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
有一天，李老将军来了，当时僧人正打扫后院，扫把在地上扫得沙沙响。爹问僧人：“净空，你认识他吗?”僧人就举头看着李老将军，半天没张嘴。爹鼓励僧人说：“你仔细想想?”僧人还是摇头，爹说：“李雁军，还记得吗?”僧人“啊”了声，放下扫把，洗净手，将湿淋淋的手在袈裟上揩干，这才与李老将军相握。李老将军握着僧人的手，十分感慨道：“金江，没想到你还活着。”僧人嘿嘿憨笑，李老将军握着僧人的手不放，道：“当年你可是很革命的啊。”僧人淡薄地答：“罪孽之身，阿弥陀佛。”李老将军哈哈大笑，拍拍僧人的肩。几个人说了几句闲话，李老将军和我爹便下起象棋来。僧人在一旁观战，告诉我爹走了两步棋，李老将军一看，大叫：“我死了，再来一局。”第二局没下一刻钟，李老将军又哈哈哈叫道：“我又死了，这一着厉害。”李老将军说：“再来。”又开始摆棋，边望一眼拢袖站在一旁观战的僧人说：“今天遇到高手了。”李老将军连输五局。从前，他可是经常赢我爹的，下五局，他一般情况下要赢三局。李老将军不得不服气地看着僧人，僧人很谦和地站在他面前，目光对着李老将军那慈祥和愉悦的目光，李老将军跷起大拇指，“你的棋路厉害。”
吃饭时，李老将军把话题转到他的一个老上级身上说：“我的老领导也被打倒了，他可是响当当的革命者，当年子弹打进他肚子，医生摸到了，没有麻药，就那么开膛破肚，把子弹头取出来，他连叫一声痛也没有。”李老将军望着我爹，一头短短的白发都生气地竖起来，熠熠生辉，“你说，这样的人，会反党反对毛主席?”爹不敢表态，从成都回来后，爹看到许多原国民党将军挨批挨斗，关牛棚，爹变得更加小心，变成了一个无胆的老人。李老将军拍下桌子，一张经历了许多枪林弹雨因而什么都不怕的脸上，表情更严峻起来，那些皱纹就变得更坚强，像版画大师刻在他脸上的。他粗声说：“把一个个老革命都赶下台，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专老革命的政?!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我看可以取消。”
爹很紧张，这话要是被撞进来的某人听见了那还了得?说：“你不要在我家说这种话，我可受不了你这一骇啊。”李老将军满脸愤慨道：“我就是掉脑袋也要给毛主席写信，用我的脑袋担保，我的老上级绝不是反党和反他老人家的人。”李老将军说这些话时，那张老脸上，堆积着许多愤慨、固执和困惑的愁云，这让我们一家人都把目光放到天上，因为天上正浮游着一大堆类似的乌云。爹犹如惊弓之鸟，只差飞走了，但这是爹的家，爹就没法飞走。爹说：“你不要说了，雁军。”李老将军没受冲击，退休了，住在军区疗养院，在家栽栽花、看看报，与另一些退休的老将军下下棋，把学到的招数又拿来杀我爹。但李老将军的消息并不闭塞，他的客厅里有电话，军队里就有老战友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谁谁谁被打倒，谁谁谁那么好的一个人被整死了。李老将军觉得革命革出来的中国，被人涂黑了，不再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而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大社会。李老将军来我家，就是找我爹说这些事，因为疗养院里的一些将军们，老了，怕这怕那，不像战争年代里那么勇敢，一听他说这些话，立即就跑开了。李老将军郁闷极了，想说，一定要找人说，不然他那颗心脏就会爆炸。
李老将军老了，血压很高，容易激动，一激动就拍桌子，那天桌子上的碗筷都被他“吓”得移了好几次位置，仿佛都想离这个火药味很浓的老头远点。我儿子何五一吃饭的碗，因放在饭桌边上，被他拍得绝望地掉到地下，饭菜撒了一地，害得李佳不得不放下碗筷，拿来扫把打扫。李老将军脸上有些抱歉，手就搭在何五一肩上，“好好读书，长大了好建设社会主义。”何五一点头，李老将军就感叹说：“现在的孩子多幸福啊。”李老将军看一眼后院，对我爹摇头说：“现在和尚都不准做了，逼僧人还俗，这不是瞎搞吗?”李老将军是个耿直的有责任感的老人，身上的忧患意识就跟一座大山样可以触摸，他忧伤地说：“爱毛主席也不是这种爱法啊。”
爹一听李老将军这么说，慌忙道：“下棋、下棋，我们下棋。”李老将军没心思下棋了，因为他一说到这些事就有满肚子话要说。“今天斗这个明天反过来斗那个，都不搞生产，连豆腐和香干都要凭票买，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李老将军也许是今天输了棋，脾气大得不行，他猛地一拍桌子，张桂花刚摆上桌的象棋有一半震落到地上，以致张桂花惊悸地看着她爱了一生都没爱够的男人，心里没底道：“桌子惹你了?你生桌子的气干吗?”李老将军说：“我生自己的气，我不能再犹豫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倔老头“犹豫”什么，都望着他。李老将军剑眉一挑，人就无比胆气，大声解释说：“毛主席并不知道这些事，大家都不写信告诉他老人家，这个社会不越来越乱套了?”爹再次说：“李老，不要在胜武、文兵面前说这些话。我们两个老头子出去走走。”
李老将军真的给毛主席写信了，在信里他说如今他真搞不明白，和尚被赶出寺院，道士被揪着游街，一个个好人都变成了走资派或反革命，这是哪门子革命?!很多工厂为表示自己突出政治，上班就是开批斗会或坐在一起读报、学中央文件，或背靠背写检举材料，或在车间里排节目、跳忠字舞，就是不抓生产，以致商店里能买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样长期下去，我们国家何时才能繁荣富强?!李老将军在信中特别强调他尊敬的老上级，说那个老上级跟随“您”于二十年代就上井冈山投身革命，后来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反动派都屡建奇功，怎么也变成反党反“您”的人了?李老将军在信尾又附带地提到彭德怀元帅，他坚持认为彭德怀元帅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希望党中央重新调查研究，给予彭德怀同志正确的评价等等。李老将军这几年在家里除了栽花、种菜、下棋，就是读读古书，被古书上“知者必言，言者无罪”的大道理所激励，被唐朝初期魏征那样的忠言直谏的大臣所鼓舞，就写了信。这是没办法的，李老将军尽管老了，但还是个有着革命激情、政治上略欠成熟的老人。这样的老人注定是要给自己惹麻烦的，因为他们只看得见光明，看不见黑暗，还因为他们对革命有功，就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勇气，而勇气是最最惹祸的东西。
李雁军将军并不知道，他一直是被内控的将军。他这封信一投进邮筒就被送到某军事机关，半个月后，来了一辆军车，跳下来几名解放军，一名解放军走进李老将军家，把李老将军写的信给李老将军看，问：“这信是您写的吗?”李老将军瞟眼信，大丈夫一言九鼎地说：“是我写给毛主席的，怎么，有问题吗?”解放军军官说：“那请您跟我们走吧。”李老将军问：“去哪里?”解放军军官说：“到了自然会告诉你。”李老将军知道自己这一走，肯定会有一段时日，便说：“容我收拾一下东西。”军官说：“不用收拾，那里什么东西都有。走吧。”这是三月里的一天，桃花就在屋外怒放，天空蔚蓝一片。李老将军被带上一辆挂着军牌的黑色上海牌轿车，这一上车就再也没有活着回来。
当李老将军再回来时，不是人回来，而是一盒骨灰从飞机上运回来，送骨灰回来的是李文华军长。省军区为李老将军开了个很隆重的追悼会，广州军区的副司令员飞来致悼词，足见其规格相当高。李文华军长没通知我们家，他是办完丧事，临走前，来看他妈、我爹和老奶奶，于悲愤中告诉我们的。李文华军长受到父亲的牵连，在李老将军被软禁后，李文华也被撤去军长一职，发配到新疆的军垦农场，一去就是两年。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等人外逃的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后，凡是林彪一伙整过的军人，都相继官复原职。某大军区的人找李文华军长谈话，把李老将军的遗物(军衣军裤、一串钥匙和一个用烂了的黑皮钱包及一根掉了漆的牛皮带)交给李文华军长，说：“你父亲死了两年了，是自己绝食而死。你父亲要求军委对他进行审查，不然就给他一个结论，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关着。他不吃饭，也不喝水，整天躺在床上不说话，他要见中央领导。我们劝李老将军不要这样，但你父亲相当固执，连军医给他打的营养吊针也被他拔掉了。”李文华军长伤痛地挥下手道：“别说了。”军区负责看管他父亲的人就把李老将军的骨灰盒抱给他，“这是您父亲的骨灰盒。”李文华军长呆呆地看着骨灰盒，军区的负责人跟着他一起难过道：“我们也很难过。”
李老将军死于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先两天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当时外面正在欢呼，庆祝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虚弱的李老将军听到欢庆之声，知道有一颗人造卫星在地球的上空绕行。那天晚上，当夜深人静时，他突然听到《东方红》的乐曲声。那乐曲声是从远离地球的太空上飘下来的，轻轻柔柔，飘飘渺渺，很多人都沉寂在睡乡里，没法听到优美动听的乐曲声，但李老将军听到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李老将军笑了，他的灵魂迅敏地挣脱躯壳，追随飘扬着的《东方红》乐曲，去了太空。
国庆读初一，身高快一米六了;五一读小学二年级，长脸上突然冒出一对小酒靥，一笑，两个小酒靥就呈露出来。小时候，五一脸上并没有酒靥，怎么就冒出一对小酒靥呢?大家都奇怪，又高兴。国庆跟着他大伯学画画，画写生静物，过年前他还跟着他大伯上街画街景。五一那颗脑袋里装的是音乐，他缠着李佳买把长沙民族乐器厂生产的小提琴，跟对门曾家的一个哥哥学拉琴，那孩子大他几岁，琴拉得好，五一就跟他学，去新华书店买来五线谱，每天在家里练琴。他不用别人督促，自己一早爬起床，脸也不洗口也不漱，第一件事就是拉小提琴练习曲，一心要赶上对门曾家的哥哥。家里辈分最小的何娟，小脸蛋像一颗漂亮的南瓜子，长着一双睫毛很长目光清澈的眼睛，嘴唇红嘟嘟的。她十分不理解，她怎么要叫只比她大四岁的何五一“二叔”?叫国庆“大叔”她似乎能接受，在她眼里，国庆已是大人了。她总是问她姑奶奶：“姑奶奶，为什么我要叫五一二叔呢?”
谁也没办法跟这个小女孩解释清楚，因为她不愿意接受的事情，你怎么解释她都拒绝相信，——那种女孩子特有的固执，有点横蛮、愚昧，又十分可爱。她总是瞪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望着她姑奶奶，因为她特别爱听姑奶奶给她讲故事，武则天的故事，秀梅已经讲了十几遍，她仍然爱听。她最喜欢听的还是姑奶奶讲的穆桂英率十二寡妇挂帅西征的故事和花木兰代父从军立了奇功的故事，这两位女中豪杰，秀梅也讲了十几遍，讲得自己都厌烦了，可是何娟仍听得如醉如痴。秀梅为使侄孙女长大后有革命志向，还给她讲现代革命斗争中女英雄向警予和刘胡兰的故事，不过对于这两位女英雄的故事，侄孙女总是听得昏昏欲睡，有时姑奶奶还没讲完，她就躺在姑奶奶的床上睡着了。“你睡着了?”秀梅问侄孙女。侄孙女马上否认说：“我没睡着，姑奶奶，你再讲一遍穆桂英的故事好吗?”秀梅说：“不讲了。”玉珍见孙女像燕子样叽叽喳喳地缠着秀梅讲故事，生怕秀梅烦她，就说：“别缠着你姑奶奶，奶奶给你讲董存瑞。”在听故事上，小女孩的脑袋是有选择的，她用特有的尖亮的声音说：“我不听董存瑞，我要听穆桂英和花木兰的故事。”
大哥喜欢找僧人大叔下围棋，与僧人对弈。僧人的围棋比象棋下得更好，盘盘都是僧人赢。这天中午，李文军来了，着一身旧青布衫，脚上一双烂猪皮鞋，猪皮鞋的边都磨得开裂了，一副落魄相，可是他不管这些。“我来赶中饭吃，”他进门就说，笑了笑。桌上，一局围棋还没完，李文军就参与进来，站在我大哥这边，替大哥想棋。僧人静坐着，默神，脸上十分和善。大哥和文军研究了会儿下颗子，僧人也下颗子，两人又应对着下颗子，僧人又再走颗子。李文军思路广阔，看出来了，说：“这两步棋相当厉害，佩服。”李佳跑过来宣布：“吃饭了，捡桌子。”僧人起身去他的“禅房”，饭菜上桌，大人坐着吃，孩子们夹了菜，到一边去吃。大家说着话，正好大哥房里有瓶竹叶青，是向他索画的人送的。大嫂笑着拿来，倒几杯，爹跟他们碰下杯，对李文军说：“文军，什么事情只要想通了就打不倒你，这就是禅。”李文军嘿嘿笑，“我也想当和尚。”爹笑，秀梅插话道：“和尚都做到家里来了，还当什么和尚?”秀梅四十岁了，再也漂亮不起来了，岁月的风雨把她俊俏的脸蛋腐蚀得没什么光泽了。她如今在家只关心何娟，一心要把侄孙女培养成穆桂英或花木兰那样的女中豪杰。“娟娟，到姑奶奶身边来。”秀梅总是这么说，一副做母亲的模样。家里都觉得秀梅是个怪人，既然那么喜欢孩子，经常带着侄孙女睡觉，寒假期间还把侄孙女带到何家山村她妈家去住，自己为什么不结婚生子?但谁也不敢跟她提这个话题，大家都知道她对侄孙女的关爱是她格外开恩，对家里其他成员可没什么好脾气。
有天晚上，爹跟妈商量，想把秀梅和李文军撮合到一起，秀梅毫不含糊地答：“我连李文华军长都没嫁，未必会嫁给一个‘右派’?”爹就再没说一个字，当秀梅带着何娟进房间睡觉后，爹隔了很久才对我和大哥说：“我就是看她不懂。”这是五月份的事。又过一个月，桃子熟了，国庆摘下桃子，洗净后吃。老奶奶盯着国庆吃桃子，满脸惆怅道：“这棵桃树是钉在门上的烈士栽的。”大家就随着老奶奶的视线看着桃树，爹的目光有些茫然，说：“我都想不起你们三叔的模样了。”这年的桃子结得多，尽管国庆和五一不怕酸，一回家就摘桃子洗桃子吃，还是吃不完，玉珍就摘下两篮桃子，送给对门韩家和曾家的孩子吃。
七月中旬一个闷热得令人昏昏欲睡的中午，家里来了两个人，一个姑娘和一个愣头青。两人都一头汗地站在葡萄藤下，打量着客厅里的人。家里的人都在午睡，只有老奶奶坐在客厅里歪着脸打盹，涎水从她垂暮的皱纹紧密交叉的嘴角淌下来。姑娘咳了声，老奶奶惊醒，看着这个姑娘，一下子迷惑了，仿佛回到了从前，“你是家桃?”姑娘开口道：“您是我老外婆吧?”老奶奶想起来了，问她：“你是郭香桃?”郭香桃叫道：“老外婆好。”郭香桃一旁的愣头青也叫声：“老外婆好。”郭香桃指着愣头青说：“我弟郭承嗣。”老奶奶忙激动地叫声“啊呀”，冲屋里的我爹叫道：“金山，快起来，你外孙和外孙女来了。”秀梅也在家，先一天她刚从何家山村她妈家回来。秀梅听见老奶奶这么说，第一个跑出来，一看见他们，笑着大声说：“真的是你们来了。”爹走出来，郭香桃姐弟俩分别叫了声“外公”。
一家人就接待着这两个晚辈。这两个晚辈于那年冬天随父母离开长沙去资兴后，十五年了，还是第一次踏进两人出生的这片土地。郭香桃长成大姑娘了，模样确实像她妈，唯一的差别是比她当年的妈略矮些，脸庞子也宽一点，但眉毛生得极好看，犹如柳叶弯在她眉弓上，目光清澈、水灵，没有她妈当年脸上的傲气，而是一脸温柔的聪明相。郭承嗣也长成小伙子了，又瘦又黑，额头很高，五官的轮廓十分清晰，不再是那个羞涩的男孩儿。他坐下没两分钟，就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起身敬烟给外公，他外公摆下手。小伙子又敬烟给他大舅说：“大舅，抽烟。”然后敬烟给我，烟是郴州牌香烟，在那个年代这种牌子的烟是过年时才有配的。在爹眼里，外孙当然还很小，爹说：“不要抽烟。”
郭承嗣还是点了烟，边说：“我只是偶尔抽一支。”郭承嗣将一口烟吸进肺部，烟雾从他肺部里转一圈后吐出来，成了淡淡的蓝色，不像是偶尔抽一支的样子。他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给人一副调皮机灵相，还给人一副缺乏教养的样子。爹目光严肃地问他：“你现在干什么?”郭承嗣看着他满脸苍老但仍威严的外公说：“在家里玩。”爹听外孙这么说，就有些担忧，“玩?”郭承嗣一脸无奈地答：“我爸是右派，县里没事给我做，又不让我读高中，我只能玩。”
先两天，何大金也带着他一家人来了，让他的两个女儿暑假来认她们的僧人爷爷。吃过中饭，何大金带着他的两个女儿上烈士公园玩，快吃晚饭时一家人才回来。秀梅对走来的丽丽和珊珊说：“这是你们的表姐和表哥。”丽丽是大金的大女儿，长得亭亭玉立;珊珊是大金的小女儿，与五一差不多大。她们分别叫了表姐表哥。何大金看着郭香桃，“真像家桃年轻时候，你妈还好吗?”郭香桃答：“还好。”大金又说：“真像，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像。”秀梅说：“声音还是不像，家桃年轻时不会说资兴话。”大金问了郭香桃很多话，临了说：“你父亲还好吗?”郭香桃脸上飘过一抹阴影，仿佛一朵云从空中游过，答：“我爸还是老样子。”何娟一觉睡到吃晚饭才醒来，她梦见自己是穆桂英，挂帅出征。她爬起床，眼屎巴巴地坐到客厅里，秀梅让她叫郭香桃姑妈，叫坐在一隅昂起脸对全家人都展开笑的郭承嗣叔叔。她不懂了，说：“姑奶奶，我的叔叔和姑妈怎么那么多?”大家都笑。
晚饭就一大桌人，何白玉也带着老婆来了，这自然忙坏了玉珍和李佳。老奶奶、我爹妈、大哥大嫂、我和李佳，还有张婶婶，国庆、五一和何娟三个吃长饭的孩子，平常吃饭就是十一个人，加上何大金一家四口，又加上何白玉俩口子，再加上郭香桃姐弟，不成十九个人了?这还有不把玉珍和李佳累弯腰的?酸菜蒸肉弄了一大钵，红萝卜炒了半脸盆，白菜炒了三大碗，还猪大肠、糖醋排骨什么的，当然就把李佳和玉珍累得相互捶腰互相体谅了。吃饭时，两个女人站都站不稳了，也没胃口，被油烟气味熏晕了头。大哥心疼地看着大嫂说：“玉珍，你辛苦了，多吃点。”玉珍说：“吃不进，跟中了暑样。”李佳也说：“我也吃不进。”两个辛苦的女人索性坐开，拿着扇子扇风，看着大家吃饭。
桌上自然一桌的回忆，主要是回忆何家桃，何家桃当年的点点滴滴都被一桌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回忆起来了。率先回忆的是何白玉，他说他对大姑妈感情最深，“我最记得我小时候，大姑妈带着我上街买葱油饼吃的情景。”何秀梅第一次没与侄儿抬杠，说：“真是的，我也记得大姐是最喜欢吃葱油饼。我还记得大姐爱吃姜，书院路上有家铺子，做的姜很好吃，大姐爱吃那个铺子的姜。”张桂花婶婶指着酸菜蒸肉说：“家桃最爱吃酸干菜。”老奶奶不无遗憾地嘀咕道：“桂花，本来我家桃孙女是要嫁给你儿子李文华的……”老奶奶说到这里，看一眼站在她一旁听她说话的脸色温存、矜持的郭香桃。听老奶奶说话的语气，香桃的母亲是自己找了个悖时的男人。香桃不说话，脸却一红，瞟一眼她弟，郭承嗣也不说话，但瘦脸上忽然生出一层遗憾，他也听懂了这层意思。玉珍笑道：“老奶奶，世上的事情谁说得清啊?”何大金望一眼后院，支开这个让人沉闷的话题，打趣道：“要是我父亲不出家，继续革命，说不定已‘革’到中央去了。”大家都朝后院瞟一眼，后院里，大金的僧人父亲正埋头做斋饭，好像往炉子里添了坨新藕煤，正蹲在炉子前拿扇子扇着炉门。
郭香桃和郭承嗣对饭桌上关于他们母亲的话题十分感兴趣，尤其对大家议论的何家桃与李文华的婚事有兴趣，因为这些往事两姐弟还是第一次听说。隔了一天，姐弟俩坐在客厅里吃着葡萄，郭承嗣还是忍不住问秀梅：“姨，为什么我妈与李文华军长结婚结到节骨眼儿上，又突然改变了态度?”秀梅像呛了口喉咙样，咳着，自己捶自己的胸部。大哥却笑得牙齿都露在外面说：“还不是你们的爸爸有手段。你们的妈认识了你们的爸，结果就发生了变化。”郭承嗣便遗憾地说：“要是我妈当年是嫁给李伯伯，我和我姐就都是将军的儿女。”秀梅觑一眼侄儿说：“可能生的就不是你们，有什么好‘要是’的?”话是这么说，但早能用自己的脑袋想事或分析得失的郭承嗣，难免不想假如他们的爸爸是李文华军长的话，他们现在是何等轻松又何等愉快，甚至是何等威风!他们一家人便无须见人就低三下四地给笑脸，见人瞪眼睛就老实得跟一只病猫样弓着腰，或如一条犯了错误的小狗样害怕地夹着尾巴不敢乱动。那几天，在客厅燠热难耐的空气里，在上午至下午的热风下，在傍晚时分何五一拉的小提琴练习曲的旋律中，两姐弟说了很多他们在资兴县城街上被人欺负的境遇，说他们家的窗玻璃经常被大人指使孩子打碎，放在门外的煤火时常被恶人浇灭。他们家的衣服都不敢晒在户外，因为会有人把他们家的衣裤扯下来丢在地上，害得香桃或她妈不得不捡起来洗第二次。她妈种的蔬菜，例如南瓜、茄子和黄瓜，在瓜果还未长熟或即将成熟时，便被不知什么人连根拔起，枯死在菜地里等等。
爹和我妈、大哥、大金都仰起头听他姐弟俩叙述，顿时感觉这个夏天不是太闷热，而是太压抑了，压抑得让大家郁闷、喘不过气来，似乎空气中氧气太稀薄，就愤恨世道十分欺人。大金很同情地瞧着他们姐弟俩说：“你们家是不幸，但越是这样你们越要坚强。”郭香桃很认真地点下头，一双目光清澈的眼睛静静地望着大家。郭承嗣却一脸愁云惨雾，愤恨地说：“我小时候看见别人欺负我妈，我真恨不得杀死那人。”秀梅盯着口出狂言的侄儿说：“你不要犯法，那些喜欢看你们家险的人，就等着你犯法，懂吗?”郭承嗣的脸上有愤怒，但那只是一瞬间，好像吸烟的人啪地打燃火一样，旋即又熄灭了。他低声说：“我知道。”一家人就说着这些，边吃葡萄。郭香桃和郭承嗣吃葡萄的样子都有些腼腆，想吃，目光时不时苍蝇样落在葡萄上，又怕我们笑他姐弟俩太馋。爹指着葡萄说：“多吃点，你们。”
一天下午一家人午睡起床，国庆让郭承嗣坐在沙发上，给他画速写，郭承嗣剪了个有些土气的头发，见国庆要给他画像就端坐着，一双长得略有些像他妈的双眼皮眼睛正视前方，对他姐笑，也对丽丽和珊珊俩表妹笑。没想到坐了一刻钟后，他那颗脑袋就东歪西扭了，因为他觉得脖子酸疼。国庆说：“别动。”郭承嗣问：“还要画多久?”国庆说：“别说话。”郭承嗣就闭了嘴。国庆画完郭承嗣，重新拿出张纸，又开始给他表姐香桃画像。五一却在他房里拉小提琴练习曲，拉出了单调的琴声。丽丽和珊珊就坐在国庆旁看国庆画他们的表姐。国庆画完后，画夹子就立在沙发上。第二天，老奶奶看见了，说：“这是家桃啊。”老奶奶问起床的爹：“这像不像家桃?”爹点头，大哥也说：“是有点像家桃。”老奶奶叫张桂花把画取下来，找了几颗图钉将画钉在她墙上。老奶奶笑道：“现在我能看见我孙女了。”老奶奶心里是很挂念这个孙女的，尤其听到郭香桃姐弟俩说的那些事后，老奶奶就更忧伤了，念叨她孙女家桃受苦了。次日，何大金一家人吃过早饭要走，事先已买好火车票，大金的僧人父亲破例没念经，望着大金一家四口吃饭。饭是稀饭，有酱菜和包子。僧人目光和善，大金的目光也很和善，父子俩的目光常常相对，又赶紧分开。一家人都看着这对父子，都没说话。天下着雨，淅淅沥沥的雨声使离别显得多少有些哀伤。
曾家的那个大男孩站在门口拉小提琴，琴声悠悠扬扬地在街上飘，有些凄婉。大金一家人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时，我们才转身。郭香桃看着大门上的“烈士军属”牌，感到奇怪道：“这牌子还挂在门上?”大嫂看一眼侄女，还没开口，秀梅就说：“香桃，如果不是这块‘烈士军属’牌，你和你弟，还有大金一家人，要想住在这里，那是做梦。”郭香桃就歪着一张俊俏的脸问秀梅：“姨，怎么呢?”秀梅解释给她侄女听：“街上有些人对我们家很有意见，说我们家房子太多了，应该匀几间给别人住，街道办事处的吴主任都上门了，老奶奶一句话就把吴主任的嘴堵了。”秀梅指着“烈士军属”牌，“你老奶奶说：‘房子是我杨桂花的，我小儿子生前是志愿军副军长，死在保家卫国的朝鲜战场上，你们要我腾房子，先把这块烈士军属牌取了。’这牌子是省军区首长亲自钉在门上的，谁敢取啊?”秀梅骄傲地看着锈迹斑斑的“烈士军属”牌，“老奶奶说：‘住进来就是烈士军属，他们家有烈士军属吗?没有就不要打这个主意。’一句话就把吴主任吓跑了。不是这块牌子，我们家早就住进来好几户人了，那不整天把人吵晕?还有房子留你和你弟住?”
六十二
郭香桃和郭承嗣在我们家住了十多天，郭香桃要走，她在资兴谈了个男朋友，男朋友是县公安局的公安干警，其父在县里是个副局长。也是搭帮郭香桃长得俏丽，又凭借端庄和贤惠赢得了这个男人的心，一家人在县城的处境才有所改变，姐弟俩才可以出来走动。郭承嗣却想留在长沙找事做。爹把郭承嗣叫到他房间坐下，望着他这个行为不端的外孙说：“承嗣，有一件事你要说实话，你是不是拿了你外婆抽屉里的十块钱?”爹没用“偷”，而用“拿”，是给外孙脸面。郭承嗣满脸绯红，红潮都涨到耳朵上了，头却低到胸前。爹威严地盯着他，爹眼里的余光见玉珍站在门外，便说：“玉珍，你进来。”
玉珍走进来，见承嗣不说话地垂着头，就猜到爹在说她口袋里的五块钱也突然不翼而飞的事。七十年代初，五块钱、十块钱都算得上不小的数目了，因为那时候人均生活费才八元钱一月，一般老百姓的工资只有三十多元一月，却要养一家人。爹说：“你大舅妈前天也说她口袋里的五块钱不见了，是不是你拿了?”玉珍见郭承嗣的脸低得看不见了，就对爹说：“算了，是小事。”爹从来不对玉珍发态度的，那一刻却严厉地盯玉珍一眼道：“小事?这是做人的品质问题，是大事。”爹又把目光放到外孙身上，说：“本来外公是打算你回资兴时再跟你说这事。我们家多年里从没丢过钱，你那天进我房间，你外婆说抽屉里少了十元钱，是不是你拿了?”郭承嗣还不是一个坏得无可救药的青年，他把怯懦的目光放到地上，低声说：“外公，是我拿了。”爹又问：“你为什么要拿你外婆和你大舅妈的钱?”郭承嗣好半天才羞愧地说：“外公，我没工作没钱用……我不对，我以后保证不偷钱了。”爹绷着脸说：“你们家境不好，被人欺负，但你更要争气，不要给你父母丢脸。身为男人立于苍天之下，宁可冻死饿死也不能偷!偷是不劳而获，是最被人看不起的。”郭承嗣恨不得逃跑，可是他姐和大舅妈堵在门口，他红着脸看他外公，这几天在他眼里十分好脾气的外公此刻一脸威严，让他胆寒、心惧，说：“外公，我一定改正。”
何白玉那段时间随何陕北作为湖南的造反派代表，去北京开会，见到了很多中央的大人物，如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等。回来后，他和陕北到处作报告，传达开会精神，好坚定造反派们的信心。叔侄俩十分快活，到处走动，迎接他们的是各厂矿的造反派，他们只需在台上大讲革命形势，并鼓励造反派们再接再厉，打击那些胆敢抱怨革命形势的老干部。之后就一通大鱼大肉，在大鱼大肉中进一步宣讲会议精神，说张春桥同志讲，对于那些胆敢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绝不能手软。爹把这个快活得连父母和女儿都不要了的白玉叫来，指着郭承嗣说：“你大姑妈的儿子想在长沙找个工作，你有办法吗?”
何白玉这段时间像中央首长样受到各厂矿造反派的热情接待，人就相当傲慢，见爷爷用恳求的目光望着他，便扫一眼表弟问：“你有什么特长?”郭承嗣说：“我没特长。”何白玉又打量一眼表弟，“那你想干什么工作?”郭承嗣哪里敢挑，说：“哥，我随你安排。”何白玉当然有权安排这个表弟，想下说：“你去农业机械厂的食堂学厨师吧，我跟那里的人打个招呼。”他望着表弟，“你只能算临时工。”郭承嗣想到自己能在长沙工作了，便咧嘴道：“临时工也行。”何白玉把肥胖的身体往沙发上一靠，看着对他一脸感激的郭香桃说：“回去告诉你妈，那个把你爷爷打成右派的李向东书记，因贪污你爷爷上交的五块金砖，被枪毙了。”郭香桃眼睛一亮，兴奋地问：“真的?”何白玉接着说：“那个被褥厂保卫股的刘股长，也因贪污没收的金砖，畏罪自杀了。”何白玉觉得自己总算给大姑妈一家报了仇，脸上就惬意，“还有，那个把你父亲打成右派的工会赵主席，被人打成了精神病，听说也死了。”郭香桃又一脸惊喜地说：“那我太高兴了，我回家一定告诉我爸妈。”我们却有些迷茫，因为郭香桃姐弟俩早从玉珍和秀梅嘴里得知了此事，并非第一次听说，就觉得郭香桃不像家桃，有些假模假样，不是表面上那么率真和坦诚。那天晚上，郭承嗣送姐姐去火车站，我们都感到这姐弟俩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在老鼠样人人唾弃的生活环境里被扭曲了，有些假。爹叹气，妈也叹气，妈对坐在星光下乘凉的一家人说：“能帮他们我们就要尽量帮。”
郭承嗣拿着何白玉写的那张纸条，穿着白衬衣和蓝裤子，自己去农业机械厂找革委会杨主任。农业机械厂当然按何白玉的纸条，安排郭承嗣进厂食堂学厨师。说一口资兴话的郭承嗣就于学厨的第三个星期，住到了农业机械厂的单身职工宿舍。夏天最热的日子过去了，秋老虎来了，在老奶奶眼里，秋老虎一点也不威武，像只病猫，躲躲闪闪的，还没感觉到秋老虎有多厉害就白露了，寒露又快步赶来，毛衣就上了老奶奶的身。一天，吃得好、活得很开心的何白玉，仍穿着白短袖衬衣来了。他身上的雄性荷尔蒙太多了，多得把寒露抵挡在体外，就不知道要加衣。老奶奶羡慕地摸着他那粗壮的胳膊说：“白玉，你身体真好。”
何白玉身体是真好，好得他都见异思迁了。那个年代，领导干部见异思迁，是作风很严重的问题，可是何白玉不管这些。吃过晚饭，他不是向自己的家走去，而是往学院街快步而去。何白玉又开始新的一轮恋爱了，对象姓向，二十岁，是农业厅里最出名的演员，演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演得人人都喜欢她。何白玉是厅领导，接见过她好几次，对她的演技十分赞赏和迷恋。“不错不错不错，就你演得最好。”何白玉用他那双温存有劲的大手握着小向的手不松，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小向，那目光比墙上的灯泡还亮，盯得小向脸都发起烫来。“有人说你应该去剧团当演员，我是不会放的。”何白玉表态说。
小向在领导面前很激动，知道领导喜欢她，不好意思地抽回手，但手的余温却留在何白玉的心窝里了。在何白玉那心潮澎湃的眼里，小向是那么美丽，身段婀娜，脸皮细嫩，声音好听，只要一闭上眼睛，小向就以阿庆嫂的模样在他眼里风姿秀逸地唱着样板戏，让他夜不能寐。这样的美女简直不是人间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尤物，不能让她从他身边溜走，他想。他走进小向家时，天已经黑了。小向是独生女，父亲多年前去世了，母亲警惕性很高地看着走进门的何白玉。小向对母亲说：“妈，他是我们农业厅革委会的副主任。”小向的母亲在街道办事处上班，一听女儿说何白玉是厅领导，脸上就十分热情，“啊呀，什么风把您这大主任吹来了，女儿，快为你们厅领导煮碗红枣桂圆蛋。”
何白玉觉得自己这辈子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可口的红枣桂圆蛋，“真好吃，”他说，“你真是个又浪漫又懂事的姑娘。”小向被领导夸奖得不好意思道：“何副主任，您太夸奖我了。”何白玉拍拍自己的脖子说：“太好吃了，我吃胀了，小向，陪我走几步吧?”小向就扭头对母亲说：“妈，我送送何副主任。”她妈挥手说：“去吧。”学院街离湘江不远，两人走到街口，何白玉浑身是胆地说：“我们去河边散散步吧?”小向看一眼何白玉，月光下何白玉的脸是模糊的，但传出来的信息却是浪漫和勇敢的。小向昂起娇气的脸蛋说：“您是领导，我听您的。”何白玉说：“今天我不是领导，我是你的同志。”何白玉带着小向走到湘江边上。湘江于这个季节里冷清清的，月亮黄黄地悬在深蓝的空中。何白玉心情很好，此时此景此人都是他想要的。何白玉不是个老实人，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的心吹大了，心一大，再看老婆的模样就觉得小刘不配当他夫人。自从他被康生和张春桥握过手后，他感觉他的手不再是普通人的手了，他的心自然就离小刘远去了。他要找一个更好地与他相配的夫人，将来他成了更大的人物时带出去也不丢脸。此刻，何白玉漫步在湘江岸边，边看天色边看着小向说：“在北京开会时，很多大人物都跟我握了手。”小向看着她的领导，何白玉憧憬未来地一笑，“江青和张春桥同志要我们好好干，争取更大的前途。”小向只在看电影前放的纪录片上看见过何白玉说的这些大人物，就羡慕。他见小向心生向往地盯着他，就表扬她说：“你的声音好听，唱戏很有天赋，都说你阿庆嫂演得好。”小向一笑。
两人在河堤上漫步，河风吹在他们身上，河面上闪耀着白银一般的月光，就有一种诗情画意的东西在他脑海里乱撞。何白玉不知道，他已走到他爷爷在很多年前的秋天与他叫奶奶的我妈骑着一匹骏马奔驰到的地方，那时候这里有一条船，此刻这里也有一条船，比当年他爷爷奶奶乘坐的那条船还好一点，有船舱，一条缆绳把船系在木桩上。“这里有一条船，”何白玉一看见这条船就色心荡漾，高兴地走拢去，说：“我们坐坐船。”
小向迟疑了下，她望眼船，又望眼何白玉，还望眼上苍的月亮。何白玉一笑，把小向牵到船上，解下缆绳，船便随着河水漂流开了。何白玉心情很好，坐在船舱里，看着秋天里冷清清的河面，想着在北京开会的盛况，心就膨胀得没边了。他又打量小向，小向的一张脸在月光下模模糊糊却白白净净，还十分温柔。何白玉觉得这个世界就只有他们两人了，脑海里就波涛汹涌，人就痴情地看着她。小向有了不安感，这种不安感突然而至，让她惶遽，她突然意识到不该跟着他上船。她说：“何副主任，我们上岸吧?”这样的机会何白玉不会轻易丢掉，“这里很好。”他笑着说。小向却有些怕，这个早年死了父亲的姑娘，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现在突然如此近距离地与一个大男人面对面坐着，她十分不安，说：“我怕我妈担心。”在何白玉那贪婪的目光里，小向的母亲不过是名生活在底层的妇女罢了，看见他好像看见中央首长样，就觉得她妈那样的妇女不会成为他俩的障碍，“你妈不会担心你，”他感到自己在她们母女面前本钱很足道，“我是农业厅革委会副主任。”小向沉默了，站起身看舱外，船已离岸几十米远，她回身回急了，船晃了下，她的身体就往一旁偏，何白玉趁机抱住了她。小向十分吃惊，她想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但他反倒搂得更紧，说：“小向，我太爱你了。”小向说：“何副主任，您是有家室的。”
何白玉大手一扬，像驱赶苍蝇样，“那个家不存在了。”他说完，就大胆地亲她的脸。他的脸触到一张紧张、干净又冰凉、美丽的脸蛋，这脸蛋在这冰凉的夜色中如一支动听的小夜曲，彻底俘虏了他，让他决定为她付出一切。他说：“我要娶你，小向。”小向一惊。他的手大胆地向她的乳房进军，插进她的外衣，又钻进她贴身穿的白棉毛短袖衣，直奔柔软、温暖的乳房。这一切只用了一秒钟。小向叫了声，企图从他身上挣脱开，但他的大腿夹着她的腿，她无法起身。他在她的乳房上捏了把，她被他捏得又叫一声，接着出气声就紧随他的揉捏变急促了，这让何白玉想起初恋孙燕——当时孙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向他投降的。小向在他怀中哆嗦着，他却快乐地亲吻她，把她压在身下，船在晃动，河水在他耳畔哗哗响，像哼着古老的爱情歌曲。他陶醉了，心头上盛开着一朵芬芳的玫瑰。
小刘不愿意离婚，何白玉就瞪着小刘说：“我要做的事，没人可以拦着，离了，大家都痛快。”小刘恨他道：“我不离。”何白玉想要离婚就只能动粗，便厌恶地踹小刘一脚，把小刘踢得坐在地上呜呜哭，他却烦躁地起身走了。离婚就拖着。何白玉对小向保证说，他一个月内离婚。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再一个月于两人的热恋中不知不觉地逝去了。小向看着她的领导，领导向她保证说：“再给我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三月带着南方特有的绵绵细雨来了，毛衣都不用穿了，婚仍没离成。小向又举着一双疑惑的眼睛望着领导，领导再次对她说：“可能还要一个月。”四月份在与小刘离婚的斗争中一天天溜掉了，五月里南方的湿气拥着一团迷雾扑到小向脸上，这团围绕着她的迷雾还没驱散掉，六月又于蝉和知了的齐鸣声中热热闹闹地来到小向的床边。一天早晨，一只蛐蛐蹦到小向的草席上，在她腿上爬着，小向愤怒地一巴掌把那只蛐蛐打死，立即觉得自己就像这只蛐蛐，被何白玉玩弄了，就阴着脸问：“你怎么还没离婚?”何白玉盯着她，觉得这女人实在太漂亮了。他说：“婚一定会离，只是还需要时间。”小向不肯就范了，不管他是不是厅领导，很坚决地把他推开，“都六月份了，何副主任，你还想骗我。”何白玉说：“我没骗你，只是我没想到她那么固执。”
星期天，何白玉步伐矫健地来了。他忙着恋爱和离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回青山街，玉珍昨天打电话到他办公室，他今天来了，穿着白底灰隐条衬衫，下身一条黑的确良短裤，脚上一双皮凉鞋，脸色红灿灿的。他妈和他爹却没他那么精神，也没他心情好，都板着面孔看他。他爹穿着那个年代里男人们夏天里常穿的白背心，一条肥大的西式短裤裹着他的屁股。大哥的脸上，呈现出中年男人的沉稳和冷漠，咳声说：“小刘昨天来了，说她不肯离婚你就打她。你一个厅革委会副主任还动手打人，这要得的?!”白玉觑着他爹，隔壁有五一练琴的琴声，另间房子传来国庆与李佳的说话声。他爹又说：“当领导的，更要要求自己严格，你居然在家打老婆，像个领导吗?”玉珍也板着脸表态：“我和你爹都不同意你离婚，这也是我和爹把你叫回家的原因。”白玉反感他爹妈干涉他的事：“婚我一定要离。”他爹吼道：“你糊涂，作风问题，组织上向来是看重的，作风不检点的人几个有好下场?!”
白玉觉得下场什么的那是以后考虑的事，有个堂叔在省革委会罩着，他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必须离婚，以免小向说他是骗子，他可不愿意背着骗子的恶名在社会上行走。他很烦躁，觉得必须冲破这些世俗观念筑建的牢笼，不然他的爱情就会跑掉。作风问题只会吓倒那些生性胆怯的人，吓不倒他何白玉。他觉得什么都可以不要，爱情却不能舍弃，因为男人活着，没有爱情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他不愿再与父母和爷爷讨论他的事。他看着女儿，女儿下半年便要上小学了，他简直不晓得女儿是怎么长大的，竟长这么高了，好像一下子就大了。他说：“娟娟，过来，到爸爸身边来。”何娟的脸色却冷淡得像冰水，不愿靠近他。白玉有点惊讶，但他心里牵挂着小向，别人都无法进入他烦躁、骚乱和渴求的心。他无心再关心女儿地走了。那庞大的身躯一离开，客厅里顿时空旷许多。
一身脾气的何白玉走到湘江边上，他很烦，小刘死也不肯离婚，还跑到他家告状，他倒不怕父母阻挠，但他愤懑地感到她这是下定决心不让他幸福，因而他恨不得揍扁她。由于他走得太急，就一身汗。长沙的夏天，有火炉之称，很热。那天傍晚，江边上有很多人游泳，大人小孩、男人女人，水域里一片脑袋浮动。他看眼天，一颗火红的太阳悬在西边，天湛蓝一片，一丝白云也没有。江边传来嬉闹声。这时，一个着粉红色游泳服的女人从河里走出来，鹅蛋一样的脸蛋，红润润的，一脸的笑，一双明眸向他射来一抹温柔和甜蜜的目光。这目光让何白玉内心里充斥着一股洪流，这股洪流从足底涌到头顶，又从头顶落入丹田，使他兴奋。他笑嘻嘻地看着犹如出水芙蓉的小向说：“你真美。”小向偏着俏丽的鹅蛋脸，看着他说：“你再不离婚，哼，就看不见我了。”何白玉注意到不少人都在盯着他与小向，倒不是他招人目光，而是身段玉一般白净、窈窕和美丽的小向像一束光吸引了众多男人的眼球。他说：“你放心，我一定会离婚。”小向说：“又骗人，你。”
何白玉也是来游泳的，事先俩人就约好的。他走到趸船上，脱下白汗衫和西式短裤，里面是一条黑游泳短裤。他把衣裤放进一只塑料袋，高大壮硕的身体便下到水里，小向击一掌水，水溅到他脸上，他高兴道：“好啊，你敢调戏领导。”小向不饶他道：“就要调戏你。”两人向河中游去，又折回，游到趸船边，攀住铁链休息，彼此就脸挨脸。何白玉在残阳中看着水淋淋的她，更加觉得她要多美丽就有多美丽，“我们好久没那个了。”小向听懂了，把脸蛋骄傲地一扬，看着被夕阳染红的天空说：“你休想，你离了婚，再碰我。”何白玉却厚颜无耻地笑道：“那你要我怎么解决下面的问题?”小向看着周边游泳的人，忽然一笑，“你不是有老婆吗?找她解决。”何白玉有些急，说：“你还给我点时间，十月份我老奶奶满九十岁，我保证离了婚，带你吃我老奶奶九十岁的生日宴。我向毛主席保证。”小向想到十月份还有三个月，“我要你明天就离婚。”说着，她游开，迅速向河中游去。何白玉就尾随着游去，激情满身地游到她身边，在水中摸她的大腿和屁股。小向说：“何副主任，你好痞的呀。”何白玉高兴道：“亲爱的，我只在你身上痞。”
退回去一年，六月里的一天傍晚，天上浮游着几朵红云，其中一朵正浮游在我家院子的上空，一辆灰色的上海牌轿车驶到门前，着一身中山装的何陕北迈下轿车，进门便叫我爹的头衔：“何副主席。”爹当时穿件汗衫，坐在堂屋里与老奶奶说话，听何陕北这么叫他，大惊。何陕北哈哈大笑说：“今天省革委会研究了，您属于对革命有功的党外人士，摘去了你‘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恢复你省政协副主席的职务。”还在这年四月初，陈正人和曾山因患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逝世了，周恩来总理得知陈正人和曾山病逝后，指示全国各地，对所有老干部不论是否“解放”，一律接回城市检查身体，凡有病患者，一律保证住院认真治疗。《人民日报》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爹做梦都没想到他一个“反动军阀”，突然就进了“党外的同志”的名单，可套入“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爹不相信会有这么好的事降临到他头上，因为近段时间并没有吉祥征兆，桃树并没多结桃子，葡萄枝也没多结葡萄，鸡也没下出格外不同的蛋，也没好梦进入他的睡乡。爹满脸疑惑地问侄儿：“真有这事?”何陕北说：“千真万确。”一只金丝雀落到葡萄枝上，唱着歌儿，爹看着鸟儿，满脸感慨道：“家里有喜事，鸟儿都飞来祝贺。”国庆在房里画静物，五一在拉琴，有些生涩的琴声在我们耳畔飘扬。妈和大嫂、李佳在做饭，做了一桌很丰盛的菜，因为肉票都吃完了，临时杀只母鸡，炖了一大锅。喝酒时，爹高兴地问陕北：“你爹的问题会解决吗?”陕北尽管位高权重，但在他父亲的事情上，他却没有回天之力，他摇下头道：“我父亲的问题跟刘少奇沾了边，这事不好说。”
爹激动了一晚，在客厅和卧室里走来走去，与一家人共享欢乐。要知道“反动军阀”这顶帽子，压得青山街三号的每一个人这几年都抬不起头，让一家人见人矮三分，要不是“烈士军属”牌在青山街三号的大门上熠熠生辉，无形中保护着我们一家，这个家早被一些人踩在脚下了。九点钟时，爹禁不住喜悦地步入后院，敲开僧人弟弟的门，僧人着一身自己缝纫的白粗布袈裟，正打完坐，准备睡觉。爹对僧人说：“我的问题解决了。”
爹的“历史反革命”和“反动军阀”的帽子一摘，妈啊、大哥大嫂啊、秀梅啊、李佳啊、我啊，心里的疙瘩就消失了，仿佛太阳一出来，地上的潮气就收走了样。就连我儿子国庆和五一也笑得很开心，现在两人可以跟他们的玩伴说，他们的爷爷是“起义将领”、是“党外的同志”了。那个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这种政治上的差别不但能感觉到，甚至都可以用手触摸。爹脸上清爽多了，说话的声音变大了，走路脚步也迈得开了。
有天傍晚，一家人坐在葡萄藤下歇凉，爹目光远大地看着我和大哥说：“你们我都不担心，我就担心白玉。”我和大哥都望着爹。爹这几年戴着顶“反动军阀”的帽子，时常被人揪到台上批斗，深知自己这身份影响了一家人，就觉得没资格管家里的事，现在他“解放”了，又开始想问题了。爹说：“白玉是干部，干部离婚不是好事。”大哥望一眼大嫂，大嫂看着我们，大哥说：“白玉从小就无法无天。”爹同意地点下头说：“白玉最大的缺点是没怕惧，没怕惧不是好事。”大哥由于行动不便而缺乏运动，脸上的肉多了，皮也松了。他经常一个人坐在窗前画画或绣花，眼睛也绣坏了，不戴眼镜就绣不成花了。这么些年，大哥都是顽强地活着，无师自通地钻进湘绣的世界里，把湘绣和画画都弄出了名气，但他对儿子却毫无办法，老实说白玉的发展道路和方向都不是他所希望的。大哥说：“白玉不是个有约束力的人，不适合搞政治。”突然，从秀梅的房间里传来尖利的口令声：“立正、向左转，向右看——齐!”是秀梅在她房里学喊口令。爹的问题一解决，被缴了“械”、晾在学校里好几年、每天拿着扫把打扫楼道卫生和倾倒垃圾的小学校长何秀梅，被学校领导临时启用为体育老师。体育老师重病住院，他的课要人上，校长听何秀梅说她父亲头上的帽子摘了，恢复了省政协副主席的官职，就让她代上体育课。何秀梅是个极认真的人，接受了新的教学任务，就想努力做得最好，回到家便一本正经地学喊口令。她特意买回来一面长镜子，靠墙立着，看自己喊口令和打手势的动作像不像个体育老师。她喉咙很大很亮地喊道：“向后转、齐——步走!一、一、一二一……”我们都把目光投到她的卧室方向，天很热，她的房门敞着，何娟站在门口笑，“一二一”的口令声便直接灌入我们的耳朵。长沙的夏天，白天拉长了，直到八点钟，天才深沉下来，一弯钩月升上天空。
不几天，一个早晨，一缕带点油烟子气味的阳光涂抹在葡萄藤和院墙上。吃过早餐，一辆灰色的伏尔加驶到青山街三号，爹正推着单车要出门，被伏尔加轿车堵在门里。司机是省政协的，他下车，笑着对我爹说：“何副主席，我来接您上班。”爹在社会的底层像条老泥鳅样生活了好几年，已不习惯被人尊敬和笑脸服务了，吓得慌忙摆手说：“谢谢，我自己骑车去。”司机是个矮个头小伙子，小伙子说：“办公室的刘主任说我这车以后就专接您上下班。”爹十分惭愧，推着单车边走边说：“谢谢谢谢，我自己骑车去。”爹跨上单车，抛下司机，一拐，骑得很猛地朝前飙去。司机没法，开着车回了单位。爹刚走进办公室，办公室的刘主任就找他了。刘主任对我爹笑道：“何副主席，您今天怎么不肯坐车?那辆车是刚买的新车，专门配给您的。”爹慌得脸都红了，忙摇手说：“不、不，我不要车接送。”刘主任说：“这是上面规定的，两个副主席配一台小车，您何副主席不坐，不好吧?”爹说：“我对革命又没功，怎么有脸坐公家的车?”办公室的另一同志走进来大声说：“您是湖南和平起义的将领之一，怎么能说对革命没功?起义，就是对革命有功。您得坐车。”
爹也不想成为众矢之的，爹把单车放在伏尔加轿车的尾箱里，坐着伏尔加轿车回了青山街。司机替爹把单车拎下来，爹走进院子，老脸上还浮着些不好意思的红潮。爹说：“不习惯啊，昨天还是反动军阀、历史反革命，还被组织起来学习和批斗，今天就来车接了，好像我是个革命的功臣样。”大哥正对着天光一针一线地绣老虎的眼睛，他拿着针线的手举在空中，为爹高兴道：“爹，有车接您就坐么，怕什么丑!”着一身红运动衫、把自己看成运动员的何秀梅，挺起一对饱满的乳房，一脸理直气壮地说：“爹，您一声令下，两万多官兵都跟着您起义了，没跟共产党打仗，没死一个人，这就是功劳!”
六十三
还在前年十月，一个下了阵太阳雨、接着阳光明净的上午，何秀梅曾带回来一个男人，当时青山街广播站正播放《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那首歌，一家人都坐在客厅里听歌。那男人瘦瘦高高，在那个十月金秋的上午，穿一件灰色夹克，一条黑裤子落在一双锃亮的酱色皮鞋上，那条裤子熨过，刀口印笔直的，一看就是个生活讲究的男人。那个特殊年代，一般男人在衣着上是不讲究的。男人四十多岁，脸色红润、谦和，笑起来有点难看。何秀梅指着他对老奶奶和爹，还有我和大哥说：“我们区教育局革委会的肖主任。”肖主任摸下下巴，下巴已刮得很干净，谦虚道：“我早就想来拜访你们一家人了。”爹那时候还没“解放”，听肖主任如此说，羞得目光都不知该投向何方。肖主任在我们家没坐多久，因为一家人与他不熟，尽管他说他于十多年前，曾以肖老师的身份到过我家两次，但大家都想不起这事了，就连何秀梅也说她没印象了。我们之所以记得这个人，不是他长得有多帅，也不是他有多特别，而是他是何秀梅一生里头一次带回来的男人。当两年后的十月里，同样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何秀梅再次带肖主任走进青山街三号时，我们一眼就认出这个瘦瘦高高的男人是区教育局革委会的肖主任。那是个星期天，十点来钟，一家人坐在客厅里，老奶奶坐在太师椅上打盹，爹坐在左边的沙发上，大哥和我坐在长沙发上。“我们区教育局革委会的肖主任。”何秀梅介绍他，好像肖主任是第一次来。
肖主任很友好地看着我大哥绣的老虎说：“你的老虎绣得真好，有神威。”大哥不是那种一被表扬就得意的人，说：“哪里哪里。”肖主任夸奖大哥说：“我们街上有几个湘绣界的所谓大师，都没你绣得好，不骗你。”他又瞧着我爹，讨好道：“您是老将军，打日本鬼子时您是堂堂的师长。”爹茫然地看肖主任一眼，不晓得净拿好话恭维我们一家人的肖主任有何目的。肖主任接着讨好我爹说：“别人怎么评价您是别人的事，我肖楚公永远尊敬您。”肖主任说这话时，秀梅在一旁看他，目光竟有些发痴，这让我有点惊诧。这似乎是爱!爱这东西可以从女人的目光和脸色上感觉到。秀梅的这张脸，本来就是张晴雨表，高兴时脸上就洋溢着喜庆，不高兴时脸上就呈愠色。秀梅在恋爱上，并没经验，以前跟李文华恋爱，那是纸上谈兵，一见到李文华，她就自愧弗如地想逃避，但面对这个几年前死了老婆、放手追她的肖主任，她不知道怎么掩饰这种突如其来的爱。她笑着，吃饭的时候她时不时往肖主任的碗里夹荤菜，仿佛故意要让全家人看她何秀梅也晓得疼爱男人。
肖主任长一张方脸，这张方脸很宽，眉毛相距较远，中间好像隔了条河。嘴很大，一笑，嘴角都不知去了哪里。就形象而言，实在无法及格。肖主任吃饭时，称赞李佳的青椒炒肉好吃，又赞美何国庆、何五一和懵懵懂懂的何娟是好孩子，还称赞老奶奶胃口好。他把好话说尽后，丢下一家人没反应过来地走了。半个小时后，秀梅回来了，一脸快乐地宣布：“我打算跟肖楚公结婚。”我们都看着她，仿佛听错了。大嫂开玩笑道：“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秀梅要结婚了。”秀梅一脸认真地说：“我决定嫁给他。”爹走出来问：“他多大?”秀梅说：“四十三岁。”爹再问：“他没结婚吗?”秀梅说：“他有一儿一女，老婆在六七年武斗时，被一辆飞驰的汽车撞死了。”爹说：“那你要当他两个孩子的继母啊。”秀梅沉下脸道：“这不更好吗?免得我生孩子痛苦。”五一的琴声从房里飘出来，李佳说：“五一的琴拉得顺畅些了。”大嫂赞成秀梅结婚说：“你早该结婚了，结了婚，好有个男人依靠。”
何秀梅开始着手备嫁妆了。她不要我妈为她准备，也不要大嫂插手她的事，一切都亲自动手。她说她的窝要自己“织”。她买来红被面和红床单，还买来一大段红绸子，准备为自己做一身吉利的红衣服。她还上东塘百货商店搬来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又买本裁剪书，准备给自己做新娘子穿的衣裤。她显得很勤奋、很好学，边翻看裁剪书，边将红绸布铺在床上，小心翼翼地裁剪。肖楚公天天来看进度，脸上炽热地笑着。他一来，总要跟大哥下几局棋。假如僧人不念经，他就走进禅房，跟僧人学下象棋。僧人也不拒绝，陪他下。肖楚公每走一脚棋都要想一想，一局棋常常要下一两个小时，有时候，僧人要睡觉了，哈欠都打到天上了，他还不知趣地要再下一局。僧人有他自己的生活习惯，就不客气地打发他走人说：“明天再下吧。”肖主任走出禅房，秀梅房里的缝纫机还在哒哒哒地响，而这个时候月亮都升到正空了。肖楚公会轻轻叩一下门，缝纫机的声音会中断一瞬，就听见肖楚公说：“我走了。”秀梅会起身送他到大门口，接着传来关大门的声音。
何秀梅其实不爱这个肖楚公，她心里爱的人还是李文华。她的一口精美的皮箱里，装的都是李文华于十多年里给她写的一封封信，当她孤独的时候，她会一个人打开箱子，随便取出一封信读，读得热泪盈眶，因为信里面记录了她真挚的爱情和逝去的青春。她会低声啜泣，把眼睛哭肿、眼泪流干，她才甘心。何秀梅之所以打算把自己嫁给肖楚公，一是她有一种恐慌感，这种恐慌感来自于她那不容忽视的年龄，她四十岁了，想问题的角度就改变了。她看见老奶奶老了，爹也老了，爹头上的黑发转白了。她担心自己老了会没人理，死了甚至都没人收尸。再者，她被肖楚公那份炽热的爱情打动了。何秀梅没被李文华的爱情俘虏是她不敢向李文华承认那件让她不愿意回忆的事。何秀梅也想拒绝肖楚公，但她与肖楚公有工作联系，这就使她无法彻底回避。爹的问题一解决，何秀梅只当了一个多月的体育老师，这个学期一开学，她就被调进区教育局，在区教育局的办公室写材料和整理各学校报上来的材料，与肖楚公主任每天都要见好几次面。早一个星期，有天下班了，何秀梅手中的材料还没弄完，就留在办公室写着，肖楚公走进办公室，对她笑。这个时候，整栋办公楼就剩他俩，潮湿的空气包裹着这对男女。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肖楚公，不是一个拘泥的男人，他一进办公室就从背后搂住何秀梅，并充满激情地对她说：“何老师，我其实在二十年前就爱上你了，我爱你爱了整整二十年。”何秀梅的乳房只在一九四九年时被那几个军流氓胡乱地捏弄过，后来的二十多年里，没有遭遇过任何一双男人的手抚摸，被肖楚公的手一触摸，人就被电打了样，哆嗦着，慌忙起身道：“别别、别这样，肖主任……”肖楚公的宽脸上一片庄重，还一脸爱情，“你还记得那张相片吗?就是那张军人的相片?当年你放在桌上，让我放弃了对你的追求。那时候，我真嫉妒那个军人。”
肖楚公那时是她同事，办公桌与她的办公桌拼在一起，那张相片让他足足盯了半个小时，然后他悲伤地走开，死了追何秀梅的心。不久，他调走了，又不久他与他街上的一个姑娘结了婚，再不久他老婆为他生了儿子，随后又生了个女儿。但他老婆死后，他又重新追求起何秀梅来了。那段时间何秀梅正处在悲愤中，李文华斩钉截铁地斩断了对她的爱情，把她堂妹何军花娶走了，这真让她措手不及和深感懊悔!肖楚公不是李文华那种坐在军营里一边写爱情信，一边浮想联翩的军人。他是个热心的农夫，在她愤怒和痛苦的心田上挖了口塘，又挖了一条渠沟，让她的痛苦和懊悔变成溪流，顺着渠沟流到这口塘里，他再把这口塘封堵好，不让她的痛苦继续泛滥。“什么都会过去，”他安慰她说，“我会帮你。”
他把她借调到局里，为的是进一步接近她，帮助她排忧解难。她既希望如此，又害怕这样。她想逃避，又觉得这可能是她人生中最后一个追求者。她内心不止一次地承认，她是需要爱情的，因为没有爱情，她的心一到夜晚就倍感荒凉。当她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开时，她决定把真相告诉他，因为要做他的老婆就得坦诚相见，诚实是何秀梅活在这个尘世上极力奉行的宗旨，尽管她自己把发生在她身上的那件事隐瞒了很多年，但她觉得面对未来的丈夫她应该像玻璃一样透明。“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以免我以后跟你说时，你后悔。”何秀梅坦率地看着因抚摸她而满脸激情的肖楚公，“我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女人，我也有火热的感情，但我总在压抑自己!”肖楚公迷茫地盯着她，何秀梅只考虑了一秒钟，就鼓足勇气对他说，“我要告诉你，我不是你眼里的老姑娘，我早不是姑娘了。我十七岁时就不是什么处女了。”
身为一儿一女的生父的肖楚公，觉得处女不处女实在没什么，他很激动地看着何秀梅，“没关系，我不计较，因为我也不是处男。”何秀梅痛苦地摇下头，“肖主任，我不配做你老婆。”肖楚公没想到在他眼里心性高傲的何秀梅竟说出这种出乎他意料的话，就激动地抱住她的腰。何秀梅心慌意乱地推开他，低着头沉默片刻，生平第一次说出那年发生在她身上的那件可怕的事!这事儿在她心里仿佛储藏了一个世纪，在她身上发了酵，把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沤”成了一个不起眼的中年女人，人都沤馊了，呼出的气息不再是年轻女人那新鲜、温馨的气息，而是带着中年女人的馊味儿了。何秀梅抹下眼泪说：“我这是第一次对人说这事，现在你可以看我不起了。”肖楚公也有些惊讶，倒不是惊讶发生在她身上的那件事——虽然那件事也让他吃惊，让他终于明白了她这么多年一直不结婚的症结，他更惊讶的是，这个女人真是太单纯太傻了，竟为了那并非她的错而贻误了她这么多美丽的青春!他同情道：“你一点错都没有。你怎么可以白白浪费掉你的青春?你能告诉我，我真的很感谢你，这证明你信任我。”何秀梅没想到他会这么说。肖楚公继续说：“难道你要为你十七岁时遭遇的不幸，付出你一辈子的幸福?你怎么这么幼稚啊?!”
这话说进了何秀梅的心，何秀梅哭了。肖楚公把她再次搂进怀中时，何秀梅就依顺地偎在他怀里。肖楚公很高兴，感到他搂着的这个女人太善良、太单纯又太好摆布了，就快乐地说：“我真要感谢上天，是上天把你留给我。”何秀梅哭得痛不欲生，边说：“我今天违背了誓言，我发誓永远不告诉任何人的，今天却告诉了你，我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肖楚公用火热的嘴唇封住她那张战栗的嘴，边紧紧地抱着这个被那件事压迫了半辈子的女人，“不要说了，忘记它，你今天总算朝前迈了一大步，嫁给我吧，秀梅。”
那年三月，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刘邓路线”中的邓小平正式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出来工作了。爹天天读报，从报纸的文字上嗅到了政治对象的转移。爹对我和大哥说：“陕北和白玉都是靠造反上去的，我担心中央的政策一变，他们会栽跟头。”我和大哥都望着爹，爹说：“邓小平一主持中央工作，那些‘文革’中闹得凶的‘打砸抢’分子抓的抓、判的判了，白玉和陕北暂时是没事，不知以后会怎样。”大哥也看了报，说：“我也觉得政治空气有点不一样，不像以前那么紧张。”爹对他大儿子说：“现在省里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又陆续恢复工作了，他们的眼里能容陕北?”大哥点上支烟，说：“这么说，白玉恐怕也会有麻烦了?”爹看眼七月的天空，那是个炎热的傍晚的天空，此刻，距青山街四五里远的湘江里，何白玉正不顾一切地追逐着小向游去，几朵红云在天上缓缓移动，他游到小向身边便摸她的屁股。爹说：“白玉的日子恐怕也没那么顺畅了。”
那段时间老奶奶身体欠佳，爹不想被小车天天接来送去地上下班，每次坐进车里，爹都有不安感，觉得这个待遇落在他身上总有点别扭。爹前半生虽只是名国民党军人，文化也不高，却有着知识分子的清高，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好，就受不住。这年八月，爹打了个报告，说他老了，体力不支，开会常打瞌睡，政治学习时注意力很难集中，不能及时理解党的新政策，权衡再三，他请求离休。爹的离休报告很快得到批复，——爹哪边都不站，就没人需要他留任。爹办了离休，从此不用上班和开会学习了。爹说：“我轻松了。”
这年我儿子何国庆身高一米七了，走路迈着开阔的大步子，说话喉咙也变粗了，去年还只穿三十九码的鞋，今年要穿四十一码的鞋了。李佳又去给国庆买新球鞋和布鞋。五一也长高了，更虎头虎脑了，那眼神和那说话的表情以及走路一阵风的猛劲，爹说他长得活像钉在门上的烈士。五一比国庆小，但比国庆猛，经常在学校里打架，一打架不是打伤了别人要赔医药费，就是被别人打得鼻青脸肿，弄得李佳时常愤怒地责令五一跪在毛主席像下反省错误。爹柔和地摇头说：“何家的人都是这么长大的，当年胜武也是经常在学校打架，白玉打不赢就用砖头砸。”李佳担心五一这样发展下去会变成长沙街上的二流子，半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把五一带到了省歌舞团首席小提琴手的家。那小提琴手是李佳同事的表弟，姓吕，是个热心的年轻人，他让五一拉支小提琴曲，纠正了五一拉琴和握弓的姿势，并示范给五一看。这可不是对门曾家哥哥的半吊子，那琴一拉起来，琴声就饱满地从琴体上倾泻下来，把室内的杂音一扫而光，令五一着迷。第二个星期天李佳又带着五一去学琴，再一个星期天五一就自己搭车去，手里拿着馒头，背上背着琴盒。从此每个星期天，五一就不找同学玩了，而是自己去省歌舞团找首席小提琴手学琴。
何娟也背起书包上小学了，但她是个小女疯子，每天早出晚归，不玩得满头大汗、鼻涕横流、一脸肮脏，她就不落屋。老奶奶见何娟一头大汗地回家，一张小脸蛋脏兮兮的，笑了，“我玄孙女都读小学了。”老奶奶把玩累了的玄孙女揽到怀里，玄孙女就装睡地偎在高祖母怀里。老奶奶说：“娟娟，长大了准备干什么?”何娟想也不想地答：“我要当穆桂英。”老奶奶就对我们说：“好啊，娟娟要当穆桂英，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
何白玉坐在沙发上，一脸不高兴。老奶奶看着白玉问：“你有这么好的女儿，干吗要离婚?”何白玉回答：“老奶奶，你不懂。”那天，何陕北也被爹叫来做白玉的工作，何陕北自然是站在我爹的立场上：“就江山与美人而言，你更看重哪边?”何白玉毫不含糊地答：“我更看重美人。”何陕北生气了，没想到他一开口竟被白玉顶个正着，这是不给他面子啊，他丢下一句“我以你为耻”的话，板着脸走了，泡的茶也没喝一口。大家都呆了，白玉却一脸无所谓：“他是嫉妒我。”何白玉那颗自命不凡、只钟情于女人的脑袋，确实认为女人是最重要的。“大丈夫活在天地之间，应该敢恨敢爱。”他大丈夫气十足地手一挥，“你们不要再劝我了。”他应该去当国王，因为没有人可以阻挠他追求爱情的决心，即使是在那样火红的年代，为了那个女人他也可以把伦理道德、家庭和上辈人的意见弃之不顾。
某个星期天，在何秀梅最不应该回来的日子里，疲惫地回来了。穿着自己缝制的那身红衣服，脖子上系条水红色丝巾，她把自己裹得像一只红粽子，而且这只“粽子”似乎哪里有点不对劲。她于三个月前一大群麻雀在葡萄藤上争吵不休的日子里，与肖楚公结为了伉俪。何秀梅没办婚礼，没请人喝喜酒，她和肖楚公打了结婚证，第二天肖楚公骑着一辆崭新的凤凰28型单车驶来，秀梅就穿着这身红衣服，扭身坐到肖楚公的单车上，对爹、我妈和老奶奶说：“我们结婚了，今晚我不回来，你们不要给我留门。”一家人望着她，老奶奶不相信地问：“这就是结婚?”秀梅说：“这是革命化的结婚，婚礼是‘四旧’，我和肖楚公都不提倡举行那样的婚礼。”过了两天，秀梅回来拿她平时穿的衣服，我妈和大嫂都劝她补个婚礼，她断然拒绝：“不补，我一个老姑娘，他又有儿有女，别人背后会笑我呢。”何秀梅心里有块疙瘩，不办婚礼的真实原因，并非是她对老奶奶说的那些话，而是她觉得比起李文华来，她嫁的这个男人太不值得一提了。而且她老了，敲锣打鼓地迎娶，弄得人人都知道她嫁了个死了老婆的男人，她的脸往哪里放?何秀梅别的东西可以不要，脸却是要的，她知道自己是个失败的女人，可不愿意把“失败”拿到别人面前展览。
结婚后，她还是经常回来，有时候晚上还在她的闺房里睡觉，大嫂问她，她就说：“他家在大马路边，正处在上坡的位置，好吵的。”所以她嫁出去与没嫁出去区别不大，三天两头总能看见她回家吃饭，有时候中午还在家午睡，给侄孙女讲个故事，再睡觉。那天，一家人注意到她不但疲惫，左边脸比右边好像圆一些，像是肿了。大家面面相觑，何秀梅那样的火药性格，大家都不想自讨没趣。吃饭时，国庆问她：“姑妈，你脸怎么搞的?”何秀梅这样回答国庆：“姑妈洗澡时溜了一跤。”我们却看见那脸上有手指印，不像跌伤。她一回来，就住下了。一个星期后，肖楚公出现在门口，凤凰28型单车推进院子，他对坐在沙发上的我爹笑了下，“爸爸，秀梅在家没有?”秀梅一听见他说话，赶紧闩了门。肖楚公走拢去敲门，秀梅不开门。大嫂知道他们吵架了，说：“秀梅很任性，你要学会哄她。”肖楚公的宽脸上一片羞愧地敲门说：“秀梅，你开门。”
六十四
就在天性孤傲、自恋，却又极度自卑的何秀梅的婚姻像一艘没开出港口的船，正在修修补补、磕磕钉钉的日子里，何白玉终于实现了自己那天傍晚在湘江河里对小向许下的诺言“我保证带你吃我老奶奶九十岁的生日宴”。他于一个月前终于与小刘离了婚。尽管小刘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时咒他“我祝你不得好死”，他也欣然接受，第一次没对小刘恶语相加。小向很高兴，因为她终于逼迫这个男人为她离婚了，脸上就透着红光，一进门就恬不知耻地叫我大哥爸，叫玉珍妈，叫我爹妈爷爷奶奶，还叫了老奶奶，并把一条她准备的丝巾系到老奶奶的脖子上，像老师给小学生系红领巾样。除李文华军长被军委抽去学习，没来，其他人都到了。
何家桃先一天一个人乘火车从郴州赶来了。何家桃显老了，苦难的岁月把她俊俏的脸蛋侵害得像一片捣毁的丛林，看上去像五十大几的人，实际年龄是四十五岁。昨天上午，她拎着只灰色的布袋走进来时，老奶奶和爹竟没认出这个头发花白、脸皮粗糙、面相古怪的女人。张桂花婶婶见到她都掩面啜泣起来，一脸的难过就同一地的烂葡萄样。这让生性好强、一个人挑着家庭重担的何家桃觉得自己这一生很对不起亲人，就站在客厅里手足无措。何家桃是穿着她最好的衣服——一身深蓝色毛料衣服和一双皮鞋来的，但鞋面磨损的形状已告诉大家它已经有些年限了。另外，她拎的布袋也旧了，式样也很土。衬衣的领子皱巴巴的，颜色也陈旧。细节很能说明一切。张婶婶的眼睛还好使，什么都看见了，心一酸，当然就哭了。何家桃开始还坚强，可是那些坚强只是表面功夫，经不住张婶婶的热泪冲击，也哭了。爹将恻隐之心按住，劝家桃说：“不要哭，家桃，你去洗把脸。”
何家桃于那年冬天随夫离开长沙，十多年了，这是她第一次回到出生和长大的故土。童年和少女时代的美好记忆，都被她扔在这里了。何家桃一回来，她那略有些浑浊和坚强的目光就充满柔情，寻找和抚摸着每一件她曾熟悉的东西。“这棵葡萄藤可是我少女时候最美好的记忆，”她摸着葡萄藤说。她又摸着那棵桃树，桃树变老了，老得树心都空了，这个季节，树上的叶子已掉得差不多了。她打量着桃树问：“大哥，这桃树还结桃子吗?”大哥看见家桃也有很多感慨，目光一直默默地追寻着她，“结桃子。”她又看着窗前的那株腊梅，那株腊梅长得很粗了，繁茂的树枝十分遒劲，枝叶都把窗户完全遮挡了，她感到很亲切地走拢去，把她的脸贴到腊梅树干上，那一会儿，她那种情不自禁的模样像个女孩子。“那时候的冬天，”她一脸回忆，脸色就空泛，犹如大沙漠，“我一看见这株腊梅开着一朵朵花就高兴，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大哥浅浅一笑，“妹妹，它现在还开花。”何家桃因为在回忆中就一脸甜蜜，“这里的一切跟以前没什么变化。”大家望着这个看起来十分陌生的女人，都为她难过。何家桃也看出一家人用沉默待她，是同情她的境遇。她脸红了，不知道如何办，慌乱地看着大家说：“一晃十多年，像是做了个梦。”
正在何家桃尴尬时，郭承嗣来了，着一身蓝运动服，脚上一双白球鞋，看上去不像个厨师而像从体校出来的学生，脸上自然是年轻人那种灿烂的笑。母子俩见面，家桃很欣喜地打量着儿子说：“我儿长高了。”郭承嗣确实长了两公分，在农业机械厂的食堂里学厨师，也长胖了，不再是一张尖瘦的猴脸，也不再是那个懵懂的贼眉鼠眼的小伙子，目光也没有先前的怯懦和自卑，穿着运动服人就一身结实相。何家桃钟爱地摸着儿子的头，儿子把母亲的手拂开说：“妈，别搞乱我的头发。”他学长沙青年，理了个飞机头，把脑门上的头发烫卷伸在前方，像飞机。这个在被人歧视的环境里长大的郭承嗣，也可能是他在我们家因偷钱而愧疚，还可能是他想靠自己的力量适应社会，这一年多很少来，为了让大厨师赏识他，自己买了好几本湘菜菜谱，一脸热情地钻研湘菜。他一到就自信地对玉珍和李佳毛遂自荐：“大舅妈、二舅妈，今天我来炒菜。”
家里唯一让人陌生的人就是何白玉带来的小向，但小向是个经常在舞台上出出进进的演员，见的人多了，就不扭捏。小向穿着红羊毛衫，羊毛衫裹着她婀娜的身材，下面一条白色印红花的大摆裙，这在那个年代已是相当时髦的打扮了。小向虽然是在长沙土生土长的，却能说一口很好听的普通话，只是还带一点长沙尾音。小向向我们解释她说普通话的原因是她经常要上台唱戏，如果不讲普通话，唱戏就咬不准字。小向把何娟往怀里拉，但何娟很坚决地挣脱开她的搂抱，不理这个后妈。玉珍瞧着孙女笑，何娟嘟着嘴，站在一旁，谁也不理地掰着小手指。家里坐满了人。老奶奶最为高兴，郭承嗣的菜也确实炒得好吃，大家都对他的烹饪手艺赞不绝口。郭承嗣脸上有他父亲的谦虚，说：“一般、一般。”我妈的鬓角有白发了，与黑发掺杂在一起，脸色也黄了，正向谁也不愿意去的老年妇人的门槛迈进。妈看着衣着时髦的小向，忽然把小向拉进房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精美的盒子，打开，呈现着一块漂亮的上海牌女式手表。妈说：“这块表是我特意去东塘百货大楼买了送你的。”小向不好意思道：“奶奶，我怎么可以收您的东西?”白玉走进来对小向说：“快谢谢奶奶。”小向就红着脸一笑，说：“谢谢奶奶。”
吃完奶奶的九十岁生日宴，一家人就坐在客厅或葡萄藤下说话。何陕北话不多，脸上已没了前几年那种强盛的不可一世的傲气，老干部们纷纷重新登台亮相，一恢复工作就换了个人似的，不再低眉顺眼了。他问妹妹：“李文华怎么没来?”何军花浅浅一笑，“李文华可能要升了，在北京学习。”何家桃耳朵还好，听见了，就看着何军花，浑浊的目光里夹杂着些迷茫。何军花虽是一儿一女的母亲了，也许是部队的日子好过，或是丈夫在军队里职位高，穿着草绿色军装，人就精神，且透出女人的娇柔和甜美。陕北说：“文华早就是军长，再升那不是兵团司令了?”何军花笑道：“那不晓得。”陕北为他们高兴，说：“真要这样，我们家总算出了个军中高级干部。”老奶奶说：“那好啊。”
老奶奶今天过九十岁生日，穿着我妈找裁缝店为她做的蓝色妇母装，一张脸在蓝衣服的映衬下，红润润的，看上去不像九十岁，而像个七十岁的妇人。在老奶奶的另一旁坐着爹，爹的一旁坐着陕北和军花的母亲——二婶于当年中风，嘴就一直歪着，脸也有些病态的浮肿。在我们眼里，二婶甚至都不比老奶奶显年轻。二婶的一旁坐着玉珍大嫂，大嫂的一旁是大金的老婆。这个贵州女人于这一年长胖了，有双下巴了。再一旁是大金，大金也胖了一圈，去年他来时还很瘦，也很黑，那是“五七”干校的太阳晒的。他早几年被视为有历史问题的当权派，被赶到“五七”干校劳动，却因祸得福，他告诉我们，上半年落实政策把他“落实”回原单位了。他在“五七”干校劳动时，与一个老红军干部成了莫逆之交，那老红军是省里的大干部，要提他副厅长，他回去就有可能走马上任。大家都为大金高兴，都说大金一不小心认识了能助他一把的贵人，的确是因祸得福。一家人在院子里聊天。国庆拿着速写本，画着大人们聊天的姿态，大家对国庆画画都习以为常，只有何家桃脸上很诧异，走过来看国庆画画。何五一从小就体现出性格比较独立和孤僻的一面，相貌上，在老奶奶眼里简直就是他叔爷爷何金石的翻版，只是他叔爷爷不拉小提琴，但是那种执著的学习态度、藐视一切的眼神和对别人的友好置若罔闻的面部表情，在老奶奶眼里，活脱脱就是她当年梦见老虎时生的钉在门上的那个人，就连爹也说：“五一是像他三叔爷爷。”五一对大人们聊的话题十分冷淡，吃过饭他便进房拉小提琴练习曲，首席小提琴师是个苛刻的人，对他要求很严，布置的练习曲又难拉，他可不想被老师责骂。
陕北要他的儿子何昌盛向国庆或五一学习，学门特长。昌盛读小学二年级，单眼皮、塌鼻梁、长下巴，穿着红运动衫和白运动鞋，像个小运动员。他站在国庆的身旁看国庆画画，边回答父亲说：“我要打乒乓球。”爹看着陕北和白玉，问陕北与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相处得怎么样。陕北的脸色就沉郁下来，“有些老干部很傲慢，”陕北说，“我一片好心地跟他们打招呼，他们装没看见。”陕北说完这话，脸上飘过一抹讥笑。白玉插嘴说：“我也有这种感受。”白玉说他们农业厅的原厅长，出来主持厅里的工作后，他每次发言，那个厅长都黑着脸看他，仿佛不认识他，让他别扭。白玉恨恨地说：“早两年我揪斗他时，他头都低到腰上了，给他一把扫把他就去扫厕所，一恢复工作，人就变了，把我何白玉视为眼中钉。”爹脸上有了担忧，“你该主动找他谈谈。”白玉脸一歪，火气冲上来，说：“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土八路’，不是革命，他现在还是个农民土包子。”大金插话说：“白玉、陕北，你们是要注意与老干部处理好关系，他们挨了整，受了些委屈……”陕北不悦地打断道：“有什么好注意的?都是端社会主义的饭碗，各行其是。”大金见何陕北一脸蔑视，把还想说的话咽进了喉咙。他的僧人父亲坐在一隅，很安静地看着大家说人和事，面色柔和、淡雅，仿佛不是个人，而是搁在一隅的仿真雕塑。何娟偎在老奶奶怀里，时不时横一眼小向，小向正跟我妈和玉珍说话，又睨一眼她爸，白玉没理他这个调皮的女儿，继续说着工作上的事。军花却跟李佳说她的儿子和女儿，也说李文华军长，张桂花坐在一旁竖起耳朵听。只是一贯爱说话和发表不同意见的秀梅，那天却出奇的沉静。
一小时后，接省革委会何副主任的轿车驶来，何陕北扶着母亲先上车，接着他老婆、儿子和军花也上了车。不久，何白玉的北京吉普车也来了，这车比接陕北的轿车旧些。白玉和小向也上车走了。家里就剩了何大金夫妇和何家桃母子。僧人起身，一会儿，扫帚声从后院轻轻传来，丽丽和珊珊双双走去看她们的僧人爷爷扫地。爹问了大金很多事，大金一一回答我爹。在大金眼里，我爹倒更像他父亲，僧人父亲在他眼里永远只是个陌生人。他试着想跟僧人父亲亲近，但总感觉自己与僧人父亲之间隔着一条河加一座爬不过去的山，彼此模糊，亲情的信息似乎也无法相互传递。爹跟大金说话时，把爱怜的目光投到家桃身上，家桃正跟玉珍说她明天打算去何家山村看母亲，爹听见，说：“家桃，你难得来，要陪你妈多住几天。”家桃说：“我是想陪我妈住几天。”爹叹口气，也不知是为谁叹气。
次日一早，家桃拎着她从资兴带来的布包出门了。白玉的北京吉普车在门外等她，何家桃一坐上吉普车，人就向过去旅行了。她昨天看堂妹何军花，一脸富贵相，晚上在秀梅的房间里照镜子，见自己一脸苦相，心里就无比凄凉，感觉生活欺骗了她。她没有把握好命运，走了一条充满荆棘的苦楚的路，面对曾经把她当儿媳妇看的善良、热情的张婶婶，她心里多少有些波澜。北京吉普把她载到何家山村，家桃下车，谢了司机，就昂起脸朝村里走去。家桃一跨过村头的小溪，便仿佛看见骑着枣红马的李文华连长朝她奔来，泪水就奔涌而出。那年她随爷爷奶奶来何家山村躲日本鬼子时，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如今她看上去像个老太婆了。何家桃感慨万千地走进她母亲的家时，门敞着，四壁空空，家桃心酸地叫声“妈”，屋里没人应对。
这是十月金秋，村里飘扬着桂花香，还有收割的稻谷香味。稻田里，有脚踏打谷机的声音轰轰轰地传来。家桃感觉房子里有一股阴风，吹得她打个哆嗦，她左右望望，见一只白蝴蝶摇摇晃晃地飞进来，她走到门外，看见前面的菜地里，一个老妇人勾着腰摘菜，旁边有几只母鸡觅食。家桃用激动的声音叫道“妈”，家桃妈直起腰，当然看见了家桃。她吃惊得手中的篮子掉到地上，颤颤栗栗地问：“你是我家桃?”何家桃点头哭道：“妈，我是家桃。”我曾经叫二妈的老妇人从菜地里踉跄着走出来，一把攥住家桃的手说：“真的是你，早两天我还梦见你，今天你就来了。”家桃说：“妈，女儿不孝。”老妇人摇头，“秀梅说不能怪你，你丈夫被打成右派，你随他迁到了资兴县……”这么些年里，何家桃总是把伤心和委屈的泪水拼命往肚子里吞，从不曾在大庭广众下哭过，她觉得哭是向可悲的命运低头，是向凌辱她的人示弱。她曾经发誓，宁可郁闷死、委屈死或拿根麻绳、躲到树林里上吊死，也绝不在别人面前哭泣。此刻，她抛弃了誓言，所受的欺凌被人胡乱地刻在她脑壁上，横一条竖一杠，像杂草一般数不清，其中一根刺破了她的泪腺，她抱着母亲大哭起来。“妈，女儿对您不起啊……”她妈把她扶进屋，她坐到椅子上时，眼泪还是一个劲儿地掉，一张被岁月损毁的脸湿乎乎的。她妈很难过，说：“家桃，别哭了，妈不怪你，妈在有生之年能见你一面，死也死得了。”
家桃痛痛快快地哭过后，便开始收拾母亲房里的东西，她下厨，亲手为母亲做饭。吃饭时，母女俩都眼睛湿湿的，苦涩的泪水都在各自的眼眶里打转，都强忍着不再让泪水流出来。晚上，村子里很安静，十月的夜色很迷人，一天的星星，有昆虫的叫声从外面传来。家桃想，人啊，一步走错，输的就是一生啊。家桃没把这话说出口，她永远也不会说，她是个能用自己的肠胃消化苦果的女人。她跟母亲说了很多话，随后，在青蛙的叫声中，步入梦乡。那天晚上，她梦见了一九四五年夏天的她，还梦见骑着枣红马狂奔而来的李文华连长。
何家桃自己都没想到，她这次回来，竟是给母亲送终。也不知是她妈太高兴，还是高血压的缘故，那天晚上，她妈脑溢血，去了。由于秀梅经常来，秀梅自己在这里收拾了一间房，垫被盖被和蚊帐都是干净的。家桃就睡在这间房。因为一晚没睡好，——被往事缠绕一夜，第二天她醒得比较晚，醒来时还犯迷糊，以为自己是在资兴县城的家里。听到有人从窗前经过，说的是长沙乡下话，她才回过神来。她起床，走进妈的房间，“妈，早上吃什么?”母亲没回答。她再次问，母亲仍没吭声。家桃就撩开蚊帐，看眼母亲，见母亲面色灰白，连一丝生气都没有，这让她回忆起公公郭兴南死时的脸色。一阵惊惧和凄楚顿时遍布全身，她扭身出门时脚绊了门槛，摔了一跤。她想这是神灵要她这不孝之女向母亲磕头。她爬起身，转向母亲连磕三个响头，这才走出门大声叫人。来了几个农民，他们不像她那么害怕，他们走进来看过后，出门时冷漠地告诉低头坐在椅子上哀伤的何家桃：“马老婆子死了。”
六十五
我和秀梅陪爹去参加马老婆子的追悼会，事实上也没什么人追悼她。马老婆子在村里生活的这些年，几乎没跟什么人来往，不是自尊心什么的让她不跟人来往，也不是她曾是国民党将军抛弃的女人而被村里人唾弃，而是她天生就是个性情孤僻的女人。村里来了几个专门办丧事的人，抬来棺材，将尸体搬进去，跟着就是出葬。那天下着小雨，路上滑腻腻的，我生怕爹滑倒，在一旁留意着。家桃哭着，自责她不该来，说不是她突然而至，她母亲就可能不会死。爹安慰她，说不能怪她，只能怪她妈有病撑着不治。秀梅自始至终没哭，表现出意志超常坚强、颇能扛住悲伤的神情。她冷冷地觑着山村的天空，她在这片天空下行走过，在这片天空下思念过李文华、思想过过去和未来，现在，却又那么陌生，好像是第一次来一样。有鸟的叫声划破寂静的山村。棺材一入洞穴，即将埋土时，家桃又大哭，一双粗糙的手拍打着没做油漆的棺材，发出嘭嘭嘭的响声。秀梅烦她姐，尖刻地说：“妈活着时你不来敬孝，死了你哭得像鬼叫样。”
安葬完这个可怜的女人，回到长沙，爹那天晚上有些失眠。很晚了我还听见爹咳嗽的声音。过了两天，家桃走了，爹说他没想到家桃的变化这么大。一家人沉默好几天，都不想面对这些变故。星期天，秀梅回来，大家都注意到秀梅的胳膊上没戴黑纱，脸色也没有回来时那么苍白、冷酷和忧伤。一个星期后，爹也把黑纱从衣袖上取下来，塞进了抽屉。冬天来了，和着革命样板戏《白毛女》里那首《北风吹》一起来到了青山街。那几年，为便于宣传毛泽东思想，青山街家家户户都安有很廉价的有线广播，那广播每天早晚都要播一次，播放的都是革命样板戏和充满革命激情的歌曲。尽管下着雪，地上和水缸里都结了冰，可是革命激情却让人情绪高涨，不怕冷。春天掀掉屋顶上的积雪，悄悄来了，一天，桃树枝上呈现花骨朵了。一个春雷在长沙的上空炸响，雨下起来，一下就是一个月。爹那段时间经常要大便，一天七八次，妈就带爹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爹患了大肠癌。几年来，爹大便时经常滴血，总以为是痔疮，没放在心上。当然就住院手术，开刀，切了肿瘤。
我请了假，和妈一起在医院招呼爹。爹以为自己快死了，因为医生说：“癌细胞没扩散，那还能活十至二十年，扩散，就不好说。”爹不知道自己的癌细胞扩散了还是没扩散，人就十分涣散，目光没精打采。爹哀伤地对我说：“我这辈子，只有年轻的时候对社会还有点用，五十岁后吃的都是闲饭。”爹这辈人比我们有使命感，活在世上，吃着国家的工资，总有些惶惑不安，总想为国家多出点力，就歉疚。我在病榻旁安慰爹，爹还是很难过地说：“全国解放后，我没做什么贡献。”
两个月后，爹出院了。又过几个月，爹养好些了，因生活无聊就开始寻事做，修剪枝叶，给花木施肥，找出当年爷爷做木匠时的那堆工具，修缮用坏的桌椅，家里又有了消失多年的磕磕钉钉的声音，只不过从前爷爷是在后院做木工活，而爹却在葡萄藤下用功。僧人有时会走过来，爹就放下手中的活，兄弟俩就站着说话。僧人胖些了，面呈红光，笑起来十分和善。老奶奶瞧着他们兄弟俩，很欣慰，那笑容慈祥得同刚煮熟的米饭一样香。有时候，老奶奶不吃李佳或玉珍做的饭，要吃僧人做的斋饭，打心里接受僧人儿子说的人老了，吃多了无益的理论。僧人已在我家住了几年，生活十分简朴，一日只吃两餐，斋饭是自己做，菜却是大嫂或李佳买菜时买的。僧人做完早课再做斋饭，吃过斋饭，有时候，大哥和李文军会找他下围棋，僧人就与李文军和我大哥对弈，基本上是把我大哥和李文军杀得片甲不留。爹走拢去观战，帮着儿子和李文军出主意，但是没用，三个当年打日本鬼子时相当厉害的勇士再怎么努力，照样被我那个有着一颗聪明脑袋的僧人大叔杀得丢盔弃甲。
有一天，李文军带了个其貌不扬的男人来，男人姓宋，是省体委的围棋八段棋手，那几年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就无事。李文军向我爹和我大哥推荐宋八段说：“我今天带围棋八段来了，他可是相当厉害的。”僧人与宋八段在葡萄棚下下起了棋，爹和大哥、文军在一旁睁大眼睛观战，很想宋八段为他们出口恶气。僧人很坦然地坐在一张大靠椅上，面色和善地与宋八段下了三局，皆赢。宋八段输得很服气，说：“大师，我在本省还没遇到第二个围棋下得您这么好的。您真让我佩服。”僧人淡然道：“在寺院里，没事时大家在一起研究棋局，玩多了自然熟悉了。”宋八段却说：“我们也玩得多，却悟不出多少，您是真人不露相。”
隔了几天，爹在前院刨木方，左瞄右看的，一边研究榫怎么才能斗稳。爹忙得满头大汗，罩衣脱了，衬衫汗得透湿，贴在背上，妈担心爹会感冒，叫爹换件干汗衫。那是个星期天，太阳白亮亮的，天空十分明净，午后的天色更有梦乡里渺茫、变幻的色彩，确实让人爱回想往事。僧人在一旁和颜悦色地看我爹干木匠活，我瞧着僧人问：“大叔，当年您是在战火中一路拼杀过来的，也能适应寺庙里寂寞、单调的生活?”僧人平静、和善的面孔突然阴了，有很多封存多年的回忆的蝗虫又被我激活，纷纷飞起来。他看眼头上，真的有几只小虫子在他头顶上飞舞。僧人说了他在赣南革命时见到的一些让他痛苦的事，“人成堆总会分出上中下，牛马成群会分出领头的公牛公马，分不出就争斗……”僧人提到了我们当年根本不知道的发生在赣西南的那场党内斗争，“有一年赣西南清剿AB团，根本不经调查就抓起来枪毙，甚至都不让人申辩。”僧人拧着眉头吐出一句道：“错杀了好多人啊，很多人是来投奔革命的，却被自己人杀害，冤啊。”僧人说完这话望一眼天，他头上飞舞的虫子更多了，也不知是从哪里飞来的，仿佛在他头上厮杀，演绎着当年厮杀的场景。他很寒心地抽口气，“我当时为一个被视为AB团的团长说话——他是个江西人，与国民党军作战时很勇敢，我很了解他。抓他时正好被我碰见，那些人要枪毙他，我替他说话，也差点被当成AB团的成员枪毙了，幸亏你岳父当时在，为我开脱，我才免过一死。那哪里是革命啊?那是内斗，是相互残杀，复杂啊。李立三，湖南醴陵人，很有学问，分析问题很深刻，我很服他。”僧人提到李立三，脸色崇敬，“他耿直、坦言，有号召力，学问高深，却受到排斥，后来撤了他的领导职务，把他赶走了。”僧人脸上的皮肉很明显地颤动了几下。
我隐约感到僧人大叔在那场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可能站错队了，站到了李立三那边，因而在后来的革命中不被信任。综观我们家的一个个男人，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都是一匹匹烈马，我武断地想，大叔这人年轻时眼里既然没有父母，自然也不会完全听命于上级。他读了书，有自己的眼光和是非准则，又年轻气盛，说话肯定就不忌口，遭到排挤或被人讨厌也就可想而知。当然，这只是推测，我并没把事情问透，僧人不是那种你问什么他都对答的，他不想回答时会一句话不说地走开。僧人说到这里，挥下手，像是奋力驱赶涌到他脑海里的一大堆可怕的往事，“我剃度的第一座寺庙有三十几亩田，十四个僧人，从住持到小僧个个种田，打的谷子每一粒都入仓，吃和穿人人平等，当时老僧就想：何必到尘世中寻找理想?”爹笑，我和大哥也笑，僧人绕了一个大圈这才回答我说：“我喜欢过清规戒律的寺庙生活，读的是远离世俗的经书，想的是未来世界的事，在佛的世界里，人不会感到孤单、寂寞。”时间已接近傍晚，僧人的脸上浮过一抹游云，仿佛浓浓的夜色里有一抹月光掠过。我突然很尊敬僧人，他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我等俗不可耐的凡人又怎能进入他的世界!
爹尽管离了休，但还是订了份《湖南日报》，每天看报纸。一天，爹在《湖南日报》上读到邓小平副总理关于“全面整顿”的讲话，又把白玉叫来了，劝白玉急流勇退。爹对坐在沙发上发愣的白玉说：“你是造反上去的干部，现在老干部都陆续解放了，他们能容忍你这个靠造反起家的人?白玉，你自己退下来比被你整过的人‘拉’下来，面子上会好过一点。”白玉的思想有些恍惚，不说话，垂着头。爹说：“陕北我管不了，你是我孙子，爷爷告诉你，自己找个台阶赶紧下来。”爹指着报纸，“我研究党的政策几十年，风向都在报纸上，你要是被别人当做‘打砸抢’分子抓起来，那是要判刑的。”白玉把灰暗的目光投到院子门上，那块于“文革”期间保护了我们一大家人的“烈士军属”牌还在门上闪着威严的光。爹从孙子的眼神钻进了孙子的心，说：“你三叔爷爷也保护不了你。”
真要何白玉把官扔掉，他又舍不得，如今美人已抱在怀里了，江山他也不愿丢。这是没办法的事。男人活在天地之间，不就是为功名利禄而瞎忙吗?他没听爷爷的，还霸着农业厅革委会副主任的职位不放。先一年，白玉已与小向结了婚，婚礼可不是与小刘结婚时那种草率的婚礼，那时小刘的肚子里已怀了何娟，结婚就没大张旗鼓。这一次，何白玉在又一村饭店订了十二桌，将厅里的年轻人和农业机械厂的一大帮弟兄请来了，结果炸了箍，又加了三桌。婚后的第二天，两人又旅行去了北京，回来时带了一张放大到十二寸的相片，那相片是在天安门广场前照的，背景是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像，上面有一行漂亮的行书：“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这张相片框在镜框里，挂在两人睡觉的床头，一做完那事就能看见。何白玉这天做完那事，裸身躺在床上，瞧着相片，想自己这个农业厅革委会副主任确实是靠造反得来的，厅里确实有人对他横眉竖眼的。向萍见丈夫一脸心思，就关心地问他：“你怎么了?”白玉瞥着老婆，手伸到她光滑的脖子上，“我这个副主任怕是保不住了。”
向萍在单位上也听到风声，“真的会把你拉下来?”白玉摸着女人光润的脖子，想她的脖子真美，天生就是个美人，举手投足都与别人不一样，说：“现在厅里，老干部又一个个官复原职，他们看着我就跟我看着他们样，都不顺眼。”白玉说的是实话，那些天里，他一看报纸头就大，因为报纸上，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那些曾经在造反上十分有名的人物，今天这个栽了，过两天那个也栽了，成了“打砸抢”分子。何白玉觉得他这辆火车怕是要驶到终点站了，就预感道：“看来我也不远了。”
就是那几天，何白玉在自己的办公室看报时，被当做“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带走了，当时是上午十点十五分。墙上有一面石英钟，三个人(其中两名是公安)进来时，他顺便看眼钟，就记住了那个倒霉的时刻。何白玉想得再深入再糟糕，还是没想到他竟是在众目睽睽下被公安机关的人逮走的。何白玉被带进省公安厅，当成“打砸抢”分子关了起来，理由是“工人革命军”在“文革”初期，有案可查地干了几件“打砸抢”之事，如冲撞中苏友好馆，又如冲进省军区抢枪械。有人忌恨他们，向省里写揭发材料，把他们描写成十恶不赦的坏蛋，于是农业机械厂的革委会杨主任、王副主任和李副主任于同一天里都被抓了。这三个人都是跟着何白玉干上来的。他们一写材料，都把何白玉扯了进来。何白玉就被当做问题十分严重的造反派头子隔离审查，要何白玉交代幕后指挥者，其实就是要何白玉指证如今还在省革委会当副主任的何陕北。有人向他暗示，只要他松口，说一切都是听命于何陕北，他就没事了。何白玉意识到问题比他估计的还严重后，反倒十分冷静，预见这可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就放下一切包袱呼呼大睡。他明白自己的政治前途已画上句号了。
何白玉虽然自私自利、只想自己，但无论是政治上、思想上和生活上，他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男人了。他没有指证何陕北，如果何陕北不是他堂叔，他会把一切过失都往何陕北身上推，让何陕北去扛这些罪名，但何陕北是他堂叔，他就不能指证，一指证，他出来后怎么有脸见爹妈和爷爷奶奶及老奶奶?!何白玉天天看报，脑袋十分清醒，他没血债，没亲手打死过什么人。公安机关和省革委会清查领导小组的人一起审他，一件一件地说，何白玉一件一件地抵赖，实在无法否认，他就把这事或那事的责任分摊给工人革命军的几个核心成员和当时的中央文革。何白玉清楚，这个时候他如果不把责任推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即使有三个脑袋也扛不住。他说：“我那时天天看报，报纸上说，革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砸烂‘封资修’，要把权力从走资派手上夺过来，所以，我们就跟着党中央一起犯错误了。”审查他的干部觉得何白玉太自不量力了，竟把自己与党中央混为一谈，就吼道：“何白玉，不要以为我们没掌握证据，你是个打着革命的旗子谋私利的败类。”
何白玉看着吼他的干部，心里觉得他嫩了点，想现在该轮到他用革命烈士来回击他们了。他平静地说：“我叔爷爷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起长征，在长征路上保卫过毛主席。毛主席后来派我叔爷爷去打日本鬼子，又派我叔爷爷猛打国民党反动派，再后来毛主席又派我叔爷爷去打美国鬼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是志愿军军长。伟大领袖毛主席听说后都掉了泪，你说我是败类?你们家出了我叔爷爷那样的革命烈士吗?”
审查他的干部气得脖子都粗了，大声吼道：“住嘴，你是往革命烈士的脸上抹黑!你指挥你的那些人攻打中苏友好馆，抢军区的枪枝，打死打伤那么多人，你还配称自己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何白玉道：“不是我配称，我真的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不信，你们可以派人调查。”他看着他们，接着道：“那时候我确实是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我当时刚二十出头，中央文革号召我们打倒走资派，号召我们砸烂‘封资修’，又没人指导我们什么是‘封资修’。中苏友好馆当时在我们年轻人眼里，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堡垒，砸烂它有什么不对?”审查他的干部觉得何白玉太会狡辩了，气道：“你不要狡辩。”何白玉又说：“当时的报纸、广播，天天都说，毛主席说的，‘你不打，他就不倒’。毛主席都这么说，我们当然就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审查他的干部说：“这么说你干的事都是对的?”何白玉当然不会说自己错了，说：“当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鼓励我们夺权，还要我们坚定信心地打倒走资派，我们是听党中央的话。你们要怪就怪党中央发‘打倒走资派’的号召，不要怪我们。”
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成长起来的何白玉，心里清楚他如果不把错误往党中央推，他伙同红旗军冲撞省军区抢枪枝和带领部下与红旗军一起冲撞省委救何陕北的倔老爸，及真枪实弹地攻打中苏友好馆和湘绣大楼，这三条罪状里随便一条都够他坐十年牢。所以他一口一个党中央，一口一个革命烈士，审查当然就没法进行下去。何白玉心里清楚，这些审查他的干部只服“革命烈士”这服药，别的药对他们都没效。他在检查中特意突出革命烈士对他的影响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想自己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如果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就对不起死去的先烈，所以他要革命!那段时间他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成立了工人革命军造反组织，这个造反组织的宗旨是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攻打中苏友好馆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决砸烂“封资修”;与红旗军一起冲抢军区的枪枝，那是大家一起讨论的。至于攻打湘绣大楼，他并没直接参与，那天他感冒了，是他的手下杨敬国和王刚强带领工人革命军与红旗军一起干的，与他无关。何白玉最后在检查中说：“我也是个受害者，革命，害我犯了一些错误!我今天还活着，是革命烈士的英灵保佑我，因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在那个讲革命、以革命先烈来要求自己的年代，这份检查不可谓不冠冕堂皇，谁读了这份检查都有点头皮发麻，不好对何白玉下结论。审查干部把何白玉的检查送上去，上面的审查干部看完后，又把这份检查送给更高一层的审查干部。更高一层的审查干部看完后就相互送阅，都不表态。他们都惊诧，怎么这个家庭竟出了四个革命先烈(何白玉把他老外公老外婆，还有他的叔奶奶王嫦娥牺牲在赣南一事，也写进他的检查)!把他判了，那不是对革命烈士大不敬吗?那个年代是很看重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的，于是谁也不愿给何白玉下结论，以免惹火上身。这事就拖着，下面的审查干部追问上面的人，上面的人就支支吾吾道“再等等”。等到实在不能再拖而拿到会上讨论时，一个对革命很有感情的老干部望着大家坦然道：“这个何白玉，家里出了四个革命烈士，证明这个家庭很革命么。他又没血债，年轻人嘛，也要允许他犯错误，哪里有一步也不错的人?革命烈士的后代啊，同志们，我们得深入考虑啊。既然他认识了错误，还是给他保留党籍，免去他农业厅革委会副主任一职，换个单位，当个一般干部吧。”没有人提出异议，这事就这么定了。
何白玉关了一年后，出来了。天气有点闷热，太阳是灰色的，泛着令人沮丧的带霉味的光，之前下了三个星期雨，把人下得同长了霉样。何白玉从关了他一年的房子里走出来，身上滑腻腻的，像长了绿苔，还感觉一身瘙痒。没人接他，事先他也不知道会出狱。上午九点钟，当阴了好多日子的天空露出一颗生了霉的太阳时，工作组的人打开门对他说“你可以回家了”。他回到他和向萍的家，敲门，走出来另一名干部，他告诉何白玉，他的房子被厅里收了，分给了他。他指着另一栋宿舍楼说：“你爱人住那栋楼三楼西头。”何白玉冷傲地盯那干部一眼，转身下楼，走进那栋楼，上了三楼，一看门上挂把锁，又下到一楼，决定去街上的澡堂洗个澡。洗澡时，他看自己的肚子，肚子瘪了，腿也瘦了，他骂了句脏话。忽然有人叫他，是农业机械厂的一名中层干部，他很高兴，与那干部聊。那干部把原工人革命军的发起者杨敬国、王刚强和李大志分别判了十五年、十年和八年刑的事告诉他，那干部佩服何白玉的模样说：“你真的有狠，我们以为你至少会判无期，没想到你在这里洗澡。”何白玉庆幸自己逃脱了，不无伤感地说：“我也等于判了无期，我的政治前途没有了。”
何白玉回到家里时已是傍晚，他的脚步逼近终点时很是激动，他洗了澡、理了发、修了脸，把晦气都扔在澡堂和理发店了。他有一年多没见老婆了，他的身体此刻就像一炉火，以致他还在走廊里便感到自己正向幸福的港口奔去，边臆想着向萍拥抱他的情形。他敲门，向萍问声“谁呀”，他只回答了一个字：“我。”他以为向萍会立马奔过来开门，不料向萍小声回答他：“你等一下。”一分钟后，门开了，向萍脸色通红地说：“怎么是你——”何白玉正想抱她，房里走出来另一个男人，是曾经在舞台上演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刁德一的。何白玉瞪大了眼睛，刁德一于慌乱中叫了声“何副主任”。向萍解释说：“他到我家拿《外国民歌100首》，我留他吃饭。”何白玉见向萍和刁德一神色慌乱，脑海里立即闪现出男欢女爱的淫乱场景，大喝一声道：“你给老子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