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茂文一说下课，孩子们就一窝蜂冲出教室，蹿到树上去了。

　　“他们太调皮了，又不认生，之前来的两批志愿者Hold不住，侯老师怕娃儿们跑到马路上去，坚持提前回学校上课。”随行的安仁县教育局宣传干事李丹说。几天前，湖南大学的学生们组成志愿者小组，来到这里支教。因为他们听说了侯老师的故事——

　　42年前，18岁的侯茂文来到安仁县关王镇专康村小学当老师;42年后，他是这里唯一的老师，带着11个孩子。患眼病多年，他一直没有治疗，只因医生说手术后需要1-2个月的休养期。这些孩子们怎么办?拆下纱布的第二天，侯茂文就回到了学校，坚持不要已做好接力准备的第三批志愿者再跑一趟。

　　“这么远，他们太辛苦了。”他说。

　　1 刚教完左边的幼儿班，又给右排一年级的学生纠错

　　从安仁县城出发，沿着山路开往专康村。到达专康村小学的时候，李丹几乎没认出地方来，车一路驶过去，她突然喊：“呀……已经过了，就在那儿呢!”

　　其实，在这之前，她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学校静静地卧在路边一个小坡上，被拐角的坡体和杂草遮掩着。窄窄的校门里，孩子们正坐在地上玩皮球，侯老师从高处走下来给我们开门。

　　数一数，11个孩子，不多不少，全在这小小的“操场”上。见到我们，他们没有露出多少惊讶，依然各玩各的，抢皮球、爬到树上去扮猴子。

　　侯老师的呼喊就是上课铃声。黑板上，拼音字母zh、ch、sh、r下面，侯老师分别画了一只蜘蛛、一个吃饼干的小男孩、一头狮子、一轮红日。他边带孩子们念，边联系生活中的这些实物，以加深印象。练习写字时，侯老师在孩子中间“巡查”。左边一排是幼儿班的7个孩子：伍学琪的zh左右不协调，侯老师弯下腰手把手教他写了三遍;侯伍琴的铅笔断了，侯老师给她削好。教室的另一边，4个一年级学生正在做数学题。教完幼儿班的孩子后，侯老师又给一年级的学生纠错。

　　2 班上最小的孩子三岁，上厕所时侯老师还要为她擦屁股

　　教室旁边的房间里有一张圆桌，每个位置上贴有名字，放着孩子们带的饭菜。平时，学生们就在这里吃午餐。房间里还有一口大锅、一个煤炭火炉。侯茂文说，天气冷的时候，给孩子们热热饭菜。

　　“11名学生，全是留守儿童。年纪太小，侯老师要为他们擦鼻涕、系扣子、提裤子，班上最小的学生只有三岁，上厕所时，侯老师还要为她擦屁股。”李丹说，下雨天，侯老师还要亲自接送路途较远的学生上下学。班上最小的学生叫何诗怡，家里离学校有三里路，父母都外出打工，奶奶年纪比较大，只要一下雨，哪怕是毛毛雨，侯老师都不会要何诗怡奶奶接送，而是亲自接送。

　　2006年村里发大水，把学校的厕所冲破了，侯茂文向上面申请了很多次，一直没修好。侯茂文担心厕所塌下来砸到孩子，让孩子们在家里解了大便才来。情况紧急时，他就亲自照顾孩子们上厕所。何诗怡的奶奶说：“年初时诗怡父母考虑我年纪大了，想把诗怡带到广东去读书，后来被我拦下来了。我对他们说，‘有侯老师在，你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现在，专康村小学虽然学生人数锐减，学校只有侯老师一人任教，但是学校的学生流失率一直为零。

　　3 担心孩子们，拆掉纱布的第二天，他就回学校了

　　走近的时候，会发现侯老师的右眼依然被泪水充盈。我们问起他的病情，他呵呵笑着：“已经好了，不用休息了!”

　　“医生建议他要休养一到两个月，但他放心不下孩子们，怕太麻烦那些志愿者，更担心他们管不住孩子，学校就在马路边上，如果小孩跑出来会很危险……拆掉纱布的第二天，他就回学校了。”李丹说。

　　2010年，侯茂文的右眼患上泪囊炎，流泪不止，视力下降。引起右眼泪囊炎的原因，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那时，安仁县学生入学人数达到高峰期，专康村小学教师配备一直未增加，教学任务繁重。1992年，侯茂文左眼开始胀痛，看东西有重影，却一直耽搁着没去治疗。1994年，侯茂文担任校长，每周还要上二十多节课，几乎晚上都要加班。山区缺电，他舍不得花钱买煤油，晚上批改作业和预备教案时，总是找来晒得直冒油的松枝照明，两三个钟头下来，脸就被熏得黑黑的，眼睛熏得红红的。

　　直到2003年，他的左眼已无光感，近乎失明。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导致右眼感染，医生告诉他，如果再不及时治疗，这只眼睛也会失明。

　　4 曾把黑板槽里的粉笔灰收集起来，用水搅拌捏成条状

　　若不是课堂上侯老师手把手给孩子们教写拼音，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他的右手只有大拇指和食指。

　　小时候的一次意外，侯茂文的右手截肢只剩下一个半指头。1971年初中毕业时，侯茂文以高分考上耒阳师范学校，却因为右手残疾被取消保送资格，求学之路就此中断。

　　回到村里，有初中文化的他是少有的“知识分子”。村支书上门请他到村里当会计，并开出“记两个男劳力工分”的诱人条件，但他不愿意;给村里修电话、管伙食这样的肥差事，他干了不久就放弃了。侯茂文说，他从小的心愿就是当老师。18岁的他极力争取到村里的小学当起了民办教师。那时的专康村小学，连校舍都没有，租借私人的黄土屋。“上面是瓦片，窗子很小，黑魆魆的。”侯老师回忆，“后来在小山坡上有了土砖房，1994年才有了这栋两层的、有4间教室的小楼房。”

　　因为右手残疾，同样的备课工作，同事一个小时完成了，他却要三个小时;同样的板书内容，别的老师一分钟能写完，他要三分钟才能写好。“那时候，教学用具紧缺，每周只配发十根粉笔，上课板书都不够用，更别提有多余的用来练粉笔字。每天学生放学后，我就在讲台上、黑板下找一小截的粉笔。有时实在没找到，我就把黑板槽里的粉笔灰收集起来，用水搅拌，然后揉捏成条状。”

　　现在，教室黑板上，侯老师的字苍劲有力。他仅剩的指头，覆盖着厚厚的老茧。

　　5 退休后想扛上锄头，把山路修修，再开个农家小书屋

　　下午4点半，侯茂文送完孩子们出校门，收拾好教室，准备回家。家里的狗在路边等他。

　　在学校包管包干的侯老师笑称自己是“四手不持”，家里的事情是他爱人在忙活。

　　侯茂文家有5口人，女儿已出嫁，妻子、儿子、媳妇和上三年级的孙子。儿子小时候被赤脚医生误诊，成了聋哑人，媳妇也有残疾。妻子主持家务，也没有收入。家里就靠侯茂文的工资。

　　侯老师喜欢收藏。卧室的木箱子里，藏着他的宝贝：200多个毛泽东像章，几册邮票，11卷剪报，两箱杂志和几大摞报纸。毛泽东是侯茂文的偶像，“虽然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给国家造成了损失”，但是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侯茂文一直记得领袖的恩情。

　　侯茂文喜欢拉二胡，课间或音乐课上喜欢拉给学生听。在我们的要求下，他拉了一曲《学习雷锋好榜样》。

　　退休后如果不能返聘回学校教书，侯茂文有两个心愿。不常上山下田的他想扛上锄头，把村里上山的路修一修，“乡亲们上山方便安全些”。他还想把自己收藏的书报利用起来，开个农家小书屋，村里的人都可以来借阅书刊。条件更好些，他还想把自己的毛主席像章、邮票等藏品放在自己的小展览馆里展出。

　　6 侯老师8月退休，如果没人愿意来任教，学校只能撤并

　　从侯老师家出来的之后，我们遇到了正在犁田的村支书伍六妹。

　　他说，他们一家三代，都是侯老师的学生。现在，伍六妹的儿女都在东莞打工。儿子做装修工，两个女儿在鞋厂做工，二女儿的小孩在侯老师手上读完二年级后，就跟着妈妈去东莞了。现在，孙子刚刚出生两个月，他说，等他长到三四岁，还要送到侯老师的学校——如果他还能继续教，如果学校还在的话。

　　和伍六妹家的情况一样，42年来，村里几乎所有的中年、青年、少年，都曾在他手上发蒙。村里走出去的10多个大学生，也都是侯老师启蒙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学校设有一年级到六年级，共一百多个学生，七八个老师。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村里新出生的孩子减少。村子里的青壮年大都去东莞、佛山等地打工，剩下的几乎全是老人和孩子。这个本就只有200余户人家的偏远贫瘠的小山村，显得日渐寂寥。

　　这种萎缩也蔓延到了学校：年轻的老师调到镇里或其他地方去了，年老的退休了，新生力量不愿到这个小学校来，学生也越来越少，生源一年年下降。到了2006年，学校只剩下侯茂文一个老师。高年级并入了镇上的关王小学，专康村小学只剩下学前班和一、二年级。到现在，全校只有学前班和一年级共11个学生。他既当校长，又当班主任，还当任课教师，每天6节课“轮回巡演”。

　　李丹告诉我们：“今年侯老师60岁，8月份就退休。虽然他自己想要返聘，但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撇开手残不说，现在的他左眼完全失明，右眼视力也不好，耳朵也有毛病。最重要的是，六十花甲的侯老师要招架活泼淘气的小孩，是很吃力的。如果没有人愿意来专康村小学任教，这个学校就只能撤并了。”

　　7 教育资源形成虹吸效应，越往上越丰富，越往下越贫瘠

　　事实上，专康村小学好几次差点被撤校，因为侯茂文的坚持和争取，才勉强维持下来了。

　　“从教学上来说，学校撤并可以整合资源，教学条件肯定是更好的。但是专康村距离镇上的关王小学、临乡的竹山小学差不多有10公里路。对于这些几岁大的孩子来说太远了，路上也不安全，年纪太小住校也不合适。”李丹说。

　　近些年，出现一种教育领域的集中现象：在一个县里，小学优势教育资源向乡镇中心小学集中，中学优势教育资源向县城中学集中，而县城一中优秀高中教师又纷纷被省城中学挖掘，省城的优秀教师又会被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高薪挖掘。教育资源形成了虹吸效应，越往上越丰富，越往下越贫瘠。

　　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但是，在许多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欧洲、日本，其乡村教育并未被割断，政府加大扶持，使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均等化。5月25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吉首市、花垣县,就推进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进行调研。有村民提出，当地学校撤并太多，孩子上学路途较远，小学生每天来回要走两三个小时。温家宝说，大家讲的都是农村的大事，其实和中南海里议的话题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一切政策都要从农村实际出发，不能拍脑袋，要方便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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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从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小学371470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302099所，占全国小学总减少量的81.3%。2000年，我国农村小学数为440284所，而到2010年则只有210894所。十年农村小学数量减少了52.1%。

　　学生回忆

　　他是那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人，

　　用一己之力支撑整个学校

　　侯老师说，他最骄傲的学生，是现在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电研究所硕博连读的何林阳。他带我们到何林阳家里，屋子很简陋，空空荡荡，何林阳的母亲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到小房间里拿何林阳小时候和大学时期的照片给我们看。

　　第二天，我们给何林阳打电话，他告诉我们，经历过中学、大学、中科院，侯老师仍然是他最尊敬的老师。

　　他看着我们睡，给我们热午饭，给交不起钱的学生垫学费

　　我是1995年入学的，老师不多，侯老师一个人教好多课。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我们那个年纪都很调皮，不肯乖乖地午睡。侯老师总是自己不睡，陪着我们，看着我们。他是那种很传统的老师，教学方式有点填鸭式的。我一直记得他拿一根教鞭跟在我后面监督我背书的情景。课外侯老师很照顾学生，经常跟我们唠嗑，玩到一块。我们的午饭是从家里带过来的，侯老师经常给我们热饭。如果他自己带的菜比较好，就会分给大家吃。侯老师很照顾学生，有交不起学费的，他会垫着，过后也不找你要。

　　侯老师办黑板报，用彩色的粉笔画画、写字，很好看。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手画的、真实的画。侯老师是全能型的，学校哪个课缺老师，侯老师就代哪个课，语文、数学之外，自然、音乐、美术、体育他都教过。那时候我总想侯老师怎么什么都会啊。

　　从旁听生到研究生，我很听侯老师的话，比我爸妈的话还听

　　记得那时我还没达到入学年龄，按规定不能就读。我家离学校比较近。我在家里听着琅琅的读书声，很想上学，就拿着半月刊当课本到了学校。侯老师说，那你就来听吧。我成了旁听生，侯老师把我当正式学生一样地教我，很认真。这段旁听经历，对我后来的影响很大。我懂得了珍惜读书的机会。以前我的成绩不稳定，考得好的时候容易骄傲自满。我考得好，侯老师不会表扬我，他摸清了我的性格。他的意思是我做得好但要保持。上高中的时候，我每次回家，他都会问问我成绩怎么样，嘱咐我不要骄傲。我很听侯老师的话，比我爸妈的话还听。

　　侯老师是我所有老师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具体说不上来，但在内心里，我崇敬他。用一句老话吧，侯老师是那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人，他用一己之力在支撑着整个学校。学校好几次差点关闭了，因为他一个人在坚持、争取，所以学校一直还存在着。

　　志愿者日记选摘

　　他们都有美好的梦，

　　在简陋的教室里，他们的心并不简陋

　　前一两节课，他们看起来学得很认真，还会积极回答问题。几节课下来情况就大有转变，一两个调皮的学生开始破坏课堂纪律，还有孩子直接抱着球跑出教室去玩，甚至爬到树上去，怎么都叫不下来……其实，教室在这11个孩子的眼里是一个“游乐场”，老师是“保安”，黑板是“电视屏”，课桌是“木马”，每一堂课都很热闹。而要管住他们，侯老师应该费了很大的劲。我不禁想，自己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上课的，那个时候老师是怎么一个心态?

　　——童佳璐

　　侯老师总是说他的妻子贤惠。他们一家人都是那么淳朴善良。为了照顾北方来的学姐，天没亮就跑去镇上给我们买小馒头吃。我告诉侯老师我姓徐，叫我小徐就好，他却坚持叫我徐老师。他说，我们到这里来，条件不好，我们受累了，他是老师，我们也是老师。

　　走的那天，我们去医院看他。他恳求医生拆下纱布，见见我们。他说，可能以后都见不着了，一定要见见大家。一不小心，侯老师又不见了。过会儿提着几罐红牛、一袋水果回来了。他很坚定：“如果你们趁我蒙上纱布看不见把东西悄悄放下的话，就是看不起我，我会生气的。”

　　——徐轶钦

　　我给孩子们上的第一节课是美术。他们让我画王子、公主，还有芭比娃娃。我想，他们和城市里的孩子一样，都有美好的梦，一个不简陋的梦。尽管他们都是留守儿童，但是笑容不减，满眼喜悦。在简陋的教室里，他们的心并不简陋。

　　——徐永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