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疟疾严重，越南希望我们主要援助大量疟疾药物。在“523”会议之前，5月18号我接到通知，参加了一个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会议。会上说，我方接到越方提出的请求以后，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都批了。批下来以后，国家科委、总后勤部、中国科学院、化工部、卫生部五个单位组成一个领导小组来商量研究抗疟问题。当时是1967年，“文化大革 命”才开始一年，正是最乱的时候。当时领导都被打倒了，把很多老专家都当做什么“资本主义的苗子”，都没法出来工作。……5月23号到5月30号在北京饭店开了第一次会议，正式制定了规划。那个时候规划还比较粗糙，我们只想着把任务先交代下去，先动起来。……为保密起见，我们以开会时间5月23号作为任务代号，也就是“523”。

——节选自第2章《“523”任务》之《“523”工作的经验、教训及意义/陈海峰口述》

1969年2月，我先开始收集历代的文献资料、收集单秘验方，从中挑选出要研究的中药，提取后送236部队做药效。到1970年年中，筛了百余种，包括青蒿在内，都没有理想结果。……1971年下半年，开始筛了一些中草药，也复筛了一些，都没有大的进展，后在《肘后方》“青蒿一握，绞汁服”的启示下，将青蒿用低沸点溶剂提取，得到“醚中干”(乙醚提取的中性部分)的化学有效部位，当年10月，鼠疟试验全部转阴，年底猴疟也得相同效果。1972年8、9月在海南和北京用青蒿“醚中干”治疗30例间日疟、恶性疟患者，获满意效果。1972年11月，在“523”的全国性会议上做了汇报。

与此同时，我们对“醚中干”进行活性成分分离，1972年11月从中获得几个结晶，12月初，鼠疟确认其Ⅱ号结晶是活性成分，曾称“青蒿素Ⅱ”，后定名为“青蒿素”，应用至今。

1981年WHO来中国开会，安排我做青蒿素化学研究的报告。会议对 于青蒿素是一片赞扬。后来有一次，一位法国记者问，当时是为了战争，现在的话全世界都在用青蒿素，你有什么感想?我说，我很高兴，作为一个医药科技人员，工作就是为人类健康服务。

——节选自第4章《青蒿素的发现》之《青蒿素的发现/屠呦呦口述》

1980年前后，周克鼎到重庆来，专门来看我们俩，他告诉我们：“只要有青蒿素一天，就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 ……我们对青蒿素不是要争什么，但是这段历史的确需要恢复原来的面貌。说实在话，除了青蒿素，我们还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我们所做的又不是只有青蒿素一个项目，并不是除了它就一事无成。就我个人来讲，搞青蒿素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它代表我们过去做了那件有意义的工作。实际上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们一辈子不止做这么一个事，尽管做的事情没有青蒿素成就大。……

大批大批的人死去，一个村子里没有剩下几个人。我看到一家五口人全部死了，当时因为疟原虫对氯喹这些药都产生抗药性了，尽管是在医院里，但是也没有办法抢救，真的是一家五口人，夫妻两个人，三个小孩全部死亡。后来我到他们村里面看，剩下的是老太婆、老头子几个人，年轻人基本上死完了。大片的水稻长得很好，没有人收。这个景象对我的冲击很大，这就是我当时想搞一个有效的抗疟药的动力，它支持着我不怕困难，不怕艰苦，顶着政治上的压力，忍受着生活上的困苦，长期坚持着“523”工作。青蒿素的发现给我们最大的安慰，不管大家怎么说，我们很少去争，因为我们做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救人。

——节选自第4章《青蒿素的发现》之

《黄蒿素的发现——云南药物所的工作/黄衡、罗泽渊口述》

回忆这段难忘而自豪的历程，绝不应忘记那些曾为“523”任务和青蒿素研发甘当奠基石的无名英雄们，荣誉不仅仅属于几个榜上有名的单位和个人，它的一切成果是全国多部门多单位几百名科学家长期共同辛勤劳动、共同努力协作的成果，是许多知识分子，许多革命干部公而忘私，看业务重如山，视名利淡如水的高尚情操和集体主义气概，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走向强盛之灵魂。

——节选自第7章《青蒿素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及其国际化》

之《青蒿素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张逵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