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骡子丨下卷(四十六至五十)

2016-07-26 11:43:49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责编:吴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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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

李文军一直过着独来独往的生活。李文军从小就是个同男孩打交道胜过与女孩子交往的人,他是那种天生重朋友、讲义气的人,可以把自己的事抛在脑后而为朋友两肋插刀。少年时,青山街上有一家茶馆,他和胜武常钻进那家茶馆听人讲古,三国时期的桃园三结义啊,隋唐期间重情重义的秦叔宝和罗成啊,北宋末年的武松、鲁智深啊,南宋的岳飞和杨再兴啊等等。那些讲江胡义气的故事,我大哥听了感动了下就忘了,而李文军却听到了骨髓里,让他成了个讲义气和有恩必报的人。抗战期间,爹培养我大哥,也栽培他,让他当连长、营长、团长,直至师长,这在受了传统英雄好汉文化深刻影响的李文军看来,我爹待他恩重如山。李文军的高傲不是与生俱来的——虽然他爹年轻的时候也桀骜不驯,而是后天培植的。他心里的楷模是我爹,我爹生性孤僻、高傲,不与街上人来往。李文军觉得这一点很值得他学习,就把这一点拿了过去,还进一步发挥——成了个孤傲、坦率和说话带刺的人。尽管李文军的内心是一团烈火,而且对朋友好得要命,但由于他外表太强悍太冷峻,又少年得志,二十出头就是团长,且一脸让人敬而远之的盛气,就没人敢给他做媒,所以李文军的婚姻大事就一直拖着,拖到今天,大家才发现,李文军的年龄被大家忽略了,他其实真不小了。

李文军生日那天,大哥送他一条灰色的围巾。这围巾是二叔从江苏寄来的,大哥把围巾转送给李文军,说:“你生日,我没别的东西送你,就送你这条浅灰色的围巾吧。文军,你实在不小了,怎么还不找个老婆结婚?”玉珍也热情道:“文军,我帮你介绍一个护士吧?”李文军说:“不用,我们医院里,护士有的是。”玉珍问他:“那你喜欢哪类型姑娘?”李文军很敏感,他极不愿意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让他自己都奇怪和郁闷的、有关姻缘一类的话题,他欣赏着围巾说:“好漂亮的围巾。”我妈说:“玉珍要帮你介绍对象呢。”李文军装作没听见,起身说:“医院里还有点事,我走了。胜武,谢谢你送的围巾。”

李文军从不白得别人的东西,因为我爹曾告诫他“无功不受禄”。这话有的人会当耳边风,他却当了座右铭。星期天,他与我大哥下围棋,突然说:“胜武,你生日那天,我保证送你一样你喜欢的东西。”大哥笑道:“那我等着。”李文军有颗聪明的脑袋,很想事,他见我爷爷为大哥做的轮椅笨重得很难推动,就想到了他要送的礼物。他走前,打量我大哥屁股下笨重得动一下就咯吱咯吱响的轮椅,神秘地说:“我会送你一件你想不到的礼物。”

大哥生日那天,李文军推来一辆用脚踏车轮子改造的三轮车,这三轮车在我爷爷做的轮椅上有许多改进,爷爷做的轮椅是两轮,需要人用力推才勉强移动。李文军送来的轮椅是三轮,把脚踏改成了手摇。这是李文军与一个修人力车的师傅精心研制的,还装了刹车,下坡的时候可以扳动手刹减速。他用红绒布盖着三轮车,把三轮车推进何家院子时大家都瞪大眼睛望着他,不知道他带来的是什么玩艺儿。李文军浅浅一笑,揭开红绒布,一辆令全家人都没想到的三轮车便赫然摆在众人眼里。大哥说:“文军,真要谢谢你。”我爹妈和爷爷奶奶都很高兴,大哥高兴地爬到三轮车上,李文军说:“我陪你去街上试试车。”

这么些年里,大哥一直没出过青山街三号一步,今天他终于不用人背就可以出门,便摇着手柄上路了。这几年,街上的大小变化也就很愉悦地映入我大哥的眼帘。大哥说:“真好,文军,谢谢你。”李文军告诉我大哥下坡时可以用手刹,大哥就拉手刹,刹车性能很好,一拉就刹住了。一个多小时后,大哥和李文军回来,王玉珍看着她丈夫不用人推车,车子在她丈夫身下滚动,就感谢地看着李文军说:“文军,你为我和胜武做了件大好事。”

那段时间,大哥每天都摇着三轮车出门,背后插着个画夹,画夹里有纸和铅笔,遇到风景优美的地方,大哥会把三轮车靠边停好,摊开画夹,对着景物写生。不到天黑,大哥不会回来。有天,他画了很多猫和狗,一家人看着大哥画的猫和狗,都赞美大哥的画进步了。大哥笑,一张脸因在太阳下猛晒,变黑变健康了。大哥把画稿收好说:“以后,没有湘绣绣,我就出去画画。”大哥以前是照着画册上的画临摹,对画上的景物只能展开想象,现在大哥可以坐着李文军送给他的手摇三轮车,到他想到的任何地方画写生。有天上午,他把三轮车摇到湘江岸边,坐在三轮车上画柳树和船,还画了不少人挑着沙子在跳板上走的速写。大哥这双曾经握枪的手,如今成了画家的手,画出的柳树,好像在随风摇摆;画的船,也好像在水中行驶,所画的人也是形态各异,有的打着赤膊、有的穿着背心,还有的敞着衣襟。大哥回来说:“玉珍,明天替我买盒水彩和一些水彩纸,我要画水彩写生,以后我好把水彩写生修改一下,绣到绷子上。”

这一年长沙的夏天很长。热得早,四月份气温就攀升到摄氏三十几度了,五月份,桃子就匆匆忙忙地上市了。长沙街上的老百姓与炽热的高温抗争了三个月,气温才勉强降下来。白露那天,何大金着一件鱼白色衬衣,摇着一把黑折叠扇,提着一袋子苹果,一脸亲切地走进青山街三号。这年的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一些全国性报纸的文字由原来的竖排改为横排了。人们着实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横向读报。某天傍晚,李文军洗完澡,坐在桌前读当天的《湖南日报》,他读到一篇有关中国政府根据全国人大《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的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的报道,报道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日本战犯上中正高、川田敏夫等三百三十五人,宣布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等等。

李文军读完报道后,浑身颤抖,怎么可以释放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恶的日本战犯?他愤怒地想,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大地上屠杀的老百姓和打死的中国军人及强奸的中国妇女还少吗?怎么可以做出“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的决定?李文军拿着报纸,满头大汗地来找我爹和胜武理论,脸色十分难看。他让我爹看报纸,我爹说:“看了。”

李文军满脸怒气地说:“怎么可以释放日本战犯?应该一个个凌迟处死。”爹于去年从参事室调到省统战部任了副主任,跟一些官员讨论过这事,但大部分官员读完报后只是一笑。爹说:“我也有些想不通。”李文军拍下膝盖,气愤道:“我们那些在抗日战争中战死的弟兄不等于白死了?”爹说:“统战部的一老革命说,这是一个政治姿态,是向全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表明中国政府宽大为怀的姿态。”李文军那颗抗战中被弹片削破头皮的脑袋,塞满了长沙四次会战的惨状,装着一个个战死的兄弟,就恨恨地说:“我觉得释放日本战犯,是否定我们国民党军队抗日。”爹拧着眉头,不语。

李文军一拳砸在墙壁上,痛苦地长叹一声。大哥抬头望了眼悬在墙上的“抗日英雄何胜武”的匾,这块匾已让街道办事处的新主任感到别扭了,因为新主任听说这块匾是国民党旧政府赐予的,之所以没强迫我家摘下来是大门上那块“烈士军属”的牌子让他不敢造次,因为新主任听街上的人说,钉在门上的那个“烈士”跟随毛主席长征过,所以新主任只是在外面说赐给何胜武的那块匾实在不好看,字也写得不好,像小学生写的毛笔字。我大哥早有耳闻,早就有摘下这块匾的意思,只是没下决心。这会儿,他把脸跌下来,扭头叫道:“玉珍,把这块烂匾取下来劈了当柴烧掉。”玉珍不肯,“这是你打日本鬼子的荣誉呀。”大哥阴下脸来说:“我的腿白残废了。”爹在统战部工作的这一年,很留意周边的人和事,知道乱说话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立即道:“文军、胜武,你们想不通也不要在外面乱说话。”

何大金是出差路经长沙,特意在长沙下车的。何大金的出现让奶奶和我爹异常高兴,尤其是奶奶,大金几乎是奶奶一手拉扯大的,等于是奶奶的半个儿子。大金长相一半像他爹,一半像奶奶记忆里的王嫦娥。奶奶拉着大金的手足有半个小时,奶奶拍着大金的手背说:“你啊,真让奶奶挂念。”大金就咧开宽厚的大嘴笑。他不再是那个阴郁、孤单、生气时一个人躲在厕所里不肯出来的男孩子,他已与一姑娘结了婚,那姑娘跟李佳一样是厂里的文艺积极分子,不但舞跳得好,歌唱得好,普通话也说得好听,是厂里搞国庆或元旦联欢晚会的报幕员。奶奶问大金:“怎么没把你爱人带来让奶奶见见?”大金羞涩地一笑,“奶奶,她怀了孩子,等孩子出生后能走路了,我一定带她和孩子来看奶奶。”

何大金从朝鲜战场上一下来就以团长的军衔转业到了贵州。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里,国内有很多女孩子给身处朝鲜的志愿军官兵写信,鼓励他们狠狠打击美国鬼子,何大金团里的一个连长牺牲了,他就代那个连长回信,告诉那个写信的贵州姑娘,她心爱的人英勇牺牲了。没想到一个月后,贵州姑娘给他写了封回信,要他替她多杀几个美国鬼子。何大金接到姑娘的回信时,竟有些激动,因为这是他今生今世第一次接到一个姑娘的信,信的字体娟秀、修长,语言亲切,让何大金读了十遍。他在战火硝烟的间隔中,趴在战壕里又给姑娘写封信,说他一定为她多杀几个美国鬼子。这信一来二去,就在何大金那孤独的心田上开创了一条幸福之渠,并激发了他的好奇,让他对写出一笔娟秀文字的姑娘产生了热情的想象,想她应该是一张苹果脸,想她应该有一双明媚的大眼睛。有一次,何大金回信时,假装顺便提一句,如果她有相片又方便的话,不妨寄一张给他,让他知道与他通信的姑娘长什么模样。在朝鲜战争停战前的两个月,何大金收到了姑娘寄来的相片,相片上的姑娘与他想象的竟一模一样,正是一张苹果脸,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好像早就认识似的。心无着落的何大金,第一次有了归宿感。他转业时果断地去了贵州,到了贵州,他又特别提出要去姑娘所在的那家国营大厂,负责安排转业的干部很理解他的心情,安排他去了那家国营大厂任副厂长。

大金在我们家住了两天,那两天他哪里也没去,就在家待着,对任何人都笑呵呵的。他来的那天正好白露,白天有点热,晚上却不热,早晨起床,月季花和美人蕉上都沾着露水。他对奶奶说:“我梦见得最多的还是青山街上的人和事。”奶奶看着大金说:“这么多年了,一直没你爹的下落。”大金说:“我想我爸妈都死了,要是不死,早该回来了。”

李文军来看大金,说了一大堆话。临了,李文军抬起他那张阴郁的变胖了的脸说:“你对释放日本战犯一事怎么看?”大金在厂里天天看文件,虽然比李文军小几岁,但政治上却比李文军略显成熟,他说:“这是上面的事,我们无权议论。”李文军不同意道:“不对,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那么多罪恶,怎么可以说放就放?”大金看着李文军说:“中央有中央的考虑,我们这些基层干部,怎么可以考虑那么大的事?”李文军一脸嘲讽地一笑,一副谁也不怕的模样,声音变粗变大了,“我今天去了雨花亭的抗战纪念碑前烧了纸钱,”他说,“还把那张报纸也烧了,祭祀抗战时战死在那里的弟兄们。”大哥和大金都吃惊地看着李文军,李文军又说:“我还去黄土岭上烧了纸钱,就在我们当年坚守过的阵地上,悼念在黄土岭上阵亡的第三师的官兵。在我默祷时,天突然下起了雨。”

下午四点多钟时,天空突然阴了,确实下了雨。大金坐在客厅里看着下雨,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边想他远在贵州的妻子,“是下了雨,”大金说。李文军把他的感觉放大道:“那是我为抗日战争中死去的英烈们烧纸钱时,天老爷显灵,跟着我落泪。”大哥很激动,眼睛里盈满泪水,肯定李文军说:“你做得对,明天我也去青山街英烈祠烧一堆纸钱。”

青山街英烈祠这两年没人管了。早两年英烈祠还有人打扫,都是抗日战争中伤残的原国民党老兵。这两年,中、小学的教材改了,教材上说“国民党拒不抗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就把那几个伤残老兵安排到残疾人厂糊纸盒子,免得他们在这里晃来晃去地碍眼,当然就没人再为抗日战争中阵亡的英烈们打扫牌位了。这天下午,李文军手里拎着一大包给亡人烧的纸钱,和我大哥缓缓向英烈祠去了。大哥坐在三轮车上,摇着手柄,李文军严肃着脸走在我大哥一旁。这时是下午四点多钟,离下班还有一个小时,街上空空的,除了老人和小孩,大人们都忙着建设社会主义去了。两人来到英烈祠,英烈祠里空无一人,秋风把落叶都刮到地上,地上就一地的枯叶和垃圾。只有那株桂花树于这个季节里开着细碎的白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英烈祠里立着一块花岗石碑,石碑上凿着“抗日英魂”四个行书体字,描着红油漆。此刻,英烈碑上有很多黄泥印渍,那应该是孩子们掷泥坨留下的。英烈碑的后面是一间存放英烈牌位的房子,做灵堂布置的,建得很肃穆,门窗都是黑色,那个对着门摆设着众多牌位的阶梯似的祭坛和后面的墙也是黑色。从前这处庞大的祭坛上摆着四百多个牌位,每个牌位上都刻着一个人名,他们是一九四四年时坚守在妙高峰上的一个整编营,从营长到士兵全牺牲了,为了纪念他们为国捐躯,门楣上特意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匾,写着三个楷书体字:英烈祠。这块匾被什么人取下来扔在祭坛下,匾上尽是灰尘和脚印。放眼望去,四百多个牌位只剩几十个,东倒西歪,有的扔到了地上,有的摔烂或被人踩烂了。灵堂不再肃穆,给人一种凄惨衰败的景象,还有一股屎臭,是人和狗的粪便。

大哥和李文军凄凉地来到石碑前,李文军怒视一眼天空,大叫一声:“弟兄们,你们死得太冤了,我为你们难过啊。”声音很有力地散开,冲进破旧的灵堂,被灵堂里那面黑墙挡了回来,就有喑喑的回声,回声落到桂花树上,致使桂花树都颤栗不止,落下不少桂花。我大哥苦着脸,没吱声。李文军又说:“我心里痛啊。”大哥低着头,李文军蹲下,把那包纸钱解开,分一把给我大哥,两人就在“抗日英魂”的碑下烧着纸钱,一股淡淡的蓝烟便于习习的秋风中抚慰着石碑,飘散开去,风把它们吹得无影无踪。

有放了学跑进来玩的小学生,他们生生地觑着这两个男人,很快就玩自己的了,在坪里掷纸飞机,或绕着那几棵树追赶和打闹。我大哥和李文军一声不吭地烧完纸钱,李文军悲伤地说:“我还记得彭营长,他从前是中学老师,彭营长投笔从戎,就是为了打日本鬼子。”大哥昂起头,只见一抹残阳投射在麻灰色的英烈碑上。大哥闻见了秋风吹来的桂花香,这才把闭臭的口张开道:“历史和我们都会记住他们。”

 

四十七

李文军心里很不痛快,这种不痛快在李文军心里由来已久。这是没办法的,命里注定他会有漫长的一段时间不痛快,他逃不过这一劫,因为他太耿直、太勇于提意见和太爱愤愤不平了。这样的人活在那个政治性很强的年代,想不倒霉都不可能。李文军三十六岁了仍然独身,并非他是个独身主义者,而是他很年轻就当团长、师长,把他当骄傲了。医院里女人很多,按说找一个老婆对于他来说并非难事,但李文军的眼界太高了,他会暗暗地拿医院里的女性与我大嫂比,一比,他就觉得她们都不行。李文军表面上大大咧咧,有时候马虎得让人不悦,例如衣服、鞋子全脏兮兮的,白衬衣的领子都穿成土色了仍懒得换洗,十足就是街上的邋遢鬼相。其实,骨子里李文军却是个完美主义者,他之所以马虎、懒惰,是他觉得没人值得他勤快。什么东西,他都要追求完美,对女人他更是这样,身材要好,长相要漂亮,说话声音要动听,品德还要高尚。这就有点吹毛求疵了。王玉珍身高一米六四,没达到一米六四的,他连面都不愿见。有的姑娘,身高达到了,可是长相又没王玉珍漂亮,他也不谈。医院里有个护士,长相和身高都达到了他的要求,接触几次后护士坦率地告诉他,她以前谈过男友,那男友不顾她拒绝,强行夺去了她的童贞。他听她这么说,就再也不愿谈下去了。这一拖再拖,拖到现在仍然单身,这就让他身上的火气没地方消散。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李文军还有三个不痛快如同血块样淤积在他心里。他转业时是副师长,那个负责安排转业军人的领导曾对他许诺说:“你暂时委屈一下,先到H医院干半年,以后再给你动。”H医院只是个科级架子,任副院长也就是个副科级,从副师长变成副科级,这降级使用也降得太多了。有的军人转业是平级使用,有的军人转业最多降一级或两级,而在他李文军身上竟毫不客气地降了四级。他这国民党起义将领,还不如解放军的一个少校营长转业的级别来得高,这让他心存芥蒂。其次,医院的院长是个地下党,同他一样不懂医,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大多是外行领导内行,这他没有意见。他的意见是觉得这个院长太自以为是了。有次,李文军在食堂吃饭,和总务股的几个同事聊天,院长坐过来,闲聊中,地下党院长谈到当年湖南新编第一军跟随程潜、陈明仁将军和平起义时说:“你们当年起义也是被逼无奈,因为当时我人民解放军已大兵压境,随时可以消灭你们。”李文军心里承认,这话说得并没错,但从院长嘴里说出来,又当着其他同事,这让李文军极不舒服,仿佛他不过是个临阵脱逃的怕死鬼,这与李文军心里的价值观大相径庭。

还有一件事让李文军恼火,去年医院建了栋两层楼的宿舍,红砖黑瓦木板地,从挖地基到一块块砖往上砌,都是在李文军的眼皮下进行的,建这栋楼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院长和三个副院长及十几个主任、主治医生的住房问题。李文军理应有一套。可院里开会时,院长却把该分给李文军的那套住房给了医院办公室杨主任。杨主任是从兄弟医院调来的,三代人住一间房,这李文军是知道的。李文军还知道杨主任是院长的亲戚。李文军并不讨厌杨主任,李文军的不舒服来自于院长不跟他商量就把该分给他的房子给了杨主任。那天傍晚他在医院里散步,无意中看见那房子居然挂了绿色的窗帘,房里还亮着灯。李文军走过去,看见杨主任正和爱人在房里搬东搬西,而杨主任的母亲却在厨房里炒菜。李文军没说话,事后他对院长说:“再怎么说我也是副院长,你也要跟我商量,经我同意。”院长哈哈一笑,“这是党支部讨论时做出的决定,你不是党员,没参加支部会议,我忘了让人通知你。”李文军想起当年转业时,负责安排他工作的领导说“你暂时委屈一下”,可是好几年过去了,他居然还在这个医院当副院长,这让他心里窝了火。又想到院长唯我独尊,动不动就拿党支部压他,欺负他不是党员,这就让他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中写了那篇关于我对释放侵略中华战争中的日本战犯的一点个人意见的大字报,这大字报被他贴在医院的宣传栏里。

这个标题很长的大字报写满三页,简直是直接跟共产党叫板,说他认为全国人大做出的决定是个错误,共产党不应该宽释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等等。李文军还在大字报里对事不对人地说:“我发现有的共产党员老是抓着一些人的‘历史’问题不放,不信任人,好像医院是他个人开的”等等。大字报在医院里引起哗然,医生和护士们都争先恐后地站在宣传栏前看和咂舌及掩着嘴小声议论。院长的脸气肿了,把市卫生局的领导叫来看大字报。院长说:“这个李副院长竟把矛头指向全国人大,他算什么东西?一个前国民党师长,也太猖狂了!”市卫生局的领导觉得这事马虎不得,找李文军谈话,李文军仍振振有词:“我不同意宽释日本战犯!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是几十代人都抹不去的,怎么能宽释?”市卫生局的领导跌下脸来,“你这是不跟共产党走,是把自己凌驾于全国人大之上啊。”李文军一脸不识时务地一挺胸,一副好汉做事好汉担地说:“不敢,但我坚持个人意见。”

这年十月,中央制定了右派分子的划分标准,标准有十条,在报纸上一经登出,李文军就清楚自己是“右派”了。院长找他谈话时,李文军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就不想“死”得很难看,他一脸高大地说:“抗日战争中,我曾多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我的很多弟兄都在抗战中死了,我能活到今天,已经够幸运了。”院长说:“你有这个认识,那就好。”李文军脸上的表情变得更硬了,“日本侵略军的大炮和飞机在我身边轰炸时,我都没怕过,还怕打成右派?”他说完这话,走了,觉得自己是南宋时期的岳飞。

我们家的亲戚里也有两人被打成“右派”,他们是郭家父子。父子俩被同时打成“右派”,即使在那个很左的年代,也是一件稀罕事。公私合营后,兴南被褥厂被更名为“长沙被褥厂”,郭兴南虽仍是厂长,但公私一合营,上面派来几名党员,他们在被褥厂敲锣打鼓地成立了党支部,权力于是都集中到厂党支部的书记手上了。书记姓李,浏阳人,干过游击队,祖宗八代都是雇农,他早就看穿着绫罗绸缎的郭兴南不顺眼了。农村里,地主不是被镇压了就是被打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而城市里像郭兴南这样的资本家还整天穿着绫罗绸缎,这里走那里看,四处指手画脚,这让李书记觉得应该打压一下郭厂长的气焰。李书记把厂里大小事情的决定权都揽到自己手上,他总是在会上强调:党领导一切。这样左一次右一次的强调,被褥厂的男工人也好,女工人也好都不听郭厂长的了。被褥厂有很多职工没住房,或住在十分破旧的窝棚里,而郭兴南一家六口人仍住着那么大的房子,这让李书记忌恨,于是他在会上说:“郭厂长,现在公私合营了,你们家的房子过去是你的私人财产,现在它是公家的了。厂里很多人住的条件相当差,党支部决定,你们家只能住三间房子,其他房子都要腾给职工住。”郭兴南说:“公私合营时,我并没把房子登记进去。”李书记不耐烦地一摆手,“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资本家早成狗屎了,你还想过资本家的瘾?”

房子当然腾了出来,有五户职工先后搬了进去,其中就有李书记和厂保卫股刘股长。郭兴南一家住着一楼的三间房子,李书记一家正好住在郭兴南的头上。李书记一打开窗户,就是芙蓉树。这个季节里芙蓉树上开满了花,花香直接从窗户传入房间。李书记深深地吸一口花香,觉得旧社会里资本家的日子真他妈的好过,一家人住这么大的房子,佣人甩了三四个。郭兴南的心情却糟透了,这就让郭兴南在“大鸣大放”的后期放了一炮。郭兴南,这个多年里以投机取巧和大胆冒险而著称的湘南汉子,虽然五十多岁了,但敢于一拼的赌性却没法泯灭,他写了张大字报攻击厂党支部李书记是个农民。他没有多少文化,字写得差,就让儿子郭铁城代写,他口述,说:“有的人农民意识强烈,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在厂里搞帮派,不是浏阳人他就不提拔,而且不懂生产,只在厂里强调要突出政治,致使厂里的生产下降,质量大不如从前”等等。

这张大字报就贴在被褥厂的墙上,一进大门便能看见。大字报虽然没点名,但厂里人人都晓得李书记是浏阳人,生产股长也是浏阳人,厂销售股长是浏阳人,新提拔的厂保卫股刘股长还是浏阳人。李书记在厂党员会上拍着桌子道:“浏阳人怎么啦?王震司令员就是我们浏阳人,王首道政委也是我们浏阳人,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就是从我们浏阳开始的,浏阳人敢为天下先,敢革命!坏人总算露出了狐狸尾巴。这哪里是攻击我?”李书记把郭兴南往死里拉道,“我算什么?他是把矛头指向上面。公私合营后,他再也无权榨取工人阶级的血汗了,他恨社会主义、恨共产党。他这是攻击我们共产党!”

郭兴南就是这样成的“右派”,一张大字报把他的一生写到与地狱交界的底层社会里去了。我大姐夫郭铁城本来可以不打成“右派”的,我大姐夫读了书,没有父亲霸道,相反,他是个懦弱、识时务的人,为人谦和,他也没写大字报。可是那年月打“右派”是有指标的,厂里熟悉他们一家的人都晓得郭兴南不通文墨,写不出那么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于是大家都说郭兴南贴出的大字报是他儿子郭铁城写的。我大姐夫以前确实拿毛笔为其父写过一些东西,比如通知全厂职工端午节到了,下了班去厂部领盐蛋和粽子。又比如中秋节到了,厂里准备了月饼,每人一斤等等。这样的通知,年年都要出,每次都是我大姐夫大笔一挥,就贴到厂门口了。既然厂里人认出来了,问题就跟来了。

有人把这事添油加醋地传到了红旗油漆厂。红旗油漆厂的前身是郭兴南创办的兴旺油漆厂,厂里一百几十人,公私合营后,我大姐夫在红旗油漆厂任副厂长,但不管事,也没人要他管事。那辆奔驰车就成了公家的车,早两年被上面收走了,说是红旗油漆厂的厂长和副厂长,只能算科级干部,还不够坐奔驰车的级别。我大姐夫像他母亲,是个逆来顺受的人,知道社会主义了,大少爷脾气是让人讨厌的,就假装高兴地接受这个现实,骑着单车上下班,还常常穿身工作服,这里走那里瞧,见人就迎上去打招呼,“你好你好”,笑眯眯的,客气得让人觉得他犯贱。

我大姐夫看报、听收音机,政治性强,也敏感,知道社会主义了,自己这资本家公子的身份不逗人喜欢,一定要学会忍辱负重。他对我大姐家桃说:“只要我不惹别人,别人也不会惹我。”道理虽如此,但也有个案,个案就是他不惹别人,别人也要惹他。坐在他隔壁办公室的厂工会赵主席恨透了他,把自己身上的痨病归咎到我大姐夫身上。赵主席是老职工,三十年代就在油漆厂当学徒,闹下了肺病,而之所以得了肺痨,医生说“主要是劳累过度”。赵主席想他还不是年轻时为多挣几个钱养家,在郭家开的油漆厂拼命劳累所致?他如今是工会主席,厂领导之一,偏偏弄了个痨病缠身,于是他想寻机报复。他对郭铁城副厂长上班经常迟到、早退很有意见,他曾跟厂长反映,厂长说:“不好办啊,郭铁城曾是这个厂的东家。”赵主席觉得厂长有点偏袒郭铁城,指出道:“还什么东家?早公私合营成国家的了。”

赵主席没有厂长那么仁慈,局领导来检查工作时,他以工人阶级的身份很不客气地放了一炮。局领导要求各厂矿把厂里在“大鸣大放”中跳出来的人报到局里去,在整理报上来的材料中,红旗油漆厂居然没报,局领导就来了。局领导是个女的,说一口北方话,着一身列宁装,脖子上系一条灰色围巾,很神气。女局长把油漆厂的党员们召集到办公室开会,问厂里的情况时笑笑说:“怎么,你们红旗油漆厂就没一个右派?”大家都望着女局长,女局长又说:“十个指头都不一样齐啊,你们厂一百几十人,个个都好?”

工会赵主席感觉机会来了,就装作气呼呼地说:“局长,有一个人,不知他的情况够不够右派。”女局长就鼓励地看着赵主席,“说说看。”赵主席便添油加醋地把郭铁城的情况汇报给女局长听,“他和他老子一起写大字报,”赵主席气愤地说,“攻击共产党,说共产党是农民,在厂里拉帮结派。这不是诬蔑共产党吗?!”女局长一听这话,脸都黑了。女局长就是农民出身,她丈夫也是河北的农民。“农民怎么了?”女局长来气了,“就得老实待在地里被封建地主剥削和压迫?我看他就是个右派!”赵主席更来劲了,说:“新中国都建立八年了,人人都在劳动,他仍然在吸我们工人阶级的血汗,在厂里东游西荡,不干活,很虚伪,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女局长觉得这种把自己凌驾于工人群众之上的人,应该打压,就批评厂长说:“你啊,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可以由着他一个资产阶级胡来?还瞒着不报,你的政治立场到哪里去了?我看这个人就很右派。”

就这样,没写一张大字报,没在人群中发表过一次不同政见的郭铁城也成了“右派”。当厂保卫股长拿着局里下达的“开除公职、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的处理决定,通知我大姐夫并限令他们父子三天之内搬离长沙,回老家郴州资兴县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劳动改造时,我大姐夫哑了,他可没有打过日本鬼子的李文军那种兵来将挡的气概,脸白得如一张纸,好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向你保证,我没反党反社会主义呀。”保卫股长是个铁石心肠的男人,他冷冷地说:“要我看,当右派比打成现行反革命还是好一点。”

我大姐夫满脸悲愤,因为他不但没反社会主义,相反,他觉得社会主义确实比过去强。他父亲也不是反社会主义,而是讨厌厂里那个自以为是的李书记。如今他们父子被双双打成“右派”,他觉得冤,人就蔫得同酸黄瓜样。他对我大姐说:“我实在小心,这期间厂里开会我都没发过一次言,怎么还是打成了右派?”我大姐也觉得我大姐夫冤,大姐见被打成“右派”后满脸凄然和迷茫的丈夫,就硬着脖子表示她不在乎道:“有什么要紧?又没把你枪毙,比起早几年那些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你和你爹都算幸运的。”我大姐夫却缩成一团,冷得直哆嗦。我大姐抱来被子盖在他身上,大姐夫仍瑟瑟发抖。大姐又抱来儿子盖的被子盖到丈夫身上,大姐夫仍冷得牙齿打颤,“家桃,我害了你。”大姐觉得她丈夫的抗变能力太低了,说:“到了这个份上,还说这个干什么?我跟你去资兴县。”

大姐那天上午回来与爷爷奶奶和爹告别时,穿着黑呢子大衣和一条黑长裙,一条玫红色的丝围巾缠在她修长的颈脖上,一头短发很有形地披在肩上,人就很漂亮。我大姐是那种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女性,也只有在战火中、在军人家庭里长大的姑娘才能成为这种宁死不屈的女性。这样的女人是不会把痛苦搁在脸上展览的。她妈能吃苦,但她妈吃了苦却像老牛样将吃进肚子的苦反刍到脸上,何家桃在城里受的教育,教育让她学会了坚强和掩饰,就要脸,于是她把所有的酸楚都咽进了肚子。大姐望全家人一眼说:“我们要搬家了,特来辞行。”奶奶问她:“搬到哪里去?”大姐说:“郭铁城父子都打成了右派,被遣送回原籍,厂里限定我们三天内搬家。”大姐说完这话,笑了下,但那种笑实在是强颜欢笑,就十分凄迷。大姐那年还不老,玫红色的丝围巾把她的脸衬托得很白净,正因为太白净了就能透出内里的忧伤。毕竟她遇到的是一件倒霉事,虽然她坚强的性格让她选择了接受。

大姐在家里吃了中饭。吃中饭时侄儿何白玉放学回来了,何白玉看见她姑妈就叫声大姑妈。白玉见桌上一桌菜,高兴道:“啊呀,今天是谁生日还是过什么节?这么多菜?”平常一家人吃饭,遵循爹规定的三菜一汤的标准,那天大姐将走,我妈和张桂花就特意多做了三个菜,腊肉腊鱼都上了桌,还有一只鸡,是特意杀的,为大姐饯行。何白玉闻到鸡肉的香气,特别来劲,脸上喜滋滋的,夹个鸡腿就吃。玉珍说:“白玉,你大姑妈一家人要走了,你敬一下你大姑妈。”白玉边吃鸡腿边问:“去哪里,大姑妈?”大姐回答侄儿说:“去很远的一个县城,你大姑父被打成右派了。”白玉已从别人嘴里得知“右派”不是好人,很不理解地叫起来:“大姑父蛮好一个人,怎么也成右派了?”大哥说:“你吃饭。”

何白玉身高一米七了,要穿四十三码的球鞋,穿四十二码都打脚了,这让爹和奶奶都隐约想起我那个至今下落不明的大叔,因为我大叔就长着一双又长又臭的大脚。何白玉一副大人模样地端起酒杯,酒杯里盛着半杯葡萄酒,他对他大姑妈道:“大姑妈,打成右派也不要怕,无所谓点。”我们都望着白玉,这个少年竟说出这样坦然自若的话,真让人吃惊。白玉又说:“大姑妈,侄儿祝你一路顺风。爸,我这句话没说错吧?”大家都不明白白玉哪里学的这一套,说话的语气和表情简直带着社会习气。大哥绷着脸说:“少啰唆。”大姐却端起酒杯与侄儿的酒杯碰了下,大姐把杯中的葡萄酒全倒入嘴中,这才仰起一张尽管还十分漂亮、却让一家人感觉凄凉的脸。大哥开口了,“家桃,大哥说一句,要是那里住不下去,你就回来住,家里有你的房子。要是那里的人欺负你,你绝不能老实,一老实,别人就会骑到你头上。”大姐感动地点下头,秀梅突然叫声“姐”,眼泪不听使唤地从她眼角涌了出来。

大姐走了。大姐那天从我们家折回她公公家时,一家人已收拾好行李等她了。大姐隐瞒了当天走的实情,她不想奶奶、爹和她妹妹送她,那天很冷,大姐不愿意娘家的人看见她于凄风苦雨中拽着儿子前行,她的自尊心让她觉得什么都可以舍弃,但脸面不能不要。当年,她执意要嫁给郭铁城,为此被父亲呵斥,被奶奶责备,现在她得把这枚苦果无声无息地消化掉。她不愿意娘家这边的人看着她跟随丈夫一家人走进可想而知的苦难中。他们是乘五点钟的火车南行,一家人都跟几根酸黄瓜样蔫在家里,似乎身上都抹了盐,人也萎缩了。当然,对于刚读小学一年级的郭香桃和三岁的郭承嗣,姐弟俩并不晓得,这种命运的改变等于是致命一击。姐姐拿着算盘子,丢到地上跳着,弟弟手捏纸飞机,嘴里发出起飞的叫声,看见母亲回来就把头偎到母亲身上。我大姐夫看了眼表,已经三点一刻了,他轻声说:“我们该动身了,家桃。”家桃点下头,大姐夫去叫了三辆人力车,人力车一到,郭兴南父子就一人手中拎着一口大皮箱,吃力地向人力车迈去。人力车夫下车接,说了声“这么重”,就在这时,住在楼上的李书记探出头来喝道:“等等。”

郭兴南和郭铁城同时转过头,听见一连串急促的脚步声跑来,是保卫股刘股长——一个矮个子男人,刘股长的后面还跟着两个人,都是被褥厂保卫股的,事先就来了,都虎着脸。李书记不急不慢地走来,表情严厉地说:“把箱子打开,要检查。”郭兴南黑着脸道:“这都是我私人的东西。”李书记不饶道:“不检查,谁能保证你没拿公家的财物?”郭兴南不肯打开箱子,与李书记僵持着,李书记冷冷地对刘股长道:“去,把派出所的同志找来。”

大姐夫听李书记这么说,脸都白了,他是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小见到的是讨好他爹妈或他的嘴脸,从没见过这么严厉的面孔,心就慌,同煮饺子样。他看一眼表,又看一眼父亲说:“爸,让他们检查吧?”郭兴南左右望望,低下头,打开坚实的黑牛皮箱,黑牛皮箱里还有一口小箱子,小箱子上了把黄铜锁,刘股长搬了下,感觉很重,便说:“李书记,这口箱子很重。”李书记又要郭兴南打开这口小箱子,郭兴南说:“这是我多年的积蓄。”李书记的一张马脸拉得很长,厉声道:“打开。”郭兴南感觉自己很无助地掏出钥匙,打开箱盖,箱子里蒙了层黄布,揭开黄布,三十块金砖就在天光下闪闪发亮。李书记说:“这么多黄金,你拿到哪里去?”郭兴南说:“李书记,这是我的私人财产。”

年轻时在农村里当过流氓无产者的李书记却不这样看,他觉得这些金子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就正言道:“这是你当资本家时剥削的工人阶级的血汗,必须充公。”李书记继续严厉地谴责郭兴南道:“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一手,这箱金子全部充公,交给国家搞建设。”郭兴南气得脸都青了,我大姐夫说:“爸,算了,不要了。”李书记又疑惑地看着搁在我大姐夫脚前的箱子,“把你的箱子打开检查。”我大姐夫只想逃走,逃出他既害怕又厌恶的李书记那阴险、严厉的目光所监视的范围,那一刻,哪怕有一个地洞他也愿意钻进去!他知道面对这种一脸雄赳赳的很霸道的人,不打开箱子肯定是做不到的。他打开了箱子,箱子里用黑布裹着一大包印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这也是他的箱子提起来很沉重很吃力的原因。李书记对眼睛发亮的刘股长说:“看见了吧刘股长?我跟你说你还不信,资本家就是资本家,死到临头还要把钱财带到棺材里去!都没收。”

郭兴南发怒了,一把揪住李书记的衣领,把李书记拉到自己的脸前,“我要操你祖宗十八代!”李书记大声说:“右派分子郭兴南,你老实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长沙市!”郭兴南握着的拳头举到半空,李书记厉声喝道:“你敢打国家干部,就是反革命。”郭兴南的拳头悬在半空没敢落下来。李书记冷笑道:“你一个臭资本家还敢逞凶,你想找死,我马上给你搭一个跳板让你去见阎王!”我大姐夫逮住他父亲的拳头,他父亲气得浑身发抖,蹲到地上,用力捂着胸口,脸都扭曲了。郭香桃和郭承嗣一个抓着妈的黑呢子长裙,一个揪着妈的黑呢子大衣。我大姐对李书记说:“李书记,请你打个收条给我丈夫。”李书记横一眼我大姐,“什么收条?这是没收……”我大姐说:“李书记,你不要欺人太甚。”大姐用坚定的目光盯着李书记,“我们家的金子和银元,你说要充公,说没收交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我同意,也算我们郭家做了贡献。但我要你打个收条你都不打,你什么意思?”

李书记当然知道我大姐,既知道我大姐有国民党的将军父亲,又知道我大姐有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叔叔,他对我大姐就没那么凶。李书记的表口袋里插着支钢笔,他拿出钢笔,又掏出烟盒,那烟盒里还有几支烟,李书记把那几支烟拿出来,把烟盒拆开,蹲下,将烟盒纸搁在膝盖上写道:“收条:今没收郭兴南父子的金专三十快,银元一千元,蒋全部交给国家。李向东。”李书记在浏阳农村只读了几年私塾,文墨只是半通不通,因此把“砖”写成“专”,把“块”写成“快”,把“将”写成了“蒋”,他只会写报纸上“人民公敌蒋介石”的“蒋”。那是张印着牡丹花的“牡丹”牌香烟盒,李书记写完收条,没有交给被他视为臭狗屎的郭兴南父子,而是把它交给我大姐。

 

四十八

李文军没像我大姐一家人一样被遣送到遥远的县城去,因为在他初次填写履历表时,他觉得这一栏纯属多余,随手把籍贯写成“长沙市”,于是他被遣送回青山街。街道办事处安排他到青山街自来水站守水站,此前,青山街自来水站由一个手残疾的女人守,李文军打成“右派”后,办事处的基层干部就安排李文军守,于是李文军接替了那个白天守水站晚上锁了龙头回家的中年妇女。自来水站设在青山街的中间,用竹篱围着,有一间破烂的小房子。李文军住进这间破房子,开始了青山街自来水站的守水工作。

我们家有一口井,多年来我们家一直吃这口井的水。自从自来水管接来后,我们家就改吃自来水,只用井水洗衣洗澡。我们家挑自来水的担子最先是王玉珍,后来是我,再后来是白玉。李文军看见白玉来挑水,看见白玉高高瘦瘦一身有劲的样子,会赞美道:“白玉,你长大了应该去学拳击。”白玉说:“李伯伯,我们体育老师要我打篮球。”李文军说:“你比你爸小时候长得还结实,到底是何家的种。”晚上,孤独、郁闷的李文军会来我家,冲我大哥一笑说:“天真冷,我来烤一下火。”

有天很冷,西伯利亚的寒流来了,屋檐和地上都结了冰。李文军睡的那间房子,门窗都漏风。这倒不是他来我家的真实原因,真实原因是他太寂寞了,来找我大哥下围棋。他倒不怕影响我大哥,大哥没单位,没人要揪他的辫子,他说:“老军长,我来,不会影响您什么吧?”爹觉得自己在统战部当个副主任算不上什么,而李文军不但是他的老部下,还是这个家里长大的,他没有理由拒绝,便安李文军的心说:“还能影响我什么啊?不要说这种话。”李文军就心安地说:“我来找胜武下围棋。”王玉珍把方桌清空,又把围棋拿来,还为李文军泡杯茉莉花茶。李文军喝口茶,称赞说:“这茶真香。”王玉珍叹气道:“你啊,要是结了婚,也许就不会打成右派。”李文军望着王玉珍,“此话怎讲?”王玉珍说:“至少你老婆会劝你不要写那张该死的大字报。”李文军就怅然若失地说:“有可能。”王玉珍烧盆炭火,把炭火搁在桌下,李文军忙烤着一双冰凉的手,边说:“还是有老婆好。”王玉珍笑,“知道女人的好处了吧?”李文军说:“知道了,只是晚了,现在打成右派了,谁还会嫁我这个右派啊?”大哥嘿嘿嘿笑,王玉珍安排完这一切,睡觉去了。

爷爷、奶奶、我妈,还有张桂花都睡了,只有爹和秀梅、白玉没睡。爹在房里看全国政协下发的文件,何秀梅在她房里握着毛笔抄写歌曲。学校的音乐老师调走了,一、二年级的音乐课没人上,校长找到何秀梅说:“何老师,你代上一、二年级的音乐课吧?”何秀梅别的都没有,就是身体好,她的精力旺盛到这种程度,再累,只要坐一分钟,累的感觉就荡然无存,精力又恢复了,用不完。校长要她代上音乐课,她二话不说承接下来,热情地投入备课和教学中。何秀梅是一个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再上两个年级的音乐课,就有点忙不过来,但这样更好,她可以少想点李文华、少受点爱情的煎熬。一、二年级分别有三个平行班,一个班一周两节音乐课就是十二节,再加上她还有八节语文课、两节劳动课(带着自己班的学生劳动),和一节班会课,她一周有二十三节课,星期天她还要家访,人就风风火火的,手中永远提着个装满学生手册和作业本的袋子。奶奶为她的婚姻大事把头发全急白了。早几天,一家人吃饭,当奶奶说起她和李文华结婚的事时,她平淡地回答:“我忙得都没想过要结婚了。”张桂花听何秀梅这么说,扭开了脸。奶奶再要说什么,张桂花用脚踢下奶奶,奶奶还想说,张桂花忙制止奶奶说:“年轻人的事,我们都不要管。”我妈在张桂花收拾碗筷时,小声问秀梅:“文华还给你写信吗?”秀梅瞟一眼我妈说:“写。”

何秀梅说的是实话,李文华仍坚持着给她写信,只是不像以前那么勤快。以前一个月两、三封信,现在一个月一封,落款的日子有时是一号,有时是五号或十号,信上大多是谈他的工作,不像过去那么缠绵了。大西北强劲、冷冽的风把李文华的心吹硬了,也吹广阔了。何秀梅有时回信会回得热烈一些,有时也很冷淡,一切都根据李文华的来信定。上个月,李文华在信里说:“我和你的婚姻大事,恐怕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我相信我能赢,因为我是中国军人,中国军人最有耐心和耐力,能等。”何秀梅看完这封信,把脸埋在被子里哭了场,然后回信说:“只要我打算结婚,我要嫁的人就一定是你。”半个小时前,她又拿出李文华写的信重读了遍,还习惯性地用红笔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下画一杠,箭头朝外一指,注明:“用词不当”。在“中国军人最有耐心和耐力”这句话上,分别在“耐心”和“耐力”上加了圈,然后将两个圈连在一起,一个箭头打到旁边,写道“那我们就比比耐心和耐力”。她不能再沉迷在李文华写的信中遐想了,明天有三节音乐课,还没抄歌曲,于是她铺开一张从学校总务室领来的白纸,拧开墨汁瓶,用毛笔抄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抄完后,何秀梅试着用喉咙哼唱了遍,觉得这首歌对于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来说,难度大了点,但校长要她教,她就只能试试了。

何白玉坐在另间房子的窗前,桌上铺着课本和作业本,却在偷偷写情书。白玉喜欢班上的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的父亲是名老红军,据说是师长转业的,在一家厅级机构任职,属于高级干部。白玉写道:“孙燕,我喜欢你那双眼睛,你的眼睛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眼睛。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你一个人,我爸爸妈妈我都可以不爱,但我爱你……”北风刮在树枝上,树枝摇头时发出私语般的摩擦声。白玉继续在信里说:“孙燕,如果你长大了嫁给另一个男人,那我就去死。何白玉没有你,活不下去。”身体过早发育的何白玉写这封信时,下身都不由得硬了。写完信,他看了两遍,想明天课间时,再将信悄悄塞进孙燕的书包。他要解溲了,就急急地走出房间,看见父亲与李伯伯仍在下围棋,感兴趣地凑过去,他父亲不耐烦地对他挥手说:“睡觉去。”

我大学毕业的那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年。大家先是为《人民日报》发表的《乘风破浪》的“赶英超美”的社论所鼓舞,那社论说“在十五年左右一定要赶上或超过英国”。这样的社论,岂能不让贫穷了几十辈子的中国老百姓振奋?!我所在的学校一片哗然,老师们摩拳擦掌,恨不得为“赶英超美”立即出一分力发一分光,都把“反右”时的烦恼和惴惴不安抛到了脑后。长沙街上到处敲锣打鼓,小学生们把家里的破铜烂铁拿到学校,学校老师把废铜烂铁集中起来,送到回收站,让回收站的同志将废铜烂铁运到钢厂去炼钢。长沙一下子建了十几家钢厂,锅炉烧起来了,通红的,炼钢工人整天在炉前忙,戴着帆布手套和墨镜,手握钢钎,脸上笑呵呵的。《长沙晚报》上就有喜报,报道长沙的革命群众,积极投入炼钢的劳动中,已炼了好多好多炉钢,全国人民通过学习文件,现已炼成好多好多炉钢了。每天打开报纸,全是喜讯,到了五月份,觉得社会主义真像中央提出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来了,同学们都恨不得快点毕业,好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这年六月,正当全校师生和全市的老百姓为大炼钢铁而兴奋时,粮食产量放“卫星”了。亩产五千五百斤的小麦、亩产七千六百零七斤的小麦、亩产一万二千斤的稻谷、亩产一万六千斤的稻谷等等,一个接一个地“爆”出来。湖南人不懂小麦种植,但非常熟悉稻谷产量,亩产一万六千斤稻谷,这让那些家里是农民或曾经当过农民的老师和同学瞠目结舌,但是紧接着报纸上又报道湖南某县某乡通过深入学习和贯彻“大跃进”精神,真正做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今年亩产竟达到一万八千零七十一斤。我读这张报纸时,已毕业分配到一所师范学校,办公室里,有的老师摸着脑袋,一脸疑惑地私下议论:“是不是太多了点——你们说?”“右派”的帽子还在天上飞呢,就没有人敢站出来质疑和反对,有老师用滑稽的口气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么。”

爷爷听我说了报纸上亩产的粮食产量后,说:“吹牛吹大了,我小时候跟你曾祖父种田,碰上收成好,一年也就收七百多斤谷。某一年如果雨水多,阳光少,也就五六百斤。这亩产一万八千零七十一斤,那是哄鬼。”爹的童年虽然是在何家山村长大的,但并没种过田,说:“也许那块田特别肥呢?”爷爷摇头,“肥多了会把秧苗‘烧’死。”爹说:“现在是科学种田。”爷爷摇头说:“你们没种过田,不懂。”爹看着我和大哥、秀梅,“你们不要在外面说这种话,搞不好就又是右派。”

有天晚上,李文军拿来一张报纸掷在地上,说:“吹牛皮不犯法的,你们看。”没有人愿意捡起报纸看,因为卫星越放越大,亩产九万斤、十万斤的卫星都在报纸上有名有姓又振振有词地飞,好像是你能吹,我比你更能吹似的。“有点常识的人都晓得这是骗人的鬼话,”李文军说,“把人当傻宝。”大哥冷冷一笑,“一派胡说。”

我和李佳就是在一天一颗“卫星”中结婚的。放卫星一开始让我和她都很兴奋,一天等于二十年,这是多么好的时代啊!李佳对我说:“文兵,今天我活了二十年。”我吃一惊,李佳就娇声说:“一天等于二十年啊。”我大笑,“是的,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亩地生产这么多粮食,子子孙孙都吃不完。李佳,我们结婚吧?生一百个孩子出来,现在的粮食产量这么高,反正怎么吃也吃不完。”李佳同意了,“那我就跟你生一百个孩子。”

我们的婚礼是我们家族里最简单的婚礼,就是我们一家人加上她一家人,围拢来一大圆桌,再也没有别人了。那年七月,程潜提议我爹当省政协副主席。爹调省政协任副主席,来了精神,天天学文件,思想比共产党员还上进,把艰苦奋斗的思想都搬到家里来了。爹说:“文兵,婚礼简单点,不要铺张,现在中央提倡厉行节约,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省政协副主席,要起带头作用。”我把爹的话传给李佳,李佳说:“我随便。”我们就随随便便地结了婚。饭菜是张桂花婶婶和大嫂做的,实际上是玉珍掌勺,张婶婶当下手,做了十个菜:鸡、鸭、鱼、扣肉、牛肉等等,先一天开始准备,自然是满满一桌。

我岳父、岳母坐上席,梨花伯妈也坐上席。我岳父李爱国头发大多白了,脸上也有了些老年斑。岳父笑着,露出一口藏满烟垢的牙齿。梨花伯妈更显老了,完全可以跻身于老年妇人的行列,不但头发花白了,脸上皱纹也十分张狂,看上去不比我奶奶年轻多少。我岳母倒不显老,与我妈是一个年龄层的,两人就谈得来。李文军要守水站,直到开饭的那一刻爹才让白玉去叫他。李文军着一身深蓝色中山装,脸上的胡子刮得很利索,看上去就比平常年轻几岁。他坐到我大哥一旁。他一落座,爹就宣布:“吃吧,都是一家人,别讲客气。”于是十几双筷子伸向各自爱吃的荤菜,李文军吃着扣肉时看一眼秀梅,见秀梅脸上红嘟嘟的,都长红斑了,便问:“秀梅,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啊?”秀梅冷着那张长了些红斑的脸,瞟一眼李文军说:“等吧,不过你要有耐心。”李文军笑笑,“再有耐心也要说一个时间啊。”秀梅说:“快了。”张桂花忙盯着秀梅,有点激动地问:“快了是什么时候?”秀梅朗声回答:“明年,也许后年。”张桂花脸上就没了那种期待,脸色就淡了,低头吃着饭菜。大哥见秀梅一脸嘲弄结婚的样子,就责怪妹妹说:“秀梅,你不能害别人老等啊。”秀梅放下了筷子,“大哥,人都有自由的,我害谁了?”大哥瞪着秀梅,要发火却控制了。王玉珍忙说:“都别说了,今天是文兵和佳佳结婚的大喜日子,大家都要高兴。”

吃过饭,几个老人就坐在客厅里聊天,我岳父和我爹面对面说着话,两人在我们眼里都有点老态,声音不及过去一半洪亮,脸色也慈祥了许多。岳父说:“我近来经常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爹说:“我也是。”岳父说:“想想那时候身体多好,困了,往地上一倒,不要一分钟就进了睡乡,没有床,地就是床。现在呢,半天睡不着,老鼠过路都能把我惊醒。”爹道:“就是啊。”那天是国庆节,喜庆的锣鼓声从大街上传来,岳父听见了,笑道:“社会主义就是好,人人都有饭吃,国民党时代,街上到处都是乞丐和饿死鬼。”爹答:“就是啊。”岳父说:“当年我搞革命,就是看不得国民党军阀政府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为所欲为。”爹点头。

桌上有花生和瓜子,还有糖果。岳母和我妈聊着,梨花伯妈和张婶婶聊天。爷爷、奶奶因高兴,喝多了酒,都躺到床上睡午觉了。何白玉跑进跑出,与街上的孩子玩玻璃弹子。这一天风和日丽,葡萄藤上的叶子已掉落了大半,藤枝张牙舞爪的。阳光洒在地上,地上斑斑驳驳。一家人在我和李佳的新婚之日很祥和地坐在一起,直到吃完晚饭,天黑下来,秀梅在她房里边唱歌边抄歌曲了,我岳父、岳母和梨花伯妈才离开。玉珍把白玉叫回家,大门一关,这一天就结束了。新房在大哥的楼上,事先将墙壁粉刷了番,买来了新家具,换了翠绿色窗帘,在门上贴了个红艳艳的大喜字;墙上挂着我大哥画的一幅工笔画,画着牡丹花和一对鸳鸯。那天晚上,当所有的人都睡了时,我和李佳都很激动又很羞涩,两人都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长时间面对异性。李佳脱衣服时要我转过背,说:“不准看。”

 

四十九

十二月份,连续下了半个月的雨,把长沙下得很冷。雨里夹着雪籽,雪籽落到地上就结成冰,奶奶摔了一跤,把骨头摔断了,只好坐或躺在床上看天,看了四个多月的天,奶奶可以下床走动了,一看桃树,桃花都谢了,桃枝上已长满绿叶,气温也升到二十多度了。就是那天,我二叔突然出现在院子门口。他叫声“妈”,奶奶迈前一步,抱住他,眼眶里盈满高兴的泪水。二叔调回湖南了,一家人都来了,住在省委大院,任副省长,管省内的农业。二叔只是在调回来的当天来过一趟,之后就忙他的工作,天天这个县那个县,一双四十二码的脚踏遍了湖南省的每一块土地,鞋子都走烂了三双,脚都走肿了。二叔是个正直的领导,看到一些县的基层干部还弄虚作假,还沉浸在“浮夸风”的梦境里骗人,就写了报告。当时中组部的人正在湖南考察我二叔的工作,原是要升他省长的。中组部的人看了我二叔的报告,找我二叔谈话,说去年的大跃进,成绩是主要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是值得肯定的,要他不要打击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我二叔一老革命,固执起来丝毫不比奶奶差。他坚持说:“有积极性就更应该实事求是,‘浮夸风’是自欺欺人,这骗不了谁的,再这样下去,谁还相信共产党?”中组部的人觉得我二叔太自以为是了,就没提拔我二叔。二叔有点受打击,怀念起引导他走向革命的我大叔来了。湖南与江西交界,二叔叫人去查我大叔的下落,一个月后,组织上通知他,我大叔下落不明,但我大婶有下落,牺牲在赣南山区,二叔把这事告诉我爹,说:“二哥可能死在后来的交战中,因为留在瑞金继续战斗的红军,一个个都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了。”

一个星期天,二叔带着他一家人来到青山街,一辆灰色的伏尔加轿车在门前一刹,第一个下车的是何陕北,跟着是何军花和二婶,最后下车的是二叔。何陕北穿着没有帽徽和领章的军装,脚上一双黑皮鞋。何陕北长成了个帅小伙子,一张脸上留着八字胡,身材虽不高,但人精神,就还是显得伟岸。他走进来,用普通话叫声爷爷奶奶,又叫我爹“伯伯”,白净的脸上挂着笑,八字胡在他的笑容里傲慢地抖动着。二叔批评儿子:“小小年龄就留胡子,叫他剃,他不剃。”奶奶笑,爹也笑。何陕北却不愿意听他父亲教诲地走开,去看我大哥在绷子上绣老虎。何军花也长成大姑娘了,穿着蓝运动衫和蓝运动裤,脚上一双白球鞋,仿佛是从省体委走出来的女运动员。脸蛋儿很漂亮,像她母亲邓皎月年轻时候的脸蛋儿。她有大家闺秀的味儿,叫人时声音甜甜的,说话声音也好听,笑容也大方、热情。奶奶很喜欢她,拉着她的手说:“我军花孙女真俊,杨贵妃的相。”在奶奶的记忆里,天下只有一个女人漂亮,那就是她做少女时在戏台子上见到的那个扮演杨贵妃的女子。二婶却说:“妈,军花跟男孩子样,喜欢运动,什么排球啊篮球啊,她都爱打。”奶奶拧一下军花的胳膊,称赞说:“我孙女多结实啊。”奶奶说着,拉着军花的手甩了甩。军花把目光放到葡萄藤上,葡萄藤已长得很粗了,架子上的葡萄枝也有男人的胳膊那么粗了。军花盯着遮天蔽日的葡萄藤,对她妈说:“妈,我喜欢葡萄,我们家院子里也要栽葡萄。”

二叔跟我爹和爷爷说话,说到了我大叔何金江。爷爷有点老年痴呆了,想不起他三儿子说的何金江是谁,就问:“你是说哪个?”二叔看着爷爷,爷爷和蔼地笑着,二叔说:“我是说二哥何金江。”爷爷望一眼我爹,问:“何金江是哪个?我见过没有?”爹说:“何金江是您二儿子。”爷爷笑,笑得十分朦胧和慈祥,说:“我记不太清了。”爷爷的老年痴呆症让他完全想不起他有这么一个儿子了,爷爷也不像过去那样早起练功,饶有兴致的木匠活在他手上也终止了。他照样早睡,早起,但起来后,一家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奶奶的记性仍很好,奶奶听到爷爷说他不记得何金江了,便帮爷爷回忆说:“何金江,当年他要革命,你不准他革命,把他关在杂屋里的那个儿子。”爷爷迷茫地“哦”了声,惭愧地回答一家人说:“我有点印象。”我岳父来了,一踮一踮地走来,斜着一双老男人的眼睛看着我二叔说:“大领导来了。”二叔笑着说:“你还好吧?”我岳父答:“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我还好。”岳父在我二叔面前拘泥地坐下了。

这两年,饮食公司的领导出面交涉,把老兵饭店隔壁的一家人迁走,将墙打通,扩大了老兵饭店的营业面积,又安排几个年轻人进来,这家饭店就成了年轻人的天下。年轻人朝气篷勃,根本不把我岳父、梨花伯妈和我岳母放在眼里,事实上他们还看我岳父不起,认为我岳父道德品质败坏,因为我岳父竟敢在新社会里还占有两个女人,于是他们对我岳父很不友好,叫我岳父李老头,要李老头每天凌晨四点钟就爬起床去菜市场买菜,还要李老头和我岳母择菜、洗菜,他们只负责炒菜。我岳父已六十三岁,却成了饭店的年轻人奴役的对象。我岳父有一肚子火,觉得新社会的年轻人太不把他们这些从旧社会里走来的老人放在眼里了,今天他走出来就是他打算退休不干了。岳父看见我二叔就激动,仿佛看见了他的得意弟子,——我二叔少年时候的革命思想,有一半是我岳父灌输的,但“师徒”俩却没什么感情,我二叔从来没想过要去拜见我岳父。在我二叔眼里,我岳父是革命途中的逃兵,二叔看着我这个逃兵岳父,突然问:“当年你怎么就放弃了革命啊?”

我岳父一脸羞愧。羞愧中,岳父突然不顾我和他女儿的脸面,抽了自己一耳光,把大家都惊呆了。岳父面对居高临下的我二叔骂自己道:“我怕死啊。”爹一惊,觉得亲家公自贱地打自己的耳光,实在不好看,“爱国,都是一家人,干吗啊?”

因为是星期天,李佳也在,本来与大嫂在厨房里忙碌,知道她爸来了,就走来陪父亲。李佳羞得满脸绯红,一时泪水都涌出了眼眶。我岳父也眼泪汪汪,抹着颇有些辛酸和浑浊的老泪,“何副省长,看见您,我就觉得自己对不起革命,对不起党,对不起死去的同志啊。我贪生怕死,在革命的危难关头临阵脱逃……”李佳尖叫道:“爸,又没人开你的斗争会,怎么这么一副德性?”岳父惊悸和惭愧地看一眼女儿说:“爸后悔啊。”李佳很看不得她爸一副可怜巴巴相,生气道:“后悔有什么用?又没后悔药吃。”我岳父晃着他那张痛苦的脸,在他女儿愤怒的目光下,终于停止了忏悔。二叔转移话题说:“我今天很高兴,刘少奇同志昨天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了。”

昨天的广播已广播了,今天的报纸也报道了,这可是众所周知的与我们相距很遥远的事情,二叔居然带着他一家人来庆祝,还带了瓶茅台酒,看来二叔一定有什么话要说。果然,二叔高兴道:“我在东北时与刘少奇主席一起工作,刘主席是个很有工作魄力的人。我早两年在江苏工作,少奇同志来江苏视察,少奇同志说我是干实事的干部。”我们一家人听二叔这么说,都笑了,觉得有国家主席赏识,二叔的前途会更加无量。

爹不像以前活得那么开心,整日眉头紧锁,一大堆心思的样子。坐在省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天天学中央文件,与省里的头头脑脑打交道,不是更有底气,而是更心虚了,仿佛自己是窃取了这个地位的贼,就把自己弄得很谨慎,不与外人结交。下了班,爹就骑着单车回家,回到家仍然是看书、看报。来了什么人找他,爹也很少说话。爹总是告诫我们:“祸从口出啊。”妈在医院上班,早出晚归。家里,仍是奶奶管事。奶奶仍心明眼亮,耳朵好使,双手还能把一桶桶井水提起来,仍是她和张桂花上街买一家人吃的菜,她还喂了十几只母鸡,喂在后院,每天切细菜叶子给母鸡们吃。李佳有时候走过去帮奶奶的忙,奶奶不让,奶奶要证明她还没老,仍是这个家的主心骨。李佳就佩服奶奶说:“奶奶,你真了不起。”奶奶是听不得表扬的人,尽管这么大一把年纪了,一听表扬干劲就更足,又买来几只鸭子,在家里养起了鸭子。每天捡的鸡蛋,只给两个人吃,一是李佳,李佳怀孩子了,奶奶要给孙媳妇补身体,好让孙媳妇生下的孩子更健康、更聪明。

另一个是她曾孙儿何白玉,白玉读初中了,爱打篮球,把自己打得很瘦,吃饭时,奶奶总是要煎一个荷包蛋给白玉吃,希望她的曾孙儿长得更结实更健壮。奶奶问她曾孙说:“白玉,你长大了打算干什么?”白玉回答老奶奶:“当运动员。”奶奶更希望她这个曾孙儿能像李文华样当上解放军的将军。在奶奶那被传统文化完全吞没的思想里,武官才是实心实意的铮铮男子汉,像赵云、岳飞,而文臣都是曹操、秦桧那样的奸臣。奶奶问:“不当解放军了?”白玉回答道:“当。”奶奶就笑着表扬白玉:“我曾孙儿有志气。”

爷爷却不像奶奶那么操心,他不但记忆丢失了,还时常产生幻觉。有天白玉坐在葡萄藤下吃饭,爷爷却突然记起他的第四个儿子,那个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少年时候数学成绩非常出色、既不怕冷又不惧热的何金石。他说:“他是金石吧?”大哥回答爷爷:“他是您曾孙儿何白玉。”爷爷哦一声,把目光投到葡萄藤上,风是暖风,吹在脸上好像开水冒的热气。爷爷隔了会儿说:“我还以为是何金石。”大家都不知道爷爷怎么会记得何金石,按说他最不应该记得何金石,因为他连他二儿子何金江都不记得了。但爷爷记得。又有一天,一家人坐到桌前吃晚饭,白天还偌大一个太阳烤着长沙这片热土,傍晚太阳一落山,气温就直线下降,爷爷突然说:“给金石准备一副碗筷,金石回来了。”大家都望着爷爷,爷爷也望着大家,奶奶说:“你发什么神经啊?金石早钉在门上了。”爷爷就没把握了。那天晚上,爷爷第一次表情严肃又漠然地坐在客厅里,秀梅在她房里抄歌曲,白玉在他房里偷偷写爱情信,爹妈在自己卧室里休息,只有大哥坐在客厅里绣老虎。爷爷说:“你绣的这只老虎,是不是爷爷年轻时打死的那只老虎?”大哥就开玩笑说:“爷爷,它活过来了。”爷爷就变得更没把握了,半天不说话。爹对妈说:“我爹怕是活不了几年了。”

家桃来信了。这是她来的第二封信。第一封信是她随丈夫一家人去资兴县的三个月后写的。告诉我们,她很好,资兴人对他们一家人很好,因为公公帮过一些家乡的亲戚,现在他们得知她公公和丈夫打成“右派”后,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还在第一封信里说,资兴县城关镇办事处安排她进了城关镇针织厂,安排铁城在办事处做事,生活有着落,让我们不要担心等等。秀梅读了那封信后,立即回封信,但半年过去了,也不见家桃回信。去年中秋节,一家人坐在客厅里吃月饼时,奶奶念叨家桃,让秀梅再写封信。秀梅就又写了信,但信寄出去后,也不见家桃回信。秀梅奉奶奶的命令,再次写了信,说一家人都担心他们,家桃这才回信。家桃在信里说她很忙,厂里事多,她是技术骨干,加上婆婆病倒了,需要她照顾,又加上她还要管香桃的学习和管教承嗣,实在没时间回信。家桃在信里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要担心她,她什么都好,现在已经习惯那里的生活了。她住得好,房前屋后都有菜土,她种了扁豆、辣椒、苋菜、蕹菜和胡萝卜等等,吃蔬菜不要买。资兴是大山区,县城不大,在山腰上,一条由山泉和雨水汇集的清冽的河流从县城穿过,县城人也是吃自来水,有露天电影院,她和铁城常带着香桃和承嗣去看电影,还有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看书的文化馆和什么书都有卖的新华书店,资兴人很纯朴,待人也善良等等。奶奶听秀梅念完信后,心里踏实了许多,“这下好了,我还想去资兴走走呢。”奶奶说。

奶奶不服老,基本上忘记了自己已是老年人,笑声还是那么自信,说话还是那么武断,甚至更武断了,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整天忙进忙出,一双小脚迈着碎步,指挥着两个泥工在后院里打灶和扩大鸡窝。她打算熏腊鱼腊肉了,因为街上买来的腊鱼腊肉实在不好吃。灶打好后,奶奶拉着张桂花买来肉和鱼,分别抹上盐,腌了几天,熏成了香喷喷的腊鱼腊肉。一个星期天,爹把二叔一家人叫来吃奶奶熏的腊鱼腊肉。二叔一家人于上午十点钟的阳光下走进院子时,奶奶叉腰站在院子里,罩衣都没穿,只穿件宽松的绒布衣。先两天下了雨,那天就有点冷。二叔穿着四个口袋的蓝色中山装,内里穿着毛衣还觉得有点冷,便叫嚷:“妈,您只穿这么点点,会感冒。”奶奶爽朗地回答她儿子:“我热。”

何陕北笑嘻嘻地走进来,着一身草绿色军装——这是那个年代里男青年追求的时髦,脚上一双黑皮鞋,他架着二郎腿,一脸傲气地看着我大哥。何陕北有一个副省长爹,这种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就处处流露出来,每一个表情和每一个眼神,都与他的高干子弟身份相匹配,犹如山泉流淌,想堵也堵不住。何军花正上高三,着列宁装和蓝裤子,扎着对又粗又黑的羊角辫,一双眼睛又明又亮,目光清澈、沉静、幽蓝。下巴略稍长了点,一张脸就很鹅蛋。在女孩子里,何军花应该算漂亮的,身体发育得也很完美。她喜欢打乒乓球,羽毛球也打得不错,但她爸不同意她搞体育,希望她当医生。妈见军花一脸温柔地看着她,便问:“军花,你打算考什么大学?”军花一笑,“考医学院。我想考体院,我爸不同意。”何军花说完,一脸有意见的样子对她爸做个鬼脸。二叔没理女儿的鬼脸,这个革命了很多年的人,不会把儿女情长这些腐蚀人心的情感放在脸上,他更愿意把目光放到我大哥绣的老虎上。二叔称赞我大哥说:“胜武,你这只老虎绣得好。”老虎并没完工,还有一只虎爪没绣。大哥谦虚地一笑,喝口茶,又继续绣。

桌上有份报纸,那报纸的头版头条赫然写着“坚决扫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题。这张报纸是八月中旬的,爹一直没把它扔掉,因为爹真的很困惑,脑袋转不过弯来。爹拿着这张报纸看过十几遍,几乎能把报纸上的内容背下来了。彭德怀那么一个对革命有功的人,居然成了毛主席说的“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报纸上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是反党集团。爹与彭德怀于二十年代在湖南陆军讲武堂同过学,彭德怀曾多次吃过爹带回讲武堂的奶奶做的腊鱼腊肉和咸菜蒸肉。黄克诚,爹在解放初期与他有过交道,印象深刻,感觉这名解放军大将为人厚道。省委书记兼省政协主席周小舟,是爹的顶头上司,爹与他交道很多,觉得他是个有责任心的正直的人。爹把我二叔叫来,吃奶奶熏的腊鱼腊肉只是借口,重点是想咨询他二弟:“你对这事怎么看?”

二叔望一眼我爹,“这事省委传达时,都很震惊。你不知道,彭德怀副总理七月份还在湘潭他的老家实地调查,我是管农业的副省长,是接待人员之一,直接向彭副总理汇报。”爹看着他二弟,见二弟脸上有几分疲惫,爹迟疑下说:“怎么这几位对革命有这么多功劳的人都成了反党分子?”二叔脸上就很凝重,目光抛到美人蕉上,美人蕉正开得火红。二叔说:“我也想不通。”二叔望一眼他儿子和我大哥,他儿子跷着二郎腿,昂着下巴翘起的脸,一边用两枚硬币拔着下巴上的胡子。二叔又用低沉的声音说:“这事有些复杂,他们反对毛主席提倡的大跃进,唉。”他叹口气,“哥,这些事情我只是听说,你不要在外面讲,据上庐山开会的同志说,中央本来是批左的,开始还温和,彭德怀一上庐山,他那炮弹性格一开口,把毛主席弄得很不高兴,起身离开了会场。林彪副总理一上庐山,二话不讲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带头批彭德怀,方向就变了,庐山会议就变成批右了。”爹吃惊地“哦”了声,马上提醒我和大哥说:“二叔今天说的话,你们可不要到外面讲。”我和大哥都点头。爹知道他二弟的脾气,二弟勇于任事,少年时候就敢在同龄人中挑担子,多次被军警打得半死,不但不害怕反而变得更加勇敢,爹关心道:“金林,你要少发表意见。”二叔点头。

 

五十

有一个人不注意自己的言行,这个人是平常沉默寡言的李雁军。李雁军当时已是某大军区副司令员,李副司令员住着一栋将军楼,有司机、警卫、勤务兵,战争年代他是一头狂奔的雄狮,一天可以同时出现在三个不同的战场上,打得日本鬼子及后来的国民党军队魂飞魄散,说话当然就没遮拦。李副司令员在军区传达中央对彭德怀等人的处理意见时,说了他想说的话。李副司令员说:“关于中央的这个决定,我个人觉得有点欠妥。我比较了解彭德怀同志,还在一九二三年我和他在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时,他就是个马列主义者,一九二八年的湖南平江起义,就是彭德怀元帅领导的,后来彭德怀率部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在井冈山坚持革命斗争,这样的有功之臣又怎么会反党?说彭德怀元帅是野心家,说彭德怀元帅反党,我有点想不通。”李雁军这么说时,与会的人都审视着他,书记人员记录着他说的话。李雁军再次说:“我认为彭德怀是个好同志,”他扫一眼与会的将军们,见将军们个个表情严肃,他也就很严肃道:“同志们,我李雁军不相信彭德怀同志反党。”

李雁军在会上说的每一句话都被记录了。过了几天,军区再开会时就来了一纸免职书,免去李雁军同志的副司令员职务。散了会,李雁军坐在会议室半天也没说一句话,直到所有人都走了,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李雁军才勾着一颗千斤重的头回家。他并不后悔自己说过的话,而是困惑革命革到今天,是非曲直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李夫人说:“我正准备叫警卫员去找你。”李雁军对夫人说了句:“我被免职了。”

李夫人惊讶地看着丈夫,李雁军说:“早几天我在会上发言时为彭德怀元帅说了几句公道话。”李夫人脸都白了,心痛道:“你糊涂啊,彭德怀已被中央定性为反党集团的头子,你怎么还为他说话?”李雁军垂下一颗头发花白的脑袋,“彭老总是我的恩人,军区政委希望我揭发彭德怀的言行,可彭老总从没对我说过一句对党不忠的话,我怎么能乱说?”李夫人看着一头雾水的丈夫,“不会把你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吧?”李雁军苦笑道:“不知道。”

李雁军没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但从此再没用他。李雁军每天在将军楼前栽栽花,在将军楼后的树林里打打拳,等着军委对他的去留决定。他很有耐心地等了一年,从夏天等到秋天,从秋天等到冬天,从冬天等到春天,又从春天等到夏天,他终于泄气了,不想等了,他对夫人说:“我想回湖南一趟。”李夫人望着丈夫,丈夫这一年老多了,头发白了不少,皱纹也深刻和忧郁起来,抬头纹上又分出几条支流,看上去像一幅交通地图,就觉得丈夫实在可怜,“你去湖南干吗?”李雁军仰头长叹说:“想去看看师傅、师母一家人。”李雁军将目光抛到夜空,遥望着南方,“师傅今年进八十岁,如果我没记错,师傅就是这个月生日。”李夫人也觉得丈夫需要出门散散心,就同意道:“那你去吧。”

李雁军中将军衔,离职前是大军区副司令员,当然就有秘书和警卫随行。李雁军一到长沙就住进省军区招待所,与省军区司令、政委和副司令员共进晚餐,因多喝了几杯,早早就入睡了。第二天他醒得很早,一早起来,在晨曦中走出军区大院,缓缓在街上走着,辨识着街道。省军区招待所在八一路,他沿八一路走到小吴门,又微笑着从小吴门走到中山路,接着他拐上了黄兴路。穿越五一广场时,天大亮了,他看见一个小孩子背着书包,手里捏着包子,正朝学校走去,突然,一个大男人跑前几步,将小孩抓住,抢走小孩手中的包子,小孩顿时哇哇大哭。李雁军大喝一声:“你站住!”那大男人见李雁军一身将军服,忙将包子迅速塞进嘴中,边拔腿朝前跑。李雁军愤怒道:“浑账东西。”他牵着小男孩朝卖包子的早点铺走去,那里站着好几个大人,都目光如炬地盯着卖包子的人。李雁军买了两个包子给小男孩,小男孩拿着包子就咬,李雁军说:“慢点吃,别烫了舌头。”

街上饿得饥肠辘辘的大人都盯着小男孩吃包子,眼睛鼓得牛眼睛大,吞着口水。革命革到今天却出现了这种情况,李雁军心里很不是滋味,“你们都过来。”那几个大男人不晓得李雁军是什么意思。李雁军掏出钱包,那几个大男人懂了,赶紧走上来。李雁军为他们一人买两个包子,就见这几个男人都狼吞虎咽地吃着。李雁军心里难过,当年不是靠着老百姓支持,打老蒋能那么顺畅?就觉得愧对了老百姓。

这是一九六○年。这一年中国农业生产遭遇了百年未有过的自然灾害,全国农田有九亿亩受灾,占全国耕地面积一半以上。六亿多张嘴要吃饭,库粮几乎被挖空,只好降低口粮和食油供应标准。有人去粮店买米,粮店居然没米卖,这就造成更大的恐慌,于是就有饥肠辘辘的男人不顾一切地抢小孩和妇女手中的包子吃。李雁军是大军区副司令员,又一直待在军区,吃喝都是军区后勤部供应,虽听说城市粮油供应紧张,却并没有深切体会。这天早上他撞见了,心里就愧疚!他带着这些愧疚默默地走进青山街三号,当时客厅里只有爷爷奶奶相对坐着,张桂花在后院的厨房里,正为李佳煮面条。李佳在先一年十月生了个胖儿子,爹给我儿子取名何国庆。一家人都把好吃的留给李佳,让李佳吃了能及时转换成奶水,滋补何家的第四代孙儿。我上班去了,爹、妈、大嫂和秀梅也上班走了。大哥因没绣品活接,又不想闲坐在家,一早坐着那辆手摇三轮车,带着水彩和画板,去写生了。

李雁军走进客厅,见我爷爷奶奶坐在客厅里望着走进来的他,他忙上前几步,扑通一声跪下,对我爷爷说:“师傅。”泪水就激动地淌了出来。爷爷有点老年痴呆,不知道这个跪在他面前的人是谁,就满脸疑惑。奶奶眼尖,哆嗦着说:“你是雁军?”李雁军说:“师母,我是李雁军。”张桂花在厨房里听见了,跑来看,见我爷爷奶奶扶起李雁军,她眼前一黑,人就晕了过去。奶奶听见异响,回头看见张桂花倒在地上,忙说:“雁军,桂花晕倒了。”张桂花只是一时眩晕,她睁开眼睛,见满头白发的李雁军目光庄重地凝望着她,就激动道:“你终于回来了。”李雁军十分同情和羞愧地觑着这个因他而耽搁了一生的可怜的河南女人,好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桂花,我李雁军对你不起。”

张桂花坐起,眼角蓦地涌出两行悲伤、酸涩的老泪,脸上一脸的愁云,“你回来干什么啊?”李雁军在来的路上,心里多次设想与张桂花见面时的情景,但他再怎么想也没想到她会在他面前晕倒!李雁军扶她也不是,不扶也不是,身体僵直在张桂花面前,脸上是深深的内疚,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桂花,”他说,“这次我回来,一是来看师傅师母,二是来向你道歉。”张桂花打量着她一直深深爱着的李雁军,“雁军,你比我几年前去北京看你时老些了。”李雁军见她晓得观察了,一颗绷紧的悬在空中的心才放下来。爷爷笑看着李雁军,想不起这个人是谁,问:“同志,你叫什么名字?”李雁军就吃惊地说:“师傅,我是李雁军。”爷爷对李雁军的回答表示愕然,“师傅?”奶奶说:“他是李雁军。”爷爷茫然地说:“这个名字我有点印象。”

爹中午回来,一进门,见一个一身将军服的老男人与他爹妈说话,就猜测这个人一定是李雁军。李雁军望着我爹,“何金山?”爹更证实了自己的猜测。爹把单车停好,两人握着手,李雁军笑着说:“当年我们分开时都还是年轻人,今天见面,都是老人了。”这是困难时期,家里没什么好招待李雁军的,把留着给李佳慢慢吃的鸡蛋拿出三个,炒了个辣椒炒鸡蛋,又把晾在厨房里的腊鱼洗净,蒸了几块腊鱼,再炒了个小菜,就这么招待李将军。李将军真是老了,在饭桌上谈兴很浓,因而饭桌上就一桌子回忆,回忆带着陈腐的霉味,被分切成一段一段的,和着饭菜一起吞咽。我、秀梅和玉珍,还有侄儿白玉都看着老将军,就好像是看着传说中的人,我们只是在父辈们嘴里听说过他,却从未见过。李老将军基本上不是湖南人了,北方的饮食把他改变了,他一吃辣椒额头上就浸出汗珠,且不断地缩鼻子,因为不缩鼻子,辣出来的清鼻涕可不管他是不是李老将军,会从他的鼻孔处流下来。

张桂花没上桌,她没吃饭就步入房间躺下了。她太激动了因而眩晕,就同晕车样,目光痴呆,四肢乏力,心田上的那棵古老的桂花树摇摇晃晃的,因为有一头大象正用结实有力的鼻子拔扯着她这棵老树,让她心生恐慌。这头大象就是坐在客厅里吃饭的李老将军,那声音就跟象鼻子样拱着她,让她立不住而心烦意乱。吃过饭,聊天聊到两点,李雁军起身去敲张桂花的门,李雁军推开门,站在门口小声说:“桂花,我走了。”张桂花没吭声,李雁军就有点尴尬地站在门口,进退不是。我爹说:“桂花,我们去送雁城。”

爹把张桂花的房门带上,两人走到街上。下午的阳光照着这条街,街在李雁军眼里还是有些变化,延长了,多了几栋两层的红砖楼板房。街上的人,也比李雁军记忆里的人精神、且陌生一些。李雁军一脸感伤道:“我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啊。”

李雁军走进老兵饭店时,我岳父正在跟年轻的经理吵架。年轻经理称我岳父买回来的菜,觉得缺斤少两,十九斤肉只有十八斤,十五斤鱼只有十三斤五两。我岳父解释说:“这错要出也出在肉店和水产店,鱼是从水里捞上来买的,水干了,当然会少一斤。肉店里那个人砍肉长期少秤,你不是不知道!”我岳父看我爹一眼,继续说:“从明天起我不买菜了,你们去买,省得我李爱国背黑锅!”他说这话时脸上显出一种老年人的犟劲,因而一张脸就跟雕塑一样硬。爹对我岳父说:“你看谁来了?”我岳父这才把愤怒的目光落到身着将军服的李雁军身上,我岳父不认识李雁军了,李雁军也不敢认我岳父。我岳父显得很老,头发掉得露出了顶,两边的头发还稀稀拉拉的,脸上还爬了许多这么多年来留下的岁月凿刻的皱纹,这些皱纹跟他早年遗下的伤疤混在一起,以致伤疤也像一条皱褶了。李雁军说:“你是雁城?”我岳父的眼睛瞪大了,脸上就有几分惊愕,“你是李雁军?”李雁军点下头,我岳父忙一歪一拐地冲前几步,紧握着李雁军的手说:“雁军哥,真是你啊!”

李雁军哈哈一笑,我岳父就一脸兴奋和炫耀地对年轻经理说:“李将军,我亲堂兄,看见吗,两颗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年轻经理当然看见了,就尊敬地看着李将军。我岳父在这些年轻人面前很少这么扬眉吐气过,又一脸骄傲道:“我堂兄在延安保卫过毛主席。”几个年轻人就更敬重李将军了。我岳父已不住在老兵饭店的楼上了,老兵饭店的后面有一栋红砖楼,以前住着个资本家,公私合营后,他的楼房就像我大姐夫家的房子样成了公房,岳父、岳母及梨花伯妈就搬了进去,住着二楼的前后两间。

梨花完全是个老太婆了,不再与我岳母在我岳父面前争风吃醋,一个人睡。梨花病了,躺在床上,头上敷着热毛巾,床前一盆热水,身上盖着薄被,一头白发和她那双长着许多老年斑的手露在外面。我岳父高兴地对梨花说:“你看谁来了?”梨花就张开迷惑的眼睛望着李将军,见我岳父头昂得老高,那么欢欣雀跃,就判断说:“是雁军吧?”李雁军说:“是我咧。”梨花就要坐起身,李雁军忙说:“你休息。”我岳父说:“她这是营养不良引起的。”李雁军难过道:“我今天早上看见有大人抢小孩的包子吃。”我岳父一脸见惯不怪的口气说:“抢包子吃算什么?前天,有群饿坏的人直接跑进伙房,抓起一团团饭就往口里塞。我们吼他们都没用,只好把派出所的民警叫来制止。”李雁军皱起眉头说:“我得向中央写信。”

李雁军在长沙住了半个月,在军区招待所请我一家人吃饭,为我爷爷做八十岁生日。那是中国的困难时期,街上生活物资紧缺,但部队还好,所以备了六个菜,两大桌,还备了庐州老窖。爷爷奶奶、我爹我妈、大哥大嫂,秀梅、白玉,还有二叔一家及我岳父、岳母和梨花伯母都来了。我岳父穿一件新做的长袖白衬衣,因是来赴宴,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面颊上就泛着生铁一般的青光。我岳父很高兴,说话声音很高,还打手势。岳母穿着淡紫色绸子衣,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地贴着头皮,脸色和善。梨花伯母戴着金耳环,一只筋暴暴的生着老年斑的手上还戴只金镯子,这只手的衣袖就卷得很高,露出了老年人灰白、松弛的皮肤。梨花伯母全然不管这些,她主要是要让人注意她手腕上的金镯子。大家当然注意了,那金镯子确实宽大,怕有一两多重,就笑梨花伯母老了还爱俏。秀梅对我说:“你看梨花伯妈,打那么大个金镯子戴在手上,我要笑死了。”我想好在我岳母没戴那东西,不然秀梅又会笑我岳母。爷爷是寿星,穿着新衣和一条蓝绸子裤,脚上一双新买的黑布鞋。爷爷笑呵呵的,一张老脸上,所有的皱纹里都拥挤着从内心里溢出的喜悦,因而一张老脸很灿烂,仿佛是一件发光的旧瓷器。奶奶坐在爷爷一旁,脸上虽没抹胭脂,也红光满面的。奶奶很高兴地搂过李佳怀里的孩子,摸着她重孙儿娇嫩的脸蛋。李雁军将军把酒杯举起来说:“今天没什么好招待,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我备了两桌薄酒,为我师傅进八十岁,请同志们都举起酒杯。”两桌的“同志们”就哗啦哗啦地站直身体,只有一个同志没法站,那就是我大哥,他早没腿了,就坐直身体,举着酒杯,望着一桌人。还有我儿子何国庆,两条腿还是软的,还不能被人称为同志,就只能在他妈怀里兴奋地“哦哦哦”。

饭桌上,还有一个人,是何大金。何大金把老婆和他女儿也带来了。大金的老婆很高,但有点胖,一张苹果脸,剪了个包菜头,一双眼睛大得有点过分。她第一次来长沙,来认爷爷奶奶,就有点拘谨,笑容也有点僵。饭吃到一半时,二叔走过来,按着大金的肩说大金:“你像你妈。”大金可不记得他母亲的模样了,说:“是吗?”大金剪了个平头,身体看上去很好,说话也比刚从部队转业时要稳重。他对二婶、何陕北和军花都笑了下,这才说:“我虽是父母所生,但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我对我爱人说,我是石缝里钻出来的,没有父母。”大家笑,笑少年时因父母不在身边而不苟言笑的何大金学会幽默了。秀梅望着大哥说:“大金哥变幽默了。”秀梅抿口红酒,把目光放到坐在她对面的何军花脸上。

何军花又长高了些,人就高高挑挑,气色很好。军花没考上大学,进了省文化厅工作。秀梅觉得军花长得与她有点挂相,眼睛的轮廓似乎也有点像,都是月牙形,军花的鼻梁略高一点,两人的上嘴唇都有点翘,只是军花的嘴唇略厚些。军花见秀梅盯着她看,就嘻笑道:“姐,你的工作忙不忙?”秀梅说:“当老师的,工作十分具体。”

李雁军见桌上的菜吃光了,忙叫秘书去食堂加两个菜,见饭盆里的饭也没了,又让警卫打来饭。李雁军没想到我大哥、大嫂、白玉和我、李佳,还有陕北和军花那么能吃。李雁军高兴道:“吃、吃,多吃点。”秀梅淡淡地问军花:“军花,谈对象没有?”军花反问秀梅说:“姐,你怎么还不结婚?”秀梅就一脸不屑地反问军花:“女人干吗非要结婚?”军花认同地一笑,“我也跟我妈说了,别跟我介绍对象。”大哥说话了,“军花,你不要学你堂姐。”大哥看一眼秀梅,“你堂姐害得文华等了她七八年,至今两个人还没结果。”秀梅反感地回答大哥道:“大哥,你别乱说,我从没要文华等过我。”她又强调:“我说过,他李文华可以找任何一个女人结婚,我不干涉他的自由。”秀梅说这话时脸上带怒气,一桌人就静了,都把目光放到邻桌。邻桌上,二叔对李雁军说:“前段时间我在郴州检查工作,听郴县的县委书记说,他们县饿死了不少人,他们希望能减少上交的公粮。”李雁军就皱起眉头,关心道:“你同意减没有?”二叔说:“不但减了,还拨了返销粮给几个粮食严重减产的县。”李雁军把他的一些思考变成语言从嘴角流出来,“你做得对,不能让老百姓饿死啊,我们的江山是老百姓替我们打的,当年不是老百姓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能那么轻易地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李雁军说,表情更严峻了,“金江,你这两天带我去农村实地看看,我回去也好给中央写信。”二叔赞同说:“李将军写信,中央一定会重视。”

新添的两个菜相继上桌,一个看上去就诱人的辣椒炒肉,一个并没煮烂的苋菜,分别摆到两张圆桌上。我们这桌,所有的筷子约好了似的,都朝着香喷喷的辣椒炒肉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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