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
一家人回来时，何军花也跟来了，向大哥索要一幅百鸟图。这一年，大哥没什么湘绣业务，人家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人来找大哥绣这绣那。大哥就自己绣着东西玩，绣了幅百鸟图，还绣了幅雄狮图。雄狮图已被李老将军要了。早几天，李老将军看着我大哥绣雄狮的脖子时，对我大哥大加赞赏，说我大哥把狮子绣得比活狮子还活灵活现，临了说：“我买下，多少钱?”大哥说：“李伯伯，您这是批评我啊。”李老将军哈哈哈哈笑着。
大哥开了三个夜班，把雄狮绣好后，送给了李老将军。百鸟图是大哥先绣好的，号称一百只鸟，其实只绣了五十几只，喜鹊、鹦鹉、斑鸠、八哥、燕子、白头翁和麻雀等等都绣在上面了。何军花看着这幅百鸟图，十分喜欢。大金说：“我最佩服大哥，干一件事成一件事，这就是我们的大哥。”大哥听了这话说：“大金，这是女人干的事，你是取笑我啊。”大金笑道：“女人干的事你也能干好，这就是我佩服你的地方。”大金的妻子——那个厂里的报幕员抿嘴一笑——这是个文静的贵州女人，一张脸上皮肤略有点粗，鼻梁挺好看，额头也生得圆圆的，她笑着说：“大哥，大金在家里经常说起你。”
何大金在青山街三号住了两天，带着妻子和女儿去了岳麓山、橘子洲头和天心阁。他女儿丽丽三岁了，模样挺机灵，一张嘴跟早起的麻雀样，叽叽喳喳个不休，可不像她爹小时候。星期天，他们走了，奶奶站在院门前看着他一家人离去，折回客厅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大金的母亲送大金来时，他才一岁半。”爹的目光抛在葡萄藤上，天空就显得斑驳。这一天的天色有点阴沉，空气中飘着阴沟里传上来的臭气。爹喝口茶，把目光放到走进来的白玉身上，白玉打篮球回来，一身的汗。爹看着他这个孙儿，白玉长得十分高大，有一头浓密的黑发。爹说：“白玉，爷爷从没看见你搞过学习，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玩上。”白玉把背心脱下来，拧着，汗从背心上往下淌，“爷爷，打篮球是锻炼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呢。”爹不高兴地批评孙儿说：“爷爷告诉你，不读好书，不行的。”奶奶看着她健壮的重孙说：“我白玉是个壮小伙子，可以去当兵了。”
大嫂和李佳在做饭，张婶婶可能是老了，炒的菜越煮越烂，小菜都煮成黄色了，我们就不让她再炒菜。今天没有荤菜，大嫂炒了个青辣椒，炒了个南瓜，炒了个丝瓜，还炒了个酸菜炒香干。一家人吃饭时，大哥停止了画画，此前，他那半截残肢趴在桌子上画工笔花鸟。大哥气色不错，说：“哎呀，今天的菜还可以啊。”奶奶说：“秀梅还没回来。”奶奶的话音刚落，秀梅的一只脚便迈进了院子门。秀梅今天去一个同事家帮忙，那同事的母亲死了，秀梅在同事家吃的中饭，此刻她回来，洗了手，坐到桌前说：“我那个同事的母亲还只四十多岁就死了，人啊，匆匆几十年。”爷爷举着的筷子停在空中问：“你是说哪个?”秀梅说：“爷爷，说我的一个同事。”下雨了，雨下得很凶，打在地上溅起了雨雾。
过了几天，李雁军将军来辞行，脸上的表情十分沉重。他与我二叔去考察了几个县，见到的都是衣衫褴褛的农民，且个个都一脸菜色，这就把他荣归故里的好心情弄得七零八落了。他告诉爷爷奶奶和我爹，“农民真的揭不开锅了，一些农民因营养不良，患水肿病死了。”他说这话时脸色很沉重，“有的乡下女孩子，瘦得皮包骨头，眼睛周围全是黑晕。因没东西吃，山上的野菜都挖光了。”他说完这话，眼睛湿了，泪水在他两只眼睛里打着转儿。张桂花从街上买菜回来，一见李雁军，脸上的表情就僵了，她始终不能接受李雁军如今是别人丈夫的现实。李雁军为我爷爷做进八十岁的生日时，张桂花借口肚子痛，硬是不肯赴宴。此刻，张桂花一看见李雁军，脸上的肌肤就闹起意见来了，显得紧张、慌乱，心里的那棵桂花树又被大风吹得像要连根拔起似的。李雁军并没打算在我们家吃饭，奶奶和我爹都留他，李雁军看下表说：“不吃了，我还有一些事要办。”一辆挂着军区牌照的黑色轿车在街口等他，警卫员跳下车打开车门，爹就止步，对李雁军挥下手。
李雁军确实给中央领导写了信，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信，要求紧缩军队开支，军民共渡难关等等。李雁军还在信上要求说：“他现在还年轻，还可以为党和军队工作。”李雁军写完信后就在家等消息，他等了三年，三年里没有任何处理意见落到他头上。三年里，国家已平稳渡过困难期，人民不再为吃饭而犯愁了。这一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研制的原子弹在中国西部地区爆炸成功了。李雁军在军区礼堂观看了纪录片后大为吃惊，后悔自己没参与或领导核工业。这可是一次历史性事件!李雁军十分后悔地对李夫人说：“几年前在北京开会，我碰见张爱萍上将，张爱萍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搞原子弹，当时我不知道原子弹是啥东西，就回答张爱萍我喜欢做军队的基层工作。不想原子弹就爆炸了。”李夫人看着李将军，见丈夫两鬓都白了，顶上的头发于这几年中也稀薄了，露出头顶，便说：“雁军，你照照镜子，你老了，打个报告退了吧，挂着也不是个事。”
李雁军很不愿意听到别人说他老了，这几年里，他很少照镜子，即使是走进军部理发室理发，他也不看镜子，而是闭着眼睛，他害怕看见自己日渐衰老的脸。那天晚上，他仔细盯着镜子里的自己，认输了，“我真的老了。”他考虑了三天，第四天一早，他乞求地对夫人说：“我想回湖南。”李夫人看着她这个年纪大了就常念叨家乡的丈夫说：“你去哪里，我都跟着。”李雁军就打了报告，报告中说他想退休后回湖南居住。军委很快就同意了他退休的请求，并让湖南军区妥善安排好前军区副司令员李雁军中将离休后的生活。
李雁军带着李夫人和女儿回了湖南。他被安排住进军区疗养院的将军楼，这是一栋上下两层楼的红砖楼，家里与普通老百姓最明显的区别是装了电话。客厅里还有宽大的沙发，那是军区后勤部送来的，还有几件简单的家具。将军楼的前面是花园，种着几蔸月季。李将军对后勤部的军官说：“给我弄两株腊梅来。”后勤部的军官说：“明年一开春，我就挖两棵腊梅树来。”后面有一块菜地，供将军们栽花或种菜。有的将军是农民出身，不爱种花而喜欢种菜，所以这块菜地就比较宽广，足够将军们劳作。李将军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走出疗养院，像老百姓样挤上公共汽车，来青山街。青山街沿街的墙上，张贴着很多红纸黄纸上书写的标语，都是“热烈祝贺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或“坚决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李雁军若有所思地沿途看着，想起很多年前这条街上一片混乱，到处是垃圾和乞丐，什么事情都无人管，就觉得革命终究还是革出了一个新中国。
爹很高兴地接待李雁军，又要我把岳父也叫来吃饭。我岳父也退休了，每天拿着几根钓竿去湘江钓河鱼，有时候还真能钓几条河鱼回家。河鱼很鲜美，岳父每次钓到大一点的河鱼就拿来给我爷爷和我爹吃，说河鱼是野生鱼，好吃。岳父由于经常在河边垂钓，一张脸晒得就很黑，一个冬天下来，脸还是黑的。冬天里，河边上冷，岳父就不钓鱼，因舍不得烤炭火就窝在被窝里，手里拿张报纸或捧杯茶，埋头过着他的退休生活。我那天去叫岳父，感觉岳父并不想见一个个革命成功的人士，也许他坐在他们面前，有些自惭形秽。岳父说：“见面也没什么话说。”路上，岳父阴着脸，不说话，似乎有点怪我叫他。岳父和他堂兄握了手，三个老人面面相觑，他堂兄说：“雁城，我现在跟你一样是老百姓了。”岳父说：“您离休住军区疗养院，我怎么能跟您比?”李雁军哈哈一笑，爹从柜顶上取下象棋，三个老男人就围着桌子下象棋。岳父不是他堂兄的对手，因为他堂兄这几年在军区赋闲时，基本上是在研究下棋，而我岳父这几年把心思都花在钓鱼上了。爹就帮着亲家公走棋，三个老人下得十分投入，一局完了新一局又开始了，都皱着眉头思忖，脸上的皱纹里都夹杂着狡猾的思路。只听见一个浑厚的声音大喝一声“将”，接着就是李老将军笑。
三个老人玩得很开心，不知不觉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饭自然是大嫂和李佳做，张桂花两年前被她儿子接走了。那年李文华调成都军区的某军任副军长，他回了趟长沙，把母亲接走了。张桂花在长沙活了大半辈子，不适应甘肃清冽的西北风，但比较喜欢成都温湿的气候，留了下来。妈对三位老人说：“先生们，吃饭了。”
吃饭时一大家人，爷爷奶奶坐上席，李雁军傍着爷爷坐，我爹傍着奶奶坐，岳父傍着我爹坐。然后是大哥、大嫂和李佳，还有两个小孩。我又添了个孩子，取名何五一。何五一生于五月一日，那一天是国际劳动节，长沙市的很多单位组织游行，庆祝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李佳自然也在游行队伍里，挺着个大肚子。游到五一路时，她突然肚子痛，知道自己要生了，厂里的几个女同事只好终止游行，急忙把她送进路旁的口腔医院，我的二儿子何五一是在口腔医院生的，早产，七月子，一岁多了，能走路和说话了。我大儿子何国庆长得像一只小牛犊，结实得很，有点歪着脑袋看人了。爷爷从没抱过我，甚至也没抱过他的另两个重孙白玉和国庆，但爷爷却喜欢搂着五一，让五一坐在他腿上，还时常把他的手掌心放在五一的脑门顶上，说是要将他那身力气灌输给他这个最小的重孙儿。我们笑爷爷没科学常识，爷爷居然毫不计较，反而满脸慈祥地对我们说，五一像他小时候。我们谁也没见过爷爷的小时候，奶奶也没见过。五一小时候不知是严重缺钙还是在他妈肚子里生长的时间少了，就罗圈腿，一推就倒。白玉不怕老爷爷，取笑说：“老爷爷，那您小时候不怎么样啊。”
国庆却喜欢围着他大伯伯转，看他大伯绣花和画画，自己拿张纸拿支笔，站或趴在他大伯一旁画。他大伯一高兴，就给他的画修改两笔，国庆就照着他大伯修改的图样，重新画。妈看着孙子画画，也喜欢。妈一身的事情，没时间把孙儿揽在怀里享受天伦之乐。党组织通过很多复杂关系，终于证实我妈的父母——也就是我外公外婆都是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中牺牲的烈士，组织上觉得既然我妈是烈士的后代，就应该让我妈入党。市里的一个领导，曾与我外公共过事，都是当年工人纠察队的，他亲自找我妈谈话，要我妈积极靠拢党组织。妈于一个春风习习的晚上，坐在窗前恭恭敬敬地写了入党申请书，交给了医院党组织。一年后，曾经是国民党少校的妈，洗心革面地成了中共党员，并于当年提为医院副院长。有人不理解，到处打听我妈有什么来头，医院党委书记解释说：“付琳同志的双亲是革命烈士，市委领导打了招呼，要我们多多关心烈士的后代。”妈当了副院长，人就变了，觉得自己既然是烈士的后代，就不能丢烈士的脸，干起工作来就没日没夜。
秀梅回来，拎着个皮包，穿一身铁灰色列宁装，脖子上围一条枣红色围巾。秀梅仍然是一个人，仍然高傲、自信和假装乐观，但她每天出门，花在脸上的时间就比过去长些了，虽然经过一番修饰后，还很漂亮，但这是三十几岁或四十几岁男人的看法，这些男人不但结婚而且都有孩子了。与她同年或比她小几岁的青年看她，就不觉得她有多水灵和有多漂亮，从她身上溜走的时间或多或少还是留了些痕迹。这两年，追求秀梅的小伙子明显少了，秀梅自己也惶恐地感到她的魅力大不如从前了。两年前的某天，她忽然发现站在她学校门前的那些个青年都不见了，街上空空的，只有五月的阳光。她走进青山街，从前那里总是聚集着十几个盼望她下班而找她搭讪、让她既紧张又烦躁的青年，如今那街口上也只有五月里寂静、温暖的阳光了。她再剪女式男发，也没有年轻人像过去那样从学校门口一直尾随她到青山街，或从青山街追赶到学校门前，并拿火热的目光盯着她不放了。
尽管如此，何秀梅却是那种能化悲伤为力量的女人。几年前，就在她觉察她的魅力于青山街方圆二十里内正一点点消散的时候，她凭自己任劳任怨的能力和认真刻苦的工作态度，终于赢得上级部门的青睐，走上了小学校长的岗位。现在，她不上语文课，也不教音乐了，改上六年级的政治课，这门课就她一个老师，考试题目都在她的掌控之中，没什么压力。当了十多年人民教师的何秀梅，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压别人。她听毕年轻老师讲课，绷着一张漂亮的脸蛋，冷冷地批评年轻老师说：“你的课要讲浅点学生才能听懂。”她扬起俊俏的面孔听完某老师向她诉苦后，不冷不热地说：“能者多劳，你多挑点担子也是可以的。”她对一些出了差错的老师却毫不客气地说：“你要多学习，我看你——上课还讲错别字。”她对积极靠拢党组织的老师充满怀疑，指出道：“你要把私心去掉，入党，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她把六年级里那些调皮得连班主任老师都拿着头痛的学生叫进校长室，一脸语重心长地说：“台湾没解放，香港没收回，你们身上有着千斤重担，长大了是要去解放台湾的。”那些调皮学生听她这么说，把鼻涕一抹，道：“知道了，何校长。”她抚慰着调皮男生道：“下次我要听到你的班主任说你进步了，能做到吗?”调皮男生忙站直身体答：“能做到。”
何校长实在太负责和太忙了，忙得每天回家都过了吃饭时间，过了吃饭的时间她就吃几口剩饭剩菜，反正奶奶、我妈会为她留饭留菜。李将军看着吃饭的何秀梅，见她一身干部模样，笑笑说：“秀梅，工作是要干，婚姻大事也不能耽搁啊。”秀梅说：“李伯伯，我人都老了，还结什么婚啊?”李将军说：“你要说老了，我们不更老了?你怎么不结婚啊秀梅?”秀梅把一坨红烧肉咽进喉咙，“也没怎么，就是不想结婚。”
何秀梅其实很想结婚，只是她走不出那个“怪圈”，那个怪圈好像一个无形的铁环，将她框在铁环中。她也跟我妈一样入了党，如今是学校校长，她更不愿意把她过去所受的侮辱讲出来，而不讲出来，她又觉得自己对不起李文华，但讲出来她又觉得自己没脸活在这世上。所以她就拖着，仿佛要与李文华比，看谁不结婚的毅力更大一些似的。李文华仍然是一个月给她写封信，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她也每个月回封信，说另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过去，她收到李文华的来信，总是猜测信中说了些什么话，然后再打开看。现在，她不再猜测，因为信里再也没有让她激动的内容。她生就的小姐脾气和高傲的天性绝不会让她在信中说上一句乞求的话，尽管她想结婚有时候想得要命，当她看到一对年轻夫妻手拉手地在街上漫步时，会陡生嫉妒，就会想到自己和李文华，就想要是她回家能见到李文华该有多好。可是当李文华回来接母亲时，她却害怕地躲藏起来，躲在学校里不敢回家，直到晚上十点钟，她才心虚地溜回家。李文华见她回来就关门，便困惑地敲开她的房门，想与她说说话，她却用自己听见了都十分陌生的冷静得不能再冷静的声音说：“文华，有事，明天再说好吗?”然而，第二天，天还没亮，李文华还在梦中，她就拉开门，果断地溜出去。直到李文华不再奢望地带着母亲离开，她才如释重负地回到家，却躲在房里为自己的懦弱大哭一场。
爹对何秀梅的婚姻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年龄这么大，还嫁谁啊?爹一度也很急，还批评过秀梅，想让她嫁给李文华，但秀梅迟迟不肯嫁，爹就死了心。现在爹反而不急，对李将军说：“随她吧，路都是自己走。”我岳父看着何秀梅，还看着李将军和我爹，岳父也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没有人可以看见未来。”岳父胆子变小了，我真不知他老人家当年是怎么革命的!岳父一看见当官的人就敬畏，看见着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人就谦让。我有时候觉得我岳父活得很自卑，不像一个男人而像一条遭人嫌弃的老狗，当然这样想，对我岳父是大不敬，但这种思想一旦形成，就挥之不去了。
有天，在岳父家里，我问岳父当年为什么革命，那么多人没去革命，他为什么要革命?岳父就下意识地摸着自己脸上那条老得与皱纹混合在一起的刀疤，陷入深度的回忆，说：“当年你爷爷喜欢雁军，不喜欢我，嫌我练功不用功。”岳父把他之所以去革命的原因归咎在我爷爷身上，说了他脸上那条伤疤的起因，“要是当时你爷爷护着我，我也不会去革命。”我又问岳父为什么半途退出革命，岳父又跌入痛苦之中，“蒋介石、何键当时下那么大的死力要剿灭共产党，”岳父说，“谁知道会有今天啊?当时很多人都动摇了，跑了，不只是我一个人。”岳父睁着两只迷茫的眼睛望我一眼。其实，岳父骨子里是个机会主义者，他后悔不是因为自己没坚持革命的理想，而是因为自己没把握住机会。那天我岳父说：“要是我当时没负伤，我可能跟着毛主席长征了，这是命，命里我没有这个福气。”
五十二
何白玉长成个青年了，已学了一年半厨师。何白玉是何家后代里长得格外高大的一个男人，竟长到家族里无人企及的一米八六的高度，一双大脚、一双大手、一张大脸，两只鼓眼睛，真不像何家子孙，倒像个彻头彻尾的外星人，只是在他两片厚厚的嘴唇上，飘着几丝隐约还能体现何家特征的居高临下的嘲弄。爹虽然没加入共产党，却成了共产党体系里的一个符号。有天傍晚，他对身材高大的孙儿说：“你要好好表现，好好洗刷错误，争取早日入党。”白玉笑着摸下自己的飞机头，“放心吧，爷爷，我会好好表现的。”坐在一旁的何秀梅瞟一眼在她眼里思想下流的侄儿，用她时常采用的激将法大声说：“白玉要是能入党，我把何秀梅的名字倒写给他看。”白玉睃眼姑妈，对他爸妈和我们说：“你们都听见小姑妈的话了吧?我会要小姑妈把名字倒写的。”他自信地说：“我不但要入党——”他突然记起监狱里的有天半夜，他梦见熊熊大火——梦做得那么真实，他在火海中焦虑地寻找一个什么人，并将一个个倒在火海中的人拖出火海——醒来后，他觉得奇怪，自己竟在梦中感觉到了大火的灼热，并梦见自己救了七个人，成了英雄。他想起这个梦，便充满自信地补一句：“说不定我将来还有可能变成英雄。”秀梅鄙夷道：“别做梦了，你这样的人也配成为英雄?除非青山街的房屋都垮了。”白玉盯着姑妈，半天没说话。
还在五年前的秋天里，一个灰暗的星期五中午，一个脸上长着颗肉痣的中年男人着蓝色秋裳，表情冷淡地走进青山街三号，望着我爹说：“您是何白玉的爷爷吧?”爹点头答：“我是，您是——”中年男人说：“我是何白玉的班主任，姓高。”何白玉这年进高中了，一张尖脸，高高瘦瘦。高老师一副看我爹不起的样子，绷着脸说：“何白玉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让班上一个名叫孙燕的女同学怀了孕，孙燕的母亲找到学校，要求学校严肃处理。”
当时一家人刚吃完中饭，碗筷还没收拾地坐在客厅歇饭气，我爹妈和大哥、玉珍都瞪大了惊讶和羞愧的眼睛!白玉还是个学生呀，谁也没把他当男人看，这简直太荒唐了!爹当即满脸通红，仿佛是自己做了错事似的，他看一眼大儿子，大哥也满脸绯红，因为大哥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儿子会做出这等事。爹问：“白玉呢?”高老师回答：“孙燕的母亲告到派出所，上午派出所的人把何白玉带走了。”高老师说完这些，古怪地一笑，走了。一家人面面相觑，这事太突然了，真让全家人匪夷所思!大哥的手握成拳头，砸向桌子，嘭，桌上的碗筷吓得都跳弹起来，有几根筷子因从没受过这样大的惊吓，索性掉到地上，好离我大哥远点。我妈拣起筷子，边说：“胜武，你也不要生这么大的气，白玉还是个孩子，重在教育。”爹觉得这事很龌龊，说：“把人家姑娘的肚子搞大了，这怎么对得起人家父母啊?”玉珍紧张极了，望一眼大家问：“那现在怎么办?”秀梅尖声说：“派出所会处理的。”爹、我妈、大哥和玉珍就同时望着秀梅，秀梅愤愤地说：“你们没发现?他小小年纪，把头发烫成个飞机头，还只十五岁就这么爱漂亮，这不会出问题么?”
那个秋天的下午，玉珍去了学校，学校里的人见玉珍是何白玉的母亲就都走过来看，仿佛我大嫂是从外星来的异物。学校教育处主任是个女人，与玉珍年龄相仿，她很鄙夷衣着朴素的玉珍道：“孙燕的父亲是老红军，参加过长征，现在是W厅厅长，她妈是处长，官都很大。你儿子竟把红军女儿的肚子搞大了?人家家长十分恼火，要枪毙你儿子呢。”玉珍马上讲狠话道：“枪毙最好，这样的人留着是个祸根。”教育处女主任见过当妈的讲狠话，但没见过当妈的如此愤怒和无情，反倒没那么刻薄了，说：“枪毙何白玉不是学校的事，这要由法院和公安机关定，你去派出所打听吧。”玉珍本来想代儿子做一番检讨，见这些老师都把她当坏女人看，就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于是她朝派出所奔去。
派出所的所长接待了玉珍，他已经审问过何白玉，说他知道我们家的事，因为他爹曾是我爹的部下，抗日战争时期战死在黄土岭，但他说他对何白玉一事爱莫能助。他打个嗝，摸着自己牙神经痛的那半边脸，“据你儿子交代，两人一起读的小学又一起读的初中，两人于八月里前后有过三次性行为，都是在孙厅长家……这样说吧，孙厅长的女儿也有责任。”玉珍不知道派出所所长说这番话的意思，盯着所长。所长并没有完全站在孙厅长那边，替她分析说：“如果只是发生一次性行为，是可以视为强迫，在不同的时间发生了三次性行为，加上他们又同学多年，那就是女孩子自愿的。何太太，那女孩子发育也较早，女孩子自己也承认与何白玉前后有三次性行为。”玉珍听所长这么说，感觉所长是站在不偏不倚的位置上，不像学校的那些老师，仿佛她的儿子是个大流氓。她感激地看着所长，请求说：“我能见我儿子一面吗?”所长对手下说：“带她去吧。”
何白玉被关在一间潮湿阴暗的房子里，就关着他一个人。他妈走进去时，何白玉看见妈就欣喜地叫道“妈”。玉珍似乎直到今天才发现，儿子长得比她高出足足半个头。玉珍抬手扇儿子一耳光，恨骂道：“你个下流东西，怎么不死?你把我和你爸的脸面都丢尽了，还有脸叫妈?!”何白玉颓然坐下，玉珍看着儿子，儿子的身高已一米七好远了，发育得是有些超常。“你怎么能跟女孩子干那种事?你怎么不一头撞死?!”玉珍说完这话，将一张冷冰冰的脸一扭，走了。玉珍很自责，对大哥和我妈说：“我也有责任，我只顾工作，哪里管过白玉啊。”大哥也觉得自己有责任道：“我事事都由着他，没想到他会变得这么坏。”奶奶倒没有爹和大哥他们急，反倒天真地说：“把那孩子生下来就是了。”
孩子当然从那个叫孙燕的女学生的肚子里打掉了。女学生转了学，何白玉却被学校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所接受劳动教养两年。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大人们都热情高涨地忙着建社会主义，年轻人也效仿大人，一心向上，何白玉居然做下那种事，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老实说，如果何白玉不是个十五岁的少年，那就有可能被判重刑。一家人都觉得这是何白玉自找的，回忆起何白玉，都觉得这孩子从小就四肢发达，体格健壮，却没长多少脑髓。玉珍去了趟劳教所，因为奶奶说“不能因为孩子犯了错误家里人就不管”，又说如果是农村，这也不算什么错误，以前，她做姑娘的时候，农村里，十五六岁就结婚生子的，有的是。奶奶见全家人都无动于衷，她亲自下厨，炒碗香喷喷的辣椒豆豉鱼和一大碗红烧肉，准备自己去看重孙儿。玉珍当然不会让奶奶去，就拎着奶奶准备的食物，去了劳教所。
劳教所在郊区，那天下着冷雨，玉珍赶到劳教所时已是九点多钟，由于雨很大，路又不好走，裤脚都打湿了且一脚的泥。劳教所的干部接待了她，其中一个三十出头的干部看见她就起身对她笑。玉珍见他的笑容很友善，却想不起他是谁，也对他笑了下。劳教所的干部说：“何夫人，不认识我了?”玉珍听他叫“何夫人”，吃了一惊。那劳教干部说：“十多年前我是何军长的警卫，姓宋。”玉珍说：“哦。”宋干部问：“何军长还好吗?”玉珍答：“我公公还好。”宋干部说：“您是来看何白玉吧?”玉珍点头，宋干部就带玉珍去一间宽大的教室，那教室已不是教室，而是劳教人员劳动的室内工间。一拉开门，一教室的人，都剃着光头，着一色的蓝棉袄，全埋头在自己的课桌上粘贴火柴盒。宋干部指着一隅对玉珍说：“他坐在那里。”玉珍朝宋干部指的方向看去，就见儿子正低头贴火柴盒，把印着工农兵的小图片贴到火柴盒上。宋干部叫道：“何白玉。”
何白玉一转头，看见妈，忙起身，走拢来。玉珍看着儿子剃着光头，脸色灰暗，脸上还有些青春疙瘩，便跌下脸说：“白玉，你要好好改造。”宋干部责备地盯着何白玉，“看见妈也不叫声妈?”白玉就叫了“妈”，宋干部说：“下这么大的雨，天又冷，你妈还特意赶来看你，你要努力改造思想。”白玉忙点头。玉珍把拎来的食物递给儿子，儿子一打开装着红烧肉的铝盒子，眼睛一亮，也不管妈和宋干部，把贴火柴盒的右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抓起一坨红烧肉就往嘴里送，那肉上凝着猪油，他又抓起一坨红烧肉放进嘴里，一边舔着粘到手指上的猪油。宋干部说：“何白玉，把东西都收好，回去做事。”何白玉在宋干部面前很听话，抱着东西向号子走去。玉珍回到家已是吃中饭的时间，她对爹说：“劳教所里有一个姓宋的干部，说他十多年前是您的警卫。”爹回忆不起来，因为十多年前他有一个营的警卫，四五百官兵，除了营长、连长，连以下的士兵，爹基本上没有记忆。
何白玉在劳教所里只待了一年零三个月就放出来了，这是他有一个当副省长的叔爷爷，副省长的叔爷爷与公安厅厅长一说，何白玉就出来了。何白玉出来后就整天在家里玩，要不就趴在床上睡觉。爹本来想找李文华，让这个体格健壮的孙儿去当兵，但一打听，判过劳教的青年部队不要。爹不希望他这个孙儿整日游荡，就跟他二弟商量。二叔当然不会不管，他给这个侄孙儿谋了个工作，在农业厅的招待所跟厨师学艺。这已经够给何白玉前途了，那个特殊年代，很多从劳教所里出来的人，一般都在街道上做临时工，有关系的或好一点的，也只是进某区办工厂下苦力。奶奶一直器重她这个重孙，自然也关心她重孙儿的前途，奶奶说：“白玉，你劳教过，更要表现好。”奶奶也有政治觉悟了，判断事物也是站在爹和秀梅的立场上，但奶奶比爹和秀梅对白玉更有信心，在奶奶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怎么看何白玉都是一块金子。奶奶用充满热情的语气，很肯定地大声说：“我白玉的前途，一定会很大很大。”大家都笑，笑声中秀梅想起她姐，说：“昨天晚上我梦见了家桃。”
家桃有两年没来信了，家里人都牵挂她。一是家桃小时候很懂事，留在一家人的印象里是个漂亮、温柔、贤惠和又能吃苦的姑娘;二是大家心里都清楚，郭铁城打成了“右派”，她的日子再好也不好哪儿去。因现在已没那么多人缠着秀梅，李文华的来信也写得草率或简短，不需要她用大量的时间写回信，因此她能腾出时间想别人了，她说：“我想去看家桃。”第一个响应的是何白玉，“小姑妈，我也想去。我还真想大姑妈。”
姑侄俩真正把这话付诸行动，是七月份的事。七月里，学校放暑假，秀梅没事了，就去火车站买了两张去郴州的火车票。晚上，白玉回家，秀梅把票递给白玉，说“你去请假吧”。白玉因讨厌整日围绕锅灶打交道，打着二叔爷爷的牌子，把自己调到农业厅下属的农业机器厂，成了名钳工。白玉拿着火车票，当晚就去找他的车间主任请了假。姑侄俩于第二天一早坐火车到郴州，再从郴州坐汽车行驶一个多小时才到达资兴县城。资兴县城确实如家桃信中所说，在半山腰上，有一条清洌的河水从县城里缓缓流过。
姑侄俩按家桃来信的地址沿途问一个个资兴人，终于在傍晚时分走进了家桃的家。尽管姑侄俩知道，何家桃是跟着“右派”丈夫一家来改造思想的，何家桃写信肯定是拣好的方面说，然而见到家桃的生活，与想象还是出入很大。一间破房子，房子的一边墙还打着撑桩，不然那堵墙不定哪一天就会垮。房里摆三张床，床上的蚊帐全是补了又补的。一张桌子，脚脱了，用砖头垫上。桌子上摆着热水瓶和几只杯子。一个大柜，很旧很破，柜门因坏了斜放在地上。再就是几张破椅子。锅灶都挤在门旮旯里，因而室内被油烟熏得乌黑的，蚊帐上都悬浮着油烟尘。“大姐，”秀梅一眼就认出正弓身择菜的家桃，家桃听见秀梅叫大姐就直起身，“秀梅，”大姐说，接着她看见白玉站在门口对她笑，大姐疑惑这个高大的青年是谁，白玉叫了声“大姑妈”。大姐说：“你是白玉?长这么高了?”
家里有两个孩子，郭香桃正趴在桌上做作业，在县城中学读书。郭承嗣坐在他那张破床上看一本连环画，那是一本说岳飞故事的连环画。秀梅和白玉走进这间破烂房屋时，郭铁城还在打扫公厕。郭铁城的妈睡在床上，她病了，患着恼人的风湿病，膝盖肿得比馒头还大。她坐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你们来了。”家桃让女儿和儿子分别叫秀梅“姨”，叫白玉“哥”。两个孩子脸上都没有喜色。郭香桃穿着她父亲的白汗衫，一条灰色裤子，尽管这身破旧衣裤实在无法衬托她的美丽，但也掩饰不住她的漂亮。她长着一双眼皮双得很好看的眼睛，鼻梁挺直，一张略微瘦削的瓜子脸蛋似有些苍白，但脸的轮廓却俏丽迷人。郭香桃很懂事地起身，为姨和表哥洗杯子，倒了两杯放了解暑药的凉开水，端一杯给秀梅又递一杯给白玉。郭承嗣打个赤膊，一看就有些发育不良，一脸土色，很瘦，两边的排肋骨一根根很现形地杵在腹部上，穿一条手缝的白粗布短裤，两条腿如两根柴火棍样安在他的髋骨上。他有些像女孩子样羞涩，目无定所，你看他时他忙怯懦地把目光移开。家桃说：“叫姨呀，傻孩子。”郭承嗣才勉强叫声“姨”，家桃说：“还有表哥你没叫呢。”郭承嗣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表哥”两个字。白玉觉得表弟不但胆怯，还有点发育不全。门口有卖冰棍的经过，秀梅叫住卖冰棍的，买了五支冰棍，她见郭承嗣撕开冰棍纸，吮冰棍时那副异常兴奋的馋相，就明白这个侄儿怕是很少吃冰棍，又走出门买来四支给她姐弟俩吃。
天完全黑下来时，郭铁城才回来，身上有大粪臭，可能是拖粪时有粪便溅到身上了。他很高兴，“今天我的左眼皮直跳，原来是你们来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劣质烟，放到桌上，笑呵呵地对白玉说：“抽烟。我去洗个澡。”家桃早为他准备了一壶热水，他提起那壶热水和半桶冷水，去了公厕，在公厕里臭烘烘的走道上洗澡。他洗澡回来，身上仍有一股淡淡的臭气，估计是公厕的臭气在他身上萦绕不散。
吃饭就三个菜，一个酸菜、一个白菜和一条咸得苦的腊鱼。秀梅没看见家桃的公公，便问郭铁城，郭铁城很平静地告诉秀梅：“一九六○年过苦日子时，家里没吃的，爸为了不让孙女和孙儿饿肚子，自己喝水充饥，得水肿病死了。”白玉在火车上听秀梅说过一大堆大姑妈家的事，就没大没小地笑道：“姑爹，你爸在解放前是个大资本家，想不到到头来却是活活饿死，真是天大的笑话啊。”郭铁城悲伤地摇下头，秀梅没说话，想这个当年很有钱、家里人客不断且餐餐大鱼大肉的郭兴南，临了却饿死在床上，这不是个讽刺?
大姐与大姐夫睡一张床，郭香桃与郭承嗣姐弟俩睡张床，一人睡一头，郭母睡张小床。大姐家是没法睡的，好在秀梅早想到这些，带足了钱粮。吃过饭，大姐带她和白玉去一家旅社开间双人间，一人睡张床。旅社的负责人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大姐说：“这是我亲妹妹，这是我亲侄儿。他们是姑侄，特意从长沙来看我。”三个人走进房间，在两张床上坐下。离开破烂不堪的郭家，秀梅才开口说：“姐，没想到你的日子过得这么苦。”大姐一脸凄凉，隔了片刻说：“我如果在信中诉苦，不是打自己的嘴巴?当年我嫁给郭家，哪里会想到这个结果?”秀梅看着姐，姐老多了，皮肤已没了当年的光泽，有点像她们的妈了。秀梅动了恻隐之心，声音里就含着怜悯，“跟我们回长沙吧，姐?”家桃一脸忧伤地摇下头，“现在一家人全靠我，我要是走人，这个家会垮。”家桃说：“香桃读初中，承嗣读小学，我在针织厂织衣，下班回家就要浇菜。我种了好些蔬菜，只要有空地我就种菜，菜都种到隔壁家和公厕边了，白菜蕹菜丝瓜南瓜茄子辣椒，蔬菜不要掏钱买。晚上就在家剥花生。”她把一双手展示给秀梅和白玉看，“你们看我的手，这都是握锄头和剥花生剥的。”她的两只像老农民样的手，既粗糙又长着一个个硬茧，“我如果跟你们回长沙，这一家人都会饿死。”秀梅很佩服家桃一个人挑着一家人的担子，“姐，你真了不起。”
白玉见大姑妈一家人的生活落魄成这样，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既寒心又悲愤，拳头都捏紧了，好像要打人似的盯着大姑妈说：“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大姑妈?”家桃看着侄儿，表示感谢说：“谢谢。县里不像大城市，右派就是坏人，管得很死，你们帮不了我的忙。”白玉打了床铺一拳，那一拳力量有点大，床板发出一声惨叫，震裂了。秀梅和家桃同时盯着白玉，白玉扯开草席看，床板被他一拳砸烂了，他把草席放下说：“我回去后跟叔爷爷说，叔爷爷肯定能想办法。”家桃变得同她妈一样固执和坚强地摇手道：“千万别让我二叔沾上我们郭家的边犯错误。郭家倒了大霉，别再连累我二叔。”家桃把自己镶在“郭家”上了。她把疲劳的目光投到窗外，窗外是七月里灰暗的天色，一股山风吹进来，抚动着她额头上散乱发干的头发。她脸色忧伤和诚恳地看着白玉，“我二叔是革命派，郭家是右派，下面的人会拿这事做文章，我还没倒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那天晚上，白玉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有一股无名的怒火，手就捶着床。天热得很，尽管山城的夏天不是很热，但白玉心里为大姑妈的境遇窝着火，就燥热。秀梅说：“怎么啦?”白玉说：“我想为大姑妈家出口气。”秀梅看着她这个身材高大的侄儿，想她这个侄儿脑袋里可没有道德之弦，是一头猛兽，走路时一双四十五码的大脚噔噔噔噔，落地铿锵有声，看人时目光很凶。秀梅想起家桃的生活如此困苦，还死要面子，在信里说“我一切都好，请你们不要挂念”，心里也极不好受，她索性坐起身问白玉：“你有什么办法为你大姑妈家出气?”白玉破罐子破摔道：“我反正劳教过，档案里已记了一笔，我要报复害大姑妈一家的人。”白玉说完这话，下定决心地盯着秀梅，“小姑妈，我明天一定要问大姑妈，是谁把她一家打成右派的。”秀梅怕侄儿搞出无法无天的事来，制止说：“你不要搞歪门邪道。”
次日一早，秀梅和白玉又到了家桃家，家桃一家人吃着稀饭，没任何下稀饭的菜。郭铁城吃完稀饭，拿着扫把和肮脏的塑料袋出门了，他有六个公厕要打扫。郭香桃和郭承嗣放假了，姐弟俩都乖乖地坐在房里剥花生。婆婆的风湿病发了，下不了床。秀梅和白玉默默地看着香桃和承嗣剥花生，香桃剥得快一些，承嗣剥得不急不慢和没精打采，那瘦骨嶙峋的样子，实在让人可怜。秀梅就帮他姐弟俩剥花生，边问他姐弟俩话。
家桃去请了假，一会儿折回来，也忙着剥花生。白玉瞪着大姑妈问：“大姑妈，当年把大姑父打成右派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家桃不解地望着白玉，白玉说：“我想了解一下。”家桃就把目光投到门外，门外有一株歪脖子柳树，柳枝在山风中飘摇，有一条狗跑过。家桃说：“那人姓赵，是油漆厂的工会主席。”白玉说：“他恨大姑父?”家桃鄙视地说：“这个姓赵的工会主席很坏，曾经想调戏我们家的女佣，那个照管我们家承嗣的小吴。承嗣两岁后，小吴就去油漆厂上班，但还住我们家。有一天，我见她在房里哭，问她，她告诉我工会赵主席想跟她做那种事，把她按在工会的桌子上。过了几天，赵主席又调戏她，我就拉着小吴去找赵主席，警告他再敢调戏小吴，我就去派出所告他。”秀梅鄙夷地冷笑一声，“这样的人怎能当工会主席?”家桃拢下鬓角，因为缺乏营养滋润，那头发就干燥。白玉望着家桃姑妈，家桃姑妈那张曾经很漂亮的脸变成了饱经沧桑的苦脸。白玉说：“大姑妈，我会帮你出这口气的。”家桃叹口气，“铁城打成右派后，也有人同情铁城，就背地里告诉铁城，局长召集的那个会上，赵主席往铁城的头上扣屎盆子，说坏话。”
郭铁城很瘦，一脸土色，境遇把他年轻时令我大姐着迷的风流倜傥的相貌改变了，变得猥琐起来，年轻时常挂着两撇笑的嘴角，如今只有几条邋遢的皱纹。他把扫把和塑料桶放在门外，对秀梅和白玉说：“真对不起，家里连招待你们的东西都没一点。”秀梅已拿了他家的肉票称来几斤猪肉，家桃正站在案板前起劲地切肉，把肥肉和瘦肉分割开，家桃说：“今天有肉吃。”郭铁城笑了下，笑得很古怪，笑完后脸上的表情又迅速凝固了。郭承嗣走过去看母亲切肉，脸上是那种急切的表情。家桃说：“今天有肉吃，你要谢谢姨。”郭承嗣羞怯地看眼秀梅，姐姐抢在弟弟前面说：“谢谢姨。”秀梅听侄女这么说，辛酸得眼睛都湿了。
吃饭时秀梅和白玉都没吃肉，就吃点白菜和家桃学本地女人做的酸黄瓜，因为两个孩子嘴里吃着肉，眼睛还盯着碗里的肉，这让秀梅和白玉都不想朝那只碗伸筷子。家桃说：“你们吃肉啊。”秀梅答：“让两个孩子多吃点，我们在长沙经常吃肉。”
吃过饭，有一段空闲时间，白玉不相信地瞪着郭铁城问：“大姑父，你们家曾经那样有钱，就没留一点家底?”郭铁城不说话地起身，打开那破大柜的抽屉，找出那张牡丹牌烟盒纸递给白玉看，“家底变成了这张烟盒纸。”家桃要把烟盒纸放回去，白玉向家桃要这张牡丹牌烟盒纸说：“给我，大姑妈。”郭铁城看着白玉，白玉却把烟盒纸放进衣服口袋说：“我来帮你查，如果李书记和那个保卫股长敢贪污你家的金银，我要他们好看。”郭铁城就点头说：“那你拿去，反正这对我们也没用。”白玉很气愤地说：“大姑父，你们好欺负，我何白玉不好欺负。”郭铁城和家桃都望着白玉，白玉年轻，目光里就夹着火，一张宽大的脸庞上，脸色却格外冷静和坚定，“我会帮你们出这口恶气的。”
何白玉不是那种只说不做的人，他天生就是干特务的料子，这个只读了初中的青年，在劳教所的一年多里别的东西没学，唯一学到手的东西就是报复。同囚室里，就有几个因报复他人而被送来劳教的，在囚室里并不因自己报复他人而后悔，而是为自己报复别人时手段不隐蔽且被抓了而痛心疾首。白玉体内的雄性荷尔蒙很多，那些东西在他身上横流，使他可以废寝忘食地干他想干的任何事情。他很快就侦察到工会赵主席每天晚上八点多钟会上一趟公厕，公厕离工会赵主席家五十米远，公厕里有一排茅坑，十来个，工会赵主席每天这个时候会上公厕拉泡屎，然后回家睡觉。摸清这个规律，何白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了厂里的一根螺纹钢，接着他拿小时候玩的弹弓，趁没人时一弹弓把电灯泡打碎，于是男厕这边就黑乎乎一片。何白玉之所以这样做，是要让工会赵主席挨一铁棍后，不明白谁暗算了他，从而再去害别人、再去结仇。
那天晚上下着雨，一下雨，人都进了屋，世界就变得冷漠。八点钟还不到，何白玉先一步迈进公厕，公厕里有个男人在拉屎，何白玉也装作拉屎。男厕所里黑乎乎的，很臭，何白玉捂着鼻子呼吸。又有两个小孩子跑来撒尿，小便一完，两个小孩迅速离开了。跟着，那个拉屎的男人解完大便，吹着口哨走了。男厕所里就只剩了何白玉。不一会儿，又有两个男人打着伞跑来小便，跟着又安静了。何白玉继续等着，又等了几分钟，等来了矮矮胖胖的工会赵主席。工会赵主席划根火柴，见一处茅坑还干净，就站上去，解皮带，拉下裤子，接着又嚓的一声，一根火柴燃起一团黄火，工会赵主席点燃一支烟，让烟雾驱赶厕所的臭气，边拉屎。何白玉起身，走到工会赵主席前，见工会赵主席没在意地低头抽烟，抬手一铁棍砸在工会赵主席的脑门上，只听见厚实的嘭的一声，工会赵主席连哼一声也没来得及就一头栽在肮脏的茅坑板上。何白玉却迅速溜出公厕，撑开黑布伞，大步而去。
次日是星期天，何白玉一脸神秘和紧张地把我拉到他房里，“叔叔，”他说，“我下手太重，不晓得是不是把工会赵主席打死了。”我望着他，“你真干了?”何白玉点点头，“昨晚他蹲在茅坑上屙屎，我在他脑门上打了一铁棍，那一铁棍打下去时，感觉到他的头骨好像被我打碎了。”他说这话时模样很紧张，这就弄得我也很紧张。何白玉说：“叔叔，我记得你以前说，你有个初中同学在油漆厂，你帮我去打听一下，看赵主席是不是被我打死了。”我望着一脸苍白的白玉，想了想说：“现在不能打听，一打听，人家会怀疑到我身上。”何白玉掏出一包黄金叶牌香烟，递支给我，自己也跟着点了支。我等自己把心情调整过来后，交代说：“这事先不要急着打听，一打听就变成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更不要跟别人说，公安局的知道了，会是个大麻烦。”白玉说：“绝对不会。”
工会赵主席并没在那一铁棍下丧命，但那一铁棍把他的脑子打乱了，把他大脑里的记忆仓库打塌了，使他永远也想不起过去的事和过去的人了，并且把他的智力打到了小学一年级的水平。半年后，他从省人民医院里出院，厂里人到他家看他，他只能咧开大嘴傻笑，然后问：“你是——”那“是”字拖得很长，因为他实在想不起来者是谁。这自然是半年后，我积极性很高地发动了一个初中同学聚会，煞有介事地跑到油漆厂，通知我的初中同学，闲聊中，初中同学把他们工会赵主席被人打成傻子的事当笑话告诉我的。我松口气，把这些话传给白玉，“算你走运。”白玉体内那颗悬了半年多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五十三
何白玉一放下思想包袱，就把他的女朋友带回家，让女朋友来认识他爹妈。那是个星期天，太阳是淡绿色的，把连续十多天下雨下得阴霾霾的长沙的气温，从零上几度提升到十几度了。何白玉的女友就没穿棉袄，穿着毛衣和浅紫色罩衣，人就显得娇小、苗条，一张脸上挂着几丝羞涩。爷爷老了，怕冷，坐在客厅里烤炭火，奶奶也坐在客厅里，没烤火，只是坐在沙发上看着门外。“这是我老爷爷和老奶奶，”何白玉对他的女友说，指着从房里走出来的玉珍说：“这是我妈。”何白玉的女友就羞怯地叫了老爷爷老奶奶和姨，脸上一边呈现一抹姑娘的羞赧。她比何白玉大两岁，是一位崇拜革命但没赶上革命年代的建筑公司的女工，姓刘，住在何白玉师傅家隔壁，一听说何白玉的叔爷爷是革命烈士，立马就对何白玉十分有好感，因为她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有一天，何白玉去师傅家帮师傅做煤球，小刘和他谈五六十年代出的革命斗争小说，何白玉大笑说：“我家一家的革命者，我几个叔爷爷，每个人都是一本活生生的革命斗争史，我还看那样的小说?”小刘姑娘听了这话睁大被革命的火焰燃烧得很炽热的眼睛，“那你给我讲讲你三个叔爷爷参加革命的故事?”
何白玉当然讲了，他可不会放过卖弄的机会，还添油加醋，听得小刘姑娘神魂颠倒，看何白玉的目光不再只是敬重，渐渐地产生了爱慕。“我三叔爷爷在朝鲜战场上，一枪打死五个美国鬼子，当时美国鬼子正在排队，我三叔爷爷的枪里装的是穿甲弹，那还不一枪击毙五个?”他瞎吹说，脸上快活地笑，“我三叔爷爷是烈士中的烈士，我家的大门上还钉了块‘烈士军属’牌，不信，你可以来我家看。”
那天，小刘姑娘就是来瞻仰“烈士军属”牌的，当然看见了。小刘姑娘一吐舌头说：“你们家真出了个革命烈士呀。”有着革命情结的小刘姑娘就更喜欢身材高大的何白玉，觉得自己可以向何白玉托付终身，因为嫁给革命烈士的后代是她的首选目标。在她情感荒芜、空虚和压抑的心里，只有跟革命烈士的后代同桌吃饭同床睡觉，才会有安全感和神圣感。
小刘的生父解放前是旧政府的一个官吏，小刘是她父亲的姨太太所生，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时她父亲被当时的长沙市军政府镇压了，这让小刘有很多年在那条街上和学校都抬不起头来。直到她十三岁，小学毕业后进了初中，同学不知道她家的底细，她才缓过一口气来，才开始长身体，长到一米五八就打住了。初中毕业后，她在家里待了两年，正好市建筑公司招工，街上没有几个女孩子愿意当建筑工人，她去当了。小刘骨子里是个梦幻型的女孩，她的梦恰好与她生父的梦相反，她希望自己是江姐或是刘胡兰。但既然战争结束了，她就只好退而求其次，找一个革命家庭，好改变她那悲愤的处境，让她家那条街上的邻居有一天对她刮目相看，尊重她、羡慕她，甚至最好是能嫉妒她。何白玉是她唯一接触到的家里有革命烈士的年轻人——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和端正、傲气的五官，以及他革命烈士背景的家庭，让她一眼就喜欢上他了。她比白玉大两岁，当然就比白玉成熟、热情和娇媚，也比白玉勤快。她一来就脱下干净衣服，走进厨房，帮着未来的婆婆为一大家人做饭菜。吃饭时，她笑容可掬地说：“我喜欢你们一家人。”
爷爷问小刘：“你在哪里工作?”小刘回答：“我在建筑公司上班。”爷爷说：“那主要是干什么工作?”小刘就端庄地回答：“砌墙。”爷爷“哦”了声。小刘身高一米五八，鼻子、眼睛和耳朵都小小的，为弥补这些“小”，她尽量把自己做得很大方。她跟大家说话，声音不单热情，还十分奔放，笑声还真的清脆、尖亮。吃过饭，她积极主动地为每个人倒茶，茶杯递到白玉父亲的手中时，她吐下舌头说：“何伯伯，您是我最佩服的人，我妈妈都知道您，您打死过很多日本鬼子。”这事，很多年里都没人提及了，大哥听着这话都觉得陌生，好像她说的是别人的事。“她是个懂事的姑娘，”小刘和白玉走后，大哥评价她，“我看可以。”秀梅发表自己的看法，说她觉得小刘文化低了，人也矮了点，将来会管不住白玉。我妈发表意见说：“现在谁还管谁?我看小刘手脚很麻利，人也懂事。”玉珍站在我妈这边道：“我也是这样看。白玉是要有个女人管，也该谈对象了。”
何军花来了，送营养品给爷爷奶奶吃，网袋里装着麦乳精、奶粉和一盒燕窝，军花在奶奶一旁坐下，奶奶就拉着军花的手边摸边说话。这个说一口普通话的姑娘，找对象成了件令人头痛的事，家里有一个大权在握的父亲，让她无形中对男人的要求就很高。她所在的省文化厅，有一个年轻的科长很喜欢她，可是只要她横那科长一眼，那科长心里就没底，就结巴。何军花不悦道：“我又不是母老虎，你怕我干啥?”何军花尽管不是母老虎，但她是高干子女，年轻科长要想在仕途上有所进展，就得仰仗她父亲，所以他怕她。
还有一个高中男同学追她，男同学身高一米七七，长相也帅气，但何军花觉得那同学没大脑，只晓得玩，就对那男同学不感兴趣。“他没志向，”她对她妈说。那男同学再打她家的电话，她就不接了。半年前，我妈跟她介绍一个这两年毕业的医院麻醉科的年轻医生，那医生长得也不错，是邵阳市人，军花只见一面就不愿再见了。军花说：“人还可以，就是说话难听死了。”我妈觉得军花眼界太高了，这样挑下去，八成会把自己“挑”成个老姑娘。
这天，何军花穿一件黑呢子夹克衫，里面一件白高领毛衣，脚上是一双黑高跟皮鞋，这在六十年代已经很时髦了。何军花尽管工作了，但她不要交一分钱给她妈，她的钱都用在穿戴上，打扮得鹤立鸡群。那个年代，一般家庭的子女都不敢这么张狂，穿着朴素得远看起来分不清男女，仿佛花枝招展就不健康，就是应遭批判的资产阶级情调。何军花除了有一个人人都知道的革命父亲，还有喜欢跟人对着干的脾性，所以只要是商店里有买的衣服，无论什么款式，她都敢买又都敢穿。大嫂看着何军花说：“军花，你越来越漂亮了。”何军花谦虚道：“是衣服漂亮。”秀梅那天也在家，她看着比她小整整十岁的何军花，头发烫成卷了，也夸奖说：“你是漂亮。”
秀梅不再那么光鲜了，也许是工作多，还也许是她不用化妆品，皮肤显粗糙了。过去，她那张脸总是白里透红，现在这张脸白还是白，却缺少那种鲜嫩的光泽，就哑白，不光亮了。前一向她回家，走到青山街街口，忽然遇到大雨，她站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避雨，居然没一个从她身边经过的打着伞的青年理睬她，见她孤零零地站在屋檐下躲雨，竟只是瞟一眼就漠然地走了。那天雨停后，她回到家里，看着镜子里自己这张不再年轻、活泼和迷人的脸，黯然地伤心了一晚。军花来，一是送营养品给爷爷奶奶吃，二是向大哥索要一幅百鸟图。她那幅百鸟图挂在闺房里，让很多人喜欢，就有一个女同事想要，军花便跟大哥说，大哥同意再绣一幅，这是三个月前的事。大哥已把百鸟图绣好，放在桌上，军花看着百鸟图说：“大哥，这幅绣得更好，我好喜欢的。”
何军花来我们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来看张桂花婶婶。像何军花这种眼睛长在脑门上、性格猛烈的漂亮女孩，是不应该对与她毫无关系的张婶婶好的，但当张婶婶从街上回来，何军花的脸上马上充满热情。张婶婶拎着个篮子，篮子里有几蔸大白菜和几个萝卜，军花笑着接过张婶婶的篮子，提着就往后院走去。大家都望着军花，连大哥都惊讶这个眼睛长在脑门上的军花竟会关心老人。军花把菜篮提进厨房，又一脸热情地走来，关心地问张婶婶：“您喝茶吗?”张婶婶说：“我口不干。”秀梅冷淡着脸，起身走开了。军花用甜蜜的笑容问张婶婶：“张婶婶，李军长来信吗?”张婶婶回答军花，“没来。”我们都举起脸，把目光投向南边。天上，一行大雁正向南方飞去，如果李文华军长来信，就应该是从南边来。
还在十月份，中国应越南劳动党的要求向越南派兵，增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报纸上大谈美帝国主义之所以侵略越南，其矛头是指向中国，把越南当做入侵中国的桥梁，因此中国责无旁贷地要帮助越南人民打击美帝国主义。十月里寒露的那天傍晚，有一辆军车驶到青山街，军车上先下来一个四十岁的军人，又下来两个腰间别着手枪的非常年轻英俊的警卫员，跟着才是张婶婶下车。张婶婶那天穿一身淡蓝色妇母装，脚上一双黑布鞋。奶奶大为高兴，“桂花，你回来了。”李文华滞后一步进来，爹一看有两名年轻警卫员跟在精神饱满的李文华身后，就估计李文华的军职不轻，“文华，你现在在军队是什么军职?”李文华不好意思回答，他的警卫员却说：“首长是我们军长。”
那天，还有一个人在青山街三号，她坐在葡萄藤下，眯着眼睛看李文华。她穿着天蓝色毛衣，毛衣在那个年代很贵，一般女孩子都舍不得花钱买来穿。天蓝色毛衣裹着她年轻、优美的身躯，使她的模样很休闲;头发扎成一把，从她左边的脖子后绕到前面，垂落在她饱满的胸部上;一张脸被天蓝色毛衣映衬得红润润的，目光有些迷惑、空洞又妩媚。她就是何军花，一个温柔、美丽、大方、自信又娇贵的女青年。她奉父亲之命，送营养品给爷爷吃。有一天，二叔来，爷爷居然想不起他了，问他“你在哪里工作?”二叔就去医院为爷爷开了些补脑的营养品，让军花送来。李文华吃惊地看着何军花，有一瞬，他还以为坐在靠椅上瞟着他的何军花是当年的何秀梅呢。李文华军长的眼睛并没花，男人四十岁还没到眼“花”的年龄，他当然认出何军花不是何秀梅，因为何秀梅没这么年轻，眼睛也没这么大，目光也没这么温柔、妩媚和炽热!自从一九四九年后，李文华回来，每次看见何秀梅，那目光都是冷的，仿佛有一股冷风从何秀梅的眼眸深处吹到他脸上，让他不寒而栗。
李文华军长对何军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你好像秀梅。”何军花不置可否，说：“李军长你好。”李文华军长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何军花。爹介绍说：“何军花，何金林的女儿。”李文华军长“啊”了声，伸出他的大手，两人的手一握就粘住了，彼此看着。李文华军长说：“军花同志在哪里工作?”何军花说：“我在省文化厅工作。”李文华军长说：“搞文化工作好，你具体干什么工作?”何军花说：“接待下面文化局来的同志。”李文华军长道：“接待下面来的同志要热情啊。”
直到这个时候，两人才注意到手还粘在一起，李文华军长松开他那只大手，何军花恭维道：“李军长好帅的。”李文华军长不是第一次听女人说他帅，在部队里，有女军人也殷勤地对他这么说过，但那时候李文华心里只装着何秀梅，就不愿意将感情乱扔，所以女军人说他帅，他只是一笑作罢。此刻，他盯着何军花问：“结婚了吗军花?”李文华军长自己都吃惊，他嘴里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个话题，这实在不该是他问的。何军花却挺直穿着天蓝色毛衣的娇躯说：“对象还不知在哪里呢。”李文华军长见的姑娘多了，心里从没起过波涛，这会儿他心里却嘀咕了声“她真漂亮”，这让他一悸，好像玷辱了谁一样，问：“秀梅呢?”
何秀梅是八点多钟回来的，身为校长，她又喜欢管事，要处理的事情就总是很多。待何秀梅回到家时，李文华军长与何军花已经像老熟人样有说有笑地打得火热了。老实说，何秀梅愣了下，但她很快就调整了表情，“文华来了。咦呀，张婶婶也回来了?”她说。张婶婶看着她笑，说：“秀梅啊，在成都的时候，我和文华天天说你呢。”何秀梅也一笑，“说我?我有什么好说的。”这句话也许是言不由衷，也许是出于醋意，因为她在说这话时又瞟一眼何军花和李文华，她看见何军花和李文华的目光对在一起。但她不是个把醋意放在脸上的女人，身为校长，她已经学会了克制。她在放下提袋的那一瞬，醋意也被她顺手塞进提袋，脸上就是高兴了。她走到桌前看给她留的饭菜，用夸张的声音说：“嗬哟，给我留这么多肉，我吃得完?!”玉珍说：“奶奶给你留的。”何秀梅故意提高声音说：“还有鸡腿，那我吃不完。我要夹出一些肉。”玉珍就去拿只干净碗来，何秀梅就把她认为吃不完的肉赶到那只碗里。何秀梅吃饭时，军花说：“秀梅姐，你好忙的啊。”何秀梅瞟一眼军花和坐在沙发上的李文华说：“当了这校长，忙得要死。”
李文华瞟着何秀梅，何秀梅比三年前他来接母亲去成都时胖些了，背上的肉似乎厚了一层。脸也没有何军花显得年轻。这些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两年他心里那股朝着她汹涌流动的热血，减少了，仿佛一口泉眼，由于树木被过多砍伐，正在一天天干涸。证明是他没收到她的来信，不再像几年前那么焦虑。这两个月，两人一封信也没通过。来之前，他想写封信，铺开信纸却不知道写什么，提起的笔又弃下了。“写什么呢?”他生气地想，“都是些老话，剩饭炒三遍狗都不闻，何况我已经炒几十遍了。”
来长沙之前的晚上，他望着成都夜空的月亮，忽然感到自己对何秀梅的那股热情渐渐消退了，犹如一张贴在墙上的红彤彤的喜报，贴久了，红色就褪去了似的。曾经发誓无论何秀梅到天涯海角他都要追寻到底的决心，也像一片枯叶样掉地上了，也许正被他那双四十四码的大脚踩着。这使李文华军长既深感惶惑又深感悲哀，自己发了那么多毒誓，写了那么多海枯石烂不变心的信，到头来，激情却一点一滴地从他的笔尖处流淌尽了，好像血流干了似的。李文华军长在何秀梅吃饭时，问何军花：“你在文化厅工作，按说找对象不难啊，怎么没谈呢?”何军花昂起脸说：“你不是也没谈吗?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李文华军长深有体会地点点头，望着何秀梅的身影，感觉她的身影像一只帆，正渐渐远去，不禁感叹道：“缘分没有，你再怎么下工夫，还是对面不相识。”何军花目光炯炯地盯着李文华说：“正是这样，我们厅有个科长，其实长得也不差，他对我有那个意思，我呢，对他却没一点感觉。”李文华听何军花这么说，联想到自己，暗想何秀梅恐怕也是对他没一点感觉，不然，怎么会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他?便深有感触地道：“是这样啊。”
何秀梅扭头看李文华说：“你今天来，事先没给我写信。”李文华解释：“本来想写，又想反正过几天就见面了，就没写。”秀梅看一眼李文华，也瞟一眼军花，见军花的目光如两只鸟一样飞落在李文华脸上，心里就冷笑，“你们谈，我去写总结，教育局的领导明天要看我的总结。”她拎着那只提袋，转身向自己房间走去。这么多年里，李文华的目光第一次没有追随何秀梅的身影，而是盯着军花。军花看出秀梅不高兴，但她没心思考虑这些，反倒热情地邀请李文华说：“你要是还有时间，明天上我家去玩?我会做红烧肉，我哥嘴最刁了，都说我的红烧肉炒得好吃。”李文华大笑，笑得很开心很爽朗，“我明天一定来。”
那天晚上，当爷爷奶奶、我爹妈和李文华的母亲相继睡觉后，李文华走进了何秀梅的房间，何秀梅还在埋头写学校的工作总结，门虚掩着，李文华轻轻地对她“喂”了声，何秀梅就放下笔。李文华瞟眼何秀梅的房间，一切布置都是他记忆里的那种老样子，三年半前，当李文华来接他母亲时，曾在这间房子里与何秀梅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那天是个星期五，晚上的风带点凉意，还夹杂着月季花的芬芳——窗台上，那钵月季花开得很鲜艳。谈话是这样开始的，李文华凝视着何秀梅说：“秀梅，我妈愿意跟我去成都，你也跟我去成都吧?”何秀梅浅浅一笑，“我走不开，学校刚开学，我又刚当校长，学校里有一大堆事要我处理。”李文华继续凝望着她，“我真的需要你，你对我很重要。”何秀梅感到幸福地点下头，“我知道，可是我真的一时无法脱身。”李文华犹豫着，不知道怎么开口，一张脸上既有很多赶也赶不掉的烦恼，又呈现着很多恳切，临了说：“我妈盼着抱孙子。”
何秀梅幸福得闭上了眼睛，但那只是一刹那，接着，她做出惊讶的模样看着李文华，“啊呀，你想要我做你们家的生育工具呀?你不觉得这样说，有点伤害我吗?”李文华事先是打了草稿的，把他想说的话和秀梅将回答的话反复思量过，还设计了下一句话怎么说，却怎么也没想到秀梅会这么回答他，这把他苦心想好的引入和对答的语句都击溃了!他一时语塞地脸红了，像小学生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一样。
李文华在军队里处理事情，从来都很果敢，一是一二是二，但在何秀梅面前，脑袋里从来都是混乱的，像一团糨糊。每次见面他都有一肚子话要说，可是一见面，那些话又好像在肚子里打了结，与肠胃纠集在一起，扯也扯不出来。回到部队，他一个人枯坐在寂寞的夜空下回想着他们的所谈时，他总是觉得自己这句话没说好，那句话也用词不当，因此他很郁闷、惆怅，甚至感到自己很失败，因为她比他历次战斗中攻克的堡垒都要坚固。隔了会儿，他回答秀梅：“我妈心眼儿实，想的就是这些。”何秀梅也停顿了下，“文华，我现在真不想结婚，你要是碰见合适的姑娘，你只管谈。”李文华垂下头，把他走进这扇门前准备的那句话很诚恳地吐出来：“我最敬重的人是你父亲，我最爱的人是你。”何秀梅感动地抓住他的手，“谢谢你最爱我，有你这句话，我很欣慰。文华，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我要嫁人，一定是嫁给你。”李文华听她这么说，激动得捂着脸哭了。何秀梅从没见过男子汉哭脸，心里也很不好受，觉得是自己害了他，耽搁了他的婚姻大事，便感到自己很对不起他地拿起手帕揩他的眼泪。李文华猛地攥住何秀梅那只温柔的手，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摩擦。那一刻，何秀梅恨不得把李文华搂到身上或倒在他怀里，对他倾吐衷肠，因为她的心狂跳不已地催促她表白，但她硬是把那颗狂跳的心摁下去，用冷静得事后自己都很感奇怪的声音劝告李文华说：“别这样，文华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一句“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把李文华满脸的热情击落了，就像当年何胜武一枪击落日本鬼子的轰炸机似的。
在李文华的记忆里，那天晚上他很可怜，还很软弱，竟然在比他小七岁的何秀梅的面前哽咽，这让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一想起来就觉得羞耻，就恨自己是个懦夫，不配享有爱情。此刻是十月的夜晚。李文华装高兴道：“还在写报告?”何秀梅活动着握笔握累的手腕，“有什么办法?我们区教育局的领导明天要。”李文华盯着她，扔一句表扬说：“你是我见到的最认真工作的女人。”他用了“女人”一词，何秀梅一愣，跟着一笑，“我也想轻松，但小学都不设副校长，只有一个教务主任协助我，学校里所有的事情都落在了校长身上。”
李文华不是来跟她说这些废话的，他望着她说：“我明天准备去军花家拜访下她父亲，我们一起去?”何秀梅心里想他终于对别的姑娘动心了，这可是最后一个在她身边徘徊的男人，她内心隐隐作痛，但她决定不再握着感情的缰绳不放，因为她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与他结婚。“我就不去了，你去吧。”她说，看眼窗外黑沉沉的天。这是十月里农历寒露夜晚的天，有北风徐徐刮来，吹得她一头秀发飘舞，还有一股淡淡的桂花香不知从何处飘来。她说：“你闻见桂花香吗?”李文华缩下鼻子，“是有桂花香，”他说，以为她要抒情了，就紧张和期待地盯着她，希望她能说点他想听的话。他今天故意跟何军花热情地聊，故意不用爱的目光看她，实际上是想用这种并不高明的笨办法刺激她，让她把埋藏在心里的话抖出来，但何秀梅只是抖了下肩，仅此而已，淡淡地说：“你去睡吧，我要休息了。”
李文华军长于第二天下午去了何军花家。高干子女何军花是从不屑为男人打扮的，多年来，在家里她都是穿松松垮垮的运动服，趿着一双旧拖鞋，懒懒的样子。但那天她却打扮得十分漂亮，穿着土红色的大披领西服，内里一件白高领毛衣，下身一条黑直筒裤，最关键的是，脚上是一双半高跟皮鞋，因而就高挑、袅娜。一早，她还去理发店卷了头发，从不抹口红的她那天居然涂了口红，还在脸颊上搽了胭脂。她从闺房里走出来时，她父亲竟一时没认出她来，认出她来后立即皱起眉头说：“怎么穿成这样?”军花说：“怎么啦?”李文华军长哈哈大笑，“何叔叔，女孩子爱漂亮是天性。”军花高兴了，马上还击父亲说：“人家军长就没你封建。”何金林批评她说：“你是副省长的女儿，出门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军花对形象的理解，不像她父亲那么朴素、简单，叫道：“爸，我哪里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了?”何金林对李文华军长说：“我军花被她妈娇惯坏了。”军花对她父亲做个鬼脸，坐到李文华军长面前，“我爸封建，我买双皮鞋，他也说是资产阶级，未必无产阶级就只能穿胶鞋?”
李文华军长在何秀梅面前是拘谨的，老担心自己会说错什么话，边观察何秀梅的脸色，边判断准备在嘴边的话说还是不说。但在何军花面前，李文华军长没这么多顾忌。他大笑，朗声道：“说得好，革命也不能只穿胶鞋革命。毛主席、周总理也穿皮鞋呢。”何副省长见这一男一女团结一致地对抗他，就笑笑问李文华军长：“李军长，是不是要去越南打美国鬼子?”李文华军长说：“我不去越南，我在朝鲜战场上打过美国鬼子，广州军区调我去研究作战方案。”何副省长深以为然地点下头说：“保家卫国要感谢你们。”李文华军长谦虚道：“都是革命工作。”何军花把保姆赶开，真的炒了碗红烧肉。吃饭时，她娇气地夹一筷子红烧肉敬给李文华，“李军长，尝尝我的手艺。”李文华军长把何军花夹的那坨红烧肉放进嘴里嚼着，称赞说：“好吃。”何陕北——这个靠着自己有一个副省长爹，如今在一家国营大厂当副厂长的青年，是个头脑清晰的明白人，他见妹妹脸色红润、娇羞，目光痴情地盯着李文华军长，就故意大惊小怪道：“军花，我从没看见你给谁敬过菜，你这是第一次敬菜给客人吃呀。”何军花脸红了，陕北望一眼妈——他妈很欣喜地看着这一切，胖脸上挂着母亲脸上才有的和颜悦色的笑——继续说：“妈，军花是不是第一次给客人敬菜?”他妈道：“军花还真是第一次给人敬菜。”
李文华军长吃过晚饭，还在何军花家坐了很长时间，先是跟我二叔聊，我二叔被人叫走后，他又跟陕北和军花聊，陕北接到一个电话走后，李文华军长便跟何军花聊。我二婶是过来人，见状，起身进了房间。偌大的客厅里，只剩了李文华和何军花。李文华不是个在女人面前会聊天的男人，这十多年里他为了表示自己对何秀梅绝对忠诚，除跟他母亲面对面坐着外，再没与别的女人单独相处过。当我二婶也走开后，李文华面对比他小十七岁的何军花，反倒局促了。这个在全军官兵面前很威严、说话滔滔不绝的李军长，在女人和爱情面前几乎是个白痴。何军花见他神色紧张、目无定所，自己也被感染得很紧张，不知说什么好。这种彼此忐忑不安的气氛持续几分钟后，李文华军长一抬头，见何军花正用那种能射穿他心脏的目光盯着他，不由得一惊，就有一种中了弹的感觉。他想到了逃避，因为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对他坚贞爱情的颠覆，忙起身说：“我走了。”何军花——这个大大咧咧、不把男人放在眼里的姑娘，第一次对一个男人嫣然一笑，并起身，用温柔的声音说：“我送你。”
两人走出来，十月的长沙，秋高气爽，气候宜人，省委大院是个安静的地方，因而凉风习习。两人走在静谧的林荫道上，何军花望一眼李文华军长说：“你会给我写信吗?”李文华军长想这么多年里他只给何秀梅写过信，这会儿他凄凉地感到他情感的船舶，正悄悄驶离何秀梅那处旖旎的港口，他既高兴，又感伤，突然回答说：“写。”何军花就高兴道：“我等你的信。”李文华军长没想到自己四十岁了还能吸引这个比他小十七岁的姑娘。他早已赌气地下了不结婚的决心，这会儿他看见那决心已如一栋旧楼房样坍塌了，透过坍塌的房子，他似乎看见一片绿茵茵的草地、丛林和远处迷人的雪山。他说：“好的，有些话我会在信里跟你说。”何军花那一刻心跳加快了，甜蜜的血液冲上心头，狂风卷走了她脑海里的乌云，将她的天空打扫得干干净净，她幸福满怀地说：“我等你的信。”李文华军长一惊，隐约觉得自己说的话和她的回答，简直是多年前他和秀梅的翻版，只不过倒过来了。他长叹一声，加快步子，满脸怅然地走进宁静的夜色里。
一个星期后，何军花每天路经传达室时，总要问传达室的老头：“有我的信吗?”传达室的老头说：“没有你的信。”过了半个月，何军花不再问传达室的老头，自己亲自走进传达室翻看一封封信件，确定没有寄给她的信，才会失望地离开。每天如此，传达室的老头不知道这个漂亮、傲气的姑娘到底要干什么。她终于忍不住找个向大哥索取百鸟图的借口，来青山街，一脸渴望地向张桂花婶婶打探李文华的消息了。
五十四
也就是何军花来我们家拿走大哥绣的百鸟图的第三个星期的一天，青山街三号来了封寄自广西的信，收信人竟不是何秀梅而是我爹。爹看信封上的落款人是李文华，就明白这封信有内容。果然，李文华在这封信里请求我爹与我二叔和二婶谈谈，谈他跟何军花的婚事。李文华在信里说：他给军花写了两封信，军花回了两封信，愿意嫁给他，并愿意跟他去部队生活。李文华军长在信里说：“我反复想过了，我决定娶何军花为妻，热切盼望我最敬重的老军长能促成侄儿这门婚事。”傍晚，何秀梅打把伞从学校回来，爹把李文华写的信给何秀梅看，何秀梅坐在客厅里看完信，对爹说：“爸，您跟二叔说吧，文华哥早该结婚了。”爹看着秀梅摇下头，秀梅却装出很平静的样子说：“爸，这是好事。”爹没想到秀梅会如此回答!吃饭的时候，一个炸雷把葡萄架打塌了一边，雨哗啦哗啦地下，害得我和大嫂、李佳次日一早就爬起床整饬葡萄棚，中午又买来几根木头、铁丝和钉子，重新加固葡萄棚。一入冬，爹身上的老伤口就有点痒，那天晚上，爹闷头喝杯驱寒气的药酒，叹一声，早早睡了。
第二天，爹把我二叔叫来了。一辆黑色小车停在门外，二叔一身灰色中山装地下车，背着手走进院子。二叔其实也不年轻了，脸上也有皱纹，但愉悦和自信使他不显老。爹让李佳为二叔泡茶，边把李文华的信给二弟看。二叔戴上老花眼镜，看完信哈哈大笑。爹瞥着他这个位高权重的二弟说：“这门婚事我看可以，文华在我们家长大，我了解他，四十岁就当军长，还有升呢。”二叔望着我爹问：“年龄是不是太大了?”爹默想片刻后说：“这事你自己定，军花这女孩天马行空惯了，你职位这么高，军花就更难看上别人。”二叔同意道：“是啊，既然你觉得这门婚事可以，就随他们吧。”
李文华军长于三月里的一天，和着南方的暖流来了。那天上午十点钟，几只蝴蝶围绕着桃花飞舞，忽然门前传来一声刹车响，坐在客厅里择白菜的奶奶昂起头，就见李文华军长从一辆军用吉普车上下来，脸上笑容可掬地叫声“奶奶”，弓身进吉普车里拎下左一包右一包广西的土特产。奶奶笑着，觉得李文华很懂事，“文华，你还买东西来。”李文华军长将大包小包拎进客厅，就跟我大哥说话。他没吃饭就走了，去了何军花家。李文华军长不像他父亲李雁军那么冷冰冰，他是个豪迈的军人，认准目标就要率部队冲锋陷阵的。他一进何军花家的门就叫我二叔“爸”，叫我二婶“妈”，只是面对何陕北他不知怎么叫，叫哥，显然叫不出口，因为何陕北不是小他两三岁，而是小他十几岁。何军花把这个难题冰释了，“文华，就叫我哥陕北吧。”李文华军长这次来是带了任务的，这个任务就是与何军花结婚，好把何军花带到成都去给他的老首长看，因为老首长等这一天早已等得心灰意冷了。
李文华军长没住青山街，而是住军区招待所，因为他要避免与何秀梅碰面，就如从前何秀梅逃避他而躲在学校里似的。张婶婶自然也被儿子接到了招待所，张婶婶不喜欢住招待所，但她不愿看到何秀梅伤心和尴尬，还是收拾些东西上了吉普车。何秀梅表面上无所谓，吃饭时大声说话，洗澡时哼着抒情歌曲，走路仍挺直腰杆，但谁都看得出她心里不好受。她那张脸尽管在拼命掩饰，但内心的波澜还是从她理智的闸门下渗出来，反映到她脸上，使她那张脸略显迟钝、阴郁，甚至哀伤。一家人吃饭时，一张忧伤的脸悬在餐桌上，像一个褪了色的旧灯笼吊在餐桌上，一抬头就能看见，自然使一家人沉默不语，桌面上就只有筷子碰碗边和嘴巴咀嚼的声音。何秀梅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尽管她心如刀绞，却佯装高兴道：“怎么?你们以为我难过?不，我为文华哥高兴。”
李文华结婚的那天，她却溜了。她一早起床，坐在窗前梳妆打扮，头发扎成一把，又把它披散，最后还是将头发扎成一把。接着她又为自己挑选衣服，试了三四件，最后穿了件大披领的绿呢子服。九点多钟，她打扮好了，坐在客厅里，似乎在等全家人一起出发。可她只坐了几分钟，忽然对王玉珍和李佳说：“我得去学校打个转身，万一我十一点钟还没来，别等我，我自己从学校那边搭车去。”她丢下这话走了，样子有点可怜。十一点钟，她当然没出现。爹扫一眼全家人，说：“我们不等她了，走吧。”
李文华军长和何军花的婚礼是在军区招待所的食堂里举行的，来了很多人，除了军区首长和我们家的成员，还有何军花的一群男女同事，还有李文华军长的几个初、高中同学，就是没有何秀梅，哪里都找不到她。直到婚礼结束，何秀梅仍没出现。那天晚上十一点多钟，全家人都睡了，何秀梅才回家。玉珍为她开的大门，她一句话也没说，甚至都没看玉珍嫂一眼，径直走进房间，门被她随手带关了。她把自己关了两天，破天荒地没去上班。她并没把自己锁着，吃饭时她出来吃饭，吃过饭她又阴着一张失落的脸走进房间。玉珍推门进去看她，她在睡觉。李佳推门进去跟她说话，她仍在睡觉。我妈走进去，她还是睡觉。过了两天，学校老师来看她，她才假模假样地说她病了，但今天好些了。又过一天，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下着小雨，空气湿湿的。李文华军长带着军花来我家与我爹和爷爷奶奶辞行，当时一家人都坐在客厅里吃稀饭和馒头，何秀梅也在吃稀饭和馒头，她听见汽车驶来的声音，脸色突然苍白，慌乱地弃下碗筷说“你们千万不要说我在家”，就兔子样溜进房，关了门。
我们都愣住了。何秀梅的预感很对，果然是李文华军长，汽车驶到门前，李文华和何军花一齐下车，新郎新娘双双走来。李文华握着奶奶的手说：“奶奶，我和您孙女军花今天走，我妈也跟我们一起走。妈在招待所里扭了腰，就不来了。”李文华又握着我爹的手，这一次他随妻子称呼我爹“伯伯”了。爹说：“你工作忙，就叫军花多给她爹妈写信。”李文华说：“我会叫她写信的。”李文华如军区首长样又转身与我大哥握手，“大哥，谢谢你送给我的老虎，画得真神气。”大哥用力握下李文华的手说：“军人就该是老虎。”何军花却一脸温情地与王玉珍和李佳说话，说她准备随李文华调到部队工作。李文华跟所有的人告了别后，这才问：“秀梅不在家?”大哥生怕爹和奶奶说“在家”，赶紧撒谎道：“秀梅一早去学校了。”李文华的脸上略有一点失望，一笑，把失望化作笑容留给大家，转身朝院子大门外走，再回头挥挥手，上了停在门前的军用吉普车。
何秀梅强忍着悲伤，谁也不理，一早出门，傍晚回家，吃过饭她就把自己关在房里。这样过了两个月，脸上那层刀枪难入的铁甲似乎才被她自己卸掉。又过了一个月，一天傍晚她洗澡，有歌声从洗澡间里高昂地传出来，那是《红梅赞》。这证明她已经能放下那事了。
六月里一个起风的夜晚，奶奶半夜醒了，听见一个男人哭脸，走出来，客厅里没人，奶奶便走进院子看，就看见一个男人蹲在葡萄藤下，捂着脸哭泣。奶奶很惊异，“你怎么跑到我院子里来哭?”那人抬起头，奶奶更加惊异了，“你是金石?”何金石点头，身体在悲伤地抖动，“妈，爹快死了。”奶奶说：“你爹好好的呢。”何金石又悲伤地摇头，“有烟吗?妈，我好多年没抽烟了。”客厅的茶几上有烟，还有火柴，是何白玉留下的。奶奶就惊疑地拿烟和火柴给他，何金石把一支烟塞到嘴里，嚓地划燃火柴，点烟。奶奶十分诧异，这是一张瘦削、憔悴和悲伤的中年男人的面孔，根本不是多年前离家出走的小伙子何金石啊。瘦脸男人贪婪地吸着烟，一支烟没几秒钟就被他吸完，烟雾从他两个鼻毛茂盛的大鼻孔里飘出来，随风飘散。奶奶说：“你真是何金石?我何金石早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国鬼子的炸弹炸死了，你到底是谁，别欺骗我这老婆子?”瘦脸男人忧伤地答：“我是何金石，是从朝鲜来的，那里的阎王不放我走，我借故肚子痛，离开朝鲜魔鬼的控制，特意跑来的。”爷爷在房里咳了声问：“谁在说话?”奶奶就走进房间去看爷爷，爷爷把两只眼睛睁得大大地问：“几点了?”奶奶说：“三点钟。”又走出来，却不见何金石了。星空下，院子里一切如旧，只有蛐蛐的叫声和夜风把葡萄枝叶吹得沙沙响。次日一早，奶奶说：“昨天夜里何金石来了。”
我们都没把奶奶的话当回事。我们都是受唯物主义教育长大的，不相信死人还会回来。相反，我们觉得奶奶很老了，开始说胡话了。爷爷也很老了，头发、胡子白了倒是其次，重点是他老年痴呆厉害，你刚跟他说的事他马上就不记得了，早两个月，他上街想买点饼干吃，还走失了。爷爷四点钟走出门，晚上八点钟了，还不见爷爷回来。爹喝令全家人分头去找爷爷，大家围绕青山街附近的街巷找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找到。十一点钟，火车站附近一家派出所的民警却把爷爷送来了。这事让一家人当面笑了爷爷几天，爷爷也觉得自己糊涂了，从此再不敢单独出门。奶奶背着爷爷把何金石从朝鲜的阴曹地府里特意赶来说的话，传达给一家人听。我们就开始注视爷爷，都发现爷爷的精神状态从没有现在这么好过，能吃能睡，一早起床，一手太极拳打得虎虎生风，爹打的拳反倒软绵绵的没有爷爷一半有力。爷爷打完拳，收功时，脸红灿灿的，神清气爽，镇定自若，一副活一百岁也不会有问题的健康相。全家人见了都放心，就笑奶奶，觉得奶奶那一本正经的神气，八成是说梦话。我儿子何国庆读书的那天，爷爷摸着何国庆的头说：“你要做个好学生。”何国庆答：“好，老爷爷。”爷爷就满意地放他重孙儿去读书，随后爷爷去睡觉了。
爷爷步入他的睡房，见葡萄枝都伸进他的窗户了，就把葡萄枝推出窗户，这才回到床边，脱下黑布鞋，躺到床上睡觉。奶奶在客厅里对绣着老虎的我大哥说：“我今天去菜场多买些辣椒来晒，该做剁辣椒了。”爷爷听完这话，又听见奶奶起身出门的声音，就见一团黑雾飘来，他清楚这是睡眠来临了。近来这段时间，他每次进入睡眠的那片刻都会有一团黑雾飘来，裹着他步入梦乡，而这个时候他总能看见他那个被老虎吃掉的妈和何家山村的稻田，及稻田里那个壮硕的二十岁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何湘汉，他会于梦中咧嘴一笑，对二十岁的何湘汉说一声“我来了”。但那天，那团裹着他的黑雾久久不散，不是把他带入他每天都能清晰梦见的老家，而是骗他说有一个地方很好玩，问他去不去。爷爷犹豫不决，黑雾里一张陌生的面孔说“你应该去看看”，爷爷便答：“我去。”那团黑雾就裹着爷爷腾云驾雾而去，把爷爷带到一处满地鲜花的岛屿上。爷爷看见满地鲜花，比他这辈子见到的任何一种花都娇艳、美丽，就很高兴，深感不虚之行，说：“这花这么大一朵，真好看。”黑雾里的陌生面孔说：“那你留在这里慢慢欣赏吧。”爷爷答：“好，那我留在这里慢慢欣赏。”
中午时，奶奶走进卧室叫爷爷吃饭，爷爷没动，奶奶伸手推他，感觉他没有知觉，吓得叫道：“金山，你爹怎么了你快来看看。”爷爷脸色灰白，鼻子和嘴唇都凉了，苍蝇也飞来，绕着爷爷的脸嗡嗡嗡地飞。爹望着奶奶说：“妈，爹怕是死了。”
这一年爷爷八十五岁，无疾而终。二叔、二婶赶来，何陕北和他爱人也来了。他爱人手中抱着个孩子，一岁了，名叫何昌盛。何昌盛一从他母亲手中下来，就很热情地看着我二儿子何五一，何五一比他堂弟何昌盛大两岁，就领着何昌盛到一边玩。奶奶满脸忧伤道：“金林，你爹死前，金石特意从朝鲜赶来告诉我，可我还是没做好心理准备。”二叔望眼大门，大门敞着，门上那块“烈士军属”牌上蒙了层灰，不像从前那么白和红。二叔安慰奶奶说：“妈，金石不会回来给您报信，您那是做梦。”
第二天傍晚，文华、军花和张桂花都来了。军花和张桂花都穿着奔丧的黑衣黑裤，张桂花一进门便趴在棺材上哭晕过去，这吓坏了李文华。我妈含一口水喷在张桂花脸上，张桂花打一个噤，醒了，又哭起来。张桂花哭得最有感情，比我们家任何一人都哭得感情真实而充沛，仿佛死的不是我们的亲生父亲和爷爷，而是她的亲生父亲。李文华没哭，这是个长期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因而变得十分坚强的男人，已经炼就了一副铁石心肠。何军花也没哭，她跟爷爷不亲，没像我们跟爷爷奶奶一直生活在一起。军花怀孕了，脸上长着一些红红的孕妇斑。军花看见何秀梅忙叫了声“秀梅姐”，军花从她丈夫嘴里知道了丈夫和秀梅那比一万个马拉松赛跑连起来还漫长的爱情故事，并读了何秀梅写给李文华的每一封信，最后得出结论道：“秀梅姐有病。”此刻，何秀梅根本没理她，也没理李文华，只顾悲伤。
出殡那天，一早李雁军老将军也来了，一辆军用牌照的车把李老将军送来的。张桂花和李雁军又一次见面了，张桂花一看见李雁军，脸上就暴露出内心的脆弱，心田上那颗孤寂的桂花树又被连根拔起，又大哭起来，呜呜呜呜。她始终无法正视李雁军，所以一看见李雁军就控制不住要哭。李老将军看着儿子，儿子也看着他，李老将军对儿子说：“等下你和军花去我那里吃顿饭。”李文华见何秀梅总是把后脑勺对着他，就觉得还是拉开点距离好，便回答：“好的。”二叔、二婶、陕北和陕北的老婆一早也赶来送葬。我岳父岳母、梨花伯妈和李文军也走在送葬的队列中。岳父老得这两年背弯了，梨花伯妈也驼了，人就矮了几公分。岳母精神还好，着一身黑衣服，走在她女儿身旁。
无情的岁月把李文军那张朝气蓬勃的脸，打磨得老气横秋了。他跟大家点下头，脸上没多少表情地走进出殡的队伍里。李文军已离开自来水站，也没住青山街了，他跟一个理发师学理发，他当师长时那理发师是他提拔的营长。理发师的父亲是个理发师，前营长退役后，承了父亲的衣钵。前营长住在离青山街不远的沙河街，早几年他听人说李师长被打成“右派”，在青山街自来水站守水，便于一天晚上不请自来了。前营长见李文军住在自来水站那破破烂烂、十分寒冷的房子里，就动了恻隐之心，请求李文军搬到他的理发店去住。他的理发店是私房，上下两层楼，腾一间房子给李文军住一点问题都没有。李文军不想麻烦他说：“你要搞清楚，我一住就是一辈子的事。”李文军要前营长回家跟老婆商量，以免夫妻之间因他而闹矛盾。前营长第二天一早和老婆一起来接他，借了辆脚踏三轮车。他老婆一进门就帮李文军收拾零碎东西，李文军把被子一捆，把自来水站的钥匙交给办事处的干部，便随前营长夫妇大步走进沙河街理发店。老话说三十不学艺，李文军过了四十才学理发。他笨手笨脚地理着，前营长在一旁指导，常叫李文军“师长”，于是步入理发店的男人都知道李文军解放前是国军师长，打过日本鬼子。李文军进了沙河街理发店后，来找我大哥下围棋的事就少了。大哥看见李文军便说：“文军，送完葬，我们下两局围棋。”
家里有几个星期都十分沉寂，爷爷的遗像挂在客厅里，就没人敢大声喧哗，连三岁的何五一也不敢大声嚷叫。第一个打破家里沉默的还是何秀梅，她又是在洗澡间唱《红梅赞》，没人指责她，也没人附和她。直到热热闹闹的国庆节来了，一家人似乎才从悲伤中走出来一小步。国庆节刚过，十月初的一天，小刘的母亲，脸上打着很厚的粉脂，手里拿块花手帕，很自卑地来了。当时一家人刚吃完饭，坐在客厅里歇饭气，她对我们一家人谦卑地一笑，红着脸问：“请问谁是何白玉的母亲?”她说得很客气，声音听上去甚至很拘谨，但玉珍十分敏感，一听这话就觉得不对劲，忙起身道：“你什么事?”小刘的母亲哭了，抽抽搭搭地说：“我女儿怀了何白玉的孩子，肚子有四个月大了，你看这事怎么解决啊?”何白玉这天在厂里没回来。玉珍听完这话，脸又白了，几年前她也为儿子犯忌白过脸，隔了会儿才说：“请你不要哭，等我白玉回来，我再答复你好吗?”小刘的妈抽泣着说：“这怎么得了啊?我女儿有什么脸面见人啊?”秀梅很不屑地率先骂白玉说：“他是头公猪。”大哥的脸青了，骂声“这个混账东西”，手攥成了拳头。小刘的妈见我们一家人都绷着脸，就收敛起哭声，拿着手帕擦拭眼泪和鼻涕，喝了口李佳端给她的茶。
白玉两头住，他生下来就不是一只好鸟，青山街上那帮小市民的习气把他培养成了懒散、好玩的年轻人。因为不想听上辈人唠叨，他大部分时间住厂集体宿舍。这天傍晚，他倒是回来了，骑着他那辆崭新的凤凰单车，穿着那个年代比较流行的工作服，胳膊上箍的红袖章上印着“红色政权”四个字。一进门，一家人都用审视的目光瞅着这个忤逆的不孝之子。他一脸奇怪，“怎么啦，你们?”他爹怒斥他说：“你个混账东西，太不像话了。”
何白玉不认为他有什么不像话，“我又哪里不像话了?”他妈说：“小刘妈来了，说小刘怀了四个月的孩子，是你的。”何白玉把头一甩，“原来是这事，我还以为天塌下来了呢。”大哥拍下桌子，桌上的茶杯吓得一歪，水泼了一桌，“你这畜生，尽在外面丢何家的脸!”何白玉工人阶级一个，身高一米八六，随便往哪里一站都跟铁塔一般，就雄赳赳气昂昂的，只差像他三叔爷爷样穿上军装去跨鸭绿江了。他谁也不怕地瞅着他爹道：“凶什么凶?!你以为还是旧社会?还想用封建家长作风压人?”大哥暴躁地抄起一把椅子要砸儿子。何白玉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爹举起的椅子抢过去，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说：“爸，你发什么火啊?”大哥气得暴跳如雷地吼道：“滚出去!你这不要脸的狗东西!”何白玉一点也不在乎他爹的怒气，也不看他妈，冷冷地说：“什么时代了?还在家里搞封建主义?爸，现在正文化大革命，到处都‘东风吹战鼓擂’呢，你还凶我们工人阶级!”
李雁军正巧这个时候走进来，这个老将军乘公共汽车来找我爹下棋，可是沿途公共汽车多次被游行的队伍阻碍，以致李雁军午睡起床时出发，将近傍晚才到。老将军视力差了，看不见我们一家人正处在生气中，他大声对我们说：“街上很多造反派组织在聚会游行，五一广场上聚集着很多人，高呼口号，高唱革命歌曲，好热闹啊。”
爹没管何白玉，在儿子骂白玉时，他坐在自己房间里没出来，爹说过，隔代的事情他不管。爹见李老将军来了，忙说：“坐坐，秀梅，给李伯伯泡杯茶。”秀梅起身泡茶，李老将军继续说：“很多人都在街上向毛主席表忠心，可毛主席在北京，他老人家又怎么能看到这些啊?”白玉大声说：“看不到没关系，只要我们的心向着毛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就会有感应。”李老将军哈哈一笑，“白玉，你没上街游行?”白玉说：“刚游完回来。”
浑身是劲的何白玉步入房间，他妈跟进去，白玉看着他妈说：“妈，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跟小刘说了，等过了老爷爷的百天祭日，就结婚。”玉珍望着她这个一脸无所谓的勇猛的儿子，“白玉啊，你怎么可以这样?”白玉懒得理睬他妈道：“我还一脑壳的事。”这个只有初中文化却敢拼敢做、在劳教所获得的唯一收获是牢友们教他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何白玉，现在是“红色政权”的宣传部长，他可没时间跟他妈说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他把他妈赶出来，房门一关就绞尽脑汁地写着他将成立的“工人革命军”的纲领。吃晚饭时，他只是随便吃两口，又急急走进房间写。不一会儿，他的几个年轻同事来了，都戴着“红色政权”的袖章，一来就步入何白玉的房间开会。十一点钟，这伙人才走。次日一早，何白玉出门时，单车上捆着个行李袋，车龙头上还挂着网袋，网袋里是牙膏牙刷和茶杯等物件。大哥瞟一眼儿子，没开口。玉珍却关心地瞧着她这个目无纲常和法纪的儿子道：“你不回来了?”何白玉一脸红光地回答：“现在要革命，没时间回来了。”
在大哥眼里，他这个儿子的行为等同于“流氓”，大哥哼一声说：“当年你妈生下你时，我怎么没把你掐死?”何白玉听他爸这么说，笑着瞟一眼他爸道：“爸，那是你的错啊。”何秀梅看不得侄儿用这种嘲讽的语气同上辈人说话，“白玉，你连大小都没有，你是怎么读书的?老师没教你?”何白玉说：“小姑妈，老师教的都是封资修的东西，我都还给老师了。小姑妈，我说你一句，会把你呛死。”何秀梅就恼侄儿这个态度说：“你反了?”何白玉冷声道：“有个人把到手的面包拱手送给别人，然后又躲在被子里哭。”何秀梅知道侄儿说这话的意思，瞪他一眼，“谁在被子里哭，你说清楚。”何白玉也有气，气他这个姑妈在家里横行霸道，就说：“你以为我们不晓得?文华叔和军花姨结婚的那几天，你的眼睛肿得跟红萝卜样，那还不是哭的?”
何秀梅在家里总有点高高在上，从来没人这么说过她，火了，“你不要脸，婚还没结又把小刘的肚子搞大了，你是个流氓!”何白玉瞪圆眼睛，刺他姑妈道：“小姑妈，你要做老处女，那是你的事，我的事你不要管，你也没权利管。”何秀梅气得拍下桌子，“翻天了你?”“是翻天了，”何白玉举起粗大的拳头，毫不含糊地说，“封建传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都是腐朽的，都是我们工人阶级要用铁拳砸碎的!”
五十五
在如此大的背景和大形势下，我爹那特殊的身份让我们一家人变得十分小心。何秀梅这个单身女人，原先在学校里批评起人来很有何家闺秀风范，是不讲情面的，仿佛是女包公，这会儿却不敢批评人了，因为她时时刻刻都想起她的生父是前国民党中将军长，她如果把自己往运动对象中归纳，那就属于“黑五类”，是要被“七斗八斗”的。当时划定的“黑五类”，是“地、富、反、坏、右”。李佳于文化大革命前通过我妈的关系，调进了市卫生局工作，回来忙把局里发生的事情说给家人听，谁谁谁被揪了出来，原来他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谁谁谁，原来是“历史反革命”。大哥属于那个年代里少有的“个体户”，不出门的，出门也只是坐在手摇三轮车上去画写生，没与什么人交谈，便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旋风已在中国的大地刮得波涛汹涌。但大哥还是很敏感地问李佳：“历史反革命是什么意思?”李佳望一眼我爹，见爹也等着她回答，她迟疑着说：“我们那个科长曾经是国民党，长沙和平解放前夕才投诚的。”爹听了这话，那张苍老、紧张的面孔刷地灰白，连一丝血色都看不到了。爹联想到自己，他不也属于“历史反革命”吗?历史上，他不光参加过国民党，还在三十年代初打过“共匪”呢，活活就是个历史反革命啊!李佳见爹一副可怜相，便说：“不晓得像您这种起义的国民党将领是不是也在历史反革命的范围中。”爹的目光变得恍惚和空洞了，犹如两口枯井，迟疑片刻后说：“这样看来，我也是历史反革命。”
过了几天，有一天天黑时，妈回来，告诉我们她们医院里揪出了好几个反动学术权威，院长便是其中一个，还被定性为在医院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爹更加惶遽，两只耳朵里灌满了让他心悸的坏信息。一天晚上，停电了，一家人坐在葡萄藤下，妈说她们医院里，现在是造反派当权，到处都贴着大字报，铺天盖地，都没人看病了。爹眉弓上拧着不安的疙瘩，说：“你们医院没找你的麻烦吧?”妈见爹满脸惶悚便安爹的心说：“我爸爸妈妈都是革命烈士，医院的造反派都晓得。”
家里，只有何白玉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兴奋异常。他可不管他是“历史反革命”的儿子和孙子这一套，在劳教所里时，牢友们告诉他，“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些天这句话像条标语样贴在他脑壁上，在他脑海里怂恿他勇往直前。何白玉最开始只是站在岸边看，心里兴奋，边暗中分析局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还只是文斗，底层的老百姓还不知道怎么革命，但到了八月份，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在全国各地报刊上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后，不亚于许多颗原子弹在全国各地爆炸，大家纷纷议论，既激动又茫然。那几天，何白玉天天读报纸，与厂里的几个和他一样有着革命斗志的年轻同事，一吃过饭就坐在一起研究报纸上的文章，猜测中央的意思。有一天，何白玉读到报纸上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十六条》文件，《十六条》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其任务是斗、批、改等等。何白玉读到要“敢”字当先，要夺“走资派”和“当权派”的权这样的字眼儿时，眼睛一亮，身上的热血就沸腾起来。“我懂了，”他对他的几个工友说。他的几个工友谨慎地看着在他们眼里胆识过人的他，他大声说：“让我考虑两天。”
先一个星期，当他看到他很尊敬的平常很威严的刘厂长，被红色政权的人从床上拎起来时那么老实，头低到腰上去了，要他跪就跪，要他说自己是走资派他就说“我是走资派”，就是那天，何白玉心里那棵威严的大树倒了，发出轰然的悲鸣声，并腾起一片让他蔑视一切的尘雾。当他看到厂政工科的尹科长，一个知道他有一个副省长叔爷爷，曾经讨好他并经常拉他上家里吃饭，让他一眼就看出心术不正因而根本看不上眼的人，如今俨然成了厂领导，在厂职工大会上谩骂这个批评那个，他脑海里的最后一根道德神经也绷断了。“我操他妈的，”他骂道，“原来革命没点巧，就是你革命，老子比你更革命，那就能当头!”
何白玉有伟岸的身坯和端正的五官，还有粗壮的喉咙和宽大的前额及聪慧的脑袋，这颗脑袋想问题属于进攻型，“先下手为强”这句话在他脑海里同关在铁笼里的豹子样上蹿下跳。他向他的几个铁杆说“让我考虑两天”后的第三天傍晚，打完球，他把头靠在篮球架上，笑着向他的几个铁杆说：“我们自己成立个造反组织，你们敢跟着我干不?”那几个铁杆都看着他，何白玉天生就知道这个时候他该说什么话，他大气地说：“以后，万一有责任追究下来，一切都由我何白玉承担。”他的几个铁杆工友听他这么表白，就觉得没有不跟着干的道理，立即响应道：“好，那我们跟着你干。”
何白玉不是那种只说不干的人，他不太喜欢左想右想，他认为是机会就要抓牢，错过就没有了。他带领几个都想出头因而跟着他跑的年轻工人，毅然从“红色政权”里脱离出来，成立了一个他自己命名的“工人革命军”，自己当司令，在厂里张贴了成立宣言，宣言中称：他们是新中国的工人，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这边的，是要把一切“封资修”的东西和当权派、走资派通通批倒批臭的最最革命的左派。在宣言一旁，他还张贴一张大字报，攻击尹科长是“假革命，是借革命的幌子达到他个人目的的坏人，不属于工人阶级，不配革命”。为使厂里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站到他这边来，他在大字报上写道：“据我们的可靠调查，姓尹的母亲在旧社会是妓院老鸨，父亲在旧社会是黑帮成员，这样的人应该从革命的队伍里清除出去”等等。这张大字报是何白玉和他的铁杆们于那个晚上坐在青山街三号何白玉的房间里精心策划和共同创作的，其目的就是把尹科长手中的“权”夺过来。
这张攻击尹科长的大字报，在农业机械厂引发轩然大波，仿佛一阵黑旋风，把全厂职工的脑袋吹晕了。一些年轻工人认为这张大字报写得对，就都站在工人革命军这边，他们也跟何白玉一样不喜欢尹科长。尹科长身材瘦矮，一张鼠脸，说话时目光乱射，根本不配站在厂礼堂的主席台上说话。尹科长十分震怒，马上在全厂大会上说：“何白玉有什么资格掀我的老底?何况我妈不是妓院老鸨，我父亲在旧社会也不是黑帮成员，完完全全是个出卖劳动力的人力车夫，大家可以去调查!何白玉呢?”他提高声音，眼光凶狠地看着台下的职工，“他爷爷的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你们想想，一个前国民党中将军长，都当军长了，可以想象他爷爷手上有多少革命烈士的血债!”何白玉一点也不怕这种反攻，他带着几个“工人革命军”的铁杆兄弟冲上台，夺下尹科长手中的话筒，把一块写着“打倒当权派尹安国”的马粪纸板强行挂到尹科长的脖子上，大喝一声道：“站好!”那声音跟打雷样轰隆隆地在厂礼堂上空奔跑，“当权派尹安国，在我们工人阶级面前老实点!”何白玉厉声道。
会场下一片哗然，一时不知道谁对谁错，刚才还在主持大会，在大会上振振有词的尹安国，突然就成了反动派，被何白玉大声呵斥，这让到会的人既兴奋又茫然。何白玉对着话筒道：“工人兄弟们，他尹安国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在大会上张开臭嘴说话?他说的是人话吗?我爷爷是国民党起义将领，我的两个亲叔爷爷何金林、何金石，都参加过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红军长征，打过日本鬼子，打过国民党蒋匪帮，打过美国鬼子，我亲叔爷爷何金石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长(他把‘副’字省略了)，我们家的门上钉了块白漆红字的牌子：烈士军属。不信，你们都可以去我们家看!另外，我的大叔爷爷何金江和大叔奶奶王嫦娥，都牺牲在赣南革命根据地!我大叔爷爷牺牲时是红军团长。还有我老外公、老外婆，也就是我奶奶的父母，在一九二七年就为革命牺牲了，我老外公当时是工人纠察队队长，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宝南街。我一家革命烈士就出了五人!他尹安国算什么玩艺儿?一个妓院老鸨的儿子，也配领导我们厂的文化大革命?!把尹安国押下去!”他的几个铁杆就很不客气地把尹安国推推搡搡地押下台。
当年很多前国民党官员的子女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夹着尾巴做人，十分老实，生怕革命造反派把他们捆绑起来抽打，因而在“运动”面前满脸惊惧。何白玉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他有死去了整整五十年的与他毫无关系的我外公、外婆和牺牲了整整十五年的他的叔爷爷何金石及不知死在何处的大叔爷爷何金江、大叔奶奶王嫦娥的保佑，于是他把农业机械厂的领导权攥到手了。何白玉那伟岸的身躯迈上舞台时，那双四十五码的大脚踏得地板噔噔噔响，站在厂礼堂的舞台上说话时，又声若洪钟，这让全厂的职工宁可要他领导，也不想被贼眉鼠眼的尹科长领导。不几天，红色政权的人纷纷倒戈，向何白玉表示要参加他的工人革命军，何白玉就伸出他结实有力的大手，握着对方的手，用同志加兄弟的语气说：“欢迎你加入。”不到一个月，工人革命军从几十人变成几百人，是厂里四个主要造反组织里最雄厚的造反派组织。又不久，从前依附着“红色政权”造反派的厂里另一个造反组织“井冈山战斗队”彻底瓦解，把印着“井冈山战斗队”的袖章纷纷扔到地上，戴上了“工人革命军”的袖章。
何白玉非常高兴，因为他的“队伍”从五百人变成了七百人，便高兴地带着这些被他吸引过来、愿意跟着他上街游行的队伍，打着红旗、举着横幅，上街游行。那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街上有很多支游行队伍，敲锣打鼓的，何白玉带领这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参加完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游行，随后把这支热闹的队伍带进了青山街。
青山街是一条小街，实在容不下游行队伍进入，突然口号声不绝于耳，人声鼎沸，大家都走出来看，就看见了精神抖擞的何白玉。他的队伍打着很大的横幅，横幅上印着“工人革命军”，下面右边一行小字，写着：农业机械厂。何白玉走在最前面，胸前挂着硕大的毛主席像章，脸上的笑容是自信、热情和大权在握的，一看就是当头的。队伍走到青山街三号，停住，何白玉让他厂里的每一个人瞻仰门上的“烈士军属”牌。这块牌子的白漆有点剥落，剥落出了一双“眼睛”，黑黑的，那是锈。“烈士军属”四个字的下面也锈出了一个嘴形，只是这锈嘴有点歪。何白玉指着这块“烈士军属”牌说：“我没说假话吧?”
玉珍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见门外这么多人吵吵闹闹，以为是来揪公公的，就畏首畏尾地探出头看，当然就看见了咧嘴笑着的身材伟岸的何白玉。何白玉看见母亲，说：“妈，我带着我们工人革命军来参观烈士军属。你是正宗的烈士军属呢。”何秀梅和李佳紧张得要死，都在想躲到哪里去，见是何白玉，都吃惊地走出来看这个侄儿捣什么蛋。秀梅说：“白玉，你带这么多人来干吗呀?”何白玉懒得回答秀梅，对他的工友大声说：“这个人是我小姑妈，钉在门上的烈士是她亲叔叔，她也是烈士军属。”李佳没有把握地问：“白玉，原来你是带他们来参观我们呀。”何白玉纠正道：“不是参观你们，婶婶，是来参观烈士军属。”他身边的弟兄都景仰地昂着脸，神色端庄，有个弟兄竟伸出手去摸“烈士军属”牌。何白玉喝止道：“别摸，你这双脏手也配摸革命烈士的脸?我们走。”他带着他的工人革命军朝前走去，一路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浩浩荡荡地走出狭窄的青山街。
奇怪的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倒霉的还不是我爹，而是省委常委、副省长何金林——一个被我们家视为靠山的老革命。他是跟着国家主席刘少奇一起倒的。刘少奇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二号人物。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大家还摸不清方向，以为中央只是要“破四旧”和打击传统文化在城市下层和农村的旧势力，外加打击过去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谁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是直指刘少奇的。这年三月，《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等一系列文章，集中火力抨击国家主席刘少奇。戚本禹在文章中诬蔑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篇文章在全国掀起了批判和打倒刘少奇的狂潮。
我二叔于这片狂澜中倒下了。我二叔犯了李雁军为彭德怀说话的类似错误，二叔革命几十年，已经革得觉悟相当高了，也相当成熟了，开会或向上级部门汇报工作，说话前都要掂量一番，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咽下喉咙。但他还是不能接受刘少奇是“假革命”的结论。省里批判刘少奇的错误时，我二叔在会上闷声不语，轮到他表态时，他觉得身为共产党员应该说真话。他严肃着脸说：“四十多年前，湖南还在旧军阀赵恒惕的控制中，那时我在湖南大学读书，是学生会的共产党员，那时我就认识刘少奇，刘少奇同志那时与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郭亮同志和夏明翰同志，领导着湖南工人罢工，对革命有很多贡献。”他觉得这还不够，又继续为刘少奇说话：“后来在东北，我们在一起工作，平心而论，我很佩服刘少奇同志的工作魄力和领导才能!戚本禹写的那篇文章我仔细读了，说刘少奇同志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假革命、反革命，我看那是胡说八道。”
就跟李雁军在军区会上的发言被记录了样，我二叔的一腔肺腑之言也被记录了，这份记录一送到中央，我二叔就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人定为刘少奇黑线上的代言人，立即下令撤销何金林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的职务，隔离何金林，对何金林进行突击审查。我二叔十几岁就立志要推翻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革命四十多年，到头来只因几句想不通的话就被关进了“黑屋子”，把他定为刘少奇在湖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狗”。造反派的人做了块很大的牌子，写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何金林是刘少奇在湖南的忠实走狗!!!”把我二叔揪到省委大礼堂批斗，接着就押出省委大院上街游斗。
爹当然看见了。爹唉声叹气地回到家，对我们说：“我们家的靠山倒了。”文化大革命伊始，我们一家人都在想，家里有一个副省长罩着，即使倒霉也不会倒霉到哪里去。没想到“靠山”先坍塌，这让全家人十分惶恐。那段时间，长沙经常停电，电厂的工人都忙革命去了，哪里还有时间发电，于是一到晚上，一家人就坐在黑暗中说话。一天晚上，爹透过葡萄藤，看着幽深莫测的上苍，对我说：“你明天去看一下陕北。安慰下他，告诉他，不要急，现在表面上看上去很乱，其实权力都在中央。”我觉得爹尽管目光浑浊，但眼力很好，并没出现思维混乱的局面。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一早爬起床，赶到二叔家时，造反派正在我二叔家搜查，一些人正凶神恶煞地翻箱倒柜，陕北和他老婆及儿子都脸色苍白地站在房中央。二婶坐在沙发上。何陕北没跟我打招呼，——这个在我们家族里一直很骄傲的何陕北，很不乐意这一幕被我瞧见。我也不是有意要来看险，我一走进来就意识到今天实在不该来。二婶也没跟我打招呼。造反派的人都穿着假军装，脸上的表情都相当严肃，其中一个问我：“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他家亲戚。”另一个造反派板着脸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大学老师。”那些造反派已经翻查了很长一阵，拿了些文件，走时很凶地对我二婶说：“限你们这个星期搬到那边的平房里去。”造反派走后，二婶的身体就歪到了地上，脸色灰暗不堪。陕北忙拿治心脏病的药给他妈服，把他妈抱进卧室躺下，阴着脸走出来，还是不跟我说话。
我帮陕北夫妇收拾东西，东西丢得到处都是，收拾了一个多小时才罢手。我坐下，看着这个在北方长大、长相更像母亲的堂弟，把我爹分析当今局势的话带给他，强调说：“陕北，这个时候，你最要冷静。”陕北攥着拳头，红着一双充血的眼睛注视前方，前面的正墙上是一张毛主席像。因为父亲被打倒，他副厂长的帽子也被厂里的造反派摘了。早两个星期，厂里的造反派在批斗厂里的老干部时，把他也揪到台上批斗，并对他说：“何陕北，你要跟你那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父亲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这边来，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何陕北心里很寒，脸上一片冰冷的恨，像山顶上的积雪，渗着寒意。“他妈的，我们厂的那些人以为我好欺负，我会要他们好看的。”他说，把脸转向我，眼睛里射出逼人的冷光，“老子也晓得闹!现在的革命又不是打仗，又不要提着脑袋，老子怕卵!”
何陕北说了句很地道的长沙痞话，可见他骨子里蓄着一股湖南人的狠劲，就像树林里藏着一只老虎。他的儿子何昌盛在客厅里踉跄着走来走去，稚嫩的小脸上一片天真，不知道他家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儿子走到父亲面前对父亲“哦”了声，何陕北没理儿子。尽管他盯着儿子，但他的目光是空的， 越过儿子，还越过他不愿意看见的此时此刻，他的眼睛盯着未来，未来在他眼眸里是一幅人声鼎沸的画面，他看到自己坐在主席台上，台下黑压压的群众都望着他。他突然拍下扶手，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这话说得很对。”他脸色坚定，目光突然变得很凶很窄很尖，犹如两把刀子刺向前面。我不由得低下头，以免被他射来的锋利的目光刺伤。我和陕北不是在一种环境中长大，我们看问题和想问题的方式就不一样，我深感爹让我带给他的话多余，正这么想，他说：“我们厂里，一些人见我爸倒了，就在背后笑我，我会要他们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