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世界之年

中年的乐事之一在于发现自己曾经是正确的，并且一个人在17岁或者23岁这种年纪时，远远要比自己所想象的更为正确。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阅读入门》，1934年

从来没有一个年份像1968年，以后也不大可能再会有这样的年份。那时各个国家和文化仍相互独立、形神迥异—1968年时的波兰、法国、美国和墨西哥的差别远比今日显著—然而却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出现了反叛精神的自燃。

历史上曾经有过其他的革命年代，例如1848年，但是与1968年形成对比的是，1848年的那些历史事件局限于欧洲，它的反抗同样也局限于一些相似的议题。作为全球帝国体系建立的后果，也有过其他全球性的事件，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影响巨大、波及全球的悲剧事件。1968年的独特之处在于人民针对各种议题进行反抗，其共同之处仅在于那种强烈的反抗愿望、对反抗方式的理解、对现存制度的疏离感，以及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的深切厌恶。在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地方他们就反抗社会主义，在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就反抗资本主义。这些反抗指向大多数的机构建制、政治领导人和政治党派。

许多反抗活动并非有预谋或者有组织的，往往是通过匆忙召开的会议指挥的;一些最重要的决定则是在兴之所至时做出的。由于运动是反专制的，因此它们缺乏领导，或者只是拥有拒绝作为领袖的领导人。运动的意识形态通常也不清晰，仅在为数甚少的议题上达成了普遍共识。1969年，当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指控八位激进活动分子与1968年芝加哥的抗议示威活动有联系时，阿比·霍夫曼 作为其中的一员，描述这个群体时说道：“甚至关于午餐我们都意见不一。”虽然各处都在发生反抗运动，但是罕有这些力量的联合;即使在美国曾有过像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权运动的结合，或者在法国和意大利曾有过劳工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结合，但大都是出于一时之需，并且很快就瓦解了。

四个历史因素共同造就了1968年：当时的民权运动新颖而有独创性，形成了示范效应;整整一代人自视与前辈截然不同、与社会格格不入，进而拒斥一切形态的威权;当时的越南战争为全世界所痛恨，而它为所有的反抗者提供了一个理由;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电视逐渐发展成熟的背景中，但其时电视仍足够新锐，无法像今天这样被操控、提纯和包装。在1968年，在当日收看来自世界上另一个地方的电视转播，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技术奇迹。

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并不特别，它当然也不比无数其他的战争更应该受到谴责—包括此前法国在越南的战争。但这次它是由美国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霸权所发起的。当时正值殖民地人民试图通过“反殖民斗争”重建民族国家，此举激发了全世界人民的理想主义;但是当这片贫瘠、弱小的土地在争取独立的时候，却遭到了一个“超级霸权”的新型实体的狂轰滥炸—美国在这片狭仄国土上投下的非核弹炸弹(non-nuclear bombs)，数量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放在亚洲和欧洲的总和。在1968年越战的高峰期，美军每星期的杀戮数量至少相当于“九一一”事件中的遇难人数。虽然在美国、法国、德国和墨西哥的运动中有着惊人的分裂和众多的派系—但是由于美国的霸权和威望，以及越南战争的残酷和不义的性质—所有人都反对越南战争。1968年，当美国民权运动在非暴力的倡导者和黑人权力的倡导者之间分裂，两个阵营还是能够就反对越战保持共识。只要挺身反对越南战争，全世界的异议运动就能据此建立。

当异议者们试图抗议，他们知道如何行事，他们知道如何游行和静坐，而这些都拜美国民权运动所赐。从密西西比民权运动的电视报道中他们看到了一切，现在他们迫切希望自己成为争取自由的游行者。

对于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代人而言，“大屠杀”还是个新词，而原子弹才刚刚引爆，他们出生在一个与此前截然不同的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的一代人，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中成长的那代人大异其趣，以至于为寻找共同点而产生的龃龉屡见不鲜。甚至，他们对同一个笑话的反应都是不同的。鲍勃·霍普(Bob Hope)和杰克·本尼(Jack Benny)这样的喜剧演员大受老一代的欢迎，对新一代却毫无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