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的攻坚战取得了明显战果——到目前，先后有18名贪腐省部级官员落马，厅局以下落马贪腐官员则以万计，这对于刹住日益猖厥的贪腐势头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更重要的是，人们从反腐的行动中，看到了希望与决心。
2014年是反腐的关键年。反腐倡廉如何深入推进？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对今后的反腐工作有何期待？4位省政协委员走进湘声报新闻会客室，就这些问题发表看法。
嘉宾：
雷震宇 省政协委员、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刘晓敏，省政协委员、省社科联巡视员、研究员
谢一明 省政协委员、株洲市监察局副局长、市优化办主任
向志强 省政协委员、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副院长
反腐动真格让民众看到希望
湘声报：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怎么看待这一年来反腐倡廉的行动和成效？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雷震宇：中央深入推进反腐倡廉的决心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确实到了必须坚决严惩腐败的时候，不然就会危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十八大以来，民心回暖是我最深刻的体会，普通百姓、知识分子都看到了希望，觉得共产党是动真格的，而不是走形式。
刘晓敏：十八大以来，中央和省委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党政干部的禁令性要求、政策，比如禁止公车私用，反对大吃大喝、大操大办。这类条款都规定得很细，很有针对性。现在反观过去一年来的成效，部分高档酒楼面临转行或停业，高档烟酒普遍降价，机关单位接待费用大幅下降，这就说明不正之风确实得到了遏制。我相信老百姓也是有目共睹的。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公款出国的问题。我所在的单位共有7位领导，2013年只有1位领导出国考察成行，还是请示省政府相关领导亲自批准的。我觉得这类禁令的出台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及时的，深受百姓欢迎的。
谢一明：应该说中央反腐的力度非常大，成效也很明显。去年一年来，全国反腐案件达到18万多件，是这20年来的一个高峰。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央纪委研究室提出的“两个为主”和“两个全覆盖”。“两个为主”，一是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二是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这有利于强化他们同上级纪委的沟通和联系。“两个全覆盖”就是派驻监督要全覆盖和巡视监督要全覆盖。原来中央纪委主要在政府部门设置派驻机构，在党务部门基本上没有设置派驻机构。今后，中央纪委对中央和国家机关都要派驻纪检机构。这几点的反腐力度就相当大了。
向志强：中央反腐倡廉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不然就真如习总书记所言，会亡党亡国。这一年来，出现了薄熙来案、刘志军案、刘铁男案等多个大案，也依法惩治了许多地方官员，这显示了中央反腐的决心，“老虎”与“苍蝇”一起打。而这次反腐级别之高、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令人惊讶。
“老虎、苍蝇一起打”展示了决心
湘声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你们觉得这一年是否有所改进？
雷震宇：以我看来，“老虎”、“苍蝇”之分就是权力大小的不同，“老虎”地位比较高、贪腐程度高，但现在又有一种现象，“小官巨贪”，这些官员还真不是“苍蝇”，而是“硕鼠”。当然，这一年打下来的“老虎”很多，影响很大，但是老百姓有种说法，“老虎太远了，苍蝇很烦人”，因为他们接触的大部分是“苍蝇”。所以打“苍蝇”也很重要，直接关系到百姓利益。
刘晓敏：不论是“老虎”还是“苍蝇”，不论是大案还是小案，发现一个处理一个，这表明了党中央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也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从去年以来，包括对副省级以上干部的立案查处率从原来一个月没有一个到一个月好几个，这充分显示了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
“老虎”、“苍蝇”一起打，也把抓反面典型与反腐的普遍教育结合起来。党政干部会从中提高思想认识，转变工作作风，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谢一明：我们在反腐的时候，不管你职务高低，只要违法就打。对一些典型的腐败，影响党和国家形象，还有不作为现象也要进行打击，而不仅仅局限于只抓违法犯罪的官员。
还有一点就是，以前我们都是等着别人来举报才去查，现在我们会主动去暗访调查。
向志强：我感觉还是非常有成效的。权力过分集中，没有监督、制衡，人黑暗的一面就容易展现出来，所以才会出现一把手腐败、“一言堂”。习总书记上台后的许多政策都提到了对一把手的限权，有些地方甚至出台了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干部人事工作、财务工作等，以及严格规定领导干部工作和生活。
“电视问政”值得坚持下去
湘声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湖南已经进行到第二阶段，你们对第一阶段活动的成效有何评价？湖南首次对厅级干部开展“电视问政”，你们认为效果如何？
雷震宇：第一阶段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得十分扎实，确实发现了很多问题，也进行了相应改善。现在很多群众反映，政府窗口单位的态度好了、效率高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成果。
我看了一期“电视问政”，群众的问题很犀利，省物价局、环保厅、药监局的领导们被问到流汗，当时就感慨“当官难，做一把手更难”。让百姓参与到与他们利益相关的事情中来，这是一种进步，也是民主监督的重要体现。
刘晓敏：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是一个由内而外的洗礼过程。为什么这么说？这是一个学习、交流、讨论和反思的过程。也许原来党政机关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都是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但在活动中，就有可能“刺刀见红”，内心受到了触动，平时认识不到位的地方也渐渐提高思想觉悟。
“电视问政”这个节目我看过几期，这种节目并不是说要故意为难官员，而是起到舆论监督的示范效应，我希望这种模式能长期坚持下去。
谢一明：群众路线教育对加强执政党建设是很有必要的，这次群众路线教育抓得很准，效果明显好于前几次，这不仅仅是身在其中的干部感受到了，人民群众也有强烈感受。有一个说法是“中国的公务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但是现在没有人会这么认为，他们的感受是“当官不容易，当官难”。
向志强：我看过“电视问政”这个节目，非常好。通过电视聚焦官员，它不仅仅是百姓与政府之间的事情，还成为公共事件。若政府未能合法公正办理，被问政的厅局长将会变得很被动，涉事官员可能被追责。而媒体还应该多次跟踪，最好能使事件得到合法公正的解决，这样会对其他政府单位形成一个威慑。
治理“三公”消费树立了信心
湘声报：网民最关注的反腐议题包括灰色收入、网络反腐、惩治行贿、问责制度、“三公”消费、财产申报等。你们最关注的反腐议题是什么？
雷震宇：很多议题都值得关注，比如说限制“三公”消费。以前每到春节，一些朋友在一起聚会，说实话也有部分是公款消费，但今年基本没有聚餐了，都是在自己家里吃，请朋友也到家里来，既节约了开支，也保养了身体。刚开始，官员们可能有点不习惯，但慢慢就好了。
刘晓敏：我个人谈不上侧重哪个方面。中央反腐倡廉出台的方案是一套“组合拳”，涵盖了从微观到宏观的方方面面，凡是违规违纪违法的，党政干部都不能去做。不管是反对公款消费还是权力腐败，是主张财产公示还是建立问责机制，都一样值得重视和关注。
谢一明：我最关注的是“三公”消费，因为这个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它带来的消极影响和负面影响很大，我们作为监察机关，对这方面都是从上到下抓。这一年来，通过加强反腐力度，整体“三公”消费的额度下降了50%以上，这是很了不起的。
第二个就是财产申报，这是整个国际反腐败都在推行的措施，国外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老百姓对财产申报的呼声很高，但我认为要做好这项措施还有待时日，应该说目前只能把这当成反腐努力的方向和趋势。
向志强：我最关注网络反腐。它是社会可以直接参与反腐的一种方式，但它也有局限性。它没有制度的保障，偶然性很大，虽然有“表叔”、“房叔”等网络反腐个案，但还是有许多网络爆料没得到解决。另外它也可能伤害无辜的官员。
最期待中央反腐能持之以恒
湘声报：你们认为反腐倡廉在哪些方面应该加强？对反腐倡廉有何期待？
雷震宇：主要是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方面应该加强和完善。比如杜绝公车私用，货币补贴的政策应该尽快出台。值得思考的是，反腐倡廉固然力度要加强，但有关公务员待遇的配套政策还是要加以完善。虽然以我们目前的财力，还谈不上高薪养廉，但至少要有一定提高，使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们不至于为生计发愁。
我最期待的就是中央能继续深入地坚持反腐倡廉，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倡廉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目前的这种力度至少要持续几年，真正做到风清气正，我也相信会持之以恒。
刘晓敏：到目前这个阶段，我认为要把反腐倡廉全面彻底地执行到位，还要从三个方面做起。首先要从上做起，中央提出的要求，中央领导要率先垂范。其次各单位各部门的一把手要做好，一把手如果以权谋私，其他领导也会跟风。这就涉及到一把手监督机制的问题。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中央禁令出台了，相关的政策细则也要配套，从宏观上来说，就是要尽快研究解决公务员高薪养廉的问题。我建议国家根据整体的经济情况和财政能力，适当合理地提高大家的工资水平。
谢一明：反腐工作其实牵扯到利益阶层、利益集团和地方保护主义。现在的监察机关，由于制度问题，权利不够大。比如地方的监察机构干部是属于地方党委管，那他在工作中肯定有所顾虑。“纪委独立”这样的呼声一直都有，就是某一个地方的纪委官员级别要高于其监督对象，这样监督起来就好多了。
我期待的是，在具体的反腐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能够及时得到解决，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完善我国的反腐制度。
向志强：目前，制度不是很完善。希望中央能加强权力制衡，并提供平台让社会各界能更好地参与到反腐当中。希望中央能一如既往地保持现有的反腐力度，并不断完善反腐制度，让老百姓看到希望。
（湘声报/本报记者刘敏婕、黄旻、陈彬、彭英杰，实习生戴惠强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