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荣是石家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计生委主任。在这个岗位上的每一年，她都能捧回市级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书，一家人以她为荣。然而，就在今年初，这位64岁的母亲失去了自己的独生儿子。她和丈夫陷入了对“老无所依”的深深恐惧之中。(8月8日《中国青年报》)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自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对计划生育一味的只控制人口数量，忽略世代更替，造成国家严重的老龄化，未富先老的格局，似乎是刚刚意识到。如果在着眼于其“积极作用”的同时，意识到由此必然带来的后果，把独生之女家庭的养老保障同时列入“计生”工作之中，至少会少了很多除了亲情以外的社会伦理问题。
而现在面临的这个“社会问题”，并非局限于是不是让小辈更好地赡养老人，而是“独生子没了怎么办”的“失独”问题。“当下，首批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步入老年。有专家估算，目前全国至少100万个失独家庭，每年新增7.6万个。”
虽然由一个热衷于“计生”工作的老人的“失独”来演绎这种困境，难免让人百感交集，不理智的人还可能称之为“报应”，这显然是冷酷和有失公允的。但是，如果把这个所谓的“报应”看作广义上的前因后果，就不该仅是这位“计生”积极分子始料不及，而且是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严重失误。
计划生育对应发展问题不难理解，少几张嘴吃饭肯定减轻了发展的成本，提高了发展的速度。但是，既然有关“发展问题”，那就不是一种临时的应对，也就是说不是求得眼前好过的权宜之计。那么，相关的善后部署体现在哪里呢?怎么会让一个坚定不移地宣传和执行“计生”政策的积极分子，在痛失独子后，陷入了对“老无所依”的深深恐惧之中?
客观的说，按照“计生”后获得的发展进度，以及达到目前的生活水平来看，还真多亏了“计划生育”。试想，在现在的生活压力下，如果抚养几个孩子，估计不少家庭会不堪重负。所以，还是一个经济能力的问题。事实上，“计划生育”对足够有钱的人来说，还是一纸空文。问题在于，由“计划生育”节省下来的发展成本中，国家是否预留了满足“老有所养”的公共服务资金?是不是如李建荣所说的“我们是‘一孩化’的先驱，我相信国家不会不管”。对于这个问题，国家计生委原巡视员、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原理事长苗霞如也不过是在刚刚过去的7月，愤愤地表示：“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但现实的情况是，社会对孤寡老人的公共服务产品还相当稀缺。7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获悉，“‘一福’一床难求，目前有9000多人在排号等待入住。全部满足预计要等十几年。”不仅如此，养老院的高额收费，已经让很多家庭难以承受。很多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以前办养老院的困难是老人不愿住养老院;现在的困难是老人想住养老院，但又住不起。
这样看来，对“计划生育”必然带来的后遗症，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还没有考虑周全。照理，由于“计划生育”改变了传统的赡养格局，不但是对于“失独”这样的极端困难家庭做好善后准备，更应该对普遍的老龄化问题未雨绸缪。其实，在人们为“失独”的孤寡老人唏嘘不已之时，还有更多的家庭面临着“老有所依”、“老有所养”难题。而这些问题并非是家庭自身造成的，也不是凭家庭能力可以解决的。当一位“计生委主任失去独子后陷入恐惧，后悔没生二胎”时，在肯定“计划生育”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是不是该要求政府用“可持续性发展”的理论，承担起不可推卸的责任?
知风