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6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
毛泽东是湖南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正如他自己说的：这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湖南的五四运动既合着全国的频率，但又有着自己的特点，由反帝反封建，发展到驱逐北洋军阀代理人张敬尧。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毛泽东等驾驭运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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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印：修业小学
“五四风云筹策地”
11月10日，记者来到长沙市都正街街道马王街28号。这里现在叫修业学校，94年前是修业小学。
1959年周世钊重游这里时，填词《浪淘沙》，说这里是“五四风云筹策地”，而且“胜迹长留”。
在这里执教过40年的吴老师告诉记者，伟人的足印深深刻在这里。她指着那面展示墙说：“看，毛主席的事迹都‘陈列’着呢!”“那里还有毛主席青年时期的铜像”，她指着学校院子的最南端。“只可惜，毛主席曾经住过的八角亭，后来拆掉了。我现在住的房子就是八角亭的地基。”她说。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在修业小学落脚，因为他的好友、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
一番寒暄后，周问毛住何处?毛说未定。周便邀请毛到修业小学居住，并告之该校高小部正缺历史教师，每周只有6节课，只要毛愿意现在就可以“上岗”。毛泽东就这样作古正经地当起了先生。
没多久，五四运动爆发。
当北京的消息传到湖南，毛泽东立即起草了一个字数不多却热情奔放的传单。传单的第一句话是：“同胞们，起来!用我们的热血，挽救祖国的危亡。”提出“废除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长沙几个学校散发。
毛泽东就这样投入了湖南的五四运动。他在“修业”工作的8个月，也是战斗的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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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印：湖南“商专”
湖南“五四”前线指挥部
当年，湖南省学联会址设在落星田——湖南商业专科学校内，因为学联主席彭璜是这里的学生。
现在，这个会址已无寻处，可当年它是湖南五四运动的“前线指挥部”。
长沙地区罢课的号令从这里发出，给北京政府要求其拒绝巴黎和约等通电也是这里发出;《湘江评论》编辑部的牌子也挂在这里。
当时，湖南省当局对北京的消息极力封锁，致使长沙的进步人士对北京五四运动情况知之甚少。为推动长沙的学生运动，北京学联代表邓中夏来长沙找到毛泽东，向他介绍了北京的情况。
毛泽东、何叔衡等商量，决定改组当时的省学联，让其成为领导湖南五四运动的前线指挥部。据当时已参加新民学会的蒋竹如回忆：“5月23日晚上，我正在(一师)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派来了两个代表……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推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头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5月25日，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20余名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邓中夏通报了北京学运情况。会议的直接效果是：3天后，新的湖南学联成立;6月3日，长沙20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发出了拒绝巴黎和约等六项要求的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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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步：离开会场
也是实际领导者
毛泽东不是学生，可学联接受他的指导。历史证明，“他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当年一师学生，解放后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的白瑜回忆说：“我校(一师)开预备会议决议授权代表表决(罢课)时，毛亦参加，当时我是主席又是出席学联的代表，见情势不对，提议清查会议，凡是没有班代表资格的一律请退出会场。毛很生气，毛虽然离开会场，罢学的提案还是通过了。”这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在组织罢课中的作用。
罢课，罢课，在省学联的指挥下，长沙市区高校、中学、小学都行动起来。
没收日货，提倡国货，学生演讲团走向街头……
演出《亡国鉴》、演出《青岛风云》、演唱《朝鲜亡国惨痛史》，学生演剧队走向街头……
暗地囤积日货坡子街的华太长被捣毁……
日商戴生轮日本水手被判刑……
7月7日，湖南学联和国货维持会共同在省教育会坪，举行焚烧日货行动。人们将没收的日货堆积起来，放火焚烧，人们在红光满地中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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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印：白果园
《湘江评论》印刷处
记者来到解放路街道化龙池社区白果园33号——当年《湘江评论》印刷处。
这里本是实业家章克恭在1916年与人合伙创办的湘鄂印刷公司。当时，这个公司印刷设备一流，印刷产品精美。毛泽东承担着《湘江评论》的写稿、审稿、编辑、校样和跑印刷厂的任务，在寻找杂志承印厂家时，也就选择了距离近、质量好的“湘鄂”。
原来，在5月25日召开的“介绍会”上，毛泽东提出应搞一个刊物来宣传先进思想。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并确定由省学联主办，毛泽东任主编。经过精心筹备，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创刊号刊登了署名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毛泽东在宣言中，主张以平民主义来打倒强权;主张彻底研究学术，努力追求真理;主张民众联合，向强权者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这些也成为《湘江评论》的主要内容。
《湘江评论》一创刊便得到了社会认可，以“它文风新颖，通俗易懂，笔调尖锐，气势磅礴，切中封建统治的要害”，产生了强烈影响。创刊号当天全部销完，后重印了2000多份，仍不能满足需要。从第二期起改印5000份。
各方好评如潮。《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胡适评论《民众的大联合》“确是现今的重要文章。”北京《晨报》赞扬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评论道：“著论选材，皆极精粹，诚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
《湘江评论》最大作用还是推动思想解放。《明德旬刊》在创刊号曾形象地描绘这种作用：“就像太阳升起来了，照亮了我们的眼睛;警钟响起来了，震动了我们的耳鼓，启聋发聩，指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湖南的青年站起来了，在《湘江评论》的启发下，做推动新文化、新思想的先锋，一齐向反帝反封建的前线。”因此，《湘江评论》的诞生，就像“湘江打开了洞庭湖的闸门，各种思潮，浩浩荡荡地涌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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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步：“蒸笼”里头写檄文
虽然《湘江评论》的编辑部牌子挂在湖南“商专”，其实真正的编辑部在修业小学毛泽东住所里。
毛泽东白天教书，晚上写稿、编稿。毛泽东的“邻居”周世钊解放后回忆说，他和毛泽东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木板。他半夜醒来时，还从壁缝中见到毛泽东房里的灯光，原来毛泽东还在为《湘江评论》写稿。当时，毛泽东所住的那间小屋，十分闷热，他便脱掉衣服，在昏暗的灯下写稿、编稿;最让他感到恼火的是汗水和蚊子，每晚一进小屋就像进了蒸笼，而成群结队的蚊子也向他进攻。“当时毛泽东的身上被蚊子咬出血泡，但他仍不停下。”
而易礼容的亲历则叫人心痛：“记得一天早上我去宿舍看望他，朝阳正照在他的黑色夏布蚊帐上，他还没睡醒(当然是因为夜间工作耽误了睡眠)，我轻轻揭开他的帐子看，不料惊动了好几十只臭虫，在他的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面乱窜，每一只似都肚皮饱满。想来，不止一夜、十夜、百夜臭虫饱尝了主编《湘江评论》的人的血。”
一个多月内，毛泽东为《湘江评论》写了40篇文章。他此时的生活异常艰苦。他的薪水除吃饭外就没有剩余，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布裤穿得也很破旧。在这种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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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步：“不开闸门，
何以成洪流?”
《湘江评论》是号角，唤起了民众。湖南人行动起来了。7月7日，省会各界在教育会坪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焚烧日货行动。 可对于督军张敬尧来说是魔咒，自然要被他视为眼中钉。他在焚烧日货的那天，亲率荷枪实弹的军警来捣乱会场，恶狠狠地骂了一通：学生“扰乱秩序，名为爱国，实为祸国”，发出“学生只准读书，教员只准教课”，“如果不听本帅的话，还要闹事，本帅就要办人，决不容情”警告，强令学生解散后，仍不罢休，决定堵住这扇“洞庭闸”。
1919年8月中旬的一天，《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还未发行。那天，几个学生编辑正在“商专”的编辑部里议论稿件，湖南督军张敬尧手下的徐副官带领着七八个士兵闯了进来，先就是几枪托，将门楣上的“《湘江评论》编辑部”木牌砸落在地。
徐副官双手叉腰，一脚踩在“《湘江评论》编辑部”木牌上，喊道：“哪个是毛泽东?”身着灰布长衫的毛泽东闻声而出：“武将叫阵，文人出马，长沙的事情如今也像北京一样奇怪。先生，敝人姓毛，名泽东。”
徐副官仔细打量了一番对方：“你就是要把洞庭湖开闸的《湘江评论》主编?”
毛泽东笑笑，说：“不开闸门，何以成洪流?不唤起民众，何以反抗专制?你们军人有炸药，若是你们也来参与开闸，一声爆破，何愁湖南的革命形势不一日千里?”
徐副官被毛泽东几句棉絮里面包石头的话“打”得哭笑不得，只得声色俱厉地告诉毛泽东，他是“奉张大帅之命前来警告的”，再不“勒马”，就要抓人。
《湘江评论》就这样被张敬尧查禁了，省学联被同时勒令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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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音：“推翻武人政治”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屈服，湖南人并没有屈服。
“所有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毛泽东和先进分子的结论。
张敬尧不仅祸湘，更是爱国的障碍!湖南人民也看得清楚。
湖南学生运动有了新的“宣言”——“推翻武人政治”，矛头直指军阀统治。
湖南的五四运动向纵深发展，声势浩大的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拉开了序幕。
■链接
我们饿极了
毛泽东
(1919年7月14日)
我们关在洞庭湖大门里的青年，实在是饿极了!我们的肚子固然是饿，我们的脑筋尤饿!替我们办理食物的厨师们，太没有本钱。我们无法!我们惟有起而自办!这是我们饿极了的哀声!千万不要看错!
(原载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毛泽东早期文稿》30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