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节即至。女人们进商店，逛市场，洗被子，擦窗户，忙着准备过一个好年。男人们却在盘算着，长假里，约几个朋友，聚一聚，聊聊天，几杯小酒，搓几盘麻将，再回趟老家，看看父母，尽一分孝道。
老天爷总是让人捉摸不透。上午还阳光灿烂，万里晴空，下午就变脸了，阴云密布，气温像血压计上的水银柱一样滋溜溜地直往下梭，紧接着，雪花飞舞，铺天盖地，越积越厚，人们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大地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
风裹着雨，雨夹着雪，雨雪交融又结成冰，一场五十年不遇的冰雪疯狂地肆虐着南方大片土地。树倒了，路断了，房屋塌了，水电停了，交通瘫痪了。城市告急，农村告急，四面八方告急!政府紧急会议，军警整装出发，全民纷纷出动，一场人与自然灾害的搏斗在三湘四水展开。
我与同事一道，顶着寒风，踏着冰雪，铲子、扫把、镐头、斗车齐上，在机关院内、院外，在城中人行道、大街上，砸冰层，铲积雪，干个热火朝天。这时，电话告急，父亲病危，已在弥留之际。父亲89岁高龄了，天寒地冻，能经受得了吗?我的心“突突”直跳，慌得失去了神色。时间紧迫，来不及多想，请了假，和妻子一道，乘车火速赶往五百里之外的湘西安江。
车窗外，冰封千里，大雪皑皑。眼前一片，白色点状，白色线条，白色板块，白色轮廓，往日熟悉的山峦、田野、道路、房屋淹没在一片白色之中。这白色的世界，虽然少了许多自然层次感、流动感和鲜活感，但格外纯净、安宁和壮美，置身其中，让人有一种如临远离喧嚣洗净铅华如释重负豁然开朗的世外桃源的心境。我无心欣赏这银光闪烁、洁净无瑕的美景，焦灼不安，心事重重，只盼着尽快赶到父亲病榻前……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父亲，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直至老年，求学、经商、做工、教书、务农、复职、退休，云游四方，闯荡山河，天真过，帅气过，激昂过，沮丧过，荣耀过，辛酸过，如今已是满头银丝，一脸皱褶，身躯佝偻，步履蹒跚。他的命运，可谓命运多舛，老来有幸，印刻着太多太深的时代印记和沧桑痕迹。
新中国成立那年，父亲刚满三十，此时的他，青春旺盛，才华横溢，背着行囊，踏着山路，迂回辗转，长途跋涉，来到边远的雪峰山下，在黔城古镇的一所学校执起了教鞭，与山里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他非科班出身，但不甘落后，刻苦学习，勤奋钻研，广猎知识，博采学问，既教数学，又攻物理，还兼体育，成为学校一名学生敬仰老师佩服多才善教的教学骨干。
毕竟太年轻了，没有经历过社会生活的持久磨练和人生道路的长途坎坷，不知人世间还有暗沟浊流和丑恶凶险，在纷至沓来的荣誉面前和赞扬声中，父亲飘飘然了，自我陶醉，自鸣得意，加上骨子里天生固有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和“敢说敢做”的秉性，他忘记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和“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起来。在一次“大鸣大放”会议上，他纯真地以为，出于公心，伸张公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第一个站起来，义正词严，慷慨直述，直指顶头上司，连珠炮似地一条、二条、三条……把别人敢怒不敢言的意见毫无顾忌一古脑地抖落出来。
命运，就这样与父亲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那次会议的一吐为快，冒犯了“天条”，成为父亲悔恨终生的灾根祸源。
没过多久，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开始了。父亲的才华、为人，早就有人嫉妒、怀恨在心。在那场“挖眼寻蛇打”“枪打出头鸟”的运动中，他成了首当其冲的靶子、“专政”的对象。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向校长提意见，煽动教职员工对校长的不满，就是反对校长;校长是党的领导，反对校长，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天大的罪名，就这样通过演绎，推论，放大，上线，戴在了父亲的头上。
校长如是说，追随者附声讨伐，父亲有口难辩，转眼间成为一个坏得头顶长疮脚底灌脓众人唾弃不为人耻的“人渣”。在那个年代，那样的运动中，一切都是那么合符逻辑、顺理成章。荒唐!荒唐已极年代!留给父亲的只有承认，检讨，检查，认罪，悔过，自作自受，咎由自取，打脱牙齿往肚里吞。
一番暴风骤雨式地批斗后，父亲头上被紧紧地扣上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外加贴上“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标签。理所当然，他被开除公职，清除出教师队伍，判刑服役，强制劳动改造，然后遣送回原籍湘乡农村，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劳役生涯……
高速公路上，冰雪尚未融化，路政工人冒着严寒，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在路面上铲出了一条车道。高速公路已不能高速，汽车顺着狭窄的车道，碾着薄薄的冰层，小心翼翼地行进。我心急如焚，恨不得插翅起飞，但为了安全，还是稳定着自己，不断地叮嘱司机：慢点，慢点，再慢点!
驶过长潭高速，转上潭邵高速。一幅熟悉的画面闯入眼帘：高低起伏的山峦，层叠交错的田垅，烟囱林立的厂矿，聚集散落的民居，在一片银色的光辉中格外娇娆。哦，湘乡!我差点惊叫起来。父亲出生于斯，也曾生活于斯，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记录着他一段苦涩的人生历程，浸染过他回乡洒落的辛酸汗水……
六十年代初，父亲服刑期满，再也不能重新回到他一生钟情和痴迷的教师讲台，也再也不能与曾经朝夕相处友情深厚的同事们一道携手并肩献身山区的教育事业了，怀着极度痛苦的心情，回到了这片故土，戴上斗笠，披上汗巾，脱下鞋袜，卷起裤腿，春来冬去，年复一年，脸朝黄土背朝天，扛锄挥镰于田间地头，与泥土、牲畜和庄稼结下了不解之缘。
知识分子出身的他，很少参加过生产劳动，更没干过强体力活，加上在劳动改造期间生活条件恶劣睡潮湿地铺过多，双腿染上了严重关节炎病，一到春天或者是下水田干活，就疼痛穿心、苦不堪言，而这些活又是农村里不可避免的。那个时代，生产队是贫下中农当权，父亲的身份，是绝不会得到特殊照顾的，加上队里是记工分粮，不干活就没有工分，工分少就分不到多的粮食，粮食不多就捱不过一年，在下一年就会受饥挨饿。他别无选择，只有咬紧牙关忍着疼痛生存下去。
如果说，一个人的肉体折磨还能经受得住的话，那么，精神上的摧残则是难以承受的。在那个“革命”的年代,“右派分子”,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之一，是坏人，是敌人，臭名昭著，牛马不如，除了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以外，还经常要受到人格上的歧视、污辱和打击。在生产队里，他说不起话，抬不起头，不管大人、小孩，也不管男人、女人，都可以凌驾于他之上，随意地支使他、讥讽他和呵斥他，动不动就叫他“老实点”“少调点硕皮”。这还不够，他还常常被作为政治运动教育和批斗的重点对象，经常无缘无故地被人叫去训斥一番，或者是拖到台上接受数百上千人的批斗，有时冷不丁来一大群人闯入家里，推床掀铺，翻箱倒柜，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抄他个底朝天，看他是不是安分守己老实做人，有没有藏匿什么反动物品和作乱迹象。
祸不单行。父亲服刑期满不久，远在雪峰山下教师岗位的母亲因病去世。噩耗传来，悲痛万分，他背着别人痛哭了一场。那时候，他面容憔悴，行动迟缓，身体消瘦得不像个人样。生活与精神的双重打击，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挺过来的。
沉重的打击，苦难的煎熬，没有压垮父亲的脊梁。十八个年头中，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淡定、开朗和豁达的心态，受累不叫苦，吃亏不怨人，善待他人，乐于助人。有不识字者，托他写信给远方的亲人，他热情接待，来者不拒，耐心地听，认真地写，斟字酌句，反复修改，直到别人满意为止。有年青人升学考试，求他辅导，他满口应承，不厌其烦，牺牲休息时间，全身心地帮助解惑答疑。谁家有造屋、寿庆和婚丧大事，他第一时间上门，上下奔走，策划张罗，不计回报，不求酬谢。生产队经济状况差，他献计献策，主动请缨，早出晚归，废寝忘食，精心栽培几十亩棉花，为增加集体收入劳心费力。
我十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接我来到湘乡，生活所迫，没有再上学了，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维持生计。他经常告诫我，要吃得亏，不与他人争长短。记得有一次，双抢时分，生产队实行定额计工插秧，一同龄孩子自恃家庭出身好，横蛮无理，强抢我已包插的一丘水田，并骂我“黑五类”崽子。欺人太甚，我与他打了一架。父亲赶来，竟不问青红皂白，临面给我就是一巴掌，扇得我脸火辣辣的，好长一段时间还有五个手指印。他的理由是，两个孩子打架，不管是谁的错，只能问责自己的孩子。对此，我好恨父亲。父亲的这种逻辑，直到现在，我实在不敢恭维!
过了邵阳，汽车在邵怀高速奔驰。这里，少了许多较前地段的平坦和开阔，伴随而来的是稀疏贫瘠的田土，矮小破旧的农屋和连绵起伏的山峦。越往前走，地越来越少，山越来越高，山区的逼仄和萧瑟越来越为明显。
50多年前，父亲踌躇满志，响应祖国的支边号召，从这里走进湘西大山区。到了黔阳县，听说距县城五十里路的黔城急需教师，他二话没说，马不解鞍，乘上一只乌蓬船，顺沅水而下，行湍流，过险滩，经过一天的航行，好不容易在暮色苍茫中赶到黔城，在黔阳三中安家落户下来。他完全没有想到，山区的条件是如此的落后和恶劣。黔阳三中，是全县唯一一所不在县城的中学，名为中学，实际上比许多小学都不如。学校设在一所政府没收地主的老院子里，教学场地狭窄拥挤，教学设备破损陈旧，教学用具缺这少那，师资也配备不足，一个老师要兼好几个班的好几门课程。由于长年失修，不论是教室，还是宿舍，房梁不正，房体倾斜，屋顶见光，墙壁透风。晴天还算过得去，一遇雨天，屋顶四处漏雨，人无躲藏之处;尤其是冬季，寒风从墙缝里直往屋里灌，冻得人直打啰嗦。黔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由于贫穷，许多村子全家人一字不识的比比皆是，这里太需要文化教育了，也亟需父亲这类传授文化知识的老师。因为条件太差，生活太苦，许多老师来了，又去了。面对种种困难，是走是留，是进是退，父亲也曾徘徊过、犹豫过，但他一看到如此需要文化教育的山区，看到学生们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终于下定了决心，坚持着扎下根来，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将满腔的热情和宝贵的青春无私地献给山区的百姓和山里的孩子。
“父亲，你是一位值得我学习、敬仰的好父亲!”望着那冰天雪地里傲然挺立的大山，我从内心中发出一声感慨。
过天桥，穿隧道，汽车沿着雪峰山峡谷前进。雪峰山，巍峨挺拔，群峦起伏，像一队队威武骁雄的天神，横亘在天地之间，把守着湘西的门户。这场大雪，强劲而又猛烈，严寒凛冽，积雪成冰，鸟雀不见了踪影，野兽缩进了洞穴，山里人出不来，山外人进不去，雪峰山成了名副其实的“雪封山”。满山的树木，还有成片的竹林，在冰雪摧毁下，断枝的断枝，倒地的倒地，尽失了往日的鲜活和葱茏。令人惊讶的是，在一片山崩地陷树倒叶败的狼籍中，仍有许多树木和蒿藜不怕冰雪，不受冲击，完好无损，傲然挺立，显示出惊人的意志和极强的生命力。山脚下，泉水丁冬，潺潺流动，自上而下，汇流成溪，不管你关山阻隔，也不管你天寒地冻，左回右转，蜿蜒曲折，义无反顾，始终如一地向远方流去。
山水如此，人亦一样!
自古以来，父母痛爱儿子，这是任何力量也影响和改变不了的。1978年，正在田间劳动的父亲，接到一纸通知，组织上经过审查，当年他被错划“右派”，决定为他平反，并复职回黔阳工作。这时候，父亲满脑狐疑，一脸茫然，反复问道：“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吗?”当确认事实后，他鼻子一酸，失声痛哭起来。是啊!从被打成“右派”，到判刑改造，再到遣送农村，整整20年了!20年里太不易了!人生又有几个20年啊!没有亲身经历，不会有亲身感受。又有谁能遭受过如此沉重的打击?又有谁经受了如此漫长的冤屈?
父亲平反复职后，有人说，你受冤屈这么多年，组织上应该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他连连摇头，不需要了，人要知足，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现在唯一的是感谢组织，报答社会，怎么能提更多的要求呢?重返黔阳后，县里考虑到他已年近花甲，且离教多年，没有要他重上讲台，安排他到县总工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而他却不安于现状，更不服老，白天忙工会机关工作，晚上主动担纲起总工会夜校辅导讲课。退休后，他见许多高中毕业生高考落榜，复读无门，就领衔自筹经费，自找场地，自拟教案，与几个退休老师一道，在县城办起了一所“余光中学”，专收复读生，使不少落榜同学通过复读考取了大学。当新闻单位采访他时，他连连摆手，淡淡一笑，说没有什么可说的，只不过闲着没事，发挥点余热而已。
父亲不光钟爱教育事业，还关心国家大事。他经常与我谈及祖国统一、改革开放、法制建设和关注民生之类的话题，告诫我要廉洁奉公，公道正派，体察民情，其忧国忧民之心显而易见。记得有一次，他写信给我，提出了南水北调工程的设想，并附上厚厚一沓实施方案，包括意义、规模、组织和措施，有分析，有论述，有数据，有图解，甚至还有东线、西线两种设想方案的选择，要我想办法递交时任省委书记杨正午。父亲所想所为，让我忍俊不禁，哭笑不得，只得劝解他，这等大事，国家有专门机构在研究论证，您这把年纪了，就别去操那份心了。后来，中央公布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我好奇地将那封信拿出来对照，没想到父亲的设想与中央的决策竟有不少惊人的相似之处，其见解和思路丝毫不亚于专业人员水平，不得不佩服起父亲的眼光、思路和态度来。
一次偶然中，我发现，在他的备课本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着：“老牛深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
夜幕笼罩着大地，气温在继续下降。下了高速，安江快到了。一辆工程车迎面驰来，车上尽是些戴米黄色安全帽、穿天蓝色工作服的工人，在他们身边堆放着许多横的、竖的，长的、短的，线线圈圈、支支架架的电力器材和工具。这么晚了，天又这么冷，还赶着出城，定是去抢修线路，真不容易啊!又有谁知道，当人们兴高采烈地围在桌子边品味热乎乎香喷喷的饭菜时，或者是兴致勃勃地坐在沙发上欣赏精彩纷呈的电视节目时，他们却踏着没膝的积雪，冒着凛冽的寒风，摸索在黑暗中，攀爬在半空上，一身泥、一把汗，为千家万户的灯火通明、暖意浓浓辛劳、艰苦地拼搏着、战斗着!和平年代，谁是最可爱的人?不就是这些默默无闻普通平凡的劳动者吗?想到这里，我对他们肃然起敬，在心底里祝福他们平安顺利、凯旋而归!
父亲也是一个平凡的人。在他工作时期，他把学校看得比家还重，将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听母亲说过，当年父亲在学校里的教学水平本来就已出类拔萃，是众多老师中的佼佼者，但他仍不满足，自我加码，刻苦钻研，探索不止，熟练掌握多门学科的教学，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不仅担纲负责多个班的数学课，还自告奋勇兼上一些班的物理、体育课程，以缓解学校师资力量的不足。他工作起来，简直是个“拼命三郎”。为了上好每一堂课，尽可能让学生学有所获，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认真备好每一节课，认真批改每一个学生的作业，经常早起晚睡，废寝忘食，甚至通宵达旦，彻夜不眠。为了他痴爱的事业，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不知疲倦忘我的人!
是啊!从建国以来到今天，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的国土上，有多少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老师，像父亲一样，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奉献于祖国神圣而伟大的教育事业!
到了安江，已经夜深了。这里原来是黔阳县县城，1997年成立新洪江市，市直机关陆续搬迁黔城后，逐渐人气下降，冷落萧条下来。街上，铺面萧萧，人影寥寥，残雪堆堆，积水滩滩，凛冽的寒气幽灵般地在街头巷尾四处游荡，只要哪里出现散发着热量的活体，就一定会像一群饿狼一样猛扑过去，肆意地凶恶地撕咬、吞噬着被攻击的对象。一盏盏的路灯像一个个困倦、疲乏的守夜人，无奈地硬撑着散发出暗淡的黄光，将孤寂、单调的树影投映在湿津、冰冷的街面上，光怪陆离，花花点点，更显得几分寒气逼人。偶尔中有成团成块的冰雪从树上滑落下来，砸到水泥地上，唏里哗啦，噼里啪啦，此起彼伏，声震街巷，划破了小城寒夜的寂静。十多个小时的长途奔波，既累又饿还冷，见父亲心切，顾不得那么多了，吩咐司机径直开往医院……
病床上，父亲脸色腊黄，面容消瘦，双眼微合，张开着嘴巴不停地喘着粗气。顿时，一股心酸喷涌而出，我扑上床前，凑拢他,大声地呼唤：“父亲!父亲!”他努力地睁开双眼，眼神迷离，看到我以后，放射出一丝光亮，从喉咙底下断断续续地挤出一声：“你—来—了”，就再也说不出话来。望着一息尚存的父亲，我泪眼婆娑，拉着他的手，不知道是安慰他，还是祈求着上天：“您一定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与父亲的情感，爱恨交织，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我3岁时，父亲被打成“右派”，远离我与母亲而去，天各一方，长年不见，对父亲印象生疏，感情不深。生活中，母亲孤立无援，遭受歧视，长吁短叹，黯然泪下，我也经常被人辱骂“黑崽子”“反革命家庭”。在我心中，这一切都是父亲造成。我十分地不理解，他为什么不好好做人?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10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接我去湘乡，我拒绝、躲避与他相见，但终因年小无助，经不起外婆、姨妈和老师们规劝，迫不得已与他同往。在湘乡农村，我吃不饱，穿不暖，念不了书，干与年龄极不相称的苦力活，政治上低人一等，受人欺负，怨他、怪他、恨他误了我一生，在心理上、情感中与父亲格格不入，竖起一道高高的藩蓠。
父亲似乎了解我的心情，但从未见他责怪过我，也未与我做过多的沟通和交流，默默地承受着儿子痛恨、疏远、反叛他的痛楚。那个年代，“只有根正，才能苗红”“知识越多越反动”，父亲却苦口婆心地开导我，劝告我，读不起书，可以自学，学点东西，对自己有益。见我心动，托这个，求那个，找来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课本，送到我的面前。在父亲的感召下，也被父亲的良苦用心所打动，我开始自学文化知识，在他的鼓励和辅导下，越学越来劲，越学兴趣越浓，一发而不可收拾，为后来参加高考、一举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我在山上地里劳动，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因有规定须由本人签收，邮递员转而上山找我，年近花甲的父亲，不知道那来的那股劲儿，竟迈开双腿尾随骑车的邮递员跑步几里路到达现场，与我共享高考录取的喜悦。当时，手捧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录取通知书，望着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父亲，我哭了，为高考胜利而哭，也为父亲的慈爱而哭!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积累，我逐渐理解和体谅了父亲。父亲也一如既往地关心和爱护着我，无时不刻地关注和期待着我的成长和进步。在农村，由于我的突出表现，先后被破格批准入了团，参加了镇上的先代会，他笑得合不拢嘴，高兴地唱起了从未听他唱过的京剧;在学校，我每次取得好的成绩，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他必来信肯定，语重心长地鼓励和鞭策我继续努力;在单位，我评先、入党、荣调、提拔，他常提醒我要懂得感恩，谦虚谨慎，好好做人，勤奋做事;在家庭，我找对象、结婚、生子，他喜不自禁，逢人就夸，夸儿媳贤惠孝敬，夸孙子懂事有出息，夸我全家和睦幸福。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医院终无回天之力，守了一夜，第二天清晨，父亲走过89年的漫漫长路，合上双眼，离我们而去……冰天垂首，雪地咽泣。我倚靠在父亲安详的遗体旁，轻轻地抚摸着他满头白发，无声无语，噙着眼泪，默默地与他告别……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父亲一生，虽有太多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但有声有色、无怨无悔!父亲的路，有坎坷、荆棘，也有平坦、鲜花，无论是风霜雨雪，还是阳光灿烂，他都走得踏实，迈得坚定!
父亲走了，永远地走了，但他始终留在我的心中!
我的路，不会与父亲重复，但他走路的方向、态度和姿势，是值得我学习、效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