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得知周武王酒爵是徐时霖的礼品，张之洞顿生反感
张之洞接过大印、王旗，做起山西巡抚已经快一个月了。刚到太原那几天的时候，他几乎都在酒宴上打发了。先是即将离开山西去江南任江苏巡抚的卫荣光请客。卫荣光是前任，关于山西的一切，张之洞都想向他请教，他请客自然非去不可。席上，卫荣光说的全是不着边际的应酬话。饭后茶室里两人聊天，他也是东一句西一句，不得要领，张之洞很为失望。接着便是藩司葆庚请客。巡抚之下就是藩司了，今后天天要和此人打交道，他请客，能不去吗?
圆头圆脑的葆庚，殷勤得几乎令张之洞难受。中午在赵氏酒楼设盛宴款待，他一个劲儿地夹菜斟酒，介绍山西的名酒名菜。葆庚是个美食家，说起这些来滔滔不绝，根本无张之洞插话的余地。赵氏酒楼上的宴席刚刚结束，杏花坞的夜宴又开始了。酒酣耳热之际，汾河园的戏子又唱起了堂会。
葆庚拿起戏单硬要张之洞点戏，张之洞于此道不通，也无兴趣，推托不掉，忽然想起京师皮黄有一出戏叫《玉堂春》，说的就是山西的事。他随手翻开戏单，果然上面有一折《苏三起解》，便用手点了点：“就唱这个吧!”
“好，大人真是行家!”葆庚摸了摸油光水滑的下巴，笑眯眯地说，“到了山西，非听这个戏不可!”转脸吩咐身边的跟差传令立即准备。
一会儿，一个满身红色囚服却娇滴滴的青年女子，被一个化妆成三花脸的矮胖老头，用绳索牵着走了上来。那女子唱的是山西梆子调，虽然歌喉凄楚婉转，张之洞却听不明白她在唱些什么。身旁的藩司则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女囚犯，手掌轻轻地拍打着椅子，听得入迷了。猛然间，藩司意识到，绝不能只顾自己听而冷淡了抚台大人，忙侧过身笑着对张之洞说：“苏三刚才这句‘洪洞县里无好人’真是唱得好。洪洞县里的好人的确不多，那里的民风至今还要比别的县刁滑些。”
张之洞听了这句话，觉得好笑，便说：“戏文里的这句话，真的是事实吗?”
“真的!”葆庚一脸正色地说，“洪洞县里的刁民，在山西省是出了名的。过段时期空闲了，我陪大人到洪洞县去走走，大人自然就相信了。”
张之洞笑着说：“不怕葆翁见笑，我的祖上就是洪洞县人!”
葆庚先是吃了一惊，随后马上满脸堆笑地说：“大人这是指责我，讲我这句话说得不对。”
“不是。”张之洞脸上没有丝毫笑意，“我的祖上的确是洪洞县人。先祖张本，永乐十五年，从洪洞县迁到直隶。先住漷县，两代后才迁居南皮。”
没想到无意中的一句话竟然伤了抚台大人，葆庚吓得头上直冒冷汗，慌忙起身，双手抱拳，对着张之洞直打躬：“冒犯了大人，罪过!罪过!我实在是不知道，还请大人宽恕才是。”
“坐下，坐下!”张之洞哈哈大笑，“葆大人不要在意。戏里的事发生在明代嘉靖年间，那时我的祖上早已是南皮人了。洪洞县的民风刁滑是那时开始的，与我张氏祖先无关。”
葆庚这才放下心来，一边坐下，一边大笑着，趁机冲淡刚才的窘迫。他实在舍不得眼前这个美丽的苏三，两只小眼睛又重新将她盯得死死的。正在兴味盎然时，葆庚突然听到轻微的鼾声，他转眼一看，原来是张之洞已经睡着了。他不作声，又去看苏三。直到这折戏唱完，苏三下去了，藩司才轻轻地拍了拍张之洞的肩膀。
张之洞睁开眼睛，说：“唱完了?”
“唱完了。”藩司说，“大人再点一曲吧。”
张之洞说：“不听了，我要回去睡觉了。”
“好，不听了，回家去吧。”葆庚传令下去之后，又对张之洞说，“大人是喝多了点。我家有上百年的陈醋，我叫厨子为大人调一碗鱼羹汤。今晚就委屈在寒舍里歇息如何?”
张之洞忙说：“那不行，那不行!”
葆庚十分关切地说：“大人，如果宝眷一道来了，我自然不敢请大人这么晚了还去寒舍。只因宝眷未同来，大人今夜伤了点酒，倘若夜里不舒服，我如何担当得起!所以请大人权且到寒舍住一晚，明天一早再回衙门，决不会耽误公事。”
张之洞听了这话，对葆庚的关怀备至颇为感动。他自己在这些方面很粗心，难得为别人想得这样周到，但毕竟这么晚去吵烦人家是不妥当的。
见张之洞尚在犹豫，葆庚轻轻地对他说：“大人，我请你去，还想请你帮我鉴定一样古董。我对这门道不通，幕友说那是商纣王用过的酒器，我不太相信。大人是有名的鉴赏家，去帮我辨识一下如何?”
张之洞有好古的癖好，世间之物，凡沾上一个古字，他便有兴趣。古字、古画自不必说，即使是一块年代久远的破瓦片、碎砖头，他也视为珍宝。那年，他和潘祖荫聊天，说起炎炎夏日，以何物消遣为妙的话题。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拓古铭、读古碑、谈古泉、论古印、用古砚、检古书，样样离不开一个古字。听说是商纣王用过的酒器，张之洞眼睛一亮，倦意立消：“好!到府上去看看。”
葆庚欢喜无尽，立刻传令备轿。两顶绿呢大轿被前呼后拥地抬进了藩司衙门。一进大门，张之洞便迫不及待地要葆庚把古董拿出来。
葆庚说：“大人稍坐一会儿，喝点鱼醋羹吧!”
张之洞说：“不必太麻烦，我的酒已消了。”
“尝尝味吧!”葆庚说，“寒舍的鱼醋羹不仅醒酒，而且味道奇佳。”
一会儿，仆人送来两小碗汤。葆庚亲自端了一碗递给张之洞，然后自己也端了一碗。张之洞喝了一口，又鲜又酸，味道真正美极了。他连喝三口，只觉得满肚子酒气全部消去，精神顿时振作起来，犹如睡了一顿安稳觉刚刚醒来似的。他连连夸道：“好汤!好汤!”
葆庚说：“只要大人喜欢，我今后常常给大人送点去。”
张之洞忙说：“那太劳神了。今后我叫厨子到府上来学，只要你的厨子能把这手绝活传给他就行了。”
葆庚说：“要是别人来学，我的厨子是绝不传的，大人的厨子当然例外。”
喝过了汤，葆庚这才把古董拿出来，又特地吩咐多加几根蜡烛，把客厅照得亮如白昼。张之洞接过古董细细地鉴赏。这古董大约有五六寸高，三只脚托起一个鱼肚式的容器，容器的一端高高翘起，如同雀儿的尾巴。另一端是一个斜斜的槽子，中间的一段肚子较大。在肚子与尾巴之间有两根寸把高的小柱子。熟悉古代器物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古代一种名叫爵的酒器。
“这是爵。”张之洞指着古董对葆庚说，“是商代很流行的一种酒器，酒装在中间的肚腹中，手提着这两根小柱子，手一偏，酒就顺着斜槽流入口中。”
葆庚兴致十足地托起爵，照张之洞说的在嘴边试了一下，说：“这样喝酒真有意思，这爵肚腹大，怕可以装下四两酒。”
张之洞说：“这一种算比较小的。大的爵，武将喝的，可以装得下一斤多酒。”葆庚说：“一爵酒还没喝完，先就醉了。”
“不会醉。”张之洞以一种行家的口气说，“那时候的酒都是果子酿造的，没有现在的酒烈。王侯们一天到晚在酒池肉林中过日子，如果酒像现在的烈，那能喝得多少?”
“还是大人学问大。”葆庚笑着说，“我看戏时，常见台上古人喝酒，从晚上喝到第二日天亮，心里纳闷：怎么有这大的酒量?听大人这么说，我心里明白了，原来那时的酒是果子酿的。果子酒我也可以从早喝到晚，又从晚上喝到天亮的。”
张之洞再次从葆庚手里接过爵，细细地研究起来。
葆庚说：“幕友说，这是商纣王用过的，大人看是不是?”
张之洞将爵上下左右仔细地看了几遍，然后以坚定的口气说：“这不是商代的，这是西周初期的。”
“大人从哪里看得出不是商朝而是周朝的?”葆庚凑过去，一边看爵一边问。
“商周的差别在这里。”张之洞用手指着爵表面上的纹饰说，“你看，这是条双头龙。从现代出土的商代爵上，还没有见过这种纹饰。商代爵上的纹饰多为鱼、龟、鸟、马、夔、饕餮、虬、凤等等。也有龙纹饰，但都是一个头，没有两个头的。只有周朝初期的爵，才开始出现双头龙纹饰。所以，这只爵应是西周初期制造的。”
“大人的学问了不起!”葆庚从心底里发出赞叹，稍后一会儿，他又说，“周在商之后，如此说来，这只爵的价值就要低一些了。”
“不!恰恰相反，这只爵的价值要比商爵高得多。”
“为何?”葆庚又喜又疑地问。
“商朝末期，风气奢靡，从宫廷到各级官衙，都终日沉浸在酒色之中，终于害得商朝灭亡了。周武王鉴于此，在立国之初便大力禁酒，并禁止酒器的制造。故商代的酒器极多，而西周初期的酒器极少。物以稀为贵，故这只爵的价值要比普通的商爵高得多。你这是哪里来的?”
“这是去年阳曲县令徐时霖送的。”葆庚诚恳地对张之洞说，“常言道，宝剑赠壮士。我不懂古董，徐时霖送给我，真是委屈了它，大人真正是个行家，这只爵到大人手里，可算是物归其主了。大人，我送给您吧!”
徐时霖?张之洞听了这个名字后立即警觉起来。他想，徐时霖那样一个极端渎职的县令，居然没有受到一点处罚，是否就是靠送礼来讨好上司呢?如此看来，这只爵已不是一个普通的古董了，而是一个行贿受贿的物品。葆庚今夜把它送给我，说不定其背后的用心，与当时徐时霖送给他是一样的。想到这里，张之洞不觉心里颤抖了一下。尽管他十分喜欢这只极为罕见的周武王时期的酒爵，也深知这只酒爵的价值，却仍然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葆方伯，谢谢你的好意，这只爵你自己好好珍藏，我要回衙门去了。”
见张之洞陡然变了态度，葆庚大为惊奇，满脸尴尬地说：“大人，夜深了，明早再回衙门吧!”
“起轿!”张之洞无视葆庚的尴尬，头也不回地向大门走去。
回到衙门，张之洞心里很久都不能平静。他由徐时霖想起阳曲县，想起阳曲县市面的萧条，想起衙门前那个白发苍苍、形同乞丐的老太婆。他又想起荫营镇的贫困，想起沿途的罂粟苗。山西的百姓这样贫苦，山西的民生如此凋敝，作为一省之父母官，怎能一天到晚在酒肉歌舞中消磨呢?这能对得起太后、皇上的圣眷，对得起自己平生的抱负吗?
第二天一早，张之洞传下话来：不管是谁，不管他的面子有多大，所有的宴请一概不出席。话刚传出去，臬司方濬益便气喘吁吁地来到巡抚衙门，几乎用哀求的口气请抚台大人赏脸，因为酒席已定好，陪客的帖子已发出，戏园子里的戏也早已点好。张之洞板起面孔，不松半句口。过会儿，山西陆路提督又急急忙忙地赶来。提督还没坐稳，冀宁道道员王定安又来了。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太原首富、泰裕钱庄的孔老板也进来了。几个人七嘴八舌，苦苦相求，无非一个内容：赏光吃饭、看戏。张之洞越听越烦，越听越气，他刷地起身，铁青着脸对着众人说：“我张之洞来山西，是来吃饭看戏的，还是来效力办事的?你们这样喋喋不休，究竟是看得起鄙人，还是看不起鄙人?鄙人为人，从来是说一不二，绝不更改。诸位今后若是愿意跟鄙人合作共事，现在就请打道回府，各自勤于国事;若是再留在这里，鄙人就不客气了。”
说罢，拂袖离开大堂，弄得这些极有脸面的大人物个个脸上无光，心头沮丧，灰溜溜地退出巡抚衙门。
二、卫荣光向后任道出山西的弊端
张之洞每日天未明即起，半夜方睡，中午也不上床休息，实在累得不行了，则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养一会儿神。他轮流在衙门里召见山西各级官员，从两司到道府，基本上都见到了。有的详谈一天不够，则留在衙门过夜，第二天再谈;有的谈不到半个时辰，他便挥手打发走了。山西有八十多个县，他不能在短时期里召见所有的县令，准备今后在巡视中再一一晤谈。他没日没夜地查阅近几年来的文书档案。钱粮刑名，过去他一直生疏，现在不得不硬着头皮钻研，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他抽空到晋阳书院去拜访山长石立人老先生，与他恳谈了一个下午。又看望了在书院里的莘莘学子。他还专程到太原城外去视察军营，在军营里住了两个晚上，看士兵们操练演习，与他们在一个大锅子里吃饭。他常常打扮成一个普通人的模样，带着大根在太原城里的大街小巷溜达，饿了则随便找一处小饭铺吃饭，渴了则就近到小户人家讨口水喝。趁着吃饭喝水的机会，他询问百姓的日常生活，听取他们对官府的议论。这期间他又打发桑治平到晋北一带去实地察访。近日，桑治平回到太原，将察访所得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就这样，二十余天下来，张之洞对山西省的官场士林、民情世风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前任巡抚卫荣光本来在交卸印信之后，便应离开山西赴任，但因感染风寒，暂留太原治疗。张之洞家眷未来，巡抚衙门后院依然让卫荣光一家居住，只在前院东厢房拨出几间来供他和桑治平、大根起居。一有空闲，张之洞便去后院走走，看看卫荣光，问一问病情，也随便聊一聊琐事。
这段时间里，卫荣光眼见张之洞天天如此辛劳，而几乎丝毫不顾及自身，心里感慨良多。他是个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的人，由知府做到巡抚，官场里的一切，他都烂熟于心。越到晚年，官做得越大，他的行事越谨慎，胆子越小。年初，山西巡抚曾国荃升任陕甘总督，他也由山东藩司升为山西巡抚。巡抚乃封疆大吏，地方官做到这一步，也算到顶了。苦熬三十年，终于熬到今天，也不辜负此生了。初来太原赴任的卫荣光，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他自思年纪已近花甲，并无特殊的才干，朝中又没有过硬的靠山，今生的最大愿望便是保住头上这颗珊瑚起花红顶子，再过几年平安致仕，这一生就顺顺利利、风风光光了，上可告慰列祖列宗，下可表率后世子孙。就这样，卫荣光在山西十个月，面对着百病丛生的现状，他既不思革故除旧，也不想创建布新，他的治晋方略最高目标是保持平稳，不出乱子。对于以名士身份来到山西的张之洞，卫荣光并不抱信任的态度。三十年来，无论是京师中的名士，还是地方上的名士，卫荣光接触得太多了，其中固然不乏名不虚传者，但大多名不副实，有的甚至徒有虚名，百无一用。
冷眼观察张之洞二十多天后，他发现张之洞与通常的名士还是大有不同。至少，他不赴宴席，不受礼品，天天起早摸黑勤于政事，便难能可贵。翰林出身的卫荣光，从小接受诗书礼义的熏陶，毕竟在内心深处还有一股道义感和责任感。他决定在离开太原之前，要把自己所知山西的情况跟张之洞详详细细地谈一谈。近几天来，卫荣光已经基本痊愈，后天就要起程南下了。这天晚上，他来到前院张之洞的房间，向这位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后任告别。卫荣光主动来拜访，这还是第一次，张之洞十分欣喜地接待。寒暄客套一番后，卫荣光开始切入正题。
“张大人，二十多天来鄙人因生病未能协助你，眼见你天天一早忙到晚，无片刻休息，内心既佩服又深觉不安。”
张之洞听了这话，心里略觉惊讶。这些天里生病是事实，但刚到太原那几天，他身体好好的，也并没有配合交卸之事。好几次见面，张之洞刚一涉及山西的政务大事，他便含含糊糊的，语焉不详，显然是心存芥蒂。身为前任巡抚，卫荣光的这种态度颇为难以理解。好在他任晋抚时间不长，插手的事也不多，具体事宜，张之洞尽可从衙门吏目那里获知。有些非要问卫荣光的事，他也不自己去问，而是打发有关人员去请示。两任之间就这样交接，虽有诸多不便，却也没误大事。今夜，卫荣光主动来访，并主动谈起政事，莫非他的态度有些改变?作为前任，即使任期再短、再不管事，他的地位使得他必定比旁人要多掌握一些情况。张之洞是多么迫切地盼望前任跟他坦诚交谈啊!
张之洞双手端起茶杯递给卫荣光：“卫大人，请喝一口茶，权当我敬的一杯酒!”
卫荣光忙双手接过，连说：“不敢当，不敢当。”说罢抿了一口。
“卫大人，您叫我张大人，我的确承受不起，您还是叫我香涛吧!”张之洞诚恳地说，“咸丰癸丑年，您进翰苑时，我张之洞不过是一刚中举的少年，您名副其实是我的老前辈。”
张之洞此话不是客套。翰林是讲究辈分的。这辈分不以年岁分，而以进翰林院的科别为区分。后一科的翰林例称前一科的为前辈，对早两科以上的人，则要称老前辈。张之洞是同治癸亥科的翰林，比起卫荣光来，足足后了五科，叫卫荣光老前辈是理所当然的。
卫荣光听了这话心里高兴，嘴上却说：“你现在正是如日中天，我已成老朽，眼看就要日落西山了。”
“家赖长者，国仗老成，何况卫大人不过五十多岁，朝廷依畀之日还长哩!”探花出身的张之洞不仅奏章诗文做得好，口才也极佳，随随便便的几句话都可以说得既得体又动听。
“这些天里，我总想请您多多赐教，见您身体违和，又不敢多打扰，每次都抱憾而返。现在您身体已痊愈，后天就要起程离开太原，我真是依恋不舍。卫大人，您是知道的，我一来年轻，二来又初放外任，没有一点从政经验。我深恐有负太后、皇上重托，又怕不能为三晋百姓办好事，对不起近千万父老乡亲。我每天都有临深履薄之感。卫大人，”张之洞说到这儿，双手捧起卫荣光两只冰冷的手，以极为诚恳的态度说，“无论是有关山西的具体情况，还是如何做一个好的方面之员，在您的面前，我都不过是一个学子而已，请千万不吝赐教!”
张之洞的态度令卫荣光颇为感动，他用自己的手将张之洞的双手握了一下，表示领了这个后任的情。然后松开手，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放下茶杯后，他缓缓地说：“你的这种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我也有这个责任将山西的有关情况对你说说，只是这段时期贱体一直不适，未能如愿，今夜我们好好聊聊吧!”
“我洗耳恭听。”张之洞把座椅向卫荣光的身边移动了一下，以示自己的诚意。
“山西这个地方，十多年前，在长毛、捻子作乱的时候，号称完富之地，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先后在湖北、山东做过司道，对这些省比较了解，山西比起湖北等省来，真是糟糕得很。”卫荣光操着带有豫中口音的官腔叙述着。
张之洞点点头说：“我来到此地尽管时间很短，也已感到压力甚大，正如面对一团乱丝，不知从何理起才好。”
“香涛贤弟，”张之洞说得那样诚恳，卫荣光不再以“张大人”相称，称呼的改变使张之洞觉得彼此的关系拉近了许多，“你来的时间不久，才看到一团乱丝。时间一久，你就会知道，此地不是一团乱丝，而是一摊烂泥，易于陷进而难于拔出，至于整治，则几乎无望。”
“几乎无望”这四个字，令张之洞心头一颤。
“卫大人，您说说山西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山西的弊病第一在穷困。”卫荣光慢慢地说，“历史上，山西原本是富强之地。战国七雄，有三个国家是从晋国分出去的。直到隋末，太原仍是全国重镇，故有李渊父子起兵反隋，造就了大唐王国。唐朝诗文繁荣，山西文人独领风骚，便是明证。到宋代之后，国家重心南移，明代以后都城定在北京，三晋便逐渐冷落下来。除开外部原因之外，山西的被冷落是因为自己的贫困，而贫困首先又是因为山多地少、土地瘠薄的缘故。百姓贫苦，各级衙门税收则少，税收一少，则捐摊就多。这捐摊便成了山西的第二个问题。”
阳曲县那个老太婆所诉的就是捐摊苦水，桑治平从晋北回来，也说老百姓最恨的就是官府的捐摊。张之洞皱着双眉说：“第一是贫困，第二是捐摊。贫困多半是老天爷造成的，这捐摊则完全是官府所定。我们为何不可以免去捐摊，以苏黎民?”
“贤弟啊，你有所不知。有的捐摊可免，有的捐摊则是难以免去的呀!”卫荣光叹了一口气，端起茶杯。张之洞忙从火炉上提起瓦壶，亲手给卫荣光斟满。卫荣光喝了一口，接着说下去。
“山西有几个大的捐摊，就没有办法免去，因为这是朝廷造成的。比如说，朝廷每年要山西解平铁八万余斤、好铁二十万斤，这二十八万斤铁，包括脚费在内，朝廷只给一万一千余两银子，短缺费用三万九千余两。这一万一千余两银子是乾隆初期定的价，到现在已百年出头了。百年里，哪样东西不是几倍的涨价，可朝廷给山西的铁银却一文未增。山西是穷省，藩库拿不出这么多银子，不摊到各州县又怎么办呢?”
张之洞在心里沉吟着：看来这的确是一件大事。每年三万九千两银子，对于山西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些年来都是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去了，让老百姓来承受这笔沉重的负担。户部怎么这样不明事理呢?
体质仍然虚弱的卫荣光觉得身上有点冷，他将椅子向炉边靠拢。张之洞猛然想起，随身带来的简单行囊中有吴秋衣所送的四株灵芝，便从行囊里拿出来送给卫荣光。
卫荣光仔细欣赏这四株碗口大、闪着黑红色光泽的灵芝，知道的确不是凡品。张之洞执意要把四株都送给他，他再三推托不成，最后只得接受两株。
“卫大人，您刚才说的铁捐，确实是一项大的捐摊。听说还有一项绢捐，也是民愤极大的。”有这两株灵芝草的效用，张之洞和卫荣光之间的谈话气氛变得更为融洽。
“是的。嘉庆时期开始，朝廷便每年向山西索贡绸绢一千二百匹。近十多年来，因为百姓生活苦，绸绢卖不起价，织造绸绢的作坊基本上都改了行，山西交不出这么多绸绢，户部则规定少交一匹绢，用十两银子来抵，于是每年又多出这项费用。这一万多两银子，也只得向各州县摊去，这便是绢摊。”
卫荣光的精神比刚进门时强多了，他喝了一口茶后又说了起来：“还有一笔大费用，即每隔三年一次的文武乡试，乡试照例由阳曲县承办。办一届乡试至少要三万两银子，阳曲县如何负担得起，只得由巡抚衙门出面，向全省各州县摊派，平均每年要一万两以上。这是几项大的无法豁免的捐摊，还有其他形形色色、各州县自定的捐摊，加起来有二三十项之多，这些银钱往往都加在百姓头上，百姓怎能负担不重?又怎会不怨声载道呢?”
“地里收成这样差，老百姓的银钱从哪里来呢?”张之洞面色忧郁地发问。
“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只好不种庄稼而种罂粟。废掉粮食而种毒卉，他们不是不知道如此不好，但种罂粟获利是种庄稼的十倍，这叫作逼良为娼。”卫荣光气愤地把手中的茶杯往茶几上狠狠地一放。
张之洞似乎突然明白了许多事理。那一天，踏进娘子关后所见到的罂粟苗，曾引起他极大的愤恨。他恨山西的农人，怎么如此昧良心，不道德;他恨山西的州县官吏，怎能如此公然容许小民犯禁违法!原来，“嗜利忘义”的背后有它一言难尽的苦衷!
接印还没有几天，他就准备下一道命令给各州县：限令三天内全部铲除罂粟苗。桑治平建议他暂缓下令，待把全省的情况摸清楚后再说。他接受了这个建议。现在看来，要铲除罂粟，不是一纸命令就可以办得到的事，若官府的捐摊不大加削减的话，强行铲除罂粟也并非就是一件很好的事。
张之洞非常感激卫荣光的剖析：“卫大人，看来这废庄稼而种毒卉，就是山西的第三大弊病了。”
“可以这样说。”卫荣光点点头，继续他的话题，“此弊病所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一是种罂粟虽可赚较大的利益，但毕竟不能果腹充饥，平常年景可以用银钱去买粮食，到了饥荒年，都没有了粮食，拿着钱也是空的，这就是前两年山西干旱而饿殍遍野的原因。二是山西大量种罂粟，造成土药价大大低于洋药价，遂使得吸食鸦片在山西泛滥成灾。”
“我到太原这些日子以来，所接触的人大都脸色青黑，身体干瘦，可能都是吸多了鸦片烟的缘故。”
“香涛老弟啊，你还不知道，山西吸鸦片已到了令人惊恐的地步。我的一个幕友这样估计过：乡间十人约有四人吸，城市十人约有七人吸，至于吏、役、兵三种人，几乎十人有十人吸。这个估计虽然有点夸大，但大致也差不多。鸦片烟一定要根除，不然的话，整个山西，从城市到乡村、从官场到民间，很快都会烂掉。老弟，这个事要靠你来办了。”
瞬时间，张之洞真有点颓然气沮之感：早知道山西是这样一个污浊之地，真不该来，在京师做个侍郎，不仅事情少多了，而且还可以免去与这么多鸦片鬼打交道，眼不见心不烦呀!但很快，他便从沮丧中挣脱出来。他是个禀赋刚烈、好强好胜的人，转念又想：当我张之洞把山西这个烂摊子整顿好后，太后、皇上、京师的友朋、天下官员们就可以看到我的本事了。想到这里，他斩钉截铁地说：“卫大人，您放心南下，我非要把鸦片在山西彻底根除不可!”
“好。到底是年轻有为，我已近老朽，这种话就说不出来。”
“卫大人，据说山西的藩库有三十年没有清查了。许多人都说那是一笔糊涂账。我想在我手里办一下这件事，您给我指教指教吧!”
听了张之洞这句话，卫荣光晦涩的目光一下子明亮起来。他不是一个糊涂人，当了十个月的晋抚，已看出山西一切弊病中的最大弊病就出在这个财政混乱上。一个省的藩库居然三十年不清，岂非咄咄怪事!账目糊涂，岂不人为地造成给管理账目人以贪污挪用的机会?刚上任时，卫荣光也想有所作为，也曾动过清理藩库的念头。但此念一出，便招致不少人的劝阻，第一个出来劝阻的人便是藩司葆庚。卫荣光心里明白，葆庚做了多年藩司，亲管藩库。一旦清理起来，第一个便要碰着他，也会牵连到许多现任的官吏。说不定，还会牵涉到曾国荃的身上。那个功勋盖世而又刚愎自用的曾老九，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人。以明哲保身为最高原则的卫荣光只在想过几天后，便脑子冷静下来，迅速打消了这个念头。但卫荣光自身不是一个贪墨的人，眼见得一批国库蠹虫不得惩罚，他心里也不甘，只要不伤害自己，他还是希望这些蠹虫被抓出来。无论从律法道义上来说，还是从个人心志上来说，清除侵吞公款的贪官污吏，他总觉得快慰。那么，就鼓励眼前这位素以名节自律，不怕担风险，敢于任事的后任者来干吧!
“老弟，清理藩库这件事，你是不是真的做?”卫荣光两眼盯着张之洞。
“我真的要做!”张之洞的口气坚决，没有丝毫的犹豫。
卫荣光颇为满意地点点头：“若真的要做，就要一做到底。我比你痴长十多岁，在地方上混的时间也比你久，阅历教给我一个书上没有的知识。”
卫荣光说到这儿稍停了一下。张之洞趁机又把椅子向前移了一步，他知道这种阅历得到的知识远比书斋里读来的学问要可贵得多，一个字都不能漏掉!
“对于一个从政的官员来说，面对一件大事，在动手做之前，先要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考虑到。能做的话，则一做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能做的话，则干脆不做。半途而废，比起不做来，后果要更严重得多!”
这的确是经验之言。张之洞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但冷眼旁观政坛，他也见过有人就栽倒在这点上。今夜，由这个浮沉官场三十年的老前辈口中说出，其分量自然更重。
张之洞十分诚恳地说：“卫大人，您这话真正是金玉良言，我将终生铭记于心。”
“山西藩库的账目，三十年未清，我刚来太原时也很觉奇怪，也有过清一清的想法，但后来终于未动手，就是鉴于刚才讲的这个原因。不怕老弟见笑，我身体不强健，耐不了繁剧，年岁大了，胆气也越来越薄弱，深恐引起更大的麻烦，故敷敷衍衍地这样过来了。老弟愿意来做这件事，我是非常赞同的，只是我再次提醒你，此事一旦动手，就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下去，今后会有很多预料不到的啰唆事出来，你都先要有个准备。”
“卫大人，你放心。”张之洞离开椅子站起来，挺直在卫荣光的面前，“我张之洞才干或许不大，但从来胆量大、骨头硬，不怕妖风鬼火。为朝廷办事，为百姓办事，哪怕革职丢官也不在乎，即便把命垫在这里，我也在所不惜。”
这番话，使得禀赋懦弱的卫荣光大为激动，过去他多次读过张之洞那些风骨凛凛的奏疏，总想那不过是些豪言壮语而已，离实实在在的行动还差得远哩!现在他仿佛看到了一个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真名士，一个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的国家干臣。他不由得从心里生发出敬佩之情来，也跟着站起，拍着张之洞的肩膀说：“贤弟，你有这样的准备，那就什么都不用害怕了。站在你的面前，我自觉惭愧，我没有为山西做点有益的事，我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今夜我愿意为贤弟竭诚帮一点忙。”
张之洞忙握着卫荣光的手说：“卫大人，请坐下，坐下说。”
两人一同坐下后，卫荣光颇为动情地说：“贤弟被擢升为晋抚，真正是太后、皇上的英明。自古说一道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贤弟欲干此大事业，没有人帮衬是不行的。山西官场尽管庸员多，能员少，但以我的十个月经历，也发现几个可以信赖的人。我以至诚公心给你推荐几个，算是我这个前任对你所做的唯一帮助。”
张之洞听了这句话，心里太高兴了。山西弊病如此多，固然是他忧愁的事，而更忧愁的是初来乍到，他对山西官吏的贤庸智愚不清楚，县令以下的人几乎还没有见过面，且不去说，就是见过面的府道两司，也还谈不上有个什么评价。有的人面善心却不一定善，有的人能言并不一定能干，有的人又恰好相反。从来识人辨人是最棘手的事，也是最高深的学问。常言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说的是识人辨人要有一段长时间的观察，但各种事情都需要立即着手办，不允许有一个长时间让你去从容做一番识辨功夫。这时若有人将自己长时间所积累的人才袋抖给你，这是一个多么及时的馈赠!张之洞这段时间来，已从多处知道卫荣光大体上还算一个正派人，没有结党营私等方面的传闻。今夜的长谈，也使张之洞对他有一个较好的印象。应该说，他推荐的人是可以信任的。
张之洞满脸笑容地说：“卫大人，你给我的这个帮助真正是雪中之炭。你慢慢说，我记一下。”
张之洞说罢，坐到案桌边，握笔铺纸，准备记录。
卫荣光沉思良久，然后慢慢地说：“臬司方濬益，才能平平，但品行尚可。学政王可庄，人正直，学问好，山西士子多有赞誉者，但他从不愿过问地方事情。关于山西兴文办学等事，可以放心让他去做。地方上的事情，王可庄也可备咨询。大同府同知马丕瑶，此人廉惠刚明，办事能干。去年在永济县令任上，革除差钱数万缗，早两年在临晋县任上，办理灾情最为妥善。汾阳县令方龙光，仁厚爱民，为政有方。朔州知州姚宽澄操守廉洁，政事勤明。交城县知县锡良，为官廉洁。万泉县知县朱光绶廉洁慈祥。太原县知县薛元钊廉朴诚实。这六位都是可以相信的人。”
张之洞手不停笔地把卫荣光的话全部记录下来，心里想：过段时间亲自到这几个县去走走看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应尽早奏明朝廷，将他们破格提拔上来，委以重任。眼下清理藩库，正需要人手，也可以从中调两三个到太原来经办此事。张之洞正在默想时，只见卫荣光重重拍了一下脑门，大声地说：“我真是糊涂了，有一个极重要的人物忘记说了!”
“哪一个?”张之洞放下手中的笔，起身朝卫荣光走过来。
“阎丹初阎敬铭老先生!”卫荣光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
“是的，阎丹老!”张之洞兴奋地说，“我们山西还真的隐居着一位国之瑰宝哩!”
“阎老先生寓居山西十多年，光绪三年又奉旨视察山西赈务，对山西情况十分明了。过段时间有空了，你可以去晋南拜访拜访他。”
“他还在解州书院主讲吗?”
“还在那里。”
“身体怎么样?”
“上个月，解州知府来太原，闲聊中说起过他。据知府说虽有点小毛病，但不碍事，身体还算健朗。”卫荣光说到这里，起身说，“天不早了，我要回去睡觉了，你也早早安歇!”
张之洞紧握卫荣光的手说：“卫大人，谢谢您今夜的来访。后天，我亲自送您出城。”
送走卫荣光后，张之洞独自面对着灯火，长久地思索着。
三、张之洞决定做出一两件醒目的大事来
接连几天，张之洞在处理完日常政务后，就和桑治平一起商谈如何治理山西的问题。有时半夜醒来，他也会为此而再也不能安眠。他深深地体会到，比起当年做洗马、学政来，巡抚身上的担子要重十倍百倍以上。
经过近一个月的察访、询问，尤其在与卫荣光的恳谈后，山西的情况，张之洞已是胸中有数了。卫荣光那夜归纳的贫困、捐摊、罂粟、藩库的几大弊病确实很严重。还有一个大问题，卫荣光没有说到，张之洞是强烈感受到了，那就是山西官场的腐败：贪污普遍、受贿成风、公事懈怠、唯务钻营。好的官吏，除开卫荣光所开列的外，张之洞也听说还有几个，但在整个官场中，这些人只占少数。正如卫荣光所说的，山西已是一个烂泥坑。究竟怎么办呢?张之洞苦恼着、焦虑着。
他想，首先应该把这些情况如实向太后、皇上禀报，要取得朝廷的谅解和支持。
罂粟要铲除，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几十年来，对鸦片的禁弛，朝廷反反复复的，一会儿禁，一会儿弛，现在又居然公开征税。既已征税，岂不意味着合法!若是有人据此抗拒铲除罂粟呢?这是一场牵涉着许多人利益的大事，必须要请得圣旨，才能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在全省各地全面铺开。
捐摊这件事更应该详细奏明，因为这实际上是户部的失职而强加给山西的额外负担。岂有百年前核的价，一直沿用，不做丝毫调整的?山西几乎不产绢绸了，为什么还要山西出这份贡品?山西是贫省，岂能以十两银子的高价来代替一匹绢绸，这不是勒索吗?张之洞真不明白，这是户部的那些老爷糊涂、不负责任，还是朝廷无钱，有意将负担转嫁各省?十两银子代一匹绢绸，究竟是户部做出的决定，还是负责绢贡的官员想出来的主意，以贪污中饱?三十多年前，曾国藩曾说过京官颟顸[颟顸(mānhān)：糊涂而马虎]、外官贪劣的话。张之洞想，现在的情形应该合起来概括：京官颟顸又贪劣，外官贪劣又颟顸。今后无论是加补铁捐的报销，还是免去绢绸的进贡，都必须得到户部的同意。此折必须尽快拟。
清理库款，此事尤其要上报。张之洞曾多次从久任地方大员的堂兄和姐夫那儿得到过做官的真传：为官一任，必须要做一两件醒目的大事。琐琐碎碎的小事，做得再多，付出的辛劳再大，到头来似乎都不值得一提，年终朝廷考绩时，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自己都不好意思上报，而值得报的事又没有，结果朝廷的考核只能是平平而已，擢升无望。只有集中力量做它一两件大事出来，把它做得有声有色，做得熠熠生辉，什么时候说起来都脸上有光，甚至在你离任多少年后，当地的百姓还记得起、数得出。这种政绩最为重要，是擢升的最好凭据。张之洞将这种为官真传牢记于心，深信这是十分有用的秘诀。张之万和鹿传霖仕途顺遂、官运亨通，无疑得力于这个真传的巧妙运用。年过不惑有着十多年仕途经历的新巡抚知道，在禁罂粟和罢捐摊这两件大事上，要做出满意的成效来，将是十分不容易的。当年以道光爷那样的英明和威势，以林则徐那样的刚强和睿智，鸦片都没有禁得下来，到后来引起了土药的全国泛滥，可见这种东西对世俗人的吸引之大。现在山西少说也有数十万人在种，有上百万人在吸，要想根除，谈何容易，只不过尽其力而为之罢了。至于罢捐摊，朝廷支不支持还不知道。唯一可办的大事，看来便只有这个清理库款了。一个省的藩库，三十年未清查，说起来骇人听闻，查之于典册，怕可能也无先例。自己动手来做这件事，已是引人注目了，清理到最后，总会有一个结果出来，这个结果到底与实际情况吻合多少，谁会来核查呢?只要出以公心，不挟私欲，督促属下认真去办，就上可告慰朝廷，下可安抚百姓了。
真是山西历届前任留给我的一笔最好的仕宦资产，就看我来如何接收了!张之洞不觉兴奋起来，多少日子来的焦虑不安为之一扫。
他安排原在卫荣光手下办文案的三个幕僚，一人草拟一个题目。至于阎敬铭，他决定由自己来给太后亲拟一道密折。张之洞有一种预感，他觉得阎敬铭很快便会在中国政坛上飞黄腾达起来。离开京师那天上午陛辞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慈禧以清脆好听的声音跟张之洞像聊天似的说话，张之洞则以诚惶诚恐的心情、紧张却又得体的语言回答着。慈禧说了一堆诸如“时事艰难，留心政务，若有所见，随时奏明”等套话后，突然问：“阎敬铭这个人，你去年在折子里荐举过他，你平时跟他有联系吗?”
张之洞答：“臣没有见过阎敬铭，也跟他从未有过联系，只是听许多人说阎敬铭善于理财。”
慈禧又说：“阎敬铭这些年据说一直在山西解州书院，你去山西后，要仔细打听一下此人。朝廷连下过几次诏书，命他进京办事，他都以年老多病为由推辞了。你细细去问问，看他究竟身体如何。”
“是。”张之洞答道，“臣到山西后一定去察访此人。”
“阎敬铭能干，先帝在日就称赞过。同治初期那几年，他在山东巡抚和工部侍郎任上也做得很好，为何突然就辞官不做了呢?你见到阎敬铭，问问他，若过去有些什么不痛快的事，十多年了，丢掉算了，朝廷还等他共度艰难哩!”
“是。”张之洞恭恭敬敬地说，“我一定将太后这番心意转告给他。”
“张之洞，你现在是山西巡抚，阎敬铭在山西，能不能劝说他回到朝廷来，就看你的本事了。”
张之洞忙叩头：“臣一定尽力劝说阎敬铭回朝廷为国家办事。”
回到家里，张之洞仔细琢磨着慈禧太后的话，深感慈禧对阎敬铭的眷顾之深、期望之切，这些年来似乎没有人能比得上。阎敬铭过去以侍郎致仕，今年已六十五岁了，若复出，官衔应在侍郎之上。官宦世家出身的张之洞深知结纳朝中大员的重要性。这次若由自己出面来说服阎敬铭复出，自然就与阎敬铭结下一层非一般的关系。何况张之洞和阎敬铭之间还有一层渊源，那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恩人胡林翼。
张之洞隐隐记得，胡林翼在去世前曾有一封信给他，要他到武昌抚署来历练一下，信中盛赞阎敬铭。张之洞忙把过去的旧信札找来，果然寻到了这封信，遂有意将这封信带来山西。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封信，连同这封信一起交给桑治平，请桑到解州去一趟，代他先去看望一下阎敬铭，转达殷勤问候之意。
桑治平离开太原后，三个幕僚将奏稿送上来。张之洞一一细看，越看眉头皱得越紧：三份奏稿都没有将他的意图说清楚，其中一份连文句都不通顺。他气得掷回去，命他们重新拟稿。第二天，三份稿子又送上来了。张之洞看后，还是没有一份满意的。他声色俱厉地将三个自以为是的幕僚教训了一顿，叫他们统统卷起铺盖走路。他叹了一口气，心里说道：“这卫荣光怎么用的这样一批草包!必须聘几个心地明白又文笔流畅的人来办文案。”张之洞第一个想起杨锐。他提起笔来，给杨锐写了一封信。眼下这三个重要的折子，只好自己动手了。
就在张之洞亲自草拟这几份关系山西千家万户利益的奏折的日子里，太原城藩司衙门后院，有几个人也在心神不安地忙碌着。
四、王定安贡献三条锦囊妙计
卫荣光离太原前一天，特为到藩司衙门与葆庚话别。谈话之间，卫荣光说起张之洞有清理藩库的念头。葆庚听了心里暗吃一惊，送走卫荣光后，他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呆呆地坐了一个多时辰。
正白旗出身的葆庚，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豫亲王多铎的后裔。显赫的家世，使得他在朝中有广泛的奥援[奥援：指官场中暗中撑腰的力量;有力的靠山(多含贬义)]。正是凭着这种奥援，这些年来，才具平平的葆庚在官场上左右逢源。他不屑于从七品县令做起，拿着一大堆白花花的银子，一出手便捐了个候补道员。分发到省后，又是银子帮他很快得实缺。葆庚毫无从政的经验，也不耐烦案牍簿书，但他却迁升顺利。待到曾国荃到山西做巡抚的第二年，葆庚便从陕西按察使调升山西做布政使，成为一省方伯。葆庚凭的什么升官?他的本事就在于京师活动的能力。省里有大事办不了，需要朝廷出面解决的，派葆庚进京便十拿九稳。比如要户部增拨银子啦、减免税收啦、要吏部在对本省道府一级官员的考绩上客气点啦、走王府的门子为某大员谋求调升啦，等等，这些事葆庚都可以办得顺溜。葆庚抱着七分敬畏三分谄媚的心态，来到太原给曾国荃当藩司。他知道这个从战火中打出来的曾老九脾气暴躁、性格乖戾，且仗着战功，什么人也不放在眼里。葆庚像侍候老爷子一样地侍候着曾国荃。曾国荃对满人官员有一种偏见。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满人都是酒囊饭袋。带兵做官，不是他们有本事，而是命好。对葆庚，他自然也是瞧不起的，但葆庚对他事事恭顺殷勤，曾国荃找不出他的岔子，倒也相处得太平。
那时山西正是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景况惨不忍睹，赈灾之事繁重艰难。曾国荃面对这个局面，甚是焦虑。这时葆庚的能力发挥了作用。他到京师四处游说，居然给山西带来六十万两银子的赈灾款。此举，令曾国荃对他刮目相看，从那以后便对葆庚十分信任。十多年的征战，让曾国荃落下一身的病痛。来山西之前，他在湘乡老家足足养了六年的病。六年乡居，使他变得疏懒。病痛加上疏懒，又使得他对政事产生厌倦，于是干脆把山西的事都交给了葆庚，另派一个心腹代表他和葆庚共事。
这个心腹名叫王定安，字鼎丞，湖北东湖人氏。他以秀才身份投曾国藩幕。后来曾国荃组建吉字营，曾国藩将王定安派到吉字营，协助曾国荃办文书。王定安聪明能干，文章写得好，为曾国荃所器重。每打完一场大战后，曾国荃照例都要保举一大批人，许多与此毫无关系的人也有一份。这是曾国荃笼络军心人心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尽管他没有乃兄的人格力量，但却有一大批哥们儿铁着心跟他干，其原因便在这里。王定安也是其中沾光者之一。到了同治五年，曾国荃做湖北巡抚的时候，他的帽子上也有了一颗候补道员的蓝色玻璃顶子。不久，曾国荃辞职回家养病，王定安也回到老家，二人常保持书信不断。曾国荃复出任晋抚时，召王定安来山西。王定安接信即赴太原。曾国荃对这位跟随他十多年的老部下甚是眷顾。王定安来到山西不到半年，曾国荃便向朝廷保荐他补授冀宁道道员。王定安对曾国荃忠心耿耿，曾国荃也将他视为自己的贴心人。王定安文才好，办事有方，但品行却不好，贪财好货。那时还有一个候补县令，此人就是徐时霖。徐时霖候补好几年没捞到一个实缺，正是倒霉的时候。恰好他出嫁两年的妹子新寡回娘家，徐时霖灵机一动，从妹子身上打起主意来。他知道葆庚好女色，家里已有一妻一妾，还不满足。于是将妹子打扮得妖艳艳的，作为待字闺女送给葆庚做了第三房姨太太，葆庚自然欢喜不已。很快，徐时霖便因此补了实缺，并以小舅子的身份成了葆庚的死党。
朝廷救济和各省协济山西旱灾的银子共三百万两，曾国荃让葆庚和王定安来管理。葆庚又把徐时霖拉了进来。这三个人抱成一团，利用这个好时机，大肆贪污挪用。对于他们的行径，曾国荃时有所闻。这个曾老九自己便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当年打安庆、打江宁时，他明里暗里不知运了多少船金银财宝回湘乡。对于湘军部属的不法行为，他也基本不过问。而今葆庚、王定安从救济款里弄点银子，他同样不计较。葆庚、王定安身为司道，如此贪污中饱而不受惩处，那些见钱眼开的官吏们便一个个都无所顾忌了。本已腐败的山西官场，如今更加腐败、更加黑暗。卫荣光胆小怕事，在山西待的时间又短，葆庚、王定安所经营的事情，他不想也不敢去触动，彼此倒也相安无事。现在张之洞扬言要来清理藩库的账目，该怎么对付?
掌灯时分，应葆庚所招，王定安和徐时霖来到藩司衙门的小客厅。仆人送上茶点后，葆庚把门关紧，三人开始了密谈。
“张之洞这个人，不知究竟是个什么角色?”浙江人徐时霖来北方多年了，但说起话来依然有很浓厚的南方口音。自从那天在阳曲县突然遭遇之后，他对这个微服私访的新巡抚是既恨又怕。张之洞临走时扔下的那句话，这些日子来，时常在他的脑子里浮现。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不知张之洞究竟奏明朝廷没有。徐时霖知道，七品县令这样的芝麻小官，其好与坏，太后、皇上是不知道的，全凭巡抚的一句话。若张之洞真的要参他，当然是件很容易的事。他也曾问过葆庚。葆庚见张之洞来太原个把月了，并没有什么动作，以他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的经验，估计张之洞只不过是一时恼火说说而已，不会真的就上奏。徐时霖见后来果然一点响动也没有，觉得葆庚的分析不错，张之洞原来也是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人。可是，现在他竟要清理库款了!他究竟是个只说不干，还是个又说又干的人呢?徐时霖心里没有准了。
“鼎丞，你是个才子，张之洞也是个才子。依你看，他这个才子究竟是个什么角色?”葆庚用肩膀撞了撞坐在一旁的王定安。
沉溺烟榻的王定安被鸦片熏得又黑又干，加上个子矮小，整个儿就像一只风干的青蛙。他很怕冷，浑身上下让名贵毛皮裹得紧紧的。进了葆庚暖和的小客厅后，他脱去外面的银灰色狐皮大氅，身上还穿着两件皮衣：里面一件深红色的火狐皮袄，外罩一件亮黑色貂皮坎肩。就这样，他的两只鸡爪似的手还是冷冷的。
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用尖尖细细的湖北腔轻轻地说：“张之洞这个人，我在同治八年见过一面，那时他在敝省做学政。有一次，我到经心书院去看一位老朋友，恰逢他来书院视察，并亲自给书院学生讲了一堂课。他讲的是如何读经。书院里所有的教师都去听讲，我的那个朋友也把我拉去了。也好，听听吧，看看这位学台大人究竟有多大的学问。一个时辰听下来，所有的教师都佩服，我也很佩服，这个学政名副其实。我后来给文正公写信，还专门写了这件事。文正公给别人的信里说，近年张香涛在湖北做学政，舆情颇洽。文正公这话就是依据我的信说的。”
王定安说到这里，有意停了下来，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脸上露出自得的笑容。徐时霖恭维道：“此事足见王观察在曾文正公心中的地位之高!”
“张香涛后来又到四川做学政。在那里刻了两部书：《輔轩语》和《书目答问》。这两本书我都看过，的确写得不错。尤其是《书目答问》，我可以断言，必定是一部传世之作。”王定安以坚定的口气下出这个判断，与其说是赞扬张之洞的学问，不如说是在炫耀自己的鉴别力，“这几年在京师，他参与了清流派，对上下内外大大小小的事都爱发表自己的意见，名声自然很大。海内读书人，几乎无人不知张香涛。但雨生兄要问他究竟是个什么角色，也很难说。依我看，张香涛这个人，是一个学问文章都很好的文人。如果将他一直放在翰林院做学士，讲经筵、衡诗文，他或许会是今日的纪河间[纪河间：即纪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今河北省献县)人。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学问渊博，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高宗实录馆副总裁。在主持四库全书馆时，主持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四库所著录之书，一一为之提要说明。工诗文，也能作小说。有《阅微草堂笔记》《纪文达公遗集》等。]、阮仪征(阮仪征：即阮元。清代学者、文学家。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末进士，曾任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谥文达。学识渊博，是嘉庆、道光年间的著名学者，专宗汉学，曾组织编纂《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皇清经解》，影响极大;又倡修《国史儒林》《文苑传》，集清代天文历算诸家为《畴人传》，刊当代名家著述为《文选楼丛书》。其《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金石著作，亦为世所重。所著诗文名《经室集》)。但现在放他出来做方面大员，怕不是合适的人选。”
“何以见得?”葆庚和徐时霖几乎同时说出这句话。
“我当然有充分的根据。”王定安将一粒西洋进口的药丸塞进嘴里，鼓了两下腮帮，将它吞了下去。
葆庚笑了笑说：“鼎丞又弄什么灵丹妙药来了?”
王定安将刚放进皮坎肩口袋里的一个小玻璃瓶拿出来，一边递给葆庚，一边说：“英国出的药，名字古里古怪的，我记不住，治头脑眩晕最有效了。我方才觉得头又有一点晕了，现在吞下一粒，过会儿就不晕了。”
“真的，有这样的奇效?”徐时霖好奇地从葆庚手里拿过去，打开瓶盖，细细地看着里面那些白色小药丸说，“我太太也有这个毛病，发起来天旋地转，吃了好多药都不见效。你这药是从哪里来的?”
王定安说：“有个英国传教士前几天到太原来，既传教又治病，随身带了很多洋药丸子，吃了他药的人都说管用。经一个朋友介绍，我去见了他。他给我看了病，并给了一小包药丸，说吃了有用再来看。我要给他钱，他不要。我吃了三天他的药，果然后来头再也没晕过。我于是去找他，谢谢他，向他要了三瓶。问他多少钱，他又不要。说这药不能算价，你有钱就给一点，没有钱就不给。我拿出一锭十两银子来问他够不，他哈哈笑起来说：‘足够了，足够了!’”
徐时霖疑惑地问：“你怎么可以跟他对话，他会讲中国话?”
“他到中国十多年了，中国话说得很流利，还可以捏着鼻子学山西土话，我都讲不出。”王定安嘿嘿干笑了两下，露出一口黑黄色的牙齿，“你先从我这里拿几粒去。若有用，我陪你再去找他买。”
王定安从徐时霖手里拿过小玻璃瓶来。徐时霖忙伸出双手，王定安在他右手掌心倒出五六粒来，徐时霖赶紧从袖袋里掏出一块绸手巾来包好，连声说：“谢谢，谢谢!”一边把它放进左手袖袋里。
葆庚说：“那个英国传教士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了?”
“叫李提摩太。”王定安说，“洋人的年纪我拿不准，大概不会超过四十岁吧!”
“你头现在不晕了吧?”徐时霖急于验证这药的效力。
“不晕了!”
“这洋人的东西就是好!”徐时霖说时，又用右手摸了摸左手袖袋，生怕刚才没放稳妥。
葆庚说：“还是言归正传，说说你的根据吧!”
“自古以来的名士，从东汉的太学生到前明的东林、复社，没有几个能办成大事的。”兴许是洋药丸子的作用，王定安的中气明显比刚才足了，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许多，“这些人，多半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发起议论来则海阔天空、头头是道，真正让他们做起实事来却又束手无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讲起别人来求全责备、刻薄挖苦，但自己立身处世，更加卑鄙。当年文正公和九帅就最讨厌这样的人。你们听说过李元度吗?”
徐时霖摇摇头说：“没听说过。”
“我听说过。”葆庚摘去头上的黑呢瓜皮帽，抓了抓光秃秃的头顶，“好像也是中兴时期一个有点名气的将领。”
“什么名气?打败仗的名气罢了。”王定安有过多年跟随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经历，这是一段他引以自傲和傲人的历史。过去曾国荃做巡抚时，太原城里除开一个九帅外，他并不把包括两司在内的其他人放在眼里。待到卫荣光来做巡抚时，他是连一人之下的感觉都没有了。葆庚虽是藩司，但王定安一向对他不大尊重，反驳他的话是常事，“这李元度就是一个典型的名士派，说大话、写文章，是再没有人能超过他了。真正打起仗来，一点本事都没有。他在文正公面前许下重诺，要守住徽州府。但没几天，把座徽州府给丢了，还临阵脱逃，二十多天后才到祁门去见文正公。文正公气得要杀掉他，李少荃他们拼命担保，才没丢脑袋。后来他想投奔我们九帅，九帅硬是不要。”
王定安讲起这段掌故来，精神焕发。其实，说张之洞是完全用不着把李元度拉来做靶子的，王定安之所以要扯得这么远，无非在葆庚、徐时霖面前炫耀一下他的那段光荣历史罢了。果然，三十多岁的县令徐时霖立即被镇住了，五十多岁的布政使葆庚也感到在他面前突然矮了一截似的。
徐时霖以请教的口吻问：“照您刚才的意思，张之洞就是李元度那样的人了?”
“我看差不多。”王定安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茶说，“甚至还会比李元度不如。”
葆庚问：“这话怎讲?”
“李元度从没有上奏章弹劾过人。他人缘好，出事后，祁门两江总督幕府的人几乎都出来保他。像李少荃那样的人，是通常不大说别人好话的，居然宁愿辞职也不肯起草罢免李元度的奏稿。张香涛过去做清流派，得罪的人很多，大家都盯着他，巴不得他倒霉。一旦出事，除了他的清流朋友外，哪个有实力的人肯替他说话?”
葆庚摸着油光光的下巴说：“鼎丞说得有道理。依我看，说不定放他到山西来做巡抚，便是有人设好的一个圈套。恨他的人，在京师拿不到他的把柄，就放他到山西来，知道他这个人好大喜功，必定会争出风头，到他栽跟头时，就好降服他了。”
葆庚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拿起他放在桌上的瓜皮帽，仔细看了看，轻轻地对着它吹了一口气，然后伸了一下懒腰，慢悠悠地说：“可惜呀，张香涛还蒙在鼓里，做他的好梦哩!”
听了葆庚这句话，又加之个把月过去了，并未见张之洞对他采取什么举措，徐时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小客厅里的炭火烧得很旺，他将身上的棉长袍解开，轻松地笑着说：“看来我是过虑了，我们过去做的事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
王定安打了一个呵欠，以一种老谋深算的口气说：“据说张香涛脾气倔、胆子大，太后对他圣眷颇隆，还是防着点好。”
葆庚点点头说：“怎么防着?你出点主意。”
王定安又长长地打了一个呵欠，说：“葆翁，我实在熬不住了，你这里有福寿膏吗?”
福寿膏是烟客对鸦片的昵称。说了个把时辰的话了，王定安这个大烟鬼支撑不住了。葆庚的烟瘾也发作了，他站起来说：“我这里有刚买来的真正的公班土[公班土：鸦片大土的别名。清人夏燮《中西纪事·漏卮本末》：“其(鸦片烟土)出自孟加剌者，曰公班，今称大土也。”]，跟我到烟室里去吧。”
清廷对鸦片烟时禁时弛，但明文上对官吏吸鸦片还是一贯禁止的。葆庚的烟室造得很隐秘。他将徐姨太宽大的卧室隔成两个部分。前部分放一张终年挂着蚊帐的深红色雕花大床，以及徐氏的梳妆台、衣柜等物件，后部分则是他的烟室。里面有一张宽大的烟床，床上垫着厚厚的棉被，上面铺着一床特制的新疆毛毯，豪华气派、松软舒坦。烟床上摆着一个矮矮的梨木镶贝烟几，上面放着精致的烟枪、烟灯等一应用品。这前后两部分中间用一道薄砖墙隔开，雕花大床放在墙边，将大半个墙给遮住了。剩下的小半边墙只开一道门，门前放着一座西洋进口的大玻璃穿衣镜，刚好把门严严实实地挡住了。姨太太的卧房，除开两个贴身丫鬟外，谁也不能进去。即使偶尔闯进去了，也看不出半点破绽。葆庚便在这个烟室里，每天由徐氏或徐氏的丫鬟服侍着，抽它一两次大烟，过一个钟头如仙如佛的瘾。这段时期徐氏回家坐月子去了，卧房里空着，葆庚便带着王定安、徐时霖穿过徐氏的卧室，绕过穿衣镜，来到神仙窟。
“葆翁，你真会享福。”王定安看着布置得奢侈耀眼的烟室，情不自已地发出感慨，“与你相比，我那抽烟的地方简直就是农家的灶房了。”
听了这句赞美的话，葆庚心里很高兴，说：“你没见过京师王府里的烟室哩，若跟他们比起来，我这又是灶房了。”
徐时霖更是对他这个妹婿的福分垂涎三尺，心里盘算着：“回家后一定要跟还在娘家做客的妹子商量下，要她悄悄地把葆庚的烟具带几件回来才好。”
“鼎丞，你和我躺在床上抽。雨生，你是自己人，我就不客气了，叫丫鬟给你安排一个躺椅，把烟具放在茶几上，你就躺在椅子上抽吧!”葆庚一边调摆，一边吩咐丫鬟们做准备。
一切安排妥当，王定安烟瘾大发，已经不可按捺了。他赶紧脱鞋，躺在烟几的左侧，一个丫鬟忙过来给他烧烟泡。烟几的右侧，葆庚慢慢吞吞宽衣解带，也有一个丫鬟在服侍着。徐时霖则不忙着抽，他一件一件地把玩着那些精巧昂贵的烟具。随着烟灯的小火苗闪烁跳跃，时明时暗，一阵阵醉人的奇香从烟枪里飘出。小小的藩台衙门烟室，顿时成了西方极乐世界。王定安一连猛吸几口，贪婪地将飘出的香气吞进喉管，布施于五脏六腑，再将它压下丹田，周身上下疲倦顿失，活力复苏。
“葆翁!”王定安心中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说起话来变得亲切多了，“你这是真正的公班土，而且是上等的。哪里弄来的，价格如何?”
“是不错吧!”葆庚徐徐地说，“泰裕庄的孔老板送的，他死也不肯收钱。”
“那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今天若不是跟着王定安来，徐时霖是享受不到这种洋药之味的。他对妹婿有点不满，抛出了这句颇为刻薄但极中要害的话。
“你的鬼点子多，出个主意吧!”葆庚头枕在小棉垫上，斜起眼睛望了一眼对面躺着的王定安。
王定安眯着双眼，全身心地都在享受上等公班土给他带来的乐趣。好半天，待这口烟完全在他的胸膛肚腹里消解之后，他才睁开两只小眼睛，慢吞吞地说：“我送你三条锦囊妙计。”
“不是只送我，”葆庚打断王定安的话，“你要知道，真的查起来，你的麻烦事比我还多。”
王定安不服气地说：“我的银子都是干干净净的，不怕查。”
“真的吗?”葆庚冷笑道，“鼎丞，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就不要在我面前说这种漂亮话了，这种漂亮话留着日后在张之洞面前去说吧!”
“好啦，好啦!”徐时霖打圆场，“王观察(观察：即观察使。唐肃宗年间置，掌监察官吏善恶，张举朝廷大纲。元明清不设观察使，只是清代因分守、分巡道员也管辖府州，就以“观察”作为道员的别称。)，把你的三条锦囊妙计亮出来吧!”
王定安毕竟心虚，见葆庚认起真来，便嘿嘿干笑两声说：“葆翁，我这句话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是要你出面去办，你是藩司，他第一个要和你商量，我和雨生还差了一截。”
徐时霖忙说：“那我就差得更远了!”
葆庚一向都要仰仗王定安，何况现在他们共坐一条船，当然要和衷共济，于是也笑着说：“刚才说说玩的，你可别计较。”
王定安又重重地吸了一口大烟泡后，不慌不忙地亮出他的锦囊妙计来：“首先，你还是用对待卫荣光的老法子对付他。告诉他这藩库清不得，三十年没清了，巡抚也不知换了多少个，历届巡抚都当得好好的，该升官的照升官，该调肥缺的照旧调，从没有哪一任巡抚因此有什么挂碍。一旦清理，则会挑起许多事端来，反而不美。说得他打消这个念头，不再惹是生非，那就一切都没事了。此乃上上之策。”
“这当然最好。”葆庚坐起来，摸了摸颈脖子说，“听说张之洞这个人倔强得很，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怕不能像卫荣光那样，几句话就对付了。”
徐时霖也坐起来，说：“有人说张之洞凶狠得很，怕不是卫荣光那种人。”
王定安仍躺着不动，他上上下下地摩挲着那杆雕龙描凤的大烟枪，慢条斯理地说：“若说服不了，则用第二计。你就对他说，藩库是藩司管的事，不劳你张大人直接操心。这事就交给我吧，我保证把藩库账目清理得熨熨帖帖。”
“对!”徐时霖拍了拍自己的大腿，兴奋地说，“这是一条妙计。我们自己来办，那还不什么都好说!”
“这主意好是好，不过，”葆庚穿起鞋子，下了烟榻，在房间里走了几步，“只是前天张之洞对我说，铲除罂粟，播种庄稼，是件迫不及待的事，必须督促各州县尽快做好这件事。他要我来督促。”
“你答应了?”王定安问。
“我能不答应吗?”葆庚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态来。
徐时霖说：“张之洞叫你去禁烟，是不是他已知道了这个秘密。”说罢，用手指了指茶几上的烟灯。
“知道这个不碍事，太原城里有几家衙门没有这个?”王定安也坐起来，伸出一只黑瘦干枯的手，慢慢地摸捻着下巴上那几根鼠须，“怕就怕在他知道了那个。”
“哪个?”葆庚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他已猜中八九分了。
“救灾款的事。”王定安阴暗的脸上露出一丝隐约可见的冷笑，“张之洞这是调虎离山，有意不让你插手清理藩库的事，说不定他已从别的什么地方听到了风声。若这样，事情就麻烦了。”
王定安所说的正是葆庚所猜的，他的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
光绪三年，布政使葆庚主持山西的赈灾事宜。除开朝廷的救济款和各省的协济款外，还有大量个人拿出的款项，这笔款子，美其名曰捐款，其实是买功牌款、卖顶子款。这正是当年曾国藩用于筹饷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那时，太平军打进湖南，围攻长沙八十余天，朝廷吓坏了，赶忙下令要正在家守制的曾国藩组建乡勇，与太平军对抗。但朝廷拿不出钱来，令地方自筹解决。湖南藩库也拿不出钱来，要曾国藩自行解决。曾国藩知道一些富裕的商人士绅手里有钱，但他们不会白白地拿出来，他们要跟朝廷做交易，即用钱来买功名、买官衔。于是向朝廷讨了几百张空白功牌，依捐款的多少，发给不同军功品级的牌子。有的捐款很多，便给他一个候补知县、候补知府的官衔。乡勇招募之初，就靠这个办法解决了军饷。后来，曾国荃招募吉字营，也用这个办法。来到山西做巡抚，面对急需银子救灾的局面，曾国荃又起用这个法宝。向朝廷申请了两百张空白功牌，全部交给葆庚来处理。朝廷的救济款和各省的协济款，都是用公文交代的，蒙混不得，只有这笔为数不小的捐款容易浑水摸鱼。葆庚、王定安都在里面做了手脚，若把这笔款子清理明白，他们做的事就会露馅。身为藩司的葆庚就将承担主要的责任，葆庚如何不慌?
“八成是张之洞听到有人讲救济款的坏话了。他叫我去督促铲除罂粟，是想支开我。听卫静澜说，张之洞他是要亲自办这件事。”
徐时霖插话：“他这是要急于立功。”
“鼎丞，你不是有三条妙计吗，这条看来也不行了，把第三条拿出来吧!”葆庚像遇难者求救似的向王定安呼喊着。
王定安离开烟榻，背着双手在屋子里走动着，好半天才开口：“第二条计策是中策，虽比不得上策，但也不失为一条良策。这一条也不行，那就只有出下策了。”
“下策就下策吧，你倒是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呀!”葆庚的语气里夹有三分惶恐。
“这下策乃是一条古老的计谋。如果办得好，成效也不可估量。”王定安停了下来，两只小眼睛盯着葆庚说，“学汉元帝的办法，和亲!”
“和亲?”葆庚一时还没有弄明白。
“我知道王观察的意思了。”徐时霖的悟性比葆庚来得快些，“咱们好比汉元帝，张之洞好比单于，将一个王昭君来亲善彼此之间的关系。”
徐时霖话刚一出口，立刻想到自己送妹子给葆庚，不正是一条和亲之计吗?
“你是说用美人计来笼络张之洞哦!”葆庚终于弄明白了，他突然高兴地说，“听说张之洞来山西前，刚死了老婆，给他一个美人，那真是雪中送炭!”
王定安不理睬他们郎舅的阐释，独自一人迈着方步，嘴里喃喃地背诵着王安石的《明妃曲》：“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这诗写得太好了，千古咏明妃之作无出半山之右者。”
望着王定安这一副雅兴十足的神态，葆翁又犯难起来。他皱着眉头，自言自语：“这计策好是好，只是上哪儿去找一个王昭君呢?”
“这我就不管了。葆翁，这出主意是我，办事就靠你跟雨生了。叫雨生去找吧!他有的是经验。”王定安诡谲地望了一眼徐时霖，徐时霖的脸色顿时十分不自在起来，“你们两郎舅好好合计合计。天色不早了，我要回家了。”
王定安拿起银狐披风，走出藩司衙门的绝密烟室。
五、解州书院里藏卧着一位四朝大老
位于山西最南部的解州，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小城，它处在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之地。出解州城南门走七八十里，便来到黄河边。
传说这一段的黄河中有一个小小的岛屿，当年为人类补天的女娲便葬在此岛上。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在一个大雨晦暝的日子里，此岛连同岛上的女娲墓突然失踪了。八年后的一个夜晚，黄河上出现了难得一见的风雨雷电。第二天早上，人们惊讶地发现，女娲墓冒了出来。墓上长着两棵丈余高的大柳树，墓下是一块巨大的石头，当地百姓叫此石为风陵堆。女娲娘娘本是受人敬仰的女神，再加上沉而复出的传奇，更提高了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黄河上往来的船夫艄公，路过此处，都要到风陵堆上去叩拜女娲墓，请求这位黄河不能淹没的神灵保佑平安。风陵堆的南岸便是自古以来有名的险关——潼关。从潼关往西南约走六十里，便到了西岳华山。而潼关的对面渡口，就是风陵渡。三国时期，曹操西征韩遂，由潼关渡河，由风陵渡上岸。至今当地百姓还可以指着岸边石头上的痕迹，告诉你这是当年那位叱咤风云的魏武皇帝所留下的马蹄印。顺着这段黄河向东走约一百五十里，就到了灵宝。安史之乱时，唐肃宗不顾老子玄宗的尊严，擅自即位于此。若再回到风陵渡口，往北走大约五十里地，有一处古老的寺院，叫作普救寺。这普救寺不以诵经念佛出名，它的名声得益于一段旖旎艳丽的风流故事。
寓居普救寺的穷秀才张生，爱上了路过蒲州借住此寺的宰相之女崔莺莺。张生和崔莺莺破除门第观念，彼此爱慕，却不料老夫人不同意。后来张生靠朋友的力量，打退了围寺的强盗，才使得老夫人勉强同意，这一爱情故事总算有了个令人欢喜的结局。后来董解元、王实甫将这段传奇搬上舞台，数百年来在民间流传不衰，使得普救寺声名远播。一座原本以斩断情缘为修行目的的寺院，却仗着一段情缘而传名于世，也真是有趣的事情。
这便是解州城四周的人文地理。悠久灿烂的文明史，酿造了这一带浓郁的黄河文化气氛。因此，小小的解州城历来文风较盛。这里有一座兴建于前明嘉靖年间的书院，聚集着附近三省的优秀学子，向来以学风淳厚而享誉远近。解州书院这十来年，更是为士人们所仰慕，因为这段时期它的主讲不是平凡之辈，乃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阎敬铭。
阎敬铭不是山西人，他是陕西朝邑人。朝邑位于晋陕两省的交接之处，离解州城不过百五六十里远。阎敬铭中式(中式：科举考试被取录叫中式。乡试或会试合格者称为中式举人或进士。)之前，曾在解州书院苦读过五年。这五年为阎敬铭打下了学问根基，也使得阎敬铭对解州书院终生怀有感恩之情。
道光二十五年，三十岁的阎敬铭熬过二十多年的寒窗，终于中进士入翰苑，释褐而踏上仕途。翰林院散馆时，阎敬铭因试卷上错了一个字，没有留馆而改分户部。翰林院清高又空闲，易于迁升，几乎是所有读书人的向往之地。大家都为阎敬铭惋惜，但他本人却不感到怎么遗憾。出身耕读之家的阎敬铭是个刻苦务实的人。户部主管全国财政，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比起翰苑的吟诗作赋来，对国家的贡献更为实在，也更能历练人。阎敬铭进入户部后，全副身心投入部务之中。他精细练达，又抱负高远，很快便在户部崭露头角，成为部里干员。但阎敬铭性格刚直耿介，朝中又无靠山，尽管才干出众、品格脱俗，却在集资升为主事[主事：官名。明清设六部，下设诸司，郎中、员外郎、主事为司官的三个级别，以次递升。员外郎，清初正四品，顺治十六年(1659)改正五品，康熙六年(1677)改正四品，九年改从五品。主事，正六品。]之后，便再也上不去了。直到咸丰九年，眼看着一个个无德无才的后来者越他而过，四十三岁的阎敬铭仍然只是一个六品主事，心中甚是愤郁不平。这时，他遇到了一个知己，此人便是胡林翼。
当时，胡林翼身为湖北巡抚，正和曾国藩密切配合，统率湘军，经营长江两岸的战事。半年前，湘军惨遭三河之役的失败，军队元气至今并未恢复。曾国藩以兵部侍郎空衔客寄江西，军事蹇滞，湘军正在艰难时期。东征湘军的粮饷，只能靠胡林翼所管辖的湖北，设在武昌的湘军后路粮台任务繁难、责任重大，却缺乏一个能干的人来管理。胡林翼在与户部打交道的过程中，得知阎敬铭的精明能干，便上奏请求调阎敬铭来武昌管理湘军粮台事。在户部郁郁不得志的阎敬铭一直关注着南方的兵事，私心早已对曾国藩、胡林翼仰慕不已。他渴望着能结识这两位大人物，从他们那里学到治国办事的真才实学。他也知道，此时从军固然充满着危险，但也同样充满着机遇，与其在户部久抑不伸，不如到军营中去闯一闯。军营正当用人之际，自己的能力可以得到充分的展布。倘若机遇好，说不定很快便可以出人头地。
就这样，阎敬铭毫不犹豫地舍弃舒适悠闲的京师生活，只身来到兵凶战危之地的武昌城。正六品衔的主事与从二品衔的巡抚之间相差得太远了，何况这位巡抚还是一个战功卓著的军事统帅。阎敬铭怀着局促的心情，第一次拜见胡林翼，孰知大出意料之外。这位身子瘦弱的湘人，一点儿也没有封疆大吏的架子，其谦和平易，完全出于一片天性。阎敬铭想起户部以及京师其他衙门里的那些大人老爷来，他们胸无半点实学，却架子大得很。同一个衙门里，则是官大一级压死人。那种沉闷刻板、暮气深重的衙门作风，与眼下这里的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的景象简直有十万八千里之差。阎敬铭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事业所在，也看到了真正的人生价值所在。
在湘军的后路粮台做了三个月的协理之后，胡林翼便将总理一职交给了他。不久，又趁着前线一次胜仗的机会，在奏章里大为表彰阎敬铭调度粮饷的功劳，将他保举为员外郎。有如此投缘相契、知人善任的上司，有如此足以让自己施展才干的空间，真是人生的幸运!阎敬铭庆幸自己遭逢了难得的好机遇。他竭尽才智，调遣各路粮饷，尽量保障前方源源不断的供给。他忠于职守、廉洁奉公，手头日过千万两银子，却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胡林翼敬重阎敬铭的德才兼备，与他推心置腹，两人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随着胡林翼的不断保举，阎敬铭从员外郎升为道员。
咸丰十年底，曾国荃围攻安庆。到了紧急关头，胡林翼亲率部队移营太湖协助。太平军趁着武昌空虚之际，欲解安庆之危，施行围魏救赵之计。李秀成、陈玉成率领二十万人马，沿长江南北兵分两路向西进军。北岸陈玉成兵行迅速，由英山进湖北，长驱直入，夺取孝感、黄陂，兵锋直指武汉三镇。武昌城里既无主帅，又无兵马，一时间惊惶失措，乱成一团。各大衙门大门紧闭，官员纷纷外逃，湘军后路粮台的人员，也几乎逃亡一空。唯有阎敬铭临危不乱，坚守粮台，将一根麻绳置于案头，心里做好准备：若太平军攻入粮台，则悬梁自尽。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南岸李秀成的部队并没有按原计划进行，陈玉成也便放弃了进入武汉的打算。武昌城的各大衙门虚惊一场。当那些逃走的粮台官员又重新回来办事的时候，面对着阎敬铭，真是又敬服又羞惭。胡林翼为此特地上疏朝廷，称赞阎敬铭理财既为湖北第一，操守血性更是并世难得，宜堪大用，请擢升为湖北按察使。那时胡林翼乃朝廷南天柱石，咸丰帝依畀甚深，于是谕旨下达：阎敬铭补授湖北臬司。
来到湖北不到两年，便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京官升到负责一省的司法大吏，并让皇上和各省都知道自己是一个济世干才，阎敬铭怎能不欣慰万分!而之所以有这一切，完全是因为胡林翼的赏识、重用和提拔。他心里对胡林翼有说不尽的感激和崇敬。他要倾尽全力襄助胡林翼，完成厎定江南、中兴天下的大业。
不料，胡林翼因劳累过度，肺病大作，终于不起，年未五十而撒手人寰。阎敬铭伤痛不已，他既为自己顿折良师益友而伤心，更为国家顿失擎天梁柱而痛心。继任的巡抚严树森萧规曹随(萧规曹随：萧，指萧何;曹，指曹参。西汉初，曹参继萧何为相，全部按照萧何的成规办事。萧、曹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在秦的严刑峻法及秦末大乱之后，是适合社会需要的。后以“萧规曹随”比喻按照前人的成规办事)，一本胡林翼的成法治理湖北，支援东征湘军，并更为仰仗阎敬铭。不久，阎敬铭署理湖北布政使。
第二年，阎敬铭署理山东巡抚。同治三年，实授鲁抚。那时，山东正是朝廷与捻军交战的重要战场，阎敬铭名为巡抚，实为带兵的将领。他昼夜在军营操劳，早年的风湿病复发。同治六年，年仅四十八岁的阎敬铭便辞去巡抚，回原籍朝邑养病。同治八年复出，只做了两个月的工部侍郎，便又辞职回乡。之后，朝廷多次命他出山，他均以病未痊愈为托辞不应诏。
光绪三年，山西大旱，朝廷命他协助曾国荃在山西赈灾。赈灾是救民水火的大事，何况曾国荃为多年的战友，阎敬铭不便再推辞。办了半年的赈务，民心初定之后，他便又离开官场。这几年，朝廷又两次要他进京，他两次都推辞了。阎敬铭年未及知命而位居方面，也可以算是官场中的得志者，为何一再不奉诏，甘居山野老于林泉呢，难道真的是疾病的原因吗?当然不是!
病痛这东西是人人都不想有的，但有时，它又能给人带来某些用途，尤其是政坛上的人物，常常要借用它来玩点把戏，使点障眼法。古往今来，凡政界人物所谓的因病不能任职的话，绝大部分是另有原因不便明说，于是，或自己用来做托辞，或别人用来遮掩视听。这也可算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创造吧!
那么，阎敬铭不便明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即失望。最先使他失望的是江宁城攻下后，湘军将士和他们最高领导集团的表现。
同治三年，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在围攻三年之后，终于把太平天国的都城打下来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发疯一般的烧杀、抢掠。一座锦绣般的古都被焚烧殆尽，太平天国集聚的无数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阎敬铭面对着这极不情愿看到的现实，心里痛苦不堪。多少年来，湘军不是高喊着勤王室、卫孔孟的口号，声称自己是正义之师吗，为何这时野兽般发泄心里的仇恨，强盗般打家劫舍?这只能使他想到，他们原本便是冲着江宁城里的财富而来的，所有动听的宣言都是欺世盗名的谎话。而自己，身为粮台总理，多年来苦心经营，为他们提供充分的粮饷，实际上只是为他们能有今日提供保障罢了。
接着使他失望的，是山东的剿捻战场。过去阎敬铭在湖北做的是军需后勤之事，到山东后才亲自执掌兵权，了解到前线的真相。捻军是乌合之众，如果朝廷的军队精诚合作，共同对敌，捻军原本很快可以扑灭。但朝廷部署在山东省的四支部队：当地绿营、淮军、湘军和蒙古马队，却彼此牵制，互不买账。只是争功争饷，保存实力，并不冲锋陷阵。使得一支人数并不多的捻军，在山东境内东窜西突，所向无敌。阎敬铭身为山东巡抚，却不能协调这四支各有主帅的人马，他气得吐血也无济于事。直到他引疾归里，山东军事仍无进展。他不明白，拿着高俸的将领和吃着饷粮的兵勇，为何对朝廷如此不忠不诚?
第三个令他失望的是工部的状况。十多年前在户部，阎敬铭只是一个小小的主事，部里的机密要务他无权涉及。做了工部右侍郎后，他才知道工部糟糕透顶。汉尚书其实对部务一窍不通，他的兴趣只在研究三礼。一月之中有半月不来部视事，窝在家中著书立说。他不明白，朝廷为什么调这样的人来掌工部。既然热衷于学术，何不成全他，让他在翰林院做个内阁学士呢?满尚书是个宗室，不学无术，头上顶子靠的是祖宗的福荫染红的。此人是个美食家，提到京师各大餐馆的菜肴特色来就两眼发亮，听到部属谈起正事来则双目无神。阎敬铭也不明白，朝廷为何安排这样一个人来掌工部。他家里有的是几代人花不完的银子，何不让他在家吃吃喝喝，做一个清闲自在的公子王孙，要他在工部衙门当差，受这份罪做什么?工部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其他三个侍郎手里。他们每兴建一项工程，则向朝廷多报三到五成的费用。发到各省，则又减去三至五成的银子，然后还要勒令承办工程的商家给他们送回扣、打红包。他们就这样贪污中饱，富得流油。阎敬铭看不惯这一套，既不收红包，又不接回扣。这样一来，阎敬铭便成为他们的障碍。三个侍郎联名上章，说阎敬铭疾病缠身，神志昏倦，工部事繁，不能胜任，不如调到礼部去，清闲舒服，人地相宜。阎敬铭知道他们的用心，便干脆顺水推舟，借病辞职。他已深为厌恶这个龌龊卑污的官场了，决心布衣终世，再不为官。
阎敬铭以侍郎之身回到朝邑，立刻惊动方圆数百里的官府士绅。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仰慕的、巴结的、借重的，纷纷前来拜访，并邀请他出来为地方做点事。阎敬铭一概拒绝。只有当解州书院八十岁的老山长谷实穗先生亲来看望，请他主讲书院时，他却不能推辞了。一来，谷老先生当年在解州书院，曾亲自教过阎敬铭五年的书。阎敬铭之所以能中进士、点翰林，谷老先生悉心培育之功不可没。老先生的面子，岂能不给?二来，解州书院乃阎敬铭的发祥之地，恩情深重，不容他不回报。三来，阎敬铭也想从解州书院里挑选几个可资造就的学子，着意栽培，将来为国家培养几个人才出来，也是晚年所做的一桩大好事。就这样，从阎敬铭回来的第二年，便出任解州书院的主讲，直到今天。
流年如水，十五六个春秋就这么过去了。阎敬铭以山水风光自娱、教书育人为乐，日子过得无拘无束、潇洒自如。同治七年，以曾国荃、郑敦谨为首编辑的《胡文忠公遗集》雕版告蒇，胡家特为送给阎敬铭一套。他读故人遗墨，如与故人对话。十多年间，手中这部《胡文忠公遗集》他不知读了多少遍，愈读愈对胡林翼钦佩不已，愈读愈对胡林翼的事业后继无人遗憾不已。他有心在解州书院寻求一个英才来传递胡氏薪火，但至今也没有看出一棵苗子来。这天他刚从书院下课回家，喝了一口茶，正想拿起《胡文忠公遗集》中的《读史兵略》再浏览浏览，忽听得外面传来一句洪亮的异乡口音：“请问，阎老先生是住在这里吗?”
阎敬铭忙放下手中的书，大步向门外走去。
六、敢参葆庚、王定安，看来张香涛不是书呆子
阎敬铭走出门外，看到眼前站着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人。此人穿着一身黑色紧身衣裤，背上背着一个黑色行囊，与行囊并列的是一把黑柄长剑，面孔黧黑，五官端正，左手牵着一匹鬃毛黑亮的战马，那马正悠闲地低头吃着墙边的野草。阎敬铭心里夸道：十多年没见到如此英武挺拔的人物了，这是哪来的脱下战袍的将军?他脸上露出赞许的笑容，说：“我就是阎敬铭。请问足下尊姓大名?从哪里来?”
那人一听，忙丢开缰绳，双手抱拳深深一揖说：“您就是阎丹老，刚才多有冒犯。敝人从太原府来，名叫桑治平，奉张抚台之命，特来拜谒您。”
桑治平说罢，抬起头来将阎敬铭认真地看了一眼。如果不是本人自报家门，他简直不能相信，面前站立的这位，就是曾经做过山东巡抚、工部侍郎的大官员，就是那个受胡林翼器重、被慈禧太后简记于心，朝廷多次征召的中兴名臣。桑治平不觉又细细地看了一下：满脸粗糙的皮肤，上面有许多条刀刻剑剁般的皱纹，头发快白完了，胡须杂乱，好像从未修整过似的。背微微有点驼，已是仲春时光了，身上还穿着厚厚的粗布黑棉袍，显得臃肿。浑身上下，纯是一个北方老农的神态，找不到半点卿贰(卿贰：六部尚书、侍郎合称。尚书，曰卿;侍郎亚之，称贰卿，意为尚书之副贰。)大臣的气概。
“桑先生，请进屋里说话吧!”阎敬铭操着浓厚的陕西口音招呼着，这声音如同从水缸里发出的一样，瓮声瓮气的。
这是一座极为普通的晋南农舍，就坐落在解州书院的旁边。进了大门后，阎敬铭将桑治平请进了他的书房。这书房也很简陋，一个白木板做成的书架，零零散散地摆着几十本书，桌椅板凳也都没有上漆，唯一显眼的是正中墙壁上挂着一副装裱精致的对联：万顷烟波鸥世界，九天风露鹤精神。上联右上角写着一行小字：书涤丈旧联以赠丹初兄。下联左下角也有一行小字：益阳胡林翼于武昌节署。
刚坐下，一个六十余岁、布衣布履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双手端了一个粗泥大碗走了出来。阎敬铭说：“这是贱内。请桑先生喝茶。”
桑治平心里一惊，忙站起身来。他怀着一股复杂的心情，恭恭敬敬地接下这碗茶，双手捧着，似觉有千斤之重。阎敬铭坐在一旁说：“坐吧，坐吧。解州偏穷，没有好茶叶，请将就喝点。”
桑治平望着碗中粗大的叶片和黑黄黑黄的茶水，举起碗来喝了一大口。茶水苦涩，而他心里则充满甘甜。桑治平足迹遍南北，结交半天下，第一次遇上这样一位奇人。胸中藏着经天纬地的大才，外表却如木讷无文的耕夫;虽出入玉堂金马之门，久坐虎皮交椅，如今却怡然自得于竹篱茅舍之中;曾执掌生死大印，调度银钱千千万万，如今却四壁萧然、家无长物;曾前呼后拥、八面威风，指挥过千军万马，如今却心如古井，寂然与一个白发老妪共度晚年。是青少年时期的长期艰苦，养成了这种见苦不苦的脾性，还是历经富贵繁华后的返璞归真?是天性如此，还是大智大慧?不管是出自于何种缘由，十多年这样过来，岁月岂不将他的生命与这一切融为一体了，他还能抛得开、离得了吗?他还愿意重返官场、再肩大任吗?
望着桑治平这样大口地喝茶，阎敬铭想他一定是饿了：“老妻正在为你煮饭，是不是先吃两个冷山药蛋充充饥?”说着就要起身去拿。
“不用，不用!”桑治平忙说，“肚子不饿，我是喜欢这种泥碗泡出的粗茶水，本色本味，最是宜人。”
“桑先生从太原府来，却不嫌老朽这里的简陋，真是难得!”
仿佛他从来没有出过解州城，一辈子未见过世面;仿佛他从来就是一个种田人，一辈子没享过福。这句话说得如此自然、如此顺口，令桑治平心里感慨不已!他放下行囊，从里面取出一个大信封来，双手递了过去：“丹老，这是张抚台给您的信。”
“老朽与张抚台向无交往，他怎会想起给我送信来呢?”阎敬铭边说边接过信封，从中抽出一封信来，他眯着两只眼睛看着：
丹老前辈大人阁下：
二十年前，之洞正欲束装就道，遵恩师之命赴武昌，拜在老前辈帐下，求治国真学问，讵料凶耗传来，恩师仙逝，万般无奈，只好止步。从此关山暌违，不得亲炙。至今思之，尚痛悔万分。
老前辈建不世功业，孚海内人望，而急流勇退，隐身晋南。对老前辈而言，慕前贤之风，志节可嘉;对国家而言，老成闲置，大匠歇手，诚为绝大憾事也!
两年前，之洞应诏荐举天下人才，即以老前辈为当今第一英杰上奏。客岁冬，奉命承乏三晋，临行陛辞时，太后殷殷垂询，数次问起老前辈，命之洞打听消息，若身体尚可，务望来京辅助朝政。纶音(纶音：皇帝的诏令。)亲切，令下臣感慨万分。今特嘱友人桑治平前来拜谒，敬问起居。之洞初到山西，杂事丛集，待稍清眉目后，便南下解州，立雪程门，请教治晋方略。托桑君顺带二十年前恩师给之洞亲笔信函一封。恩师当年对老前辈之赞美，皆已获验证，而“入阁拜相”之期望，也即在眼前。老前辈定不会长与渔樵为伴，而令友人九泉之下于不安。
晚之洞叩首
阎敬铭看完信后，嘴角边微微露出笑容。他抬起头来，正与桑治平凝视他的目光打了个照面。桑治平的目光明净而深邃、友善而坚毅，使阎敬铭心头一亮：此人不是凡俗之辈!
“张抚台信上说，有胡文忠公二十年前给他的信一封，托桑先生带来，可否给老朽一看。”
“这封信是特为给您带来的。”桑治平又从行囊中拿出一块长约八寸、宽约五寸的小木板来。他用手一压，一块木板分为两片，里面平平整整地压着几张信笺。桑治平将信笺取下，恭送给阎敬铭。
阎敬铭的双手在黑布棉袍上擦了两下，脸色端凝地接过信笺，说：“你稍坐一下，我去拿副眼镜来。”一会儿，阎敬铭从隔壁房里拿了一副眼镜出来。桑治平看那眼镜十分陈旧，一只脚已不见，代之以一根麻绳。阎敬铭将老花眼镜戴上，再次捧起信笺时，桑治平见他的双手微微颤抖，两片干瘦的嘴唇似在抽动。此情此景，与刚才看张之洞的信迥然不同。桑治平哪里能够体会得到，这位厚貌深颜的老者此时的心情啊!
阎敬铭面对这封胡林翼的亲笔信，就如同见到了去世多年的老朋友。他在心里默诵着胡林翼信上的文字，就如同听到老朋友在说话。二十年前武昌城，在巡抚衙门里，在粮台衙门里，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商量军国大事，部署东征战略，谈论诗词文章，也叙说家庭琐事人情世故。那轻轻的、娓娓动听的益阳官话里，充满了多少智者的思索、仁者的友情啊!
正如张之洞所说的，这封信是胡林翼写给正在南皮原籍温习功课，准备明年春闱的张之洞的。胡林翼在信上对他昔日的弟子说，趁着现在有空，不如南下到武昌住段时间。书固然要读，但不能钻在书堆里不问世事，博取功名不是读书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经世济民。以你现在的学问，明年的会试高中如探囊取物，倒是治国办事的真才实学是要考虑的大事。明年中式之后，或进翰林院，或任百里侯(百里侯：即县令。古时县令所治之地不过百里，因有此喻)，则再没有历练的时间了，此时是你一生中最为难得的时光。
阎敬铭边读边点头，深知胡林翼这番告诫弟子的话，是真正的阅历之言。阎敬铭自己三十中进士，比起那些二十几岁便金榜题名的人来说，他的功名不能算早达。然而正是发皇较迟，才有充分的时间让他做幕僚、做账房先生，从而练就实际的治事能力。后来一到户部，就能独当一面。对于各省报上来的账目，哪些是诚实的，哪些是掺了假的，他一眼就可看出七八分来。阎敬铭将信再看下去，接下来胡林翼就说到了他。
老友信上说：粮台总理阎丹初先生乃当今贤能之士，理财本领湖北第一，天下少有。东征湘军能足饷足粮，全靠此人大才筹运，这是真正的济世大学问。林翼自是远不能及，环顾今日宇内大吏名宦，亦鲜有及者。此等学问非书斋可求得，须从历练中来。贤弟日后要做社稷之才，不可无此学问。丹初先生才华出众而笃实谨恪，前途不可限量。今日在武昌做臬司，明日或调他省做藩司，后日再升为巡抚，都是意料中事。过几年拜相入阁，也必是题中应有之义。此时来武昌，凭林翼薄面，尚可勉收你为入室弟子。再过些日子，或外擢或内升，那时林翼鞭长莫及矣。常言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贤契接信后即可整装南下，林翼在黄鹤楼畔翘首盼望也!
“藩司”“巡抚”“入阁拜相”这些话，胡林翼当年从来没有当面说起过。信上写的，是他对千里以外的弟子的预言。二十年过去了，藩司、巡抚，这些预见已成事实，如此说来，“入阁拜相”也将会成为现实?一时间，年过花甲的阎敬铭心里热了起来。哪一个读书人不巴望自己有入阁拜相的一天，何况做过大员、胸负奇才的阎敬铭!他之所以盛年归田，是因为出于对世事的失望，也因此而使得对自己的前途失望。胡林翼二十年前的这封信，唤回阎敬铭消逝已久的热情。其实，这些年来，解州书院主讲的心灵深处，何尝就真的淡漠了一切，就真的对宦海官场心如死灰?平生大志未得充分展布的隐隐之憾，常常在一觉早醒、中宵月夜之时，在一人独酌、醺醺微醉之际，像一只嘴角尖利的小虫钻在他的胸腔，撕咬着他那颗清高而孤独的心。但是，一旦晨曦初现或醉意清除的时候，他便很快释然了。朝廷虽说数度征召，但也没言明授予何职。阎敬铭知道自己性格耿介，只身孤影，朝中向无奥援，授职也不过巡抚、侍郎而已。与其再失望，不如不出山。阎敬铭的内心深处就这样反反复复地波动着，而外表则一如黄河岸边之老农，日观浊浪排空，夜听惊涛裂岸，于世事人生似乎浑然两忘。人们都说，胡林翼识人有过人之处，如此看来，入阁拜相，或许不是空泛之谈，今生还可能有一番非常作为?
正在阎敬铭这样思来想去的时候，他的老妻已把晚饭做好了。于是，他把胡林翼这封信郑重地交还给桑治平。然后，陪着桑治平喝了几杯红薯酿成的甜酒，欢欢畅畅地吃了一顿晋南农家饭菜。饭后，他又陪着桑治平在解州书院前前后后走了一圈，兴致浓厚地讲述书院的掌故人物。直到太阳西沉、山风渐冷时，他们才又回到那间简陋的书房喝茶叙话。
在太原时，张之洞和桑治平就阎敬铭的事商量了好久。桑治平认为，从种种迹象看来，阎敬铭此番若愿意入京，朝廷必加重用，职位将在侍郎之上。张之洞同意他的这种分析，说若能促成阎敬铭出山，则功莫大焉!桑治平说，是的，此举可一石三鸟!对太后来说，可谓不负圣命。朝廷多次征召而不能成的事，这次能办成，可获太后嘉许。此为一鸟。对你来说，经此番接触，阎敬铭心中将存感激，今后可望成为朝中的得力内助。此为二鸟。对阎敬铭本人来说，平生大才可望得到充分展布，不至于老死于解州书院而抱恨终天。此为三鸟。张之洞笑着说，这话说得好。你这次去解州，相机行事，务必要请动他。就这样，桑治平衔命来到解州书院。
“我原以为桑先生是抚台衙门里的人员，读了香涛的信后，方知足下乃他的朋友。请问足下，是原本就住在太原，还是这次与香涛一道从北京来晋的呢?”
胡林翼的信拉近了阎敬铭和张之洞之间的距离。在他的意识中，似乎有一种把张之洞视为自己弟子的感觉，他不再用“张抚台”这样严肃而疏远的官衔，而改用“香涛”这样较为随便亲切的字号来称呼张之洞。桑治平听了后，也觉得他与眼前这位古怪老人的距离拉近了许多。
“丹老，”桑治平以一种晚辈兼学子的态度答道，“我原是香涛的堂兄子青制台的画友。这些年来子青制台致仕回南皮，我一直飘零江湖，承蒙香涛看得起，去年随他来山西，做点小事。”
“哦!足下原来是张子青先生的画友，失敬，失敬!”阎敬铭两眼射出喜悦的亮光来，与刚才昏花的眼神大不一样。桑治平暗暗吃惊，心想：这样的眼光大概才是前粮台总理的本色，“我那年在山东做巡抚时，他在清江浦做漕运总督，我们时常有联络。他公余常爱绘画，画得也很好。不想一晃就是二十年过去了，他比我大几岁，快七十岁了吧，身体还好吗?”
“今年整七十，年已古稀，身上有点毛病是自然的，不过还算硬朗。”桑治平心想，正好借张之万做文章，烧热阎敬铭冷却已久的心，“去年春上，子青制台蒙醇王之召来到京师，我特为由古北口赶到城里，与老制台见面。我们之间有多年没见面了，这次老制台跟我说了很多心里话。”
“是啊，故人相见，总是有很多话要说的，都说了些什么呢?”阎敬铭边说着，边将身子挪过去了点，脸上显出安详的笑容，仿佛一个老农正在闲散地与邻里说年景、话桑麻。桑治平也将身子倾斜过去，做出一副随便谈心的神态。
“老制台说，醇王想请他出山再做点事。他说，归田六七年了，且年纪一大把，还能做什么事。醇王说，国家还靠老成掌舵。近来与太后谈起这桩事，太后也深有同感，正寻思着起用一批文宗爷拔擢的中兴勋宿哩。老制台亲口对我说，醇王讲，太后在提到中兴勋宿时，掰着指头一个个地数，其中就数到了他，还有在衡阳老家养病的彭玉麟。彭玉麟之后，太后就数到您。太后说，在老家养病的还有一个阎敬铭，当年湘军东征，多亏了他办军需。”
其实，张之万根本就没有说过这番话，这纯粹是桑治平的临时编造。这几句编造，让阎敬铭听得心里热乎乎的。
“太后如此眷顾，老臣感恩不尽。只是年迈体弱，加之这些年来闲云野鹤似的懒散惯了，也不能为太后做点什么了。子青先生呢?他愿意出山吗?”
这话正问到点子上来了，桑治平忙说：“老制台说，从个人来讲，我实在是不想再出来做事了。说做官吧，我已做到总督，也不负平生志向，不辱祖宗了。要说做事吧，我这大把年纪，还能做得了什么呢?这些年来自由自在，舒服得很。何况官场经历得久了，内中的黑暗污浊太多，实在令我失望。何必还要再混进去背黑锅、受委屈呢?”
“子青先生是个明理人，他说的是这么回事。”阎敬铭忍不住插了一句话。
“不过，老制台又说，若从朝廷方面来说，既然太后和醇王还看得起我这一匹老马，希望我再为国家负一点重，我也没有理由推辞。我能优游林泉，安度晚年，还不是朝廷的赏赐?从小读圣贤书，明的就是为君王分忧、为国家效力的大道理，到老来怎么能背弃呢?”
阎敬铭默默地听着，头不自觉地点了两下。
桑治平继续说：“我笑着对老制台说，太后、醇王请您出山，即使从个人来说也有必要。做官做到总督，当然是巍巍然高哉，但并没有到顶。自古说，入阁拜相才是人臣之极，现摆着可以做极品之官，为何不做?老制台也笑了，说，你凭什么说‘极品’的话。我说，老制台年过七十，又是从总督任上致仕的，若不是入阁拜相，您如何肯再出山呢?这一点，太后、醇王会想到的。老制台说，你说得也是。真让我入阁拜相，我当然是会出山的。不说为个人，也不说为国家，就是为了祖宗也要拼一下老命呀!我南皮张家真的出了一个宰相，这可是上光祖宗之德，下励子孙之志的大好事呀!说罢，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阎敬铭也禁不住笑起来。他觉得面前这个桑治平是个颇有情趣的人，初见面时的陌生感，随着他这一番富有感染力的谈话已经消失殆尽，彼此之间仿佛是老相识似的。
“南皮张家的祖坟很好，出了个状元总督张子青，又出了个探花巡抚张香涛。今后再出一个宰相，那可真正不得了啦!拼一下老命，值!”
桑治平听出阎敬铭话里的弦外之音，忙笑着说：“是呀，我是没这个命。若有这个命，哪怕是一百岁，也要去做，做一天宰相也是宰相呀!”
“对!对!你这话说得很有意思。”阎敬铭乐呵呵地，又问，“张香涛来山西三个多月了吧，他在忙些什么哩?”
桑治平注意到，阎敬铭眼神中关注的色彩明显地增强了。这句话，显然不是泛泛之问。他敛容答道：“张抚台久蓄大志，但一直徘徊在翰苑学官之间，不得展布，他一直引以为憾。这次圣恩眷顾，得以外放山西巡抚，平生志向能有施展之地，他极为感激太后、皇上，立志要把山西治理好，报朝廷知遇之恩，伸自己久抑之怀。”
阎敬铭插话说：“张香涛志向很大，他是把山西作为初试牛刀之地，我读过他到山西后的谢恩折，内中两句话我还记得，道是：身为疆吏，固犹是瞻念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历来出任疆吏的人都不敢说这种话，只有他张香涛才说得出，今后怕要作为名言传下去了。”
桑治平听了这话，心里想：这老先生一直都在看邸报，看来不是那种彻底洗手不干的人，再次出山应是可能的事情。只是，他的邸报从哪里得来?桑治平说：“您真是巨眼识人。我愿意跟他从京师到太原，就是看中他这种胸怀海内的气概。张抚台来晋后，做了许多公私察访，目前把三晋情况基本摸清楚了。”
“山西复杂，是得多听听舆情。”阎敬铭望着桑治平问，“新官上任三把火。张香涛的三把火准备烧哪里呀?”
“张抚台第一要铲除罂粟。他说，这种毒卉与民争利，最是可恨。”
“他算是把山西这个弊病看到了。”阎敬铭插话，“愚民图眼前之利，没有长远打算。鸦片只能提一时之神，不能养生活命。前几年大旱，灾情虽说很严重，但也不至于到那种地步，饿死两百多万人，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粮食。农民不种田，拿着卖鸦片的钱去买粮食吃。天一旱，远近都无粮，你有钱上哪里买去?许多地方一家家地饿死，柜子里却存着不少钱，这就是种鸦片的下场。不彻底铲除罂粟，三晋无治理之望。”
阎敬铭的这几句话干净利落，说到了实处。桑治平频频点头，心里想，当年做粮台总理的时候，说起话来一定是这种气势。
“张抚台说第二要整饬吏治。山西官场风气很坏，懒散不负责，正气不伸。这尚在其次，最坏的就是差徭繁重、盘剥百姓、贪污受贿、中饱渔利，整个官场就是一个寡廉鲜耻、人欲横流的渊薮，必须把这个风气扭转过来。”
“唉!”阎敬铭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桑治平忙把话停住，瞪着双眼聆听他的下文，“我常对人说，山西官场迟早会烂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种腐败，由来已久，在山西做巡抚不是在京师做清流派，一道奏疏上去，或是几个名人集会发表一道宣言就可以起作用，此中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整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您说得很对!”桑治平说，“张抚台也知道此中的复杂。他说官场的疲沓不振，可以说自古皆然，各省皆然，只是眼前山西更严重罢了。丹老，您或许对张抚台的为人尚不十分清楚。他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胆气却大得很，不怕得罪人，不怕担风险，他说山西官场非来个天崩地裂不足以震动。而眼下正有一件大事，只要敢碰，且一碰到底，就能天崩地裂。这件事就是清理积压三十年的库款。”
“三十年了，这要牵涉到多少个山西巡抚和藩司，他张香涛就不怕惹这个麻烦吗?”
“不怕!”桑治平坚定地回答，“张抚台说，绝不是这三十年内所有的巡抚和藩司都有问题，牵涉到哪个人的头上就是哪个人，决不含糊。”
阎敬铭望着桑治平那种不容置疑的神态，头轻轻地点了两下。山西的情况他是很清楚的，这几年吏治腐败的根源之所在，他早就心里有数。作为一个正派廉洁的前大吏，阎敬铭对山西官场这种卑污贪婪的局面是恨之入骨的。无奈这些年来历届巡抚，都不是除贪拒贿的人：鲍源深本人就是见钱眼开;曾国荃居功卖老不管事;卫荣光胆小畏缩又体弱。现在来了个张之洞，年富力强，又新擢巡抚，应该有一股英锐之气。但张之洞长年为词臣学官，不谙政事，其名声靠的是清议文章。从来清流都是书呆子气十足，或眼高手低、或闭门造车、或只唱高调而不懂转圜，大都不是办事的料子。他要测试一下张之洞的深浅，也要看这位桑先生——张之洞的高参的办事能力。
“听桑先生刚才所说，的确可见张香涛的勇气志量，这三把火都烧到要害了。不过，我倒要请教一下，不知张香涛和足下谈过没有。”阎敬铭稍停一下，说，“晋人废庄稼种罂粟已久，骤然铲除，一则损害他们眼前之利，二则补种庄稼的种子从何来?”
桑治平立即答道：“张抚台已经虑及到了。先对农人晓以大义，劝其自行铲除。若再三劝告不听，则采取强硬手段，务必铲除而后止。这是硬的一面。另外，凡改种庄稼的农户，州县发给种子和部分农具。秋收只收半税，以弥补亏损。”
“哦!”阎敬铭摸着干瘪的下巴，沉吟片刻后又问，“官场贪污受贿，固然是官吏利欲之心重的缘故，不知香涛想过没有，官吏们尤其是府州县中的吏员，俸禄低薄，且多年来形成了许多陋规。如过年过节，下属必须向上司贡献年礼节礼，平素也有各种名目的礼要送，这些也都是促使他们贪污受贿的原因。此弊不除，官风何以正?”
犹如审问似的，阎敬铭以严厉的口气说完这一段话后，便两眼紧紧地盯着桑治平。
这一问，问得很尖锐，而且张之洞还没有具体来筹办这件大事，并没有和桑治平商讨过。但官场这个弊病，桑治平以自己的阅历也看到了。不但地方上，京师官场这个毛病也很严重，各个部衙门的小官吏们如果单靠衙门的俸禄过日子，那日子其实是相当清苦的。不要说在百姓面前抖不起威风，就连比一间杂货店的小老板都不如。现在别人叫你办事，只要你开口，银子就到了手里。这样的口，为何不开?还有许多人情愿送钱送礼到家里。这样的财货，为何要拒绝?即使自己想清廉，家人也不答应呀!桑治平常常想，要根绝官场的贪污受贿，光靠道德约束和律令儆戒是不够的。提高薪俸，让小官小吏们的日子过得比老百姓优裕，对大部分人的贪心是可以起着消弭作用的。其实，“厚俸养廉”这句老话，古已行之。可惜，当今庙堂之士们都忘记了这条古训。桑治平年轻时就想过，有朝一日自己有了一番实权的话，一定要在所辖之地将“厚俸养廉”这一古法恢复。眼见得今生无望手握实权了，不如劝说张之洞，假他之手来恢复。这其实也是对他整饬山西吏治的一个很好的赞画。
想到这里，桑治平以很高兴的口气答道：“张抚台也想到这一层了，并已定了新的规矩。新规矩一方面全面禁止官场各种馈送上司水礼之风，他自己带头持身节俭，拒收一切名目的礼物;新规矩的另外一面，酌情提高各级官吏衙门的养廉费，让他们能凭自己的俸禄过上体面日子。”
“免一半的税收，发放种子，提高养廉费，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加。张香涛想没想过，山西是穷省，这笔银子从哪里出?”
桑治平毫不迟疑地回答：“正因为如此，张抚台要清理库款。另外，他还风闻前两年，有一笔为数不小的赈灾银子被人侵吞挪用，要借此机会追回来。”
“主持赈灾的是藩司葆庚和冀宁道王定安，他们都是山西的大员，碰到他们的头上是会出大麻烦的。”阎敬铭半眯着眼睛，端起桌上的粗泥茶碗。
“张抚台说，不管是两司还是道府，都照查不回避，该赔的赔，该参的参!”
阎敬铭一边吹着碗中的茶叶片，一边慢条斯理地说：“葆庚可是黄带子，朝中之人多着哩!王定安是曾九帅的红人，曾九帅那人的脾气最是不好。”
桑治平不假思索地说：“张抚台已做好了准备，一清到底。只要葆庚、王定安真的侵吞挪用善后局的赈灾款，不怕他们的后台有多硬，照参不误，大不了丢掉一顶乌纱帽而已!”
“好!有风骨!”阎敬铭刷地站起身来，将粗泥茶碗往茶几上重重一放，目光直射桑治平，“对这些贪官污吏就要这样，要使出强硬的手段来。我对你说句实话，在山西只要参倒了葆庚、王定安，整饬吏治就算做到了实处。张香涛敢参葆庚、王定安，就不是书呆子。文忠公有眼力，收了这样一个好弟子。当年文忠公在武昌节署签押房里悬挂着一副他手拟并亲笔书写的对联，湖北官吏们人见人赞。我今天把它写出来，转交给张香涛吧!”
桑治平见阎敬铭的情绪这样好，甚是高兴：“那太好了，我代张抚台谢谢您!”
阎敬铭走到书桌边，拿起两长条现成的宣纸来，桑治平忙着给他磨墨。阎敬铭饱蘸浓墨，挺直腰杆，悬起右臂，端神运气。然后，一挥而就写出两行字来：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好!”桑治平不觉大声叫起来。
阎敬铭没有停笔，在上联右上角写了一行小字：胡文忠公旧联，录之以赠香涛贤契。又在下联左下角写着：阎敬铭壬午仲春书于解州书院。
桑治平说：“丹老，您这份礼物太重了。张抚台必定会将它悬挂于抚署签押房，激励自己并告诫各衙门的官吏们。”
“你回去告诉张香涛，胡文忠公是个有真正大学问大本事的人，要他好好研读乃师留下的文字。同治年间，曾国荃、郑敦谨主持编辑《胡文忠公遗集》，胡家刷印了三百部分发给亲朋好友，不知香涛手里有没有这部书。若没有，我这里有一部，送给他。”
桑治平说：“丹老的忠告，我一定会告诉张抚台的。张抚台说您是理财高手，山西贫瘠，银两匮乏，如何开发财源，他想请您为他赞画赞画。”
“山西这个地方，说穷它穷，说富它也富，就看当家的有没有本事造福。我没有理由不支持他。你回去告诉他，天气暖和时，我到太原去住段日子，帮他谋划谋划。”
“那就这样说定了。”桑治平望着这位已绝迹政坛多年的中兴之臣，心中充满着喜悦。既然愿意去太原帮助张之洞，那么在张之洞的劝说下接受朝廷的征召，也将是有可能的。此次解州之行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丹老，初夏时分，我专程来解州书院接您。”
“行!行!”
晤谈了大半天，桑治平这才看到阎敬铭的脸上流露出欢愉的笑容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