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福佑寺。(本报记者 刘建光 摄)

　　▲一九二〇年的毛泽东。

　　张敬尧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同进步团体辅社成员在北京。

　　(除署名外，本版其他照片为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文热心

　　1919年12月中旬，毛泽东又进京了：这个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率团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撤换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

　　手无寸铁的小学教师，挑战手握重兵的一省之督，在常人眼里是一场“小石头”与“大水缸”的碰撞。

　　然而，碰撞的结果，“小石头”砸烂了“大水缸”——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

　　毛泽东是“驱张”运动的设计师和主要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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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印：北京福佑寺

　　“驱张”入京第一站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湖南“驱张”代表团，冒着严寒，踏着积雪，住进了北京西城的北长街99号福佑寺。

　　毛泽东等得以住进福佑寺，与“驱张”大后方有关，也体现了毛泽东在湖南的人气。

　　这种安排出自吴瀛。吴瀛时任京都市政督办公署坐办，用现在的称呼就是市政府秘书长。吴的“后台”又是做过大总统的黎元洪和在任北洋政府高官的舅父庄蕴宽。吴瀛接待毛泽东等有双重原因：一是毛泽东在一师的老师易培基，是他早年在湖北方言学堂英文系的同班同学，而易很看重毛，易也是湖南“驱张”的主持者之一;二是毛泽东带来了李氏芋园主人吴琴清、李青崖夫妇的信，而吴琴清是吴瀛大姐，李青崖则是毛泽东一师的法文老师，姐姐、姐夫要求关照的客人，弟弟是不能怠慢的。

　　吴瀛不仅把毛泽东等人安排住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的福佑寺，还把毛等引见给舅父庄蕴宽。如此，起码能给代表团提供一定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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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步：明了大局，设计在先

　　“驱张”设计师是毛泽东。他利用了当时政治矛盾和条件。

　　1919年11月16日上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欢迎新会友会议上提出：当前的任务是“驱张”。他的“驱张”路径是：“高举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旗帜，揭露张敬尧卖国、亲日、残民、专横的罪行;利用直皖军阀的矛盾，把张敬尧赶出湖南。”

　　毛泽东对此时的全国政治格局心里有底：北洋集团分裂为直皖两派，即以段祺瑞为首领的皖派，以曹锟为首领的直派。大总统虽是“文北洋”徐世昌，而实权却操在“太上总理”、“武北洋”段祺瑞手里。段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以“中央”的名义谋一派之私——不断扩大皖系的地盘，扩充皖系的实力。如此，高喊“武力统一”的北洋集团不仅与南方地方势力“同盟”形成对峙，而且内部也产生了深深的裂痕——直皖两系的激烈冲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北洋集团立下汗马功劳，将湘粤桂联军打败的直系大将吴佩孚，不仅没当上湖南的督军，反而被段祺瑞“定格”在衡阳，为皖系大将张敬尧看守“南大门”。

　　只要顺应湖南民心，运用这些矛盾和张敬尧自身弱点，张就只有卷铺盖走人一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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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步：大造舆论，聚集人心

　　一到北京城，毛泽东他们就在福佑寺里成立了北京平民通讯社，毛泽东亲任社长。该寺的后配殿，既是他们的办公处，也是他们的“卧室”，“床”就是木板架起的通铺。白天，他们调查访问，晚上回到这里，伏在香案上整理材料，编辑、撰写、油印稿件。

　　12月22日，通讯社开始向全国各大报社发稿，“传播张敬尧罪恶和驱张运动的消息”。1919年12月27日，通讯社印发的“《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稿件，是毛泽东经过深入细致调查而写成的。文稿发出的第二天，北京《晨报》全文转载。该文揭露了湖南省矿务局长张荣楣与张敬尧狼狈为奸，贪污受贿巨款，不惜将水口山矿产权拱手交给外国人的无耻行径。文章言简意赅，极有鼓动性。

　　12月24日，旅鄂学生易礼容等在武昌鲇鱼车站，查获了张敬尧部私运的鸦片烟种子45袋，每袋约200斤。毛泽东获得消息后，要易礼容等携带烟种、照片，前来北京“公布”。接着，毛泽东起草了《湘人对张敬尧私运鸦片之公愤》，由平民通讯社向全国散发。

　　正是这种舆论宣传，让更多人聚集在“驱张”的旗帜下，其中包括那些在京、沪、穗等地的湘绅们。

　　12月28日，代表团在烂缦胡同湖南会馆召开“驱张”大会，商讨“驱张”的办法。当场，10位国会议员签名，并推举熊希龄、范静生、郭同伯三位议员见呈总统、总理，表达湘民“驱张”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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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步：“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1920年1月19日，毛泽东等向北洋政府递送了《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的请愿书。“(民国)七年四月张敬尧到湘，湘民遂陷于永劫不复之境……”“纵兵殃民”，“以致农不得耕，商不得市。其罪一”。“金融枯塞，无以为生。其罪二”。“公私破产，恢复无期。其罪三”。“勒民种烟”，“毁伤国体，腾笑全球。其罪四”。破坏教育，“致学生无校可入，无学可求。其罪五”。“暗杀公民，身蹈刑律。其罪六”。摧残新闻，“言论自由，扫地以尽。其罪七”。乱加盐税，“致盐价骤涨，小民食淡。破坏盐法，目无中央。其罪八”。乱加赋税，“坐收厚赃，不顾民瘼。其罪九”。“伪造民意，破坏团体，供一己利用。其罪十”。

　　请愿书写出了“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的真实情景。

　　“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成为全国舆论场里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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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步：两个月内，七次请愿

　　1950年，毛泽东接见新民学会副会长李思安时问：“你还记到新华门坐冷板凳吗?”

　　李思安回答：“记得。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心坎上!”

　　毛、李说的是1920年1月28日旅京湖南各界代表团联合请愿的事。

　　那天上午，请愿团全体成员，冒着刺骨严寒，踏着皑皑积雪，前往北洋政府的国务院请愿。“湖南公民代表团”、“湖南教职员代表团”、“湖南学生代表团”3面大旗，高高地排在请愿队伍之首。队伍中间又有几面中型旗帜，其余的人手执小旗，每旗书写一条张敬尧的罪状。请愿队伍一起拥向新华门。

　　新华门前军警林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双方相持3个多小时，始有人出来，宣称可派代表进入。3个代表团，各推代表2人，即湖南公民代表毛泽东、张百龄，教员代表杨树达、罗教铎，学生代表李思安、柳敏，由国务院王秘书接见。六位代表相继发言，痛斥张敬尧祸湘罪恶，声明非见靳云鹏总理(皖系大将)不可。那位王秘书摇了一通电话，四处“寻找”，可就是找不到靳云鹏。

　　两个小时后代表出来，报告情节，群情大愤，来到棉花胡同靳宅。靳云鹏果然在家，不好回避，派副官于化龙接待。代表们将张敬尧的祸湘罪状交与于化龙，并请政府撤惩万罪滔天的张。于副官进入内室，与靳云鹏商议片刻后回复说：“明日召开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讨论，这是靳总理负责任的话。”

　　饥寒交迫的请愿者只好在夜幕下拖着疲惫的身躯，离开棉花胡同。

　　可过了一星期的2月5日，当代表们如约来到靳宅时，只见军警如蚁，刀枪晃动，大门紧闭，宅院无人。向国务院请愿的门就这样堵塞了。

　　代表团在两个月内，七次请愿，没有任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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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步：遥控指挥，“武力驱张”

　　就在团员情绪低落时，毛泽东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他告诉大家，绝不能终止“驱张”活动，造成前功尽弃。前一段虽然未能撼动张敬尧，但已让他声名狼藉。只要再加一把力，一定能将他赶出湖南。

　　他告诉大家，直皖两系斗争已白热化，北洋政府之所以对张敬尧没有作为，就因为段祺瑞明白张这颗棋子于皖系的重要性。而“志在中原”的吴佩孚，早就发出了“远戍湘防，辰期再届”怨言，提出了南北一家，“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的主张，向北京当局施加“军士思归，留为外用”的压力。

　　他提出下一步行动：把工作重点放在武力“驱张”上，派出代表团搬动衡阳的吴佩孚、湘南的谭延闿。即运动直系吴佩孚部队北撤，鼓动湘军谭延闿部队北进，用武力逼迫张敬尧离湘。

　　除留下罗宗翰在京继续平民通讯社工作外，代表团其他成员分别到衡阳、广州、上海活动。仅仅是衡阳，就先后有彭光球、朱后郑和易培基、何叔衡等三批代表，向吴佩孚“请愿”。

　　其实，看出了全国棋盘上微妙之处的还有谭延闿和他的智囊们，“当事人”吴佩孚也是心明如镜。毛泽东设计的请愿活动，让吴、谭“师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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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局：“玉帅”北回，“张毒”北逃

　　“玉帅”，是人们对吴佩孚的尊称，因为他字子玉，手握重兵。

　　1920年5月20日，吴佩孚水陆并进，撤兵北回了。

　　船上的士兵，显得非常兴奋。唱起了吴佩孚专为北回作的《回防途次》歌：

　　“行行重行行，日归复日归。江南草木长，众鸟亦飞飞……”其所以北回，是因为“妖孽乱京畿”，他们要去“止戈以为武”，达到“同袍复同仇”目的——枪口一致对付虎视眈眈的日本人。

　　在湘江运兵船队中那条最大轮船的甲板上，坐着一个“诸葛亮”——峨冠博带，羽扇轻摇，笑容可掬，显得矜持而傲慢。他就是吴佩孚。

　　与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个“诸葛亮”——张敬汤。本来大哥张敬尧派他到湘潭一带抵抗湘军，身披八卦衣，手拿鹅毛扇，乘着八抬大轿的他一到前线，看到的却是北兵山崩般的溃败，便连夜一身泥巴地逃回长沙。

　　11日，张敬尧知道大势已去，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把新建的“镇湘楼”和军火库焚毁。在火光和爆炸声中，他逃出长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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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感悟：全国革命预演的影子

　　1936年，毛泽东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在湖南，这个运动(驱张)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体。” 毛泽东没有提到自己的作用。

　　“驱张”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成功，有着当时全国各政治、军事集团角力的大背景，但“民间系统”的设计师和主要指挥者，毛泽东当之无愧。这以前，毛泽东也成功地进行过一些政治活动，如校园“驱张”，湖南“五四”，但规模、影响、程度等都不如这一次。这里面有着全国革命预演的影子。

　　“驱张”成功后，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新星出现在湖南的历史舞台上。

　　■链接

　　湘人为人格而战

　　(1920年6月9日)

　　毛泽东

　　湘人驱张之目的，有一天“一湘人”说得很详悉。但我所知道的，还有以下两点：一是张氏要种鸦片，尽可明白勒种，不算罪恶。但他不然，四处挂起禁烟的招牌，而长沙知事喻兆桐在去年七月里，召集长沙全县百余团总，在县署开秘密会，宣布大帅(张敬尧)意旨，发给种子四万包。开过会，团总把这件秘密宣布了。一是教员发薪，实发七成，收条上要写收到十成。教员愤极，推一代表，携带证据，赴京控诉，行到信阳州，被连夜赶到的侦探搜了去了。这两件很足激起湘人的敌忾心，总说杀人放火还其次，这样欺人太甚，有些难忍。驱张运动的发起，名流老辈小子后生，一齐加入，就是缘于这几种很深刻的激刺。故湘人驱张，完全因为在人格上湘人与他不能两立。湘人驱张，完全是“为人格而战”，和蔡松坡(蔡锷)云南誓师，说吾为人格而战是一样的。

　　(原载1920年6月9日上海《时事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