔四年，关于铁路的讨论再次展开，张之洞力主修建，并提出先建腹省干线的主张，徐致祥仍持反对论。
徐致祥在朝廷高层中并不乏支持者。去年，他的处分被撤销后，立即擢升大理寺卿。他因此并不把时下正走红的张之洞放在眼里。归元寺这桩事，无论于公于私，都令他快意无比。
徐致祥的态度很令葆庚欣慰。他思忖着：纠弹张之洞的事若由此人出面，则是很合适的，只是还得再摸摸他的底。
“张之洞是国家重臣，此事要谨慎点才是。”
徐致祥说：“这我懂。有人说，这两年曾国荃、彭玉麟也相继辞去，老一辈的中外大臣，只剩下李鸿章、刘坤一，一个坐直隶，一个坐两江，这天下第三位总督便是坐湖广的张之洞。他是后起之秀，要不了几年，领海内疆吏之首的便是此人了。敲他的头，我当然会谨慎。实话对你说吧，葆翁，若没有可靠的支持，我也不会轻举妄动。”
“此人是谁?”葆庚的肥大圆头凑了过去。
“翁同龢。”
“哦!”葆庚的小眼睛睁得圆圆的。他知道眼下国家的大权，名为握在二十一岁的皇上手里，实际上是皇上的师傅翁同龢在操纵着。他没想到，张之洞在朝中竟有这样的对头。看来，张之洞的风光日子不会太久了。
“为归元寺和尚告状一事，我专门去翁府拜谒过翁师傅。他没有丝毫迟疑地对我说，这个状子大理寺要受理。莫说赵茂昌只是湖广总督衙门的总文案，就是湖广总督本人又怎样?贪污受贿，天理不容，即便普通百姓告状也得受理，何况出家人?若不是有十足的把握，料想他们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你去办吧，有什么难处只管找我好了。”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张之洞呀，张之洞，你也会有今天!葆庚暗暗在心里得意着。
“和老，翁师傅支持，其实就是皇上的支持，再也没有别的顾虑了。”葆庚小声说，“你有这个决心，兄弟我当助你一把。”
“葆翁如何助我?”
“张之洞这个人其实不可怕。他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看起来好像是个能干的有操守的总督，其实大谬不然。我这次从广州回来，亲自听到有关他在两广任上的不少荒谬。至于那个赵茂昌，更是一个坏透的小人，两广人恨之入骨。还有原广东臬司王之春，也是个贪财厚敛之辈。张之洞对他们都信任有加，大肆包庇，前年又将他们调到湖广。”
“好，这些你都有证据吗?”徐致祥巴不得有人能给他多提供些关于张之洞过失的证据。
“有。明天请和老放驾到敝寓去坐一坐，我把从广州带来的东西给你看。我还有一个朋友，是当年曾文正公和九帅的文胆，此人极有谋略，又工于文章，我叫他来跟您一起琢磨琢磨。”
第二天，徐致祥应约来到葆府，王定安早已在此恭候，葆庚为他们二人彼此作了介绍。然后便一边看广东方面的揭发，一边讨论着如何办理。最后，徐致祥决定暂时把归元寺的状子放一放，擒贼先擒王，先给张之洞上一道严厉的参劾。树倒猢狲散，只要张之洞被弹劾，赵茂昌的事也便迎刃而解了。当晚，徐致祥再次来到翁同龢府，把张之洞在两广失政的事向翁作了详细禀报，翁同龢毫无保留地予以支持。
几天后，由王定安起草经徐致祥修改润色，并由他具衔的参折，由外奏事处(奏事处：清代宫廷传达机构。分为内奏事处与外奏事处，分别用太监和奏事官办事。这是因为清制规定外奏事官传递之事件，不能直达御前，必须转交内奏事太监递进;内奏事太监又不得直接与外官接触，必须由外奏事官转手。奏事处的职掌为：传递奏折、题本、贡物等应进事件;传宣谕旨;排班、递“膳牌”。内奏事处设在乾清宫西面月华门之南，由四执事首领管辖，设太监十八名理其事。外奏事处由御前大臣兼管，外奏事官员在景运门内设九卿房办公。)送到内奏事处，由内奏事处呈递到年轻的光绪皇帝手中。
三、为早诞皇子，翁同龢向光绪帝献蛤鹿冷香丸
光绪皇帝今年虽只有二十一岁，登基却有十七年了，已超过咸丰、同治两朝的年月。他的老祖宗曾有过在位六十一年、六十年的纪录。传说尧、舜在位百年以上，但那只是传说而已，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真正有记载的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就是光绪的这两位祖宗，不仅在位时间长，而且治国有方，康乾盛世比起历史上任何一个太平盛世来说毫不逊色，这是爱新觉罗氏的骄傲。四岁登基的载湉，若活到七十岁的中寿，光绪的年号便可写到六十六年，无疑将刷新祖宗的纪录。但他的亲近王公大臣及随侍左右的太监宫女们，面对着皇上单瘦的身材、苍白的面容，尤其是他终日郁郁不乐的神态，大多对此不抱乐观态度。
身材单瘦、面容苍白，都好理解。他的祖父道光帝、父亲醇亲王都是身子骨单瘦的人，故而这“单瘦”是遗传。他从小生长在深宫，未经风雨，少见阳光，苍白也是正常，唯有这郁郁不乐从何而来?身为九五之尊，拥有四海之地，怎么可能还忧郁?原来，光绪的忧郁，源于慈禧。是慈禧做主，将他由一个普通的王子抬到真龙天子的座位上，然而又是这个慈禧，将这个真龙天子严格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容许他有任何身心的自由。
慈禧是个性情刚硬、权力欲望强的女人，担心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皇帝，在长大亲政后不听她的话，于是在小皇帝入宫的第一天起，她就不以慈母而以严父的面孔出现在小皇帝的眼前。慈禧相信经过十几年的严厉训斥、苛刻管教，小皇帝便会习惯成自然地怕她、服从她。其实，慈禧没去想，她的这一套教育方式的结果是会因人而异的。若遇到一个性格倔强、好斗好胜的人，这种方式所收到的效果或许将适得其反：被教者长大后将会对教育者充满反叛，甚至是仇恨的心理。若是一个性格懦弱胆小怕事的人，则将效果显著。不幸的是，堂堂大清帝国的天子恰恰便是后者，已亲政两三年的光绪皇帝，仍旧像先前一样对太后毕恭毕敬，不敢违背丝毫。
慈禧归政后秋冬住养心殿，春夏住颐和园。住养心殿时，光绪每天晨昏定省(晨昏定省：同“昏定晨省”。指旧时社会中子女侍奉父母的日常礼节，属卑幼对于尊长的问候礼。《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昏定晨省，是指晚间，做儿女的应该到父母房内帮助安排床铺与卧席，服侍就寝;早晨起来，应该到父母房内，向父母省问安好。)，跪拜如仪。住园子时，光绪一个月去一次叩见请安。遇有重大事情，则随时请示。慈禧对此很满意，而光绪心里并不很情愿。光绪性格虽懦弱，却并不蠢，从小熟读史册，见前朝前代哪个帝王不是君临一切，生杀予夺，自己也是一个皇帝，却要受一个老妇人的摆布，他如何能心甘?表面上的恭顺与内心的不情愿，这个巨大的反差，造成了他一天到晚的郁郁寡欢。
这只是其一，令光绪心情郁郁的还有另外一件大事。
三年前，光绪大婚，这不仅是光绪本人的大事，也是朝廷的大事。年满十三岁至十八岁的满蒙大臣家的女孩子都在挑选之列。经过层层审看之后，带进宫直接让光绪见面的有十多个。他独独看中了江西巡抚德馨的女儿，想立她为后。他的生母醇亲王福晋尊重他的选择，但他的嗣母即慈禧却不同意。其实，别人挑选，光绪面审，这些都是形式而已，慈禧早已为光绪准备了皇后。这皇后就是她的侄女——晚一辈的叶赫那拉氏。在慈禧的眼里，皇后，与其说是光绪的正妻，不如说是后宫的女主，最高外戚群的诞育者。她怎么会让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好处落到别人的家里!但光绪不爱小那拉氏，他心里很不舒服。一个普通的男子都有选择妻子的权利，他身为一国之主，却没有这种权利。他不能否定慈禧的决定，只是提出退一步的要求：让德馨女儿为妃。而慈禧深恐德馨之女进宫后会夺去光绪对她侄女的爱，竟连这个要求也不同意。光绪无奈，只好立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为瑾妃、珍妃。德馨女儿被迫拒于宫门外。
但小那拉氏其实也是一个很不幸的女人：作为妻子，她一生没有得到过丈夫的喜爱，甚至连做母亲的权利也没有得到。作为皇后，后宫事无巨细都在她的姑母掌握之中，她无权过问，更谈不上处置裁决。二十年后，作为太后，她更是与巨大的耻辱连在一起。就是她，抱着六岁的末代皇帝溥仪，悲痛欲绝地将逊位诏书交给袁世凯。大清王朝立国二百六十余年，终于在她的手里给断送了。
她是一个亡国的太后，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千古罪人!
光绪帝的这种忧伤，只有一个人最清楚最怜恤，此人不是他的父亲醇亲王，而是他的师傅翁同龢。
人世间男子汉的荣耀，翁同龢给占尽了。他生于宰相府，长于书香中，状元及第，仕途顺达，千人羡慕，万人崇仰。同治皇帝十岁时，他便奉两宫之命，授读弘德殿，直至同治帝亲政。光绪登基的第二年，他便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授读五岁小皇帝。翁同龢学问好，诗文书法尤佳，又勤勉尽职，慈禧很是看重。授读的当年他便由内阁学士升户部右侍郎，第四年又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光绪五年授刑部尚书，又改调户部尚书，不久又入军机处。恭亲王下台，军机处全班被撤时，其他人都罢黜，他却被指派为上书房授读，两年后又补户部尚书，官复原职。
然而，作为一个男人，翁同龢有一个绝大的遗憾：无儿无女。晚清名臣中胡林翼也无儿无女，但胡虽无儿女，年轻时的风流香艳却够他一辈子回味。翁同龢自小循规蹈矩，无半点狭邪游之劣迹，从同时代人骂他“天阉”中可知，他是先天性的缺乏男性功能。可怜一个风光无限的状元帝师，夜半更深之时，他内心的痛苦有多么巨大!他的这种痛苦有谁能替他排解?世人都崇拜权力，渴望做权力顶尖上的人物，当我们从“人”的角度来平视光绪帝、后及其师傅这些尖顶上的人物后，便发现他们也有许多的苦恼和遗憾。这多多少少可以让那些权力崇拜者的头脑清醒些。
正因为缺乏生儿育女的能力，他对五岁起便在自己身边受教长大的光绪皇帝便充满了更为深厚的爱心。他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将小皇帝当作自己的儿子，他的师傅情中不知不觉地渗入慈父爱。身处于父母难见、嗣母冷酷环境中的光绪帝，也自然而然地把师傅当成了最为亲爱、最可信任的人。尽管聪明的光绪帝知道宫中顾忌甚多，心中的苦恼郁积太盛的时候，他也会向师傅叙说。翁同龢深知皇上苦恼的根源，但他决不能点破，只能转弯抹角地加以宽慰，以“孝顺”这个大道理来启沃皇上，让他化去怨尤的心理基础，以效法祖宗、做英明有为天子等祖训来增强他的心志，引导皇上跳出儿女私情小框框，把思绪转移到宏大目标上来。光绪皇帝爱戴师傅，相信师傅，也依恋师傅，亲政以来，他事无大小都要跟师傅商量着办理。
徐致祥这份参劾张之洞的折子已放在书桌上两个时辰了，光绪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看过一遍。他很是赞赏徐致祥的这种凛凛风骨：敢于维护圣道，捍卫朝纲，抨击不法，主持正义。亲政不久的年轻皇帝还不知世事的复杂和他手下臣工的表里不一，他很容易被折子上的那些冠冕堂皇的文字所迷惑，认为凡能作豪言壮语的人，必定是豪杰;凡能替朝廷说话的，必定是忠臣;凡能攻击贪污揭发违法的人，必定是奉公守法的清官。所以他对徐致祥很有好感。但他也很为难。尽管他对许多臣工尚不太了解，对张之洞却是清楚的。除开早年的清流和在山西肃贪禁烟不说，因为那时他还小不管事，然则打赢谅山一仗，就足以让他钦敬。那时光绪已是十四岁的少年了，在师傅翁同龢的熏陶下，很有一番保卫祖宗江山抵御外敌入侵的雄心壮志。张之洞作为两广制军，打败了法国人，将道光爷以来四十年间受洋人欺侮之仇给报了，少年光绪何能不兴奋?何能不对张之洞记忆深刻?再说张之洞学洋人的长技，办洋务，光绪也是赞成的。他年轻，少成见，对于一切新鲜的事物都有兴趣。造枪炮轮船，架电线修铁路，洋人靠这些富强了，我们为何不能学?在光绪的眼里，张之洞是个挺会办事的能干人。把他参了，岂不是对国家不利?
他吩咐身边的小太监去请翁师傅。翁师傅一时来不了，他无心看别的折子，又把徐致祥的参折拿过来，拣其中重要的部分再看了起来：
湖广总督张之洞，博学多闻，熟习经史，屡司文柄，衡鉴称当。昔年与之同任馆职，深佩其学问博雅，侪辈亦相推重。该督当时与已革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并称畿南魁杰。
光绪点点头，心里想：徐致祥并不否定张之洞的一切，过去是同寅，关系不错，这次参他，看来不是出自私怨。
不料年前，荐擢巡抚，晋授兼圻，寄以岭南重地，而该督骄泰之心由兹炽矣。
光绪自思，官高功大，渐萌骄泰，前朝这种人多了!翁师傅常教导说，满招损，谦受益，看来张之洞忘记了这条古训。
下面徐致祥从懒见僚属、任人轻率、敲索富家几个方面叙说了张之洞的不是。又说王之春佥壬，掊克聚敛，报复恩仇，夤缘要结。另赵茂昌是细人，官场上多有谄媚赵以钻营差缺。张之洞倚此二人为心腹。这些，光绪都记得清楚不再看下去。
跳过这些，再看看张之洞到湖广后是如何荒谬的：
该督创由京师卢沟桥至湖北汉口之说，其原奏颇足动听，迨奉旨移督湖广，责其办理，该督奉命即爽然若失。明知其事必不成，而故挟此耸动朝廷，排却众议，以示立异。铁路不行，则又改为炼铁之议。以文过避咎，乞留巨款。今日开铁矿，明日开煤矿，此处耗五万，彼处耗十万，浪掷正供，迄无成效，又复百计弥缝，多方挡求，一如督粤时故智。
光绪皱了皱眉头，此一大段文字，其实并无贪污勒索实据，只是说不该办铁厂、耗资过多而已。这也能作罪责吗?
最后一段文字，若就文论文，文采和气势都很好。光绪五岁发蒙，八岁开笔，翁师傅耐心指导他如何起承转合，如何设辞修饰。但光绪生就的缺乏才情，无论怎样诱导，文章总是写得干巴枯燥，没有味道。但他知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故又对能写好文章的人很是佩服。徐致祥的整个折子虽然文字平平，然而这结尾一段却写得甚好，他拿起折子，禁不住高声念起来：
臣统观该督生平，谋国似忠，任事似勇，秉性似刚，运筹似远，实则志大而言夸，力小而任重，色厉而内荏，有初而鲜终。徒博虚名，无裨实际，殆如晋之殷浩。而其坚僻自是，措置纷更，有如宋之王安石。方今中外诸臣章奏之工，议论之妙，无有过于张之洞者。做事之乖，设心之巧，亦无有过于张之洞者。此人外不宜于封疆，内不宜于政地，唯衡文校艺，谈经征典，是其所长。昨岁该督祝李鸿章寿文有云，度德量力，地小不足以回旋。夫以两湖幅员之广，毕力经营，犹恐不足，而嫌其地小，夷然不屑为耶?该督之狂妄，于此可见一斑。
“皇上，您在朗诵谁的好文章?”
光绪正读得起劲，翁同龢已走进毓庆宫小书房。光绪亲政后，为表示对师傅的感谢，特地准许翁同龢在平时免去跪拜礼节，还是如同过去授读时一样：向皇上鞠个躬就行了。当下，翁同龢走进来，一边鞠躬，一边笑眯眯地对着皇上说话。“皇上万几之暇，尚能不废吟诵，老臣欣慰至极!”
“师傅请坐。”
翁同龢在光绪对面坐了下来，立即便有小太监托来一个十分精致的黄地白龙上盖下托小茶碗。光绪将手中的折子递给翁同龢：“这是刚送上来的一道参折，朕见他文章不错，便不觉失声念了起来。”
“参折?”翁同龢接过折子，“谁参谁?”
“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湖广总督张之洞。”
翁同龢将折子展开来，从袖口袋里掏出一副西洋进口老花镜戴上，急速地看了起来。徐致祥的参折说上就上了。他到底参劾张之洞一些什么呢?
“就是为了它而将师傅请过来。”待翁同龢看完折子后，光绪说，“师傅看这事宜如何处置为好?”
翁同龢放下折子，取下老花镜，嘴唇紧闭，面容端肃。光绪盯着师傅这副神态，突然之间，似乎发觉师傅已经衰老了。师傅今年才六十三岁，头发胡须便全部白了，胖胖的面孔上长满大块大块的老年斑，身体臃肿，步履龙钟，一切神态都仿佛古稀之年的老人。光绪知他无子，心里想：莫非是为此事而忧愁成这个样子?一丝怜悯之情油然而生。本想和他聊聊家常，劝慰劝慰，但光绪平日知道师傅端庄严肃，轻易不言琐事，更何况今日请他过来是商讨参折的大事，更不宜以别事分心，只得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打消这个念头。
思索好长一会子，翁同龢终于开口：“老臣为皇上有徐致祥这样的骨鲠之臣而贺喜。”
犹如先前听师傅授读一样，光绪瞪着两只虽神采不足却也清纯可爱的眼睛，凝视着师傅，听着他那夹杂点江南口音的北京话。师傅说话总是不疾不徐，和蔼清晰，光绪很喜欢听。
“张之洞历任史官学政，外放巡抚，擢升总督，朝廷对他的恩眷之隆，依畀之盛，可谓少有人能及。外放这些年来，张之洞虽实心做过不少好事，却也办了不少有损朝廷威仪的荒唐事。”
翁同龢打开茶盖，一股清香沁出水面，他浅浅地呷了一口，继续说下去：“老臣常听人说起张之洞的闲话，如在山西时率性提拔官员，擅自派兵丁下乡以拔罂粟为名骚扰百姓。尤其在粤督任上擅开闱姓赌，以官府名义将朝廷抡才大典与市井无赖的赌博连在一起。辱没朝廷，斯文扫地，再无过于此事。一个总督居然可以为了几个钱，做出这等事来，实不可思议。那时我就想上折弹劾，只是因为越南战事未了，为大局着想，只得隐忍下来。”
所谓“为大局着想”是翁同龢临时想起的托辞。其实，翁同龢之所以没有上折参劾，是因为第一他顾忌着慈禧太后。他知道这些年张之洞的飞黄腾达，无非是因为慈禧恩宠器重的缘故。从晋抚擢升粤督，完全是慈禧对张之洞的格外重用。慈禧正要用他捍卫国门，你却去参劾他，老太太能高兴吗?一旦犯了老太太的虎威，你能有舒心日子过吗?何况那时他刚从军机处被撵出来，正冷着哩!第二他顾忌着醇亲王，他知道醇亲王一直是支持张之洞的。第三他顾忌着张之万。张之万四朝老臣，眼下正受着宠信，协办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又新进了军机处，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得罪了这个老头子，也不是件好事。就这样，书生出身的翁同龢虽对张之洞亵渎斯文甚为仇恨，却隐忍不敢发。
现在太后归政住颐和园，醇亲王也已去世两年多，张之万老迈多病很少过问军机处的事，更重要的是自己一手授读的皇上已亲政几年了，一句话，今非昔比了。翁同龢认为，应该通过皇上的名义更多地推行自己的主张，实现从早年起就树立的一匡天下的宏伟抱负。
“近年来张之洞仗着战功，骄慢倨傲之心日益严重。他在广东的那些所作所为和到湖北这两年来大肆兴作，好大喜功，老臣多次听到来自两广两湖人士的议论，老臣心里也有看法。徐致祥不畏权势，不惑于假象，敢于上这等参折，确为难能可贵。老臣以为，徐致祥此举应予支持，此折不能留中而让它悄没声息地淹了。”
光绪点点头，明白了师傅的意思，这与他的想法也大体相符。但他还是有所顾虑：“师傅，张之洞为国家立过大功，又是太后信任的重臣，折子若不留中，又该如何处置为宜呢?”
这两三年间，凡遇军事外交及大臣升黜调迁这些大事，光绪都要事先跟师傅在毓庆宫密商，这既是他对师傅的极端信任和尊重，也是借此进一步学习为政之道。在这一方面，光绪远胜他的堂兄同治。同治皇帝载淳酷肖其母，在上书房读书期间便不安于书卷，时常偷偷外出冶游，亲政后更是摆出一副天子架势，不但李鸿藻、翁同龢这些师傅的话不再对他起作用，甚至连自己生母慈禧的话，他也阳奉阴违。亲政不久，轰动全国的就地处决安德海的圣旨就是由他亲手颁发的。载淳十九岁上死去，帝王事业还刚刚起步。倘若天假他几十年，或许可以成就一番可圈可点的帝业，也或许会是个刚愎自用、将天下苍生当作手中玩物的暴君。与禀赋刚烈的同治相比，性格懦弱的光绪这种谦逊稳重的态度很令翁同龢满意。他常常会将自己的两个皇帝学生作些比较，尽管光绪有不及同治之处，但整体来说要好得多，翁同龢对光绪寄予着极大的希望。因此，每探讨一件事时，他都会有意识地对之作详尽的剖析，以便使年轻的皇帝，通过对一桩桩具体事情的分析，逐渐掌握处理军国大事的技巧，提高办事的能力，早日成熟起来，做一个有大作为的英明天子。
眼下，这道参劾又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例子，翁同龢清了清有点老化的喉嗓，耐心地对着光绪说：“皇上处事的稳重态度，老臣心里很是欣慰。皇上居九五之尊，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亡国，所以深沉稳重，自古以来便是人君的第一等好品质。皇上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老臣欢喜无极。”
这一番话，是两朝帝师翁同龢在上书房几十个春秋里常常说的话。这就是循循善诱，启沃帝心。
“皇上深沉稳重，固然是第一等品质，但不等于该办的事不办。皇上仁厚慈爱，这是大清之福，也是天下臣民之福，此乃为人君之基础。然为人君者更需有高于臣民的仁慈，方能成就大业。高于百姓之仁慈，谓之大仁大慈，它不以一人一事为考虑，而是怀抱社稷，着眼长久。古人云‘计利当计天下利，成名宜成万世名’者，此之谓也。”
翁同龢深知自己的学生禀赋懦弱，又备受压抑，遂先从这里入手，因人施教。
“世事纷乱，人心难测，自古人君，当威临天下，以严厉治国。张之洞受两朝特达之恩，蒙太后破格简拔，更应勤于王事，为督抚表率。但他不知检束，日趋骄慢，荒怠政事，宠信小人，皇上对张之洞非加以抑制不可。”
翁同龢端起光绪赏赐的极品龙井，抿了一口，顿觉神志清朗，于是侃侃说下去：“此时借徐致祥的参折，抑一抑张之洞，老臣以为有三点好处。一可以张皇上君威。皇上亲政以来，还没有处分过二品以上的大员，一些宵小之徒便误以为皇上一味宽容。此次严惩张之洞，可以昭示天下臣工：祖宗之法不可轻慢，朝廷之政不可荒怠，皇上天威不可冒犯。让大小臣工知道，皇上将秉列祖列宗之志，励精图治，中兴大清。”
这番话光绪听了很是舒心。自小起，师傅便叫他以列祖列宗为榜样，洗刷几十年来的朝纲疲沓之风气，但他不知从何处着手，现在寻到了其中的一条：严惩大员以示威厉。
本来，翁同龢可以顺着这个意思说下去，说出下面的话来：亲政之前，朝廷大权在太后手里，内外臣工并未将皇上看得很重，现在正宜趁机昭示天下，大权已从太后转到皇上手里来了，过去受太后恩宠者应赶快改换过来，投到皇上的门下，才有将来的锦绣前途。但这些话他不能说。恪守以孝治天下的儒家信徒翁同龢，深知不宜这样开导皇上，以令皇上生出不孝之心，做出不孝之事，何况太后对他本人及他翁氏家族一向也是恩德深重的。他也不敢这样说，太后最忌讳有人在她和皇上之间说什么。当年同治是她的亲生儿子，她尚且时时提防，有好几个臣子就以“离间骨肉”的罪名遭到重惩。何况光绪并不是她的亲生，她岂不防范更严?出入宫中几十年的翁同龢，十分清楚宫闱内部的争权夺势，远比外间来得神秘而残酷。说不定这毓庆宫里就置有太后的耳目，万一有什么风声传到她耳中，那还得了!翁同龢说到这里，立即转弯：
“这第二，可以挽救张之洞。张之洞有学问才干，也会做事，朝廷不愿意看到他自己毁了自己。皇上趁早敲敲他发热的脑袋，让他改邪归正，今后还可以为朝廷办事。第三，皇上此举，也是对徐致祥的鼓舞。扶持正气，遏制邪道，历来为人君者的本职。奖励什么，惩处什么，这是引导社会风尚的最好方法。参劾张之洞这样的人，皇上都支持，还有谁不能参劾?史官言官们必定会额手称颂，高歌皇上圣明，今后他们上疏纠谬就更有兴致了。”
“翁师傅，是不是叫御史台派几个御史微服到两广和武昌去私访，查实徐致祥折子里说的事?或是朕派两个钦差到南边去，以示朝廷对此事的重视?抑或干脆让内阁拟一道旨，叫张之洞来京陛见，要他向朕当面说清这些事?”
“皇上天纵睿智，一时间便有了三种处理方法，而且都在可行之列，老臣心里真是高兴呀!”
翁同龢这句话不全是客套，他是从心里希望光绪有能力、有才干，因为这中间有他的不可抹杀的一份功劳在内。“只是，还可以有别的更为妥帖的办法，容老臣细细地想一想。”翁同龢凝神望着那只精致的景德镇官窑中的神品茶碗，思索片刻说，“御史微服私访好是好，但时下御史台没有几个脚踏实地的人，大多为轻率躁动、沽名钓誉之辈，老臣一时真的还想不出可以派出京师办这等大事的人。钦差当然也可派，但影响太大，除非大的命案、盗案或谋逆之案，一般通常不派，为的是免去众口嚣腾、人言啧啧，不成事反而坏了事。让张之洞进京陛见也可，但湖广重镇，两三个月里没有总督在位也不合适。谭继洵庸懦，做鄂抚都已吃力，署理湖督更是难以胜任。老臣想，此事可密谕两广总督李瀚章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命李瀚章就地查清张之洞在广州的事，刘坤一派员去武昌查出张之洞在湖广的事。李瀚章和刘坤一都是文宗爷简拔的老臣，忠于朝廷，赤心任事，他们两人是张之洞的前辈，即便此事今后让张之洞知道了，他也不可能对他们怎样。”
六十三岁的状元师傅对着二十一岁的皇帝学生，在传授为政之道时，使用了他惯常的表里不一的方式——在堂堂正正的言辞背后隐藏着他的真实意图：借钟馗打鬼。翁同龢很想借徐致祥参劾之机将张之洞整下去，但又不能留下痕迹，此事需借别人的手来打倒张之洞。他知道，张之洞在朝廷重臣中有好些个对头，第一个便是李鸿章，这是过去张做清流时所结下的宿怨;尽管李母八十寿辰时张有寿文，今年李本人晋七十张也有寿文，但这只是虚与委蛇，不是真心。李瀚章作为李鸿章的亲哥哥，一向对自己的二弟马首是瞻，二弟的对头也是他的对头，用他来对付张，岂不是绝好的借刀杀人?光绪七年，张之洞上疏参劾过刘坤一，彼此之间一定结下了怨仇。现在用刘坤一来查张之洞在湖北的表现，岂不是又借了一把杀张的刀子?
翁同龢深以自己老辣的为政手腕而得意，但他既不将自己的真实意图挑明，也对自己这种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做法没有丝毫的内疚，他认为这样做都是对的，都无可指摘。
对于皇上，必须用圣贤之道、周孔之礼，用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论说，引导他走尧舜文武的正路，至于那些只可做不可说、只可权不可经的策术手腕，即属于权谋的那一套，他这个做师傅的绝对不能说，只能让他从历代史册中去揣摸，从实际政务中去领悟，能达到哪种地步，就全靠他的天分和悟性了。
光绪接受师傅的建议，模仿咸丰、慈禧处理奏折的办法，用指甲在折尾处着力掐了两下，绵软的折子上留下了两道深深的痕迹：这是重要的，即刻要办的折子，过会儿内奏事处的太监来收拾文书时，会对此类奏折特别请示如何办理。
“翁师傅，今天请您过来，就为这事，现在您可以再去忙别的事了。”
说罢，像往常一样地站起身来，亲自送师傅出书房门。翁同龢对皇上这种不忘师恩、优礼有加的表现，发自内心地感激。他赶忙起身告辞。见皇上面容憔悴，他突然想起了一件大事。
“皇上，您一天到晚太累了，要多休息保重。这不只是为了您一人，而是为了祖宗传下来的基业，为天下亿万臣民。”
翁同龢情动于中，不由得语声哽咽起来。
光绪颇为感动，拉着师傅的手说：“朕会知道爱惜身体的，师傅放心，倒是师傅年岁大了，要多多保重。”
正是初秋天气，光绪已穿上薄薄的丝绵夹袄，手却还是冷的。
“皇上，夜晚读书不要太晚，要早点安歇。对皇后、嫔妃要多施恩泽，皇上不仅得为太祖太宗延续子孙，还得为穆宗皇帝接继香火，担子重着哩!”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慈禧在立载湉为皇帝的懿旨中就讲明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大统，并为穆宗毅皇帝继嗣。光绪未来的皇子将兼祧同治和光绪，故而多多益善。可是光绪大婚三年多了，身边有一后二妃四嫔七个女人，却未见一个女人怀有身孕，包括慈禧在内的所有王公亲贵，都在关注着这桩大事。二十一岁，不算太年轻，当年顺治、康熙都是十四五岁时便诞育皇子了。大婚三年，不算太短，后妃七人，不算太少，至今没有阿哥、公主，看来是皇上本人身体欠佳。从小看着皇上长大对皇上怀有一种父子之情的翁同龢，更比旁人多一层焦虑。他从自己青壮年时期常服用的十几味药中，请高明郎中精选五味酿成一味药丸，名曰蛤鹿冷香丸，将蛤蚧、牡蛎、蝾螈、海马、鹿鞭碾成粉末，以杏花村百年陈酿调和。此药曾送给十个婚后多年不育的男子吃过，其中有七人的太太已怀孕，证明这种药有奇效。翁同龢以极为严肃的神态、极为真挚的语调将此事告诉光绪，最后以不容分辩的口气说：“老臣明天就亲自带二十颗蛤鹿冷香丸来，皇上早晚各服两颗，一个月后可见效果。坚持服三个月，后妃们必定会早怀龙子。”
望着翁同龢双眼中流露出的慈父般的关爱，光绪浑身上下荡漾着热流。他点点头，以示同意。
四、看到袁昶的密信后，张之洞头晕目眩虚汗直冒
半个月后，设在江宁的两江总督衙门收到内阁寄来的密谕：“着即派人去武昌密查上奏。”另附徐致祥的参折抄件。两江总督刘坤一阅后，对这件棘手之事颇觉为难。
六十二岁的刘坤一，也算得一代人才。咸丰五年，正当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借攻克武汉三镇之军威挥师东下的时候，二十五岁的新宁廪生刘坤一率领百十个团练投奔刘长佑。贡生出身的刘长佑早两年已招募了一匹人马，跟着江忠源闹得挺热火。他比刘坤一年长十二岁，却是刘坤一的族侄，见到这位年轻的族叔英气勃勃，满心欢喜。刘坤一不以叔辈自居，却以后进之礼师事刘长佑。刘坤一悟性极高，几仗打下来，便把两军对垒这些事都弄熟了。那时，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目光盯着长江下游太平天国都城，对湖南广西一带无暇顾及，刘氏叔侄抓住这个空当，在湘桂之间连打几个大胜仗，很快便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咸丰十年，湘军创始人曾国藩还在以一个兵部侍郎的空衔客悬虚寄的时候，刘长佑便做了广西巡抚，两年后三十二岁的刘坤一也做了广西藩司，再过三年代替族侄做了广西巡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封疆大吏。而这时，刘长佑早已做了三年的总督。
刘氏叔侄不声不响地经营后方，没有几年便相继登上督抚高位，人们不得不佩服这两个新宁秀才在打仗、做官这两码事上都要高出时人一筹!
光绪元年刘坤一做了两广总督，光绪五年调任两江。刘坤一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因为连年征战，身上留下多处刀枪创伤和疾病，治事稍多，便感倦怠，于是不管是做巡抚还是做总督，他都只管大事不问小事。小事让别人去做，他自己腾出大量的时间用来吃喝玩乐。声色犬马之事他样样喜欢，甚至对鸦片烟，他也极有兴趣。但是他的头脑清醒，军国大事一点都不含糊，袍泽们说他是大事不糊涂的吕端，他亦欣然受之。
就因为此，光绪七年，张之洞参了他一本，说他“暮气深重，政务倦怠”，两江重地，不可贻误，请派兵部侍郎彭玉麟为江督，以便刘坤一安心养病。朝廷居然接受了张之洞的建议，将刘坤一内召，就此免去了他的两江总督之职，由彭玉麟署理。刘坤一以后便一直以筹防军务为名空悬着。就这样一过十年，待曾国荃在光绪十六年秋天去世时，他才再次出任江督。重回江宁的刘坤一吸取先前的教训，各方面都检束多了。鸦片烟也戒了，明显荒唐的事也不做了，一个中兴功臣能这样也就不错了，他因而获得舆论称赞。
刘坤一当然恼恨张之洞。不是张之洞的参劾，他如何会丢失十年江督?不过，靠军功起家的刘坤一，在心灵上与张之洞有一个相通之处，那就是面对洋人的欺负，都持不妥协不示弱的态度。尤其令刘坤一感慨的是，张之洞居然在粤督任上，部署中国军队在越南大败法人，为中国军人长了脸面，为大清帝国赢来声威，对于这点，深明大义的刘坤一钦佩不已。这种惺惺相惜之情，大为冲淡了他对张之洞的恼恨。
握着内阁寄来的上谕，刘坤一陷于两难。细细地揣摸旨意，似为倾向徐致祥一边，若不照办则违旨;若遵旨派人去武昌认真密查，则张之洞的湖督难保。身任督抚十多年的刘坤一知道，真要细查，哪一个督抚都经受不起，随随便便即可找出几个足够弹劾的失误来。真的把张之洞劾掉了，对朝廷也并非是好事。
他将平日信得过的江宁藩司瑞章找来商量。全国几大总督，除直隶、四川两总督身兼军民两政外，其他总督都重在军政，故无藩司一职，唯独两江总督下面设了一个江宁藩司，掌管江宁府的钱粮收入。这或许是因为有一个专为朝廷服务的江宁织造局在江宁府的缘故。这个皇家制衣店每年亏空极大，需要有一笔银钱来弥补。如此看来，江宁藩库应是朝廷设在地方上的一个小金库。
瑞章是个满人，由宗人府外放江宁。他一向注重朝廷内部满蒙亲贵的动向，虽在江宁，却与京师联系不断。瑞章同刘坤一一样，也认为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思索良久，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来。
“岘帅。”刘坤一字岘庄，故而大家都尊称他为岘帅，“前些日子新任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的袁昶，是由京师外放来的。他在京师做户部员外郎，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是个通达时务的人，对朝廷近来情势一定很清楚，何不悄悄地请他到江宁来商量商量?”
“此人你先前认识吗?”刘坤一问。
“认识，我们有过多年的交往。”
“可靠吗?”
“这是一个实诚君子，十分靠得住。”
“那你就派一个人到徽州去接他来吧!”
徽宁池太广道管辖着安徽省长江以南的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四个府和广德州，俗称皖南道，是安徽一个辖地广阔地位重要的分巡道。当年慈禧的父亲惠征就死在皖南道任上。故同治、光绪两朝，皖南道为朝廷所关注。皖南道员通常是被认为将要走红发迹的官员。正因为如此，四十六岁的员外郎兼章京袁昶从北京来到徽州时，心情极好。他知道这是朝廷对他的重视，预示他今后的仕途会顺利宽广。
袁昶这几天恰好在省垣安庆办事，江宁藩司府的来人很快在怀宁客栈找到他。听说是刘岘帅有要事相商，便立即乘快船离安庆赴江宁。安庆至江宁行的是下水，第二天午后便到了下关码头。袁昶在来人的陪同下，先进藩司府会见瑞章，二人寒暄一阵后，便分别坐上大轿，一前一后地来到位于城内东南角的总督衙门。在全国所有督抚衙门中，江宁城的两江总督衙门最为壮阔。这是因为此处曾经做过十余年的太平天国天王府。洪秀全动用数千万两圣库银子，为他这个天父次子在人世间修造了一座最为豪华宏丽的宫殿，后来虽然被曾国荃的吉字营为毁灭打劫金银的证据而焚烧，但基础和部分烧不坏的建筑还是存在。节俭总督曾国藩没有在江宁住几天，便来了手脚阔绰的总督李鸿章。李鸿章将被火焚的房屋全部恢复，做起了舒舒服服的无其名而有其实的金陵王。以后的历任江督便沾了李鸿章的余荫。刘坤一也是个大手大脚的人，光绪十六年重主江宁后他又将江督衙门彻底翻修一遍。如今的督署，更是气魄宏伟，金碧辉煌。
袁昶是第一次来到两江总督衙门，他边走边看边想：除开紫禁城，这怕是海内最大的一座建筑群了，恭亲王住的和珅旧宅也不及呀!
刘坤一性情豪爽简易，虽是首次接见袁昶，也没有穿官服，而是一袭宽大的便服。他对正要行大礼的皖南道挥挥手说：“不必拘礼，请坐吧!”
待袁昶坐下后，他笑着问：“袁观察是几时到的皖南?”
“回大帅的话，职道是上个月中旬到的徽州，原拟下个月专程来江宁拜谒大帅，不知大帅有事要召见，职道失礼了。”袁昶拘束而恭谨地回答。
“不，不。”刘坤一又挥了挥手，“我是临时请你到江宁来一下，并不是因为你的职分内的事。”
不是我的职分内的事，那是什么事?袁昶在心里紧张地思索着。对这位从战火中厮拼出来的制台，书生出身的袁昶是久仰其名，又怀着三分敬畏之心的。
“袁观察是哪里人，什么时候进的京?”
刘坤一并不急着谈正务，却跟这位矮矮胖胖的下属聊起天来。
“职道是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中进士后即分发户部做主事，职道鲁钝，直到光绪十二年才升为户部员外郎，十四年兼总署章京。”
袁昶三十岁中进士，做了十六年的京官，还只是一个四品衔中级官员，迁升的确不快，比起这位仅用十年时间便从一个廪生做到一省巡抚的上司来说，责备自己“鲁钝”并不为过。其实袁昶并不鲁钝，他只是为人做事太过于实在拘泥，不善于看风使舵罢了。这种性格不仅妨碍了他的迁升，更不幸的是八年后，在义和团大动乱中他因此忤逆慈禧而丢了脑袋。
刘坤一笑着说：“皖南道是个要缺，你好好做几年，前途大着呢!”
袁昶忙说：“以后还要多多靠大帅的栽培。”
瑞章一旁插说：“岘帅是个活菩萨，在他手下做官，只要尽心尽力，迁升快得很。”
瑞章这话一石两鸟：既吹捧了刘坤一，又暗示袁昶，要好好为刘坤一效力。
袁昶明白瑞章的意思，赶紧接话：“职道初任地方官，没有阅历，职道一定会遵瑞大人所说尽心尽力去做，倘若有不周到之处，还望大帅宽谅。”
“好，好!”刘坤一曼声应道，“瑞方伯说，他在京师时便与你相识，说你是个实诚君子，又对京师各方情势熟悉，所以特地请你来一趟江宁，有一件事情要听听你的意见。”
袁昶下意识地紧张了一下，刚来两江，便有什么大事要听我的意见，莫不是发生在京师里的事?
刘坤一对瑞章说：“你对袁观察说说吧!”
“是这么回事。”瑞章干咳了一声后说，“内阁给岘帅寄来大理寺卿徐致祥的一份参折，并转达上谕，要大帅派人去密查。因为你刚从京师来，又在户部和总署做过事，对京师及各省的情况都熟悉，故岘帅叫你来一起商量商量，这事要怎样办才最合适，你先看看徐致祥的参折吧!”说着，从旁边的茶几上拿起一沓折好的纸递给袁昶。袁昶接过，展开来看。
袁昶刚看了一句开头的话，便立时眼瞪大起来，心突突地狂跳了两下。原来，刘坤一和瑞章都不知道，袁昶是张之洞的门生!
同治六年，张之洞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充任浙江乡试副主考，这是他日后漫长的学官生涯的第一站。浙江是人文荟萃之地，历代才子不少，张之洞以能典试浙江为荣。三场紧张的考试结束后，各房考官开始忙碌的阅卷事宜。送到房官手里的试卷经历了三个过程，即先由弥封处糊名，再由誊录所用朱笔重抄一遍，最后由对读所校读。房官阅读的朱卷虽不是士子的亲笔，但与士子的墨卷完全无异，只是没有了名字。这一系列复杂过程的采取，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防止房官阅卷时徇私。
这天，张之洞去各房检查房官的阅卷，见各房官都极为认真，他很满意。来到第十三房时，房官请他坐下，拿出一份试卷对他说：“这份卷子上错了一个字，但文章写得极好，卷子推荐还是不推荐?”张之洞说：“我看看。”他坐在房官身旁将试卷认认真真地看了两遍，思索良久后说，从错这个字来说，卷子不宜推荐出房，但从文章来看，此子才识俱佳，实为难得。十年寒窗，三更灯火，熬进贡院不容易，错字出于疏忽，而文章能达到这一步却难，我看还是推荐出房。有副主考做主，房官大胆将这份试卷推了上去。在最后审定时，张之洞又向正主考张光禄陈述了这个看法，张光禄亦同意。就这样，这份卷子被列为前茅，到张榜填名时才知道出自桐庐袁昶之手。袁昶向房师谢恩时，房师把这个过程讲给了门生听。袁昶对张之洞感激不已，在他面前重重叩了三个响头。
当下，袁昶匆匆将徐致祥的抄件和上谕看完一遍后，第一个想法是，应尽可能地帮恩师一把!
他定了定神，对刘坤一说：“不知岘帅要向职道垂询什么?”
刘坤一说：“我和瑞方伯都住在江宁，对京师的事情较为隔膜，想问问你，徐致祥这个人，你熟悉吗?”
“职道认识。因为同是江南人，说起话来，彼此都觉得有亲切感。”
“这人怎样?是个谨慎的人，还是那种喜欢风闻奏事的人?”刘坤一盯着袁昶问。
袁昶心里想：这是个关键的问题，徐致祥的性情如何，显然关系着这份参折的分量轻重。他从容地说：“徐致祥是个老前辈，职道虽然对他谈不上很熟很了解，但在京师时，也常听到人说起他。都说他是属于那种易于冲动的人，俗话说见风就是雨，这位老先生颇有点这样的性格。故而他的折子虽多，先前太后听政时，并不把他的折子看得很重。”
刘坤一没有在意，瑞章却听出“先前太后听政时”这句话的画外之音了。他揣摩：看来这事是皇上的决定，太后并不知道。
“另外还有一点。岘帅和瑞方伯都知道，徐致祥是坚决不同意修铁路的，在这件事上他竭力反对张之洞。他的反对修铁路的折子，不知岘帅和瑞方伯读过没有。他说修铁路一坏风水，二惊吓祖宗，明白人读后都窃笑不止。正因为明摆着的太荒谬，故朝廷降了他三级。”
这几句话对刘坤一很起作用。戎马十余年的刘坤一，在战争中亲身领略洋人枪炮的威力，他是力主向洋人学习制造术的人。刘坤一心想：看来这个徐致祥是个不明事理又办事轻率的人。这道参折在他的眼里已大为跌价了。
瑞章问：“袁观察，你离京那会子，太后是住在园子里还是住在宫里?”
袁昶答：“太后每年三月中旬到九月中旬住园子，其余时间住宫里。我是六月下旬离开京师的，那时太后还住在园子里。现在是八月，要到下个月才回宫。”
瑞章又问：“听说皇上每个月都到园子去一次，向太后请安。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袁昶说，“除请安外，皇上也将这个月来的国家大事向太后禀报，太后也会很有兴致听。据说间或也会说点自己的看法，皇上都会照办。皇上天性纯孝，亲政以来，没有听说在处理军国大事上与太后有不协之处。”
刘坤一说：“皇上为天下臣民做了一个好榜样。”略停一会儿，又问：“湖北藩司王之春这个人，袁观察知道吗?”
袁昶答：“此人我没见过。在总署办事时，倒是常听同僚们说起过他。大多数人说他热心洋务，器局开朗，有办事才干。也有人说他精明苛刻了点，易于得罪人。”
“赵茂昌呢?”瑞章问。
“不知道。”袁昶摇摇头，“一个总文案官职太低，京师官场怎么会说起他?”
袁昶说的是实话。
要问的大致都问了。刘坤一起身说：“袁观察，谢谢你了，老夫还有点事要办，先走了。你和瑞方伯在这儿聊聊天，晚上，老夫陪你在署里吃顿便饭。”
袁昶忙起身打躬说：“谢岘帅。”
“袁观察，我们今天谈的是一桩秘事，你回安徽后，不要对别人说起。”待刘坤一出门后，瑞章特别向袁昶叮嘱一句。
“职道明白。”
吃完饭回到瑞章为他安排的客栈后，袁昶心里一直不能安宁。他没有想到，张之洞这样热心办实事的人，居然会有人攻讦，而且上谕的意思竟然偏向攻讦者，他为当年的副主考感到委屈。他觉得应当把此事告诉张之洞，使他有所准备，又想起瑞章的郑重嘱咐，左右为难。在床上辗转大半夜后，感恩报恩之情终于占了上风。他点燃蜡烛，给张之洞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转述上谕及徐折的要点，请恩师早划对策。
第二天，他离开江宁回安徽。到了安庆后，吩咐在怀宁客栈等候他的仆人赶忙去武昌，把这封装在盖有皖南道官印信封里的密信，亲自送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手里。
四天后，这封密信到了张之洞的手中。安徽皖南道怎么会有这种信给他，他深为奇怪，拆开信读完后，才知是二十多年前的门生袁昶写的。同治六年到光绪二年整整九年时间里，袁昶困于会试，自觉乏善可陈，所以也没有写信给张之洞，师生之间断了联系。光绪二年，袁昶中进士分发户部，恰好张之洞结束四川学政回到北京，二人又恢复了联系。户部事多，袁昶又是务实的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故在京师期间二人过从并不甚密。光绪七年张之洞外放山西后，几乎又中断了联系。不料袁昶近日已外放皖南道。读完信后张之洞的第一个感觉是：袁昶是个讲义道的学生，二十多年前的那段惠而不费(惠而不费：给人以恩惠利益，而自己又耗费不多。)的恩情居然死死地记在心里。私泄这等机密之事，万一被朝廷知道了，轻则断送前程，重则下诏狱。在只讲利害不讲情义的今天，能有这种古道热肠，真是罕见。典试浙江能得这样的门生，也算是平生一幸事了。张之洞提笔给门生写了一封短短的谢函封好，将袁的仆人唤进来，将信连同桑治平刚从鄂西带回的一包黑木耳一起交给他，叫他带给主人。然后又拿出四两银子出来打发。袁家的仆人千恩万谢地告辞走了。
张之洞坐在牛皮太师椅上久久地凝视着袁昶的这封密信，胸中的怒火在一阵阵灼热地燃烧。它炙烤着他的心，令他愤怒，令他委屈，也令他痛苦!
他没有想到，这份参折竟然出自徐致祥的手!他们在翰苑共事多年，经常在一起谈国家大事，谈经史诗文。这个江南老才子尽管比张之洞大几岁，却对张之洞格外殷情称赞，时常出格恭维他可比古之张良、谢安，有治国安邦大才，可惜屈于翰林院。不料就是这个人，今天居然说他只可衡文，不可从政!
身为大理寺卿，怎么可以不要任何实据，只凭几句传闻之辞，便给别人定下这等严重的罪名!这不是深文周纳(深文周纳：深文，苛刻地制定或援用法律条文;周，周密，不放松;纳，使陷入;周纳，罗织罪状陷人于罪。定罪名很苛刻，想尽办法把无罪的人定为有罪，泛指牵强附会地给人妄加罪名。)吗?这不是存心要把人往死里整吗?
外放这十一二年来，自己为山西、两广和湖广做了许多好事，在越南战争上为国家赢得声望。对于这些，徐致祥他可以闭眼不视，只字不提，却把一些谣传当作宝贝，无端罗织罪名。徐致祥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张之洞真恨不得将他揪到面前来当面质问，狠狠地扇他两个耳光!
世上人本是良莠不齐，徐致祥要这样无事生非，也拿他没法。令张之洞最为委屈的是，朝廷怎么竟然也会看重他这篇可耻的谤文!又是发上谕，要刘坤一密查，又是发抄件，让两江的官员们去阅看，这不明明认为徐致祥的参折有合理之处吗?徐致祥荒谬不明事理，朝廷难道还不知我张之洞?皇上还不明白我对国家社稷的一片赤诚之心?这等破烂的折子，不掷回斥责、留中淹掉便够意思了，居然要刘坤一来武昌密访，皇上和朝廷对我张之洞怎么如此不相信?
这样想来想去，一阵揪心之痛令张之洞头晕目眩，手心直冒虚汗，终于瘫倒在太师椅上。一会儿，大根进来斟茶，见四叔双目紧闭，脸色苍白，吓得叫道：“四叔，四叔!”喊了几声后，张之洞睁开了眼睛。
“四叔，您不舒服?”大根捧起张之洞的左手，在他虎口处略微用劲压了一下，“好过点吗?”
张之洞轻轻地点点头，有气无力地说：“你背我回后院去躺躺。”
见大根背着丈夫来到后院，佩玉大吃一惊，忙放下手中的活计，快步走过来，连声问：“怎么啦，怎么啦?”
大根答：“四叔有点不舒服。”
佩玉摸了摸张之洞的额头：“哪里不舒服?”
“胸口闷。”张之洞轻声答，脸色已比刚才好些了。佩玉铺好被子，又和大根一道将张之洞的外衣裤脱去，让他好好地躺着。“要不要请医生来瞧瞧?”佩玉问。
“不用。”张之洞轻轻地摇摇头。又对大根说：“你不要对别人说我病了，免得大家都来探视，耽误了办公。有事找我的，叫他明天再来。你出去吧，我一个人安静躺躺。”
大根出去了。佩玉则守候在床边，看着张之洞微微地闭上了眼睛。她心里想：早上吃饭时还好好的，到押签房办公还不到一个时辰，怎么会突然病得这么厉害?她深情地盯着睡中的丈夫，猛然觉得来武昌这两三年，他比过去更显苍老了。还只有五十五六岁的人，须发差不多全白了，面孔瘦削，衬托出那颗比常人略大的鼻子更显硕大。她知道，这都是因为办铁厂的缘故。丈夫为铁厂耗费的心血太多了。来到武昌之后，洋务成了他的最大的事情。佩玉记得有天晚上，丈夫因户部同意拨下二百万两银子而特别兴奋。他对她谈起自己的洋务理想：先办铁厂，把铁厂办成全世界第一流的厂子，让洋人看了惊叹。然后再办枪炮厂，办纺纱厂，办织布局。还要办发电厂，让老百姓的家里都点上像总署衙门一样的电灯!提起电灯，佩玉就会想起儿子满月的那一夜，两广总督衙门里突然亮起了百十个电灯泡，像天上的星星落到人间似的，房间里每个角落都亮堂堂的，一根针掉到地上都找得到。要是让每户老百姓家里也有一颗这样的夜明珠，该多好呵!她握着丈夫的手说：“您做的是大好事。真的到了那一天，百姓要怎样感激您哩!”佩玉看到，一向很少笑的丈夫脸上绽开了孩子似的灿烂笑容。
一眨眼工夫，佩玉过门来便是八个春秋了，准儿已经十六岁，大姑娘了。在她的悉心指导下，准儿的琴早已弹得很出色了。她常常夸准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她强得多。准儿却说，只有形似而神不似，韵味还没有把握住，再说，凤凰还没下来听我的琴哩，还差得远。准儿一直把凤凰听琴当作自己的最高目标，这使张之洞和佩玉听了又好笑又欣慰。张之洞对女儿说：“要想凤凰从天上下来听你的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凤凰极少，弹琴的人极多，它只能去听弹得最好的人的琴，继续努力下去，活到老，弹到老，到了成老太婆时，凤凰就会飞来听你的琴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佩玉自生了仁侃后，又生了儿子仁实。张之洞忙，家里的事全然没有精力顾及，佩玉除开料理丈夫的饮食起居外，还要关注着读书的二公子仁梃和待字闺中的准儿，以及自己生的两个稚子，一天到晚也够累了。
前些日子，张之洞对佩玉说，桑治平的夫人柴氏这两年卧病在床，担心自己哪天会先走一步，牵挂着女儿的婚事。佩玉说，桑家的燕儿是个好孩子，也有十七八岁了，有好婆家的话是该找一个的。张之洞说，我心里倒有一个，你看合适不合适?佩玉问是谁。张之洞说，你看仁梃怎么样?佩玉抚掌笑道，平日里没想到，你这一说，倒真是挺合适的一对。由学生转为女婿，桑先生第一个高兴。张之洞也笑道，这是你说的，还不知燕儿母女怎么想的。佩玉说，我打包票，燕儿母女一定喜欢。张之洞说，准儿也有十六七岁了，也到该出阁的年龄了，你为她想过这事吗?佩玉说，我在心里早看好了一个人。张之洞问，谁呀?佩玉说，洋务科的陈念礽。我看是个可成大器的男子汉，你看怎么样?张之洞喜道，你的眼光真不错，论人品才干，念礽自是幕友中最出色的人才，只是年龄要比准儿大十来岁。佩玉说，只要准儿自己愿意，大一点没有关系。佩玉准备找一个机会，好好跟准儿谈谈，不想丈夫突然病了，看来这事得往后推推。
下午，佩玉还是将常来督署看病的汉口名医孙大夫请过江，给张之洞瞧瞧。孙大夫过细诊了半天脉，没发现什么大毛病，便开了三剂舒心顺气的药，先吃吃看。连服两剂药，又沉睡三四个时辰的好觉，第二天早晨，张之洞感觉好多了。他要大根请桑治平、杨锐、梁鼎芬三个人到督署后院来。
五、当王之春亮出盐政账目单时，准备大干一场的李瀚章立刻软了下来
桑治平很快就到了。他走进后院的客厅，一眼看到张之洞满脸病容，惊道：“怎么啦，病了?”
张之洞苦笑道：“我昨天在床上躺了一天，胸口被棉絮堵了似的，手脚无力，昨晚服两剂孙大夫开的药，今天好多了。”
桑治平问：“好好的，怎么病了，什么病?”
张之洞小声说：“其实我没有生病，是让人给气病的。”
桑治平觉得奇怪：“谁还有这个本事，气得总督大人生病?”
“你先看看这封信。”张之洞将袁昶的信递给桑治平，说，“过会儿节庵和叔峤两人来，你就别说我昨天气病的事。他们两人是学生辈，不要让他们笑我太没胆量。”
桑治平接过袁昶的信，笑道：“人无气不立。该气愤的事还是要气，气得病倒也是正常的，不能说没有胆量。”
张之洞说：“年轻人面前还是不要说，给我点面子。”
桑治平不作声了，全神贯注地看起皖南道的密信来。难怪令素日气壮如牛的制台病倒，这是一份多么令人憎恶的参折啊!朝廷中怎么竟有这等容不得别人能干的小人?皇上的这道上谕也荒唐得可以。
桑治平如此在脑子里嘀嘀咕咕的时候，梁鼎芬和杨锐一前一后走进了客厅。待他们坐下后，张之洞说：“大理寺卿徐致祥告了我一状，皇上要两江的刘坤一来密查我。”
梁、杨二人听了这几句话，都惊愕不已。
“你们看完桑先生手里的信，自然就清楚了，请你们过来，是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桑治平把信递过来，梁鼎芬接过，杨锐凑过脸去，迫不及待地和两湖书院的山长一道看起来。
“岂有此理!”三十五岁的杨锐依然年轻气盛，信还未全部读完便禁不住叫了起来。
三十一岁的梁鼎芬比杨锐性格沉稳些，他扶了扶鼻梁上的黑框近视眼镜，说：“袁昶这个人，我在京师见过一面，那时他在户部做员外郎，却不知道原来是香帅的门生，是及门(及门：语出《论语先进》：“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不及门”谓此时尚不在门下。后以“及门”指弟子登门受业或正式拜师求学。)的还是私淑(私淑：私自敬仰而未得直接的传授。)?”
张之洞淡淡地答：“他是我同治六年典试浙江时中的举。”
“哦。”三个人几乎同时说了一声。
桑治平说：“此人难得!”
杨锐仍是气愤地说：“江宁派人来密查，就让他来好了，我们身正不怕影斜，脚正不怕鞋歪。”
梁鼎芬思索好一会儿说：“香帅一心为国，尽人皆知，徐致祥上这样的参折简直是丧心病狂。王藩台也是一个少有的大才，骂他聚敛，也没有道理。不过，我在广雅时，也曾听人说过，王藩台精明过分了点，难免招人怨谤。赵总文案也有人说闲话，说他与包闱赌的彭老板金钱上有点牵扯。所以，依晚生之见，不能轻视徐致祥这份折子。”
张之洞不喜欢梁鼎芬说的话，沉下脸说：“不要听信谣传，王之春、赵茂昌我了解，没有什么事。”
梁鼎芬一怔，本想再说下去，赶紧打住了。
张之洞转脸问一直没有开口的桑治平：“你说说，这事该如何对付?”
桑治平思忖片刻后说：“我倒是赞同节庵的说法，不要太轻看了徐致祥的这道参折。徐致祥诚然是个嫉贤妒能的小人，但他住京师，说的却是广东和湖北的事，我想一定是有人在中间挑唆，怂恿徐致祥出面。徐致祥的这份参折能得到皇上如此重视，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支持，支持他的人非同小可。”
张之洞眼睛盯着桑治平，脸绷得紧紧的，没有吱声。杨锐、梁鼎芬也都全神贯注地听桑治平的分析。
“这挑唆的人和支持的人，我们今后慢慢地去查访，眼下最主要的事是寻求对策。我倒以为，刘坤一那边会好说话。他既然找袁昶商议，而袁昶又冒险给我们通风报信，估计袁昶在刘坤一面前会尽力将此事冲淡。刘岘帅为人不拘细节，不是那种阴险害人的人，料定他不会太过不去。倒是有另一个人要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
“另一个人?”张之洞轻轻地重复这句话。脑子里在迅速地寻找这个人。杨锐也在努力地思索着。梁鼎芬脑子里突然浮出一个人来，莫非是指他?但事关重大，刚才又受了训斥，他不敢贸然讲出口。
“徐致祥的折子说的大多是广东的事情，上谕既然叫刘坤一来武昌密访，依我看，必定会叫两广总督李瀚章在广州就地查访。李瀚章这个人倒是要认真对待的。”
梁鼎芬心中一喜：果然让我猜中了!
张之洞点点头说：“仲子兄分析得很有道理，徐致祥的抄件也同样会往广州寄一份。李瀚章虽与我无直接嫌隙，但李鸿章与我多年政见不合，做哥哥的定然向着弟弟，倘若无端生出些是非来，也是件麻烦的事。”
桑治平忙接下这个话头：“正是这个话。苏东坡的名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是一座庐山，从左边看或是从右边看，从上面看或是从下面看，就不相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都是这样的，从不同的角度就会看出不同的结果来。比如说广东开禁闱赌那件事，理解的会说是为筹军饷而迫不得已，不理解的会说是拿国家抡才大典来赌博不体面，倘若遇到要存心为难你的，他便会说，这是亵渎圣贤，有辱斯文。所以，对一件事情的叙述，叙述者本人的心思如何关系大着哩!”
张之洞体会出桑治平话中的含义。看来广东那边是一定收到类似江宁的寄谕。粤省更不容忽视，如何对付清流党的箭靶子的老兄呢?见桑治平看着自己，嘴角边动了两下却没有发出声来。他明白，这位当年古北口的隐士可能有什么秘密话要说，碍于杨锐、梁鼎芬二人在场，不便开口。正在这时，赵茂昌推门进来，对张之洞说：“大人，铁政局会办徐建寅先生来信说，马鞍山煤矿有不少老百姓挖小煤窑，对煤矿干扰很大。他请大人将此事与谭抚台商议，叫巡抚衙门向江夏县打招呼，要江夏县颁发一道禁令，禁止附近百姓擅自挖煤。”
张之洞借这个机会对杨锐说：“叔峤，你回文案室去，先给徐会办代我回一封函，说这事马上就和谭抚台商议，一定要制止乱挖小煤窑。”
杨锐答应着即刻起身。张之洞又对梁鼎芬说：“节庵就也先回书院去吧，你好好想想，明后天再到我这里来谈一谈。”
待众人都离开后院小客厅后，张之洞问桑治平：“他们都走了，你要说什么就说吧!”
桑治平笑道：“你怎么知道，我有话要背着他们说?”
张之洞笑道：“我察言观色，知道你有只能对我一人说的好主意。”
“刚才节庵说的，有关王之春和赵茂昌的闲话，不瞒你说，在广东时，我也听说过。当然，王之春是个能干人，大的方面还是可信赖的，不过，若是广东有人跟他过不去，不检点的事两三件堆在一起，也就很碍眼了。”
“你是说，王之春和赵茂昌都经不起访查?”张之洞刚刚放松的脸又绷了起来。
“是的。”桑治平面色严峻地点点头。
“怎么办呢?若有谕旨下来，李瀚章肯定会去办的，他和刘岘帅不同。”张之洞心里忧虑起来。
“有办法。”一个想法在桑治平的脑子里形成了，“我们来他个针锋相对。”
“怎么个对法?”
“这件事交给王之春去办。”桑治平指着袁昶的密信说，“这里也提到他王爵堂，不妨让他看看。他看后保证坐不安稳了，心里急得很。”
“让王爵堂去上疏为自己辩护吗?”张之洞的脑子里充满了怀疑。
“不是的，本人辩有什么用!”桑治平压低了声音，“这件事，你完全不出面，由我来跟王爵堂说，叫他背地里查一下子李瀚章督鄂时的老账。同治七年到光绪八年，李瀚章在武昌做了十五年的鄂督，难道他十五年间就一清如水，没有一点事?那年我在子青中堂那里，亲耳听他说过湖北的盐政弊端大，官方走私是公开的秘密。湖北官方走私食盐，若没有李瀚章的同意是绝对行不通的。我看就叫王爵堂专门细查那十五年的盐政，就会查出大的问题。那时叫他悄悄地到广东去一次，当面去见李瀚章，把这事告诉他。说是你派他来的，问他此事如何了结。”
张之洞高兴地一拍大腿，霍地站起来：“仲子兄，这是个好主意!世人说李家积累的财产，可与乾隆朝的和珅相比。李瀚章任鄂督十五年，还真不知道他刮去了多少民脂民膏。再说这事让王爵堂去办也合适。只是，要他保密，不能让谭敬甫知道了。”
“这我知道。谭敬甫那人是担当不了一点事情的。”桑治平稍停一会儿又说，“你想过没有，此事若是太后当政的话，会不会出现?”
张之洞思索片刻说：“至少太后不会叫人来武昌密查，会直接问我本人。”
“皇上对你并无成见，看来是有人在影响着皇上。”
“你说的是翁同龢?”
“很有可能。”桑治平凝神说，“那年开禁闱赌的事，他就从中作梗。自从他执掌户部来，处处为难，铁厂的银子他有意压下大半年才批，这些年他对你的作为干扰不少。我估计这事极有可能又是他在作怪。”
“若是翁同龢存心跟我作对，我也真拿他没办法。”张之洞面色忧郁地叹了一口气，“自古权臣在内，无立功于外者。这种事不幸让我碰上了。”
“也不必这样悲观。”桑治平劝慰道，“从前曾涤生在外带兵，皇上、太后身边掣肘他的人还少吗?他虽然也常有这种叹息，毕竟还是立功于外了。”
张之洞说：“曾涤生的家书家训，我读过多遍，他那种履薄临深、战战兢兢的悲苦心绪跃然纸上。只求不得罪东家好来好散，一个中兴第一名臣居然抱这种心态，令人怜悯。曾涤生晚年习黄老之术，一味委曲求全，这点我做不到。我修身不到家，性子又急躁，怕难得像他那样。”
“曾涤生那样压抑自己，我看也不可取。尽人事而听天命，不要管那么多，能做到哪一步就是哪一步，问心无愧就行了。”
张之洞说：“我正是你说的这种态度。我努力去做，他权臣要干扰就让他干扰，我也不去巴结他、祈求他。大不了做不成事，我就去读书作文吟诗词。赤条条来，赤条条去，随心任性地在人世间走一遭，这才是大丈夫!”
“壮哉!”桑治平不由得由衷赞叹，“不过话又说回来，巴结祈求大可不必，但如果能遏制权臣，不让他得逞，那就更好了。我看此事还得想办法让太后知道，由太后来制止，才确保无事。否则，尽管刘岘庄和李筱荃都不说坏话，翁同龢若存心要整的话，还是会想出别的主意来的。”
“怎么让太后知道呢?醇王爷也不在了。”说到醇亲王，张之洞心里好一阵难受。几多难事，都是靠的他才办成了，真正是恩重如山啊!可惜，他去世时连祭灵的机会都没有。“也不能去找子青老哥。他年迈体弱，不好让他为此事跑园子去见太后。”
“是呀，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事情传到太后的耳朵里，让她出面说两句话就好。”桑治平自言自语，他一时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
两个人都托着腮帮子想着。忽然，桑治平的脑子闪过一道光亮：“上个月，曾有一道为太后治病向各省求良医妙方的上谕，当时你跟我商量过，我劝你不要去理它。为太后献医本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治好了，赐你几百两银子，这几百两银子对你无用;治不好，或者万一出差错，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张之洞说：“是的，我和你的看法一样。你现在重提此事，是不是想利用荐医的机会给太后送口信。”
“对，我是这样想的。”桑治平望着张之洞说，“你有合适的好郎中吗?”
“好郎中是有。”张之洞想起了一个人，“不过，即使是我极力推荐的好郎中，要能得到太医院的通过面见太后也是很难的事。再说，他就是见到了太后，又怎么能跟太后说起这事呢?退一万步，他能说，太后愿听，他拿什么做凭证呢?总不能把袁昶的信拿给太后看吧!”
是的，张之洞说得有道理，面见太后不易，见面时也只能瞧病不能言及国事。看来，这条路不通!桑治平在心里思索着，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让徐致祥的参折见邸报!桑治平突然间想起了这个办法。太后一定会看邸报的，看了邸报就会知道这件事，但这也有不相宜处。因为一旦上邸报，也就通报全国各省了，张香涛会同意丢这个脸吗?况且引起大家议论，影响之辞就会变为真事，反而不美!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想、别的路子可走呢?一向主意较多的桑治平陷于思路困顿之中。张之洞也在努力搜寻着旧日京师的僚属友朋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可递口信的人。一个个的人名出来，又一个个地被否定。蓦然间，桑治平想起一个人来。
“如果能让李莲英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太后，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张之洞摇摇头说：“这条途径也不好。莫说我不愿意通过他传达此事，即使愿意，李莲英这个人，你又如何能去接近他?我在京师十多年，从来没有这条道上的朋友。”
张之洞的断然拒绝，使得桑治平在失望之中又不乏对张之洞的敬意：毕竟不愧是清流出身，不愿降格去阿附太监总管，比起别的督抚来，人品上还是要高一等。但这事该怎么办呢?
张之洞说：“你先去和王爵堂谈对付李筱荃的事。太后那里，眼下看来没有合适的人，只有等待机会了。”
真是天助张之洞。过两天，一个绝好的机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这天上午，他接到来自西安的信：他的姐夫陕西巡抚鹿传霖定于下月初七日启程前往京师陛见皇上。
张之洞看了这封信后，欣喜异常。将事情的原委告诉姐夫，请他在陛见皇上后再去颐和园向太后请安，就这个机会面奏太后，这比别的任何一条路子都来得可靠而便捷。苦苦思索几天后的一个难题，终于由一个偶然的机遇给妥善解决了。这件事情给张之洞一个很大的启发：外放十年了，京师官场日渐隔膜。长此下去，外官是做不好的，必须有一个非常信任的人处在朝廷要害部门，才能探知朝廷中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由谁来做这个事呢?仁权久居北京，对朝廷内外情势有些了解，但他不宜做这种事。一则因为他是自己的儿子，易于招人注意;二来他为人拘束，这种事也办不好。正思忖间，杨锐推门进来，悄声地对张之洞说：“我这几天帮助王藩台清查李筱荃鄂署任上的盐政，查出了不少事，至少有三百万两银子去向不明，估计都流入他的腰包了。过两天再核实清楚后，我将陪王藩台去一趟广州，向李筱荃摊牌。有这一招，谅他不敢在徐致祥这件事上与我们为难。”
张之洞微笑着点了点头，猛然想，就让杨锐去充当这个角色，他一定可以胜任。
“叔峤，你不要陪王藩台去广州了，我交给你一个新的任务，你去京师，并且今后就长住在那里，不回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杨锐瞪大眼睛望着张之洞。他觉得老师的这个决定太突兀也太费解了：长住京师做什么?
“坐下吧，我慢慢地对你说。”望着杨锐那虽早已而立却仍充满青春朝气的神态，张之洞将请鹿传霖面见太后的想法告诉了自己的得意弟子，然后神情严肃地对杨锐说：“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即安置一两个完全可靠的人在京城做事，以便更多地得到一些朝廷内部的消息，随时与我保持着联系。你是最合适的人，我请你去担当这个角色。”
见杨锐依然满脸惊疑，张之洞怡然笑道：“叔峤，你不要紧张，也不要有什么不安。我蒙同治、光绪两朝圣恩，又是太后特别超擢的总督，我对朝廷，对太后皇上忠心耿耿，别无二志。我让你去京师待着，绝不是要你做什么间谍之类的勾当，也不会叫你做违背朝廷律令的事，只是希望有一个我十分放心的人在京师多了解一些情况。这次若不是刘岘庄恰巧叫袁昶去商议，我们至今还蒙在鼓里。若有一个手眼宽阔的人在朝廷，也就不至于这般被动了。”
杨锐明白了老师的意思，他为难地说：“大前年，我听恩师之劝，回四川乡试，好容易中了个举人，却又没有考上进士。我眼下无官无职，在京师冠盖中简直微不足道，我能为您做什么呢?”
张之洞说：“这些我都想到了。你去京师后在仁权那里住下来，然后去拜访子青老相国。我有一封书信交你带给他，他会安排你进内阁，做一个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官位虽不高，但位置重要，你在那里可以接触上至大学士、各省督抚将军，下至京师各衙门的小官吏，可以获得许多别人轻易得不到的东西。你把中书舍人做好，到时，我会想办法通过别人的手来提拔你。”
听了这话，杨锐心里很激动。杨锐一边在湖广督署幕府里做文案，一边也在努力准备会试。前年他没考上，杨深秀却以晋阳书院山长的身份中了进士，分发吏部。这使杨锐既羡慕又自责，并暗地发誓，下科一定要考上。一旦进内阁做中书舍人，身在京师官场，参加会试有许多有利条件。若没中士，以一举人而有此地位，也是极好的待遇。中书舍人既有进士出身，也不乏举人出身的，并不妨碍迁升。这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好去处。只是杨锐对自己肩负的重担仍有顾虑：“恩师，进内阁做中书舍人，这是学生梦寐以求的位置，只是学生资质鲁钝，能力有限，深恐有误恩师的重托。”
张之洞安慰说：“我一生教过许多学生，也阅历不少官场士林中人，一个我所熟悉的人，他有多大的才干，能做多大的事，我心里是有数的。你若实在不是这块料子，我也不会让你去。你不相信自己，你要相信我，放心去吧。鹿抚台初七从西安出发，他的随从多，走得慢，你一个人，单骑匹马无牵无挂走得快，估计他到彰德府时，会在二十八九。今天初十，你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在二十七八日左右赶到彰德府，与他会合。若万一在彰德府错过了，你就继续往前赶在顺德府、正定府一带与他会合也行。退一万步，就是在保定府与他见面也行，只要赶在进京城前见到他就行了。”
杨锐说：“这点请恩师放心，我明天收拾下，后天出发，二十五六日我一定会赶到彰德府，在那里等鹿抚台的车骑。”
十二日，杨锐带着张之洞的信离开武昌北上。十五日，王之春也带着两个随从，离开武昌南下。李瀚章到广州任两广总督时，王之春还在广东做藩司，彼此很熟悉。王之春到广州的第二天，便轻易走进督署大门，得到李瀚章的接见。
李瀚章今年六十九岁，但并不太见老，他的五官脸形都与二弟颇为相像，个头却矮了两三寸。李瀚章书读得并不好，功名只是一个拔贡。他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二弟又是曾国藩的唯一入室弟子，因为有这些背景，他获得了曾国藩的信任。曾国藩创办湘军伊始，正是用人之际。曾氏用人，最看重血缘、师生、同乡这些关系。曾国藩亲自向朝廷请求，将他分发湖南。咸丰四年李瀚章来到湖南署理永州县令，曾国藩要他在东征局办粮饷。李瀚章办事勤勉，为湘军东征部队供应粮饷出力甚大，得到曾国藩的器重，很快便升为江西赣南道，再迁广东督粮道。李瀚章官运极好，一路亨通，由道员升按察使，再升布政使。同治四年，入仕十一年的李瀚章便擢升为湖南巡抚，到了同治七年便升为湖广总督。从那以后直到光绪八年，李瀚章在湖督任上前后待了十五年。其间有四次暂时离开武昌任职别地，而代替他总督两湖的则是他的二弟李鸿章。那时，二李的母亲还健在。十五年之间，她稳居武昌督署不必离开，因为无论是前任还是继任，都是她的儿子。李老太太享受的这种殊荣，普天下父母找不出第二个。在那种母以子贵的时代，一个女人做到这种份上，也可谓风光至极，无以复加了。
论功名，李瀚章连个乙科都未中，论军功，他连战场都没上过，但他则在短短的十三四年里，完成了从七品小县令到正二品大总督的仕途。在承平年代，这是很多进士翰林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在那个战争年代，也是没有军功的文人所终生望尘莫及的。但李瀚章做到了。曾国藩的提携，李鸿章的赫赫功勋，固然都是他飞黄腾达的重要原因，而李瀚章本人的能耐也是绝不可忽视的。
李瀚章的能耐，只是四个字：精心做官。他一辈子的心思都不在如何做事上，而是用在如何做官上。官场的那一套已被他琢磨得精熟烂透，运作得炉火纯青。他的一生几乎无任何骄人的德政可言，然而一生却顺利亨通，节节高升，差不多没有遇到任何挫折坎坷。说他是官场中的福人也可，说他是官场中的庸人也可，他的的确确是中国封建官场中的出色代表。
十天前，李瀚章就接到了与刘坤一几乎完全一样的内阁来函：一道上谕、一份徐致祥参折的抄件。上谕中的话略微不同的是“就地查访”，而不是“去武昌密查”。
出于对清流的厌恶和对张之洞的嫉妒，李瀚章接到这份内阁来函后暗自欢喜。他立刻派人去奉旨查办。有几个受过张之洞训斥的道府官员闻讯后，主动来督署控诉张之洞对他们的无礼，更有不少多次乡试未中的老秀才提起开禁闱赌来便义愤填膺，痛骂张之洞是此事的罪魁祸首。查访的结果对王之春也不利。他在彭玉麟手下做湘军营务总管时期，以及做雷琼道时期，都有人怀疑他在账目上不清白。还有人揭发他在清泉老家置良田五百亩，在衡州府里有店铺七八家，他的这些家财来路都经不得过细盘查。至于赵茂昌，则有住澳门的王姓闱赌老板揭发他私受二万两银子，又有新会商人梁某揭发他敲诈其家祖传的琥珀念珠一串，价值八千两银子。李瀚章准备将这些写成扎扎实实的奏折，将张之洞狠狠地治一下，出出他们兄弟多年来压在胸口的一腔闷气。
当王之春在他的面前，出示一份同治七年至光绪八年湖北盐务往来账目细表时，他的那一股与不法之徒抗争的凛然正气立即消失殆尽。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眼中，他自己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法之徒。擦干额头上的虚汗，定定心后，李瀚章也将上谕、徐致祥的参折以及他奉旨查办的实录，全部拿出来交给王之春。王之春不能不从心里佩服张之洞、桑治平的高明。他面不改色地对李瀚章说，这都是小人的诬陷。并感叹，替朝廷办事太不容易，宽则玩忽职守，重则招致怨恨，张大人和他本人都深知这一苦处，故在查盐务账目发现这些疑点时，并不急着上报户部，而是特地来广州咨询李大人。李瀚章表示，深谢张大人的好意，天下官场一个道理，小人也是处处都有。于是，两人心照不宣，彼此的裂缝都相互弥补了。最后，李瀚章说，奉旨查办，没有查出一点事来也不好交代，且赵茂昌的劣迹证据确凿，不便推卸。王之春也同意抛出赵茂昌，接受这个丢卒保车的决定。
一个月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瀚章先后给朝廷作了禀报，两个折子几乎由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张之洞为官勤谨，王之春办事有方，徐致祥所说皆影响不实之词，经访查均无实据。督署总文案赵茂昌不洽舆情，物议颇多，受贿情事严重，应予革职查办。
与此同时，鹿传霖也到了北京。陛见之后，受慈禧太后召见于颐和园。慈禧知道鹿传霖与张之洞的郎舅关系，谈话之间不免问到张之洞。趁着这个时候，鹿传霖将徐致祥奏参之事向慈禧作了禀报。慈禧笑了笑对鹿传霖说，言官多喜风闻奏事，张之洞做过多年言官，应该懂得，不必放在心里。过些日子，光绪进园子请安，慈禧随意对他说了一句听说徐致祥参劾张之洞，此事不要看得太重。光绪听了一怔，他没有想到深居颐和园的太后居然已知道此事，而且态度很明确地偏在张之洞一方。他回宫后告诉翁同龢。翁同龢本想借这个机会狠狠地杀一杀张之洞锋芒毕露的骄矜自得之气，看到刘坤一、李瀚章的奏报，特别是探知太后的意思后，便只得打消这个念头，吩咐内阁拟一道上谕下发：武昌湖广总督衙门总文案赵茂昌，违法渎职，现已查明敲诈受贿，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被史家称为“徐致祥大参案”的这一事件，就这样虎头蛇尾地收了场。这是张之洞仕宦生涯中一场有惊无险的风波，更是近代中国官场史上一个极具典型意味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