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
次日中午，我二婶炒碗二叔爱吃的红烧肉，特意夹了一半到饭盒里，用塑料袋拎着，对陕北说：“你把这碗红烧肉送给你爸吃，增加点营养。”何陕北奉母命去了。还在老远，他就看见关着他父亲的那栋大楼前有几个胳膊上戴着袖章的造反派站在门前说话，其中一个为头的他认识。他犹豫了下，还是硬着头皮向那栋楼走去。楼里关着他父亲和另几名省里的干部。何陕北阴着脸要往楼里走。有人叫住他，那人是省委搞保卫的，是个转业军人，认识何陕北，“你不能见你父亲。”何陕北压抑着一腔怒火说：“我爸爸绝对是热爱毛主席的。”那人冷嘲热讽道：“他是热爱大叛徒大工贼刘少奇吧?”何陕北遭到那人的揶揄后，恨不得冲上去掐住那人的脖子将他活活掐死，但他克制了，晃晃手中的饭盒，表示是送饭给父亲吃。那人说：“我们要检查。”这个身上流着反叛血液的何陕北，这个生活在优越环境中的何陕北，平时是何等高傲?!他抬手揎开阻挡他的那人，“你算什么东西?!我爸提着脑袋革命时你还没出生呢。”转业军人在造反派里是个小领导，小领导尖吼道：“哎呀，你这狗崽子还敢打革命造反派啊?反了你了?”转业军人一吼，几个造反派就把何陕北围住，夺去饭盒，将饭盒打开，扔在地上，于是地上就一地的饭粒、白菜和红烧肉。何陕北的脑袋嗡轰一响，仿佛有枚手榴弹在他脑海里爆炸，把脑袋里能控制感情的那几根神经炸断了，再也控制不住满腔的怒火，猛地给那个将他的饭盒掷到地上的人当胸一拳。“老子打死你!”他咆哮道。这可不是陕北话，而是恶狠狠的长沙话，他已经是彻头彻尾的长沙人了。
造反派们对这个狗崽子当然就群起而攻之，你一拳我一脚，其中一个造反派一棒敲在何陕北的脑袋上，将何陕北打得眼睛里飙出一串火花，一头栽在地上。他们把何陕北拖进一间潮湿的房子，锁了门。何陕北捂着被那一棒打得又痛又肿的头，爬起身，打量房子，房子有铁护窗，是很粗的螺纹钢，他试着扳了下，纹丝不动。他心里很慌，捶门，一造反派把门打开，猛踢他肚子一脚，凶道：“你这狗崽子老实点。”他感到孤单、无助和羞愧，直到这个时候，他内心才很痛地承认，原来他优越的生活和高高在上的地位都是父亲给的，父亲一倒，他什么都没有了，再撒何公子脾气，人家就可以打他，关他，甚至将他勒死了。
何陕北被关了一个星期。那个星期他们故意饿他，还不给他水喝，逗他用乞求的目光东张西望，耍他、玩他，要他叫叔叔才肯给他一碗老鼠吃过的馊饭或半口水喝。他们说：“不饿饿你，你这狗崽子不晓得厉害!”他们说：“你个狗崽子，叫叔叔，叔叔就拿水给你喝。”他们说：“你以为你父亲还是副省长?是个老混蛋。”
何陕北的自尊心被戳到了谷底，忽然有一天，他感觉被这些人玩死太不值了，便放下尊严讨水喝。他深感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无法改变这种被人钳制和玩耍的命运。他想起白玉，他曾看见白玉带着一群造反派在街上游行，颇为威风，就想他一定要找何白玉，问问他是怎么把人聚拢在身边的。二婶那年刚好退休，无须上班，就每天找造反派要儿子，一个星期后，造反派把何陕北放了。二婶见儿子灰头灰脑的，瘦了一身肉，眼泪都流了出来。陕北却对母亲说：“妈，别在这里献丑。”母子俩回到家，二婶下厨做饭，陕北洗了个澡，吃完饭，对母亲说：“我去理个发。”他走进理发室理了个平头，随后他决定去侄儿那里取经，便大步向农业机械厂迈去。天黑下来时，他在农业机械厂找到了何白玉。
多少年里，何陕北那骚动、火热和沸腾的血液总是想让他干点出格的事，以示自身价值的存在，但他的父亲总是压着他，喝令他“你跟我老实点”。何陕北这一生里如果怕谁，就是怕他那个十几岁就开始革命的不苟言笑的父亲。这会儿，父亲被造反派关起来了，家里没人训斥他了，体内那个想闹事的他就跟冻僵且冬眠的蝮蛇一样，惊蛰那天被一声春雷炸醒，于是他如一只出笼的老虎样冲了出去。何陕北打听到何白玉正同几个人在厂外一家饮食店喝酒，就绷着面孔找来了。何白玉有点惊讶，因为在他眼里这个高干子弟的堂叔是不把他放在眼里的。何白玉丢下朋友，领着陕北步入家，小刘正坐在床上奶女孩，女孩才几个月大。白玉让陕北坐，陕北觉得这间狭小的房子实在不配他坐下来向堂侄儿取经，就提议说：“我们出去说话吧。”何白玉也觉得这间房子小了点，便说“也好”，拿了烟，领着陕北走到厂生活区的篮球场上，就着空旷的看台坐下。天上一天的星星，还有一条银河横在他们头上。何白玉抽口烟说：“叔叔，什么事?”陕北放下叔叔的架子，一脸请教地问：“白玉，我想要你谈谈你是怎么当上你们厂‘工人革命军’的司令的。”
何白玉大笑，忙绘声绘色地说了他在厂里干的一切，陕北听得很兴奋。白玉开导陕北说：“叔叔，你爸是老革命，比起我那个历史反革命的爸和爷爷来说，那是天上的星星。我爸和爷爷是地上的臭卵石，是被革命群众踏上一只脚的，我都敢闹，你怕什么?”白玉把手一挥，“我告诉你，叔叔，我们有个钉在门上的‘烈士军属’，他们有吗?这就是我敢面对革命群众的资本。”何陕北连连点头，白玉看着他这个堂叔，把烟蒂揿灭，继续启发陕北说：“我告诉你，叔叔，要当头就要敢担担子，自古如此。很多人其实胆子很小，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勇敢，他们既想造反又怕以后被追究责任，这就是群众。群众是柴火，一点就着。你只要表现出敢于挑担子的勇气，我保准你们厂会有很多人听你的。”
叔侄俩在农业机械厂的篮球场上坐了很久，直到午夜，厂里的灯光一盏盏黑了，两包烟都抽完了，才分手。可以说，这个很平常的夜晚改变了何陕北的人生轨迹!第二天，何陕北去厂里，厂高音喇叭整天广播着全国各地的革命形势，这让他握紧了兴奋的拳头。何陕北在厂里是最年轻的副厂长，厂里的一大帮年轻人一直敬重他，他父亲倒台，厂里的这帮年轻人又同情他。大家都晓得他父亲是七级干部，是高干中的高干，当然就觉得他倒大霉了。何陕北不像何白玉那么爱打篮球，但他喜欢看厂里的篮球比赛。厂里那些喜欢运动的年轻人便觉得厂领导里，何厂长最没架子，跟他们年龄也接近，看见他就对他笑。
这天，厂里一大群年轻人正在篮球场上打比赛，何陕北就走到篮球场旁看比赛。一些打球的年轻人看见他就问：“听说你被打了?”何陕北想他被打的事都传到厂里来了，可见他们是关心他的，就吐口痰，淡淡道：“被龟孙子打了。”厂里的年轻人见他们副厂长的额头上还有淤血没散，眼睛周围还有青色，就讲义气道：“要我们替你打回来吗，何副厂长?”那个年代的青工，头脑都比较简单，又充满革命激情，动不动都是喊打，似乎拳头比真理更有力、更能说明问题。何陕北昨晚在何白玉身上取了经，这会儿这几个爱打篮球、身上有力气却无处发泄的年轻人又如此轻狂、好斗，正中他的下怀!他转转眼睛，用狠话激励他们说：“我觉得我们要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造反派组织，不能只听命于别人。”打球的年轻人都望着他，他继续煽动道：“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年轻人是最具造反精神和最具革命性的!”毛主席并没这么说，这是他临时编的，用来煽动打球的年轻人。那些打球的年轻人见他一脸好强、面无惧色，就彼此看着。何陕北冷着脸说：“就算将来出了事，一切都由我何陕北负责。我们要把权力从那些造反派手上夺过来!毛主席教导我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何陕北很会煽动，跟他父亲一样，有号召力，会笼络人。何陕北晓得这些年轻人有些犹豫，因为他父亲被打成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他们只是同情他而待他好。他大气的样子一笑，学侄儿的，搬出他的烈士叔叔，“我有一个亲伯伯和一个亲叔叔是革命烈士!知道吗?革命烈士!”他的话吸引了那些爱打篮球的年轻人的眼球，那些没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都对革命烈士相当崇敬，觉得今天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就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陕北扫一眼他们，接着说：“我爸爸的亲哥哥名叫何金江，还在三十年代就牺牲在江西的革命根据地。这是组织上调查后告诉我爸的。我爸的亲弟弟何金石，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长征，打过日本鬼子、打过蒋介石反动派、打过美国鬼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长。”他也把“副”字省了，因为副字的分量轻了，“我爸虽然是刘少奇黑线上的，但那是我爸。我是烈士将军的亲侄儿，我什么人都不怕，什么担子都敢担!”
何陕北是个骄傲的人，门第那么高，在延安长大的他，大人物实在见得多，就不是个爱把家史挂在嘴里说的人。他的同事们真不知道他还有两个为中国革命牺牲的伯伯和叔叔，此刻，他们知道了，很振奋，觉得何陕北可以成为他们的领袖。就有人一拍胸脯，表态道：“你说我们成立一个什么组织，你拿主意给我们。”何陕北来之前就想好了名字，“我们的组织叫‘红旗军’怎么样?”他的同事都举双手赞成说：“这个名字响亮。”
后来在长沙市名声很大的红旗军就是这样成立的。何陕北自任司令，下设武装部、宣传部和组织部。他们把红旗军的宣言一贴，在操场上搞了个声势浩大的红旗军成立大会，何陕北穿着一身草绿色军装，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站在讲台上一讲完话，就带着他的一大帮弟兄冲进厂部，勒令掌管着全厂大印的人交出权力。第二件事，就是把厂里那些不听话的干部和说怪话的人统统当牛鬼蛇神关起来，让他们写交代材料，不写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摁在食堂前批斗，或揪到街上游斗。这样弄了两个回合，那些不服的人就低眉顺眼地成了附和他的人。第三件事就是联合何白玉掌握的工人革命军，和另外几家工厂的造反组织，冲撞省军区，抢夺了军区的很多枪枝弹药，打伤好几个守卫弹药库的解放军战士，接着他们就充满激情地攻打省委，省委当时驻扎着一个连的解放军，他们维护着省委的正常秩序。
大人物见得多的何陕北是个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野心家，这野心是他父亲给的，血液里带着。B厂那块地盘不足以满足他的野心，他把侄儿约到德园吃包子，撺掇侄儿同他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以显示他们叔侄俩是真正敢说敢干的革命派。何白玉就去联系其他厂的造反派，约好星期三一起向省委出发，揪斗省委领导，夺他们手中的权。这天，何陕北和何白玉各率领几千造反派包围了省委大院，解放军荷枪实弹地对着他们，他们也荷枪实弹地对着解放军。何陕北既兴奋，又十分紧张。他亲临指挥，对着广播喊：“解放军同志们，我们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昨天亲自打电话来，说‘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何陕北其实没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通电话，但他撒谎的本领是天生的，无须打草稿，又编道：“我们是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的命令，来揪斗湖南省的走资派，希望解放军同志分清黑白。”解放军战士犯难了，他们一听何陕北在广播里提到毛主席，又提到江青同志，就觉得这事儿十分棘手。他们不知道这是何陕北临时编的，为的就是诓骗解放军，让解放军袖手旁观。何陕北在广播里叫嚷：“解放军同志们，请你们让开，不要把枪口对着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造反派。”解放军连长忙打电话请示省军区，省军区首长也弄不明情况，连长就下令撤岗，于是红旗军和工人革命军便浩浩荡荡地冲进省委大院。何陕北熟悉省委大院的一切，率领红旗军直奔办公楼，把正在会议室里开会的省委的造反派和一些老干部统统抓了。何陕北神气地说：“都给我老实点!”
省委的造反派都哑了，一时不清楚何陕北是何方神圣，竟敢冲进省委揪人!何陕北脸上挂着冷笑，对他的弟兄说：“把牌子都拿来。”牌子早做好了，都有名有姓，写着“坚决打倒走资派某某”，或“坚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某某”。何陕北亲手给他们挂牌，跟授勋样，有个老干部不同意挂“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牌，何陕北使个眼色，B厂的两名工人冲上去，给那老干部当胸一拳，喝道：“老实点!”何白玉大步走来，蔑视道：“我们工人阶级都是大老粗，不跟你们这些走资派来文的，都跟我出去，排好队，游街去。”
何陕北、何白玉叔侄俩带着众多人把省里的头头脑脑押到坪上，何陕北附在何白玉的耳朵上说：“我去救我爸，你先让他们站在这里挨批斗。”何白玉笑起来，“去吧，这些事我最拿手了。”何陕北在何白玉的肩膀上捏了下，带着他的红旗军弟兄来到关着他父亲的房前，门前有一个人守着，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是曾经殴打过何陕北的人。他一见何陕北那种威风凛凛的架势，就吓得腿打颤，何陕北盯他一眼，他手中的半截烟就掉到了地上。何陕北一拳打在那人脸上，那人惊恐地叫声“哎哟”，何陕北又踢他肚子一脚，喝令道：“开门。”那人生怕何陕北再打他，哆嗦着打开门，转身想跑，何陕北头也不回地冷着脸对部下说：“把他拖到外面狠狠地揍一顿。”
我二叔何金林听到说话声，挣扎着坐起身，脸色灰暗地看着儿子领着一伙人进来。他不解地说：“陕北，你来做什么?”何陕北脸上呈现一丝在他父亲面前从来不曾有过的冷傲，“爸，我来救您出去。”革命了一辈子的何金林，没想到到头来居然要被儿子解救!他没动，绷着脸说：“你这是胡闹啊。”何陕北见他爸瘦了，面色如土，目光灰暗，就同情地望着父亲说：“爸，你自由了。走吧。”何金林瞪眼儿子，“陕北，我的问题组织上会搞清楚，你听爸的，不要胡来。”何陕北觉得父亲的胆子比麻雀的胆子还小，不像个革命者，说：“爸，我现在是红旗军司令，我们红旗军可以保护您。”何金林断然道：“我不要你们保护，你走吧，我不会跟你们走。”何陕北没想到他父亲这么不识好歹，他非常失望，为了这一天，他简直动用了一生的力量。他没有时间跟父亲磨嘴皮，外面还有一大堆事和一大堆人等着他发指示，他怜悯父亲道：“爸，门是敞开的，出不出去都由你。”何陕北觉得自己对父亲已经仁至义尽，就走出楼，他的部下已把那个看守他父亲的人打得不省人事，他手一挥，领着众人向前走去。
那几天中的一天，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上空爆炸成功。长沙市各单位组织群众游行，热烈庆祝氢弹爆炸成功。不久，又组织群众看氢弹爆炸成功的纪录片。何陕北带领他的红旗军弟兄看了纪录片出来，感到氢弹爆炸的威力太了不起了。那段时间，何陕北偷偷读了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就觉得什么事情都事在人为，还觉得现在是个机会。在他眼里“文革”就是乱世，别人揪斗他父亲，他就揪斗别人的父亲。红旗军是他的亲兵，何白玉的工人革命军也听他调遣，他手一指，工人弟兄们就跟着他冲锋陷阵。他都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和号召力!上个星期一，他路过原中苏友好馆，见这处楼房不错，便对红旗军的弟兄说：“我们把司令部设在这里就方便了。”他的弟兄用不着他说第二遍，马上联系工人革命军的几百弟兄，在长沙街头发动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子弹飞来飞去，硬把中苏友好馆打了下来。那天才叫过瘾，原来世界上的人都怕死，机枪一扫射，个个抱头鼠窜，不到一分钟，街上就空了。那些驻守中苏友好馆的造反派，在他们威猛的进攻下，乖乖地举起白旗。他和何白玉大摇大摆地走进中苏友好馆，把里面的人统统赶了出来。何陕北把中苏友好馆变成红旗军“司令部”，他睡最宽敞的房子，那间房子里挂了幅戴八角帽的巨幅毛主席像，他坐在毛主席像前接见部下，部署新的战斗任务。一天，他午睡醒来，对来找他的何白玉说：“文化大革命应该早点来。早点来，我们就可以早点干。”何白玉咧嘴笑，“叔叔，现在也不晚啊。”何陕北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何白玉把腿架到另张椅子上，歪着头看他。何陕北穿着草绿色军装，左胸上挂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腰间系一根宽宽的牛皮带，牛皮带上挂着枪套，枪套里插一把五四式手枪。他递支大前门香烟给何白玉说：“我想把红旗军发展得更壮大，要变成全省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何白玉说：“叔叔，你野心不小啊。”何陕北更正侄儿的话说：“这叫雄心，人要有雄心壮志。你啊，就缺点雄心壮志。”何白玉笑笑。
何陕北位置高，志向自然比何白玉大。叔侄俩下象棋，何白玉最多能看出对手走出某步棋之后的下两步棋，而何陕北却能看出三步或四步棋之后的结果。区别就是何陕北比何白玉看得远。何陕北不甘心只在厂里当老大，他想把他的威力散播到社会上去，好让别人对他刮目相看。他天生就是将才，煽动力大、欺骗性强，威力和凝聚力很快都凸显出来。红旗军在他不断的努力下成了一支锐不可当的造反派组织，要人有人，要枪有枪。他每次出门都被荷枪实弹的警卫们前呼后拥，还没下车，警卫们就纷纷跳下车，把他围在中间。他想去哪里吃饭，警卫们会先走进饭店，驱赶开一些吃饭的人，护卫他吃饭。
有一天，他乘着北京吉普经过五一路，看见另一帮造反派正揪着我爹等人游斗，我爹走在前面，胸前挂块马粪纸板，板子上白纸黑字地写着“打倒历史反革命、反动军阀何金山!!!”何金山的名字上还打把红叉，像要押赴刑场枪毙似的。何陕北对他的警卫说：“何金山的两个亲弟弟都是革命烈士，怎么可以批斗革命烈士的亲哥哥?去把他抢过来。”他的两个警卫跳下车，对后面车上的人说：“弟兄们，司令命令我们把何金山保护起来。”后面是一车荷枪实弹的红旗军弟兄，都是那个年代里的猛男，他们一听司令命令，纷纷跳下车，冲进游行队伍，把游行的队伍冲撞得稀里哗啦，把我爹抢了出来。那些抓我爹等人批斗的造反派们十分气愤，他们还从没遭遇过抢劫“历史反革命”的事件!就有人冲上来质问：“你们怎么可以抢我们批斗的坏人?”红旗军的弟兄可不买账，说：“抢你们的人又怎么啦?”那些造反派大多是省政府和省政协的一般干部，等同于秀才，秀才们说：“抢我们批斗的人就不对。”红旗军的弟兄说：“毛主席说要斗私批修，你们一下子抓这么多人批斗，太自私了!这个何金山我们要了。”红旗军的弟兄把挂在我爹脖子上的马粪纸板摘下、扔掉，带我爹到吉普车前，何陕北打开车门大笑，“伯伯，是我。”
爹一看见是何陕北，就又要回到游斗的队伍里去。爹说：“陕北，不可以这样的。我是历史反革命，批斗我是应该的。”何陕北想不明白我爹这样的窝囊废是怎么打日本鬼子的，就瞧不起我爹道：“你们这辈人怎么这么怕事?我爸是这样，您也是这样，真不知道您当年是怎么打日本鬼子的?我都怀疑您是不是真打过日本鬼子。上车吧，没事，伯伯。”爹迟疑着，回头看省政协的造反派，还想退回去，却被何陕北的警卫推上了车。
此刻是上午十点钟，何陕北才起床，要去德园吃包子。何陕北还没下车，红旗军的弟兄就在德园前跳下车，走进去，把正吃包子的老百姓赶开，围个圈，还门前门后站了两排，端着枪，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行人。待这几项清除工作完毕，何陕北才一身草绿色军装地下车，神气地拉着我爹步入德园。德园是长沙有名的包点店。何陕北坐下，对我爹得意地一笑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好就好在大家都可以革当权派和走资派的命。伯伯，要侄儿看，您幸亏没掌实权。”包子上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女营业员端着一只白盘子，搁着满满一堆包子，笑道：“何司令，请吃包子。”何陕北拿一个给我爹，这才自己拿着包子吃。一旁护卫着何陕北的年轻警卫就看着何陕北和我爹吃包子，爹说：“陕北，你比我当年当军长时还威风。”何陕北哈哈一笑，“这世道很乱，我要革命，就要保护好自己。”
五十七
爹被红旗军“扣留”了一个月，回来后，唉声叹气的。那一年，长沙武斗很厉害，到处都有“打、砸、抢”的流血事件发生。游行的造反派队伍站在卡车上公然鸣枪，机枪对着天空扫射，嗒嗒嗒嗒嗒，枪口喷着火焰，吓得市民惊惶失措。社会太乱了，老师们也被革命的热情点燃，唯恐落后，都去造反了。学校停课了。何国庆和何五一就整天在家或街上玩，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打到了青山街三号，时常有造反派组织冲进我家把我爹揪出门批斗，家里就没人管这两个孩子。因为何五一有一个爷爷是国民党反动军阀，街上的孩子都晓得，就在自创的游戏中欺负他，常把他打得鼻青脸肿。有一天，何五一哇哇哭着回家，鼻子淌着血，嘴唇肿得像猪嘴巴。李佳就十分心疼，问：“谁把你打成这样?”何五一实在太小，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是谁把他打成这样。奶奶把五一拉到身前，拿湿毛巾擦拭五一脸上的伤痕，说：“你以后不要出去玩，那些孩子在想着法子欺负你，懂吗?”但没过两天，五一又跑出去玩，又被别的孩子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地哇哇哭着回家，照样说不清是谁把他打成这样子。不但五一被一些孩子打，比五一大几岁的国庆，也被比他大一点的孩子打得鼻子流血。那些孩子出手一点也不含糊，打架时目光很凶，铆足了劲，把何国庆当国民党打。李佳心疼道：“国庆，外面的孩子都很恶，你不要出去玩，在家跟你大伯学画画吧。”
国庆哪里在家待得住，过了一星期，他又跑出去玩，跟街上的孩子玩玻璃弹子。那种蹲在地上用大拇指甲抵玻璃弹子的游戏，在那个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男孩子们玩起来总是乐此不疲。那天，国庆跟两个孩子玩玻璃弹子，末了，两个孩子见国庆的玻璃弹子里夹着兰花，就不给国庆了。国庆便抓着那个不还他弹子的男孩，男孩企图甩脱国庆，国庆却牢牢地抓着男孩的衣服，男孩就用手抵着国庆的喉咙说：“你这反动军阀的孙子，你爷爷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你松手不?”国庆最怕别人说这些话，就红着脸反驳道：“我爷爷是起义将领，我亲叔爷爷是革命烈士，门上钉了烈士牌的，怎么啦?”那霸道孩子嘿嘿一笑，对另一个帮他的孩子说：“嘿，那牌子是假的，你叔爷爷也是国民党，你家一家的国民党。”这与当年何白玉跟街上他那个年龄层的孩子玩时所受的遭遇相似，不同的是何国庆没拿砖头砸对方，而是被怄哭了，说：“还我弹子。”两人打起来，另一孩子使坏地抱着国庆，抢玻璃弹子的孩子却对国庆挥拳，一拳打在国庆的眼睛上。对门韩家的老人正好经过，忙加以制止，把国庆带回家。国庆洗了脸，左眼睛已肿得如熊猫的眼睛样，一圈紫黑。妈很心疼，李佳更是心疼，对国庆讲狠话：“你再出去玩，会被别的孩子打死。”
打那以后，国庆就不跟街上的孩子玩了，转而跟他大伯学画画。大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局外人，他没有单位，又是残疾人，就不遭人嫉恨，因此他仍然在家埋头画画和绣花。造反派们来抓爹去批斗时，见坐在椅子上的这个残疾人，就是民间口头传播的那个打死过很多日本鬼子的神枪手，都十分吃惊。王玉珍在医院里只是名护士长，待人好，心地善良，没与人结仇，又不在领导岗位，也没人整她。医院也在闹革命，闹得比一般单位都凶，因为反动学术权威实在太多了，必须一个个地打倒。病人只好相互勉励和自我安慰，就有“轻伤不下火线，重病不进医院”的说法在街头巷尾广为流传，因为进医院也没医生给人看病。医院清闲了，玉珍便热情高涨地在家里带孙女。孙女取名何娟，一张脸白白嫩嫩的，像一块刚从水里捞上来的豆腐，大家都说她一点也不像小刘，也不像何白玉，倒像她奶奶王玉珍。
老奶奶升了高祖母，何娟是她的第一个玄孙女，老奶奶就兴奋，好像升了官似的，去裁缝店做了两套妇母装，一套深蓝色、一套浅蓝色，穿着新衣服，走路腰板都挺直了，头发又梳得一丝不乱，人就比早几年还精神。她时常跟玉珍和她的重孙媳妇小刘抢抱玄孙女，“我来，”老奶奶起劲地说，“我抱得起。”自从我二儿子何五一稚声稚气地叫奶奶和老奶奶后，为了区分我妈与奶奶的辈分，一家人就都跟着五一改叫奶奶为老奶奶了。老奶奶抱着何娟，跟才半岁的玄孙女唠叨她小时候听来的神话故事。老奶奶已经八十多岁，实在是老朽了，可是精神好得不需要睡觉，一早起床，笑眯眯的，声音比玉珍的还尖亮一些。妈对我们说：“老奶奶可以活一百岁。她精神多好，看上去才六十岁的相。”
十二月里的一天，老奶奶爬起床，穿着那身浅蓝色的妇母装走出来，边扣绊扣，边对我爹说：“金山，昨晚金林到我梦里来了，说他碰见金石，还说金石满脸胡子，看上去比他还老。金石早死了，金林怎么会在我梦里说他碰见了金石?你说说看。”爹说：“妈，您那是做梦，我又不会释梦。”就是那天晚上，我二叔病死在关他的房子里。二叔早病了，咳嗽、发烧、说胡话，但造反派却认为我二叔是装病，不予理睬，甚至还对我二叔说：“你少来这一套，《红岩》里那个华子良装疯，骗过了愚蠢的国民党。你骗不了我们，我们都长着火眼金睛。”我二叔不但有冠心病，还有高血压，由于长期得不到营养，又经常被造反派折磨，身体渐渐垮了，对病魔的抵御力就下降了。我二叔这人意志坚强，抗病能力超常，根本瞧不起这些投机取巧的造反派，有病就不说，真的做到了“重病不进医院”。那天晚上他冠心病发作，一个人一声不响地去了。第二天上午八点多钟，造反派们自己在食堂吃过早饭，拿着一个馒头和一碗稀饭来给我二叔吃，才发现我二叔孤零零地死在床上。
省里没为我二叔开追悼会，当时湖南省政府的权力都掌握在造反派们手中，而造反派们面对我二叔的死，做出这样的结论：何金林是畏罪自杀。造反派的人只是通知我二婶和何陕北，让他们母子把尸体拉走，以免尸体发臭、生蛆。我二婶一见丈夫的尸体，人就往地上一栽，中风了，在地上可怜地抽搐。这个于二十年代末就认识我二叔并革命了很多年的女人，不能接受丈夫驾鹤仙去的残酷现实，自己也不想活了。造反派们觉得我二婶真麻烦，忙把她抬到医务室救治。何陕北全副武装地赶来时，他妈就躺在医务室，一边脸是肿的，嘴也歪了，说话不出。何陕北叫声妈，一回头，那几个引他来看他母亲的造反派全跑了。何陕北追出去，拔出手枪，对着天上开了两枪，很凶地瞪着医生说：“我要杀人。”医生害怕得直哆嗦，“请你别这样看着我们，你父亲又不是我们害死的。”
何陕北带着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卫，竖起眼睛，朝关他父亲的那栋大楼走去。那栋大楼里早没了人影，那些造反派知道他要来，早一个个逃命了。尸体仍在床上，何陕北步入房间，感觉有一股阴风袭来，让他不由得一噤。他悲伤地跪下，对父亲的遗体说：“爸，我说了我可以保护您，您偏不要我保护，您这辈人怎么这么固执啊。”
何陕北也没法为其父大张旗鼓地张罗丧事，因为他父亲的头上戴着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的“帽子”，这顶帽子在当时很重，足以把何陕北要为其父开追悼会的想法击溃。何陕北只是在平静下来后，给他妹妹妹夫打了个电话。李文华军长和何军花，还有张桂花婶婶乘火车来了，三人一下火车就受到省军区首长接待，直接拉到军区招待所。三人洗了脸，吃过早餐，两人把因旅途奔波而很疲惫的母亲留在招待所休息，赶到了省委大院。何陕北守在家里，整天发呆，时常愤怒地盯着门前的玉兰树，那棵玉兰树被他盯得树叶全掉光了。
这天上午，何陕北一早被喜鹊的叫声吵醒，知道他妹妹妹夫该到了。他爬起床，用枪瞄准喜鹊，一枪将叫着的喜鹊打下来，这才去洗脸漱口。守在门外的警卫跑来问哪里打枪，他头也不抬地说：“它太吵了。”七点多钟，一辆军用吉普车驶到门前，军花和李文华双双下车，何陕北瞧着妹妹妹夫说：“爸爸死了。”他说话时表情很冷酷，但两颗眼珠的眼白却红红的，仿佛是熬夜所致。李文华没掉泪，何军花却大声哭起来。何陕北不愿意妹妹的哭声传到别人的耳朵里去，就冷着脸说：“军花，别人会看笑话呢。”何陕北望一眼军长妹夫，李文华说：“你爸死得冤屈。”十点钟，火葬场的车来了，两个戴白塑料手套的人把一口绿油油的棺材抬下车，将尸体搬进棺材，又把棺材抬上车。我这个革命了一辈子，生性高傲、聪明，在真理面前绝不拐弯的二叔何金林，就这样凄惨地走完了一生。
处理完丧事，李文华两口子带着母亲来了我家。老奶奶一见张桂花，眼泪都流了出来。那天晚上，张桂花就跟老奶奶睡一张床，两个老女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张桂花睁着眼睛看窗外，老奶奶也看着窗外，窗外有黑影晃荡，还有野猫的叫声飘入睡房。老奶奶隔了会儿说：“桂花，你去了成都后，妈最想的反倒是你。”张桂花说：“妈，我在成都，住在军营里，做梦都是做青山街的梦。”老奶奶就伤感地说：“桂花，那你留下吧。”张桂花说：“那我留下。”老奶奶就伸出皮皱皱的手，抓住张桂花那只温暖的手，欣慰地睡着了。
李文华打算把我爹接到部队里看护起来，文化大革命中，军队没像地方上这么乱。那天长沙下着小雨，很冷，一辆军用吉普车刹得一叫，那是傍晚时分，全家人正打算吃饭。何秀梅看见走进来的是李文华和何军花，脸都变了色，目光就迷茫。李文华没有何秀梅那么迷茫，相反，他很自然地对何秀梅一笑，说了声“你好”，就转而对我爹说：“老军长，我和军花准备接你到部队里去住。”爹摆手说：“我怎么好麻烦你们?”李文华说：“不麻烦，现在地方上很乱，军队还好，没闹。”李文华说了很多，最后说：“等过了这阵揪斗风，我和军花再送您回来。”妈觉得这是个好主意，造反派总不可能坐火车到成都军区去揪我爹回来批斗，便支持李文华的建议说：“金山，你就去文华那里避避风头吧。”爹犹豫不决，军花道：“伯伯，文华一直跟我说，他要报何家的恩呢。”爹着手准备行装，把他常用的东西一一捡进一口破旧的猪皮箱，妈帮爹清点，生怕爹忘了什么。这一晚家里就有一种离别的伤感，大哥坐在客厅里抽烟，始终没说一句话，秀梅总是站起身又坐下，直到十一点，家里人陆陆续续睡了，玉珍才催大哥说：“睡觉吧，你还准备坐到天亮?”
爹随李文华和何军花一走，何秀梅就病了，发高烧，晚上睡觉要盖两床被子，还要把棉衣棉裤盖在被子上。一天下午，她学校的一群小学生持着梭镖、木棒和大刀来了，他们来揪何校长去学校批斗。他们从别的老师嘴里了解到，何校长的父亲是国民党反动军阀，就来抓反动军阀的女儿。他们是一群十二三岁的娃娃，吵吵嚷嚷的，为表示自己是大人了，脸上就一股少男少女的狠劲，尖吼着要把何校长从床上揪下来。当时家里只有老奶奶和张婶婶，大哥坐着手摇三轮车去外面画水彩街景了。那是个阴郁的星期二，是各单位规定的政治学习时间，家里上班的成员都去单位政治学习了。奶奶盯着这一群吵吵嚷嚷的小学生说：“你们要干什么?”一个胳膊上戴着“红小兵”袖标的大脸块小学生，拼命让自己的小脸蛋变得严厉，尖声说：“我们要抓何秀梅去学校批斗。”何秀梅拖着病体说：“我自己起来。”何秀梅挣扎着爬起床，穿上毛衣和棉袄，实在是病得不轻，就发黑眼晕，走路不稳。
老奶奶这几年耳濡目染，也长进了，晓得攻其不备的道理。老奶奶突然问小学生道：“你们哪个是当头的?”那些小学生都瞪着老奶奶，老奶奶指着门说：“你们睁大眼睛看看门上是一块什么牌子?”老奶奶眼睛尖，已注意到有小学生看见门上的牌子并惊讶地咂舌，老奶奶正色道：“你们何校长是革命烈士的亲侄女，我是革命烈士的妈妈，你们怎么可以抓革命烈士的亲侄女去批斗?你们是造坏人的反，还是造革命烈士的反?”老奶奶虽然目不识丁，在那个事事都夸大其辞的年代，也学会了上纲上线。那些小学生尽管有着高涨的革命热情，却被老奶奶的几句话问晕了。老奶奶又说：“我儿子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长征，你们连跟着毛主席长征的革命烈士的反都造，那你们不成小反革命了?!”
老奶奶的这几句话把那群来抓何秀梅的小学生赶跑了，何秀梅又回到床上睡觉。一家人下班回家，见老奶奶坐在门口，形同门卫，她那一头稀薄的白发上，便是那块“烈士军属”牌。玉珍觉得奇怪，说：“老奶奶，您坐在门口干什么?”老奶奶生平第一次对他的四儿子何金石有了中肯的评价：“我何金石生前没给家里做一点贡献，没想死后反倒给家里出了大力。”老奶奶抬眼望着“烈士军属”牌，又说：“今天不是这牌子发挥威力，我秀梅怕是尸都没有了。”一家人都乐了，大哥说：“老奶奶，您这个儿子对家里的贡献大呢。”一家人又把目光落到那块“烈士军属”牌上，都想，搭帮家里出了个让人崇敬的烈士。
何秀梅的身体渐渐好了，人瘦了一圈，脸有些苍白，仍像个病人。学校造反派把何秀梅的校长职位“造”了，何秀梅就没什么事干。爹去了成都，家里就剩了老奶奶、张桂花和我妈三个老女人，再就是我的两个儿子何国庆和何五一。国庆和五一被街上的男孩当国民党的狗崽子分别打过几次后，都不上街玩了，都在家里跟着他们的伯伯学画画，一个手里拿一支画笔和一个画夹，画月季花、牡丹花和美人蕉，画完便给他们的伯伯看，他们的伯伯便给他们修改。还有一个婴儿，何白玉的女儿。何白玉忙于厂里的事，没工夫管女儿，小刘也全身心地投入她们单位的造反运动中，也没时间管女儿，何白玉就把何娟送回青山街三号，让爷爷奶奶、老奶奶和叔叔婶婶及姑妈们替他照管女儿。何秀梅抱着何娟时，悲哀地想自己一不小心就变成姑奶奶了。这姑奶奶的辈分让她确实有点喘不过气来，因为身背这个称呼，青春就逝去了。一向孤傲和自私的何秀梅，其实也有母爱，虽然她没做过母亲，但她身上的母爱被何娟诱发了。何娟活活就是一枚上乘的糖衣炮弹，把她姑奶奶那颗坚硬如铁的心彻底融化了。也不知怎么回事，她没看见姑奶奶就吵，硬要姑奶奶抱她，脸上才露出甜蜜的笑。更加奇怪的是，何秀梅居然一点也不烦，比何娟的亲奶奶更细心更喜欢何娟，绕着这个侄孙女团团转，给侄孙女换尿布，亲手喂侄孙女牛奶，抱着侄孙女上邻居家走动，仿佛何娟是她的亲生女儿似的。她那颗孤傲的只装着自己的脑袋，终于腾出一小块空间，让她第一次想自己是怎么长大的，于是她羞愧这么些年里心里太只有自己太没有妈了，就决定去何家山村看她母亲。
多少年里，何秀梅都用忙来惩罚和麻痹自己，把自己置于没完没了的工作中，麻木自己对李文华的思念。现在没人要她再干事，大家都讨厌这个曾经狂热工作、事必躬亲的女人，都不理她。寒假里的某天，一个天上有一抹淡淡的阳光的早晨，她拎着常常拎在手上的袋子——袋子里装着饼干、桃酥和麦乳精——这是她早几天就准备好了的，出门了。她去了汽车站，买张路经何家山村的车票。九点多钟，她在何家山村下车，一抬头，几个村里的孩子穿得破烂不堪地站在村头，冷冷地看着她这个陌生女人。何秀梅不用问路，她踏进这片十二三岁时曾经生活过的村落，眼前所见的一切，既陌生又那么熟悉，泪水便哗啦哗啦地涌了出来。她哭了，“那时候我是多么天真活泼呀……”她没有多哭，事实上她的泪水刚刚涌出眼眶，还没来得及汇成小溪，即意识到“我哭脸了”，于是泪腺就关闭了。她是个既脆弱又坚强的女人，不愿意别人看见她一路走一路哭。
这是一扇很破损的门，斜歪着，木头发黑，门楣上钉着块牌子，白漆红字：五保户。在农村，五保户就是无子无女的代言词。何秀梅的心一痛，仿佛被一只大蚂蚁咬了口，泪水几乎奔涌而出。我妈怎么成“五保户”了?她悲伤而自责地想，我是她女儿啊。堂屋里空空的，一只烂箩筐弃在地上，一把锄头歪在墙边，两张靠椅、一张长板凳，一张陈旧的大方桌，桌子上有茶杯和一个竹篾壳热水瓶，篾壳上用红漆写着一行字：毛主席万岁。还有一行蚕豆大的小字，歪歪扭扭地写着：村革委会赠。墙上一张毛主席像，毛主席正慈祥地看着房里的一切，也看着走进来的何秀梅。何秀梅穿过堂屋，一旁有间房，房里很暗，一张老式木架子床，蚊帐是补了又补的，一眼望去便破旧不堪。一个大柜，那是能装一担箩筐的大柜，油漆都掉了，露出木的原色。何秀梅看见她妈，她妈从床一旁的一块脏脏的蓝印花布后面走出来，边系裤子，室内飘着一股很浓的尿臊气。她妈刚小便完，问：“谁来了?”
何秀梅站在门口，一脸内疚地望着她可怜的母亲。她可怜的母亲穿得很笨重，黑色的棉衣棉裤，因怕冷，脖子上围着条旧毛巾，像只笨重的企鹅。何秀梅觉得自己太没关心妈了，说话的声音都颤抖起来，“妈，我我是秀秀梅。”她妈的眼睛因白内障作祟，看不清东西，但耳朵还好使，一听“我我是秀秀梅”，就激动得腿一软，人就到地上，哆嗦着说：“你是我秀梅?”说着，双手就朝前探测，要站起身。秀梅迈前几步，抓住妈的手，难过地把妈拉起来。她母亲激动得哭了，“秀梅，妈好想你呀。”
何秀梅很想抽自己几个耳光，这些年她一直只想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事，衣着时髦地四处走动，一有时间就照镜子，企图用什么方法把失去的青春拽几把回来，哪里想过半点母亲?“妈，女儿对您不起。”她哭道，“您也是，就是不来长沙看女儿，您的性格太犟了，有苦就是不说。妈，女儿也像您啊。”此刻，面对她坚毅的母亲，她悲愤地看清了自己，原来她身上有很多像母亲的东西。她抱住母亲，在母亲的头上哭，她妈在她怀里哭，两人的身体都随着恸哭而颤抖。秀梅哭了会儿说：“妈，您眼睛怎么了?”她妈说：“眼前一片雾，看不清。”秀梅把妈拉到床边坐下，倒杯开水，把开水递到妈手中，她妈颤颤栗栗地接过杯子，又颤颤栗栗地将杯子端到嘴前，喝口水。秀梅见妈满脸泪痕，就伸手揩妈脸上的泪水，她的手触到她妈脸上粗糙的皮肤时，她妈捉住她的手又低声哭道：“秀梅啊，妈真的好想你和家桃，妈总是想只要你们过得好，妈再苦再难也值得。”秀梅感到母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私最伟大的，为了不打扰她和家桃的生活，她们的母亲居然把一切苦难都咽进了肚子。“妈，您是世界上最好的妈。我一定要在这里多陪陪您。”
何秀梅亲手为母亲做了午饭，虽然她做的饭菜一点也不好吃，白菜盐放多了，炒的鸡蛋太咸了，饭也煮成了夹生饭，但看她妈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就想她一定要提高自己的烹饪水平，好让妈能吃上几顿可口的饭菜。她问妈：“妈，村里人怎么给您评了五保户?”她妈说：“这五保户是我眼睛看不见后，自己找大队干部要的。大队支书问过我，我告诉大队支书我大女儿嫁了个右派，跟着那个倒霉的‘右派’丈夫走了。”何秀梅震惊地盯着母亲，她妈又说：“我跟大队干部说，我二女儿去了新疆，早断了联系。所以大队干部见你妈可怜就批了。”她妈说了很多，何秀梅边盯着这个看上去好像七十多岁的母亲，——母亲头发花白、满脸土色的皱纹、一双粗糙的手骨节突出且青筋暴起，边心酸地听着母亲哭诉，听得她自己也泪水涟涟。晚上，何秀梅就睡在母亲床上，与母亲同睡一个被筒，母亲身上有一股馊味，被子里也有一股难闻的馊味。她坐起身对母亲说：“妈，您洗个澡吧，您身上的这股馊味熏得我睡不着。”她下床，去灶屋为母亲烧水。她母亲却找出一床干净被套，秀梅把有馊味的被套拆下，换成干净被套，又换了床单。
母亲洗澡时，她打量着房里的一切，深感母亲过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母亲洗完澡，再次钻入被子时，嗅到的就是女儿身上散发的热乎乎的体香。她自从四十年代离开青山街，回到何家山村侍候她瘫痪在床的爹起，将近三十年里再也没和女儿如此亲近地同睡过一床被子。此刻，当妈的就有些激动，伸出皱纹交错的手，手指触到女儿那光滑的肩膀和圆润的脖子，想女儿把青春都白白浪费了，就关心道：“秀梅，妈没弄明白，你怎么还不结婚?”秀梅回答母亲说：“妈，我讨厌男人。”母亲睁着两只被白内障统治着的眼睛，迷惑不解地说：“闺女，你婚都没结过，怎么会讨厌男人?”秀梅不想跟母亲讨论这些事，“妈，您想要我在这里多住几天就别问这些事。”
过了两天，何秀梅将母亲带回长沙，老奶奶和张桂花看见她妈都很激动，老奶奶握着她妈的手说：“秋燕啊，你怎么变得这么老啊?”秋燕说：“我是老了啊。”何秀梅没参与几个老女人的谈话，她去银行，取了三百块钱，回到家对我妈说：“姨，明天我带我妈去你们医院，您找个好点的眼科医生给我妈看看眼睛。”我妈说：“我们医院的眼科，有个‘反动学术权威’是个厉害医生，全国都有名。”秀梅说：“那就找他给我妈看。”
手术后，秀梅妈又可以看清这个世界了。她首先看见的是我妈，她非常吃惊，我妈怎么就不老的?看上去还是老样子，一眼就能认出!第二眼看到的才是秀梅，她也吃一惊，秀梅不是多年前外公死时她见到的那个秀梅了，那个秀梅活泼、尖刻、傲气、霸道，让她这个当妈的想伸手摸她一下都不敢，眼前这个秀梅，苍白、憔悴、冷漠，虽然脸上仍有傲气，但像架子上吊着的一条皮开始起皱的丝瓜，不再是那个活泼、尖刻和说话不饶人、让当妈的也怕几分的厉害闺女了。她隐约忆起三十多岁的自己，那时候她如果照镜子，看见的正是此刻秀梅这模样，不一样的是当时她穿得土气点，头发也没像秀梅这般剪成短发，而是盘在头上。秀梅对她一笑，“妈，能看见我吗?”秀梅妈哆嗦着说：“你是我二闺女。”秀梅听她妈这么唤她，鼻子一酸，又差点掉泪了，“妈，女儿总算为您做了件事。”秀梅妈跟着秀梅回来，一眼就认出了老奶奶。老奶奶的头发全白了，脸上虽然也皱纹复杂，颜色却白里透红。老奶奶很高兴，握着秀梅妈的手说：“秋燕，你就住在这里，不要回何家山了。”
秀梅妈没在我们家住几天，她看见镜子里的自己老得那么厉害，头发像老奶奶的一样全白了，一张皱纹交错的脸被农村的太阳晒得那么黑，随便站或坐在哪里，她都觉得自己碍了他人，便深感自己不属于这个家。第五天，她说什么都要走。她一提出来就没人可以挽留她，连秀梅也挽留不住。秀梅就收拾东西，要跟她妈去乡下过年。她把这些年对自己的爱和对李文华的爱一时全移植到她衰老的母亲身上，给母亲买胶鞋，又给母亲买围巾，还给母亲买了只黑毛线帽。她还一个人上街，买了床单和一床印着茶花的新被套，还买了花色素雅的的确良窗帘布、年糕、腊肉和她自己爱吃的桃酥、话梅、姜、瓜子及鱼皮花生和兰花豆，大包小包加起来十来个，与她妈一并拎着，于一个风雪交加的上午，母女俩踏着雪花出门，消失在漫漫风雪中。这个我童年时叫“二妈”、后来爹让我改口叫“马姨”的农村妇女，是最后一次出现在青山街，从此，直到她死，再没来过了。
五十八
大年初二一早，岳父岳母和梨花伯妈来我家给老奶奶拜年。外面下很大的雪，院子里白皑皑的，几只母鸡一脚高一脚低地在雪地里小心迈步，生怕掉入陷阱似的。昨天还出了太阳，说下雪就下雪了——那年月，地球还没升温，湖南的冬天还和老奶奶童年时候的冬天样，经常下雪，而且一下雪就很冷。有人敲院子门，李佳抱着头跑去开门，进来的是她爹妈和梨花伯妈。岳父岳母共一把黑布伞，梨花伯妈打一把绿伞，三位老人笨重地走来。老奶奶还没起床，醒在床上，张桂花听见梨花伯妈说话的沙哑声，忙拉开门。梨花看见张桂花便说：“新年好。”张桂花回道：“新年好。”梨花跺了跺鞋子上的雪，走进屋，扑通一声跪在床前说：“给何奶奶拜年。”就双手合一，头往地上磕去。老奶奶闹脚痛，踝关节肿得下不了床，坐在床上说：“梨花，行这么大的礼，咒我啊。”又对张桂花说：“把梨花拉起来，磕什么头，还搞封建迷信，那怎么行!”张桂花拉梨花时，岳父岳母也走进老奶奶的房间，岳父跪下说：“亲家奶奶，给您拜年。”梨花和我岳父每年的大年初二一早准来，这样持续了很多年，但都是给我爷爷奶奶作个揖了事，从不曾跪过，这一跪，跪得老奶奶一愣，感觉到不祥样，说：“雁城，你也搞封建迷信?起来，你们都坐，桂花，搬几把椅子来。”
张桂花就搬来两把靠椅，我岳父岳母和梨花伯妈今天都穿着新衣服。岳父穿着深蓝色中山装，岳母和梨花伯妈都穿着酱色灯芯绒罩衣棉袄，不同的是岳母脖子上系着红黑格子围巾，梨花伯妈系着一条绿羊毛围巾。老奶奶说：“雁城，平常过年，你作个揖就完了，怎么今年行这么大的礼啊?”岳父说：“亲家奶奶，给您行个大礼也应该，您当年为我们一家人操了不少心。”梨花笑着说：“这段时间我和雁城常念您的好，我们一起回忆您的好呢。”
老奶奶不好意思了，“我没做什么，当年梨花在这里，倒是帮了我不少忙。”我岳父见我走进来，就笑，笑得牙齿暴露无遗，我注意到岳父的牙齿有两颗龅了，以前岳父的牙齿好像没这么难看。岳父歪着尖脸说：“现在看来还是没权好，权这东西害人。”岳父这话有点莫名其妙，这个老人的脸色灰暗，目光似有些阴森，让我想起后院的那口井。一股北风吹进屋，我忙去关门。梨花伯妈被那股北风吹得打个冷噤，“何奶奶，近来我脑壳里总有一股阴风，吹得我脑壳里冷冰冰的，晚上睡觉，早晨起床脚还是冷的。”我望着梨花伯妈，梨花伯妈脸色灰白，确实没什么血色。老奶奶淡淡地说：“人老了，晚上睡觉是半天睡不热，你弄个热水袋放在脚头，脚就暖了。”梨花伯妈回答：“是要去买个热水袋。”
岳父岳母和梨花伯妈在我家吃的中饭，岳父把五一搂在怀里，用他下巴上的花白胡子扎五一娇嫩的脸蛋，五一自然要拼命抵制。岳父嘻笑，说五一长大了一定会有出息，说五一眉宇间凝聚着一股氤氲之气。中饭是玉珍和李佳做的，做了八个菜，腊鱼腊肉，还炖了个墨鱼汤。吃过中饭，岳父岳母和梨花伯妈便起身回家，岳父咧着嘴笑对奶奶说：“别了，亲家奶奶，您脚不好，不要起身。”我当时听岳父说“别了”一词，不觉一惊。梨花伯妈也笑得老脸上皱纹荡漾地跟着我岳父道：“别了，何奶奶。”雪倒是停了，但地上雪很多，岳父腿不好，我怕三位老人滑倒，就护送他们回家，在三位老人前面踏雪探路，北风抽打着我和几位老人的脸，有几个孩子在街上打雪仗。我说：“走这边，您们。”
过完年没几天，太阳出来了，雪正在融化，地上湿湿的，天气变得更冷。等这阵冷过去后，院子里桃树长苞了，三月份桃花于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开了，火红火红的。老奶奶晒着久违的太阳，坐在桃枝下，腿上坐着她的玄孙女何娟，看着她的两个重孙国庆和五一。何国庆拿支笔画桃花，大哥时不时偏过头瞟一眼，指导两声。何五一长得虎头虎脑，嘴巴很大，上嘴唇很厚，瞧人时歪着脑袋。老奶奶眯着眼睛笑，说：“五一多结实，将来肯定会读书。”何娟从老奶奶腿上下来，也向她爷爷要纸要笔，趴在椅子上画画。
次日一早，出了个很好的太阳，一抹黄灿灿的阳光射进窗户，在墙上晃荡。桃花开得很红艳，蝴蝶飞来。何娟就瞪着蝴蝶飞舞，一张小脸蛋上充满欣喜。那是星期天，白玉和小刘来看女儿，白玉坐在沙发上抽烟，小刘坐在桃树前笑。家里没外人。那年月，家里很少来客，街上从前爱来我家串门的几个邻居，由于我爹的原因，都不来了。老奶奶晒着三月的太阳，问白玉外面的一些事。白玉就告诉老奶奶。白玉没心思在家久坐，有一些好玩的事和好玩的人堆在他脑海里，吃过中饭，他先走了。玉珍追出门说：“白玉，回家吃晚饭不你?”白玉只是对他母亲挥下手，人就消失在街角的拐弯处了。四月份，院子外的两株槐树开花了，槐花一串串的，在阳光下晃着白光。一天上午，先是一阵暴雨把槐花打落不少，把人落得躲到屋檐下，紧接着太阳又露出来，一抹彩虹就在雨后的晴空上，大家都站在路上看彩虹。一只乌鸦飞来，落在葡萄枝上，啄了几粒葡萄籽，飞走了。下午，李佳回来，对我们说：“毛主席又发最高指示了，街上到处都是游行队伍，好热闹的。”这时，岳母一路哭来，进门便对李佳说：“佳佳，你爸爸这没良心的跳楼自杀了。”
我岳父李爱国是继我父亲被揪出来后，我们家族里第三个被揪出来的。我岳父其实活得很谨慎，青年时期那种敢于反抗社会的精神早在他身上荡然无存了，他做事唯唯诺诺，甚至都害怕高声说话，即使说话也先看一下人家的脸色，专拣好的说。他退休几年了，应该是可以平安地度过文化大革命的狂潮的，然而，狂潮还是把这个老人卷了进去。
早几年，我岳父退休后，曾陪我岳母回了趟赣南。我岳父——这个早期革命者是个好脸面的人，有荣归故里的老思想，去前与岳母一人做了一套很贵的黑呢子衣裤，晓得那时赣南的生活特别穷，就带了些钱，回到老家，见到我岳母的穷亲戚就掏钱，五块十块地给。那年月，五元已经是很大的钱了，让人接了都烫手，因而我岳父岳母就显得特别有钱。加之，两人又都穿着硬挺的村里人很少见过的黑呢子衣裤，脚上又都是黑亮亮的皮鞋，如果走路时不小心沾了点牛屎狗粪，我岳父就不顾场合地用纸去揩，或用刷子刷，这在革命老区的乡下人看来，等于就是过去的地主或县城里的资本家。就有人假装羡慕道：“我们村过去的大地主也没你们穿得讲究。”说这话的人，我岳母应该叫他舅舅。舅舅曾是国民党的一名区长，有一点文化，会见风使舵。我岳父在我岳母家养伤时，被他发现过，是他带人俘虏我岳父，随后又对我岳父“循循善诱”，说：“只要你写一份自悔书，我就给你自由。”我岳父为了“自由”，就写了自悔书。不想这份署名李雁城的自悔书登在了当年赣南地区的报纸上，我岳父看了“舅舅”拿来的报纸，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在这里待下去，就带着我岳母离开了赣南山村。我岳父对任何人都隐瞒了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因为这“历史”与“叛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我岳父后来改名李爱国的原因。
“舅舅”在全国解放后一直没离开他的出生地，因此他是前国民党某区区长的身份就人所皆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整的就是这些人，就有造反派把他抓到这里那里斗，还把他吊着抽打，让他坐老虎凳，逼他写交代材料，交代他在万恶的旧社会是如何残害共产党的。他写了无数材料，最后实在没东西写，一咬牙就写了我岳父，说我岳父是叛徒等等。那个年代，人人都对叛徒恨之入骨!赣南的造反派立马派人把这些材料送到长沙市饮食公司，饮食公司的造反派一看饮食公司里居然隐藏着一个叛徒，就如获至宝地来了，将已退休几年的我岳父从床上揪下来。“叛徒，”饮食公司的造反派说，“你还改名叫李爱国?你是爱国民党的国吧，李雁城?”我岳父一听这话，便知道自己的平静日子走到头了。
造反派不光来抓人，还来搜查，搜查我岳父家是否有蒋介石留下的密令，还想看我岳父掌握了多少特务人员的名单。他们让我岳父、岳母和梨花伯妈靠墙站着，就开始翻箱倒柜。他们首先搜出我岳母藏在箱底的三百三十块银元，他们觉得这很能说明问题，“李雁城，蒋介石给了你这么多活动经费，到今天都没用完，难怪你要叛变!”我岳父和岳母站在房中央瑟瑟发抖。他们继续翻找，结果在梨花伯妈的枕头下又找到三块金砖和一只粗大的金手镯，三块金砖并排放在垫棉絮上。梨花伯妈天天都枕着三块金砖和那只金手镯睡觉。以前，三块金砖是被她收藏在柜子抽屉的夹层里，但自从有一天她把三块金砖拿出来把玩，睡觉时随手放在枕头下时，奇迹出现了，那个晚上她一点都不头痛，脑壳里也没那么些杂乱的响声，睡得就很香。从此，她就把三块金砖和金手镯放在枕头下，枕着金砖和金手镯睡觉。饮食公司的人随手把枕头一掀，就看见三块只比火柴盒小一点的金砖和那只粗大的金手镯，金砖和金手镯在深蓝色的床单上黄灿灿的。“哎呀，”那人欣喜地拿起一块金砖，掂量几下说，“蒋介石对你们这些叛徒真慷慨。”
梨花伯妈尖叫一声，“这是我多年的积蓄，不是蒋介石的钱。”饮食公司的造反派怎么会相信叛徒老婆的话，讥诮地问她：“积蓄?我没看见积蓄金砖和金手镯?这明明是蒋介石送给叛徒的活动经费。你还敢不承认?嗯?”梨花伯妈急了，大声赌咒说：“革命同志，如果这是蒋介石的钱，我是你的孙，好啵?”一个为头的男人厌恶地看一眼梨花，板着脸说：“谁要你这叛徒的老婆做孙?闭住你的臭嘴。”
饮食公司的造反派带走我岳父，当然也把银元和金砖、金手镯带走了。造反派把我岳父带到饮食公司办公楼的四楼，让他交代蒋介石给了他什么密令，并要他交代一九三四年他被捕后出卖了多少共产党员，全国解放后的近二十年，他干了多少反革命活动等等。我岳父没法交代，一九三四年他被俘时中国工农红军已于十月份离开瑞金，当时他跟红军组织脱离了联系，所以他想出卖谁也出卖不了。饮食公司的造反派一拍桌子，吼道：“李雁城，只有老实交代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否则死路一条。”我岳父说：“我说的都是实话。”审讯我岳父的几个造反派觉得我岳父不老实，把我岳父揪到会场上批斗，批斗时挂着“老叛徒、国民党特务李雁城!!!”的牌子，批斗完就游街，游完街又囚禁在那间房子里。有天开批斗大会，有人将一盆潲水泼在我岳父身上，让我岳父大惊且冷得发抖。一个中年女人蓦地冲上来，脱下鞋子，用鞋帮子抽我岳父的脸，说我岳父于一九五四年公私合营时曾调戏她。岳父说：“没有这事，你不要乱说。”那女人又用鞋底抽我岳父的脸，边气势汹汹地质问我岳父道：“你这不要脸的老畜生，你强奸我还敢不认账?!”我岳父吓得腿都软了，脸却被那女人的鞋帮子打肿了。那女人其实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精神病患者，在台下看我岳父时臆想她年轻时受到我岳父强暴，于是冲上台用鞋帮子使劲抽打我岳父。
饮食公司的人不但没制止女精神病人蹿到台上打人，反而哈哈大笑，边怂恿女精神病人继续打我岳父。“打得好，有气就发出来，不要怕。”饮食公司的人叫道。那女精神病人也不负众望，边打边觉得过瘾地嬉笑，还冲着我岳父的脸吐口水，噗，一口痰吐到我岳父的鼻头上，就在我岳父的鼻头上晃荡。“你这老色鬼、老流氓，怎么没把你枪毙?!”她骂完，嘻嘻笑着跳下台，唱着“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扬长而去。
就是那天晚上，我岳父留下一封遗书，说他没有出卖同志，只是个对革命丧失信心、脱离革命队伍的逃兵。这份遗书写完后，他打开窗户，跳了下去。他的头先着地，脑浆迸流一地，当场死了。饮食公司的造反派十分震怒，认为我岳父太可耻了，居然不通知他们一声就跳楼自杀。第二天上午，有人来通知我岳母，说叛徒李爱国为逃避革命群众对他的惩罚，畏罪自杀了。我岳母哇的一声哭了，饮食公司的人却板着脸说：“你要与叛徒划清界限，他死有余辜，你应该高兴才对。”饮食公司的造反派们走后，岳母看着一脸苍老却坚强的梨花，软弱地叫声“姐”，人就扑到梨花身上，梨花张开两条瘦瘦的胳膊搂住我岳母，岳母和梨花生平第一次不计前嫌地搂在一起哭了，都哭得老泪横流。屋外是四月的蓝天，还有几只雏鸟在树枝上尖叫和噗噗地飞。一旁，邻居家的一只母鸡生了蛋，在讨米吃，咯咯咯哒地叫。两个老女人却在房里恸哭，偎在一起，相互怜惜。也不知哭了多久，邻居家的女人敲门说：“你们家有什么东西烧焦了，很难闻。”
灶屋里烧着开水，是饮食公司的造反派来之前，梨花掇到灶上的。此刻，确实有一股烧焦的金属怪味，岳母就奔进厨房，果然炊壶底已烧穿，融化的铝散发出一股臭味儿。岳母用火钳挑开烫手的炊壶，又回到房里伏在梨花身上哭，觉得李爱国太狠心了，扔下她和梨花受活罪，自己到另一个世界清静去了。下午，又有人来，吼着叫她带人去收尸，她这才拨开悲伤而混乱的迷雾，一路哭来。
我去河沙街找李文军。李文军那时候属于街道上看管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被安排打扫沙河街的公共厕所和清理垃圾。我找到李文军时，李文军正在打扫公共厕所。我说：“文军哥，你父亲跳楼自杀，饮食公司的人通知我们收尸。”李文军一愣，把扫屎的扫把靠厕所墙放好，将手在他的旧军裤上揩了把，领着我去居委会找干部请假，请好假，又领着我走到一户拖板车的人家前，向那人借了板车。那天的天空奇怪的白，既没太阳又没云，只是一片白光，仿佛蓝天被掏空似的。我岳父的尸体被人搬离了自杀现场，尸体上盖着我岳父睡过的印着荷花的床单。有一个被打成走资派的饮食公司的前经理垂着头、守着尸体，边等我们来收尸。一旁，还有几只饥饿的乌鸦在树枝上激动地叫唤，它们嗅到尸体的气味，焦急地等着人走开。前经理五十多岁，北方人，南下干部，他看见我和李文军拉着板车过来就说：“李爱国一时糊涂，其实问题是可以慢慢说清的。”
我和李文军都没说话，李文军掀开床单，床单下是他生父的遗体。前经理抬头指着四楼的一处窗口，那扇窗户已关严了。地上似乎有一摊暗红色的东西，干了。有三只乌鸦一齐勇猛地飞下来，落在尸体的头前，迈着激动不已的鸟步，企图抢食尸体。李文军愤怒地挥手赶开乌鸦，弯下腰将尸体抱起，放到板车上。
我们拖着尸体朝前走。乌鸦怕是饿猛了，或是我岳父这具尸体对于它们来说格外香，竟勇敢地追着板车飞，走到街上，乌鸦仍不肯离去，有只乌鸦还不顾死活地落到板车上，被我挥手赶开。街景——也许是我们拉着尸体的缘故，很凄惨，风也十分凄凉，街上的人都冷冰冰地瞅着我和李文军，有的人脸上露出惊讶，但仅仅只是惊讶一下，旋即又平静了。我们把尸体拖到青山街，让李佳看她父亲最后一眼。岳母和李佳都在老奶奶房里，老奶奶、王玉珍和张婶婶陪她们母女俩一起走到门口，这时已是傍晚时分，一抹暗红的残阳涂在屋顶上，虽然仍有天光，但明显不如半个小时前亮了。李文军脸上没表情地揭开床单，岳母一见尸体，哇的一声哭了。李佳没哭，表情呆板。这时一直紧随我们飞的两只落在屋顶上的乌鸦，一齐飞到板车上，其中一只通体黑亮的乌鸦就去啄尸体碎裂的头。李文军手快，一挥，打得那只乌鸦惨叫着飞走了。街上有几个人走近来看，李文军不愿让邻居看他生父跳楼自杀的惨相，把床单重新盖上，用一种冰冷的目光盯着我说：“走。”
我和李文军拖着尸体往火葬场走去。路上，李文军买包岳麓山烟，他已戒烟，这会儿他开戒了。他递支烟给我，划根火柴点燃，叼着烟，拖着板车快步向前走。我走在一旁，李文军深深地叹口气，他脸上一团黑，连眼睛鼻子都看不清了。李文军说：“我对你爹的感情胜过了我生父。”他又说：“其实我从没爱过板车上的人。”李文军童年的记忆里根本就没他父亲，直到长沙文夕大火后，李文军似乎才第一次见到他生父，而这个时候他已是个快十八岁的年轻人，对自己竟突然冒出来一个父亲，很不习惯。后来他跟着我爹打日本鬼子，从士兵升到少将师长，直到湖南和平解放都没与他父亲有过多少交往。李文军是那种十分独立的男人，受的是我们家的教养，孤傲，他在医院工作的那几年，逢周末他宁可上我们家与大哥下围棋，吃玉珍炒的菜，和我爹说话，也不愿去老兵饭店与他父亲同桌吃饭。
尸体拖到火葬场时已是七点钟，天黑透了。火葬场里只剩了几个人，他们看见我们拖着尸体走来，说：“都下班了，明天再来吧你们。”李文军阴下脸说：“尸体还有拖来了又拖回去的道理?”火葬场的人与死人和死人的家属交道打得多，已没什么同情心，冷冷地说：“下班了没人烧尸。”火葬场的人催我们走，李文军恼了，目光变凶了，那人见李文军目光很凶，拳头都攥紧了，就不理我们地走了。四周寂静静深幽幽的，仿佛飘荡着无数鬼魂，让人略有些心悸。好在是个晴天，天上满天星星，又好在有一轮椭圆的月亮悬在深蓝的上空，泻下一片惨淡、忧伤的月光，人就没那么恐惧。有野狗的吠声从远处传来，还有轮船呜呜的声音从湘江上飘来。李文军的脸仍然是一团黑，只有一颗火星在他脸前时而闪亮一下，那颗火星闪亮时我就能见到他阴郁的目光。他抽口烟说：“你回去吧。”我没动。他说：“这里曾经是战场，二十五年前，我和你爹、你大哥，在这里打过日本鬼子，这里有很多‘抗战’中死去的兄弟。”我听了这话毛骨悚然，鸡皮疙瘩起了一身。我问他：“你当年干吗要转业?你看李文华，现在是解放军军长，多威风。”他叹息一声说：“文华和我不一样，文华的父亲当时在解放军里已是名军长，老革命，人家就不给他小鞋穿。大金的父亲在红军时期当过团长，牺牲在赣南苏区，这些事解放军的政委都要找人谈话和了解的。要是文华的父亲只是个普通老百姓，他八成也会像我一样转业的。”
夜空暗蓝色，有几颗星星格外闪亮，风吹在脸上略有点凉。我还是为他惋惜说：“如果你不转业，就不会打成右派，生活就会是另一种样子。”李文军望一眼阴森森的山坡，坦率地说：“一九五○年裁军时，裁的就是我们这些前国民党军人。”他扭头看眼远方，“文华能当军长，最要感谢的人是你父亲。”我感到荒唐，“这和我爹没关系。”李文军看我一眼，“如果文华当年不是炮兵团团长，只是个连长，起点就没这么高。这是你爹帮了他。当然，关键是文华会做人，不像我长一副刁民相，文华相貌堂堂又听话，逗首长喜欢。”
李文军一打开话匣子就说了很多话，夜在我们说话中变得很深了，气温也降了许多，使我们感觉到了冷。我们抱胸坐着，以免着凉。李文军不断地抽烟，那烟头就一闪一闪。他偶尔会咳嗽一声，“假如躺在板车上的这个人没有临阵脱逃，而是继续革命，我肯定会跟文华一样留在部队里，那当然是你说的另外一种样子。”他瞟一眼身后的板车，我岳父当然听不见我们议论他了，“他成了个可耻的人，难怪他解放后做人唯唯诺诺，当我听说他是叛徒，头都低到裤裆里去了，想他为什么不死?为什么要苟且偷生，最后被人从阴暗的角落里揪出来暴晒?真的丢我的脸丢全家人的脸啊，我都没脸说他。”
李文军很冷酷地说着他死去的父亲。我没敢附和，毕竟睡在板车上的人已经死了，再追究、声讨都没意义了。李文军仰头望着星星，突然提及我大嫂道：“你大嫂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用自己的一生侍候你大哥。她图什么?”他不等我开口就自己答：“她图你大哥在抗日战争中杀死了很多日本鬼子，是个英雄。”我没想清楚他怎么会谈及已在我们家生活了很多年的我大嫂，他于这个凄惨的夜晚谈兴很浓，我想可能他是想用谈话来排遣他内心的荒芜。这里确实荒凉，一座座坟连绵过去，似有很重的阴气缠绕我们，如果不说话，实在让人心里发毛。李文军的内心一定荒凉得连一根草都没生，自从转业后，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前国民党少将身份就没让他过几天顺心日子，人人都可以排挤他、打压他，把他善良、美好的建议弃在一旁不采纳。李文军的心田上如果有一棵草，那就是我大嫂，因为我大嫂从来没有看不起他，每次他来，大嫂都很客气地说“文军来了”，并留文军吃饭。李文军是个记好的人，当然就记得我大嫂的好。他继续说：“你大嫂嫁给你大哥完全是她自己要嫁，她心甘情愿地侍候你大哥一辈子，这是献身，懂吗?”我觉得李文军把我大嫂看得太伟大了，说：“我大嫂没这么伟大吧?”李文军说：“你将心比心地想一下，你会去侍候一个残疾人一辈子吗?要知道你大嫂当年很年轻、漂亮，并不是因为嫁不出去才嫁给你大哥，这就是献身!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我大嫂在我眼里实在平常不过，没想到在李文军眼里却如此伟大，我调侃他道：“这么说，我大嫂是稀世珍宝一个?”李文军蓦地瞟我一眼，那目光同星星的光一样亮，“你应该尊重你大嫂。”他说这话时声音有点凶，因而生硬，像铁器碰撞的声音，带点瘆人的寒气。天渐渐亮了，四月的樟树开着满树细小的白花，晨风把花香吹入我们的鼻孔，让我们的心情好了点。八点钟，火葬场的人来上班了。李文军把派出所开的死亡证明和饮食公司出示的身份证明，一并交给火葬场的人。火葬场的人表情麻木地将尸体搬到一具推车上，把推车推到焚尸炉前，一跷，尸体滑进炉门，就见通红的炉门内蓦地黄亮起来，那是裹着尸体的床单烧着了。焚尸工嘭的一声关了炉门，我岳父的一生就这样终结了。
五十九
梨花伯妈只多活了三个月，这个女人已经很老了。岳父一死，梨花伯妈就快步朝坟墓走去，根本不听我们劝阻，因为她不想活了。有一天，我和李佳带着国庆和五一回岳母家，饭桌上梨花伯妈根本没吃东西，而是举着一双浑浊的眼睛看着我们吃饭，眼角还粘着肮脏的黄眼屎。她更瘦了，脸上皮皱皱的。她说她吃不得东西，因为牙齿掉了好几颗。李佳就去给她煮稀饭，梨花伯妈只吃了几口稀饭，就回到床上躺下，说空气好酽的，跟糨糊样。窗外是恼人的夏天，那天下雨，从窗外进来的空气一点也不酽，只是有点湿。梨花伯妈身上盖着薄薄的被子，这样的天，估计整个长沙市也只有她老人家盖被子。梨花伯妈用两只浊黄的眼睛看着我，嘀咕道：“我这几天总是梦见雁城。”
我真的觉得她很可怜，这个老女人从来就没被人关心过，更没被人爱过!当年我岳父找妓院老鸨赎她出来，并不是因为有多爱她，而是我岳父与我爷爷奶奶赌气所为，故意要这么干。这从我岳父后来不革命了，带着我岳母回到长沙却不见她就能找出端倪。梨花伯妈说：“我还梦见我爹，我爹早死了，怎么会跑到我梦里来?这是他要召我去。”她说得很平淡，就像说一件简易的事。我有些诧异，尽量把她酽稠稠的话化开道：“没这样的事，您想多了。”梨花伯妈一脸呆痴地望着蚊帐顶说：“我是应该死了。”国庆走拢来看梨花奶奶，梨花奶奶睃着国庆，她脑海里突然展现了波纹，那是幻觉的波纹，说：“是文军吧?”她思想的翅膀一下子飞到四十年前，四十年前的李文军与今天的何国庆年龄相仿。我阻止梨花伯妈乱想说：“他是国庆，叫奶奶。”国庆叫了声奶奶。梨花伯妈一脸黯淡，眼眸仿佛被雾气遮住，几十年复杂、无聊的生活重叠在她眼里，让她老人家迷惑。梨花伯妈有眼疾，早在几年前就患了老年人的混状玻璃体眼疾，看人有时候是一团黑雾，有时候是几个影子重叠在她眼珠上。梨花伯妈说：“文兵，你怎么同时是三个人啊?”我大惊，以为她不但看见此时此刻的我，还用超常的眼光，越过现在，看见了中年和老年的我，忙紧张道：“三个什么人，伯妈?”梨花伯妈不回答我，问：“你爸妈都还好吧?”我说：“都好。”
梨花伯妈是第三天死的，很平静地死在床上，身上盖着薄被，一只手弯在胸前。我岳母煮好稀饭，买来酱萝卜，叫她起床吃稀饭才发现她死了。那天上午，好像要下雨，天阴惨惨的，一大块乌云笼罩在长沙的上空。我拿件雨衣夹在单车上，去了学校。九点多钟，雨下起来了。系办公室的人告诉我：“你爱人打电话来，说你伯妈死了。”我赶到岳母家时，李佳在，李文军也在，兄妹俩和岳母都望着我，目光都有点凄凉。梨花伯妈的遗体仍在床上，那张老脸白得同纸似的，有只苍蝇在那张“纸”上爬动。我梨花伯妈的一生浑浑噩噩，前半生她在我们家叫叫嚷嚷地活着，像树木下或农田旁的蒺藜，顽强地生长，即使没有阳光照耀，也能长出绿青青的荆棘来。后半生她把自己交给永远一心二用的我岳父，人就变成一棵带刺的槐树，与我岳母事事必争。据李佳回忆，小时候她妈恨透了这个叫梨花的女人。这个当年被我岳母恨得牙痒痒的老女人，永远不会遭人厌恨了，因为她永远也不再介入尘世的是是非非，连苍蝇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叮她、在她脸上排泄，还可以在她身上疯狂地产卵了。这就是死亡，死亡让人变成昆虫喜爱的乐园，成为虚无。
奶奶让李佳把她妈接过来住，省得两头跑。岳母来了，一双眼睛变绿了，整天盯着葡萄藤上的葡萄看，眼珠也像两颗紫葡萄了。岳母在我们家住了四个月，住到十一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爹回来了。家里又热闹了。何娟能说话了，声音清清亮亮的，看人时偏着脑袋想事的模样，这让没做过母亲却想当母亲的何秀梅喜欢得要命。“来，到姑奶奶这边来。”秀梅用糖果引诱何娟，“姑奶奶给你讲武则天的故事。”大哥问爹：“李文华和军花两口子还好不好?”爹说：“李文华和军花都好。”秀梅一听到李文华和军花的名字，脸就阴了，起身往自己房间走去。白玉逗她说：“姑妈，干吗啊?”何白玉在外面很受人尊重，不光是他那伟岸的身材和粗壮的喉咙，还因他是工人革命军司令，但是在家里，这侄儿的辈分却没人瞧得起他。秀梅掉过头来，“你是想讨骂吧?”白玉知道秀梅一身的火无处发泄，忙说：“好好好，姑妈，我怕你。”秀梅一副要吵架的样子尖声说：“谁要你怕我?你当个自命的司令就不得了了?”白玉鼓了下眼睛，忽然一笑，对小刘说：“我姑妈脾气不好。”
秀梅的脾气确实没以前好。这两年，她看人的目光都夹着火，什么人都入不了她那双曾经十分美丽的眼睛。过去，她那双眼睛看什么都含着诗意、带着憧憬，批评人的时候尽管目光严厉，却也透着让你能感觉到的善意。现在，她的目光挑剔、带刺，还透着煳味，说话也尖刻。也许这是一切未婚女人的病态心理，还也许是她身上的雌性荷尔蒙没地方去，都集中到肝上，肝火就旺，烧煳了她的视觉神经。爹回家的头几天，一家人都高兴，秀梅却跟吃了火药似的，一身的火药味，这是她被李文华和何军花的婚姻生活刺激的。有一天，大哥见她走路跟冲锋样，差点撞在何娟身上，就说她。她跟大哥较劲，刺大哥说：“我要你同情?我活得没什么不好，四肢健全。”这伤了大哥，大哥激动地拍下桌子，把桌子上的画笔和颜料拍得分崩离析地散落一地。大哥道：“又没人欠你的，你太不像话了!”大哥不发火的，一生里只发过两三回火，那都是针对自己的儿子。大哥真发火，秀梅还是有所顾忌，那些天她就不跟大哥说话。回来，跌着一张对谁都不友好的脸，走路仍然横冲直撞，有一天与我岳母于客厅里相遇，竟把我岳母撞得差点倒地。秀梅虽赔了小心，岳母却坚持要走，她对李佳说，秀梅是故意这么做。几天后，岳母收拾好衣物，搬了回去，一个人把那个家弄得干干净净的，窗台上的花也修剪得很好看。我和李佳见她给花剪枝了，知道她思想的山道已经打通，悲伤或比悲伤更沉重的东西都可以从此处山道通过了。
我堂弟何陕北——这个在自己命运的交叉路口上靠许诺、欺骗和超常的胆识力挽狂澜的人，终于成了个无人敢小觑的大人物，被结合进省革命委员会的“老、中、青”领导班子，是省革委会里最年轻的副主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就是副省级干部，我二叔奋斗了几十年才奋斗到这个级别，他儿子只花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光辉的过程。何陕北很高兴，提拔了几个绝对拥护他的亲信，并指示农业厅把农业机械厂的“革委会”主任何白玉结合到农业厅的革委会里当了副主任。这样，何白玉也毫不费力地成了副厅级干部。何白玉早在一年前率工人革命军配合红旗军的弟兄攻打湘绣大楼时就火线入了党，成了堂堂正正的中共党员。他一度要何秀梅把名字倒写给他看，他笑着从口袋里掏出党员证，甩在何秀梅面前说：“小姑妈，请你把名字倒写给侄儿看。”何秀梅冷笑着走开了。
中共党员的何白玉天天陪着何陕北海吃海喝，几个月下来两个人都吃成了大胖子，更像大干部了。以前的衣服他们都穿不得了，两人又重新做了很多衣服，都是灰色和蓝色的中山装，是那个年代里讲究朴素的流行色。一天，叔侄俩在玉楼东餐厅喝酒，陕北喝得八成醉时说：“我被组进省革委会领导班子前，省革委会的领导找我谈话，我表态说：‘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我何陕北心里只有毛主席。’”白玉大笑，“这话说得好。”陕北却拍着侄儿的肩膀说：“我成立造反派组织，还是受你的启发。”白玉道：“这话我只跟你说，我当时成立工人革命军，是我看到厂里一些前国民党人遭到造反派的批斗和殴打，我联想到我爸和爷爷，又想我还有革命烈士的叔爷爷，就灵机一动。”陕北表扬白玉说：“这个灵机一动动得好。”白玉盯着陕北说：“叔，真要搭帮我们家出了几个烈士，没有烈士作为我们的后盾，那我们还不任人宰割?你想我爸是国民党、爷爷是反动军阀，你爸是刘少奇黑线上的，谁敢跟着我们闹?叔，我们为烈士叔爷爷干一杯。”
叔侄俩共同享受文化大革命给他们带来的胜利果实，今天到这个造反派组织检查工作，明天去那个单位听取革委会汇报，事后当然就在那个单位海吃一顿。那年月，物资供应比较紧张，猪肉要凭票购买，每人每月才半斤。但何陕北和何白玉，餐餐都有肉吃，就都吃得嘴角流油，吃了又不运动，身体就往横长。有天，心宽体胖的白玉回到家，爹看着他这个身材魁梧的孙儿说：“白玉，你多重啊?”白玉回答：“爷爷，我有两百多斤。”爹担心他这个孙儿的脑袋里没有道德之弦，说：“白玉，你现在是副厅级干部，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白玉伸一个骄傲的懒腰说：“我时常用党章要求自己。”吃饭的时候，白玉问玉珍：“妈，家里有酒吗?”玉珍回答：“没酒。”小刘忙起身，拿起伞，一头扎进雨雾中，不一会儿，拿了瓶竹叶青回来。白玉问他爸：“您喝点吗?”他爸皱下眉头，白玉笑道：“我喝，我要感谢党给了我新生。”他就自己一个人喝起酒来。何白玉的心很蔚蓝，因为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卑微的社会地位，让他可以绷着脸在老厅长面前颐指气使，对老厅长说“好好认识你的错误”。他一想起曾经敬畏的一个个老领导在他面前低三下四，就快意地大笑。“爷爷，那些原领导，现在都在拖垃圾和扫厕所。”他说，“看见我何白玉，头都低到腰上去了。”
又一个星期天，一辆北京吉普车在门前一刹，何白玉下了车，一脸红光地走进来。那个年代，从小车上下来的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干部。白玉没事，名义上是来看女儿，实际上是显示他有车坐。秀梅正在给何娟讲武则天的故事，何娟听得入了迷，一双明亮的小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她姑奶奶。他在女儿头上摸了摸，打开自己睡的房间，一股霉味扑鼻而来。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回来住了，就打开门窗，让风把室内的霉味清除掉。他掏出大前门香烟，寻找火柴或打火机，拉开抽屉翻寻时，看见了扔在抽屉里的那张牡丹牌烟盒，“金专三十块，银元一千元”，这个写错别字的李向东真的“蒋”金“专”和银元都交国家了?何白玉的脑海里起了一大团疑云。他想起大姑妈一家人，就决定查个水落石出。
何白玉是那种人，什么事情想到了就要一搞到底。他一个电话，把他在农业机械厂的几个“铁杆”叫进厅革委会副主任室，很热情地接待他们，弄得他的几个仍在机械厂的铁杆十分感动，愿意为这位了不起的领导掏肝掏肺。何白玉文化不高，但时常跟他堂叔混，也成了个工于心计的角色。等把感情戏做得很浓后，他把这张牡丹牌烟盒给他的几名铁杆看。几名铁杆看后都大瞪眼睛，姓杨的铁杆庄重着脸色说：“何副主任，你要我们怎么做?”何白玉吐口烟，“给我查，先把这个李向东抓起来，还有那个保卫股长也抓起来，把他们隔开审讯。”杨铁杆说：“我敢保证，只要他们做了亏心事，就会呕出来。”李铁杆也说：“这年头，谁做了坏事都经不起文化大革命的铁拳轻轻一击。”何白玉把拳头击在桌上，布置任务：“今天晚上就行动，带上弟兄们，搞突然袭击。”
晚上十点来钟，一百多工人革命军的弟兄围住了从前我大姐的家、如今的被褥厂职工宿舍。机械厂的工人们个个胳膊上戴着“工人革命军”袖章，人人都板着脸，把房子团团围住。何白玉傲慢地走进李向东家，李向东一家人正准备睡觉，见来了这么多人，李向东忙站直身体说：“你们搞错了吧?工人革命军的同志们，我也是造反派。”何白玉盯一眼李向东，这人穿着蓝中山装，已谢了顶，额头上有一个赘肉坨，目光有几分紧张，给何白玉的感觉就有些猥琐。何白玉说：“你老实点。”一句话就把李向东镇住了。何白玉对王铁杆和李铁杆说：“仔细搜。”王铁杆和李铁杆就指挥众人翻箱倒柜。何白玉却盯着李向东，他突然看见李向东的目光往桌子那边扫了眼。何白玉虽然没做过贼，却懂得贼的心理，心就动了下。李向东结巴着说：“革革命军的同同志们，我跟你你你们一样，都是热热爱毛主席的。”何白玉下楼，杨铁杆正组织人搜查被褥厂保卫股刘股长的家，刘股长一家五口都站在客厅里，杨铁杆正和几个人把刘股长睡的床抬开，用铁杵撬地板。刘股长一脸无辜相地看着他们。他四十多岁，个子矮、很瘦，脸黑黑的，嘴里说：“革命的同志们，我家三代贫农，我是转业军人，参加了红旗军造反派组织，与你们是一边的。”何白玉只说了两个字：“闭嘴。”
何白玉再次上到二楼，见王和李仍在翻箱倒柜，又见李向东已站在了桌子旁。何白玉起了疑，对王说：“把这张桌子搬开。”王和李把桌子搬开，楼板上没什么痕迹。何白玉猛地抬头，见李向东脸色苍白。何白玉的好奇心被引诱出来，他把王手中的撬棍拿过来，插进墙与楼板之间的缝隙，一撬，一块楼板“炸”开，王弯下腰把那块木板扳开，一股陈腐气味从楼板下浮上来。何白玉又撬开一块，这时他看见一个纸包，纸包上落满灰，他拣起纸包，感觉沉甸甸的。他见李向东的身体跟筛糠一样抖，便厉声问：“这是什么东西?”李向东的意志已经崩溃，害怕得说不出话来。何白玉打开牛皮纸包，一块金砖掉到地上，于灯光下闪着金亮亮的光。纸包里还有四块，一共五块金砖。何白玉心里骂声“找死”，反倒掩饰不住快意地笑了，“现在晓得我们来搜索的目的了?嗯?”李向东在何白玉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一张猥琐的脸上充满恐惧，“我该死我该死。”说着，他就抽自己的嘴巴，一边哭，样子十分可怜。何白玉冷笑着说：“把他带走。”
刘股长是第二天，李书记交代后，由王和李带人从厂里抓走的。当他看见王和李又一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便知道自己完蛋了。他也藏了五块金砖，藏在厨房的灶台下。十年前，他在厨房的灶台下挖个洞，把五块金砖用塑料布捆好，放入洞中，再抹上水泥。当年，面对着三十块金砖，两人动了贼心，一人留下五块，其他二十块金砖和银元一起上交公家了。刘股长懂政策，知道自己和李书记犯下了贪赃枉法的大罪，后悔已来不及了。在农业机械厂的革委会将他移交公安机关的前一天晚上——那是个月明星稀的晚上，正常情况下，那个年代的人，应该是坐在一起畅谈革命理想的，他却用那个年代里剃胡子的刀片在自己脖子上、手腕上割了三刀。他对自己下手够狠的，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死得就很惨。
李书记比刘股长贪生怕死，追索上去，他祖宗八代都是贫农，便希望专政机关能网开一面。但祖宗八代都是贫农也没用，那年十月，国庆节那天，他被长沙市的专政机关枪毙了。那年月，一到五一劳动节和十月国庆节，都要镇压一批人，以示无产阶级的铁拳对坏人坏事是毫不容情的。李向东这样的贪污案，放在今天，说什么也不会枪毙。但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红海洋中，贪污几十元公款都可能判十年徒刑，贪污五块金砖，那就真是当年布告上经常使用的那句话：“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那年国庆节非常热闹，因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国庆节，放在那样的重大节日里枪毙，也算是他的“造化”。那天的长沙街上，要多热闹有多热闹，不但各单位、厂矿上街游行，各中、小学生也穿着白衬衣蓝裤子上街游行庆祝，一边走一边高呼热情高涨的革命口号。游行的队伍，最终汇集到今天的贺龙体育广场，等着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二十周年的大会。小学生、中学生按划定的区域坐好，厂矿的工人代表们却游到宽广的运动场上站着。先是庆祝，呼口号，市革委会的领导讲话，那声音带股明显的煞气——这是那个年代里革委会干部特有的声音：坚硬、粗暴、横蛮。那个年代很奇怪，往往把庆祝大会与宣判大会蓄于一体，庆祝大会一宣告结束，就听见一领导对着话筒用极严厉的声音吼道：“下面，把犯罪分子押上台来!”犯罪分子早已在主席台后面排好队了，要枪毙的都由两名解放军战士押着，脖子上系着条白毛巾——据说是为防止死刑犯在台上喊反革命口号，按秩序先后登上宣判台。第一个被两名解放军战士押着走上宣判台的就是李向东，他脖子上系着条白毛巾，胸前挂着块白纸牌，牌子上用毛笔写着：重大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犯李向东。李向东的名字上打了把大红叉。李向东的两只胳膊被两名解放军战士架着，他已经没有丝毫力气走路，瘫软的身体是被两名解放军战士架着拖上宣判台的。
那天是何国庆十周岁生日，大嫂和李佳做了几个菜，鱼、肉，大部分是素菜。吃饭时，白玉详细地讲述了他带人抓李向东的全部过程，一家人就围绕着白玉是否该参与这事展开了讨论。秀梅生下来就是跟她侄儿抬杠的，这个未婚“老处女”的雌性荷尔蒙很多，都跑到脸上来了，脸上就呈现着不满意的红斑红块，所以她爱抬杠。她说：“你这是公报私仇。”我妈也觉得白玉做错了，站在秀梅一边说：“白玉，你不该参与这事。”白玉感到委屈地把筷子一放，叫道：“死刑又不是我判的，我只是抓了他，把他送进公安局。”
大哥和王玉珍生平第一次双双站在儿子这边，大哥愤慨道：“这是社会主义的蛀虫，他连没收的金砖都敢贪污，这样的人是该枪毙，”大哥说这话时望着秀梅，“无论是谁把他挖出来的，挖出来了，就是对的。”大嫂也说：“白玉做得对，这是为民除害，他还是厂党支部书记，就更应该枪毙。”秀梅热衷于争辩说：“如果不是白玉挖出来的，我能接受，但白玉这是公报私仇，性质变了。”白玉瞟一眼何秀梅，“姑妈，亏你和大姑妈还是一个母亲所生!”秀梅就一脸对事不对人道：“因为你替家桃出了气，姑妈就要无原则地站在你这边?要想我不讲原则，下辈子吧。”争论从一家人拿起筷子吃饭，到全家人把饭吃完还在继续，秀梅已呈现出偏执狂的秉性，一句话不对味就激动，仿佛她认准的事都是正确的，别人说的对的也是错的。爹烦了，肯定道：“我看白玉没错，揪出的是一个贪污国家财产的人。”
六十
爹像个糟老头了。“糟老头”因是前国民党中将军长，就没人敢与之来往，他也知道自己这身份不适宜与别人交往。全国的“批斗风”过去后，爹从成都军区回来，只去了省政协一次，政协也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里没有爹的名字，造反派把持着政协的一切，没人需要他这个糟老头。“你回去吧，没你什么事。”革委会的人说。爹也落了个心安，就基本上不出门，甚至连院子的大门也没迈出过。
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什么人都不怕的从井冈山上下来的李老将军。我爹回来后，李老将军又常来找我爹下棋。李老将军不是个讲排场的人，老了，喜欢自己一个人出门东游西荡。李老将军一来，两位老人就在客厅里摆下“战场”，一门心思地厮杀，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疯狂。张桂花会在大家不注意时盯几眼李老将军的背影。有天我在房间里瞟见张桂花的眼神，那涂抹在李老将军后脑勺上的目光很复杂，李老将军竟然没感觉到脖子发烫，那是李老将军的第六感觉过于衰老、麻木了。我似乎明白张桂花婶婶之所以留下来的原因，一定是因为这座城市里住着她曾朝思暮想、也许现在她仍深爱着的男人。在成都，她离她爱着的男人很远，心里就有飘渺的空荡荡的感觉，犹如天各一方。在这里，她或多或少能知道这个男人的动静，例如她今天就能看见他，心就安，人就踏实，心里的那棵桂花树就会泛香。上辈人的爱情故事，我说不清，但有一点可以看出来，只要李老将军来了，张桂花会把自己收拾得很整洁、端庄，而且老妇人那皮皱皱的脸上甚至都会因李老将军的到来而泛起红潮。全家人都知道张桂花仍爱着李老将军，就连老奶奶也知道，因为只要李老将军一来，张桂花心里的那棵桂花树就一副枯木逢春相，她会下意识地解下脏兮兮的布围兜，溜进房间，换上干净衣服，把头发梳好，再走出来。
就是那天，李老将军刚走不到五分钟，一个穿得十分破烂的老和尚缓步来到门前。天很冷，他穿着厚厚的破袈裟，一个光头，两只很大的耳朵支在瘦瘦的脸两旁，挎一个脏脏的黑布行囊，腋窝下夹一把油布伞，一双硕大的脚穿着的黑布鞋也烂了，大脚趾很不体面地钻出鞋面。老和尚走进来，注视着家里的人，当时老奶奶和爹坐在客厅里烤炭火，大哥坐在烘罩前绣老虎，嘴里含着一根穿了丝线的针，手里还拿着几根穿着不同颜色的丝线针，我坐在一旁看报，大嫂和李佳在厨房里做晚饭。我们都望着老僧人，老僧人说：“借问施主，这里是何湘汉和何金山的家吗?”他的声音很浑厚，面色肮脏却和善，爹只需看一眼就知道老僧人是他兄弟，“你是金江?”老僧人答：“我僧名净空，曾用名何金江。”爹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激动，对于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爹来说，已经没什么事情能让他一惊一乍了。
老奶奶很高兴，她一看净空僧人那两只大耳朵和那双大脚，就知道这个心里没装着爹妈的僧人确实是她儿子，想冒称也冒称不了。“没想到真的是你，”老奶奶说。净空僧人的目光在老奶奶脸上停留片刻，又把目光放到我大哥身上，大哥也望着他。爹说：“他是我大儿子，他的腿是抗日战争时被日本鬼子的迫击炮弹炸没的。”爹又指着我：“这是我三儿子。”净空僧人听毕，作个揖。不知他本来就长得不像何家人，还是他出家后变了相，从他脸上，我实在看不出他哪一点像我们家的人。净空老僧人放下雨伞，解下行囊，坐到一张椅子上。
我大叔何金江于十九岁那年骗过他爹，掀开青山街三号厕所的窗户，爬出去革命，直到这年元月十七日背着脏兮兮的行囊重新出现，相隔差不多四十七年。这期间只有长沙“马日事变”后的一天，他在家里熏制腊肉的作坊的梁上如只大猫样静静地趴了一晚，再回来时已是个快六十六岁的老僧人，就连生养过他的老奶奶也对他重现尊容备感陌生。对于老奶奶来说，这个儿子，活着和死去早没什么两样。老奶奶一辈子说话都讲究彩头，但那天她也忘记忌口了，说：“金江啊，妈早就当你是死人了。”我们听老奶奶这么说，都一惊，就连爹也不觉一怔，但老僧人没有惊诧，连眉头都没动一下。老僧人住下了，他告诉我们，他所在的那个庙宇被当地造反派封了，二十几个僧人都被赶出寺庙。净空僧人说：“既然不让僧人修行，僧人们就只好各自散去，各奔东西。”净空僧人停顿下，看一眼大家说：“当地干部说，我们出家，接受农民施舍，不干活，宣传迷信思想，是吃人民血的懒汉。”净空僧人叹口气，又道：“当地人拿锄头和铁棒，把庙里的佛像都砸了，社会怎么变成这样?僧人都不让做了?”我们都没法回答地看着他，爹宽慰老僧人的心说：“你弟何金林，一个副省长，在省里也算是大干部，都被人整死了。你们僧人只是被赶出寺院，相比之下还算好的。”
何陕北来了，特意来看他这个僧人伯伯。僧人看着何陕北一愣，似乎忆起了兄弟，但旋即又平静了，一笑，挠挠头皮。僧人的头皮上有香烧的疤痕，两排，比较整齐，已经很老了，但仍然感觉那是疤痕。陕北瞟僧人好几眼，用干部的语气说：“还俗了好，当前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赶上了这个时代，就要积极参与。”僧人说了声“阿弥陀佛”。晚上，白玉也来了，来看他这个话不多的陌生的僧人叔爷爷，闲聊中，僧人告诉白玉，他住持的那个庙在湘中的大山林里，叫弥勒殿，方圆几十里都是山林。僧人说到他居住的寺院就有点兴奋，描述道：“寺院在半山腰，周围都是森林，寺院里的几株榕树都是上千年的，晚上有野兽吼叫，早晨天还没亮，鸟就叫了起来，在寺院里外飞来飞去。”僧人住下的几天后，何大金特意请假，赶来看他的僧人父亲。父子俩见面，僧人一脸平静，何大金却十分激动，因为他有父亲了，尽管这个父亲是那么陌生、模样是那么令他吃惊，但何大金还是觉得这是上天给他的意外礼物。何大金向僧人父亲打听他母亲，僧人陷入沉痛的回忆中，好半天才告诉儿子，他母亲王嫦娥早在一九三四年便在赣南被国民党军队杀害，被杀死的还有他的一个三岁的弟弟及一个即将出生的弟弟或妹妹。僧人脸上的表情略有些怅然，因为他不得不把摒弃在记忆仓库里的往事找出来，那些往事虽落满灰尘，甚至霉烂了，却长满刺，扎痛了他。他苦着脸说：“当时你妈肚子很大，行动不便，就借住在一山民家，想把孩子生下来再去找游击队。那时红军已离开瑞金，国民党的军队开进大山，挨家挨户地清剿，你妈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被搜出来杀害的。”僧人说到这里，吁口很长的气，“那一家人因隐藏你妈，都被杀了。”
僧人起身离开，进了老奶奶在后院给他安排的房间，一个人去掩埋那些惨痛的往事，也让我们慢慢消化他说的话。我们当然可以想象大叔当时是多么痛苦，因为妻子和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及一个三岁的儿子于一夜之间都惨死在枪下，这要有多大的承受能力才能抵挡这种灭顶之灾?爹叹气。何大金一副魂不守舍的怅然、伤感相，他的耳膜上筑了道樊篱，以致我们跟他说话他都没听见，看我们的目光也是空的，因为他被他僧人父亲的话，带入了一个枪林弹雨的悲惨的陌生世界。
隔一天，老僧人对何大金说：“我和一些游击队员当时就在那山里活动，你妈一死，老僧就带领队伍突围，但没有突出包围圈，一个个都战死了。老僧命硬，又一次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爹问老僧人，说一九三三年十月，他亲手埋的他，怎么他又活了过来。老僧人平静地答：“我当时只是休克，你们草率地埋了我，那天晚上下大雨，大雨把埋在老僧身上的泥土冲走了，老僧醒来时天上电闪雷鸣，大雨滂沱，老僧爬了出来。”
老僧人告诉我们，他第一次从墓穴里爬出来时，红军还在瑞金，所以他找到了部队。“我被怀疑了，组织上都知道我有一个哥哥在第五师任团长，是国民党。”老僧人淡淡地说，脸上毫无表情，“一个团的官兵都在阻击战中死了，唯独老僧捡了条命回来，难免不让人联想，就有人怀疑老僧是国民党的奸细，要枪毙老僧。”我们都看着老僧人，可以想象他当年受了多么大的委屈!老僧人喝口茶，爹满脸羞愧地问他：“后来呢?”老僧人说：“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只要有一个人这样怀疑，别人便都会朝这方面想，就不让老僧参加军事会议，行动也不告诉老僧。”老僧人说得很平淡，但我们都猜想他当时一定很难受。他曾经是红军指挥员，指挥一个团的红军奋力抗击敌军，突然被排斥在外，不信任他对党忠诚，甚至怀疑他是奸细，他能找谁澄清是非?老僧人真的不想跟我们说他过去的痛苦经历，那些事情都被他尘封了，都是我们的好奇心迫使他去撬开记忆的铁枷，把那些带着酸涩腥味的贴了封条的血淋淋的往事翻寻出来。
有天，那是何大金买了火车票准备回贵州的先一天，一家人坐在客厅里烤火，何大金因为要走，就恋恋不舍地盯着僧人父亲，目光里夹着很多妇人们才有的缱绻。老僧人坐在椅子上，没有他儿子那么多依依不舍的感情，只是憨憨的模样微笑。我们问他出家的原因，老僧人回答：“我们留在赣南继续战斗的红军没多少人，只能打游击，常常三四天吃不到一粒米，又不能用枪打猎，怕暴露目标。有些人就动摇了，放下枪，于夜里偷偷溜了。还有的人叛变了，带着敌人来搜剿。有一次与国军的遭遇战，五十几名游击队员都战死了。我也中弹，倒在血泊中。他们冲上来检查一个个人，没死的就补一枪，我没死，我装死了。”老僧人说到此处，停顿了，眉弓抖动着，眼皮直跳，惨痛的往事蹿到他脸上，仿佛要从他眼帘里跳出来似的。“我再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靠吃野草和山沟里的水充饥，还要躲避敌人和野兽，走野兽们走的路，有天实在支持不住，晕倒在半山腰的一家寺庙前。那是赣南的一家寺庙，住着十几个僧人，僧人救了我。我在那寺庙躲了三个月，打算等国军撤走后，再出来找组织。一天早晨醒来，老僧看见一束佛光映红四壁，我的心于那一瞬变了。这是佛缘。”老僧人叹口气，接着说：“我担心地方官兵清查寺庙，连累寺庙里的僧人，就执着住持写的信去了广东佛山的一家寺院。”爹说：“你怎么不来封信告知家人一声?”老僧人想了会儿说：“我出家两年后，曾写过一封信，让一个来寺庙敬香的商人带出寺庙邮寄，我以为你们早知道老僧出家了。”爹问他那是哪一年的事，老僧人又退到时间隧道里查找，想起来了，“应该是一九三七年秋天的事。”爹说：“家里从没收到过你写的信。”老僧人摇头。爹说：“当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社会很乱，人心惶惶，丢失信也正常。”
老僧人说这些事不是很连贯，有时候没说完就突然起身离开，让我们明显感觉他很不愿意回想他惨痛的过去，他自己说“那个革命的何金江”早死了。他的故事，是被我们的好奇心一点点地撬出来的，飘荡着铁锈味和翻动的泥土腥气，好像我们小时候拿起子撬蛐蛐洞，一撬，一只蛐蛐就蹦出来，又一撬，又一只蛐蛐蹦出来。老僧人说，他之所以出家是他当时感到共产主义只能在寺庙里追寻，离开寺庙那四堵红砖墙，共产主义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是人人都要去其私欲，只有私欲去掉了才可以坐下来谈共产主义。而私欲是人的本性，要粉碎人的本性，不借助神的力量是根本做不到的。寺庙是另一个社会，相对外面复杂多变和阴险狡诈的社会而言，人已净化到另一个层面，倒真没有私有财产，一切都遵循着寺庙的清规戒律，人就没有贪欲，财、色、酒、肉、权力、官职等等，都是僧人们鄙薄和拒绝的。这些存在于凡人身上的刀子都割不掉的东西一旦被祛除，人就升华了。
原来我这个年轻时敢于反抗强权和牺牲自己的大叔，是到寺庙里过他在生活中没有追寻到的梦，这便是我大叔离开革命、选择寺庙里简朴生活的原因。他与我岳父当年脱离革命的性质不一样。我岳父脱离革命是思想上悲观绝望，在敌人残酷的血腥镇压下，我岳父胆怯了，对革命的前途产生恐惧，转而过起了远离革命的平民生活。我大叔是觉得他在寺庙里找到了“共产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他遭遇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怀疑、排斥，是血淋淋的屠杀。而寺庙里，一切东西都属“公有”，剥削与被剥削只有到寺庙外去找，还真有点人人平等。我大叔这人生下来就是为理想而生和为理想而活，一度为共产主义理想提着脑袋奋斗，最后把自己奋斗进了寺院，于是这匹奔驰的烈马在佛光普照下休息了。这好像有些荒唐，甚至是讥讽，但世上的事情是没法说清的，要都能说清也就不是千奇百怪的世界了，有些事情只能平心而论地理解。如今他苦心经营多年的——被我们暗中取笑的“寺庙共产主义”——那叶小舟被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打翻了，他又一无所有了。不过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没有当年的激情了，因为过了三十多年平静的寺庙生活，他已是个老人，已像秋天的一片葡萄叶，被狂风从提供养分的葡萄枝上吹落，正慢慢枯萎、蜷缩和腐烂。
老僧人不与我们一桌吃饭，他对猪油十分敏感，只要大嫂或李佳为他用菜油炒菜时没洗锅，他也能嗅出荤腥的气味来，于是那碗小菜或豆腐他说什么也不吃，只吃几口光饭。何大金满脸凄然，因为他感到父亲是那么陌生、那么不可思议，饭桌上他感叹地摇头说：“原来我妈早死在瑞金了，我还有个弟弟死在瑞金，要是不死，也是四十几岁的人了。”大金胖了，脸圆了，还是那种喜欢独处的性格，不大爱说话。大金是个细心人，他走的那天，跑到街上，为他的僧人父亲重新置来一套锅灶和碗筷，这便是他替僧人父亲所做的一切。他走后，僧人就自己弄饭吃，只吃小菜、瓜果菜，他的荤菜是豆腐和香干。过了两个月，一家人渐渐习惯了就不再关注他。他的存在跟不存在没什么两样，因为他可以很出色地把自己“化”得不存在。开始，老奶奶和爹还到他的“禅房”里说说话，后来也不去了，因为他要打坐，还要面壁念经。他在念经时，老奶奶或爹走进去，他连眼皮也不睁一下。
家里唯一的不同是，后院被僧人打扫得干干净净，从前张桂花每天扫一次，要是张桂花忙别的事去了就大嫂打扫，因为老奶奶喂养的十几只母鸡总是四处拉屎，一天不打扫，后院就满地鸡屎。僧人主动承担了这事，每天打扫两次，早晨起床，念完经后扫一次，沙沙沙的扫帚声要持续半个小时，下午还要扫一次，并提两桶井水把印渍冲洗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