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心理帮助的这两名富士康夫妻职工，事后坦言是因为二人的感情冲突。尽管发生了九连跳，但富士康的招工显然并未受到影响，与其他企业相比，其完善的福利待遇仍旧受到众多求职者的追捧。(5月18日长江网)而与此同时，富士康的新闻发言人刘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员工坠楼和企业管理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认为坠楼者主要问题出在自身。今年富士康每天有近8000人在招募点排队，那么多年轻人希望到富士康工作，如果富士康是 血汗工厂 ，会有那么多人来应聘吗?”(《京华时报》5月19日)

　　发言人刘坤之问恰恰是富士康这个问题的纠结所在。既然富士康工资支付及时、职工社会福利较为完善，为何又接连发生如此密集的坠楼事件?

　　富士康的坠楼悲剧能否和血汗工厂的盛名直接挂钩、能否作为一代农民工的“苦闷”象征，争论不休。但换一个思路，不拖欠工资、基本完善的社保以及劳工保护措施，是否就是工人的全部权利?

　　以人权理论观照富士康企业管理，俯身于生产线上的产业工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基本覆盖的社保和劳保，那是属于生存权的范畴。社会更应关注的，是一代产业工人的发展权问题。这个角度或可作为解答富士康在完善社保之下的坠楼悲剧的原因之一。

　　《京华时报》的记者采访了富士康的一位普通职工：“富士康讲的是 速度 和 效率 ，在生产线上，员工不能随意说话、不能接听手机、无人顶替不能离岗，而且不少基层管理人员态度恶劣，对普通工人很不客气。一个人如果心理受到创伤、工作上又有压力，就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再被主管骂，很容易想不开。”一个管理严苛、作业时间长、技术含量低、机械性重复高强度的工作流水线上的工人，即便有完善的保护和社保，也很容易被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当人成为机器，而又心怀作为人的发展的苦闷，这内心的冲突又会发展一个什么样的极端?

　　富士康模式，在代加工的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十分普遍。以富士康所在的深圳市为例，深圳市总人口1000多万，而户籍人口只有200万。就是说，其中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外来的务工者。大量的农民工潮水一样涌入这座城市，所寻不过是生存和就业的权利。这是富士康尽管发生九连跳仍旧招工火热的后备军。对于此阶段的中国，更大的悲剧在于，尽管九连跳、尽管军事化严苛管理，务工者仍旧前赴后继 在务工者为了生存二字辗转城乡之间的时候，去谈作为产业工人的利益表达权、企业民主权益参与权、带薪休假权、社会的法制保障机制以及本应给与的社会救助机制 这些作为人权的发展权问题，是否显得奢侈?要知道，在某些企业，工人的权益问题甚至还停留在及时支付工资起点上。

　　而如果不去关注及时支付工资背后的工人发展权问题，富士康模式仍旧是还是一面光鲜的镜子。而富士康模式下的工人，不过是流水线上一个不自由的机器这个实质，是用无论如何覆盖完善的社保都难以掩饰的。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便脱身富士康，一个产业工人也都将面临不自由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