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四十二
那年十一月，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通知在湘副师以上的干部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的纪录片。爹去了。那时的干部身上都佩带手枪和带警卫，怕残留的国民党特务搞暗杀。爹已退出军界，帽徽摘了，警卫也撤了，但仍留着一把手枪。爹乘车赶到时，只见中山路上戒了严。戒严的解放军向爹的司机要通行证，爹说：“我是临时接到通知来的。”戒严的解放军战士说：“必须有通行证才能进去。”爹正准备打道回府，萧劲光的车来了，萧劲光(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叫我爹，“何金山同志，怎么啦?”解放军战士一见萧劲光，马上一个军礼敬给萧劲光，“首长好。”爹就随萧劲光一起步入银宫电影院。爹看见傅正模将军，就跟傅正模将军坐在一起，傅正模的一旁坐着另一名起义将军，傅正模绷着脸，爹也就绷着脸。当一个又一个的人说完话，跟着就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纪录片，爹看见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这个毛主席让他感觉眼熟。
爹的记忆一下子跌入多年前，当时一心要革命的我岳父曾带他去新民学会听毛泽东讲共产主义，那时的毛泽东很瘦，留个分头。那时是军阀割据年代，混乱不堪，毛泽东大谈革命和共产主义，让当时的我爹觉得是蚍蜉撼树。此刻，我爹觉得这个毛泽东真了不起!爹推下傅正模的肩，有几分遗憾道：“我认识毛主席，三十年前，我去他创办的新民学会听他讲过共产主义。”傅正模冷冷地说：“谁能想到三十年后啊。”
“李雁城李雁城，”爹闯入老兵饭店时，大声叫我岳父。我岳父从伙房里跑出来，一脸煤灰地对我爹说：“金山，我改名字了，叫李爱国。我爱新中国。”爹对我岳父改名为“李爱国”先是一愣，马上激动道：“你还记得毛泽东吗?”我岳父李爱国说：“他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爹说：“还真是一个人啊?”我岳父忧伤地摇头，“我已经痛苦了好一阵子，要是当年我知道共产党会胜利得这么快，我也不会犯悲观主义。”我岳父说完这话，脑袋都低到裤裆里了。我岳父吐口痰，满脸的后悔和遗憾，回想着过去说：“那时赣南充满白色恐怖，到处是你们国民党军队，又哪里能想到共产党会有今天?”爹没说话，我岳父十分懊恼和怅然若失地扭开了脸。我岳父对革命者如今都在享受成功和喜悦，个个走路扬眉吐气的，心里颇为嫉妒，他只能站在街上眼巴巴地干瞪着。“他妈的，”我岳父骂了声，很恨自己不争气道，“我他妈的是瞎了狗眼，看不到光明的人。”爹望着这个早期的革命者，心里也有点为我岳父惋惜。
我岳父下意识地摸下屁股，脸上就气愤，“当年我若不是屁股上挨一枪，现在少说也是湖南省省长，说不定也站在天安门的城楼上了。”我岳父看了报纸，报纸上有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照片，毛主席的旁边站了很多我岳父的熟人，十多年前，他们在赣南时，经常在一个锅子里吃饭，一起憧憬革命成功后整个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子。我岳父痛骂自己说：“金山，我真是鼠目寸光啊，只配自杀。”爹拿我大叔安慰我岳父说：“话不能这么说，像我大弟金江，他只能在九泉之下看革命者享受革命成功的喜悦。也有这种可能，也许早在三十年代，红军长征时，你就死了。”
爹在老兵饭店坐了很久，老兵饭店的生意仍然不错，快吃晚饭的时候，人多起来，大多是一些留恋过去的伤残的原国民党老兵，他们高高兴兴地聚在老兵饭店，说话、喝酒、吃红烧猪脚，谈论已逝去的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爹见我岳父换了副脸色，一副化悲痛为力量的样子招呼着客人和炒菜，就跟我岳母和梨花说了几句话，走了。
有一天，长沙下大雪，雪花飘了一晚。奶奶一早起床，看着院子里雪花飘舞，对我妈和张桂花说：“昨晚我梦见我二儿子，他可是很多年没到过我梦里来了。”妈看着奶奶，奶奶回忆着梦说：“我梦见金江穿着干部服，一个人回来的。”妈多年前就从爹的嘴里听说了金江的事，妈说：“如果金江还活着，是该回来了。”白玉从奶奶的房里走出来，穿着蓝棉袄，人中上挂着结了壳的绿鼻涕，脸上一脸朦胧。何白玉自断奶起，就一直睡在他曾祖母的房里，白玉不敢一个人睡，他要跟他的曾祖父和曾祖母睡一间卧室。奶奶见曾孙儿的棉袄没扣扣子，马上说：“白玉，你不怕感冒打针吗?”边起身给白玉扣棉袄纽扣。白玉却高兴道：“老奶奶，好大的雪啊。”另一个人起床了，是秀梅，她尖声说：“咦呀，瑞雪兆丰年。”
这天上午十点钟，一家人坐在家里看的看书，看的看下雪，我二叔何金林一手牵着一个孩子走进院子，身后跟着我二婶。我二婶穿件枣红色棉袄和一条黑裤子，一张脸被西北的太阳晒得有点黑和粗糙，不像我爷爷奶奶记忆里那个脸蛋俏丽的女人了。两个孩子也穿着棉袄和棉皮鞋，女孩子的脖子上系条红绸子围巾。两个孩子一走进客厅，两双眼睛就东看西看，看见我大哥只剩半截身体，却坐在椅子上绣花，女孩就叫了声，大哥一笑，“吓着你了吧?”二叔忙对他的儿子和女儿说：“他是你们伯伯的儿子，他的腿是抗战时期被日本鬼子的迫击炮炮弹炸没的。”何金林向拥到客厅里的一家人指着我二婶说：“这是邓皎月。”又指着他儿子和女儿，“这是我儿子何陕北，这是我女儿何军花。”
何陕北和何军花都长着我们何家的脸形，鼻子嘴巴也是何家的式样，眼睛和眉毛却像他们的妈。何陕北看大哥绣花，大哥正绣一朵牡丹花，何陕北用陕西口音的普通话说：“绣花是女孩子的事。”大哥说：“大哥要是有腿，也不会绣花。”
我二叔和二婶看着我们一家人，很放松地笑着、说着话。我二叔能一次又一次地从死亡的山谷里爬出来，湘军的刺刀不能把他刺死，军警的枪托和皮鞋没把他踏死，两粒从国民党特务的手枪里射出的罪恶的子弹都不能让他丧命，是上天要他享受革命的成功。何金林脸上的笑容是胜利者那种宽宏大量的笑容，爹坐在一隅，看着他这个弟弟。弟弟没看我爹，而是看着他们的爹妈。何金林对他爹妈说：“我是特意回来看看您二老。”爷爷咧嘴笑，看着金林心里却想起他的另外两个儿子，说：“你们革命成功了，金江和金石怎么没回来?”何金林回答他爹：“爸，金石现在是解放军的副军长，部队在大西南。”奶奶抖着毛巾，道：“我金石当副军长了?”何金林喝口茶，说：“我也是才知道不久，何金石在部队里，部队还是战时状况。”爹问：“还要打仗?”何金林说：“国民党特务和各地的土匪还没肃清。”
奶奶把她昨晚做的梦说给金林听，奶奶说：“金林，你二哥是不是也该回家看看了?”二叔听奶奶说完这话，脸沉下来，他迟疑地看一眼门外的大雪，又瞟眼我爹，觉得有必要告诉他妈道：“妈，金江可能牺牲了，红军长征前，我在瑞金碰见金江后，他就再没消息了。当时，二哥之所以留下来是二嫂要生孩子了，二哥不可能抛下二嫂不管。”爹听完这话，看着二弟问：“你最后一次看见金江是什么时候?”二叔想了下说：“我最后一次看见金江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当时我是瑞金苏维埃学校里的一名教员，为红军军官扫盲。二哥那天来学校找我，当时坪上的橘子树正开花……”爹迷茫了，问：“你没记错?”
二叔说：“怎么会记错?当时正是赣南最紧张的时候，每一天每一件事都在我脑子里装着呢。”一九三四年四月份时，身体被红军指挥官连击两枪的我爹，已转到湘南的战地医院养枪伤了，而那时，距爹亲手埋葬何金江已整整半年。爹抠着头皮，把内心的困惑倒出来说：“你如果没记错，那就怪了。我是一九三三年十月亲手埋的你二哥。”爹说了那次战斗，二叔听完后，嚷道：“那就怪了，我明明在一九三四年四月见过二哥，当时二嫂在苏区做妇女工作。就是那年，蒋介石一心要剿灭我们，我们只好放弃瑞金，开始长征，长征途中，我听跟二嫂一起工作的同志说，二嫂因快生孩子了就留下了。”
那天和第二天接下来的时间，一家人都在说我大叔的事，爹和二叔说的死和见的时间出入很大，这不能不让一家人兴奋和迷惑。奶奶说她要去赣南找金江，二叔摇手，说如果他二哥还活着，一定会回家看父母，因为全国都解放了，蒋介石被赶到台湾了，没有谁可以阻挡他的行动了。二叔想了下说：“如果二哥和二嫂不回来，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二哥和二嫂在后来的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牺牲了。”奶奶听毕，伤心地哭了。
爹心里却很释然，多年来缠着爹的噩梦消失了，他并没有亲手杀死他大弟，这让爹由衷的高兴。一天，天晴了，太阳从久违的苍穹上露出来，平平和和的，将白茫茫的世界照得一片金黄。这天，我二叔带着他的儿子、女儿和邓皎月一起出门，去体验长沙市民的生活。爹看着妈说：“我总算可以放心了，这么些年，这件事像块巨石样压在我心上。”
我二叔、二婶，还有陕北、军花在青山街住了一个星期。二叔一家人走的前一天，奶奶杀了只鸡，炖了一大锅，吃饭时，奶奶把两只鸡腿分别夹给何陕北和何军花，奶奶说：“你们明天要走了，今天多吃点。”何陕北毫不客气，用手抓着鸡腿骨，一口就撕下一边鸡腿，嚼着。鸡腿很大，何军花用筷子夹不起，也学她哥一样抓起鸡腿，看一眼大家，咬了口。秀梅说军花道：“军花长得像北方人。”大哥盯一眼军花，“还是像何家人。”二婶笑，大哥用画师的眼光说：“军花更像二婶。”那天下午，大哥就要给军花画像，让军花坐在椅子上，脸朝着窗外。大哥认真地画着堂妹，画了一下午，把军花的腰和屁股都坐疼了。玉珍那天值班，回来时，大哥问玉珍他画的军花像不像，玉珍说：“不像，倒是有点像秀梅小时候。”秀梅看着画像说：“不像我。”军花看着一身青布衣服、身材修长婀娜的秀梅说：“姐，你真漂亮。”何秀梅一笑，“你这小姑娘——”
何秀梅很为自己的漂亮而烦恼，因为她真的不想这么漂亮。她随便走到哪里都被男性的目光团团包围，那些热情的目光如箭一样射向她，扎在她脸上、脖子上、腰上，臀部上，让她浑身不自在。为使自己不漂亮，她下狠心给自己剪了个男发，以为把那一头秀发剪了，别人就不会注意她了。但恰恰相反，她变得更精神更漂亮更引人注目了，她在街上走或去商店里买东西，无数双眼睛都为她的美艳而惊奇。立即就有女孩子学她的样剪了男发，奶奶从南门口的吉祥腊味店回来，走进青山街时，就见几个女孩都剪着秀梅那样的头发，奶奶说：“秀梅，街上有姑娘学你的样剪男发呢。”秀梅不屑道：“想不到我开先河了。”
院子里，桃树开花的那几天，何家桃的女儿出生了。郭铁城给女儿取了个这样的名字：郭香桃。这天上午，奶奶、我爹妈和张桂花一行人去医院看，家桃躺在产房里，胳膊弯里睡着个一脸红嘟嘟的女婴，一旁坐着家桃的婆婆。婆婆看着家桃说：“你奶奶和你爹来看你了。”家桃就睁开因生孩子生得很用力而疲惫的眼睛。她生孩子生得很辛苦，孩子很大，生下来竟有八斤八两。家桃叫声奶奶，又叫了声爹。
张桂花把提来的水果和黄花菜交给家桃的婆婆，“黄花菜是发奶的。”家桃的婆婆是个当惯了太太的女人，穿得很整洁，头发一丝不乱。家桃的婆婆说：“谢谢。”奶奶说：“家桃，要多点吃，不然奶水就不充足。”家桃点头。我妈拉着家桃的手说：“一定要把月子坐满。”家桃说：“姨，您不要担心，我们郭家佣人好几个，我嫁到郭家后，从没做过一天家务。”爹注意到女儿用了“我们郭家”，这说明女儿已把自己当做郭家的成员了。
那几天秀梅天天跑医院，她妈来了，守在医院里。秀梅一是关心她姐，二是陪她妈。秀梅不去医院，她妈就不会回青山街三号。我二妈彻底退回到农村妇女的位置上了，衣着打扮都是何家山村的村妇模样，皱着眉头，表情僵硬，不爱说话。
奶奶在楼上为她安排间房，为此奶奶头上搭条毛巾，和张桂花一起打扫了一个下午，但二妈在那间房只睡了一晚，后面的两个晚上她都睡在郭家。二妈不愿与我妈打照面，在她心里，是我妈夺走了她的男人。她虽然不再与我妈争风，却无法剔除心头的恨。妈和她那代人都从战争中失去儿子、女儿或父母的悲伤里走了出来，又精神了，一心要建设社会主义，就朝气蓬勃的。相比之下，二妈却陷入了孤立无助中。妈要爹留秋燕多住几日，但秋燕不肯住，说她得回村里去，因为她父母离不开她。秀梅送她妈去汽车站，折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里哭了一场，第二天早晨眼睛还是红的，就连不懂事的何白玉都看出他姑妈躲在房里哭过，“小姑妈，你哭脸了吧?”何白玉笑着问。秀梅一脸庄重地回答侄儿：“姑妈没哭脸。”
桃树上的桃子一天一个样，绿中透红了，这天何白玉站在桃树下边打量桃子，边流着口水时，李文军穿着摘去帽徽领章的军装回来了。这年五月，全军参谋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五百四十万里裁去一百四十万。李文军因与上司不和，被裁了。李文军扛着背包走进老兵饭店时，我岳父傻了眼，因为他昨天还在为儿子骄傲，说儿子是解放军的副师长，没想到儿子今天却着一身没了帽徽领章的军装回来了。岳父呆呆地看着儿子，儿子说“我转业了”。岳父想儿子转业了，他拿什么骄傲啊?他不愿意相信地说：“你就转业了?”李文军一脸脾气地瞟眼父亲，粗着喉咙道：“首长要我转业。”
李文军只在老兵饭店坐了五分钟，就假装高兴地来了我家，他对奶奶说：“何奶奶，我转业了。”大哥听见李文军的声音，激动地从屋里“走”出来，手撑着椅子，把那半截残肢弯过来，屁股才落到椅子上。李文军对我大哥说：“我脱下军装当老百姓了。”
李文军被安排进一家医院，不是我妈所在的医院，是家新医院。李文军不懂医，就成了负责后勤工作的副院长。医院里将一间潮湿的房子给李文军，还给了一张床，李文军就拎着口箱子和一个包，住进了那间房子。医院离青山街不远，在一处山坡上，李文军白天工作，晚上就来我家与我大哥下围棋。大哥曾被新政府安排到残疾人厂糊纸盒子，但只干了三天就不干了，因为他实在不愿把时间浪费在糊纸盒上。大哥人残了，心还很高，他宁可坐在桌前画工笔花鸟或画水墨山水，也不愿与一大堆残疾人聚在一起糊纸盒。“从明天起，我还是在家里绣花和画画。”大哥既然这样说，一家人就不再提及他去上班的事。
青山街上的人都知道我大哥在抗战时期打死过很多日本鬼子，心里都尊敬他，当然都愿意让我大哥为他们绣花。他们相互说：“这是抗日英雄何胜武绣的。”或说：“这是神枪手何胜武绣的，这花绣得多俊。”那个年代的人很纯朴，都想帮我大哥，于是谁家嫁女儿或娶媳妇，青山街上的人都不上百货商店买绣品，都来找我大哥，大哥就埋头为他们绣。大哥干事很投入，他认为人家看得起他就更应该对得起别人，于是他从早绣到黑，绣到王玉珍把他身前的绷子抢走，他才罢手。要是李文军来了，大哥就放下活儿，与李文军下围棋。下围棋是大哥的另一爱好，自体残后，大哥的脑袋越长越大，脑细胞就十分多，完全可以边下围棋，边绣花。两人往往一言不发地下到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李文军才走。
四十三
爹在省参事室上班。没事，就是开开会、看看报，都是些前国民党的将字号军人，见面打声招呼，然后各看各的书报。有天，爹问李文军来不来参事室，湖南和平解放前李文军是国军少将师长，也是起义将领之一，是有资格进省参事室的。李文军问我爹参事室干一些什么事，爹回答：“也没什么具体事，就是让我们这些人有个地方待，坐在一起学学文件、看看报，提高觉悟，免得在外面生事。”李文军便摇头说：“那我还是在医院里做点实事好些。”他解释说：“我这么年轻，不干事，难受。”爹就没再劝说。
我上初中，被一大堆功课包围着，只有何白玉是个小闲人，他不是看他爹画画、绣花，就是看他老爷爷做木匠。有天，他壮着胆子走出院子找街上的孩子玩，那些孩子不但接纳他，还很喜欢他。那些孩子都听大人们说何白玉的父亲是抗日英雄，就对何白玉说：“我最佩服你爸爸。”从此，何白玉就经常上街玩，跟街上那些缺乏教养的男孩混在一起，难免不沾染一些恶习，又像当年他叔叔何正韬和堂叔何大金样，玩起了蛐蛐。他把养蛐蛐的烂罐子、烂杯子塞到自己床下和奶奶的床下，以至于一到晚上奶奶的房里便蛐蛐齐鸣，让奶奶半夜里醒来时还以为自己是睡在何家山村的露天坪上。白玉不光热情高涨地玩蛐蛐打架，还跟街上的男孩子玩“跪碑”和玻璃弹子。有天，一个个子比白玉还高大的男孩哭着来我家告状，说白玉打他。奶奶瞪大了眼睛，以为这个世界轮回了，她的曾孙儿何白玉怎么同她孙儿何胜武少年时一个样，动手打起别的孩子来了?奶奶想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生气道：“我要打人。”何白玉转身就跑，跑到街上才对奶奶说：“老奶奶，我没打他，是他自己绊倒的，这也怪我?”这回答也跟他爹当年回答奶奶时相差无几。
何秀梅独来独往，大部分心扑在工作上，小部分心用来拒绝男人那厚颜无耻的求爱。青山街上和她所在的学校，有好几个男青年都跟雄蝴蝶样绕着她飞，只要看见她走来，人就像孔雀开屏样，让她既好笑又苦恼。青山街上有一男青年，不知天高地厚，一天傍晚，躲在一棵槐树下，待剪着个女式男发的何秀梅缓缓走来时，他像鬼一样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吓得何秀梅一跳，他却激动道：“我今天想请你吃晚饭，请你答应我。”何秀梅没有给他任何可乘之机，“你走开，”她冷着脸说，径直朝前走去。
还有一青年，是她们学校的体育老师，父亲是新政府的一个小官员，就觉得自己条件好。有一天，趁下雨她没带伞而在教室前等雨停时，体育老师送伞给她，顺便将一封信递到她手上，她看了眼，没有接，伞也不要了，大步走进凄凉的雨雾中。第二年，从别的学校新调来一个年轻校长，那校长姓顾，顾校长有天借谈工作的机会大胆向她挑明说，自从他看见她起，他每天晚上都想她。她答道：“那你想错人了。”顾校长不死心，过了几个月，一天，他把她叫到办公室，递一张电影票给她。电影她去看了，但在回来的路上，当顾校长吸了口八月的桂花香，再次激动地对她表白时，她把顾校长的话堵在嘴里，说：“顾校长，我有未婚夫，他在朝鲜战场上打美国鬼子，是志愿军的一名副师长。”顾校长呆呆地望着她，“副师长?官不小啊。”何秀梅让顾校长彻底死心道：“而且他很英俊。”
何秀梅自己都记不清那几年里拒绝了多少男人求爱，没有一个排，至少也有一个班吧?这几个是她记得的，青山街上那个从槐树后跳出来的青年是她的小学同学，另两个是她的同事，还有几个是她不屑于去记的，因为她连眼角的余光也不会放到那几个男人身上。她每天要晚上八点钟才回家，吃几口剩饭剩菜，就扑到桌上批改作业。改完学生的作业，她便给李文华回信。李文华每半个月来封信，都写着“何秀梅亲启”。何秀梅就把信拿到房间里看，就是一个字也不识的张桂花想看看她儿子写来的信，她也不给，她只把李文华在信中说的一句话念给张桂花婶婶听，那句话总是：“请代我向我妈问好。”张桂花婶婶会竖起耳朵问：“还有呢?”秀梅告诉张婶婶：“没有了。”张桂花的脸上就有些失望。
张桂花十七岁那年卖身葬母、被李雁军带进我家，她的大部分青春时光都丢在我们家了。那张原来很明显的河南姑娘的脸，经这么多年的湖南风雨打磨，已不像河南女人了，更像青山街上的中年妇人。张桂花现在已不指望她丈夫的消息了，等了这么多年都没把丈夫等回来，她已经彻底想不起丈夫长什么模样了，即使在梦里，她的丈夫李雁军也成了个模糊人，看不清脸蛋。她心里只装着儿子，她时常问秀梅：“我儿在信里说他什么时候回来?”何秀梅说：“文华现在在朝鲜战场上打美国鬼子，要把美国鬼子打出朝鲜，他才能回家。”张桂花就叹气，脸上的表情因担心而有些怅然、灰暗，“我文华不会有危险吧?”何秀梅比张桂花婶婶还担心，但说也奇怪，何秀梅已长成了个能沉住气且很有耐心的女教师，她一脸羞涩和端庄地告诉张桂花说：“张婶婶，文华哥不会有危险。”
张桂花婶婶不放心，自己在房里偷偷供着观音菩萨，每天对着观音菩萨烧香。奶奶看见了，说：“这没用的。”张桂花不是这样看，她说：“有用呢，观音菩萨管全世界呢。”奶奶就不再阻止张桂花烧香拜佛。有天晚上，奶奶跟张桂花在观音菩萨前说了很多话，回到房里，躺下时感到头有些痛，就用手指揉着太阳穴，揉着揉着便睡着了。奶奶梦见了何金石。奶奶说，这个最小的儿子，几十年里从来没走进过她的梦，可那天晚上这个儿子突然来到她梦里，还是他上高中时那副自诩天才的模样，表情也是少年时独来独往、瞧人不来的严肃表情，对她说“妈，别出声”。奶奶说给爹和我妈听，让我爹妈替她释梦，爹想也不想地答：“这还用说吗?这个梦是说，金石要回来了。”
我三叔何金石回来了，不过回来的不是人，是几件遗物。这在家里掀起了波澜。我三叔何金石自二十年前离开长沙后就与他爹妈断了联系，二十年里，他既没写过一封信，也没回来打过一个转身。那天下午，长沙市的民众正为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敲锣打鼓、游行庆祝时，院子里忽然多了三个着一身草绿色军装的男人。他们是怎么进来的都没人晓得，为首的宽脸仁厚，脸庞上有些胡子。他有点拘泥地搓着手，问扫着院子的张桂花：“请问这是何湘汉同志的家吗?”爷爷正在后院动着脑筋修改给他孙子做的轮椅——那张椅子虽然安了轮子却推不动，张桂花忙去叫爷爷。爷爷放下凿子，走出来，瞅着来者，来者说：“我是湖南军区的，我代表组织上通知您，您儿子何金石同志在朝鲜战场上光荣牺牲了。”
对于爷爷来说，何金石同志只是生活在他记忆里的一个少年，而且是个已陌生的少年。来者一脸抱歉道：“大叔，何金石同志的遗体埋在朝鲜了，遗物只有一口猪皮箱子和何副军长穿过的几件军服。”爷爷没法想清楚这事，怔怔地看着来者，来者愧疚道：“老人家您要节哀顺变，何副军长是被美国鬼子的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的。”
奶奶回来时，一家人坐在客厅里都不说话，奶奶见三个穿军装的陌生人望着她，就猜测家里一定出了什么事。奶奶皱着眉头坐下，三位军人里的一位把何金石穿过的军装和戴过的军帽拿给奶奶看，“这些都是何副军长的遗物。”奶奶说：“我何金石死了?”奶奶尽管有心理准备，还是忍不住哭起来。军人说：“何金石同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又参加了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和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临了还带兵上朝鲜战场打美国鬼子，是我党我军的好干部，他的牺牲，我们也很难过。何大妈，您是革命烈士的母亲，您有什么需要组织上安排和解决的，尽可以提出来。”奶奶哭着说：“那有什么用啊……呜呜呜呜。”
全家人里，只有奶奶最伤心。对于其他人来说，何金石只是一个古怪的少年，这个早已让全家人记忆模糊的少年，现在变成几件旧军服回来了。对于我们这些小一辈的人来说，都不知道家里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几乎都忘记了院子里这棵被雷劈且燃烧过、居然没死的桃树就是“这个少年”亲手栽的。大哥一脸平静地对王玉珍说：“我都没一点记忆了。”
三个军人在我家院子的门上钉了块牌子，牌子是白底红漆字，写着：烈士军属。张桂花问钉牌子的军人说：“你肯定我儿李文华还活着吗?”军人回答张桂花：“应该活着，我帮你打听一下。”三位军人走后，奶奶哭着。爹脸上有些阴郁，爹的这个弟弟在爹的记忆里，也彻底模糊了。有一天，爹路过奶奶的房间，见三弟的遗物都整整齐齐地码在桌上，爹盯着三弟穿过的军衣和戴过的军帽，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上面爬。爹问王玉珍：“你看见有什么吗?”王玉珍像爹一样盯着那堆衣帽，也道：“我也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爹把他三弟穿过的军衣和戴过的军帽仔细翻看了遍，只发现军衣的口袋里有一把三弟使用过的牙刷，那牙刷一定跟随三弟多年，毛都刷倒了。爹把三弟的遗物从奶奶房里拿出来，收在他大柜的底层，上面用棉絮压着。奶奶从吉祥腊味店回来，不见了她一回家就捧在怀里的遗物，丢了魂似的到处找，找到我爹妈房里，问我爹，爹回答：“扔了。”
何金石毕竟只是个已模糊的影子，只是过了几天，笼罩在青山街三号的这种悲伤渐渐散开了，就跟晨雾经阳光一照，消逝了样。家里又恢复了平静，吃过饭，一家人再坐在一块儿就不谈这个烈士了，奶奶甚至想要我爹把那块“烈士军属”的牌子摘下来，因为这让她老人家每天进门时看着扎眼，仿佛她的儿子何金石被人钉在门上了。“这牌子扎我的眼，”奶奶说，“金山，你把它取下来吧。”爹为了跟上形势，经常看报，觉悟就比奶奶高，“金石是牺牲的，妈，这是政府给的荣誉，”爹说，“别人想要都要不到的。”奶奶就愕然地盯着我爹。
十月的湖南，正是金秋季节，稻谷就是在这个月熟，橘子也是在这个月长熟，地下的红薯也是这个月出土。李文华师长一脸阳光地来了，他是请婚假回来跟何秀梅结婚的。去年，他因在朝鲜战场上屡次出色完成战斗任务，升了师长，这让很多姑娘都想嫁给他，跟他过一辈子，可是李文华师长一一谢绝了，他对爱慕他的女人说：“我有爱人，她在长沙，是小学教师。”现在他冲着他的“小学教师”回来了。他一进门就叫了声“妈”，张桂花见自己的儿子长得十分高大魁梧，很像她记忆里的丈夫李雁军，只是比李雁军长得更加高大，就激动地扑到儿子的怀里说：“文华，你还记得妈啊。”李文华把妈扶到椅子上坐下，说：“妈，我在北京碰见爹了。”张桂花睁大一双不再年轻和从来就不曾漂亮的眼睛，惊异得不得了，“你爹还活着?”李文华吃惊道：“秀梅没告诉你?妈，我让秀梅转告您啊。”他妈满脸不悦道：“秀梅没跟妈说啊。”爹开口了，“文华，是我不让秀梅告诉你妈，怕你妈受不了。”
我们家都知道李雁军还活着，而且是军长，这消息来自于我二叔。还在一年前，二叔就打电话告诉我爹：李雁军还活着，是解放军军长，部队隶属北京军区。爹和妈及奶奶一商量，就决定还是瞒着张桂花为好。因为李雁军不但又结了婚，而且儿子都九岁，女儿也七岁了。还在一九五○年四月三十日，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颁布了第一部新婚姻法，新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禁止重婚、纳妾和童养媳。李雁军是共产党员，军队里的高级干部，学了法的。但是他的婚礼是彭德怀为他主持的，那是一九四○年，距新中国颁布的新婚姻法整整十年前。那时他是团长，常带领一团八路军官兵冲锋陷阵，打日本鬼子，但他总是一个人，组织上就关心他，为他撮合了一门婚姻，以便照顾他的生活。如今，新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他就没法面对为他守寡多年的张桂花了。张桂花听儿子说她丈夫还活着的话，立即晕倒了。李文华慌了，忙把他妈从椅子上抱到床上。奶奶端杯冷开水走来，含一口，喷到张桂花的脸上，张桂花“呜”地一声哭了。
何秀梅是哼着快乐的歌曲走进家的，她一进门就愣住了，因为李文华用一双火热的眼睛盯得她脸上一痛，害她下意识地捂住脸，“李文华，真的是你?”何秀梅尖声说。李文华道：“是我。”何秀梅放下包，看着满脸阳光的李文华，李文华嘿嘿一笑说：“我是特意给你一个惊喜。”何秀梅红着脸，王玉珍插话了：“想不到文华还是这个家里最浪漫的人。”李文华谦虚地嘻嘻笑道：“我们军长给了我婚假，让我回来完成婚姻大事。”
大家听李文华这么说，都把高兴的目光放到何秀梅脸上，何秀梅笑了下，但那笑容是淡淡的，像我爹手上的烟，一飘而过。张桂花还在房里忧伤，何秀梅听见张婶婶的抽泣声，问王玉珍，王玉珍道：“张婶婶已知道文华他爸还活着。”张桂花一定听见了王玉珍说的话，哭声加大了。有李文华盯着，何秀梅的心跳得怦怦响，她晓得她再不逃开就会被李文华那炽热的目光溶解成一摊水，便尖声宣布道：“不行，我还有好多作业本没批改。”王玉珍说：“文华，你别看秀梅小时候是个什么事情都不管的女孩子，自从她当老师起，做事好认真的。你去她房里看看，连续三年都被评为优秀教师。”
李文华就跟着何秀梅步入她的房间，墙上果然有学校颁发的奖状。李文华盯着奖状，表扬说：“想不到你还是优秀教师，你在信里怎么不告诉我?”何秀梅见李文华目光炯炯地盯着她，心就痛，但她没把痛放在脸上，一笑说：“这有什么好炫耀的!”李文华当即赞美她说：“这就是我看重你的地方。”李文华用火热的目光盯着她，那目光的热度简直可以把一座冰山融化，但却无法融化何秀梅那颗自卑与孤傲混为一体的顽石一般的心!她避开李文华那火热的目光，说：“文华，我有一大堆作业要改。”说着，她坐到桌前，把那一包作业本倒在桌上，紧随那一大堆作业本滚出来一支上着红墨水的钢笔，她拧开钢笔帽，翻开一个作业本就专注地看起来。李文华在一旁盯着她，心里郁闷和困惑极了，想自己请假回来是想跟她讨论婚姻大事并把她带到部队里给首长过目的，她却如此冷若冰霜。他问：“你教几年级?”秀梅答：“五年级。”说着，她用红笔改了学生作业本上的一个错字。
李文华看着何秀梅的侧面，感觉她的脸真美，睫毛长长的、鼻梁挺挺的、下巴翘翘的。“秀梅，我们结婚的事，你是什么态度?”秀梅的脑海里突然闪现了那毁灭她贞洁的一幕，那一幕竟如此清晰和强烈地跳到她眼前，让她不由得一脸苍白。她装没听见地问李文华：“你说什么?”李文华又把刚才说的话重复了一遍，何秀梅的脸上掠过一抹淡淡的阴影。奶奶走来，对李文华说：“文华，你去安慰一下你妈，你妈说她要去北京找你爹。”
那几天，何秀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躲避李文华，一早出门，天黑了才回家，总是拿一大堆作业本抵挡李文华那炽热的目光。何秀梅对自己发誓，她坚决不嫁人，她要把自己失去贞洁的痛苦带入坟墓。为了不使李文华的目光过分灼热，她又一次走进理发店，坐到椅子上对理发师说：“给我剃个光头吧，师傅。”理发师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她重说了遍。青山街的理发师都清楚何家的底，晓得这一家人疯起来锐不可当，就把她那一头秀发三下两下地剪了。接着，理发师握着理发剪，贴着她的头皮剃了个光头，还用剃须刀刮了遍，刮得头皮又白又亮，如一颗洗净的大蘑菇。她想，这一下谁都望着她不顺眼了。
但事实证明又一次恰恰相反，她变得更漂亮了，漂亮得近于风骚。这颗光头这么圆、这么美，新鲜、朝气、张扬，彻底颠覆了男人们的审美意识，具有挑战性，即使站在夜色下这颗光头也闪闪发亮，这让李文华恨不得倾倒在她的裙裾下。李文华兴奋极了，发痴地盯着她这颗完美无比的光头，简直是赞不绝口地连连说：“秀梅，好看、好看，真的好看。”何秀梅之所以剃光头，并不是为勾引李文华和别的男人，实实在在是想把自己放在中性的位置上，让李文华失望至极而消除结婚的念头。可是那天晚上，李文华见她的这颗光头闪烁着极为诱人的光泽时，再也顾不得自己的脸面和自尊了，迫不及待地走到她面前，伸长脖子，表情坚决地说：“秀梅，请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何秀梅有苦说不出，她也不想说。何秀梅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还有一颗诚实的脑袋。她尽管胆子大，人猛，有热情，工作很努力，敢于挑战世人的目光，甚至在众人面前她是个勇于冲破一切传统观念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当代女性，骨子里她却是这个世界里最传统、最保守和最自卑的女人。她的内心极其脆弱，脆弱得像一颗生长在阴影里的小苗，没有阳光照耀，也不曾被雨露滋润，靠一点地下水分维持生命。在她金子般的心里，她觉得如果要她跟李文华结婚，她就有责任把发生在她身上、令她悲伤的事原原本本告诉李文华。但她又觉得假如她和盘托出，她在李文华面前从此就失去了光泽就再也抬不起头了，而不告诉李文华，她又为自己隐瞒了这段“污迹”而深感对不起李文华。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深的怪圈。这个怪圈如一头猛兽样撕咬着她，让她想逃避现实。
一天，吃过晚饭，剃着颗光头的何秀梅感觉李文华发亮的目光盯得她的头皮都发烫了，便匆匆离开，坐到房里，假装备课。爹很不踏实地跟了进去，“爹问你几句话。”何秀梅就一脸平静地坐着，爹咳声说：“文华这次回来是请了婚假，专门来与你结婚的……”爹的话还没说完，秀梅便回绝说：“爹，我还不想结婚。”爹把眉头拧得老高，爹实在不理解这个身为小学教师的女儿有什么好高傲的，说：“秀梅，你不小了，文华是师长，人又高大，这样好的人，你哪里找呀?”何秀梅抽口气说：“爹，您说完了吗?”爹见她说话的口气如此冷漠，就很恼火，“没完，爹问你，你是不是像你姐一样，心里有了别人?”何秀梅听出爹问的话里含着责备和怒气，就缓缓抬起头，看眼爹和爹身后的门说：“绝对没有。”
李文华站在门外听见了，他绝对不相信她的回答。他有心思了，回来时的快乐荡然无存，他是师长，要管全师官兵，部队只给了他半个月婚假，十天都过去了，何秀梅仍不松口，这就让他十分难堪和忧伤。他暗想他一定要揪出何秀梅背后的男人。从前，那个把什么事情都放在脸上、说话直来直去的李文华，变了，变得寡言和爱猜忌了。星期天，何秀梅穿戴整齐地走出门，对他说：“今天学校有事，我要去学校。”
何秀梅前脚出门，李文华就果断地跟了出去，生平第一次对一个女性进行跟踪。他跟在何秀梅身后，保持着一百米的距离，不让何秀梅听见他雄浑的脚步声。他一直跟到何秀梅所在的学校。由于是星期天，学校的大门关着，他看见何秀梅从一扇侧门迈进去，隔几分钟，他也迈进了那扇门。学校里安安静静，操场上有几个孩子在打篮球。他弓着身体，一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地搜索，当然就觑见了那颗完美无比的光头——那颗光头使阴暗的办公室光芒四射。只有她一人，她坐在桌前改作业。李文华闪开了，走到一棵树下，盯着办公室的门，看是什么人走进办公室与她约会。他盯了足足两个小时，什么人都没出现，盯得天都阴沉下来，下雨了。他灵机一动，走出学校，去百货商店买了两把伞，再走进学校时他就变成送伞的了。何秀梅看见他，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一笑，“我给你送伞来了。”
李文华问她：“改作业干吗不在家改?”何秀梅说：“学校安静些，因为有你，我在家里注意力不集中。”李文华脸生惭愧，说：“对不起。”何秀梅答：“没什么。”李文华继续用火热的目光盯着她，“秀梅，你在信里说，等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了，我们就生活在一起，你不记得了?”何秀梅确实在信里这么说过，但她听他这么提及，脸上升起了冷雾，“我是说过这话，”她的心抽搐了下，却拼命让自己的脸色冷淡，“只是我还没打算近期结婚。”李文华生气了，“我请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心里有了别人?”
何秀梅的心很痛，觉得自己很委屈，很想把一切说出来，把痛苦分一半给他，让他也分担，但她怕他会被她的痛苦吓倒，就强忍下了。她突然把手伸向李文华，抓起他一只握枪握得皮肤很粗糙的手，“文华，如果我这辈子打算嫁人，那一定是嫁给你。”李文华立即抓紧何秀梅那只沾着红墨水的手，激动道：“秀梅，你今天说的话是真的?”何秀梅说：“除了你，我任何人都不嫁。”李文华的心一下子宽了，像条大马路那样宽，仿佛有载着大把大把幸福的大卡车在他这条宽广的马路上奔驰。他立即把悲伤转换成力量，大声说：“我保证等你想结婚时我们再结婚，只要你不背叛誓言，我李文华也绝不背叛。”
何秀梅感动得眼睛湿了，李文华趁机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但李文华只是抱了她三秒钟，三秒钟一过，她愣地醒了，挣脱开李文华的怀抱，拼尽全力把自己那颗幸福得快蹦出来的心压下去，重新坐直身体说：“文华，你回去吧，我还要静下心来改作业。”
四十四
李文华是那个火红的年代里产生的有着浪漫情怀的年轻军人，那个年代涌现了很多热情高涨、有着钢铁般意志、把爱情和工作分得很开的年轻人。李文华就正是那样的有着火热的革命激情和金子般耐心、又能克制私心杂念的青年，他虽然不知道柏拉图，但他很喜欢过这种坐在行军床上读书写信的生活。他觉得那样的生活才是革命军人的，而天天相守在一起实在是太儿女情长了，可以舍弃。他一走出学校的侧门就奔向火车站，觉得与其在家里干等，还不如一个人坐在营房里读她的信来得更真实更有情趣更富有想象空间。他激情满怀地买了张第二天去兰州的火车票，他告诉他妈说：“我刚才去电讯局打电话，首长要我紧急赶回部队。”他妈瞪大业已发黄的眼眸(这十多天里，这双眼睛哭肿过好几次)，弄不懂她的儿子怎么会突然改变主意，“不是说好了，等你结婚后再走吗?”李文华把不快按在心里，像把一只小狗按在窝里不许它出来样，回答他妈说：“本来是要结婚的，来不赢了。”
李文华一走，张桂花的生活就空了一大块，脑海里就整天飘着李雁军。李雁军当年离开她时，比今天的李文华大不了几岁。张桂花决定去找李雁军，当面锣对面鼓地把苦水倒出来，她感到不把苦水倒出来，那苦水会把她淹死。
那几天她天天坐在镜子前不停地打扮，一时把头发梳成这样，一时把头发梳成那样，一时往头发上插花结子，一时又将花结子摘下。这一年的张桂花，自己都不知道是多少岁了。她的童年是在河南的农村里长大的，她的少女时期是与母亲沿途乞讨中度过的，所以她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哪年出生的，她母亲从没跟她说过这些。张桂花看着镜子里的脸蛋，皮肤确实没以前光鲜了，色泽黯淡了，还充斥着让她伤心的皱纹。她阴着脸，恨自己这些年没把自己当女人，竟一次也没往脸上抹过香，眼下这张脸李雁军见了难道不晕倒?张桂花不是个记恨的女人，相反，她是个把什么错误都往自己身上揽的喜欢自责的女人。她的记忆里有很多李雁军的好，她最记得多年前，有个燠热的晚上，李雁军担心儿子热醒，不断地为儿子打扇，而她却为他打扇。李雁军说：“你把儿子带好，等我打完仗，我再回来看你们母子。”
这句很多年前在她耳畔的叮嘱，让她一想起就激动，就觉得她应该去找李雁军，去亲眼看看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变成了什么样子，是不是头发白了，是不是脸上也有皱纹了!张桂花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坚决地抠着因多年劳作而积累在额头上的斑，却怎么也抠不掉，抠痛了，抠红了，抠出血了，那让她痛恨的斑仍然坚固地存在在她额头两旁。张桂花再看自己的手，这手显得十分粗糙，皮打褶了，还隐隐透着腊肉味。她悲伤地倚在桌上低声啜泣。奶奶听见张桂花的哽咽声如蚊子样叫，就同情她，“桂花，你最好忘记李雁军，他现在有另一个家，毛主席说一夫一妻，李雁军即便有天大的胆，也不敢有两个老婆啊。”张桂花哭道：“他是我丈夫啊。”奶奶说：“过去是，现在不是了。”但张桂花还是想去找。她开始收拾行装，临了，她对我妈说：“我没打算把他要回来，但我在他家做个佣人，总行吧?”
张桂花穿着在青山街裁缝店定做的绿旗袍，和一双后跟有点打脚的长沙皮鞋厂生产的女式黑皮鞋，去了北京。她虽然穿着绿旗袍和皮鞋，却仍是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自然被哨兵拦在军区大院的门外了。张桂花说：“我找我丈夫。”哨兵说：“一边去。”她因为心里没底，就十分胆怯，但又不甘心千里迢迢地跑来连面也不见一个就放弃，便壮着胆子对哨兵说：“我丈夫是你们军长。”站岗的哨兵打量她一眼，跑去报告，不一会儿走来一个年轻军官，年轻军官打量着张桂花说：“大妈，请您到接待室来。”
张桂花去了接待室，对年轻军官说了她的故事，年轻军官打了个电话，一辆灰色的伏尔加轿车马上驶到接待室前，李雁军严肃地下了车。张桂花一眼就认出了他，李雁军除了老些外，简直没变样。张桂花激动地叫：“雁雁雁军。”李雁军扫她一眼，“真是你。”张桂花再也控制不住积压在心田上的奔放的感情了，这么多年里她盼望的就是这一天!她温情、软弱又不顾一切地投到了李雁军的怀里。年轻军官见此情景，不好意思地走开了，接待室里就剩下他俩。李雁军说：“师傅和师母都还好吧?”张桂花使劲点头，“他们都好。”
两个人说了很多话，渐渐地张桂花觉得两人之间生分了。接着，李雁军先是到隔壁打个电话，在电话里说了很久的话，随后带张桂花回家。李雁军住着栋两层楼的房子，家里什么都有。张桂花走进去时，现李夫人瞟她一眼说“来啦”。家里有保姆，现李夫人正在厨房里指导保姆做菜。客厅里有两个孩子，男孩子正看书，女孩子趴在茶几上做作业，咬着嘴唇。李夫人对两个孩子说：“大大、小小，叫阿姨。”两个孩子都叫了声“阿姨”。张桂花看了眼两个孩子，觉得这两个孩子生活得真幸福，穿得也好。李夫人指着另一边的沙发说：“你坐。”张桂花坐下，两只膝盖不觉就拘泥地并拢了。李夫人说：“李军长很忙，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张桂花是来找丈夫的，但现李夫人的架势很不简单，当了一辈子下人的张桂花，一看见这个比她年轻又比她漂亮的女主人，心里就腾起一股莫名的自卑，好像山林里起了雾，赶也赶不散。张桂花不说话，就那么紧张又一声不吭地坐着，她有千言万语，但不可能当着两个孩子和这个陌生女人的面说。吃饭时，张桂花味同嚼蜡，虽然有鱼有肉。
李雁军见张桂花不怎么动筷子，便说：“桂花，多吃点。”李雁军这么叫张桂花遭到李夫人的白眼，李夫人那一会儿敏感地停下吃，斜视着李雁军。张桂花瞅见了，低头吃着那个保姆做的让她吃了想呕的饭菜。吃过饭，她又那么干坐着，墙上的钟，一分一秒地朝前走。先是两个孩子被李夫人勒令去睡觉，跟着，保姆也睡觉了，室内静悄悄的，只有几个人的心跳声。十点钟，李夫人伸个懒腰，把张桂花做她的乡下亲戚招待说：“我带你去招待所休息吧。”张桂花就跟着这个不把她放在眼里的李夫人去了招待所。
张桂花完全被现李夫人的气势压垮了，一晚也没睡着，第二天李雁军来招待所看她，她趴在他身上哭。李雁军很紧张，生怕招待所的服务员突然推门进来看见，忙说：“别别别这样，桂花。”他悲伤地解释，“这是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那时你在国统区我在解放区……这个罪要算在蒋介石的头上。”张桂花呜呜呜呜哭得很难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李雁军吓得手足无措，也很难过，说：“桂花，毛主席制定的新婚姻法是一夫一妻，我不能不听毛主席的话啊。”张桂花索性哭出声，哭得李雁军恨不得自己变成两个男人，一半给李夫人，一半给张桂花。张桂花悲痛地啜泣时，突然一口气没喘过来，晕了。李雁军忙打电话叫来医生，医生把张桂花救醒了，李雁军阴着脸对女服务员说：“看好她。”
张桂花再次醒来时就孤零零地躺在床上了，在她眼里，天色惨淡，阳光也凄凉。她在北京待了一个星期，那个星期她都在招待所的服务员眼皮子底下生活，她们送饭给她吃，送开水给她喝，还买来水果和点心。动惯了的张桂花根本受不了别人侍候，感觉好像不是自己，就别扭。第六天上午，她对来看她的李雁军说：“帮我买张回长沙的火车票吧。”
李雁军松了口气，想这个可怜的女人总算可以面对现实了，忙让人买了张开往长沙的火车票。他亲自驱车把张桂花送到火车站，让张桂花给我爷爷奶奶一人带一双棉皮鞋，还带了很多北京食品。张桂花坐到车厢里，扭头看站得笔挺的李雁军，又哭了，一路哭回来的。一走进我们家，她的一双眼睛已红肿得同核桃一样大了，她看着我奶奶，突然又热泪盈眶地哭了，激动地叫了声“妈”。奶奶以为自己听错了，奶奶很感动，“你在何家生活了三十年吧?真算得上我女儿了。”张桂花就更加坚定地叫了声“妈”，张开双臂抱住奶奶。
张桂花是个可以向命运之神低头的女人，不需要别人调解，自己跟自己较量一番，就面对现实地拎着菜篮上街买菜了。张桂花把身上储蓄着的很多爱，不需要别人点拨地转移到白玉身上，天天关心着这个与她毫无关系的男孩。白玉这年读小学二年级，每天把自己玩得跟野猫子一样脏，脸上总是有灰，人中上总是挂着绿鼻涕，张桂花便打水给白玉洗脸洗手，对白玉唠叨一大堆话，比白玉的生母还要操心。
这年四月——一个暖风把市民身上的卫生衣吹得都脱下身的傍晚，我大姐很争气地为郭家生了个儿子，这让郭家十分欣喜。在郭家的公公和婆婆眼里，郭家的财产总算有了血脉相传的继承人。郭家大少爷来了，坐着他那辆奔驰，来接我爹妈和奶奶，一脸的高兴道：“爸，家桃生了个儿子。八斤二两，我爸给他取了名，叫郭承嗣。”家桃的公公和婆婆一直在盼着家桃生儿子，郭家很有钱，有几家工厂、有大房子，将来总得有个姓郭的人来继承家业。家桃知道这些，也很急，在郭家公公婆婆的念叨和焦虑中，她终于不辱郭家媳妇的使命。郭铁城得意地扬起脸说：“我爸妈准备为孙子办一场热闹的满月酒。”爹说：“就一家人吃吃饭行了，别那么铺张。”郭铁城脸又一扬，说：“我爸决定的事，很难变的。”
奶奶和爹妈都去医院看家桃，她婆婆守在一旁，亲自喂家桃喝汤，喝得家桃脸上红润润的。家桃昂起头叫了奶奶和爹，爹见此情景，很放心。奶奶也是这种感受，回来后奶奶说：“家桃嫁给郭家真是嫁对了，生了个胖小子。”张桂花听了这话，望眼秀梅，秀梅说：“好啊，这证明我姐有福气，母凭子贵，郭家自然会对我姐更好。”
侄儿郭承嗣做满月的日子，我二妈也来了。她有好多年没出现在我家了。我二妈的事情真的很多，解放初期，她和她爹妈分了七亩田，她爹瘫在床上，她妈身体虚胖得一低头就眩晕，她又要照顾爹妈又要种田，还要养鸡喂猪，真的没有一分钟闲暇。她乞求上天把每一分钟都延长三十秒，让她完成等着她做的一件又一件事，因此她忙得连过年过节都抽不出时间来看她的亲生女儿。这一次她能来是村里搞初级合作社，几家几户一组，一起种田一起劳动，她于是腾出一天时间来看她的外孙。我二妈虽只是个四十几岁的女人，可盘在脑门上的头发都花白了，穿的衣服也是农村女人常穿的深灰色的妇母装——这是二妈最好的衣服。然而，亲家婆婆竟不让她抱外孙说：“这孩子嫩，你就不要抱了。”那一刻，二妈的脸很难堪地红了，待那层红色褪去，二妈才尴尬地坐到椅子上，一张脸就变得很疲倦和麻木。这一次二妈来，爹让我改口叫她“马姨”，于是一家人才想起她姓马。但马姨不经老，看上去好像已跻身奶奶那辈人了。爷爷对她比较热情，问她：“村里还好吗?”马姨坐在她亲家母那豪华的客厅里，十分认真地答：“都还好，搭帮共产党。”
晚上，马姨就睡在秀梅的床上，多少年了，母女俩怕是第一次睡一张床。张桂花给马姨套了床干净被子。马姨看着女儿那熟得像一只快烂了的桃子样的身体说：“秀梅，旧社会，你这个年龄，孩子都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捡谷子了。”秀梅烦她妈跟她提婚姻大事，“妈，现在是新社会。”她妈从我妈和张桂花嘴里知道了女儿与李文华的事，她妈想起自己与我爹的事，便说：“妈还没到你这个年龄就生了你姐。”秀梅生气了，“我讨厌男人。”
秀梅说的是真话，但在她妈眼里，女儿说的是气话。她妈说：“你是说气话。”秀梅把背对着她妈，不再跟她妈说话。次日一早，天下起了雨，她妈爬起床，拉开门，见张桂花坐在客厅里择苋菜，雨打在葡萄叶上沙沙响。她说：“我今天得赶回去。”张桂花说：“下雨呢。”马姨拘谨地一笑，看一眼落在院子里的雨滴，雨不是很大，打得桃树叶一颤一颤的，桃子藏不住地露了出来。马姨的目光一瞬有些恍惚，十多年一眨眼就过来了，自己再也不属于这个家了，这个家的人似乎也没把她视为这个家的成员了，就连她曾经十分仰仗的婆婆，也没把她看成儿媳妇了。这一次来，让她感触最深的是，大家都把她看成了乡下亲戚，就连她女儿仿佛也是这样看的。她心里很寒，心底有一股冷风在抽打她，让她不想在这个家再多待一分钟。她坚持着要走，奶奶情急中递一把旧油布伞给她，这让马姨更清楚她不属于这个家了，便举着旧油布伞，头也不回地迈进茫茫雨雾中。
八月里的一天，我收到一份入学通知书，成了湖南师范学院数学系的一名大学生，也是我们家族有史以来第二名大学生。奶奶说：“我们家总算又出了个大学生，那要办酒席。”当然就办了几桌，我的一些高中同学来了，街上的邻居也跑来祝贺，李佳也来了。女大十八变这话，具体体现在李佳身上。李佳出落得很漂亮了，小时候那个人中上挂着鼻涕的李佳已不翼而飞了，换来的是一个身材娉婷且打扮洋气的说话声音悦耳的姑娘。她一出现在门口，众人都惊呆了，就连一向不把别人的漂亮放在眼里的何秀梅也吃惊不小。这个穿着时尚、烫了卷发、像银幕上走下来的小姐，竟是李佳。李佳有几年没来我家了，她初中毕业后进了厂，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工人。那是一家毛巾厂，离南门口不远，南门口可是很繁华的地方，李佳耳濡目染，就时尚起来。李佳看见我说：“祝贺你何文兵。”我第一次在一个女孩子面前脸红就是这时。李佳笑，笑声很好听。奶奶很高兴，“佳佳，坐到奶奶身边来。”李佳就坐到奶奶身边，奶奶摸着李佳的手说：“哎呀，你这孩子手真嫩。”李佳咯咯笑，我妈在一旁抿嘴笑，说：“李佳真长大了，谈对象了吗佳佳?”李佳说：“还没有呢。”
那天晚上我有点失眠，脑海里总是有李佳说话和笑的形容，心里承认她比我见到的任何女孩都要漂亮。开学了，走进大学的门槛，发现没一个女同学有李佳漂亮，心里就更装着李佳。有一天，何白玉与比他高一年级的男生打了一架，一砖头把那男生的脑袋“拍”开了，血流了一身。学校老师板着脸登门拜访，那男生的父亲也冲来，手里拿着那件血衣，要求我家赔偿医药费。那家长很气愤地说：“又不是阶级敌人，不至于那么下狠劲打吧?!”
大家感到吃惊的是小小年纪的何白玉，居然敢用砖头砸人，这还了得!医药费当然要赔，还得写检讨认错。打发走何白玉的老师和那个学生家长，一家人才第一次把好奇的目光投到何白玉身上，似乎这才发现何白玉长得既不像他妈，也不像他爹。奶奶盯着曾孙儿看了好一气，他可是在她眼皮子底下一天天长大的，奶奶见白玉倔犟地站在院子里，一脸不服气的模样，奶奶问他：“你是吃了豹子胆吗?”白玉不回答，大哥瞪着儿子，拳头拧得直叫，可是他又无法揍他这个一扭身就可以跑得没影的儿子。大哥骂他说：“我怎么就生了你这样的儿子?”白玉不望他爹，也不看脸怄青了的他妈。吃饭的时候，大哥的手够得着白玉，就拿筷子打白玉的脑袋，张桂花忙护着白玉，白玉端着碗逃开，躲到他父亲的手遥不可及的地方吃着饭，目光冷冷的，一点也不在乎他爹打他。
秀梅到底是当老师的，她把白玉拉到美人蕉边，用温和的声音说：“白玉，我相信你是好孩子，你告诉姑妈，为什么跟那个男同学打架?”白玉的泪水突然涌出眼眶，鼻子也抽动了下，这才很生气地大声说：“他骂我们家是国民党。”
秀梅好像被什么东西噎住喉咙样，一家人都感到头皮发炸地睁大了眼睛。秀梅说：“你没告诉他，你叔爷爷是烈士?门上钉着烈士军属牌?”白玉又尖声回答：“他说钉在门上的牌子是假的，是我爷爷想隐瞒国民党反动派的身份，自己钉的。我就捡起砖头砸了他的脑袋。”大哥、玉珍和奶奶、爹，还有秀梅都不由得朝院子大门望去，有几秒钟，一家人都没说话，表情都呆板了。临了，秀梅说：“白玉，以后哪个孩子再说这样的话，你不要理睬。”
那天晚上秀梅洗了澡，把身体洗干净后，就坐在桌前给李文华写信，告诉李文华今天家里发生的事，说青山街上的人不像以前尊敬何家了，那个男孩就住在青山街东南角，那男孩的父母她都认识，那男孩对白玉说出这样的话，她相信是大人教的。这证明时代不同了，从前敬重何家的邻居，今天敢于蔑视何家了。接着，她又在信里说她自己的工作。信马由缰地写着她的感受，说她之所以不敢怠慢地努力工作，就是不想让别人抓她的把柄，这封信她写得很长，写到蛐蛐的叫声变得单调和没精打采了，月亮被云雾遮住了，她才收笔。
次日，她起床，拿一个张桂花买来的包子就去了学校。中午时，她走到邮局，寄了那封信。这之后她又埋头工作，认真备课，一边抵制一个又一个男人的诱惑。那些男人把新做的衣服穿在身上，站在学校门口，或站在离青山街三号不远的地方，为的就是看她一眼，或者勇敢地冲上前，往她手上塞张当晚的电影票，然后掉头便跑。学校里，有一个年轻的男老师是教数学的，十分暗恋她。有天，他壮着胆子走进青山街三号，问张桂花道：“请问，何秀梅老师是不是住在这里?”那已经是深秋了，葡萄藤上的葡萄叶都掉光了，降霜了，寒气在院子里飘荡，美人蕉和月季花冷得直打哆嗦。那是个星期天，张桂花穿着深灰色的夹衣都觉得冷，正打算折回房加件衣，见一个单瘦的年轻男人竟敢问她何秀梅，不由得警惕地问他：“你找秀梅什么事?”年轻老师误以为张桂花是何秀梅的妈，便自作聪明地笑开嘴道：“您是何秀梅的妈吧?”张桂花平常说话细声细气，生怕声音大了扰了他人，这会儿却用不容置疑的声音大声回答年轻老师说：“现在还不是，但马上就会是了。”
何秀梅走出自己的房间，见是她的同事，立即说：“张婶婶，他姓肖，是我们学校的数学老师。”何秀梅没有把肖老师引进闺房，就在客厅里，在众目睽睽下接待肖老师，肖老师对何秀梅很殷勤，对我爷爷奶奶和我爹妈更是讨好。何秀梅对肖老师却不冷不热，目光甚至都懒得放在肖老师身上，吃中饭的时候，肖老师赖着不走，爹就留肖老师吃饭。吃过饭，何秀梅见肖老师还没要走的意思，就下催客令说：“我要睡午觉了。”再蠢的人再热情的追求者也明白这是逐客令，肖老师忙起身告辞，情急中塞张电影票给她，何秀梅毫不犹豫地把电影票退给他，“你跟别人去看吧。”肖老师红着脸走了。玉珍笑道：“一看就清楚他在追求你。”秀梅转身往自己房间走，边淡淡地答：“我不稀罕。”
四十五
马姨来了，拧着很深的眉头来告诉秀梅，她外公去世了。这个在床上坚持活了十多年的马驼子，终于在他女儿手上走完了他生命的历程。马姨说，她爹死时，她看见一只壁虎从她爹稀薄的头发里爬出来，旁若无人地爬到枕头上，又从枕头上爬到床单上。她愤怒地一掌拍在壁虎上，壁虎被她拍死了，血沾在她的手上，几天了，还腥臭腥臭的。她归咎其原因说：“那只壁虎叼走了你外公的魂，不然你外公还不会死。”秀梅尖叫一声说：“妈，你这是传播迷信思想。”马姨真的老糊涂了，思想阻塞了，脸呈泥土色，笑容龌龊、僵硬。
爹、家桃和秀梅都去了，去追悼这个瘫痪多年的死人。没有一个人掉泪，就连马姨的妈、那个与死者朝夕相处很多年的老女人也没掉一滴泪。有一会儿，秀梅死死地盯着她外公，想凭借自己炽热的眼力让外公死而复生，但她终于相信这种眼力只有民间故事里的神仙才有，她没有。她回来后说：“我觉得外公死得很安详。”
农历大雪那天，长沙就真的下大雪。就是那天中午，王玉珍端着钵肉丸汤，不小心溜一跤，又流产了，这是她生下白玉后第三次流产。王玉珍在医院里躺了几天，回来后告诉何胜武，医生把她的卵巢取了，从此她再也不能怀孕了。身为残疾人的大哥听了这话一点也不遗憾，一边对画稿上的老虎进行修改，一边说：“你早就应该把卵巢取掉。”大哥是坐在堂屋里说的这话，一家人都听见了。大雪下了一个星期，天晴了。屋檐滴滴答答了好一段时间。一天上午喜鹊落在葡萄枝上叫，叫来了二叔的信，二叔来信说他调往江苏工作，过年时他将带一家人回长沙过年。于是一家人都在为过年做准备，买来新被子和新垫单，又买张宽大的新床放在楼上朝南的卧室里，挂了新窗帘，还添置了几套新碗筷，可是过年时，二叔一家人又没来，倒是来了封信，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说今年过年就不回来了。
这天下午，何家桃来了，抱着儿子。儿子郭承嗣长得胖嘟嘟的，何家桃却消瘦了。她女儿郭香桃扎着对小辫子，走在她爸郭铁城的身后。郭铁城一脸唉声叹气的样子，脸上一点也没有过年的喜庆颜色。他坐下，头低到胸前，抽着闷烟，他女儿站在他身旁，手搭在他膝盖上，仿佛在安抚她这个情绪低落的爹。葡萄藤上结着长长的冰锥，腊梅花却在窗前无声地绽放。家桃告诉我爹妈：“负责公私合营的干部昨天来了，跟铁城和他爸谈话，说社会主义不能允许有资本家，更不允许剥削，如果你们父子还固执己见，那将会有很严重的后果。”爹在参事室学了文件的，说：“社会主义是新政府积极奉行的主义，铁城，听我的，不要固执了。”郭铁城不悦地弹下烟灰，“关键是我父亲，我父亲认为砖瓦厂、被褥厂和油漆厂都是他几十年的心血，现在要他统统交给政府，他想不明白。”我妈插话说：“想不明白也要想明白。你奶奶的作坊和吉祥腊味店还不是被政府收到肉食水产公司了?”郭铁城诚恳地看着我爹说：“爸，你去跟我爸说吧，我爸那人死脑筋，听不进我和家桃的话。”
爹去了。郭铁城的父亲名叫郭兴南，是个湘南汉子，个子不高，五十刚出头，比我爹小两岁，着一身蓝底白花的缎子棉衣，剪着大背头，头发被凡士林固定得很有形，因而在感觉上有点头重脚轻。爹不喜欢这个亲家公，他嘴里镶了两颗金牙，一笑，两颗金牙就有意无意地暴露出来，有时还会闪闪发光，这让有点新思想的爹觉得太俗气了。解放后，爹当然没有过去威风。过去爹出门，前后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卫，犹如蛟龙出洞，他一到，卫兵抢先跳下车清场、站岗，好像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龙。如今爹出门已没什么可炫耀，社会主义都好几年了，再没有特务要暗杀他了。亲家公当然没像以前那样敬重我爹，爹感觉亲家公的手软绵绵的，没从前那么多热情。爹坐下后开门见山道：“老郭，公私合营是好事，都合营了。你看了报没有?上海、天津和广州的很多大资本家都与政府合营了。”郭亲家忧伤地说：“找我谈话的干部说，一合营，财产就是国家的，厂房也归了国家……”
爹不耐烦地打断郭亲家道：“人都是国家的，要那厂房干什么?你得洗洗脑了。”郭亲家皱着眉头说：“我九岁跟着我父亲到长沙来打拼，这份家业，是我一步一个脚印攒出来的。”爹跟郭亲家说了很多话，领教了什么是死脑筋，爹离开时强调说：“你如果不把思想改造过来，会吃亏的。”爹回到家对妈说：“人啊，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有天，何秀梅坐在客厅里拿着报纸，忽然叫道：“你们看，李文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他爹被授予中将。李家一下子出了两个将军。”何秀梅用钢笔在“李雁军”和“李文华”的名字下分别画了一杠，大家就争相传阅这张报纸。大哥放下画笔，脸上无限钦羡地说：“文华是解放军少将，好啊，要是我这腿当年没被日本鬼子的炮弹炸掉，我至少也是少将了。”何秀梅看着她这个同父异母的大哥说：“这世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要是’。”大哥觉得是这样，脸上哀伤，目光变得空洞了。爹扫眼秀梅，“你跟文华该结婚了，你也不小了。”秀梅听爹这么说，心颤抖了下，却装出平淡的样子说：“我的事我自己知道。”
秀梅走开后，大哥又把目光放到宣纸上。大哥正为沙河街的一户人家画老虎，那家人新建了栋房，想在客厅里挂幅老虎，找到我大哥，大哥应承了下来。爹说秀梅道：“跟她妈一个脾性。”我们都望着爹，不知道爹这话的意思，马姨在我们的记忆里很淡，像一杯温开水样没什么味道，但尽管淡，我们还是觉得秀梅与她生母根本就是两回事!爹这么说，我们都不理解。爹又说：“她妈表面随和，心很硬，硬得同石头样，硌脚。”秀梅从她房里甩出一句话：“不要说我妈，我妈又没得罪你们。”爹本来想说秀梅两句，话都冲到嘴边了，目光里似乎也有火，但终于没把话说出口地摇摇头，眼睛里的火光也隐匿了，转身进了卧室。
星期天，我上街买钢笔，路过老兵饭店，就走进去。这是下午，梨花伯妈和周姨，还有李伯伯都在，他们看见我，梨花伯妈笑道：“大学生来啦。”我是来找李佳，目光四处搜索，却不见，我问：“佳佳呢?”周姨说：“佳佳是厂里的文艺积极分子，正在排练庆祝国庆的文艺节目。”我说：“佳佳那样子，一看就是有艺术细胞的。”周姨说：“上级部门要调她去，佳佳的厂里不放她。”正说着佳佳，佳佳回来了，洋气得一塌糊涂，头发烫成卷，很好看地蓬在头上，着橄榄色女式西服，内里一件雪白的尖领衬衫，下身一条黑色的在旧上海的女士身上很流行的裙裤。我呆呆地看着她，让我想起银幕上的王晓棠。佳佳对我一笑，用亲密的口吻叫道：“大学生怎么啦你?”我说：“我以为是电影明星从银幕上走下来了。”佳佳喜欢听奉承话，说：“我们厂长说我应该去演电影。”
我在老兵饭店吃了饭。老兵饭店已公私合营了，成了长沙市饮食公司的一家饭店。饭店里多了三个年轻人，两女一男，是公私合营合来的职工，男的是厨师，女的是收银员。我岳父、梨花伯妈和周姨只认做事，不再与钱打交道。到了吃饭的时候饭店就热闹了，一些人来吃饭主要是冲着李佳来的，这些客人大多是男的，不是住在附近的就是慕名来的。那段时间，我岳父一家人还住在饭店里，那些顾客看见李佳就嚷嚷叫叫，表示自己有钱。有的顾客甚至色迷迷地赞美李佳说“你真漂亮”。李佳不搭腔，不给男人找她调情的机会。
那年月，新中国才成立几年，有些旧中国里过来的男人就色胆包天，占着家产殷实，喉咙就粗。有天，一个公子啪的一声，一块金砖拍在桌上，那金砖比一个火柴盒还大，在灯光下黄灿灿的。公子说：“李小姐，我要娶你，这是订金。”这样的订金确实很重，能把很多未来的岳丈大人压得头晕目眩，但搞过革命的我岳父知道轻重，他把金子退给那公子，“现在是社会主义了，”我岳父说，“谢谢你的好意。我李佳已经许配人了。”那公子一拍桌子，“许配给谁了?我用钱把李佳赎回来。”我岳父歪着身体觑那公子一眼，“你惹不起的。”公子自认为自己家在长沙还有点势力，不相信道：“谁?”我岳父说他当时灵机一动，拿我回绝了那公子：“何金山的儿子。何金山你知道吧?湖南新编第一军军长。”那公子迟疑片刻道：“你说的是国民党的军长吧?”我岳父板着脸道：“那我再告诉你，何金山的二弟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三弟是志愿军副军长，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是‘烈士军属’，门上的牌子还是军区首长亲手钉上去的。”公子一听，人蔫了，将金砖放入口袋。
我岳父把这个金砖插曲说给我听时，我笑得饭都喷了一桌。从我岳父说的话里，我觉得李爱国把我当做他女婿的人选了。我心情很好地回到家时，家里坐着个英俊的将军，是李文华，穿着肩章上嵌着一颗红五星的将军服。天其实很热，实在不应该穿将军服，但李文华就是要穿着将军服给何秀梅看，他步入青山街时，街上的人瞅见了都十分羡慕，有人在他背后说：“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服，他是将军呢。”李文华听见了，舒坦极了，走进青山街三号时，尽管热得汗流浃背，也不肯把将军服脱掉，因为他热恋的何秀梅还没回来，他要穿着这身将军服给秀梅看。他妈张桂花说：“文华，你看你，背都汗透了，快把军服脱了。”李文华不但不脱，隔了会儿，又把将军服的风纪扣也扣上，硬着脖子坐在客厅里。何秀梅那天参加她同事的婚礼，跟着同事一起闹新房，晚上十一点钟了，她才哼着歌曲回家，见着一身将军服的李文华腰杆笔挺地坐在靠椅上，马上高兴道：“李将军，真的是你啊。”
李文华这次来，没带结婚任务，这位浪漫的军人来之前，事先征得了秀梅的同意。他跟秀梅一直有通信，不过将地址变到了秀梅所在的学校，照样是一个月两封信，每月的第一天一封，十五日一封。何秀梅于每月的第四天或第十八天总能收到盖着兰州市邮戳的信，传达室的老头会拿着信朝她笑道：“何老师，你有信。”何秀梅不用看就知道是李文华来的信，每次写一页，写他在部队的生活和近况。就在上个月的十八日，何秀梅拿到传达室的老头递给她的信时，感觉信封硬了些，一拆，李文华把他穿着少将军服照的相寄了张给何秀梅，并在信里说：“如果你同意，我想回来一趟，既看看老军长，顺便也看看我妈。”何秀梅把那张照片展示给同事们看，她的同事看了都说“李将军真帅”。何秀梅也觉得李将军很帅，就把照片放在桌上供同事们欣赏。
她走进南方照相馆，照了张带点艺术味儿的艺术照，让照相馆的画师给她的相片上了油彩，寄给了李文华，并在信上说，如果他想回来看他妈，那是他的权利，她无权干涉。李文华将军因得到她的恩准，当然就兴高采烈地来了。他这次回来有点小变化，这变化当然与他的将军身份有关，他虽然没有一脸高傲，但他这将军的身份让他脸上洋溢着光彩，说话声音就高，笑声比过去更加爽朗，可以把栖息在葡萄藤上的鸟儿吓飞。他一早起床，会穿着这身将军服到街上走一圈，街上的小学生看见他会对他敬少先队礼。家里也有个小学生崇拜他，就是懵懵懂懂的何白玉。在白玉眼里，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都是军人。白玉十分向往从军地对李文华说：“李叔叔，我长大了，也要当将军。”
李文华这次回来，居然把他多年里没拉过的二胡拿到乐器店修了下，买了松香，将弓揩了又揩，坐在葡萄藤下拉《二泉映月》。他妈坐在一旁看他拉二胡，脸上飘着幸福的笑。我爹和妈也看李文华拉二胡，大哥和王玉珍也静候在一旁听，甚至连白玉也不敢毛手毛脚地走来走去，就连街上的麻雀也飞来一大群，于黄昏中栖息在葡萄藤上，挤在一起，安静地听着李文华将军拉忧伤的《二泉映月》。唯独何秀梅不听，当李文华拉二胡时她会走进房里看书，李文华不拉二胡了，她会端坐在桌前批改作业本。“你没听我拉二胡?”有天深夜，李文华拉二胡拉累了，假装上厕所路过她的房间，探头问她。她说：“没听。”李文华就失望道：“我要把这把二胡带到部队里去。”何秀梅说：“这是你的事。”李文华提醒她：“我过几天就要回兰州了。”何秀梅把清澈、靓丽的目光放到李文华脸上说：“祝你一路顺风。”
李文华终于泄气了，恨不得把二胡摔断，躲到哪里去大哭一场。李文华这次回来，看老军长和看他母亲都不过是借口，他完全是为何秀梅回来的，因为在大西北那寂寥的星空下，在军营喧闹的练兵的空隙里，在军部庄重、严肃的将军们的会议上，唯一让他走神使他魂牵梦绕的人就是何秀梅。秀梅那天却说出这样的话——说话时眼睛望着墙：“文华，你要是找到比我好的，就结婚吧，我不会怪你。”李文华很不理解地盯着她，再次觉得她的侧面脸又冷峻又高傲又美丽又无情，“你怎么说这种话?”秀梅说：“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你是将军了，我还是名小学教师，我不敢沾你将军的光。”
何秀梅确实是这样想的，假如李文华转业回来，像他堂兄李文军样做个一般干部，没让人羡慕的将军服，她会觉得两人在地位上平等些。现在李文华是将军，那身将军服让她目眩，让她觉得自己太没出息而吃起醋来了。何秀梅虽然是个女人身，却生性好强，心里暗暗崇拜挂帅西征的穆桂英和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就自惭形秽，却不愿意服输。她觉得她至少要当个教育局长才配跟李将军结婚。因为，假如她把那事吐出来后，她的身价和地位就一落千丈了。何秀梅是个热衷于考虑自身价值和爱独立思忖的女人，她那颗诚实的脑袋让她坚持认为，如果要嫁给李文华，就要对他诚实，诚实地告诉他在她身上发生的那件可怕的事。而一旦告诉他，她便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了，这太可怕了。所以尽管李文华就坐在她门前拉二胡，用二胡那忧伤、委婉的曲调向她倾诉爱情，向她诉说大西北的凄凉和他心灵上的愁云惨雾，她却告诫自己不能软弱，不能在二胡那愤恨的怨天尤人的曲调中乖乖就范。这是一个怪圈，犹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紧箍着她的头。李文华见她说出那样的话，生气地问她：“你为什么不想跟我结婚?”何秀梅不看他地回答：“等你回部队后，我写信告诉你。”
李文华这次着一身威严、漂亮的将军服回来，满以为自己会把生性孤傲的何秀梅握于掌中，临了，感觉自己很失败地又一无所获地走了。那天我送他，因为他带的东西太多。他妈给他做了很多坛子菜，还晒了白辣椒，给了他很多腊肉，有几十斤，让他送给那些关心他爱护他的军队首长吃。李文华于路上低着头，一脸沮丧，好像率兵打了败仗样。我晓得他又遭到了秀梅的拒绝，我说：“文华哥，我二姐是这样的人，讲究独立人格和独立意识的女人。”李文华深深地吐口气，问我：“我妈说有个姓肖的老师来找过你二姐两次，那肖老师是不是你二姐的新男朋友?”我说：“肯定不是，那肖老师怎么能跟你李将军比?我二姐的生活圈子很小，学校和家，星期天，她从不出门。”李文华的心又安了点，“你二姐是个谜，真让我琢磨不透。看她写给我的信，觉得她很亲近，可是看见她人，冷得像一块生铁。”我把李文华送上火车时，他似乎还不晓得自己已坐在火车上，提议说：“我们去吃碗面吧?”我说：“还有一刻钟火车就开了。”李文华才醒过神来。
我转身去了老兵饭店，梨花伯妈看见我，会心地一笑，“佳佳在厂里排节目。”我岳父看见我，对我也客气，问我爹和爷爷奶奶的身体还好不好。正说话时，一年轻人来了，一开口说的是北方话。“佳佳在厂里排练国庆节的节目，”我岳父对年轻人热情地说。
我望着这年轻人，年轻人也望着我，我岳父介绍我们认识说：“小潘，市民政局的干部。小何，大学生。”那年轻人觑我一眼，没坐多久又走了。我岳父斜睨着我说：“他是市里一个头头的儿子，他追我佳佳追得很紧。”我心里一紧，想可不能让这个小潘捷足先登了。我在老兵饭店坐了很久，过了吃晚饭的时间李佳也没回来。我回家时，妈问我去了哪里，我把我的遇见说给妈听，妈说：“你爹现在没权了，有些事情你要看开点。”妈沉默下又说：“哪天文军来了，我跟文军说说，让文军去问问李佳的态度。”
就跟秀梅知道自己很漂亮样，李佳也知道自己很漂亮，也跟秀梅一样，随便站在哪里都会遭遇男性火热的目光。秀梅的俊俏是冷艳的，像巍峨的冰山，给人一种无法接近的威慑力和距离感，让想追她的男人觉得自己离她太远了。李佳的漂亮里洋溢着热情，她那高挑的身材、俊俏的脸蛋和时髦的衣着，真可以用“光彩照人”一词来形容，这就让一些男青年敢于像雄飞蛾样朝着她这束亮光扑来。光她所在的工厂，追求她的男人就有一打，假如李佳对他们一笑，他们就会郑重其事地说：“李佳，你真的可以去演电影。”那是真心实意的，他们希望她好得更上一层楼，好让他们踮起脚尖看她，进一步为她高兴。李佳有一颗宽大、温柔的心，不像秀梅那般冷艳，见他们来玩她会用好饭好菜款待他们，还买来酒招待，陪着他们喝酒和说笑，直到他们再坐下去就不好意思了为止。
李文军对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却一点也不恭维，这个在抗日战争中死过一次又活过来的哥哥，视妹妹的漂亮而不见道：“妹妹，其实你也不是什么特别漂亮。王玉珍年轻的时候才是真正漂亮，她是哥年轻时候见到的最美的姑娘，现在怎么样?还不是也老了!”他望着李佳又道：“人都会老，何家桃年轻时也漂亮，生了两个孩子后，不就是个女人了?”李佳望着她哥，“你什么意思?”李文军用他的感恩思想压妹妹说：“何家对我们家恩重如山，爸爸年轻时在外面革命，我妈一直寄住在何家，何家从没嫌过我妈。后来爸爸退出革命，带着你妈和你回到长沙，过着上顿不知下顿的寄人篱下的生活，这家老兵饭店最先是谁开的你晓得吗?”李佳答：“我晓得。”李文军继续说：“如果不是何家给这个饭店给爹和你妈安身，你能不能活到今天都是个未知数。”李文军直到这个时候才兜售正题：“文兵的妈让我跟你说，文兵喜欢你，你考虑一下哥的话。”李佳迷惑不解地问：“哥，你自己怎么还不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