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继章:跟随宋希濂南征北战了十余年

2015-04-22 06:47:45  [来源:潇湘晨报口述历史]  [作者:朱继章]  [责编:赖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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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继章

  1916年生人。现住 长沙市开福区蔡锷北路389号富雅花园

  “宋希濂喜欢打网球,孙立人漂漂亮亮的,张治中的家里我去过很多次。”

  97岁的老兵朱继章回忆起七十多年前的国民革命军将领们时,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作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宋希濂的贴身随从副官,朱继章跟随宋希濂南征北战了十余年,直至1949年12月19日,在四川的峨边县(今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和宋希濂一同被俘虏。

  “宋希濂准备自杀时,我就在他身边。当时,大渡河边枪声隆隆,他看着高山上的石头滚下来,就觉得没意思了。”朱继章透露,被俘前不久,宋希濂还曾和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前身: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西北行辕)主任的胡宗南商议从西昌配合去台湾的事情。“还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可是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当时都还在甘肃玉门,于是我就决定不去了。”朱继章说是自己主动放弃了去台湾的机会。

  朱继章携妻带子回到长沙,已经是1949年的事情了。这次返回长沙距离朱继章第一次来到省城长沙,时间已过去了十二年。

  1935年,刚刚年满19岁的朱继章,已经在村里的私塾跟着老先生熟读了《三字经》、《左传》、《春秋》、《古文观止》、四书五经等国学古籍,唯一的一门自然学科是珠算,说起珠算,一直正襟危坐的朱继章抬起右手不自觉的比划了起来。

  这样一个湘乡杏子铺村贫佃农的儿子,家里一共八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大,长兄如父,朱继章自然承担起了一份不轻的家庭责任。学习之余,他还要下地干农活、挖土。家庭的窘迫和自己的意愿,让19岁的朱继章接受了叔叔朱费隐的建议,考入长沙盐务税警学校当兵。

  盐务税警学校隶属于税警总团,是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建立的缉私征税的非正规部队。6个月的税务学校军事化训练学习期结束后,朱继章揣着学校每个月发的4块5毛钱的工资,被分配到了税警队,前往邵阳武冈担任盐务稽私工作。

  武冈,这个地名注定成为朱继章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湖北武昌迁址到了湖南邵阳武冈,更名为中央军校第二分校。这时,已经在邵阳税警队担任了两年公职的朱继章,经湘乡县推荐保送到了中央军校第二分校,进入干部训练班第十五期进行学习。

  此时的朱继章不过22岁。而十年前,同样毕业于中央军校第三分校(长沙分校)第二期的叔叔朱费隐,依然挂念着远在武冈的侄子朱继章。1940年,还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的朱费隐,向同样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旧相识宋希濂推荐了侄子朱继章。就这样,还没有从黄埔军校毕业的朱继章肄了业,“20多岁出头,就一直跟着总司令。在云南打下了半边天,每一寸地,每一寸土都走过。”朱继章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到云南昆明时,第十一集团军的总司令部就在昆明翠湖公园附近。

  刚到云南,朱继章就发现云南的的部队服装和内地明显不同,云南是黄色军装。

  当然,作为“第一”随从副官的朱继章,服饰装备相较于普通士兵要好上许多,他无不自豪的说道“我们穿的是尼子,是马可尼。虽然,比不过国外部队,但比当时国内的军队要好很多了”。“王宛华(音译),黄海云,山西人,我们当时都是跟在总司令身边的副官。”朱继章回忆起其他战友时如数家珍。

  1942年,宋希濂在大理三塔寺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即滇西干训团。同年,时任新三十八师少将师长的孙立人在第一次远征缅甸前,曾途径大理。宋希濂就派遣了朱继章开车,护送孙立人前往保山板桥镇集合,同短暂驻扎保山市板桥镇的200师汇合出征。戎装在身的朱继章,也曾陪同西南联大的诸多文人墨客,费孝通,朱光潜,吴晗,潘光旦,梅贻琦,蒋梦麟等人一同游历过大理的佛教圣地鸡足山。

  在大理,朱继章也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骑着战马的朱继章,在十一集团军驻地留影的一幕,深深地印在了白族少女戴文珍的眼里。湖南小伙和大理姑娘,在大理相识相爱结为连理。1945年,得知母亲去世,此时朱继章仍在云南楚雄总训,没有回家。

  朱继章庆幸自己的幸运。在云南度过的七八年时光里,作为宋希濂的随从副官,鞍前马后,基本没有经历过什么太危险的状况。“滇缅公路很危险,每次只能同时通过两部车子,但都是警卫连作为先遣部队推进,我们直接跟进。”

  1946年3月,西北行辕成立,宋希濂代理西北行辕主任,同年11月,朱继章跟随宋希濂西行至兰州,官至西北行辕总务处第二科科长,军衔上校。在甘肃,戴文珍先后为朱继章生下两个儿子,他给儿子们分别起名为:朱西征、朱肃山。而后的数十年,两个孩子的命运就像朱继章的西行后的人生轨迹一样,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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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从大渡河边死里逃生回到长沙后,朱继章只能临时卖卖小菜,拉拉板车,打打零工。后来总算落脚到了天心区东区搬运站,找了份工作,直到1983年退了休。这个搬运站也曾经是长沙地区最集中的国军老兵的聚集地。五十年代,朱继章经历了人生的悲喜交加,二儿子朱肃山10岁时,溺水身亡,三女儿朱莎莉,和四儿子朱放鸣相继出生。

  1957年,中国大陆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大鸣大放”时期,号召人们自由思想,大胆讲话。从这时候开始直至文革结束,朱继章选择了隐瞒,他笑称道:“要不是我隐瞒了一点,要不然早就枪毙了。”

  文革期间,朱继章被带上了伪军官,反革命的帽子,连续遭到三次抄家,“虽然没有被判刑,但是常常开展‘半斗争半学习’的会议,经常有人找我聊一聊。”朱继章说。大儿子入狱3年,三女儿下放8年,妻子戴文珍也曾试图卧轨自杀。朱继章一直心有余悸,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的他说起这些还略显拘束。双手不停地搓。

  1987年,朱继章的妻子积劳成疾因病去世。直到2013年11月,97岁的朱继章老人一直和女儿一家生活在一起,五世同堂。

  2007年,91岁的朱继章听说宋希濂从美国“回来了”,葬在了长沙唐人永久墓地,执意前往证实。在墓前,老人脱帽行礼,“荫公(宋希濂,字荫国),我来看你了”。回来后,朱继章让女儿将自己的墓地买在了宋希濂墓的旁边。老人交代说,“生前是他的部下,死后陪在他跟前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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