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第十章 筹议干线

2016-07-26 14:58:05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责编:吴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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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涛兄,你想做天下第一督抚吗

自古以来,中国的交通运输,陆路靠的车马,水路靠的舟船,虽然史书上有诸葛亮造木牛流马(木牛流马:三国时代诸葛亮所创制的一种运输工具。关于诸葛亮创木牛流马之事,流传很广,但由于文献记载过于简略,其车制迄未定论。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事物纪原·小车》:“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诸葛亮集》有《作木牛流马法》。)运粮食的记载,颇有点自动化的味道,可惜千余年间,无数绝顶聪明的人按照书上所说的尺寸规则,无论怎样摆弄来摆弄去,也不能让拼出来的牛马开步行走;改变尺寸另辟蹊径,也一样没有成功。于是,仍然只能沿用人力、畜力、水力和风力来减轻人的劳累,至于以转换其他能量来作为代替的设想,却很少有人想过,更没有在现实中实验过。

十九世纪,蒸汽机的诞生,使人类获得一个能量转换的有效途径。它的广泛应用,更改变人类在许多领域内的生存方式。轮船和火车的出现,使得人类在水陆交通上找到比舟船、车马强过许多倍的运输工具。

对于以五千年悠久文明自夸于世的中国来说,用蒸汽机船取代人工船的过程,似乎没有遇到多大的麻烦。同治元年正月,正是江南战事最激烈的时候,经朝廷批准,由曾国藩出面购买的第一艘洋人制造的蒸汽机船,开进了安庆港码头。半年后,华蘅芳、徐寿所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中国人自造的蒸汽机船在安庆江面试航成功。曾国藩为此在日记中写下一句颇为自得的话:“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然而,火车引进中国,则远不是这样的一帆风顺,这段历程的曲折复杂,实在令人可悲可叹!

几乎在购进洋船的同时,以怡和、旗昌为首的英美等二十七家洋行,便向时任苏抚的李鸿章建议,兴建一条由苏州至上海的铁路。因主权问题,遭李鸿章拒绝。次年,英国工程师斯蒂文生来华,又向清廷提出兴建六大干线,即汉口至上海,汉口至广东,汉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镇江至北京,广东至云南的建议。也因主权问题被拒绝。同治四年,美国商人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欲作为样品来引起朝廷的重视,结果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怪物,被其吼叫声和运行时的强烈震动所吓倒,没有几天便让步军统领衙门给拆掉了。到了光绪元年,怡和洋行修筑了一条由上海至吴淞的铁路。火车在铁路上行驶仍然引起官府民间的一致反对,终于借火车轧死一个士兵的理由,勒令停止运行,不久又用二十八万两银子买下拆毁投入海中。第二年直隶开平矿务局成立,为方便运煤,李鸿章向朝廷奏请兴建一条运煤的铁路,但遭到朝廷许多大臣的反对,事未果。直到光绪六年,李鸿章再次奏请,并特别声明不用洋机车头,而用驴马拖拉,才得到朝廷勉强同意。一年后,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条铁路在中国建成了。这条铁路起自唐山,终止胥各庄,全长只有二十二里,由驴子和马拖着车厢在铁轨上走。这在世界铁路史上,可谓独一无二的创举。再过一年,英国工程师金达利用旧锅炉进行改造,终于造出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车。这台蒸汽机车的牵引力只有一百余吨,全长十八点八英尺,每小时只能行走五公里,尽管各项指标都小得可怜,然而它却是第一列中国制造的有着完整概念的火车。

在唐胥铁路诞生的同时,一场关于铁路兴建与否的论争也在展开。

光绪六年,前淮军大将刘铭传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向慈禧太后详细说明修造铁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刘铭传指出其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军事上,可以迅速调兵运饷,保卫边疆,同时也有利漕务、赈务、商务、矿务、行旅者,并提出兴建南北四条干线,即北京至奉天,北京至甘肃,汉口至河南,清江至山东。考虑到四条干线同时并举,资金短缺,可先修北京到清江一条。若银钱不够,可举借洋债。这份奏折,道理充足,规划详尽,言辞恳切,引起慈禧太后及军机、内阁大臣的重视,下发交朝臣疆吏们讨论。

内阁学士张家骧首先发表反对意见,批评刘铭传是无事生非,莠言乱政,指出兴造铁路有三大弊病:一、招致洋人觊觎。二、坏沿途坟墓田园房屋,百姓不满。三、与轮船争利。

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态度鲜明地支持刘铭传的意见,详细分析兴建铁路有保卫京师、筹办海防等九个方面的利益,并逐条驳斥张家骧的诘难。

李鸿章的折子刚递上,即遭到另一批人的猛烈攻击,这批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通政司参议(通政司参议:通政司全称为通政使司,其长官为通政使,佐官称副使及参议。权力较小,掌内外章疏和臣民密封申诉之事,收受各省题本,送内阁办理。)刘锡鸿。此人曾经做过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副使。他虽然和郭嵩焘共事,却对郭氏的一套全持反对态度,后来又向朝廷密劾郭氏在外的种种不是,终于使得郭嵩焘被撤职查办。刘锡鸿因此赢得朝野守旧派的称赞。刘锡鸿坚决反对修铁路,说火车虽在西洋通行,但中国断不能仿效。刘锡鸿以一个见过世面的副使身份出面反对修造铁路,很有说服力。于是,刘铭传的建议以“着庸毋议”搁置一旁。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不少顽固守旧的人逐渐在事实面前清醒过来。这几年间朝廷中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也终于清醒过来了,此人便是醇亲王奕。通过中法战争,尤其是做了海军衙门督办大臣亲自检阅海军、主持南北海军大会操的盛典之后,奕对洋人和洋务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一片反对声中,奕支持李鸿章将唐胥铁路延伸至芦台,并同时组建开平铁路公司。光绪十三年,延伸段完工,整个铁路更名为唐芦铁路,又继续再延伸到天津。由于奕的原因,朝廷同意了这一计划。趁此机会,李鸿章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俨然以中国铁路的总督办自居。光绪十四年,全长二百六十里的唐津铁路建成。这时,一个广东商人表示愿意接造天津至通州的铁路。经奕奏请后,上海报纸很快便刊出中国铁路公司为津通铁路招集股金的广告。消息传出,又招致一班人的激烈反对。

这一班人以新任户部尚书翁同龢为代表。原来,阎敬铭已在一年前就离开了户部。自从颐和园开工后,阎敬铭便因拨款一事数次与慈禧相抵牾,惹得慈禧老大不快。于是借故将阎敬铭革职留任。户部尚书崇绮知趣,干脆绕过留任的阎敬铭,源源不断地将款子拨给园工,弄得阎敬铭十分恼火。年过古稀的倔老头终于对官场彻底厌倦,第三次奏请开缺回籍。慈禧是个既专断自用的皇太后,也是一个恩怨分明的女人。她既对阎敬铭于园工持不合作态度甚是不满,但也对咸丰年间帮她渡过难关的老臣始终怀一分眷顾之情,特别是阎敬铭,是她将他再次起用,而他这几年也的确为整饬户部丰富国库做出极大的贡献。故而当慈禧接到阎敬铭的开缺折后,心中不免有一丝伤感。她一面接受他的恳请准予开缺,将闲置三四年的翁同龢补授户部尚书,一面又劝他暂勿回籍,在京师里宽住一段时日,由太医院风疾圣手萧长治给他诊治,待病好再回解州不迟。阎敬铭为风疾苦了二十余年,这几年在京师,早就听说太医院的萧长治极擅长治风疾。阎敬铭是个拘谨的人,尽管京师也有达官显宦私下里用重金请御医治病,但他不愿意这样做。没料到太后逾格示恩,阎敬铭感激之余,遵命在京城赁屋住下。至于户部的大小事情,他决不过问。翁同龢联合内阁学士文治、国子监祭酒盛昱以及礼部尚书奎涧等人上书,说铁路为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又将太和门近日失火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天象示儆,应将李鸿章的误国误民之举立即停止,以弭国患。

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代表的一批督抚则全力主张在中国大办铁路,将铁路视为千万人之公利、万世之大利,是安内攘外刻不容缓的急务。

一向以经营八表自命的两广总督张之洞,自然十分关注这场激烈的争论。今日的张之洞,已经是一位底气甚足、眼界更宽的政坛后起之秀。天下督抚,在他的心目中,已没有几个可与之比肩了。靠几十年的积资逐级而上的,多平庸老迈,已成渐薄西山之夕阳,自然不必理论。就是那几位以战功起家的中兴功臣如刘坤一、曾国荃、刘铭传、刘锦棠、岑毓英等,早些年张之洞对他们尚有三分敬畏,现在,这种敬畏已不复存在了。他们的战功,只不过是对神神鬼鬼的长毛和乌合之众的捻子而言,能跟打败拥有世上最强大的舰炮武器的法国人相比吗?张之洞有时想,倘若自己早生二十年,说不定还不会让长毛捻子猖獗那么久;那批所谓的大帅名将中,究竟有几个真正会用兵的人,真是天晓得,也不过是时运际会罢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抹去这些人的武的光环后,他们的文的一面就简直提不得了。走私盐枭刘铭传、丘八刘锦棠不说,就是号称读书人的刘坤一、曾国荃、岑毓英等人,也没有一个得举人功名的,要他们不假人手,自己作一篇赋吟、一首长诗都不行。探花出身的张之洞一想到这一层,便自觉比他们高出一头。

中兴名臣这批人中,张之洞真正崇敬的还是他的恩师胡林翼和曾国藩、左宗棠,他们上马击贼下马吟诗,可谓文武双全。可惜,胡林翼英年早逝,曾国藩也寿止花甲,就连到老不改英雄本色的左宗棠也在前年去世了。

对于那个被世人公认为中兴名臣之一、领天下督抚之首达二十余年、以群臣领袖自命的李鸿章,张之洞的看法则要复杂得多。

说句实在话,张之洞对李鸿章还是佩服的。当年,李鸿章以一个清华翰林的身份,能看清天下大势,毅然离开舒适宁静的翰苑回原籍办团练,主动投入兵凶战危之地,这一举动就要高过千万个读书破万卷的儒士文人了。后来亲自组建淮军,指挥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直到在他的手里彻底扑灭流窜四方的捻子,也算得上有统兵之才。这些年,李鸿章能清醒地看到必须学习洋人的长处,并在直隶办机器局枪炮厂,办水师学堂,为北洋大购艇炮,继而又办电报局修铁路,在中国开一代风气之先。这办洋务一途,尤使得从清流变为督抚的张之洞更加钦佩,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曾文正公的高足确有过人之处。

但张之洞不喜欢李鸿章,有时甚至是厌恶。这种心态最初萌生于彼此间的政见不同。

作为清流党中重要人物,在对外关系上,张之洞一贯持强硬态度。但李鸿章多采取妥协的做法,主张退让、息事宁人。对此,张之洞十分看不惯,激情勃发时,他也会和清流党的朋友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一起骂李鸿章贻误国家,与汉奸差不多。这几年来,尽管他已从清流党的狭隘圈子中走了出来,对李鸿章的某些做法有些体谅,但他还是认为徐图自强和对外强硬并不矛盾。

张之洞不喜欢李鸿章,还因为他对李鸿章的人品很反感。他认为李鸿章的为人,一喜拉帮结派,二喜聚敛财货。李鸿章用人,最看重两个背景,一是不是出身淮军或与淮军有渊源,二是不是安徽人。若有这两个背景,又有本事,他则重用,即便没有本事,他也会优予看顾。安徽人尤其是庐州府的人去找他,他都吩咐手下人好好接待,能安置的尽量安置。他有一句名言:“咱两淮人历来生计艰难,好不容易如今混出一支军旅、出息了这么多人物,父老乡亲来依附你,找碗饭吃,你能让他失望而归吗?”这句话,让千万安徽人听了心暖,却也因此而坏事。李鸿章和他的袍泽们所管辖的地方,无论官署还是军营,都是良莠不分、鱼龙混杂,常常使得英雄气短,志士灰心,最后终因甲午海战大败而坏了他的一世英名。李鸿章在钱财上不检点。他本人是来者不拒,他的兄弟子侄则更是放肆聚敛。他们人在外面做官,家中则良田无数,美宅无算,合肥李氏家族是安徽最大的财主。当时有句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对他讽刺挖苦是既辛辣又绝妙。

这两点素为中国传统操守所抨击,也是清流党人敢于与李鸿章作对的所恃之处。李鸿章以乡情和银钱来网罗收买世俗间鸡鸣狗盗之辈,成就了一番英雄豪杰的事业,也因此得罪天下清高之士,招致生前身后洗刷不去的骂名。这原是自古以来,凡做世俗大事的人都不可避免的无奈。“求仁得仁”,就李鸿章本人来说,以他豁达大度之胸襟来看倒也没有什么,但要堵住世人悠悠之口,让人对他有发自内心的敬重,却也是做不到的。

张之洞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突出者,即使当年身为洗马一类的小京官,辈分上低了一辈,他也敢对李鸿章不恭,甚至指名道姓地骂。

如果说这两个方面,在先前尚未构成直接利害冲突的话,那么在中法之役中,张之洞则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李鸿章对他的祸害。按照张之洞的想法,是要趁着谅山大捷的大好时机来一个“直捣黄龙府”,将法国在越南北部的势力一扫而光。此事一旦成功,对国家来说,将可长保滇桂一带的安宁,大大提高在世界上的声誉。对他个人来说,则可以建立更大的功勋,留在史册上的这页记载也将更光彩。可惜,李鸿章却害怕因此而打乱他的和局战略,见好就收,最后反而出现战胜国向战败国求和的咄咄怪事。张之洞深怨李鸿章这样做,使国家蒙受了耻辱。李鸿章则多次指责张之洞是矜能自诩,好大喜功。

张之洞从此与李鸿章结下个人仇隙:李鸿章不但误国,也误他张某人!他决心要与这个四朝元老较量较量,让此人感受一下后来居上者的压力。

张之洞和他的幕友们无疑是铁路兴建的热烈支持者。至于如何办,他安排洋务科拿出具体的方案来。

主管蔡锡勇集合陈念礽等人搜集欧美等国建造铁路的历史资料,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三个阶段的设想:第一阶段全力支持李鸿章建立中国铁路公司,并成立招商股份公司,先把津通铁路建好。第二阶段兴建上海至南京的沪宁铁路和上海至杭州、宁波的沪杭甬铁路。第三阶段,则为兴建北京到汉口的京汉铁路。这条铁路直贯中国的腹心地带,好比人身上的一根主动脉,对于国家各方面关系重大。但因为线路长,施工难度大,耗资浩大,技术和财力一时都跟不上,故宜摆在第三阶段,待津通、沪宁、沪杭甬三条铁路相继完成后再考虑。

蔡锡勇向张之洞禀报这个三步走的设想后,特别提出:“这是洋务科全体幕友将中外情况反复研究比较后,提出的一个慎重而又可行的计划,希望香帅能采纳并据此上奏。”自赵茂昌首开“香帅”的称呼后,没有多久,除桑治平和杨锐等极少数几个仍沿用旧称呼外,其他人都一律尊称张之洞为香帅。张之洞也乐于听人家这样叫他。

张之洞没有表示态度,只让蔡锡勇把所有的有关资料存放在他的签押房里。

过两天,翻译科主管辜鸿铭对张之洞说了该科几位幕僚的看法。他们认为不必分三个阶段,铁路于中国太重要了,要迅速地大规模地把铁路建起来,因此他建议先建北京至汉口的京汉铁路。这条铁路一建好,立即就建武昌至广州的铁路,可称之为粤汉铁路。两条铁路建好后,从北到南,从燕赵到湘粤,贯穿一气,中国的大脉络就顺畅了,中国的元气便会很快复苏。辜鸿铭的话,张之洞听了颇为心动,只是这的确是一项旷古未有的大工程,其艰难程度不亚于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开大运河,眼下能动这样的大手笔吗?

桑治平这些日子来,也一直和陈念礽在讨论铁路的事。陈念礽来两广总督衙门洋务科已经两年多了。这两年多里,他不仅为事业有成而兴奋,更为表舅父亲般的疼爱而深感温暖。念礽从小就失去父亲。在过去二十年的岁月里,尤其在艰辛困顿、委屈痛苦面前感觉到自己脆弱乏力的时候,幼小的念礽是多么渴望一个坚强有力的父亲的呵护和支撑,然而他没有!一切都靠自己挺起肩膀扛着,硬起头皮顶着,咬紧牙关忍着。人前从未低过头,母亲面前他也从未哭诉过,弟弟面前他更要敢于担当。可是,在那些个不眠之夜里,小念礽独自流过多少心酸的泪水!他万万没有想到,二十四岁之后来到广州,却遇到这样一个表舅。表舅对他的关怀和照顾,足以填补这二十年来父爱的缺失。

念礽哪里知道,填补这个缺失正是桑治平这段时期来从心灵深处所爆发出来的强烈愿望。桑治平为亏欠念礽母子太多而内疚,也为半百之后突获亲子而欣喜,他把自己满腔的父爱全部倾注在念礽的身上。他给念礽买来七八套新衣服,又为念礽购置全套新家具。每天夜晚他都会去念礽的房间里说话,对念礽所说的一切都有着极大的兴趣。尤其喜欢听念礽谈美国,无论是美国的实业还是美国的政体,也无论是美国百姓的生活习俗,还是上层社会的名流交往,这些从念礽口里说出来的话,都给桑治平带来很大的乐趣。有时念礽睡着了,他也会盯着那张越看越像自己的脸庞,很久之后才悄悄离开。休沐之时,他或是陪着念礽游五羊城,登越秀山,或是带着念礽到自己家里,置办丰盛的酒食招待他。这段日子里,他给仁梃讲《资治通鉴》。为让念礽也能听课,他对张之洞说,辜鸿铭、陈念礽都是西学好而中学欠缺,必须让他们补上这一课。经史子集有的可不看,中国历史却不能不知,应让他们二人与仁梃一起读《资治通鉴》。张之洞很赞同。于是辜、陈天天下午与十八岁的仁梃听桑先生的课。在桑治平与陈念礽每天晚上的对话中,桑多说的是中国学问,陈多说的是西方见闻,二人互补不足,都有很大的提高。

从陈念礽的谈话中,桑治平知道在欧美各国,铁路纵横交错,与机器、船炮一道是国强民富的重要条件。中国幅员辽阔,更需要铁路作长途运输,未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洋务工程,应该是铁路,谁执铁路牛耳,谁便执洋务牛耳。

笃信管桑之学的桑治平,从陈念礽的无意言谈中悟出一个深刻的大道理:如果说两千多年前的管仲、桑弘羊以农商来求富国强兵的话,处当今之世,欲求中国富强,舍洋务之外,别无他途,而眼下最大的洋务在铁路。一个构想电光石火般地在他的脑子里闪现。倘若这个构想付诸实施的话,对张之洞而言,可成就一番绝顶大事业,对自己而言也可酬谢知遇之恩。

几天来,他为这个构想的完善而日夜思索着,也因而心情亢奋着。

这天吃完晚饭后,他约张之洞在衙门签押房里密谈他的构想。

“香涛兄,你想做天下第一督抚吗?”桑治平这句横空出世般的话,给张之洞罩上满头雾水。

“你这话怎么讲?本朝有明文规定,直隶总督才是疆吏之首,我即便想做天下第一督抚,若不取李少荃而代之,一个两广总督,人家也不承认你是老大呀!”

桑治平笑了笑,说:“直督为疆吏之首,是不错,但这只是表面的具文,真正的天下第一督抚不在表面,而在内里的分量。比如说,曾国藩做两江总督的时候,天下第一督抚是那时做直督的刘长佑呢,还是曾国藩呢?答案是很明白的,当然是曾国藩。这是因为曾国藩当时正在做削平长毛的天下第一大事业。又如林则徐做两广总督的时候,天下第一督抚是那时做直督的琦善吗?当然不是,而是林则徐,因为林则徐当时也在做天下第一大事即禁烟。所以,依我之见,天下第一督抚不是属于直督的专利,而是属于做当时天下第一大事业的督抚。”

张之洞恍然大悟:“你指的是这种第一督抚,那我张某人当然想。若不是李少荃胆小怕事,鼓动朝廷匆匆谈和,我让冯子材、刘永福他们军队长驱顺化,将法国人彻底赶出越南,按你的说法,那我早就是天下第一督抚了。”

桑治平晃了晃头:“即便如此,也只是立功异域,在中国国内,你还是取代不了李少荃的地位。”

张之洞说:“这都不行的话,那依你看,凭什么可以取代李少荃而做天下第一督抚?”

“眼下就有一桩天下第一大事,谁把这事办好了,谁就将有可能成为天下第一督抚。”

张之洞思索片刻后说:“要说眼下国家的第一桩大事,就是修铁路了。李少荃要修津通铁路,醇亲王和一批疆吏支持,翁同龢等人反对,还不知道太后倾向哪一边。不过,即便太后同意修津通铁路,那也是李少荃的功劳,轮不到我张之洞的头上。话又说回来,修好一条津通铁路,也算不上建了天下第一功呀!”

“香涛兄呀,香涛兄!”桑治平哈哈大笑起来,“人人都说你目光远大,你也常常以经营八表为志,可惜,你是百尺竿头,尚欠一步。”

张之洞被桑治平笑得不好意思起来:“你说说,欠了哪一步?”

桑治平的上半身向着张之洞移了半步说:“津通铁路不过二百多里,自然算不了很大的工程,但蔡锡勇、辜鸿铭他们提出的芦汉铁路全长三千二百里,粤汉铁路二千四百里,这两条铁路加起来五千六百里,按修二里一万两银子计划,共需银子二千八百万两。五千六百里线路二千八百万两银子,这样的工程算不算天下第一大事?”

张之洞说:“芦汉、粤汉这两条铁路是蔡锡勇他们提出的,等津通、沪杭甬等铁路建好之后再考虑,辜鸿铭认为可以先建芦汉铁路。我想,这好比历史上的长城、运河一样的大工程,朝廷会有如此魄力接受吗?”

桑治平点点头说:“你的顾虑极有道理,但铁路不是一年就可建好的,假定一年建四百里,八年建好芦汉,所耗的一千六百万两银子,每年只需二百万。二百万只要愿意,户部是提得出的。依这个速度六年再建好粤汉铁路,十四年后两条铁路就可建好。谁若主持办好这事,谁不就为天下立了第一大功?身为督抚者,岂不成了天下第一督抚?”

这话说得张之洞笑起来:“仲子兄,听你的口气,是要我张之洞来做这天下第一事。姑且还不知太后同意不同意芦汉铁路这个规划,即便同意了,我在广州,也与这条铁路搭不上界。这天下第一督抚,我是可望而不可即呀!”

桑治平郑重地说:“先看你想不想做这事,若是有意为之的话,再来办第二步、第三步。”

张之洞笑了笑说:“有意为之又怎么样?”

“那我们就先上一个折子给朝廷,把李少荃修津通铁路的设想给打掉,让朝廷接受粤督所提出来的芦汉铁路的构想,这是第一步。”

张之洞认真听着,没有作声。

“第二步,请朝廷将你由粤督改调湖督,主持芦汉铁路的兴建,同时作粤汉的规划。湖北居这两条铁路的中枢,你今后坐镇江夏(江夏:古地名,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此处泛指湖北。),稳建这不世之功。上可接林文忠公的徽光,下可承胡文忠公的遗绪。”

张之洞拊掌喜道:“这当然好极了。只是这同意建芦汉铁路和平移湖督,都得由太后圣躬独断。自古说天意从来高难问,如何能让太后的心思随着我们的意愿转呢?”

桑治平说:“事在人为。有些事看起来像是极难做到,其实若深入其间,也并非想象中的难,在于去做。”

“如何去做呢?”

“这事在广州不能做,要到北京去。你给我两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旅途,一个月在京师的活动,到了京师后再相机而行。”

张之洞说:“到京师后,当然你可以去找子青老先生,还有阎丹老。可惜丹老现在只是京师一寓公了,不妨也去和他商量商量,听听他的意见。”

“张中堂、阎丹老我都会去拜访的,另外也还可以找仁权,看看他有些什么朋友可以帮得上忙。”

“仁权这孩子老实过头了,没有多大的用。”张之洞摸了摸脑门说,“倒是杨深秀你可以去见见他。他去年中的进士,分发在都察院。杨深秀能干会办事。”

“是的。”桑治平点点头,“有三四年没有见到漪村了,到了京师,自然应该去看看他。”

“还有一个人,你和他也有过一面之交,进京后你也去看看他。”

“哪一个?”

“王懿荣,准儿的亲舅。他在翰林院做侍读。”

“哦,王廉生!”桑治平高兴地说,“他过去是你们清流党的尾巴。据说这几年用心研究古文字,在京师很有名气,我也很想去拜访他。”

因为王懿荣和清流党,桑治平的脑中突然又冒出一条路来。

“仲子兄,你去看望子青老哥,顺便帮我带件礼物给他。”

很少见张之洞给人送礼,桑治平觉得新鲜。

“梁节庵前些天对我说,赵王街有家端州人开的砚铺,铺子里收藏了一方明永乐年间五蝠献珠砚。你和节庵一起去,把这架砚台买过来。子青老哥平生好砚,把这台砚送给他,他一定喜欢。”

端砚产在广东肇庆府端州,与宣纸、湖笔、徽墨号称文房四宝中的佳品。粤督送明永乐端砚,自然是件既合身份又名贵的礼物。

“阎丹老有风痹,你的老朋友李提摩太与广州洋药行熟,请他代买一些治风痹的洋药。你忙,叫辜汤生去找李提摩太。辜汤生常埋怨无人跟他讲洋话,怕把洋话给丢了,叫他与李提摩太说一天的洋话,让他过足瘾。”

张之洞这样细心地给两位大老安排礼物,足见他对这次进京的重视,同时也给桑治平以启示。他想起此次要见的另一拨人,他们或许比张、阎更需要外官的敬奉。

“香涛兄,你给我张万两银票。我去相机行事,有的人是很需要这东西的。”

张之洞立即明白了桑治平的用意,带着歉意地说:“是我考虑不周,带上银票是很重要的。你再细细检索下,一万两够不够?要不干脆带一万五吧!”

桑治平说:“一万两够了,这也是民脂民膏。”

“一万也好,一万五也好,都是我本人的私蓄。这些开支不会动用公款的,你放心好了。”

张之洞如此公私分明,令桑治平感动:“这笔银子,说到底不是为私,而是为公。你作为私款开支,自然更好。既是私人积蓄,我更要精打细算了。具体开支,眼下也说不清,从京师回来后,我再给你一个明细表。”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切由你做主。”张之洞抚着桑治平的双肩说,“祝你成功!”

待桑治平刚转身出门时,张之洞又把他叫住:“带嫂夫人一道去京师,让她回古北口去住些日子,与亲友叙叙旧。”

二、为了一个麻脸船妓,礼部侍郎自请削职为民

在两广总督衙门洋务科众多幕友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由桑治平、杨锐起草,经张之洞字斟句酌的审核,一道长达三千余字的《请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折》,三天后在督署辕门前放炮拜寄。同日下午,桑治平带着夫人柴氏在临海码头登上火轮。他们取道水路,经厦门、上海、烟台,半个月后在天津塘沽上岸,再由陆路雇骡车进京。将夫人送到古北口后,桑治平回到城里,在南横街一家小旅馆住下,展开紧张而不露声色的活动。

第一个去拜访的,是位居体仁阁大学士的军机大臣张之万。这一对主宾在京师分手已经八年了,再次相晤,张之万已到望八之年。晚景的大红大紫,使得张之万虽老而不衰,红光满面,步履稳健,配着白发雪须,真有点鹤发童颜之状。张之万见桑治平年近五十,却依旧挺拔矫健,精力饱满,也深觉事业对人生的激发力之大。两人见面,都备觉欢喜。桑治平将张之洞的永乐端砚送上,果然,这位丹青老前辈激赏不已。寒暄之后,桑治平谈起了他此次进京的意图和打算。

“八年来,与香涛相处甚得,我常觉对他贡献太少,有负中堂当年的推荐和他的一番殷殷相聘的诚心。故毛遂自荐,进京办这桩事,算作一种酬谢吧!”桑治平款款说道,“我想借重老中堂的力量,让朝廷接受香涛所上的折子。”

“这道折子已到了北京。”张之万插话,“三天前,我就在外奏事处的登记房里看到已收到的记录。”

“第二,能让朝廷将张香涛从粤督平移湖督,以便由他来主持这桩天下第一大事。”张之万半躺在软椅上,仔细地听着。听到“平移湖督”这句话时,他缓缓坐起来,摸了摸胸前稀疏的长须,慢慢地说:“各省关于建铁路的折子,遵照太后旨意都先到军机处过堂。军机处议事时,我自然会替香涛说话,礼王爷那里,我也可以先去打个招呼。但督抚迁徙这种事,若不是太后特地叫军机处发表意见,照例军机处不敢多嘴。这是太后筷子下的一碟特菜,别人是不能下箸的。”

“这我知道,但可以造出一个机会来,让一位太后极信任的人来点一点。而且,我已想到了能打动太后的要害之辞。”

“打动太后的要害之辞?”张之万笑了笑,“你从没与太后打过交道,你知道什么言辞能够打动她?”

桑治平也笑了笑,从容答道:“太后这个人,我虽没与她直接打过交道,但她的脾性,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我曾经对她的驭政之道作过用心的研究。老中堂,我给你说点心得吧!”

身为太后的重臣,张之万自觉对这个心计甚深的女人都难以捉摸,桑治平这个布衣远客,居然对她研究有得。是旁观者清,还是隔靴搔痒?体仁阁大学士敛容细听。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咸丰十年,文宗爷命左宗棠自立一军,协助曾国藩办理江南军务。第二年文宗爷去世,太后秉政。这年底,太后简授左为浙江巡抚,以一四品京堂越级升为从二品疆吏,本已属破格隆遇。不料仅隔两年,又擢升左为闽浙总督。四年前左宗棠还只是一个避难曾国藩幕中的食客,转眼工夫便与他平起平坐,而且左的楚军也由六千人扩大到三万余众,成为别于湘军的一支劲旅。左宗棠为什么能得到太后的这般重用,迁升得如此之快?仅仅是因为他的才高会打仗吗?”

张之万被这一问给镇住了。作为曾、左时代的人,那个时候他也已进入高级官员一流了,对于左宗棠三四年之间的飞黄腾达,他的解释与朝野普遍的看法是一样的:左宗棠会打仗,朝廷急需这种人平叛复国。看来这位过去的幕友另有高见,且听他是如何说的。

“要说能打仗,李鸿章并不亚于左宗棠,且出身翰林,也不过只升到巡抚而已,直到同治六年才正式做湖广总督。为何左宗棠独独这样受到太后的眷顾呢?依我看,同治二年时,江南军事大势已定,朝廷的第一要务并不是对付长毛,而是对付在与长毛作战中迅速膨胀的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势力。但又不能采取削弱实力的做法,而只能采用帝王学中的另一招——制衡术。左有本事有实力,又一向不服曾国藩,尤其这‘不服’二字使得左成了最好的人选。于是将左迅速提拔起来,与曾国藩相当,分庭抗礼,形成一股在长毛削平之后,稳定政局的极为重要的制约力量。相反,李鸿章是曾的学生,便不能擢升太快。太后那时秉政不久,年纪尚轻,不可能有如此的深谋远虑,不知谁为她出了这个主意,那人是大清朝的一大功臣。此人对同治中兴所起的作用,当不在曾、左之下。太后接受这个主意,也足见太后的智慧不低。从后来她用醇亲王来制约恭亲王,用清流党来制约当权派,都可见她已深知其中三昧。”

仿佛真有点说破英雄惊煞人的味道。二十多年前江宁打下后大裁湘军,抑曾氏兄弟抬左宗棠、刘长佑叔侄的一系列反常举措,以及这些年来朝廷内部权势斗争的此消彼长,经桑治平拈出“制约”二字来,在官场中从青年混到白头的张之万,顿时有廓清一切之感。

他不断地点头说:“你看得很准很透,太后是在时时用这个办法。就拿前几年办海军衙门来说吧,既叫醇亲王做督办大臣,又要派个庆王来做协办大臣。一个是皇上的本生父,一个是她方家园的亲家,这不也是用庆王来制约醇亲王吗?”

“正是这样的。”桑治平接着说,“依我看,太后这些年面对着以李鸿章、刘铭传为首的淮军势力的炙手可热,和以曾国荃、刘坤一为首的湘军势力的倚老卖老,总在设法寻找一个非淮非湘,而又能独当一面的人来培植,以便制约湘淮两股力量。以我冷眼观察,这个人便是张香涛。”

堂弟这些年的迁升速度确有当年左宗棠飞黄腾达的架势,但作为湘淮力量的制约人,张之万倒没有从这个方面想过,经桑治平这一提醒,他有点恍然大悟似的。

“香涛这些年也还争气,尤其是镇南关那一仗,打得太漂亮了。你不知道,战前我还真为他担心,生怕他成了第二个张树声。祖宗保佑,他没有给张家丢脸。”

“所以,我以为在今后的年月里,张香涛将作为文武兼资的社稷之臣受到太后的器重。故而,当有一个太后信得过的大臣向太后点明,兴建铁路尤其腹省干线乃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这桩事若让湘淮两个圈子里的任一个人来做,都会因此而更助长他的声望,从而使得重量倾向一方。只有让张香涛来做,才能让他挟此事功,成为真正能制约湘淮的第三大力量。若能如此,大清江山将可厝于磐石之上,至少二十年内可保平衡。”

张之万离开软躺椅,一边踱着步,一边说:“你这话是计虑深沉之言,只是得由谁去向太后挑明呢?我是他老哥,自然不合适。醇王爷格于他的身份,不宜讲这等话。其他人,有能和太后做这种谈话的,太后未必信得过他;太后信得过的人,又未必有这个机会。”

“有一个人,太后信得过,他也会乐意为张香涛去当说客,但眼下缺少与太后见面的机会。”

“哪一个?”

“阎丹老。”桑治平答。

“要说太后对阎中堂,虽然也有过不愉快,但我知道,从心里来说,太后是很敬佩他的。接受他的致仕请求,却又挽留他住京师,每个月派御医登门两次为他拿脉诊病,从太医院那里给他取药,本朝尚无先例。只是他既不在军机处,要见太后就十分之难了,怎么能有进言的机会呢?”

桑治平说:“张香涛知他风痹严重,特地从洋人那里购来了最新的治风痹良药。明天我去拜访他,先把药给他送去。”

“也好。你先去看看他,了解下他的近况。过几天,我亲自去见见他。若有可能的话,我们两个老头子为香涛来谋划谋划。”

第二天,桑治平由张府仆人带路,来到猫耳胡同阎宅。

猫耳胡同是一条很小的胡同,胡同里只有十几座老旧的小四合院,阎敬铭所住的院子就是其中的普通一座。不但外面不起眼,里面也一样的灰暗逼仄,若不是张府仆人导引,桑治平寻遍京城,也不会想起会在这种胡同宅院里,找到一年前还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的阎敬铭。八年前去解州书院拜访的那一幕又重现在眼前,对比数百步外的豪宅大院高车驷马,桑治平禁不住感慨唏嘘。

“去年当然不是住在这里,那院子宽大些,胡同也大些,因为一天到晚有不少人来,主要是方便客人。现在不在位了,也没有几个显贵的客人来了,要那么大院子做什么,这也就足够了。”当桑治平疑惑地发问后,阎敬铭平淡地解释。

一个三十余岁不脱庄稼人本色的黑瘦汉子过来冲茶,桑治平认得,这就是那年陪着进京的阎敬铭的侄孙。阎敬铭指着侄孙说:“过去的男女仆人也全都打发走了,只剩下他们两口子跟着我,做点茶饭浆洗的杂事。”

京城哪一位退下的大员不依旧是钟鸣鼎食奴仆成群,阎敬铭如此不合时宜,怪不得在官场里混不长久!桑治平在敬佩之余不免生出几分怜恤来。

“你这次为的啥事进京?张香涛还好吗?”阎敬铭仍然是一口带着浓重鼻音的陕西口音。桑治平心里想:他这样瓮声瓮气地说话,慈禧听了不烦吗?嘴上忙答道:“我来京师,是为两广办点公务的。张香涛很好,他常惦念着您,知您有风痹,特地从洋行里买了些西药,叫我送给您。您试着吃吃看。”

说着,打开随身带来的布包,将一个尺余长宽印着几排洋文的白纸盒递了过来。阎敬铭接过,打开纸盒盖,里面整整齐齐排列着几十个雪白的玻璃小瓶,取出一个小瓶子看时,内里装着百十颗黄豆大的小丸子。

“怎么个吃法?”

“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四粒。一个瓶子一百粒,可吃十二天,这里有二十四瓶药,差不多可吃一年。”

“劳香涛费心了。”阎敬铭笑了笑说,“萧太医很怕洋药,看来这个药还只能偷偷吃,不能让他知道。”

叫侄孙收好药后,阎敬铭笑眯眯地问:“你来京师办什么公事,机密吗?”

桑治平答:“也不是什么机密事。眼下为着要不要修铁路的事,各省都在发表自己的看法,张香涛集合衙门幕友也在探讨这个事。大家都说,铁路是致中国于富强的大好事,并且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为此专门上了一道长折给朝廷。”

“大胆的设想?”阎敬铭微笑的脸上布满皱纹和褐色老年斑,“设想什么呀?”

“张香涛和粤督衙门的幕友们认为,中国有一条大铁路要修,即从北京到广州,把这条大铁路修好了,中国南北就通了。京广铁路好比人身上最大的一条主血脉,这条血脉一通,人就生龙活虎了。”

“好!”阎敬铭昏花的老眼里突然射出光亮来,“这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设想,张香涛为朝廷出了一个好点子!”

不待桑治平点明,阎敬铭已明白他此次进京的意图:“我知道,你此次是负着张香涛的重托,来京师游说当路者,让他们为这个设想说话。”

“正是的!”桑治平兴奋地说。

“可惜,我已不当路了。”阎敬铭边说边用手按压着大腿,显然是风痹的原因,因坐久了大腿发胀,“不过,我可以为你出个主意。”

桑治平忙说:“请丹老赐教。”

阎敬铭说:“据我看来,太后表面上讨厌洋人,心里其实很看重洋人,洋人说的一句话,抵得上文武大臣的十句百句话。修京广铁路这样的大事,若仅张香涛一道折子,太后很可能会被建这条铁路的困难所吓住,不会同意。若有几个洋人,尤其是英、法这些强国的洋人也说中国宜建这条铁路,太后就会心动了。据说张香涛的幕府中有好些喝过洋水的人,叫这些人用洋文洋名在几家外国报纸登几篇文章,那就起大作用了。”

“用洋文洋名”,这不是明摆着叫中国人冒称洋人吗?这不是与圣贤“诚实不欺”之教大相径庭吗?倘若这句话,从时下的一般官员口中说出,自是毫不足奇,但却由这位丹老口中轻轻松松地说出,却令桑治平颇为吃惊。然而也就在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对这位传奇式三朝元老的所知,或许仅只皮毛而已!

“丹老,外国报纸上的文章,太后是怎么知道的?”

阎敬铭微笑着说:“总署里有一个翻译馆,馆里也有十几个深懂洋文的译员。这些译员什么事都不做,天天读外国的报纸,遇有议论中国的事则译出来,送给总署大臣,再由总署大臣拣大的送给太后亲自过目。太后每天上朝之前要看一个小时总署送来的译文。”

啊,原来慈禧并不蔽塞寡闻!

看到阎敬铭再次按压大腿,桑治平不敢久坐了。他起身告辞,急忙奔到仁权家,要仁权将阎敬铭的建议用电报发往广州。

将拜访阎宅的情况禀报张之万后,在仁权的陪同下,桑治平看望了王懿荣。

这个未来的甲骨文之父至今仍屈居于中下级京官之列,翰林清贫,加之他两年来身患腹胀之病,药资耗费不少,家境颇为萧条。桑治平拿出五百两银票来,说是妹婿所赠。妹子已去世八年了,妹婿还念及旧情,重金相赠,王懿荣很感激。因为是至戚,桑治平将进京的意图毫不隐瞒地告诉王懿荣,并坦率地对他说,希望借助当年清流的力量,为张之洞谋求支持。

王懿荣沉吟片刻后说:“好!今天天晚了,明天一早,我们雇个骡车到西山去一次,我陪你去看一个当年清流中的重要人物。”

“谁?”

“明天在车上我再跟你说吧!”

王懿荣有意卖了个关子。吃完晚饭,仁权回家去了,桑治平则和王懿荣闲聊京师官场士林。夜里,桑治平躺在王家书房的单人木床上,将往日清流名士们排了个队,却始终拿不准眼下住在西山的是哪一个。

第二天,是北京秋日的一个好天气,阳光和丽,蓝天高爽,想起西山此刻正是红叶烂漫的时节,桑治平便欢喜难耐,转念又想:这位翰林老弟怕是借看人为由,邀我秋游西郊?坐上骡车后,王懿荣笑着问:“你想得出我今天带你到西山去看谁吧?”

桑治平摇了摇头。

“当年与四爷齐名的翰苑四谏之一的宝廷。四爷放外晋抚不久,他也擢升为礼部侍郎。”

啊,原来是满洲第一才子宝竹坡,当年京城赫赫有名的清流党,桑治平怎会不知,只是没有见过面罢了。

“他在礼部做侍郎,为何又住在西山?是不是西山有别墅,他这段时期在西山养病?”

王懿荣笑道:“哪里养什么病,他早已不是侍郎,隐居西山两三年了。”

“这是怎么回事?”

“你听我慢慢地说吧!”

于是,在通往西山的古道上,在骡车清脆的铜铃声中,王懿荣为远道客人讲述了一段清流党人中的风流故事。

三年多前,黄带子宝廷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出任福建乡试主考。乡试完毕,宝廷离开福州北上回京。这一天,来到浙江衢州府江山县。江山县风景秀丽,尤其是流经境内的衢江两岸更是山清水秀,风光如画。载舟泛衢江,便成为江山县的一大特色,向为文人雅士所称道。船家为了揽客,常以年轻的女人作诱饵。这些女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都能唱几曲歌子,弹两手琵琶。她们卖唱也卖身,多花几个钱,大白天里也可在乌篷盖着的舱里陪游客睡觉,故而好色之徒趋之若鹜,江山船妓也便艳帜高张。这宝廷本就是一个极好女色的文人,早闻江山县有这等美事,遂有意在这里玩乐玩乐。他悄悄吩咐贴身仆人,去寻找一家有着最美女人的船户,不管他开价多少,都可以。仆人很快便给他找了一只船,船上有一个能歌善舞的美女,白天陪他看两岸风光,晚上在船舱伴宿,一天一夜收白银三十两。宝廷主考福建,放榜后新举人们合伙凑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给他作程仪,三十两不过区区小数,他满口答应。

第二天一清早,宝廷带着仆人上了船。这个船比别的船都大,船板船舱都像新油漆过似的光亮亮的。船上的各种器具也都整齐干净,驾船的是一对五十开外的老夫妻,对这个舍得出大价的游客兼嫖客十分殷勤。自然,最令宝廷开心的,是那个浓妆艳抹、打扮时髦的船妓。这女人二十五六岁,高挑而丰满,美丽而妖冶。特别是那一对三寸金莲娇娇小小,托在手掌里都嫌纤弱。宝廷是满人,家里的福晋也是满人,满人不裹脚,故而在宝廷的眼里,小脚更显得可贵。那女人边弹边唱,琴声婉转歌喉甜美,说起话来,一口软绵越语,又温又柔,如糖似蜜。宝廷完全被这女人给迷住了,哪有心思去看两岸的风景,一双眼睛总盯着船妓眨都不眨一下。天色尚未断黑,便拥着那女人进了舱,一夜颠鸾倒凤,销魂荡魄,宝廷似乎平生没有这样畅快过。他决定将她买下来,带回京城去。

“姑娘,我是当朝的礼部侍郎,圣祖爷的后裔,你愿意跟着我吗?”

姑娘被吓蒙了,瞪着一双大眼睛借着闪来晃去的豆油灯,将眼前这位年过半百的单瘦嫖客,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看着,心里想:礼部侍郎,圣祖后裔,这可能吗?这大的官,这尊贵的身份,他会来江山县嫖船妓吗?她惊疑万分地摇了摇头。

“你是不同意,还是不相信我说的话?”

宝廷平静地笑了笑。那姑娘还是只瞪眼看着,不说话。

“我给你看样东西。”

宝廷从随身带的蓝布包里取出一段三寸长一寸宽厚的铜柱来,悄悄地说:“这是朝廷颁给我的福建正主考官铜印,不信,我盖一个给你瞧瞧!”

说着,又从蓝布包里取出一团印泥来,将铜印在印泥上擦了擦,看看左右找不到盖印的纸张,突然他灵机一动。“姑娘,伸出你的手臂来。”

船妓不知他要做什么,顺从地将手臂伸过来。宝廷卷起她的袖子,将铜印往她的手臂上一压。立时,姑娘雪白的手臂上现出几个鲜红的字来。姑娘识得一点字,看那上面果然印着“钦命福建乡试正主考关防”十一个字。

果然是一位贵人!这船妓从十六岁开始便做皮肉生意,她做梦都不敢想在这种场合上能遇到如此贵人,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呀,老天爷送来的好运,岂可让它失掉。姑娘忙磕头说:“若大人不嫌我卑贱,我一世做牛做马侍候你。”

宝廷笑道:“不要你做牛做马,要你做我的姨太太。”

姑娘欢喜无尽地说:“能给大人做姨太太,是我三生修来的福气!”

宝廷摸着姑娘的脸蛋说:“船上老两口是你的父母吗?”

“不是,我八岁时被人卖给了他们。”

“你看,我从他们手里买下你,会要多少银子?”

姑娘愣了一下说:“这个我不知道,他们一定会要大价钱的。”

宝廷没有作声。

姑娘急了,忙说:“如果他们要价太高,我会帮大人说话的。我死活要跟你走,他们说不定会把价降下来的。”

宝廷笑了笑说:“难得你一番好意。”

第二天清早,宝廷就向船主提出要买走姑娘。

船主问:“她本人同意吗?”

“同意。”宝廷答。

船主想了想说:“你拿一千五百两银子来吧,一手交银一手交人。”

仆人在一旁听见,吓了一大跳,忙把主人拉到一边,偷偷地说:“大人,你不能买这种女子,以后让人知道了,多不好!”

宝廷一本正经地说:“买妾是常事,有什么不好?青楼女都可以买,船家女就不能买?”

仆人又说:“即便要买,也要还个价呀!一千五百两,这价出得太高了。”

宝廷笑道:“你不知道,这女子是无价之宝,一千五百两不贵。我主考一次福建,都得了一千五百两程仪,她还比不得我一次主考吗?退一万步,就算没放这个差,我没得这一千五百两程仪嘛!”

仆人无奈,只好不作声了。宝廷痛痛快快地交给船主一千五百两后,高高兴兴地带着船妓继续上路。途中的某一天大清早,他突然发现,刚洗好脸未及化妆的船妓脸上长着十多颗浅麻子。那女子见宝廷看出了她的毛病,十分羞愧。宝廷却不以为然地说:“你这麻子浅,多搽点粉就行了,我与你相处十多天了才看出,别人谁会知道我娶了麻女?”

后来宝廷刻印自己的诗集,命名为《一家草》。因为江山县的这种船业以九家船户最为著名,浙江人称之为江山九姓。于是有好事之徒以此作联:“宗室一家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

宝廷并不在乎别人的讪笑,将这个麻美人当作无价之宝看待。到了京师后,先在西山买了三间房子,让麻美人住,自己常来西山与她相会。后来此事终于被人发现,京城里弄得沸沸扬扬的。宝廷于是干脆上了一道自劾折,说身为宗室侍郎,在奉命主考期间嫖船妓,又买之为妾,实属有违圣命,有辱斯文,请朝廷准予辞职为民,以肃言箴以惩来者。慈禧也深恨宝廷太不争气,便真的将他削职为民。福晋和两个翰林儿子也以他为羞,于是宝廷索性离京长住西山,与麻美人厮守在一起,这一住便是三四年了。

“真正难得的一段风流佳话!”桑治平听完王懿荣的故事后快活地大笑起来,“想不到张香涛当年的清流朋友里还有这等性情中人,想不到宗室中还有这样不爱高官爱美人的风流名士!如此有趣的人,我真想结识结识他。”

王懿荣也很高兴地说:“马上就要到了,你可以在西山多住几天,和他说个透!”

三、经阎敬铭点拨,慈禧重操制衡术

说话之间,骡车拐进了山村小道,四周尽是黄黄红红的树叶,连茅草也被映得火亮亮的。西山,果然已被它独特的秋景所包围,与尘土飞扬人声喧嚣的市廛相比,眼前的西山真是神仙居住之处。

王懿荣指着前面的几间简朴的泥木房说:“宝廷和他的麻美人就住在这里。”

他们刚下骡车,就见屋子里走出一个面容清癯的半老头子来,一身布衣布履,头上戴的也是一顶布帽子。他朝骡车看了一眼后高声招呼:“稀客,稀客,我听见骡铃声,知有客人来了。原来是你王廉生,你可是难得来的呀!”

王懿荣也笑呵呵地说:“你是西山之主,这么美的西山红叶,也不发个帖子请我们来玩一玩。”

说着走近了,王懿荣指着桑治平介绍:“你知这位是谁吗?他就是这几年协助张香涛成就大业的桑治平桑仲子先生!”

宝廷满脸笑容地说:“早就听说张香涛身边有个了不得的桑先生,今日能在西山与您相见,幸会幸会。也不必进屋了,就在这坪里坐吧!”

桑治平也笑道:“久仰竹坡先生大名,有缘得见,足慰平生。这坪里最好,一边畅谈,一边欣赏西山秋景。”

坪里摆放着几张木桌木凳,大家坐下。一阵山风吹来,夹带着几声雀儿啼叫,顿觉心旷神怡,浑身清爽。

宝廷朝屋里喊道:“水妞,来贵客了,快端茶点上来。”

王懿荣悄悄地向桑治平使了个眼色。桑治平明白,这水妞就是刚才说的江山船妓了。

水妞出来了,手里端着一个大木盘,盘子上放着茶杯、果点等。桑治平仔细地看着这个女人:丰腴匀称,五官端正,脸上笑意盈盈,或许忽闻客至来不及化浓妆的缘故,当她走近桌边时,明显可见脸上的麻子。桑治平心想:即便除开麻点不论,要说这个女人多么美艳迷人,似乎过分了点,这种女人多的是。她到底凭借什么将宝竹坡迷恋得神魂颠倒,以至于连官位家室都不要了呢?想到这里,桑治平越发觉得眼前这个宗室可爱起来。在许多人看来,此乃典型的不足为训的放浪行为,可他却能顶得住压力,受得了寂寞,守住这个麻女怡然自得地生活着。这种与世俗为敌的勇气和耐力,显得多么难能可贵!桑治平想起张岱说的两句话来:“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话虽被视为惊世骇俗的怪诞之言,然衡之于世人,又的确如此。这位宝宗室可谓癖恶疵大,然而却又是真正的有深情有真气的人。桑治平的确乐意与他做朋友。

“仲子先生,这里不比城里,没有好东西款待,将就吃一点。”正在桑治平神思遐想的时候,宝廷给他递上一片野梨。

桑治平接过,顺口问:“竹坡兄这几年过得还好吗?”

“马马虎虎也还过得下去。”宝廷一边嚼着野梨一边说,“我就好喝酒,这个毛病到死都改不了,故而日子过得拮据。”

桑治平想起随身带的银票,便摸出一张来递给宝廷:“这是一千两银票,是张香涛送给你的。他说他做督抚七八年了,从来没有对过去的朋友有过丝毫资助,心里有歉意。竹坡兄,看来你正需要它,你就收下吧!”

宝廷并不推辞,立时接过说:“这是张香涛送给我的银子,我有什么收不得的?何况我这几年缺的就是这东西。”

说着又掉过头对里屋叫道:“水妞,张香涛送银子给我了,你出来一下。”

水妞又出来了,笑吟吟地从宝廷手里接过银票,向桑治平深深地道了一个万福后,捧着银票又款款地进了内室。

看着水妞左右摆动的细长腰肢,桑治平看到了这个女人与众不同的风韵,他似乎突然明白宝廷被她迷住的奥妙所在。

桑治平不由得赞叹:“竹坡兄,你真好艳福,有个这么年轻漂亮的太太。”

“不是太太,是姨太太。”宝廷大大方方地纠正。

王懿荣笑着说:“在来的路上,我把你们两人的故事说给仲子听了。他高兴得不得了,连连称赞你是性情中人、真名士,愿意与你做朋友。”

宝廷喜道:“看来仲子也是个性情中人,我很乐意有你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说句大实话,你别看张香涛是个八面威风的总督,于性情中事,他比我绝不逊色!”

说罢,自个儿哈哈大笑起来。桑治平、王懿荣也跟着笑了。王懿荣说:“竹坡,我问你一件事,你要对我说实话。”

“什么事?”

“你那年带着姨太太回京师,为何一定要自劾,而且自己提出要朝廷准你削职为民。无论宗室里,还是卿贰一级的官宦中,买妓做妾的都大有人在,让人说说议议一段时候,兴头一过自然也就风平浪静了,有的人干脆来个不承认,反说人家诬陷大臣。你怎么这样胆小怕事,难道你真的认为自己是有辱朝廷吗?”

宝廷笑着说:“你看我像个胆小无主见的人吗?”

王懿荣说:“就是看着不像,我才有这个疑问。”

宝廷收起笑容,过了好一刻才开口:“你是我过去的清流朋友,仲子和我一样是个性情中人,当着你们真人,我不说假话,我对你们说实话吧!”

宝廷端起手边的茶杯来,喝了一口,对着两个聚精会神的听众继续说:“我原本也并没有想为这件小事自劾的。带着水妞走到山东的时候,突然听到张幼樵充军新疆的消息,心里大吃一惊。到了通州,又听人说陈弢庵降五级处分,已回原籍福建去了,心里好一阵难过。回到家没几天,又听说吴大澂与俄国人勘定边界受辱而回,京中官场对他倍加奚落。这一连串的坏消息,使我突然醒悟过来。我自思前些年也爱放言高论,得罪过不少人,张、陈、吴都是被人诱进圈套,跌到陷阱里去了。看来,这不仅仅只是对他们三个,而是对清流党的算计。李中堂、潘部堂都不在军机处了,保护伞已失去,说不定哪天自己也会糊里糊涂地进了别人的圈套而不自知,何不索性借这事来跳出是非圈。两位,实话告诉你们,我宝竹坡用的是苦肉计,以自污来免祸,苟全性命于乱世。”说罢苦笑起来。

王懿荣说:“原来如此!看到这几年清流凋零的现状,我也猜到几分,只是不能坐实罢了。”

宝廷说得兴起,指着不远处一个棚子说:“你们看那是什么?”

桑治平顺着手势看去,茅草棚里放着一个大木器,像是棺材,却又比通常的棺材大得多。

王懿荣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告诉你们吧!那是一口可装两个人的棺材。”宝廷爽朗地笑道,“这全是黄体芳那促狭鬼害的。”

黄体芳现为通政使,早些年也是清流中的一员干将。王懿荣和他很熟,桑治平也知此人。

“黄体芳说,你每次弹劾别人,都声言不畏死,并曾买过一口白木棺材寄在龙树寺,这事太后早已知道。说不定你这次自劾,太后会赐你自尽。你为船妓而死,船妓自不当独存,故要死就会同时死两个,不如干脆先定做一口可盛两尸的大棺材。过去你是为义而不畏死,而今是为情而不畏死,普天下都仰慕你是个汉子。我听信黄体芳的话,果然做了这口可盛双尸的大棺材。不料太后并没有叫我死。我拿这口大棺材真没办法。要卖出去吧,哪家会买这样的棺材,准备一天死两人?要劈掉当柴烧,大清律有规定,劈柩有罪。只好供在这里,今后唯有慢慢让它腐烂好了。”

说罢又纵声大笑起来。

世上居然有这等胸襟的人!桑治平望着这位满洲绝无仅有、天下罕见其双的名士,不觉从心里爆发出酣畅淋漓的笑声来。

三人快乐地大笑一阵后,宝廷说:“不说我的那些无聊事了,仲子,谈谈张香涛吧。你从广州到京师,又从城里来西山,想必有大事,说说你们的事吧!”

在这样胸无城府、旷达脱俗的人面前还有什么可隐瞒的,桑治平将他心中所想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全部掏了出来。

宝廷平静地说:“自光绪二年张香涛从四川回京,到光绪十年张幼樵、陈弢庵获罪,这八九年间是京师清流最活跃的时期。那时国有大事,清流必集会商讨;参折朝上九重,犯官夕入诏狱,是何等的风光!但后来,香涛外放,潘伯寅、李高阳相继出军机,再到张、陈贬谪,我宝某人隐居,邓铁香病归,这几年来,风流云散,人去楼空,京师不闻清流之名已久矣。”

宝廷这几句话说得桑治平心里沉重起来,是啊,今非昔比,先前震慑朝野的清流还可以借重吗?

“尽管清流辉煌不再,但余韵尚存。”宝廷的语气显然转变了,“李中堂现仍做着礼部尚书,潘伯寅在家养病,国家大事他还挂念着。黄体芳做通政使,他的侄儿黄绍箕在翰林院做侍讲,这小黄比老黄更敢作敢为,日后前途无量。此外,还有我们这个大学究王廉生在。张香涛是清流的骄傲,他现在有事求大家帮忙,众人岂能袖手旁观?这事交给我好了,我来做串通人,五六年没有集过会了,不妨借这个题目大家再聚一聚、议一议,也让官场士林知道,清流还在,大家做事还得留神点。”

桑治平刚要变冷的心立时被宝廷这番话烧热了:原来这个退出官场的隐士还依然热情如故!此时他才明白,为什么王懿荣要带他上西山来会宝廷。正在高兴时,一个顾虑冒了出来。

“竹坡兄,这修铁路是大洋务,据说当年的清流们是以谈洋务为耻的,他们会对铁路热心吗?”

宝廷哈哈笑道:“仲子,你这是老皇历了,经过甲申年跟法国人这一仗,大家都看出洋务的重要了。徐桐、崇绮等视洋务为仇的老顽固没有几个了,即便翁同龢等人反对修铁路,也是别有用心,并不是反对洋务。”

“好,这就好了。”

桑治平放下心来,开始和宝廷、王懿荣细细研讨每一个环节。黄氏叔侄也属清贫之列,依王懿荣例,赠五百两银子。李鸿藻是个清高之人,绝不收银,这几年他一直遵照当年龙树寺方丈通渡所说,服饮龙树寺代为炮制的丹皮茶。于是决定送三百两银子给龙树寺,寺里每三个月给李府送去五斤丹皮,直到将三百两银子用完为止。宝廷说至少可以用十年,老头子今年六十九岁了,还不知活不活得了十年。潘祖荫也是个不收银子的名士,他一生爱的是鼻烟壶。就叫精于鉴别的王懿荣到古董铺给他买一对极品鼻烟壶,再贪心的古董商,喊出二百两,也是天价了。

送银送礼请帮忙的事,都由眼下无任何职衔在身的宝廷去办,可以不露声色,不着痕迹。众人收下银礼答应后,桑治平再一家家去走访,代张之洞去看望他们。宝廷建议:“在萃华楼置一桌酒,大家一起见见面,聚一聚。”王懿荣认为现在已不是八九年前的情形,清流们还是宜散不宜聚。桑治平也以不聚为好,免得招来闲言碎语。

就在宝廷与众清流联系的时候,阎敬铭也为此事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一连服用十天洋药后,阎敬铭感觉风痹痼疾有了明显缓解:可以拄杖在胡同里来回走上三五次,腿脚不胀痛了,右手也可以握管作字了。号称风痹圣手的萧太医开的单方,吃了一年多,并没有大的效果。看来这洋药是真的好。老头子因病情的好转,这几天里心绪很好,故而当张之万来看望时,两个老搭档兴致勃勃地说了一个下午的话,趁谈话投缘之机,张之万将桑治平的那番话婉转地说了出来。送走张之万后,阎敬铭躺在床上思索良久。自己一个无官无职寓居京师的衰老头子,又如何能将那些话上达天听呢?即便想出个法子,那些话又如何既含蓄又不致很费解地来表述呢?琢磨来琢磨去,阎敬铭觉得最好的方式是面见太后。如今要面见只有一个借口,即要离开京师回原籍了,请求陛辞。不是在任要员,太后能拨冗召见吗?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且试一试,太后实在不肯召见,那也只能归之于天意了。

寓居京师,原是为了治病,现在萧太医既然治不好,而张之洞送来的洋药却有效,不如回解州去专吃洋药好了,滞留京师已无必要。倘若因此而成全张之洞的好事,也算酬谢了当年他的推荐之德,于人有利,于己无损。临天亮时,阎敬铭终于拿定主意。他用心口述一篇情意殷切的折子,叫侄孙记下封好,递交给午门侍卫,由午门侍卫代送到宫中外奏事处。

出乎阎敬铭意料,慈禧在看到阎敬铭的折子后,立即传令,次日上午在养心殿召见。这一年多来,慈禧多次从萧太医的嘴里听到阎敬铭居所是如何的卑陋,自奉是如何的简朴,也多次从户部堂官口里听到阎敬铭留下的账目是如何的明白清晰,与部属的交往是如何的公私分明。慈禧对这位致仕大吏有了更深的了解。

不要因慈禧日食万金、挥霍数千万两银子修建颐和园,就以为她也赞同别人奢豪靡费;不要因慈禧用卖官鬻爵笼络收买等手法来驾驭臣工,就以为她也希望别人贪污中饱、拉帮结派,恰恰相反,历朝历代的专制者,从来都是将他本人与律令法规分开的。国家律令、祖宗成法都只是对臣下而言的,他本人绝不在其管辖约束之中。他本人可以穷奢极欲,却要求臣下越节约越好;他本人可以无端猜忌,却要求臣下忠贞不贰;他本人可以培植私党,却要求臣下决不能朋比结伙。古往今来,凡专权擅政的帝王,莫不如此。慈禧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阎敬铭不贪不欲,是难得的好官,过去的不满早因他的致仕而消除,如今对他施行格外的优渥,正好为文武大臣树立一个典范。

“阎敬铭来了吗?”第二天上午,慈禧带着光绪,刚在养心殿东暖阁炕床上坐定,便问当值的端王载漪。

“阎敬铭已在朝房恭候多时了。”载漪恭恭敬敬地回答。

“你去把他叫来。”

“嗻!”载漪没想到第一个叫起的便是阎敬铭。

一个钟头前,朝房里便坐满了等待召见的大臣。今天共有五起,有军机处的,有刑部的,还有外省进京的督抚。因为知道阎敬铭是个致仕回家的人,这把年纪了,也不会再有起复的可能,对官场而言,已是个没有用的废物。载漪只对阎敬铭不冷不热地打个招呼后,便热情地与那些现任军机督抚谈天说地聊家常,再不理他了。这么多肩负重任的人等着要见,为何第一个召见他呢?载漪不明白太后脑中的机奥,来到阎敬铭的面前,脸上略有点笑意:“阎大人,太后叫您哩!”

太后第一个召见一位致仕回籍的革员,这是件稀罕的事,满屋大臣都用惊异的眼光望着阎敬铭。七十三岁的阎敬铭确实已经衰老了。他的须发已全部变白,而且白得哑暗没有一点亮光,面孔瘦削,本来就粗糙多皱的皮肤上又增加了密集的老人斑,更显得老态。他慢慢地站起来,步履沉重缓慢,略带有点颤巍巍的样子,好像两条细长的腿已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起整个身躯了。

来到养心殿东暖阁,按照规定,阎敬铭向太后和皇上行了跪拜礼。慈禧指着旁边的一个尺把高铺着西北毛毯的四方木墩,对阎敬铭说:“起来吧,坐在这儿说话。”

“臣不敢。”阎敬铭坚持要跪着。

“阎敬铭,你七十多岁了,又是先帝简拔的重臣,今日陛辞,非比平时奏事,坐着说吧,也算是我和皇帝为你送行了。”

慈禧的出格礼遇使阎敬铭颇为激动:“臣谢太后和皇上的恩赐。”

他站起身,双腿似觉麻木,赶紧坐在木墩上。

“一年多不见了。”慈禧望着阎敬铭显得龙钟的身态,关心地问,“病都好了吗?”

“托太后、皇上洪福,这一年来,多亏萧太医的精心诊治,风痹宿疾已好多了。老臣准备离京回籍慢慢调理。老臣这一去,便再无觐见之日了。天恩高厚,粉身碎骨不足以报答,故恳请能再见一次太后、皇上,以表老臣依恋感激之心。”厚重闷实的陕西腔,从这位土得像黄土高坡上的农夫,老得像华山深处的百岁道长的前协办大学士口中吐出,显得格外质朴诚恳。

慈禧听了这话,也颇为感动,以难得的和蔼问:“你离京以后,是回朝邑本籍,还是回解州书院?”

“臣本籍朝邑已无房屋,故打算先回朝邑,借亲戚家住几个月后,依旧回解州书院去住。”

“再给士子们讲点书吧,为国家培育人才,是一件好事。”

“怕不行了。”阎敬铭凄然地笑了一下,“臣这一年来精力已大不支了。”

慈禧听了这话,心中怃然:“莫说你已七十多,我才过五十,便常有精力不支之感。好在皇帝已成年,过几个月就亲政了,今后我也不再为他操心了,国家大事就让他自己做主。”

说罢,特意看了光绪一眼。平时,光绪陪着慈禧召见臣工,向来不说话。一则因为马上要亲政了,二来出于对三朝元老的敬重,光绪问了一句:“阎相国你就要走了,国家大事上,你还有哪些要对朝廷说的?”

阎敬铭正愁无法切入正题,光绪这句话,恰好帮了他的忙:“老臣自离开户部、军机处后,就不再过问国事了,太后、皇上英明圣睿,国家大事,桩桩件件都允洽天意民心,老臣也实不能置喙。老臣只想说一句话,眼下铁路一事,依老臣愚见,应当修建。”

两天前,军机处将张之洞的折子呈递给了慈禧,慈禧对张之洞的建议也有兴趣。阎敬铭既然说到这桩事,不妨听听他的看法。慈禧问:“李鸿章建议修津通铁路,张之洞建议修腹省干线。你看先建哪条为宜?”

阎敬铭答:“从对国家的作用而言,腹省干线要远远大于津通铁路,老臣以为当先修腹省干线。”

慈禧说出她的顾虑:“从京师到汉口,有三千里,需银一千六百万两。张之洞提出分八年修造,每年提二百万。你是做过多年户部尚书的人,你说说,户部每年二百万提得出吗?”

“提得出。”阎敬铭不假思索地回答。

这两年来,颐和园工程因有海军衙门的资助款子,正在大张旗鼓地兴建。慈禧对此虽然很满意,但也常听到一些闲言闲语,有些言官的折子中也会旁敲侧击地点到此事。慈禧希望能有一项大的工程,转移大家对园工的视线,让他们看到,朝廷并非只注意太后的住宅,更注重国计民生。她心中也倾向建一条大铁路,但她被户部叫穷叫怕了,面对这样一件大事,她心里没底。阎敬铭坚定的回答使她一时突然感到,朝廷真的不能缺少阎敬铭。他这一走,户部今后还可以每年拨得出二百万吗?

“阎敬铭,这些年来你实心为朝廷办事,我和皇帝都是知道的。你走后,我以后会想起你的。”

慈禧这两句充满感情的话,使阎敬铭很觉温暖。他本来想就修铁路的事再多说几句,并借这机会推荐张之洞做这桩大事。但现在不宜再说这种话了,于是说:“七年前,蒙太后、皇上不弃,召老臣来京师,这些年又得以入军机,晋相位,享尽人间的至高尊荣,老臣肝脑涂地,不能报太后、皇上之恩于万一。为朝廷办事乃臣子本分,只是老臣禀赋愚钝,性情憨直,办事多有不中意之处,尚请太后、皇上宽谅。臣走后,请太后多多保重玉体,天下臣民都仰仗太后的庇护。”

这后一句话,最使慈禧听了舒心。慈禧最担心的便是一怕皇帝亲政后全不把她当一回事,大事小事,都自己说了算,心目中已不再有她这个圣母皇太后了。二怕文武大臣们的心全都转到皇帝那边去了,不记得是她给他们带来如今的荣华富贵。三怕今后住到园子里,没有国事要办,再也看不到百官匍匐在她面前唯命是从的场面了,那日子将怎么打发?一句话,即将交出最高权力的慈禧心里有一种隐隐的失落感。“天下臣民都仰仗太后的庇护”,这句话说得有多好!她突然发现,阎敬铭是真正忠于她的大忠臣,悔不该去年接受他的辞职。慈禧这样想过后,立即意识到,应该在此时听听他这方面的想法。

“过了年后,我就再不管国事,都由皇帝自个儿处置。他也长大成年,我也放心了。”

“孩儿不懂事,还请皇额娘多加训诫。”十八岁的皇帝深知太后这话背后的潜台词,不顾有外臣在旁,赶紧接话。

慈禧笑了笑说:“阎敬铭,我一向知你刚直公正。你要走了,我也要歇息了,你给皇帝荐举几个人吧。”

提铁路的事,就是要将太后的思路引到用人这个点子上来。但这话要怎么说才能得体呢?他迅速将昨夜的思索回忆一下后禀道:

“皇上天禀聪明,有太祖太宗之风,十多年来,又得到太后的精心培育,大清将会一天天强盛兴旺,这是老臣和中外文武所意料之中的事。向朝廷推荐人才,这是本朝二百年相沿的良法,臣蒙三朝特达之恩,又曾忝列内阁军机,自是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得太后圣睿的启发,老臣于此也有过一些心得。”

慈禧心想,这个倔老头子得到了我的什么启发?遂认真地听。光绪则听得更加聚精会神。

“臣年轻时好读史书,对前代治乱之世都极有兴趣,然终不甚明了治世何以治,乱世何以乱,为人君者其应世之方,处世之术,又何以有高低之别。咸丰十年文宗爷擢湘军统领曾国藩为江督,同治二年太后擢楚军统领左宗棠为闽督,而后又擢李鸿章为湖督。从此,湘淮楚三军鼎足于世,互为激励,收长毛、捻子于彀中,固祖宗江山如金汤,老臣终于茅塞大开,佩服太后御政之高明。这治与乱,一字之差,全在于为人君者如何制衡。”

阎敬铭说到这里,有意停了下来。为了这几句话,他昨夜很费了一番心思。桑治平所挑明的“牵制平衡术”,的确是慈禧太后从执政之初便采取的成功手腕。但这种手腕只可由她本人做,却不能容忍旁人说。如何来表述,既让她知道,又不使她不快呢?阎敬铭左思右想了许久,最后,他想一是还得说,二是点到为止,神明保佑她明白才好。倘若她明白不过来,那也无可奈何。其实,阎敬铭太过虑了,这几句话尽管年轻的光绪根本听不出个味道来,但慈禧已很快明白。她不希望阎敬铭说得太透,幸好,也还未说透,且看他的落脚立在哪里。

“臣以为大清要在二十年内确保安宁,内当重用翁同龢,外当重用张之洞。至于夷务,李鸿章老成持重,自可依畀。李、翁、张共同辅佐皇上,就像当年曾、左、李中兴同治朝一样,可无惧洋人之骚扰,长保海内之太平。”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师傅。光绪五岁时,翁同龢便为他启蒙授书,十三年来师徒之间有着父子般的情谊。光绪正寻思着亲政后要重用翁同龢以谢师恩,听了这话,忙高兴地说:“阎相国说得对,翁同龢当重用。”

光绪皇帝的表现,很令慈禧不悦。她心里想:都十八岁了,怎么还这样不懂事!身为皇帝,须有人臣不能测之威仪,用人大事,哪有臣子奏对时便立即表示态度的?大清这万里江山交给他,如何能放得下心呀!

慈禧已知道阎敬铭所推荐的人选了,她不愿看到皇帝再有什么失态,必须立即结束这次召见。

“阎敬铭,你的意思我已明白了,下面还有几起等着召见。这天气眼看就要凉了,你回籍途中要一路保重,多穿点衣。送你人参六两,银一千两,礼不重,也算是朝廷对你的一点酬劳。你跪安吧!”

“臣谢太后、皇上的恩赏,到籍后,臣再上折请安。”

阎敬铭走出养心殿时,周围院墙上反射过来的强烈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一边揉着昏花的双眼,一边暗暗想着:太后听懂我的话了吗?

阎敬铭的担心是多余的,工于心计的慈禧已听出他的弦外之音。洋人也说中国宜在中原省区内兴建从北至南的大铁路,其看法与张之洞不谋而合。就连沉寂多年的李鸿藻、潘祖荫、黄体芳等人居然也上折大谈修建铁路的好处,而且主张修大铁路,不仅要利国,而且要利民。而湖广总督裕禄却依旧脑瓜不开窍,拼死反对架电线修铁路。不仅奕骂他顽固,就连慈禧也嫌此人太不通时务了。

光绪十五年秋天,一道改授张之洞为湖广总督、督办腹省干线南端的圣旨递到广州。张之洞如愿以偿。他欣然接旨,立即离粤北上。此刻,张之洞或许没有料到,他从此便在江夏古城最高衙门里,一坐便是十九年,开创有清一代湖督任职时间最长的纪录。他或许更没想到,近世史册也从此将“张之洞”三字与湖广总督紧密联系起来。百余年来,历史老人仿佛将一个错觉刻意留给后人:一提起湖广总督,便是在说张之洞;一说起张之洞,便想到“湖广总督”在中国近代洋务史上的特殊地位。

一个人能与一个职位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能给一个空洞的官职填上如此充实而传之久远的内容,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官场史上极为罕见。且让我们来看看张之洞是如何将湖广总督做得这般色彩斑斓、不同凡响的。

遗憾的是,张之洞踏进湖督辕门的第一天,接到的便是一份措辞严厉的训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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